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很多人都有過筆墨官司，與郭沫若也有，而且還比較激烈。箇中原因，頗有淵源，耐人尋味。
郭沫若熱情，浪漫，充滿激情，喜歡寫詩歌。1919年，在日本時，他常把寫的新詩寄國內刊物，但多被退稿，心裡很不平。後來宗白華主編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副刊時，給了他一個固定發表園地。1920年10月，編輯換成李石岑，在出版“雙十節增刊”時，他依次排上週作人譯的日本小說、魯迅《頭髮的故事》、郭沫若《棠棣之花》、沈雁冰的譯劇。郭沫若看了，就寫信給李說：創作是“處子”，翻譯是“媒婆”，應當放在翻譯前面。意思是說自己的作品不應當放在周的譯作後面。後來李把這信發表在1921年的《民鐸》雜誌上，讓魯迅等人看了心生反感；郭又於同年和成仿吾、郁達夫等人成立創造社，與魯所支持的文研會並立。對此，魯寫信給周說：郭沫若在上海編《創造》，我近來大看不起沫若田漢之流。創造社等人又發文批評文研會和魯迅所創立的“語絲”派，魯郭的隔閡漸深。
1921年，創造社的成仿吾等年輕人受蘇俄文學影響很深，思想激進，用革命的觀點來評判文學的高下。後來，受時代環境的影響，創造社聯合魯迅打算重創《創造週報》，於1927年12月和1928年1月1日兩次刊登啟事，公佈的特約撰述員名單裡，都把魯迅列在首位，把麥克昂（郭沫若）列第二。但是後來創造社並沒有把魯迅真正看起同仁，反倒成了論爭對手。
直接原因在於成仿吾、馮乃超、李初犁等人並不同意聯合魯迅，便改為創辦《文化批判》。在《文化批判》上，馮在《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中批判，說魯迅“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表達的是追懷過去時光和沒落的封建情緒，說魯迅是社會變革中的落伍者。成仿吾等人又相繼發文批評魯迅為代表的語絲派是有閒資產階級，或者是小資產階級——創造社中人，魯迅最厭惡的是成仿吾。
郭也跟著發了些文章批評魯迅，其中以“杜荃”為名發表的《文藝上的封建餘孽》一文，攻擊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是“二重的反革命”，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還把魯迅和高長虹、陳源等之間的論爭比喻為“猩猩和猩猩的戰，人可以從旁批判它們的曲直，誰個會去幫助哪一個猩猩？”
幾乎所有創造社的人都對魯迅發難，不僅把魯迅置於革命對立面，而且進行人生攻擊。魯迅感到自己不僅被創造社“戲耍”了一回，而且還遭此謾罵和人身攻擊，心裡很不是滋味，也寫了《“醉眼”中的朦朧》《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三閒集-序言》等文章反擊。1931年，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魯迅就批評創造社是新才子派，理論多變，是新時代的“才子+流氓”。郭沫若後來寫了《創造十年》一文來反擊辯解：創造社尊重天才，專重自我，崇創作，這倒不是什麼罪過；創造社與魯迅文學觀念不同，確實不是什麼罪過。
那麼創造社為什麼會反對魯迅加入呢？原因可能在於：
一是創造社都是年輕人，成立之初，需要名氣，立穩腳跟，要找一個有名的人物來作靶子，給自己造聲勢，以魯迅的名氣，當然是很適合的一個對象，創造社的批判真是語不驚人不罷休。
二是他們的文學觀念不一樣。郭等崇尚激情，浪漫主義，推崇革命文學，把文學當成革命的工具，而魯迅則是批判現實主義的，是冷峻的，追求的是文藝本身。郭沫若後來曾說：讀了魯迅的《頭髮的故事》，覺得深刻簡練，但是太枯燥，色彩太暗淡，與自己的趣味相反；說自己後來讀《吶喊》也因此而只讀了三分之一。
這一方面是源於文學趣味、文學觀念的不同，還源於作為年輕人的創造社等人，年輕氣盛，拿起革命的大刀，亂劈一氣。成仿吾就對魯迅的歷史小說幾乎全盤否定，認為只有《不周山》最有價值，其它都不值得讀，氣得魯迅後來把《不周山》刪去了，以示嘲諷成。
對自己不喜歡的對象大力批判，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種文風，創造社也受此影響。創造社在成立之初，對魯迅如此，對整個新文化運動也是如此。郭沫若在1923年的《我們的文學新運動》中說四五年前的白話文革命，“裡面的內容依然還是敗棉，依然還是糞土”。通過貶斥新文化前輩，以此抬高自己在文藝界的地位，這實際是一種取巧投機的做法。但是，也說明當時他們並未真正讀懂魯迅的作品。
再就是年輕人氣傲，看不起魯迅，認為自己是最為革命的人。郭沫若曾說自己只讀了《吶喊》的三分之一，就再也讀不下去了。他在1946年的《魯迅與王國維》一文中也承認自己對“一位值得請教的大師”“增上傲慢。1926年高長虹說魯迅常說郭沫若驕傲。魯迅自己也承認不願意和創造社的人物面對面交往，也是因為當時作為年輕人的郭沫若等沒有對作為新文化運動前輩的魯迅表現出尊重的姿態，所以魯迅也說他們“驕傲”“神氣十足”“一幅創造臉”之類。可能魯迅的這些話被高長虹傳了出去。
還有個很重要的原因，郁達夫和魯迅私交早就極好。1927年1月，郁達夫發表《廣州事情》，對廣州革命情形並不看好。郭沫若當時已經隨軍北伐，意氣風發，看了此文，嚴厲批評說此文的傾向太壞，“我們的步調這樣不一致，全弄得大家難處”，希望鬱能夠挽回影響，但鬱沒照做，而魯迅接著也發表了和鬱同樣的看法。郭就認為鬱魯串通有鬼。同年8月，鬱刊文聲明退出創造社，魯於10月到上海，鬱公開設宴歡迎魯迅，還一起加入中國濟難會。郁達夫還成為了《語絲》的重要撰稿人。這讓創造社非常難堪，作為社裡臺柱的郭沫若更是氣憤不過。1928年，郭沫若把魯迅作為重要批判對象，發起了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而寫了《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等文，完全否定魯迅。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魯郭都在上海，與書店老闆內山完造是朋友，但從未見面，終一身均如此。這應當是緣於早已有的隔閡，互相看不起，雙方都不願意見到對方。1945年抗戰勝利後，郭沫若還曾對別人私下說過：人家說魯迅是為了社會為了青年，我看魯迅哪裡是為社會為青年，恐怕還是為了名譽和地位！可見，魯迅和郭沫若相互間一直耿耿於懷，並未從內心上原諒對方，即使曾經有過合作的意願。
當然，在魯迅逝世後，在主要態度和觀點上來了360度大轉彎，在政界的郭沫若大力褒揚魯迅，這應當是源於魯迅在文藝界的威望，也源於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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