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風口浪尖中的他，唯有以電影來控訴'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影片後半部分的主要場景，則基本集中在來回消磨的會議。房間揚塵中的密談，公寓裡的悄悄監視，以及法院人潮擁擠時刻的憤怒，甚至還有左拉寫下那篇題為“我控訴”的洋洋灑灑的長信。影片的質感真實得讓人著迷。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影片後半部分的主要場景，則基本集中在來回消磨的會議。房間揚塵中的密談，公寓裡的悄悄監視，以及法院人潮擁擠時刻的憤怒，甚至還有左拉寫下那篇題為“我控訴”的洋洋灑灑的長信。影片的質感真實得讓人著迷。
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影片後半部分的主要場景，則基本集中在來回消磨的會議。房間揚塵中的密談，公寓裡的悄悄監視，以及法院人潮擁擠時刻的憤怒，甚至還有左拉寫下那篇題為“我控訴”的洋洋灑灑的長信。影片的質感真實得讓人著迷。
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
左拉發表在《曙光報》上的長文：《我控訴：致共和國總統的信》
在整個過程中，波蘭斯基鮮有地沒做任何誇張的戲劇式的起伏，而是保持了對歷史最真實的呈現，即便是一個小場景、小角色，都儘可能依照歷史真實進行復刻，有如陳列一般，向觀眾們展示著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件。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影片後半部分的主要場景，則基本集中在來回消磨的會議。房間揚塵中的密談，公寓裡的悄悄監視，以及法院人潮擁擠時刻的憤怒，甚至還有左拉寫下那篇題為“我控訴”的洋洋灑灑的長信。影片的質感真實得讓人著迷。
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
左拉發表在《曙光報》上的長文：《我控訴：致共和國總統的信》
在整個過程中，波蘭斯基鮮有地沒做任何誇張的戲劇式的起伏，而是保持了對歷史最真實的呈現，即便是一個小場景、小角色，都儘可能依照歷史真實進行復刻，有如陳列一般，向觀眾們展示著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件。
他在影片中盡力實現最大節制和冷靜，避開戲劇性的表演，在大量倒敘或插敘的場景中，借皮卡爾的口吻堅持不以個人情感妨礙判斷。如果說前二十分鐘是以學究式的研究追求歷史的精確度，那麼後半部分則無疑是高度專注於嚴謹的敘事。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影片後半部分的主要場景，則基本集中在來回消磨的會議。房間揚塵中的密談，公寓裡的悄悄監視，以及法院人潮擁擠時刻的憤怒，甚至還有左拉寫下那篇題為“我控訴”的洋洋灑灑的長信。影片的質感真實得讓人著迷。
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
左拉發表在《曙光報》上的長文：《我控訴：致共和國總統的信》
在整個過程中，波蘭斯基鮮有地沒做任何誇張的戲劇式的起伏，而是保持了對歷史最真實的呈現，即便是一個小場景、小角色，都儘可能依照歷史真實進行復刻，有如陳列一般，向觀眾們展示著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件。
他在影片中盡力實現最大節制和冷靜，避開戲劇性的表演，在大量倒敘或插敘的場景中，借皮卡爾的口吻堅持不以個人情感妨礙判斷。如果說前二十分鐘是以學究式的研究追求歷史的精確度，那麼後半部分則無疑是高度專注於嚴謹的敘事。
故事文本上則幾乎放棄了以往《唐人街》或者《羅斯瑪麗的嬰兒》這類有著強戲劇衝突的敘事模式，轉而將重頭戲埋在皮卡爾與其他體制內僵化惰怠的角色間的對比。在筆者看來，如果說影片的目的在於襯托出皮卡爾的正直，那麼波蘭斯基堅持的法文片名“我控訴”其實是沒有立足意義的；影片冗長而反覆的求證過程，也並不見得可以為實現人物弧光提供多少實際效果。因此回到影片的片名“我控訴”，再來看看，波蘭斯基到底是要借新作控訴什麼呢？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影片後半部分的主要場景，則基本集中在來回消磨的會議。房間揚塵中的密談，公寓裡的悄悄監視，以及法院人潮擁擠時刻的憤怒，甚至還有左拉寫下那篇題為“我控訴”的洋洋灑灑的長信。影片的質感真實得讓人著迷。
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
左拉發表在《曙光報》上的長文：《我控訴：致共和國總統的信》
在整個過程中，波蘭斯基鮮有地沒做任何誇張的戲劇式的起伏，而是保持了對歷史最真實的呈現，即便是一個小場景、小角色，都儘可能依照歷史真實進行復刻，有如陳列一般，向觀眾們展示著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件。
他在影片中盡力實現最大節制和冷靜，避開戲劇性的表演，在大量倒敘或插敘的場景中，借皮卡爾的口吻堅持不以個人情感妨礙判斷。如果說前二十分鐘是以學究式的研究追求歷史的精確度，那麼後半部分則無疑是高度專注於嚴謹的敘事。
故事文本上則幾乎放棄了以往《唐人街》或者《羅斯瑪麗的嬰兒》這類有著強戲劇衝突的敘事模式，轉而將重頭戲埋在皮卡爾與其他體制內僵化惰怠的角色間的對比。在筆者看來，如果說影片的目的在於襯托出皮卡爾的正直，那麼波蘭斯基堅持的法文片名“我控訴”其實是沒有立足意義的；影片冗長而反覆的求證過程，也並不見得可以為實現人物弧光提供多少實際效果。因此回到影片的片名“我控訴”，再來看看，波蘭斯基到底是要借新作控訴什麼呢？
2. 波蘭斯基的三層控訴
對於創作者而言，最表層也是最基本的控訴，當然就是針對社會中一直暗湧不斷的反猶太人主義。波蘭斯基在以往的採訪中也曾坦誠過這一點，童年時對納粹、反猶、集中營的記憶過於深刻，以至於成為導演後的創作中，依然擺脫不了骨子裡的恐懼感。他電影中為人稱道的壓迫怪誕的空間感，以及歷史戲劇中濃郁的個人悲觀色彩，很大程度上都是童年恐懼的延續。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影片後半部分的主要場景，則基本集中在來回消磨的會議。房間揚塵中的密談，公寓裡的悄悄監視，以及法院人潮擁擠時刻的憤怒，甚至還有左拉寫下那篇題為“我控訴”的洋洋灑灑的長信。影片的質感真實得讓人著迷。
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
左拉發表在《曙光報》上的長文：《我控訴：致共和國總統的信》
在整個過程中，波蘭斯基鮮有地沒做任何誇張的戲劇式的起伏，而是保持了對歷史最真實的呈現，即便是一個小場景、小角色，都儘可能依照歷史真實進行復刻，有如陳列一般，向觀眾們展示著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件。
他在影片中盡力實現最大節制和冷靜，避開戲劇性的表演，在大量倒敘或插敘的場景中，借皮卡爾的口吻堅持不以個人情感妨礙判斷。如果說前二十分鐘是以學究式的研究追求歷史的精確度，那麼後半部分則無疑是高度專注於嚴謹的敘事。
故事文本上則幾乎放棄了以往《唐人街》或者《羅斯瑪麗的嬰兒》這類有著強戲劇衝突的敘事模式，轉而將重頭戲埋在皮卡爾與其他體制內僵化惰怠的角色間的對比。在筆者看來，如果說影片的目的在於襯托出皮卡爾的正直，那麼波蘭斯基堅持的法文片名“我控訴”其實是沒有立足意義的；影片冗長而反覆的求證過程，也並不見得可以為實現人物弧光提供多少實際效果。因此回到影片的片名“我控訴”，再來看看，波蘭斯基到底是要借新作控訴什麼呢？
2. 波蘭斯基的三層控訴
對於創作者而言，最表層也是最基本的控訴，當然就是針對社會中一直暗湧不斷的反猶太人主義。波蘭斯基在以往的採訪中也曾坦誠過這一點，童年時對納粹、反猶、集中營的記憶過於深刻，以至於成為導演後的創作中，依然擺脫不了骨子裡的恐懼感。他電影中為人稱道的壓迫怪誕的空間感，以及歷史戲劇中濃郁的個人悲觀色彩，很大程度上都是童年恐懼的延續。
影片《我控訴》開場時對於猶太人的譏諷、蔑視，以及影片中不時出現的反猶浪潮，或多或少都來自於波蘭斯基腦海深處的記憶。在自然光的對比下，陰影處的暗顯得更加深重。對他而言，德雷福斯被定叛國罪，最大的錯不是在於其被疑通敵，最大的錯是生而為猶太。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影片後半部分的主要場景，則基本集中在來回消磨的會議。房間揚塵中的密談，公寓裡的悄悄監視，以及法院人潮擁擠時刻的憤怒，甚至還有左拉寫下那篇題為“我控訴”的洋洋灑灑的長信。影片的質感真實得讓人著迷。
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
左拉發表在《曙光報》上的長文：《我控訴：致共和國總統的信》
在整個過程中，波蘭斯基鮮有地沒做任何誇張的戲劇式的起伏，而是保持了對歷史最真實的呈現，即便是一個小場景、小角色，都儘可能依照歷史真實進行復刻，有如陳列一般，向觀眾們展示著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件。
他在影片中盡力實現最大節制和冷靜，避開戲劇性的表演，在大量倒敘或插敘的場景中，借皮卡爾的口吻堅持不以個人情感妨礙判斷。如果說前二十分鐘是以學究式的研究追求歷史的精確度，那麼後半部分則無疑是高度專注於嚴謹的敘事。
故事文本上則幾乎放棄了以往《唐人街》或者《羅斯瑪麗的嬰兒》這類有著強戲劇衝突的敘事模式，轉而將重頭戲埋在皮卡爾與其他體制內僵化惰怠的角色間的對比。在筆者看來，如果說影片的目的在於襯托出皮卡爾的正直，那麼波蘭斯基堅持的法文片名“我控訴”其實是沒有立足意義的；影片冗長而反覆的求證過程，也並不見得可以為實現人物弧光提供多少實際效果。因此回到影片的片名“我控訴”，再來看看，波蘭斯基到底是要借新作控訴什麼呢？
2. 波蘭斯基的三層控訴
對於創作者而言，最表層也是最基本的控訴，當然就是針對社會中一直暗湧不斷的反猶太人主義。波蘭斯基在以往的採訪中也曾坦誠過這一點，童年時對納粹、反猶、集中營的記憶過於深刻，以至於成為導演後的創作中，依然擺脫不了骨子裡的恐懼感。他電影中為人稱道的壓迫怪誕的空間感，以及歷史戲劇中濃郁的個人悲觀色彩，很大程度上都是童年恐懼的延續。
影片《我控訴》開場時對於猶太人的譏諷、蔑視，以及影片中不時出現的反猶浪潮，或多或少都來自於波蘭斯基腦海深處的記憶。在自然光的對比下，陰影處的暗顯得更加深重。對他而言，德雷福斯被定叛國罪，最大的錯不是在於其被疑通敵，最大的錯是生而為猶太。
而第二層控訴，顯然也是可以從影片中提煉得出。電影是導演的藝術，波蘭斯基在創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融入他的個人因素。他曾對法國作家帕斯卡·布魯克納說：“在這個故事中，我有時會發現某些時刻似曾相識。可以在裡面看到同樣武斷的“判決”，否認事實，譴責我沒有做過的事情。大多數指責我的人都不認識我，對這個案子一無所知。我必須承認，我對電影中呈現的迫害個體公民的運作方式都非常熟悉，可以說是現實給了我靈感。”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影片後半部分的主要場景，則基本集中在來回消磨的會議。房間揚塵中的密談，公寓裡的悄悄監視，以及法院人潮擁擠時刻的憤怒，甚至還有左拉寫下那篇題為“我控訴”的洋洋灑灑的長信。影片的質感真實得讓人著迷。
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
左拉發表在《曙光報》上的長文：《我控訴：致共和國總統的信》
在整個過程中，波蘭斯基鮮有地沒做任何誇張的戲劇式的起伏，而是保持了對歷史最真實的呈現，即便是一個小場景、小角色，都儘可能依照歷史真實進行復刻，有如陳列一般，向觀眾們展示著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件。
他在影片中盡力實現最大節制和冷靜，避開戲劇性的表演，在大量倒敘或插敘的場景中，借皮卡爾的口吻堅持不以個人情感妨礙判斷。如果說前二十分鐘是以學究式的研究追求歷史的精確度，那麼後半部分則無疑是高度專注於嚴謹的敘事。
故事文本上則幾乎放棄了以往《唐人街》或者《羅斯瑪麗的嬰兒》這類有著強戲劇衝突的敘事模式，轉而將重頭戲埋在皮卡爾與其他體制內僵化惰怠的角色間的對比。在筆者看來，如果說影片的目的在於襯托出皮卡爾的正直，那麼波蘭斯基堅持的法文片名“我控訴”其實是沒有立足意義的；影片冗長而反覆的求證過程，也並不見得可以為實現人物弧光提供多少實際效果。因此回到影片的片名“我控訴”，再來看看，波蘭斯基到底是要借新作控訴什麼呢？
2. 波蘭斯基的三層控訴
對於創作者而言，最表層也是最基本的控訴，當然就是針對社會中一直暗湧不斷的反猶太人主義。波蘭斯基在以往的採訪中也曾坦誠過這一點，童年時對納粹、反猶、集中營的記憶過於深刻，以至於成為導演後的創作中，依然擺脫不了骨子裡的恐懼感。他電影中為人稱道的壓迫怪誕的空間感，以及歷史戲劇中濃郁的個人悲觀色彩，很大程度上都是童年恐懼的延續。
影片《我控訴》開場時對於猶太人的譏諷、蔑視，以及影片中不時出現的反猶浪潮，或多或少都來自於波蘭斯基腦海深處的記憶。在自然光的對比下，陰影處的暗顯得更加深重。對他而言，德雷福斯被定叛國罪，最大的錯不是在於其被疑通敵，最大的錯是生而為猶太。
而第二層控訴，顯然也是可以從影片中提煉得出。電影是導演的藝術，波蘭斯基在創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融入他的個人因素。他曾對法國作家帕斯卡·布魯克納說：“在這個故事中，我有時會發現某些時刻似曾相識。可以在裡面看到同樣武斷的“判決”，否認事實，譴責我沒有做過的事情。大多數指責我的人都不認識我，對這個案子一無所知。我必須承認，我對電影中呈現的迫害個體公民的運作方式都非常熟悉，可以說是現實給了我靈感。”
對於波蘭斯基而言，他最大的願望也許是希望人們可以放下爭議，將爭議和藝術分離；但現實中能做到這點的少之又少。比如在電影節開幕之前，本屆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的評委會主席，女導演盧奎西亞·馬特爾就曾明言：“我無法將人和他的作品分開，他（指羅曼·波蘭斯基）出現在威尼斯電影節，對我來說，很不適。我代表著許多的女性，我不願為他起立鼓掌。”雖然其後辯解是翻譯錯誤，但箇中意思業已表達完全。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影片後半部分的主要場景，則基本集中在來回消磨的會議。房間揚塵中的密談，公寓裡的悄悄監視，以及法院人潮擁擠時刻的憤怒，甚至還有左拉寫下那篇題為“我控訴”的洋洋灑灑的長信。影片的質感真實得讓人著迷。
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
左拉發表在《曙光報》上的長文：《我控訴：致共和國總統的信》
在整個過程中，波蘭斯基鮮有地沒做任何誇張的戲劇式的起伏，而是保持了對歷史最真實的呈現，即便是一個小場景、小角色，都儘可能依照歷史真實進行復刻，有如陳列一般，向觀眾們展示著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件。
他在影片中盡力實現最大節制和冷靜，避開戲劇性的表演，在大量倒敘或插敘的場景中，借皮卡爾的口吻堅持不以個人情感妨礙判斷。如果說前二十分鐘是以學究式的研究追求歷史的精確度，那麼後半部分則無疑是高度專注於嚴謹的敘事。
故事文本上則幾乎放棄了以往《唐人街》或者《羅斯瑪麗的嬰兒》這類有著強戲劇衝突的敘事模式，轉而將重頭戲埋在皮卡爾與其他體制內僵化惰怠的角色間的對比。在筆者看來，如果說影片的目的在於襯托出皮卡爾的正直，那麼波蘭斯基堅持的法文片名“我控訴”其實是沒有立足意義的；影片冗長而反覆的求證過程，也並不見得可以為實現人物弧光提供多少實際效果。因此回到影片的片名“我控訴”，再來看看，波蘭斯基到底是要借新作控訴什麼呢？
2. 波蘭斯基的三層控訴
對於創作者而言，最表層也是最基本的控訴，當然就是針對社會中一直暗湧不斷的反猶太人主義。波蘭斯基在以往的採訪中也曾坦誠過這一點，童年時對納粹、反猶、集中營的記憶過於深刻，以至於成為導演後的創作中，依然擺脫不了骨子裡的恐懼感。他電影中為人稱道的壓迫怪誕的空間感，以及歷史戲劇中濃郁的個人悲觀色彩，很大程度上都是童年恐懼的延續。
影片《我控訴》開場時對於猶太人的譏諷、蔑視，以及影片中不時出現的反猶浪潮，或多或少都來自於波蘭斯基腦海深處的記憶。在自然光的對比下，陰影處的暗顯得更加深重。對他而言，德雷福斯被定叛國罪，最大的錯不是在於其被疑通敵，最大的錯是生而為猶太。
而第二層控訴，顯然也是可以從影片中提煉得出。電影是導演的藝術，波蘭斯基在創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融入他的個人因素。他曾對法國作家帕斯卡·布魯克納說：“在這個故事中，我有時會發現某些時刻似曾相識。可以在裡面看到同樣武斷的“判決”，否認事實，譴責我沒有做過的事情。大多數指責我的人都不認識我，對這個案子一無所知。我必須承認，我對電影中呈現的迫害個體公民的運作方式都非常熟悉，可以說是現實給了我靈感。”
對於波蘭斯基而言，他最大的願望也許是希望人們可以放下爭議，將爭議和藝術分離；但現實中能做到這點的少之又少。比如在電影節開幕之前，本屆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的評委會主席，女導演盧奎西亞·馬特爾就曾明言：“我無法將人和他的作品分開，他（指羅曼·波蘭斯基）出現在威尼斯電影節，對我來說，很不適。我代表著許多的女性，我不願為他起立鼓掌。”雖然其後辯解是翻譯錯誤，但箇中意思業已表達完全。
本屆威尼斯主競賽評委會主席，盧奎西亞·馬特爾
但對於波蘭斯基而言，最深層的控訴還是要回到自身與雷德福斯案的本質上。整個德雷福斯事件的病因在於反猶心態，但是回到左拉在1898年擲地有聲的檄文《我控訴》來看，當皮卡爾將證據一次又一次地呈交到不同的長官手中，難道他們都是傻子嗎？不！他們都看得非常清楚。且看左拉是如何控訴的：
您怎能期待另一個軍事法庭會推翻原判?以階級關係來看，這是不可能的。比約將軍在他的聲明中已為法官鋪了路，他們在審理案件時服從他的意見，有如在戰場上服從司令的指揮，不假思索地服從。影響他們判決的意見是：“德雷福斯已被軍事法庭裁定叛國，所以他是有罪的，我們這個軍事法庭不能宣佈他是無辜的。現在，我們知道如果承認埃斯特哈齊有罪，就等於說德雷福斯無罪……如同我剛剛向您陳述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陸軍事件：參謀部的一名軍官被同僚告發，在主管的壓力下被判刑。我一再強調，他若沉冤得雪，參謀部全體官員便必須認罪。——愛彌爾·左拉《我控訴》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影片後半部分的主要場景，則基本集中在來回消磨的會議。房間揚塵中的密談，公寓裡的悄悄監視，以及法院人潮擁擠時刻的憤怒，甚至還有左拉寫下那篇題為“我控訴”的洋洋灑灑的長信。影片的質感真實得讓人著迷。
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
左拉發表在《曙光報》上的長文：《我控訴：致共和國總統的信》
在整個過程中，波蘭斯基鮮有地沒做任何誇張的戲劇式的起伏，而是保持了對歷史最真實的呈現，即便是一個小場景、小角色，都儘可能依照歷史真實進行復刻，有如陳列一般，向觀眾們展示著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件。
他在影片中盡力實現最大節制和冷靜，避開戲劇性的表演，在大量倒敘或插敘的場景中，借皮卡爾的口吻堅持不以個人情感妨礙判斷。如果說前二十分鐘是以學究式的研究追求歷史的精確度，那麼後半部分則無疑是高度專注於嚴謹的敘事。
故事文本上則幾乎放棄了以往《唐人街》或者《羅斯瑪麗的嬰兒》這類有著強戲劇衝突的敘事模式，轉而將重頭戲埋在皮卡爾與其他體制內僵化惰怠的角色間的對比。在筆者看來，如果說影片的目的在於襯托出皮卡爾的正直，那麼波蘭斯基堅持的法文片名“我控訴”其實是沒有立足意義的；影片冗長而反覆的求證過程，也並不見得可以為實現人物弧光提供多少實際效果。因此回到影片的片名“我控訴”，再來看看，波蘭斯基到底是要借新作控訴什麼呢？
2. 波蘭斯基的三層控訴
對於創作者而言，最表層也是最基本的控訴，當然就是針對社會中一直暗湧不斷的反猶太人主義。波蘭斯基在以往的採訪中也曾坦誠過這一點，童年時對納粹、反猶、集中營的記憶過於深刻，以至於成為導演後的創作中，依然擺脫不了骨子裡的恐懼感。他電影中為人稱道的壓迫怪誕的空間感，以及歷史戲劇中濃郁的個人悲觀色彩，很大程度上都是童年恐懼的延續。
影片《我控訴》開場時對於猶太人的譏諷、蔑視，以及影片中不時出現的反猶浪潮，或多或少都來自於波蘭斯基腦海深處的記憶。在自然光的對比下，陰影處的暗顯得更加深重。對他而言，德雷福斯被定叛國罪，最大的錯不是在於其被疑通敵，最大的錯是生而為猶太。
而第二層控訴，顯然也是可以從影片中提煉得出。電影是導演的藝術，波蘭斯基在創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融入他的個人因素。他曾對法國作家帕斯卡·布魯克納說：“在這個故事中，我有時會發現某些時刻似曾相識。可以在裡面看到同樣武斷的“判決”，否認事實，譴責我沒有做過的事情。大多數指責我的人都不認識我，對這個案子一無所知。我必須承認，我對電影中呈現的迫害個體公民的運作方式都非常熟悉，可以說是現實給了我靈感。”
對於波蘭斯基而言，他最大的願望也許是希望人們可以放下爭議，將爭議和藝術分離；但現實中能做到這點的少之又少。比如在電影節開幕之前，本屆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的評委會主席，女導演盧奎西亞·馬特爾就曾明言：“我無法將人和他的作品分開，他（指羅曼·波蘭斯基）出現在威尼斯電影節，對我來說，很不適。我代表著許多的女性，我不願為他起立鼓掌。”雖然其後辯解是翻譯錯誤，但箇中意思業已表達完全。
本屆威尼斯主競賽評委會主席，盧奎西亞·馬特爾
但對於波蘭斯基而言，最深層的控訴還是要回到自身與雷德福斯案的本質上。整個德雷福斯事件的病因在於反猶心態，但是回到左拉在1898年擲地有聲的檄文《我控訴》來看，當皮卡爾將證據一次又一次地呈交到不同的長官手中，難道他們都是傻子嗎？不！他們都看得非常清楚。且看左拉是如何控訴的：
您怎能期待另一個軍事法庭會推翻原判?以階級關係來看，這是不可能的。比約將軍在他的聲明中已為法官鋪了路，他們在審理案件時服從他的意見，有如在戰場上服從司令的指揮，不假思索地服從。影響他們判決的意見是：“德雷福斯已被軍事法庭裁定叛國，所以他是有罪的，我們這個軍事法庭不能宣佈他是無辜的。現在，我們知道如果承認埃斯特哈齊有罪，就等於說德雷福斯無罪……如同我剛剛向您陳述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陸軍事件：參謀部的一名軍官被同僚告發，在主管的壓力下被判刑。我一再強調，他若沉冤得雪，參謀部全體官員便必須認罪。——愛彌爾·左拉《我控訴》
20世紀著名的猶太裔政治理論學家漢娜·阿倫特在分析極權的起源時，曾寫過一本觀察著作，這本著作擁有一個更為赫赫有名的副標題《一份關於平庸之惡的報告》。“是純粹的不假思索讓他成為了當時的最大罪犯之一。當上級命令傳達下來，下級就去執行。如果有一天被追究責任，便可辯稱，‘我只是在執行命令而已。’”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影片後半部分的主要場景，則基本集中在來回消磨的會議。房間揚塵中的密談，公寓裡的悄悄監視，以及法院人潮擁擠時刻的憤怒，甚至還有左拉寫下那篇題為“我控訴”的洋洋灑灑的長信。影片的質感真實得讓人著迷。
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
左拉發表在《曙光報》上的長文：《我控訴：致共和國總統的信》
在整個過程中，波蘭斯基鮮有地沒做任何誇張的戲劇式的起伏，而是保持了對歷史最真實的呈現，即便是一個小場景、小角色，都儘可能依照歷史真實進行復刻，有如陳列一般，向觀眾們展示著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件。
他在影片中盡力實現最大節制和冷靜，避開戲劇性的表演，在大量倒敘或插敘的場景中，借皮卡爾的口吻堅持不以個人情感妨礙判斷。如果說前二十分鐘是以學究式的研究追求歷史的精確度，那麼後半部分則無疑是高度專注於嚴謹的敘事。
故事文本上則幾乎放棄了以往《唐人街》或者《羅斯瑪麗的嬰兒》這類有著強戲劇衝突的敘事模式，轉而將重頭戲埋在皮卡爾與其他體制內僵化惰怠的角色間的對比。在筆者看來，如果說影片的目的在於襯托出皮卡爾的正直，那麼波蘭斯基堅持的法文片名“我控訴”其實是沒有立足意義的；影片冗長而反覆的求證過程，也並不見得可以為實現人物弧光提供多少實際效果。因此回到影片的片名“我控訴”，再來看看，波蘭斯基到底是要借新作控訴什麼呢？
2. 波蘭斯基的三層控訴
對於創作者而言，最表層也是最基本的控訴，當然就是針對社會中一直暗湧不斷的反猶太人主義。波蘭斯基在以往的採訪中也曾坦誠過這一點，童年時對納粹、反猶、集中營的記憶過於深刻，以至於成為導演後的創作中，依然擺脫不了骨子裡的恐懼感。他電影中為人稱道的壓迫怪誕的空間感，以及歷史戲劇中濃郁的個人悲觀色彩，很大程度上都是童年恐懼的延續。
影片《我控訴》開場時對於猶太人的譏諷、蔑視，以及影片中不時出現的反猶浪潮，或多或少都來自於波蘭斯基腦海深處的記憶。在自然光的對比下，陰影處的暗顯得更加深重。對他而言，德雷福斯被定叛國罪，最大的錯不是在於其被疑通敵，最大的錯是生而為猶太。
而第二層控訴，顯然也是可以從影片中提煉得出。電影是導演的藝術，波蘭斯基在創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融入他的個人因素。他曾對法國作家帕斯卡·布魯克納說：“在這個故事中，我有時會發現某些時刻似曾相識。可以在裡面看到同樣武斷的“判決”，否認事實，譴責我沒有做過的事情。大多數指責我的人都不認識我，對這個案子一無所知。我必須承認，我對電影中呈現的迫害個體公民的運作方式都非常熟悉，可以說是現實給了我靈感。”
對於波蘭斯基而言，他最大的願望也許是希望人們可以放下爭議，將爭議和藝術分離；但現實中能做到這點的少之又少。比如在電影節開幕之前，本屆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的評委會主席，女導演盧奎西亞·馬特爾就曾明言：“我無法將人和他的作品分開，他（指羅曼·波蘭斯基）出現在威尼斯電影節，對我來說，很不適。我代表著許多的女性，我不願為他起立鼓掌。”雖然其後辯解是翻譯錯誤，但箇中意思業已表達完全。
本屆威尼斯主競賽評委會主席，盧奎西亞·馬特爾
但對於波蘭斯基而言，最深層的控訴還是要回到自身與雷德福斯案的本質上。整個德雷福斯事件的病因在於反猶心態，但是回到左拉在1898年擲地有聲的檄文《我控訴》來看，當皮卡爾將證據一次又一次地呈交到不同的長官手中，難道他們都是傻子嗎？不！他們都看得非常清楚。且看左拉是如何控訴的：
您怎能期待另一個軍事法庭會推翻原判?以階級關係來看，這是不可能的。比約將軍在他的聲明中已為法官鋪了路，他們在審理案件時服從他的意見，有如在戰場上服從司令的指揮，不假思索地服從。影響他們判決的意見是：“德雷福斯已被軍事法庭裁定叛國，所以他是有罪的，我們這個軍事法庭不能宣佈他是無辜的。現在，我們知道如果承認埃斯特哈齊有罪，就等於說德雷福斯無罪……如同我剛剛向您陳述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陸軍事件：參謀部的一名軍官被同僚告發，在主管的壓力下被判刑。我一再強調，他若沉冤得雪，參謀部全體官員便必須認罪。——愛彌爾·左拉《我控訴》
20世紀著名的猶太裔政治理論學家漢娜·阿倫特在分析極權的起源時，曾寫過一本觀察著作，這本著作擁有一個更為赫赫有名的副標題《一份關於平庸之惡的報告》。“是純粹的不假思索讓他成為了當時的最大罪犯之一。當上級命令傳達下來，下級就去執行。如果有一天被追究責任，便可辯稱，‘我只是在執行命令而已。’”
漢娜·阿倫特，被認為是“覺醒的局外人”
波蘭斯基借影片中復刻的每一個歷史人物，去重現阿倫特理論中的“平庸之惡”，以大量近乎於偏執的細節去還原小人物們的“平庸之惡”。阿倫特論證，惡並不一定就是那麼複雜，在很多時候惡是很膚淺的狀態。“惡的平庸性”，體現出的一個重要的特徵，那就是“不思考”。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影片後半部分的主要場景，則基本集中在來回消磨的會議。房間揚塵中的密談，公寓裡的悄悄監視，以及法院人潮擁擠時刻的憤怒，甚至還有左拉寫下那篇題為“我控訴”的洋洋灑灑的長信。影片的質感真實得讓人著迷。
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
左拉發表在《曙光報》上的長文：《我控訴：致共和國總統的信》
在整個過程中，波蘭斯基鮮有地沒做任何誇張的戲劇式的起伏，而是保持了對歷史最真實的呈現，即便是一個小場景、小角色，都儘可能依照歷史真實進行復刻，有如陳列一般，向觀眾們展示著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件。
他在影片中盡力實現最大節制和冷靜，避開戲劇性的表演，在大量倒敘或插敘的場景中，借皮卡爾的口吻堅持不以個人情感妨礙判斷。如果說前二十分鐘是以學究式的研究追求歷史的精確度，那麼後半部分則無疑是高度專注於嚴謹的敘事。
故事文本上則幾乎放棄了以往《唐人街》或者《羅斯瑪麗的嬰兒》這類有著強戲劇衝突的敘事模式，轉而將重頭戲埋在皮卡爾與其他體制內僵化惰怠的角色間的對比。在筆者看來，如果說影片的目的在於襯托出皮卡爾的正直，那麼波蘭斯基堅持的法文片名“我控訴”其實是沒有立足意義的；影片冗長而反覆的求證過程，也並不見得可以為實現人物弧光提供多少實際效果。因此回到影片的片名“我控訴”，再來看看，波蘭斯基到底是要借新作控訴什麼呢？
2. 波蘭斯基的三層控訴
對於創作者而言，最表層也是最基本的控訴，當然就是針對社會中一直暗湧不斷的反猶太人主義。波蘭斯基在以往的採訪中也曾坦誠過這一點，童年時對納粹、反猶、集中營的記憶過於深刻，以至於成為導演後的創作中，依然擺脫不了骨子裡的恐懼感。他電影中為人稱道的壓迫怪誕的空間感，以及歷史戲劇中濃郁的個人悲觀色彩，很大程度上都是童年恐懼的延續。
影片《我控訴》開場時對於猶太人的譏諷、蔑視，以及影片中不時出現的反猶浪潮，或多或少都來自於波蘭斯基腦海深處的記憶。在自然光的對比下，陰影處的暗顯得更加深重。對他而言，德雷福斯被定叛國罪，最大的錯不是在於其被疑通敵，最大的錯是生而為猶太。
而第二層控訴，顯然也是可以從影片中提煉得出。電影是導演的藝術，波蘭斯基在創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融入他的個人因素。他曾對法國作家帕斯卡·布魯克納說：“在這個故事中，我有時會發現某些時刻似曾相識。可以在裡面看到同樣武斷的“判決”，否認事實，譴責我沒有做過的事情。大多數指責我的人都不認識我，對這個案子一無所知。我必須承認，我對電影中呈現的迫害個體公民的運作方式都非常熟悉，可以說是現實給了我靈感。”
對於波蘭斯基而言，他最大的願望也許是希望人們可以放下爭議，將爭議和藝術分離；但現實中能做到這點的少之又少。比如在電影節開幕之前，本屆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的評委會主席，女導演盧奎西亞·馬特爾就曾明言：“我無法將人和他的作品分開，他（指羅曼·波蘭斯基）出現在威尼斯電影節，對我來說，很不適。我代表著許多的女性，我不願為他起立鼓掌。”雖然其後辯解是翻譯錯誤，但箇中意思業已表達完全。
本屆威尼斯主競賽評委會主席，盧奎西亞·馬特爾
但對於波蘭斯基而言，最深層的控訴還是要回到自身與雷德福斯案的本質上。整個德雷福斯事件的病因在於反猶心態，但是回到左拉在1898年擲地有聲的檄文《我控訴》來看，當皮卡爾將證據一次又一次地呈交到不同的長官手中，難道他們都是傻子嗎？不！他們都看得非常清楚。且看左拉是如何控訴的：
您怎能期待另一個軍事法庭會推翻原判?以階級關係來看，這是不可能的。比約將軍在他的聲明中已為法官鋪了路，他們在審理案件時服從他的意見，有如在戰場上服從司令的指揮，不假思索地服從。影響他們判決的意見是：“德雷福斯已被軍事法庭裁定叛國，所以他是有罪的，我們這個軍事法庭不能宣佈他是無辜的。現在，我們知道如果承認埃斯特哈齊有罪，就等於說德雷福斯無罪……如同我剛剛向您陳述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陸軍事件：參謀部的一名軍官被同僚告發，在主管的壓力下被判刑。我一再強調，他若沉冤得雪，參謀部全體官員便必須認罪。——愛彌爾·左拉《我控訴》
20世紀著名的猶太裔政治理論學家漢娜·阿倫特在分析極權的起源時，曾寫過一本觀察著作，這本著作擁有一個更為赫赫有名的副標題《一份關於平庸之惡的報告》。“是純粹的不假思索讓他成為了當時的最大罪犯之一。當上級命令傳達下來，下級就去執行。如果有一天被追究責任，便可辯稱，‘我只是在執行命令而已。’”
漢娜·阿倫特，被認為是“覺醒的局外人”
波蘭斯基借影片中復刻的每一個歷史人物，去重現阿倫特理論中的“平庸之惡”，以大量近乎於偏執的細節去還原小人物們的“平庸之惡”。阿倫特論證，惡並不一定就是那麼複雜，在很多時候惡是很膚淺的狀態。“惡的平庸性”，體現出的一個重要的特徵，那就是“不思考”。
惡來源於思維的缺失，當思維墮落於惡的深淵，試圖檢驗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則時，總會一無所獲。惡泯滅了思維，這就是惡的平庸性。影片《我控訴》並不是簡單的歷史重建，波蘭斯基將每一份平庸之惡隱藏在一份份偽造的文件、被塵封的書信和缺失的手稿中，這些強大的國家機構看似大條道理，但實則都是高度統一化的零部件，以集體之名作惡。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影片後半部分的主要場景，則基本集中在來回消磨的會議。房間揚塵中的密談，公寓裡的悄悄監視，以及法院人潮擁擠時刻的憤怒，甚至還有左拉寫下那篇題為“我控訴”的洋洋灑灑的長信。影片的質感真實得讓人著迷。
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
左拉發表在《曙光報》上的長文：《我控訴：致共和國總統的信》
在整個過程中，波蘭斯基鮮有地沒做任何誇張的戲劇式的起伏，而是保持了對歷史最真實的呈現，即便是一個小場景、小角色，都儘可能依照歷史真實進行復刻，有如陳列一般，向觀眾們展示著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件。
他在影片中盡力實現最大節制和冷靜，避開戲劇性的表演，在大量倒敘或插敘的場景中，借皮卡爾的口吻堅持不以個人情感妨礙判斷。如果說前二十分鐘是以學究式的研究追求歷史的精確度，那麼後半部分則無疑是高度專注於嚴謹的敘事。
故事文本上則幾乎放棄了以往《唐人街》或者《羅斯瑪麗的嬰兒》這類有著強戲劇衝突的敘事模式，轉而將重頭戲埋在皮卡爾與其他體制內僵化惰怠的角色間的對比。在筆者看來，如果說影片的目的在於襯托出皮卡爾的正直，那麼波蘭斯基堅持的法文片名“我控訴”其實是沒有立足意義的；影片冗長而反覆的求證過程，也並不見得可以為實現人物弧光提供多少實際效果。因此回到影片的片名“我控訴”，再來看看，波蘭斯基到底是要借新作控訴什麼呢？
2. 波蘭斯基的三層控訴
對於創作者而言，最表層也是最基本的控訴，當然就是針對社會中一直暗湧不斷的反猶太人主義。波蘭斯基在以往的採訪中也曾坦誠過這一點，童年時對納粹、反猶、集中營的記憶過於深刻，以至於成為導演後的創作中，依然擺脫不了骨子裡的恐懼感。他電影中為人稱道的壓迫怪誕的空間感，以及歷史戲劇中濃郁的個人悲觀色彩，很大程度上都是童年恐懼的延續。
影片《我控訴》開場時對於猶太人的譏諷、蔑視，以及影片中不時出現的反猶浪潮，或多或少都來自於波蘭斯基腦海深處的記憶。在自然光的對比下，陰影處的暗顯得更加深重。對他而言，德雷福斯被定叛國罪，最大的錯不是在於其被疑通敵，最大的錯是生而為猶太。
而第二層控訴，顯然也是可以從影片中提煉得出。電影是導演的藝術，波蘭斯基在創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融入他的個人因素。他曾對法國作家帕斯卡·布魯克納說：“在這個故事中，我有時會發現某些時刻似曾相識。可以在裡面看到同樣武斷的“判決”，否認事實，譴責我沒有做過的事情。大多數指責我的人都不認識我，對這個案子一無所知。我必須承認，我對電影中呈現的迫害個體公民的運作方式都非常熟悉，可以說是現實給了我靈感。”
對於波蘭斯基而言，他最大的願望也許是希望人們可以放下爭議，將爭議和藝術分離；但現實中能做到這點的少之又少。比如在電影節開幕之前，本屆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的評委會主席，女導演盧奎西亞·馬特爾就曾明言：“我無法將人和他的作品分開，他（指羅曼·波蘭斯基）出現在威尼斯電影節，對我來說，很不適。我代表著許多的女性，我不願為他起立鼓掌。”雖然其後辯解是翻譯錯誤，但箇中意思業已表達完全。
本屆威尼斯主競賽評委會主席，盧奎西亞·馬特爾
但對於波蘭斯基而言，最深層的控訴還是要回到自身與雷德福斯案的本質上。整個德雷福斯事件的病因在於反猶心態，但是回到左拉在1898年擲地有聲的檄文《我控訴》來看，當皮卡爾將證據一次又一次地呈交到不同的長官手中，難道他們都是傻子嗎？不！他們都看得非常清楚。且看左拉是如何控訴的：
您怎能期待另一個軍事法庭會推翻原判?以階級關係來看，這是不可能的。比約將軍在他的聲明中已為法官鋪了路，他們在審理案件時服從他的意見，有如在戰場上服從司令的指揮，不假思索地服從。影響他們判決的意見是：“德雷福斯已被軍事法庭裁定叛國，所以他是有罪的，我們這個軍事法庭不能宣佈他是無辜的。現在，我們知道如果承認埃斯特哈齊有罪，就等於說德雷福斯無罪……如同我剛剛向您陳述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陸軍事件：參謀部的一名軍官被同僚告發，在主管的壓力下被判刑。我一再強調，他若沉冤得雪，參謀部全體官員便必須認罪。——愛彌爾·左拉《我控訴》
20世紀著名的猶太裔政治理論學家漢娜·阿倫特在分析極權的起源時，曾寫過一本觀察著作，這本著作擁有一個更為赫赫有名的副標題《一份關於平庸之惡的報告》。“是純粹的不假思索讓他成為了當時的最大罪犯之一。當上級命令傳達下來，下級就去執行。如果有一天被追究責任，便可辯稱，‘我只是在執行命令而已。’”
漢娜·阿倫特，被認為是“覺醒的局外人”
波蘭斯基借影片中復刻的每一個歷史人物，去重現阿倫特理論中的“平庸之惡”，以大量近乎於偏執的細節去還原小人物們的“平庸之惡”。阿倫特論證，惡並不一定就是那麼複雜，在很多時候惡是很膚淺的狀態。“惡的平庸性”，體現出的一個重要的特徵，那就是“不思考”。
惡來源於思維的缺失，當思維墮落於惡的深淵，試圖檢驗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則時，總會一無所獲。惡泯滅了思維，這就是惡的平庸性。影片《我控訴》並不是簡單的歷史重建，波蘭斯基將每一份平庸之惡隱藏在一份份偽造的文件、被塵封的書信和缺失的手稿中，這些強大的國家機構看似大條道理，但實則都是高度統一化的零部件，以集體之名作惡。
反觀今天處處裹挾著“政治正確”的主流民意，有多少經過深思，又有多少人云亦云。以主流的政治正確成功重塑合眾秩序，在輿論強大秩序力量下，個人人格高度統一，即便是謬論也能塑造成新“正義”。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影片後半部分的主要場景，則基本集中在來回消磨的會議。房間揚塵中的密談，公寓裡的悄悄監視，以及法院人潮擁擠時刻的憤怒，甚至還有左拉寫下那篇題為“我控訴”的洋洋灑灑的長信。影片的質感真實得讓人著迷。
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
左拉發表在《曙光報》上的長文：《我控訴：致共和國總統的信》
在整個過程中，波蘭斯基鮮有地沒做任何誇張的戲劇式的起伏，而是保持了對歷史最真實的呈現，即便是一個小場景、小角色，都儘可能依照歷史真實進行復刻，有如陳列一般，向觀眾們展示著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件。
他在影片中盡力實現最大節制和冷靜，避開戲劇性的表演，在大量倒敘或插敘的場景中，借皮卡爾的口吻堅持不以個人情感妨礙判斷。如果說前二十分鐘是以學究式的研究追求歷史的精確度，那麼後半部分則無疑是高度專注於嚴謹的敘事。
故事文本上則幾乎放棄了以往《唐人街》或者《羅斯瑪麗的嬰兒》這類有著強戲劇衝突的敘事模式，轉而將重頭戲埋在皮卡爾與其他體制內僵化惰怠的角色間的對比。在筆者看來，如果說影片的目的在於襯托出皮卡爾的正直，那麼波蘭斯基堅持的法文片名“我控訴”其實是沒有立足意義的；影片冗長而反覆的求證過程，也並不見得可以為實現人物弧光提供多少實際效果。因此回到影片的片名“我控訴”，再來看看，波蘭斯基到底是要借新作控訴什麼呢？
2. 波蘭斯基的三層控訴
對於創作者而言，最表層也是最基本的控訴，當然就是針對社會中一直暗湧不斷的反猶太人主義。波蘭斯基在以往的採訪中也曾坦誠過這一點，童年時對納粹、反猶、集中營的記憶過於深刻，以至於成為導演後的創作中，依然擺脫不了骨子裡的恐懼感。他電影中為人稱道的壓迫怪誕的空間感，以及歷史戲劇中濃郁的個人悲觀色彩，很大程度上都是童年恐懼的延續。
影片《我控訴》開場時對於猶太人的譏諷、蔑視，以及影片中不時出現的反猶浪潮，或多或少都來自於波蘭斯基腦海深處的記憶。在自然光的對比下，陰影處的暗顯得更加深重。對他而言，德雷福斯被定叛國罪，最大的錯不是在於其被疑通敵，最大的錯是生而為猶太。
而第二層控訴，顯然也是可以從影片中提煉得出。電影是導演的藝術，波蘭斯基在創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融入他的個人因素。他曾對法國作家帕斯卡·布魯克納說：“在這個故事中，我有時會發現某些時刻似曾相識。可以在裡面看到同樣武斷的“判決”，否認事實，譴責我沒有做過的事情。大多數指責我的人都不認識我，對這個案子一無所知。我必須承認，我對電影中呈現的迫害個體公民的運作方式都非常熟悉，可以說是現實給了我靈感。”
對於波蘭斯基而言，他最大的願望也許是希望人們可以放下爭議，將爭議和藝術分離；但現實中能做到這點的少之又少。比如在電影節開幕之前，本屆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的評委會主席，女導演盧奎西亞·馬特爾就曾明言：“我無法將人和他的作品分開，他（指羅曼·波蘭斯基）出現在威尼斯電影節，對我來說，很不適。我代表著許多的女性，我不願為他起立鼓掌。”雖然其後辯解是翻譯錯誤，但箇中意思業已表達完全。
本屆威尼斯主競賽評委會主席，盧奎西亞·馬特爾
但對於波蘭斯基而言，最深層的控訴還是要回到自身與雷德福斯案的本質上。整個德雷福斯事件的病因在於反猶心態，但是回到左拉在1898年擲地有聲的檄文《我控訴》來看，當皮卡爾將證據一次又一次地呈交到不同的長官手中，難道他們都是傻子嗎？不！他們都看得非常清楚。且看左拉是如何控訴的：
您怎能期待另一個軍事法庭會推翻原判?以階級關係來看，這是不可能的。比約將軍在他的聲明中已為法官鋪了路，他們在審理案件時服從他的意見，有如在戰場上服從司令的指揮，不假思索地服從。影響他們判決的意見是：“德雷福斯已被軍事法庭裁定叛國，所以他是有罪的，我們這個軍事法庭不能宣佈他是無辜的。現在，我們知道如果承認埃斯特哈齊有罪，就等於說德雷福斯無罪……如同我剛剛向您陳述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陸軍事件：參謀部的一名軍官被同僚告發，在主管的壓力下被判刑。我一再強調，他若沉冤得雪，參謀部全體官員便必須認罪。——愛彌爾·左拉《我控訴》
20世紀著名的猶太裔政治理論學家漢娜·阿倫特在分析極權的起源時，曾寫過一本觀察著作，這本著作擁有一個更為赫赫有名的副標題《一份關於平庸之惡的報告》。“是純粹的不假思索讓他成為了當時的最大罪犯之一。當上級命令傳達下來，下級就去執行。如果有一天被追究責任，便可辯稱，‘我只是在執行命令而已。’”
漢娜·阿倫特，被認為是“覺醒的局外人”
波蘭斯基借影片中復刻的每一個歷史人物，去重現阿倫特理論中的“平庸之惡”，以大量近乎於偏執的細節去還原小人物們的“平庸之惡”。阿倫特論證，惡並不一定就是那麼複雜，在很多時候惡是很膚淺的狀態。“惡的平庸性”，體現出的一個重要的特徵，那就是“不思考”。
惡來源於思維的缺失，當思維墮落於惡的深淵，試圖檢驗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則時，總會一無所獲。惡泯滅了思維，這就是惡的平庸性。影片《我控訴》並不是簡單的歷史重建，波蘭斯基將每一份平庸之惡隱藏在一份份偽造的文件、被塵封的書信和缺失的手稿中，這些強大的國家機構看似大條道理，但實則都是高度統一化的零部件，以集體之名作惡。
反觀今天處處裹挾著“政治正確”的主流民意，有多少經過深思，又有多少人云亦云。以主流的政治正確成功重塑合眾秩序，在輿論強大秩序力量下，個人人格高度統一，即便是謬論也能塑造成新“正義”。
正是這些機制與話術的包裝作用，讓個體失去獨立思考，失去對合法的認知，即便作惡，也缺乏辨識是非黑白的能力，從而在“完成任務”的假象中，擺脫了心理負擔，自覺成為維護機制的一員。在這部電影中，波蘭斯基似乎借皮卡爾這個角色苦口婆心地提醒大眾，純粹的求真就能回到事件的本質。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影片後半部分的主要場景，則基本集中在來回消磨的會議。房間揚塵中的密談，公寓裡的悄悄監視，以及法院人潮擁擠時刻的憤怒，甚至還有左拉寫下那篇題為“我控訴”的洋洋灑灑的長信。影片的質感真實得讓人著迷。
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
左拉發表在《曙光報》上的長文：《我控訴：致共和國總統的信》
在整個過程中，波蘭斯基鮮有地沒做任何誇張的戲劇式的起伏，而是保持了對歷史最真實的呈現，即便是一個小場景、小角色，都儘可能依照歷史真實進行復刻，有如陳列一般，向觀眾們展示著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件。
他在影片中盡力實現最大節制和冷靜，避開戲劇性的表演，在大量倒敘或插敘的場景中，借皮卡爾的口吻堅持不以個人情感妨礙判斷。如果說前二十分鐘是以學究式的研究追求歷史的精確度，那麼後半部分則無疑是高度專注於嚴謹的敘事。
故事文本上則幾乎放棄了以往《唐人街》或者《羅斯瑪麗的嬰兒》這類有著強戲劇衝突的敘事模式，轉而將重頭戲埋在皮卡爾與其他體制內僵化惰怠的角色間的對比。在筆者看來，如果說影片的目的在於襯托出皮卡爾的正直，那麼波蘭斯基堅持的法文片名“我控訴”其實是沒有立足意義的；影片冗長而反覆的求證過程，也並不見得可以為實現人物弧光提供多少實際效果。因此回到影片的片名“我控訴”，再來看看，波蘭斯基到底是要借新作控訴什麼呢？
2. 波蘭斯基的三層控訴
對於創作者而言，最表層也是最基本的控訴，當然就是針對社會中一直暗湧不斷的反猶太人主義。波蘭斯基在以往的採訪中也曾坦誠過這一點，童年時對納粹、反猶、集中營的記憶過於深刻，以至於成為導演後的創作中，依然擺脫不了骨子裡的恐懼感。他電影中為人稱道的壓迫怪誕的空間感，以及歷史戲劇中濃郁的個人悲觀色彩，很大程度上都是童年恐懼的延續。
影片《我控訴》開場時對於猶太人的譏諷、蔑視，以及影片中不時出現的反猶浪潮，或多或少都來自於波蘭斯基腦海深處的記憶。在自然光的對比下，陰影處的暗顯得更加深重。對他而言，德雷福斯被定叛國罪，最大的錯不是在於其被疑通敵，最大的錯是生而為猶太。
而第二層控訴，顯然也是可以從影片中提煉得出。電影是導演的藝術，波蘭斯基在創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融入他的個人因素。他曾對法國作家帕斯卡·布魯克納說：“在這個故事中，我有時會發現某些時刻似曾相識。可以在裡面看到同樣武斷的“判決”，否認事實，譴責我沒有做過的事情。大多數指責我的人都不認識我，對這個案子一無所知。我必須承認，我對電影中呈現的迫害個體公民的運作方式都非常熟悉，可以說是現實給了我靈感。”
對於波蘭斯基而言，他最大的願望也許是希望人們可以放下爭議，將爭議和藝術分離；但現實中能做到這點的少之又少。比如在電影節開幕之前，本屆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的評委會主席，女導演盧奎西亞·馬特爾就曾明言：“我無法將人和他的作品分開，他（指羅曼·波蘭斯基）出現在威尼斯電影節，對我來說，很不適。我代表著許多的女性，我不願為他起立鼓掌。”雖然其後辯解是翻譯錯誤，但箇中意思業已表達完全。
本屆威尼斯主競賽評委會主席，盧奎西亞·馬特爾
但對於波蘭斯基而言，最深層的控訴還是要回到自身與雷德福斯案的本質上。整個德雷福斯事件的病因在於反猶心態，但是回到左拉在1898年擲地有聲的檄文《我控訴》來看，當皮卡爾將證據一次又一次地呈交到不同的長官手中，難道他們都是傻子嗎？不！他們都看得非常清楚。且看左拉是如何控訴的：
您怎能期待另一個軍事法庭會推翻原判?以階級關係來看，這是不可能的。比約將軍在他的聲明中已為法官鋪了路，他們在審理案件時服從他的意見，有如在戰場上服從司令的指揮，不假思索地服從。影響他們判決的意見是：“德雷福斯已被軍事法庭裁定叛國，所以他是有罪的，我們這個軍事法庭不能宣佈他是無辜的。現在，我們知道如果承認埃斯特哈齊有罪，就等於說德雷福斯無罪……如同我剛剛向您陳述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陸軍事件：參謀部的一名軍官被同僚告發，在主管的壓力下被判刑。我一再強調，他若沉冤得雪，參謀部全體官員便必須認罪。——愛彌爾·左拉《我控訴》
20世紀著名的猶太裔政治理論學家漢娜·阿倫特在分析極權的起源時，曾寫過一本觀察著作，這本著作擁有一個更為赫赫有名的副標題《一份關於平庸之惡的報告》。“是純粹的不假思索讓他成為了當時的最大罪犯之一。當上級命令傳達下來，下級就去執行。如果有一天被追究責任，便可辯稱，‘我只是在執行命令而已。’”
漢娜·阿倫特，被認為是“覺醒的局外人”
波蘭斯基借影片中復刻的每一個歷史人物，去重現阿倫特理論中的“平庸之惡”，以大量近乎於偏執的細節去還原小人物們的“平庸之惡”。阿倫特論證，惡並不一定就是那麼複雜，在很多時候惡是很膚淺的狀態。“惡的平庸性”，體現出的一個重要的特徵，那就是“不思考”。
惡來源於思維的缺失，當思維墮落於惡的深淵，試圖檢驗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則時，總會一無所獲。惡泯滅了思維，這就是惡的平庸性。影片《我控訴》並不是簡單的歷史重建，波蘭斯基將每一份平庸之惡隱藏在一份份偽造的文件、被塵封的書信和缺失的手稿中，這些強大的國家機構看似大條道理，但實則都是高度統一化的零部件，以集體之名作惡。
反觀今天處處裹挾著“政治正確”的主流民意，有多少經過深思，又有多少人云亦云。以主流的政治正確成功重塑合眾秩序，在輿論強大秩序力量下，個人人格高度統一，即便是謬論也能塑造成新“正義”。
正是這些機制與話術的包裝作用，讓個體失去獨立思考，失去對合法的認知，即便作惡，也缺乏辨識是非黑白的能力，從而在“完成任務”的假象中，擺脫了心理負擔，自覺成為維護機制的一員。在這部電影中，波蘭斯基似乎借皮卡爾這個角色苦口婆心地提醒大眾，純粹的求真就能回到事件的本質。
哪怕已經86歲高齡，新作《我控訴》無論從表達還是視聽語言的運用上都看不出疲態。在飽受非議和生活磨難之後，還能支撐其創作的，大約就是心底強大的執念，對於電影藝術的執著，對於心中真相的執著。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影片後半部分的主要場景，則基本集中在來回消磨的會議。房間揚塵中的密談，公寓裡的悄悄監視，以及法院人潮擁擠時刻的憤怒，甚至還有左拉寫下那篇題為“我控訴”的洋洋灑灑的長信。影片的質感真實得讓人著迷。
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
左拉發表在《曙光報》上的長文：《我控訴：致共和國總統的信》
在整個過程中，波蘭斯基鮮有地沒做任何誇張的戲劇式的起伏，而是保持了對歷史最真實的呈現，即便是一個小場景、小角色，都儘可能依照歷史真實進行復刻，有如陳列一般，向觀眾們展示著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件。
他在影片中盡力實現最大節制和冷靜，避開戲劇性的表演，在大量倒敘或插敘的場景中，借皮卡爾的口吻堅持不以個人情感妨礙判斷。如果說前二十分鐘是以學究式的研究追求歷史的精確度，那麼後半部分則無疑是高度專注於嚴謹的敘事。
故事文本上則幾乎放棄了以往《唐人街》或者《羅斯瑪麗的嬰兒》這類有著強戲劇衝突的敘事模式，轉而將重頭戲埋在皮卡爾與其他體制內僵化惰怠的角色間的對比。在筆者看來，如果說影片的目的在於襯托出皮卡爾的正直，那麼波蘭斯基堅持的法文片名“我控訴”其實是沒有立足意義的；影片冗長而反覆的求證過程，也並不見得可以為實現人物弧光提供多少實際效果。因此回到影片的片名“我控訴”，再來看看，波蘭斯基到底是要借新作控訴什麼呢？
2. 波蘭斯基的三層控訴
對於創作者而言，最表層也是最基本的控訴，當然就是針對社會中一直暗湧不斷的反猶太人主義。波蘭斯基在以往的採訪中也曾坦誠過這一點，童年時對納粹、反猶、集中營的記憶過於深刻，以至於成為導演後的創作中，依然擺脫不了骨子裡的恐懼感。他電影中為人稱道的壓迫怪誕的空間感，以及歷史戲劇中濃郁的個人悲觀色彩，很大程度上都是童年恐懼的延續。
影片《我控訴》開場時對於猶太人的譏諷、蔑視，以及影片中不時出現的反猶浪潮，或多或少都來自於波蘭斯基腦海深處的記憶。在自然光的對比下，陰影處的暗顯得更加深重。對他而言，德雷福斯被定叛國罪，最大的錯不是在於其被疑通敵，最大的錯是生而為猶太。
而第二層控訴，顯然也是可以從影片中提煉得出。電影是導演的藝術，波蘭斯基在創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融入他的個人因素。他曾對法國作家帕斯卡·布魯克納說：“在這個故事中，我有時會發現某些時刻似曾相識。可以在裡面看到同樣武斷的“判決”，否認事實，譴責我沒有做過的事情。大多數指責我的人都不認識我，對這個案子一無所知。我必須承認，我對電影中呈現的迫害個體公民的運作方式都非常熟悉，可以說是現實給了我靈感。”
對於波蘭斯基而言，他最大的願望也許是希望人們可以放下爭議，將爭議和藝術分離；但現實中能做到這點的少之又少。比如在電影節開幕之前，本屆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的評委會主席，女導演盧奎西亞·馬特爾就曾明言：“我無法將人和他的作品分開，他（指羅曼·波蘭斯基）出現在威尼斯電影節，對我來說，很不適。我代表著許多的女性，我不願為他起立鼓掌。”雖然其後辯解是翻譯錯誤，但箇中意思業已表達完全。
本屆威尼斯主競賽評委會主席，盧奎西亞·馬特爾
但對於波蘭斯基而言，最深層的控訴還是要回到自身與雷德福斯案的本質上。整個德雷福斯事件的病因在於反猶心態，但是回到左拉在1898年擲地有聲的檄文《我控訴》來看，當皮卡爾將證據一次又一次地呈交到不同的長官手中，難道他們都是傻子嗎？不！他們都看得非常清楚。且看左拉是如何控訴的：
您怎能期待另一個軍事法庭會推翻原判?以階級關係來看，這是不可能的。比約將軍在他的聲明中已為法官鋪了路，他們在審理案件時服從他的意見，有如在戰場上服從司令的指揮，不假思索地服從。影響他們判決的意見是：“德雷福斯已被軍事法庭裁定叛國，所以他是有罪的，我們這個軍事法庭不能宣佈他是無辜的。現在，我們知道如果承認埃斯特哈齊有罪，就等於說德雷福斯無罪……如同我剛剛向您陳述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陸軍事件：參謀部的一名軍官被同僚告發，在主管的壓力下被判刑。我一再強調，他若沉冤得雪，參謀部全體官員便必須認罪。——愛彌爾·左拉《我控訴》
20世紀著名的猶太裔政治理論學家漢娜·阿倫特在分析極權的起源時，曾寫過一本觀察著作，這本著作擁有一個更為赫赫有名的副標題《一份關於平庸之惡的報告》。“是純粹的不假思索讓他成為了當時的最大罪犯之一。當上級命令傳達下來，下級就去執行。如果有一天被追究責任，便可辯稱，‘我只是在執行命令而已。’”
漢娜·阿倫特，被認為是“覺醒的局外人”
波蘭斯基借影片中復刻的每一個歷史人物，去重現阿倫特理論中的“平庸之惡”，以大量近乎於偏執的細節去還原小人物們的“平庸之惡”。阿倫特論證，惡並不一定就是那麼複雜，在很多時候惡是很膚淺的狀態。“惡的平庸性”，體現出的一個重要的特徵，那就是“不思考”。
惡來源於思維的缺失，當思維墮落於惡的深淵，試圖檢驗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則時，總會一無所獲。惡泯滅了思維，這就是惡的平庸性。影片《我控訴》並不是簡單的歷史重建，波蘭斯基將每一份平庸之惡隱藏在一份份偽造的文件、被塵封的書信和缺失的手稿中，這些強大的國家機構看似大條道理，但實則都是高度統一化的零部件，以集體之名作惡。
反觀今天處處裹挾著“政治正確”的主流民意，有多少經過深思，又有多少人云亦云。以主流的政治正確成功重塑合眾秩序，在輿論強大秩序力量下，個人人格高度統一，即便是謬論也能塑造成新“正義”。
正是這些機制與話術的包裝作用，讓個體失去獨立思考，失去對合法的認知，即便作惡，也缺乏辨識是非黑白的能力，從而在“完成任務”的假象中，擺脫了心理負擔，自覺成為維護機制的一員。在這部電影中，波蘭斯基似乎借皮卡爾這個角色苦口婆心地提醒大眾，純粹的求真就能回到事件的本質。
哪怕已經86歲高齡，新作《我控訴》無論從表達還是視聽語言的運用上都看不出疲態。在飽受非議和生活磨難之後，還能支撐其創作的，大約就是心底強大的執念，對於電影藝術的執著，對於心中真相的執著。
姑且勿論誰是誰非，畢竟電影院不是法庭。單就影片本身而言，這份強大而純粹的執著，足以讓他放下憤懣和怨念，耐心地對每一個願意坐下來觀看的觀眾講道理。用他能夠做到的細節復刻歷史，在影像中超越文字，為時代刻下註解。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影片後半部分的主要場景，則基本集中在來回消磨的會議。房間揚塵中的密談，公寓裡的悄悄監視，以及法院人潮擁擠時刻的憤怒，甚至還有左拉寫下那篇題為“我控訴”的洋洋灑灑的長信。影片的質感真實得讓人著迷。
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
左拉發表在《曙光報》上的長文：《我控訴：致共和國總統的信》
在整個過程中，波蘭斯基鮮有地沒做任何誇張的戲劇式的起伏，而是保持了對歷史最真實的呈現，即便是一個小場景、小角色，都儘可能依照歷史真實進行復刻，有如陳列一般，向觀眾們展示著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件。
他在影片中盡力實現最大節制和冷靜，避開戲劇性的表演，在大量倒敘或插敘的場景中，借皮卡爾的口吻堅持不以個人情感妨礙判斷。如果說前二十分鐘是以學究式的研究追求歷史的精確度，那麼後半部分則無疑是高度專注於嚴謹的敘事。
故事文本上則幾乎放棄了以往《唐人街》或者《羅斯瑪麗的嬰兒》這類有著強戲劇衝突的敘事模式，轉而將重頭戲埋在皮卡爾與其他體制內僵化惰怠的角色間的對比。在筆者看來，如果說影片的目的在於襯托出皮卡爾的正直，那麼波蘭斯基堅持的法文片名“我控訴”其實是沒有立足意義的；影片冗長而反覆的求證過程，也並不見得可以為實現人物弧光提供多少實際效果。因此回到影片的片名“我控訴”，再來看看，波蘭斯基到底是要借新作控訴什麼呢？
2. 波蘭斯基的三層控訴
對於創作者而言，最表層也是最基本的控訴，當然就是針對社會中一直暗湧不斷的反猶太人主義。波蘭斯基在以往的採訪中也曾坦誠過這一點，童年時對納粹、反猶、集中營的記憶過於深刻，以至於成為導演後的創作中，依然擺脫不了骨子裡的恐懼感。他電影中為人稱道的壓迫怪誕的空間感，以及歷史戲劇中濃郁的個人悲觀色彩，很大程度上都是童年恐懼的延續。
影片《我控訴》開場時對於猶太人的譏諷、蔑視，以及影片中不時出現的反猶浪潮，或多或少都來自於波蘭斯基腦海深處的記憶。在自然光的對比下，陰影處的暗顯得更加深重。對他而言，德雷福斯被定叛國罪，最大的錯不是在於其被疑通敵，最大的錯是生而為猶太。
而第二層控訴，顯然也是可以從影片中提煉得出。電影是導演的藝術，波蘭斯基在創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融入他的個人因素。他曾對法國作家帕斯卡·布魯克納說：“在這個故事中，我有時會發現某些時刻似曾相識。可以在裡面看到同樣武斷的“判決”，否認事實，譴責我沒有做過的事情。大多數指責我的人都不認識我，對這個案子一無所知。我必須承認，我對電影中呈現的迫害個體公民的運作方式都非常熟悉，可以說是現實給了我靈感。”
對於波蘭斯基而言，他最大的願望也許是希望人們可以放下爭議，將爭議和藝術分離；但現實中能做到這點的少之又少。比如在電影節開幕之前，本屆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的評委會主席，女導演盧奎西亞·馬特爾就曾明言：“我無法將人和他的作品分開，他（指羅曼·波蘭斯基）出現在威尼斯電影節，對我來說，很不適。我代表著許多的女性，我不願為他起立鼓掌。”雖然其後辯解是翻譯錯誤，但箇中意思業已表達完全。
本屆威尼斯主競賽評委會主席，盧奎西亞·馬特爾
但對於波蘭斯基而言，最深層的控訴還是要回到自身與雷德福斯案的本質上。整個德雷福斯事件的病因在於反猶心態，但是回到左拉在1898年擲地有聲的檄文《我控訴》來看，當皮卡爾將證據一次又一次地呈交到不同的長官手中，難道他們都是傻子嗎？不！他們都看得非常清楚。且看左拉是如何控訴的：
您怎能期待另一個軍事法庭會推翻原判?以階級關係來看，這是不可能的。比約將軍在他的聲明中已為法官鋪了路，他們在審理案件時服從他的意見，有如在戰場上服從司令的指揮，不假思索地服從。影響他們判決的意見是：“德雷福斯已被軍事法庭裁定叛國，所以他是有罪的，我們這個軍事法庭不能宣佈他是無辜的。現在，我們知道如果承認埃斯特哈齊有罪，就等於說德雷福斯無罪……如同我剛剛向您陳述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陸軍事件：參謀部的一名軍官被同僚告發，在主管的壓力下被判刑。我一再強調，他若沉冤得雪，參謀部全體官員便必須認罪。——愛彌爾·左拉《我控訴》
20世紀著名的猶太裔政治理論學家漢娜·阿倫特在分析極權的起源時，曾寫過一本觀察著作，這本著作擁有一個更為赫赫有名的副標題《一份關於平庸之惡的報告》。“是純粹的不假思索讓他成為了當時的最大罪犯之一。當上級命令傳達下來，下級就去執行。如果有一天被追究責任，便可辯稱，‘我只是在執行命令而已。’”
漢娜·阿倫特，被認為是“覺醒的局外人”
波蘭斯基借影片中復刻的每一個歷史人物，去重現阿倫特理論中的“平庸之惡”，以大量近乎於偏執的細節去還原小人物們的“平庸之惡”。阿倫特論證，惡並不一定就是那麼複雜，在很多時候惡是很膚淺的狀態。“惡的平庸性”，體現出的一個重要的特徵，那就是“不思考”。
惡來源於思維的缺失，當思維墮落於惡的深淵，試圖檢驗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則時，總會一無所獲。惡泯滅了思維，這就是惡的平庸性。影片《我控訴》並不是簡單的歷史重建，波蘭斯基將每一份平庸之惡隱藏在一份份偽造的文件、被塵封的書信和缺失的手稿中，這些強大的國家機構看似大條道理，但實則都是高度統一化的零部件，以集體之名作惡。
反觀今天處處裹挾著“政治正確”的主流民意，有多少經過深思，又有多少人云亦云。以主流的政治正確成功重塑合眾秩序，在輿論強大秩序力量下，個人人格高度統一，即便是謬論也能塑造成新“正義”。
正是這些機制與話術的包裝作用，讓個體失去獨立思考，失去對合法的認知，即便作惡，也缺乏辨識是非黑白的能力，從而在“完成任務”的假象中，擺脫了心理負擔，自覺成為維護機制的一員。在這部電影中，波蘭斯基似乎借皮卡爾這個角色苦口婆心地提醒大眾，純粹的求真就能回到事件的本質。
哪怕已經86歲高齡，新作《我控訴》無論從表達還是視聽語言的運用上都看不出疲態。在飽受非議和生活磨難之後，還能支撐其創作的，大約就是心底強大的執念，對於電影藝術的執著，對於心中真相的執著。
姑且勿論誰是誰非，畢竟電影院不是法庭。單就影片本身而言，這份強大而純粹的執著，足以讓他放下憤懣和怨念，耐心地對每一個願意坐下來觀看的觀眾講道理。用他能夠做到的細節復刻歷史，在影像中超越文字，為時代刻下註解。
歷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慣例，基本都是將重要的電影放在開頭那幾天，一方面是便於美國記者們趕場，另一方面是始終比不得戛納好片雲集，將重量級的集中在一起也顯得氣派些。
但不得不說，今年的威尼斯還是非常熱鬧的。繼寡姐和司機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後，昨天又有兩部電影大爆，一部是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認為是“繼《黑暗騎士》以來最大膽、最嚴肅的漫改電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波蘭斯基導演的新作《我控訴》（J'accuse）。沒錯，這位天然自帶熱點的大師級導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獅獎的角逐。久違的波蘭斯基，距離他上一次進歐洲三大，已經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維納斯》。
帶著新作重登國際影壇舞臺的波蘭斯基，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電影作品掛鉤之外，更多地卻出現在各大媒體附贈的與電影無關的八卦新聞上。從幼年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到母親死於集中營，從學滿出師到聲名鵲起，從妻兒被邪教虐殺，到被控性侵13歲幼女。在世人眼中，波蘭斯基的生活遠比其電影更精彩。
羅曼·波蘭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恨不得把“壞分子”波蘭斯基從歐洲揪出來，再批鬥一次，哪怕昔日當事人薩曼莎·傑默主動撤案，並且為波蘭斯基澄清“當年卻有自願的成分”，也絲毫不能緩解各界輿論對波蘭斯基的口誅筆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訴》在威尼斯的首映，作為導演的波蘭斯基也終究無法參與（意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
但對於筆者而言，波蘭斯基的電影作品永遠都在有生之年慶幸得見的名單中。從早年玩黑色心理驚悚的《冷血驚魂》《怪房客》《羅斯瑪麗的嬰兒》，到改編自經典歷史戲劇的《霧都孤兒》《苔絲》《麥克白》，又如情慾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維納斯》，再到嚴肅電影《鋼琴師》。波蘭斯基以極其出色的劇本架構能力與空間調度打造出眾多經典。無論世人對其本人有什麼看法，但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他仍舊憑藉著精湛的手藝屹立於大師之列。
注：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討論，敬請留意。
1. 神來之筆再現
新作《我控訴》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說，羅伯特同時也是本片的聯合編劇。作為西方歷史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右翼勢力排猶的開端。
年輕的猶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國政府情報調查中，被控以通敵叛國罪，因洩露情報給德國駐巴黎武官而被革職，並押往魔鬼島服刑。而在其後的調查中，即便發現德雷福斯並非間諜，但此時由於受到法國國內極右翼反猶勢力的影響，各級官員拒不承認錯誤。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背後的真相被披露得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兩個陣營，還險些釀成內戰。直到1906年，迫於社會壓力，法國政府才讓法院撤銷判決，令德雷福斯獲得赦免，恢復名譽。
魔鬼島上的德雷福斯
作為一件板上釘釘的歷史事件，本身幾乎沒有懸念可言。對於擅長利用戲劇衝突架構文本的波蘭斯基而言，缺乏懸念也是電影劇本改編歷史事件時面臨的問題。在新片《我控訴》中，波蘭斯基並沒有選取更接近於大眾審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謂“維護正義公平”的主流G點。
相反的，比起簡單地複述歷史或廉價地譴責暴力，波蘭斯基選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構運動本身，因為在他看來，造成暴力結果的起源和過程更值得讓人深思。換句話講，波蘭斯基在這部新片中是帶著答案來引領觀眾思考。
影片雖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為背景，但劇本從頭到尾都繞開德雷福斯這個人物，而非常聰明地以揭發“德雷福斯事件”的關鍵人物——喬治·皮卡爾為主視角。皮卡爾參與了最初對德雷福斯的審判，卻也是最後助其洗脫罪名的人。影片開場以帶有反猶太歧視色彩的審判，不僅帶出彼時社會的主流色調，也為皮卡爾最初的角色設定提供了根據。
波蘭斯基幾乎是以復刻歷史的嚴謹，呈現了19世紀末的巴黎浮世繪。皮卡爾升遷後的情報部門辦公室，基於人工情報的作業系統，在壓抑且密不透風的辦公室裡進行來來回回的文字比對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對下，發現了德雷福斯案關鍵證物的筆跡漏洞。
同樣，波蘭斯基幾乎用了大半的篇幅來講述皮卡爾為德雷福斯案求證的過程，從開始因傲氣而質疑求解，到後來發現證物的貓膩。而作為體制產物的一部分，皮卡爾在其中同樣經歷了自我意識的懷疑和不確定。
影片後半部分的主要場景，則基本集中在來回消磨的會議。房間揚塵中的密談，公寓裡的悄悄監視，以及法院人潮擁擠時刻的憤怒，甚至還有左拉寫下那篇題為“我控訴”的洋洋灑灑的長信。影片的質感真實得讓人著迷。
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
左拉發表在《曙光報》上的長文：《我控訴：致共和國總統的信》
在整個過程中，波蘭斯基鮮有地沒做任何誇張的戲劇式的起伏，而是保持了對歷史最真實的呈現，即便是一個小場景、小角色，都儘可能依照歷史真實進行復刻，有如陳列一般，向觀眾們展示著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件。
他在影片中盡力實現最大節制和冷靜，避開戲劇性的表演，在大量倒敘或插敘的場景中，借皮卡爾的口吻堅持不以個人情感妨礙判斷。如果說前二十分鐘是以學究式的研究追求歷史的精確度，那麼後半部分則無疑是高度專注於嚴謹的敘事。
故事文本上則幾乎放棄了以往《唐人街》或者《羅斯瑪麗的嬰兒》這類有著強戲劇衝突的敘事模式，轉而將重頭戲埋在皮卡爾與其他體制內僵化惰怠的角色間的對比。在筆者看來，如果說影片的目的在於襯托出皮卡爾的正直，那麼波蘭斯基堅持的法文片名“我控訴”其實是沒有立足意義的；影片冗長而反覆的求證過程，也並不見得可以為實現人物弧光提供多少實際效果。因此回到影片的片名“我控訴”，再來看看，波蘭斯基到底是要借新作控訴什麼呢？
2. 波蘭斯基的三層控訴
對於創作者而言，最表層也是最基本的控訴，當然就是針對社會中一直暗湧不斷的反猶太人主義。波蘭斯基在以往的採訪中也曾坦誠過這一點，童年時對納粹、反猶、集中營的記憶過於深刻，以至於成為導演後的創作中，依然擺脫不了骨子裡的恐懼感。他電影中為人稱道的壓迫怪誕的空間感，以及歷史戲劇中濃郁的個人悲觀色彩，很大程度上都是童年恐懼的延續。
影片《我控訴》開場時對於猶太人的譏諷、蔑視，以及影片中不時出現的反猶浪潮，或多或少都來自於波蘭斯基腦海深處的記憶。在自然光的對比下，陰影處的暗顯得更加深重。對他而言，德雷福斯被定叛國罪，最大的錯不是在於其被疑通敵，最大的錯是生而為猶太。
而第二層控訴，顯然也是可以從影片中提煉得出。電影是導演的藝術，波蘭斯基在創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融入他的個人因素。他曾對法國作家帕斯卡·布魯克納說：“在這個故事中，我有時會發現某些時刻似曾相識。可以在裡面看到同樣武斷的“判決”，否認事實，譴責我沒有做過的事情。大多數指責我的人都不認識我，對這個案子一無所知。我必須承認，我對電影中呈現的迫害個體公民的運作方式都非常熟悉，可以說是現實給了我靈感。”
對於波蘭斯基而言，他最大的願望也許是希望人們可以放下爭議，將爭議和藝術分離；但現實中能做到這點的少之又少。比如在電影節開幕之前，本屆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的評委會主席，女導演盧奎西亞·馬特爾就曾明言：“我無法將人和他的作品分開，他（指羅曼·波蘭斯基）出現在威尼斯電影節，對我來說，很不適。我代表著許多的女性，我不願為他起立鼓掌。”雖然其後辯解是翻譯錯誤，但箇中意思業已表達完全。
本屆威尼斯主競賽評委會主席，盧奎西亞·馬特爾
但對於波蘭斯基而言，最深層的控訴還是要回到自身與雷德福斯案的本質上。整個德雷福斯事件的病因在於反猶心態，但是回到左拉在1898年擲地有聲的檄文《我控訴》來看，當皮卡爾將證據一次又一次地呈交到不同的長官手中，難道他們都是傻子嗎？不！他們都看得非常清楚。且看左拉是如何控訴的：
您怎能期待另一個軍事法庭會推翻原判?以階級關係來看，這是不可能的。比約將軍在他的聲明中已為法官鋪了路，他們在審理案件時服從他的意見，有如在戰場上服從司令的指揮，不假思索地服從。影響他們判決的意見是：“德雷福斯已被軍事法庭裁定叛國，所以他是有罪的，我們這個軍事法庭不能宣佈他是無辜的。現在，我們知道如果承認埃斯特哈齊有罪，就等於說德雷福斯無罪……如同我剛剛向您陳述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陸軍事件：參謀部的一名軍官被同僚告發，在主管的壓力下被判刑。我一再強調，他若沉冤得雪，參謀部全體官員便必須認罪。——愛彌爾·左拉《我控訴》
20世紀著名的猶太裔政治理論學家漢娜·阿倫特在分析極權的起源時，曾寫過一本觀察著作，這本著作擁有一個更為赫赫有名的副標題《一份關於平庸之惡的報告》。“是純粹的不假思索讓他成為了當時的最大罪犯之一。當上級命令傳達下來，下級就去執行。如果有一天被追究責任，便可辯稱，‘我只是在執行命令而已。’”
漢娜·阿倫特，被認為是“覺醒的局外人”
波蘭斯基借影片中復刻的每一個歷史人物，去重現阿倫特理論中的“平庸之惡”，以大量近乎於偏執的細節去還原小人物們的“平庸之惡”。阿倫特論證，惡並不一定就是那麼複雜，在很多時候惡是很膚淺的狀態。“惡的平庸性”，體現出的一個重要的特徵，那就是“不思考”。
惡來源於思維的缺失，當思維墮落於惡的深淵，試圖檢驗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則時，總會一無所獲。惡泯滅了思維，這就是惡的平庸性。影片《我控訴》並不是簡單的歷史重建，波蘭斯基將每一份平庸之惡隱藏在一份份偽造的文件、被塵封的書信和缺失的手稿中，這些強大的國家機構看似大條道理，但實則都是高度統一化的零部件，以集體之名作惡。
反觀今天處處裹挾著“政治正確”的主流民意，有多少經過深思，又有多少人云亦云。以主流的政治正確成功重塑合眾秩序，在輿論強大秩序力量下，個人人格高度統一，即便是謬論也能塑造成新“正義”。
正是這些機制與話術的包裝作用，讓個體失去獨立思考，失去對合法的認知，即便作惡，也缺乏辨識是非黑白的能力，從而在“完成任務”的假象中，擺脫了心理負擔，自覺成為維護機制的一員。在這部電影中，波蘭斯基似乎借皮卡爾這個角色苦口婆心地提醒大眾，純粹的求真就能回到事件的本質。
哪怕已經86歲高齡，新作《我控訴》無論從表達還是視聽語言的運用上都看不出疲態。在飽受非議和生活磨難之後，還能支撐其創作的，大約就是心底強大的執念，對於電影藝術的執著，對於心中真相的執著。
姑且勿論誰是誰非，畢竟電影院不是法庭。單就影片本身而言，這份強大而純粹的執著，足以讓他放下憤懣和怨念，耐心地對每一個願意坐下來觀看的觀眾講道理。用他能夠做到的細節復刻歷史，在影像中超越文字，為時代刻下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