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豐縣教師女李秀娟留給世界的“絕命書”——《這封信發出時，我和丈夫準備離開這個世界了》，在微信公號上有超過10萬的人點了“在看”。很多人牽掛著這位老師及其家人的命運。
李秀娟控訴的人非常具體：豐縣教育局信訪辦主任丁攀和豐縣城東派出所副所長羅烈。事情的經過也相當清晰：李秀娟的女兒在學校被同學無意傷了左眼，賠償問題難以解決，李秀娟踏上了上訪的道路。
按照“絕命書”裡的說法，李秀娟本是要帶女兒去北京看病，也已掛了號，並沒有去“上訪”的打算。但是，當地政府卻認為她是在“重要會議期間上訪”，在“維穩思路”下，對李秀娟進行拘留，羅烈還毆打了李秀娟。
最終，李秀娟反映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她自己卻成為了“問題”。她和丈夫先後被教育系統處分，自己也得了抑鬱症。在陷入徹底的絕望之後，她給世界留下了這封“絕命書”，和丈夫一起徘徊在湖邊。讓人稍可安慰的是，公開信引起強烈反響，當地政府找到了他們，並且宣佈對事件進行調查。
李秀娟的故事觸動人們，是因為她展示了一個普通人的徹底的絕望。一個母親為了孩子去抗爭，最終卻只能以命相搏——除了死亡，她再也沒有“武器”了。這是以徹底的失敗給世界的一次報復，也是作為人最後的抗爭。
悲哀的是，在整個過程中，我們都沒有看到當地有關部門對“人”的考慮。從拘留所出來後，李秀娟繼續通過法定渠道向當地政府反映問題，徐州市教育局在5月23日的“處理意見”中表示，下一步，“豐縣教育局將深入細緻做好李秀娟信訪事項的政策解釋及化解疏導工作，積極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信訪問題，切實維護好教育系統的和諧穩定。”
從這樣的回覆中，我們看不到當地有關部門對李秀娟的一點關心。他們考慮的核心是“教育系統的和諧穩定”。這樣，李秀娟就成了一個麻煩製造者，一個損壞當地“核心利益”的人。有媒體呼籲“對蒼生疾苦，應多些體恤之情”，其實就是注意到了地方政府的冷漠風格。
這是兩種思維方式的區別。當事人李秀娟反映的是具體問題——對女兒受傷的合理賠償。至於派出所副所長毆打自己，她的要求只不過是“哪怕是一個道歉”。很多被基層政府部門視為麻煩製造者的所謂“上訪者”，最初的訴求往往都是具體而簡單的。在相關部門那裡不斷碰壁之後，才走向上訪的道路。其實，他們想要的，不過是有關部門按規定辦事這一最基本的公正對待，甚至一點體恤和關心，就已知足。
但是，地方政府的具體辦事部門，比如本次事件的豐縣教育局信訪辦和城東派出所，不會這樣看待問題。他們不會傾聽當事人說什麼，即便李秀娟出示了自己的掛號憑據，他們也不認為她是帶女兒去看病——一旦啟動“維穩程序”，他們就不把當事人當一個活生生的人看，而是把他/她視為破壞“和諧穩定”的因素；至於具體用什麼手段，就要看每個地方的辦事風格了。
在媒體的廣泛關注下，李秀娟所指控的那兩個具體的官員，可能會受到相應的處理。但是，除非當地政府能夠轉變觀念，真正把李秀娟看成是一個活生生的、值得尊重的生命個體，才能真正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否則，人們有理由擔心，熱點效應散去，李秀娟還會陷入到漫長的冷漠中。同樣，只有地方政府及其職能部門普遍改變那種“維穩思維”，才能減少李秀娟這樣的悲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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