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惡魔：一門顯學是如何跌落神壇的

回望歷史，思考當下，這裡是嘯瞰風雲。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這場革命給整個歐洲注入了一針強心劑。一時間，各國的文人賢達興奮不已，他們從法蘭西看到了一個美麗新世界。

當時有兩位思想家，一位叫葛德文，一位叫孔多塞。他們主張一切社會問題都能通過制度來解決，孔多塞甚至認為，人類正朝著無限完善大步邁進，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們將告別一切貧困、壓迫與不公。

兩人的觀點風靡一時，在英國，有一位紳士多年後也成了他們的粉絲，他的名字叫丹尼爾·馬爾薩斯。馬爾薩斯鍾情於法國革命，還把葛德文等人的著作推薦給他的兒子，希望這個年輕人也能接受一下“革命思想”的洗禮。

誰知兒子看完並不買賬，他反駁道，貧窮是無法避免的，這幫人想的太天真了！為了申明自己的主張，他把自己的想法寫成了一本小冊子，名字長的嚇人，叫做《論影響社會改良前途的人口原理，以及對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家推測的評論》。

這本書，就是今天膾炙人口的《人口論》，而它的作者，就是後來英國的第一位經濟學教授：托馬斯·馬爾薩斯。

1/5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我們上中學的時候就學過了，這本書的大意是：人口是呈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維持生存的糧食是呈算術級數增長的，所以，人口的增量必將超過糧食的增量，糧食危機會定期爆發。為了阻止悲劇的發生，我們必須控制人口，以免跌入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

馬爾薩斯陷阱的幾何解釋

那麼怎樣控制人口呢？馬爾薩斯認為有兩種手段，一個是自然的，一個是人為的。所謂自然手段，就是饑荒、瘟疫和戰爭等非主觀因素，它們雖然可怕，卻能有效遏制人口的過快增長。所以在馬爾薩斯眼中，災難是某種積極的東西，從長遠看不過是大自然調節人口的必要機制。

所謂人為的手段，就是鼓勵大家晚婚晚育，剋制自己的情慾。尤其是窮人，別動不動就生一堆孩子，給自己和社會造成負擔。

馬爾薩斯還認為，既然人口與資源的矛盾是永恆的，貧窮就不可避免，與其說它是社會問題，不如說是一種自然現象。人類社會的任何改革措施，都不能從根本上消除貧困。所以，馬爾薩斯反對政府對窮人的過度施捨，因為金錢不會激發勤奮，只會滋養懶惰。把窮人都養活了，生產力卻得不到提升，到頭來還是得由社會來買單。

馬爾薩斯的理論在今天成了自由主義者反對福利國家的依據，但他關於人口增長的悲觀論調已經被徹底否定了。今天的人們普遍相信，技術進步與全球貿易讓我們徹底告別了“馬爾薩斯陷阱”。馬爾薩斯在《人口論》裡的所說的大部分內容，均已成為了過去式。

《人口論》在19世紀的歐洲深入人心，包括達爾文在內的一大批思想家，都對馬爾薩斯的洞察力表示了欣賞。達爾文認為，他的自然選擇理論是對馬爾薩斯觀點最好的詮釋，連大自然都懂得淘汰弱者，為何人類就偏偏執迷不悟呢？收容所和醫院救活了無數殘疾人與低能兒，一貧如洗的人總愛養一堆孩子，而勤儉節約的人則很晚才結婚，這對人類社會的進步有害無益，我們是不是應該管管？

馬爾薩斯是個善良的人，除了經濟學家，他還是一位鄉村牧師，沒有證據顯示他生前對窮人或弱者有過歧視行為。但馬爾薩斯不曾想到，以他的觀點為土壤，後世的聰明人在此埋下了一顆危險的種子，這顆種子的名字叫做：優生學。

2/5 寧要質量，不要數量

馬爾薩斯去世後，如何有效控制人口成了各國政府最關心的話題之一。不少人受馬爾薩斯的影響，斷言慈善對於窮人是一種罪惡，施捨窮人不僅會助長懶惰，還等於變相地鼓勵他們生育，難道世界上還有比窮人生孩子更可怕的事嗎？馬爾薩斯的學生，後來擔任英國財政部大臣祕書的查爾斯·特里威廉甚至認為，饑荒是上帝懲罰墮落者的有效手段。

當然，比起讓窮人自生自滅，還有稍微仁慈一點的辦法，就是阻止他們生育，鼓勵優秀的人生孩子，只有精英的後代多了，人口的質量就提高了。

這種“寧要質量，不要數量”的想法，是由達爾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爾頓率先提出的。順便說一句，這位高爾頓也是個天才，他在人類學、心理學、統計學、數學、地理學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高爾頓是達爾文的信徒，受進化論影響，他從遺傳學角度研究了個體差異，並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如果自然選擇是成立的，我們為何不能以改造動植物的方式改良人類自己呢？

弗朗西斯·高爾頓

歷史上，人類已經成功培育了大量牲畜與農作物，如果我們能把類似的成功經驗複製到自己身上，是否就能締造一個天才的社會呢？

高爾頓對此躊躇滿志，他希望人類能通過控制生育質量讓自己變得更優秀。由此，他創立了一門名為“優生學”的學科，它以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與生物遺傳學為基礎，其宗旨就是為人類培育出更好的後代，讓優質人種多生孩子，血統劣質的人少生孩子。

那麼，什麼是高爾頓眼中的“優質人種”呢？與後來的種族主義者不同，高爾頓對人種沒有特別的偏見，但他的觀點更奇葩，竟然把階級差異作為衡量血統好壞的標準。

當時的英國已經步入工業社會，貴族社會逐漸解體，工人的數量日漸增加。高爾頓頗感不安，在他看來，工人們既貧窮又沒教養，不可能成為優質人種的備選。他的依據是：窮人不講衛生，吃的也很差，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懂得節制，只會一個勁的生孩子，所以，社會萬萬不能讓這群人佔了大多數。

19世紀的英國童工

也許是出於某種“社會責任感”，高爾頓呼籲大家為了國家利益抑制生理誘惑，他提出了優生計劃，希望政府能介入其中，通過教育、宣傳、稅收優惠等手段，讓優秀的家庭發展壯大，至於體弱多病或窮困潦倒的人只能孑然一身。他甚至建議實行婚姻國有化，即由政府根據血統進行“配對”，貧窮或身體有缺陷的人不準結婚。

高爾頓的觀點今天聽上去既殘忍又荒唐，熟悉歷史的人會由此想到兩千年前的斯巴達社會。不過在當時，支持高爾頓的人不在少數，其中不乏一些名人，如劇作家蕭伯納、科幻作家H.G 威爾斯，還有後來成為英國首相的溫斯頓·丘吉爾。

值得慶幸的是，高爾頓不是政治家，他的大多數想法都只是說說而已。然而，一旦政客們真把他的觀點當回事兒，後果就是災難性的。

3/5 從強制絕育到集中營

到了二十世紀初，優生學已經是歐美最熱門的學科之一。1912年，第一屆優生學國際大會在英國召開，大會明確提出，要將達爾文的自然選擇變成人為干預，藉助政府力量推進人類種群質量的提高。

這場大會召開前兩年，美國成立了優生學檔案局，當第二屆優生學大會舉辦的時候，美國已經是世界優生學的重鎮。二十世紀初，大部分美國民眾都知道優生學，即便他們對生物學或遺傳學一無所知，卻還是對這門學問懷有濃厚的興趣。正是對科學的盲目崇拜，讓優生學結出了第一枚惡果。

第二屆世界優生學大會LOGO

1932年，美國30個州通過法律，對低能兒、精神病患者，罪犯、癲癇病人、盲人、畸形人甚至酒鬼進行強制絕育。這項法律實施了四十年，直到70年代初才廢止，總計有63000人被迫絕育。

還有人則把優生學作為種族歧視的理論依據，白人精英要求降低黑人的生育水平，因為黑人愚蠢麻木、好吃懶做又熱衷犯罪，應該把他們的數量控制在一定比例，防止西方文明被黑人給侵蝕。

不過，美國人還不是最殘忍的，比起希特勒，美國人對同胞已經仁慈多了。

希特勒掌權後，對所謂的劣等民族開展了系統性地清洗，除了對猶太人有股莫名的仇恨，希特勒還是優生學的堅定擁護者。高爾頓僅僅不鼓勵殘疾人生育，而希特勒做得更絕，他直接把他們消滅。

據統計，納粹德國對總共40萬人進行了強制絕育，他們包括精神病患者、癲癇病人以及各類殘疾人。為了將猶太人徹底隔離，希特勒禁止他們與非猶太人性交。

但光這些還不夠，為了保證日耳曼民族血統的純正性，1939年，納粹德國終於向廣大弱勢群體伸出了魔爪。

他們先把五千名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兒童以注射的方式處死，又將七萬名成年病人殘忍殺害，因為他們都是社會的負擔。1941年，這場旨在淨化日耳曼民族的清除行動終於演變為慘絕人寰的大屠殺，600萬人，包括猶太人、政治犯與同性戀者，他們一概被納粹作為“社會負擔”送進集中營，等待他們的，是冰冷的毒氣室與冒著黑煙的焚屍爐。

被納粹處以安樂死的兒童

很顯然，納粹的行為已經構成赤裸裸的戰爭罪行，倘若馬爾薩斯泉下有知，他恐怕不會把奧斯維辛的毒氣室視為抑制人口增長的“必要機制”。如果高爾頓還活著，他也無法想象自己苦心孤詣創建的學問，會在半個多世紀後成為魔鬼的殺人武器。

當然，有人會辯解稱，這都是希特勒的錯，關馬爾薩斯們什麼事呢？的確，無論馬爾薩斯還是高爾頓，他們都不是殺人狂。這些人的初衷充滿了善意，但兩人的主張幾乎從一開始就掉入了一個陷阱，就是誤把自然選擇當做可以被人為替代的手段，這就給後來的無數悲劇埋下了伏筆。

4/5 自然選擇是一個隨機的過程

納粹的暴行讓優生學臭名昭著。希特勒覆滅後，優生學逐漸銷聲匿跡，為了與希特勒撇清關係，不再有國家敢公開宣傳或扶持這門學說。今天的人們在談論它時，彷彿在談論一門邪惡的巫術。就連馬爾薩斯的理論，也被現代經濟學教科書宣判了死刑。

不過，優生學的幽靈還在好萊塢遊蕩，在《生化危機》系列電影中，人類想通過基因技術改造自身，卻因操作不慎導致喪屍氾濫。而在漫威電影《復仇者聯盟3》裡，大反派滅霸正是馬爾薩斯的信徒，他認為宇宙的資源有限，必須通過消滅一半的人口來達到平衡。滅霸不覺得殺人有罪，用死亡遏制宇宙人口的膨脹，才是對生命最大的恩典。

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優生學明顯是錯誤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開了歷史的倒車。自從法國大革命時代起，自由平等正成為人類的共識，而優生學卻強化了人與人的不平等，它剝奪了一部分人的生育權與生存權，不僅傷害了人們的感情，更與社會發展背道而馳。

不過，以上僅僅是價值判斷，拋開道德的層面，優生學最根本的問題出在哪兒呢？

優生學的支持者認為，他們的理論依據是馬爾薩斯陷阱與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適者生存，優勝劣汰，他們只是把自然規律應用到人類世界，這難道有錯嗎？但是達爾文明確告訴過我們，所謂自然選擇，並沒有特定的目的，它並不遵循所謂從劣到優，從低級向高級迭代的過程。

仔細觀察自然界，你首先看到的是多樣性，不同的生物，不同的種群，它們在各自的系統中不斷地演化。進化不是被設計出來的，而是自然界的隨機選擇。如果你真正贊同達爾文的觀點，你恰恰不應該對生命抱以宿命論的態度，每種生物的存在，都是經過長期的演化、博弈和機緣巧合後的結果，並沒有一條貫穿始終的劇情線，也沒有所謂“我命中註定比你高級”，或者“你理應被淘汰”之說，每個生命的未來，皆充滿了不確定性。

正是這種隨機性，造就了地球龐大的生態體系，否則我們的世界就只剩下寥寥無幾的物種。既然如此，為何人類社會就能例外呢？

姑且不談那些身體殘疾的人，也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如物理學家霍金），即使一個患有先天疾病的普通人，只要把握住機會，社會也能把他塑造成有用之才。很難想象，如果我們禁止一切身體有缺陷的孩子出生，這個社會將失去多少改變的可能。而禁止窮人生孩子的想法就更顯荒唐，這不僅扼殺了窮人通過後代改善命運的機會，更會導致嚴重的階層固化，阻礙人群之間的流通，使人類退化到遠古的氏族部落。

5/5 發展的問題只能由發展來解決

人類從古至今發現並掌握了無數自然規律，我們從最初對神靈的盲目崇拜，到如今逐漸認識自身及宇宙的由來，我們一次次戰勝迷信，不斷地實現認知的迭代。

但每一次進步都是有代價的，這個代價就是新的盲目自大取代舊的盲目自大，我們從迷信上帝到迷信自己，前後不過上百年時間。

生物進化論無疑是科學史上最偉大的發現之一，它幫助我們找到了探求生命起源的鑰匙。進化論對人類的啟發不止於生物界，它還促使我們用全新的視角看待自己，既然我們發現了自然選擇的奧祕，為何不能把它移植到人類身上呢？這是個巨大的誘惑，吸引無數聰明人試圖替大自然“代勞”，用人為的手段去“製造”演化，加快文明前進的步伐。

但事實證明，欲速則不達。正如前面所說的，生物演化是沒有方向性的，它是無數場互動共同疊加的結果，正是這種複雜性，使得一切制度設計都相形見絀，不僅如此，兩者之間還存在著根本性的矛盾。

無論一項制度設計的多麼精巧，都是為了規範人的行為。換句話說，任何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帶有目標性，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降低風險與複雜度，並通過設置一系列反饋機制來誘導人的行動，這恰恰與大自然的法則背道而馳。制度崇尚有序和控制，大自然則崇尚混沌與隨機，用制度手段去模擬大自然，根本就是南轅北轍。

有人會反駁，人類不是成功馴化了很多動物嗎？誰說自然法則就不能為我所用呢？的確如此，但範圍終究是有限的。不要忘了，我們把野生動物改造成牲畜的目的是什麼？是把它們變成人類的工具，變成身邊的“生產資料”，為此不惜扼殺它們的野性，服務於某個特定的目標，通過讓動物的生活場景單一化，我們使動物變得溫順聽話。

如果我們把人類的寵物或牲畜放回自然界，它們很難生存。因為特殊的反饋機制已經使它們對人類產生了嚴重依賴，以至於無法適應多變的自然生活，是人類千百年的努力，剝奪了這些動物生存的多樣性。

但人類自己就不同了，人類有思想，有主張，而且會相互溝通，彼此互動，試圖用統一的標準或者目標去規劃複雜的人類社會，不會有好的結果。計劃經濟就犯了類似的錯誤，而建立在自然選擇基礎上的優生學，則犯了更大的錯誤，它甚至禁止生命有自由選擇的機會，它不僅違背了人的天性，更藐視了自然的法則。

正如西諺所言，通往地獄的道路，是用善良鋪就的。說到底還是那句老話，發展的問題，要用發展去解決。生命的難題，也只能用生命去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