來源：《文史博覽》2010年第01期 作者：徐佔信
來源：《文史博覽》2010年第01期 作者：徐佔信
提起滿洲里，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一眼望俄蒙，雞鳴聞三國”的邊陲小城。但更加鮮為人知的是，20世紀20年代初，這座北接蘇聯、西鄰蒙古的中國邊城曾左右過中國共產黨的命運。
20世紀初的滿洲里，反動勢力不如內地那樣強大，但反蘇反共勢力在不斷增強。俄國十月革命後，東北軍閥張作霖封鎖了中蘇邊界，還在滿洲里四周掘壕為界，並派重兵駐守，使來往於中蘇之間的革命同志隨時都有被發現或遭逮捕的危險。
為保證革命同志的安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國際聯絡部派人在上海、北京、哈爾濱等地建立交通聯絡站（處），並協調在中蘇邊境駐防的蘇聯紅軍邊防部隊和保安部門做好接送工作，並在赤塔（蘇聯西伯利亞地區東南部城區，鄰近中國）、86號小站（該站是當時從俄國國內向東排至國境的第86號會讓站）、滿洲里等地設立了祕密聯絡站。
由於滿洲里距蘇聯國境站86號小站只有9公里，而且每天有一列從哈爾濱開往滿洲里的旅客列車，經哈爾濱到滿洲里這條鐵路去蘇聯比乘輪船要節省很多時間和經費，也相對安全。滿洲里便成了其中形成時間較早、持續時間較長，發揮作用較大的一條紅色國際祕密交通線。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在東北地區實行法西斯統治，對中東鐵路東西兩線加強防範。為了保證滿洲里通往蘇聯的祕密通道暢通，中共北滿特委派紀中發和李芳假扮夫妻，從哈爾濱到了滿洲里，以“晉豐泰”為鋪名籌建一個雜貨鋪做掩護，建立了滿洲里交通站，主要任務是從事國際交通工作，負責護送去蘇聯的同志，但不負責接待回國的人員。
滿洲里交通站與蘇聯境內的交通站有祕密聯繫。哈爾濱方向來人後，滿洲里交通站馬上與設在蘇聯奧特波爾的蘇聯國家保安部取得聯繫。他們常派一個以鐵路扳道工身份為掩護的蘇聯交通員來把人接走，送上蘇聯境內交通站派來的馬車，然後越境去蘇聯。有時這些同志就在交通員的帶領下偷越國境。蘇聯交通員有時以到晉豐泰雜貨鋪喝酒為名，給交通站送來共產國際的文件、活動經費，而紀中發也常把滿洲省委的信件、情報等交給他們帶走。
交通站成立後，接送了一批又一批往返於中蘇之間的學員，以及黨的工作者和部分抗聯家屬，傳遞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和哈爾濱特委的一些重要信件。
1924年5月，時任全國鐵路總工會總幹事的張國燾被捕後，忍受不住敵人的嚴刑逼供，出賣了李大釗等人，北洋政府立即命令緝拿李大釗等共產黨領袖。在險惡的形勢下，李大釗在兒子的陪同下避走他鄉。不久，黨組織通知他率領中共代表團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第二天，他化裝成生意人，冒著生命危險回到北京，在一個臨時住處同出席共產國際“五大”的其他代表碰頭，商定了出發的時間。
為了安全，李大釗同其他代表先後離開北京，隨後經哈爾濱來到了滿洲里。在交通員的安排下，李大釗住進一家小旅館。交通員引來了幹練的店老闆。店主直率地說：“你們6位同志，起碼要坐3輛馬車，每輛車連車伕在內不能超過3個人。每輛馬車一定要用4匹馬拉，才能安全地偷越國境！”“怎麼需要這麼多的馬來拉呢？”這時店主詳細地向李大釗介紹了國境線一帶的情況。
在越境必經的中蘇兩國分界處有一片光禿禿的山坡，山上有碉堡，不分晝夜有士兵放哨。所以，要求闖越國境的馬車輕便、快速，能一口氣闖過去。
翌日凌晨，天還未亮，交通員已把僱來的3輛馬車停在旅店門前，李大釗和婦女代表劉清揚坐在前面一輛馬車上。天將矇矇亮時，12匹快馬拉著3輛馬車趕到國境線。有經驗的馬車伕把馬車趕進兩個碉堡中間的山溝裡，以躲避哨兵的視線，並揚鞭催馬，飛快地向國境線衝去。馬蹄聲驚動了哨兵，頃刻間，槍聲、車輪聲、馬蹄聲匯成一片。由於趕車人路熟，在天亮前，3輛馬車平安地越過了國境線。
曾被當做偷渡客“送回”蘇聯的王明回憶當年偷越滿洲里的情景說：“一年冬天，我經過滿洲里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會議。當時，我打扮成商人從哈爾濱乘火車到達滿洲里車站後，在指定的車廂前站住，將皮箱（裡面是參加會議用的文件）放在站臺上。這時便過來一個偽警察，他用腳踢踢箱子，罵道：‘什麼私貨？拿去檢查！’隨即把我領到站裡，把箱子妥善鎖到一個小屋子裡後，便領著我吃飯去了。傍晚時分，偽警察與另一個夥計套個爬犁，假裝監視我，把我送到邊境線鐵絲網旁停下來。估計當時偽政權在邊境上也有哨所，但黑暗中我未看清。只聽到協助我的那位警察連踢帶罵地說：‘你是從哪爬進來的，快說!快滾回去！’一下子把我推到蘇聯境內，並將箱子也遞過來了。這樣我便順利地來到了蘇聯。”
1922年4月，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在中共中央全會上提出國共合作的建議，但沒有被中共領導人採納。他決定返回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馬林的觀點得到了共產國際的肯定，共產國際以遠東部部長維經斯基的名義簽發了“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命令”，並用英文打印在馬林的絲制襯衣上。
8月初，馬林經滿洲里到達上海，在中共西湖特別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進一步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建議。這次會議雖然尊重共產國際的意見，通過了相應的決議，但大多數人員對加入國民黨的問題仍持懷疑態度。隨後，馬林又數次經滿洲里來往於中蘇之間。最終，共產國際執委會經過研究討論通過決議，要求中共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正式決定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策略。此後，馬林經滿洲里返回北京。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制定了關於國共合作的方針，使當時幼小的中國共產黨藉助與國民黨合作的機遇，迅速得以發展壯大。
此後10年左右的時間，共產國際向中國派駐包括馬林、達林、鮑羅廷、李德、米夫在內的大批代表和軍事顧問，他們中很多人都是冒著生命危險穿越滿洲里來到中國。曾幫助中國籌備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達林在他的回憶錄裡描述過他由赤塔到達滿洲里時的驚險場面：“終於到中國了，火車停下來，周圍站滿了持槍‘執勤’的中國士兵，不許下車。這時又來了一個英國人，他自我介紹說代表中國海關執行公務，後面跟著一個穿中國軍裝的俄國白衛分子。他如臨大敵地仔細打量著我們，又詳細地檢查了身份證和護照，賊溜溜的眼神不時地在我身上掃過，好像要查出一些俄國赤黨的蛛絲馬跡。”
1927年，在白色恐怖嚴重的情況下，為了保護、撫養和培育紅色後代，中共中央陸續把一些烈士遺孤和中共領導人的子女經滿洲里等地，送到蘇聯國際兒童院學習和生活。其中就包括毛澤東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劉少奇的孩子劉允斌、劉愛琴，朱德的女兒朱敏，蘇兆徵的兒子蘇河清，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林彪的女兒林曉霖，陳伯達之子陳小達，陳昌浩的兒子陳祖濤，蔡和森的兒子蔡博等等。
這些孩子在蘇聯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免受了戰爭之苦。
1937年4月，由於中共北滿臨時省委領導下的哈東特委負責人叛變投敵，供出了他在1935年12月下旬由莫斯科回國途經滿洲里交通站的經過，致使日本關東軍瞭解了這條國際交通線的情況。1937年11月，因哈爾濱國際交通局中方負責人被捕後供出了下屬姓名、地址、活動方式和聯絡暗號等，致使滿洲里交通站被破壞。至此，哈爾濱國際交通局及下屬各交通站均遭到敵人破壞，被捕者達2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