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2019年第5期
【摘要】五四時期是中國新聞傳播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時期。在此期間，不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而且這一時期也開啟了中國新聞學研究的大門。在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進行早期的新聞學實踐活動，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新聞現象，堅持和凸顯了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黨性、人民性和真實性原則。馬克思主義新聞學便於此時在中國應運而生。
【關鍵詞】五四運動；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
40年前的10月6日至13日，在首都社會科學界舉行的“慶祝建國30週年學術討論會”上，一些新聞學組的會議代表建議成立新聞學會，進一步研究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新聞學，這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首次被正式提出。然而，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在中國的萌生卻要追溯到一百年前的五四時期。
眾所周知，五四時期是中國新聞傳播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時期。在此期間，不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而且這一時期也開啟了中國新聞學研究的大門。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正式成立，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新聞學研究團體，前後共辦兩期，而第一期會員大多都參加了五四運動，並參加了1920年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因此，這些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進行早期的新聞學實踐活動，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新聞現象，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在中國的萌生。
關於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概念，童兵教授在其主編的《新聞傳播學大辭典》中是這樣定義的：“以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分析新聞現象的新聞學論著，既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馬克思主義者有關新聞工作的著述，也包括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分析新聞現象的相關論著。”而且，以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分析新聞現象的新聞學論著及新聞學實踐，除擁有西方新聞學觀點中新聞傳播的自由性、監督性等特徵之外，還凸顯了黨性、人民性和真實性，三者相互統一，缺一不可。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應堅持的三大原則，也是我們研究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在中國萌生的重要依據。
一、五四時期，新聞刊物日漸旗幟鮮明，展現了“黨性”
堅定的“黨性”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靈魂。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黨性原則源自馬克思的“黨報思想”。馬克思認為凡是被外界視為黨的報刊的媒體，它們都被要求遵循“黨的精神”，不管這時的“黨”是否成型。之後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黨報思想”，確立為“黨性”原則。列寧講道：“唯物主義本身包含有所謂黨性，要求在對事變作任何評價時都必須直率而公開地站到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
然而，民國初期的新聞思想多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響，標榜獨立。甚至以《民立報》為代表的政治報刊呈現出“去政黨化”的潮流。但這些報刊的創辦者並未真正認識到西方新聞學的本質。西方新聞學為了標榜其自由、客觀、公正的普世價值觀，否認和掩蓋了其“黨性”立場。雖然西方由黨派創辦資助的新聞媒體極力宣稱其獨立於政黨之外，代表的是民族、國家乃至民主世界的整體利益和價值取向，但是其真實目的卻是藉此來實現其黨派政治主張的傳播和滲透。正如恩格斯所講:“絕對放棄政治是不可能的;因為主張放棄政治的一切報紙都在從事政治。問題只在於怎樣從事政治和從事什麼樣的政治。”因此，只有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始終真實地旗幟鮮明地亮出其“黨性”立場並堅守之。
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以《新青年》為首的一些報紙雜誌紛紛由宣揚西方的民主科學，轉而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新青年》從五卷五號後便開始大量刊登馬克思主義文章，如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和《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陳獨秀的《本志宣言》《馬爾薩斯人口論與中國人口問題》和《勞動者底覺悟》，顧兆熊的《馬克思學說》，陳啟修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貞操問題》，劉秉林的《馬克思傳略》，淵泉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馬克思的奮鬥生涯》等。1918年12月陳獨秀與李大釗等人又創辦了《每週評論》，以此達到與《新青年》在刊期上的相互補充。《每週評論》是中國最早的“雜誌報紙化”，也是五四時期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刊物。它系統地報道了五四運動的經過和前因後果，並第一次把這場偉大的愛國運動稱之為“五四運動”，提出學習“五四運動”的精神。
五四運動之後，隨著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1920年8月，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成立，之後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也相繼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這些小組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創辦刊物，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分析新聞現象，使中國的新聞傳播事業擁有了鮮明的馬克思主義“黨性”色彩。
首先，各小組所辦機關刊物“黨性”彰顯。
當時，中共上海發起組共創辦了兩個黨內機關刊物，一個是公開宣傳發行的改版後的《新青年》，一個是祕密發行的《共產黨》月刊。
《新青年》在五四時期的時代價值，借1923年胡適的話來講，“二十五年來，只有三個雜誌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新青年》開創的新時代在於它最終走上了馬克思主義傳播道路，實現了“身份”的嬗變。自1920年9月出版的8卷1號起，《新青年》便成為中共上海發起組公開宣傳的機關刊物，由革命民主主義刊物轉變為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刊物。鑑於之前以《新青年》為主陣地開展的“新舊之爭”“問題與主義之爭”和“社會主義問題之爭”等各種思想之爭，陳獨秀在《新青年》8卷1號的《談政治》一文中深刻分析和批評了改良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旗幟鮮明地指出了選擇馬克思主義作指導的正確性，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做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而作為祕密發行的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不僅負責黨在創建時期宣傳馬克思主義、進行黨的基礎知識教育，更在中國首次樹起了“共產黨”的大旗，喊出了“共產黨萬歲”的口號，闡明瞭共產黨人的基本主張，成為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交流思想、溝通信息、醞釀建黨的一條紐帶。毛澤東曾高度評價《共產黨》月刊。他在1920年8月給蔡和森的信中寫道：“上海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
其次，各小組創辦了中國第一批以工人為閱讀對象的馬克思主義刊物。
1847年9月，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組建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機關刊物《共產主義雜誌》出版。在其試刊號的發刊詞中明確寫道:“各政治黨派、各宗教團體出版了數以千計的報章雜誌,因而都有了自己的喉舌,惟獨無產階級,即一無所有的大眾,至今未能辦一個持久的、能夠完全維護自己利益的、特別是可以當作工人自修指南的刊物。”“無產階級迫切需要這樣的刊物。”
因此，各共產主義小組一經成立便紛紛創辦了以工人為閱讀對象的馬克思主義刊物。如中共上海發起組創辦的《勞動界》，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勞動音》和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勞動者》。其中，《勞動界》是中共上海發起組於1920年8月15日創辦的我國第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工人刊物。它不僅刊載的文章通俗易懂、簡短精悍、深入淺出，而且還運用社會調查、詩歌、小說、工人來信等多種形式，反映中國工人的真實境況，深受工人讀者的歡迎，被工人們譽為自己的“喉舌”和“明星”。正是通過這些刊物，馬克思主義得以在工人階級中廣泛傳播，促進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工人運動的發展。
除此之外，一些報紙的副刊也成為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刊物，並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黨性”。
《晨報》副刊即《晨報》的第七版。1919年2月，李大釗開始參與《晨報》副刊的編輯工作。作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正如徐培汀在《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中寫道的：“李大釗的新聞思想，是我國最早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闡述新聞現象，反映了我國早期的唯物新聞觀。”所以，李大釗從來不掩蓋其所辦報刊的“黨性”，他在《報與史》中講道：“凡一個報，無論其為一黨派或一團體的機關，或為單純營業的獨立的組織，必各持有一定的主義與見解。”因此，《晨報》副刊很快便開設了《馬克思研究》專欄。該專欄每日必有，直至1919年11月11日。先後連載了河上肇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馬克思的《勞動與資本》和考茨基的《馬氏資本論釋義》等馬克思主義長篇論著。且從1919年至1923年，每年5月1日，《晨報》副刊都會推出《勞動節紀念》專號。其中就刊登有李大釗的《“五一節”Mayday雜感》和《五一紀念日於現在中國勞動界的意義》兩篇文章。此外，從1920年起，每年5月4日，《晨報》副刊還開設了《五四紀念》專號。在李大釗的主導下，《晨報》副刊所開設的這些專欄和專號，對馬克思主義及俄國革命經驗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除《晨報》副刊之外，《覺悟》也是當時著名“四大副刊”之一，其主編邵力子1920年開始接觸《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書籍並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因此，在邵力子的主導下，《覺悟》從1920年5月起篇幅擴大一倍，並開設各種專欄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相關知識，成為中共上海發起組的宣傳陣地。
二、五四時期，新聞出版刊物改革盛行，聯結了“人民”
“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本質，與“黨性”相統一，源自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民主體觀。馬克思在《萊比錫總彙報的查封》中講道：“真正的報刊等於自由報刊等於人民報刊。”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出版啟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報紙最大的好處,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預運動,能夠成為運動的喉舌,能夠反映出當前的整個局勢,能夠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發生不斷的、生動活潑的聯繫。”
民國初期，中國的新聞傳播因受西方新聞學影響，不僅沒有堅定的“黨性”立場，同樣也不具有“人民性”。當時創辦報刊並不是為了服務人民、聯結人民。正如陳獨秀在《國慶紀念底價值》一文中所言：“世界各共和國底(的)報紙那一家不受資本家支配？有幾家報紙肯幫多數的貧民說話？資本家制造報館，報館製造輿論，試問世界上哪一個共和國底(的)輿論不是如此……”如《亞細亞日報》是為袁世凱復闢大造輿論而創辦，很明顯服務於封建統治階級。而《民權報》是以反袁為宗旨創辦，雖然它對外自稱是“自由黨”的機關報，但是並不具有“人民性”，沒有起到聯結人民的作用，且最關鍵的，當時的報紙多是文言文，完全沒有把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老百姓當作閱讀對象。儘管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曾經為“開發民智”，進行革命思想啟蒙創辦過若干白話報刊，但都未形成大的影響。白話文在當時依然被認為是“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之人所操之語”，而白話報也被看作是“俯就愚民”，不是給“讀書人”看的報紙。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主體地位的廣大人民群眾就間接地失去了瞭解時政和事實的權利。
但五四時期，這一情況發生了徹底的改變。首先，中國的新聞出版刊物迎來了一場大刀闊斧的改革。一方面，以《新青年》為主陣地掀起了白話文運動，《每週評論》《湘江評論》《新潮》《少年中國》等一批進步刊物和一些著名的文言文報紙都開始採用白話文，逐漸確立了白話文和白話報刊的地位。另一方面，由錢玄同倡導，而後不斷完善的新式標點符號的推廣和行款的改革，使報刊面目煥然一新，便於閱讀。從此，報刊不再只是為“讀書人”所辦，而是為“老百姓”所辦。
其次，在此改革的基礎上，新聞傳播聯結人民的作用日益突出。五四運動之後，為了強調民眾主體地位，鞏固民眾鬥爭熱情、喚醒民眾思想覺悟，聯合民眾共同革命。毛澤東運用在參加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期間所學到的新聞學知識，於1919年7月14日創辦了《湘江評論》。這一週刊為了便於民眾閱讀，全部採用白話文，文風生動活潑，文字通俗易懂。毛澤東在創刊號上發表《創刊宣言》一文來點明主題，強調民眾聯合的力量。他寫道：“所謂政治的，社會的，宗教的，文學的，思想的，教育的，經濟的，國際的等各類強權，都應藉助廣大民眾的強大力量，不留餘地地全面改革之。”“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之後，他又在該刊刊登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寫道：“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具有偉大的能力!壓迫越深，反抗越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全國各階層的大聯合最終必定成功!”
三、五四時期，力爭新聞以事實為根據，描述了“真實”
“真實性”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生命，不能脫離於“黨性”和“人民性”。馬克思在《摩塞爾記者的辯護》中提出,新聞工作者應當“極其忠實地報道他所聽到的人民呼聲”。“真實性”源自馬克思唯物主義反映論，認為新聞的本源是事實，事實是第一性的、新聞是第二性的，事實在先，新聞(報道)在後。馬克思在《〈萊比錫總彙報〉的查封》中寫道:“究竟什麼樣的報刊才是‘真正的’報刊?誰是根據事實來描寫事實,而誰是根據希望來描寫事實呢?誰在表達社會輿論,誰在歪曲社會輿論呢?”“我們應當說真話,因為這是我們的力量所在。”一旦新聞喪失了真實性，那麼也便喪失了它的生命特徵。
民國初期，由於社會動盪、時局不寧，民眾對時政的關注非常強烈。但袁世凱為了復辟帝制，利用各種手段摧殘新聞的真實性，控制輿論，矇蔽民眾。他不僅大辦“御用”報紙，鼓吹帝制，而且還通過金錢收買和腐化報界。據粗略統計，當時直接或間接接受過袁世凱金錢收買的報紙多達125家，其中不乏一些影響力較大的報紙。而且袁世凱還賄賂和拉攏那些有影響力的報刊發行人、編輯和記者等，要求他們按照其所定的基調撰寫新聞和評論，為其復辟帝制營造輿論氛圍。除了金錢腐化之外，袁世凱還制定法律、法令限制言論自由，禁錮報業，鉗制輿論，摧殘事實。當時，警察和憲兵可以隨時查封報館和捉拿報人。很多知名報刊均被查封，如《民國日報》《國民日報》《民權報》等。由於袁世凱的殘酷打壓，當時全國的報紙由民國元年的500多家，銳減為1913年底的139家。“癸丑報災”(1913年是農曆癸丑年，新聞界人士將這一年的報紙浩劫稱為“癸丑報災”)後中國的新聞傳播事業失去了生機盎然的景象，進入了多年的低谷期。
然而，民國初期反動政府的打壓並沒有使中國的新聞傳播完全喪失真實性，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後，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新聞傳播的“真實性”再次煥發生機活力。
首先，爭取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是新聞真實性的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法律與自由並非是對立的，但應從法律上保障新聞出版自由，而不是限制這種自由。馬克思講道：“應當認為沒有關於新聞出版的立法就是從法律自由領域中取消新聞出版自由，因為法律上所承認的自由在一個國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李大釗也認為，“當先求憲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真實的秩序，不是壓服一切個性的活動，是包蓄種種不同的機會使其中的各個分子可以自由選擇的安排；不是死的狀態，是活的機體”。那麼，針對北洋軍閥反動統治利用法律、法令限制新聞自由的行為，李大釗在報刊上發表了《民彝與政治》《危險思想與自由言論》《憲法與自由思想》《自由與勝利》《自由與秩序》《哪裡還有自由》《暴力與政治》《強力與自由政治》《爭自由的宣言》等文章。其中，他在《哪裡還有自由》一文中質問道：“約法上明明有言論自由，可是記者可以隨便被捕，報館可以隨便被封。約法上明明有出版自由，可是印刷局可以隨便被幹涉……可憐中國人啊!你哪裡還有約法!哪裡還有自由!”這是馬克思主義者為爭取新聞自由向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提出的反擊。
其次，還原新聞事實。
馬克思在《摩塞爾記者的辯護》中提出了報刊有機運動的概念,“只要報刊有機地運動著,全部事實就會完整地被揭示出來。”陳獨秀也在新聞工作中多次要求報紙要敢於講真話，要敢於直面社會實際問題。例如他講到，“說實話辦實事”“非有以生命來換的精神不可”。
當時，中國各報刊所登的世界新聞，多由資本主義國家的通訊社提供。但這些通訊社對社會主義俄國多是歪曲的報道，甚至是惡毒的攻擊。再加之北洋軍閥政府為維護其反動統治，極力封鎖十月革命的消息，歪曲社會主義俄國的形象，竭盡所能地矇蔽人民思想。所以在中共上海發起組成立之後，陳獨秀領導接管了共產國際工作組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個公開活動機構——“中俄通訊社”，後改稱“華俄通訊社”，它成為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個通訊社。中俄通訊社通過在《新青年》和《民國日報》等有影響力的刊物、報紙上刊發稿件，如《遠東俄國合作社情況》《關於蘇維埃俄羅斯的一個報告》等，讓中國人民瞭解到俄國革命和蘇俄的真實情況。
最後，“傍著活事件來討論”。
毛澤東早期形成的一個重要新聞觀點便是“傍著活事件來討論”。1919年11月15日，湖南《大公報》報道了22歲女青年趙五貞因被逼結婚在轎中自殺的新聞。當時毛澤東便以此為契機在湖南《大公報》上發動了一場討論。他寫道：“吾們討論各種學理，應該傍著活事件來討論。”毛澤東的這一觀點體現了以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為基礎的新聞本體觀，即就事說事，就事論事，根據事實發表見解，提出觀點，引發議論。
此後，毛澤東在新聞學實踐中也凸顯了這一觀點。1920年9月，長沙共產主義小組成立。與毛澤東同為小組成員的何叔衡，時任湖南通俗教育館館長。他邀請毛澤東來為《湖南通俗報》當參謀。毛澤東欣然接受，並且參加了《湖南通俗報》改版後的第一次編輯會議，他提出：“報紙主張什麼，反對什麼，立場要鮮明，觀點要準確，不可含糊……尤其要根據事實說話，切不可專談空洞乏味的大道理。”何叔衡、謝覺哉、周世釗對毛澤東的提議深感認同，並將“根據事實說話”落到辦報的實處。比如，其開設的《中外新聞》專欄，就是根據實際調查，如實公開披露一些社會弊端問題。因此，《湖南通俗報》改版後一經面世，便深受讀者歡迎。
四、結語
時局動盪不安、思想激烈碰撞的五四時期，中國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打開了嶄新的一頁，中國的新聞傳播事業也逐漸撥開了迷霧，找到了方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本著黨性、人民性和真實性的原則，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創辦和主編了一系列的報紙雜誌，成為馬克思主義新聞學中國化研究的一個源頭，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從此在中國應運而生。
(作者為中共許昌市委黨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