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大佑：你們還在唱《童年》，可我已經65歲了'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歸不得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1983年，羅大佑發表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他在《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等歌曲鍾，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再次引起社會輿論的注目。
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羅大佑被貼上了“抗議歌手” 的標籤，颳起了一陣“黑色旋風”。
就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說的那樣：“媒體掀起了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歸不得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1983年，羅大佑發表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他在《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等歌曲鍾，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再次引起社會輿論的注目。
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羅大佑被貼上了“抗議歌手” 的標籤，颳起了一陣“黑色旋風”。
就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說的那樣：“媒體掀起了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
緊接著，第二年《家》發行，然而這兩張專輯都沒有受到好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羅大佑明白了寫歌是要受阻的，必須字字斟酌，處處小心，否則前方就是深淵。
音樂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一度陷入掙扎。
終於在1984年底，隨著一場名為“最後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會的結束，羅大佑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宣佈暫時退出流行樂壇，遠赴美國。自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漂泊生涯。
那年，他30歲。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歸不得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1983年，羅大佑發表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他在《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等歌曲鍾，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再次引起社會輿論的注目。
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羅大佑被貼上了“抗議歌手” 的標籤，颳起了一陣“黑色旋風”。
就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說的那樣：“媒體掀起了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
緊接著，第二年《家》發行，然而這兩張專輯都沒有受到好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羅大佑明白了寫歌是要受阻的，必須字字斟酌，處處小心，否則前方就是深淵。
音樂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一度陷入掙扎。
終於在1984年底，隨著一場名為“最後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會的結束，羅大佑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宣佈暫時退出流行樂壇，遠赴美國。自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漂泊生涯。
那年，他30歲。
主動離開臺灣，前往美國的羅大佑，不想被狂熱的時代情緒所裹挾。
在這裡，他成為一個孤獨的旁觀者。
後來他在書中這樣描述身處紐約的心境：這裡的藝人，很多在他們自己的國度，是很有名氣的。但他們寧可在紐約，接受環境的刺激，加強創作力。
之前經常困頓於主流音樂的羅大佑，在紐約這座城市身上，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
1987年，羅大佑來到香港，創辦了自己的“音樂工廠”也從此在音樂領域打開了另一片天地。
緊接著，他以電影為切口，迅速打開市場。
沉寂四年後，羅大佑的又一力作《愛人同志》問世，正如他當年用《之乎者也》敲開音樂的大門一樣，這張專輯在轟動臺灣樂壇的同時，也轟動了香港樂壇。
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人、黃種人的歷史命運，音樂探索上也呈現更多的可能性。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歸不得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1983年，羅大佑發表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他在《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等歌曲鍾，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再次引起社會輿論的注目。
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羅大佑被貼上了“抗議歌手” 的標籤，颳起了一陣“黑色旋風”。
就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說的那樣：“媒體掀起了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
緊接著，第二年《家》發行，然而這兩張專輯都沒有受到好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羅大佑明白了寫歌是要受阻的，必須字字斟酌，處處小心，否則前方就是深淵。
音樂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一度陷入掙扎。
終於在1984年底，隨著一場名為“最後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會的結束，羅大佑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宣佈暫時退出流行樂壇，遠赴美國。自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漂泊生涯。
那年，他30歲。
主動離開臺灣，前往美國的羅大佑，不想被狂熱的時代情緒所裹挾。
在這裡，他成為一個孤獨的旁觀者。
後來他在書中這樣描述身處紐約的心境：這裡的藝人，很多在他們自己的國度，是很有名氣的。但他們寧可在紐約，接受環境的刺激，加強創作力。
之前經常困頓於主流音樂的羅大佑，在紐約這座城市身上，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
1987年，羅大佑來到香港，創辦了自己的“音樂工廠”也從此在音樂領域打開了另一片天地。
緊接著，他以電影為切口，迅速打開市場。
沉寂四年後，羅大佑的又一力作《愛人同志》問世，正如他當年用《之乎者也》敲開音樂的大門一樣，這張專輯在轟動臺灣樂壇的同時，也轟動了香港樂壇。
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人、黃種人的歷史命運，音樂探索上也呈現更多的可能性。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歸不得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1983年，羅大佑發表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他在《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等歌曲鍾，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再次引起社會輿論的注目。
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羅大佑被貼上了“抗議歌手” 的標籤，颳起了一陣“黑色旋風”。
就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說的那樣：“媒體掀起了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
緊接著，第二年《家》發行，然而這兩張專輯都沒有受到好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羅大佑明白了寫歌是要受阻的，必須字字斟酌，處處小心，否則前方就是深淵。
音樂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一度陷入掙扎。
終於在1984年底，隨著一場名為“最後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會的結束，羅大佑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宣佈暫時退出流行樂壇，遠赴美國。自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漂泊生涯。
那年，他30歲。
主動離開臺灣，前往美國的羅大佑，不想被狂熱的時代情緒所裹挾。
在這裡，他成為一個孤獨的旁觀者。
後來他在書中這樣描述身處紐約的心境：這裡的藝人，很多在他們自己的國度，是很有名氣的。但他們寧可在紐約，接受環境的刺激，加強創作力。
之前經常困頓於主流音樂的羅大佑，在紐約這座城市身上，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
1987年，羅大佑來到香港，創辦了自己的“音樂工廠”也從此在音樂領域打開了另一片天地。
緊接著，他以電影為切口，迅速打開市場。
沉寂四年後，羅大佑的又一力作《愛人同志》問世，正如他當年用《之乎者也》敲開音樂的大門一樣，這張專輯在轟動臺灣樂壇的同時，也轟動了香港樂壇。
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人、黃種人的歷史命運，音樂探索上也呈現更多的可能性。
1998年，羅大佑的父親在紐約去世。當聽見越洋電話那一頭，姐姐說“爸走了”的瞬間，羅大佑第一次感覺世界在崩塌。
“當親人死掉之後，你發現自己完全無能為力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我信仰基督教”。
羅大佑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至親死亡的痛苦，對他而言，就像“靈魂死了一次”。
此刻的他需要一個家庭，來彌補父親的離去和家庭意義上的情感缺失。有一天，他和相戀12年的李烈經過紐約的市政廳，羅大佑對她說，我們進去結婚吧。
然而但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一年半就結束了。離婚後的他，經歷了人生的低潮。
家對他而言，變得奢侈起來。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歸不得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1983年，羅大佑發表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他在《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等歌曲鍾，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再次引起社會輿論的注目。
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羅大佑被貼上了“抗議歌手” 的標籤，颳起了一陣“黑色旋風”。
就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說的那樣：“媒體掀起了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
緊接著，第二年《家》發行，然而這兩張專輯都沒有受到好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羅大佑明白了寫歌是要受阻的，必須字字斟酌，處處小心，否則前方就是深淵。
音樂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一度陷入掙扎。
終於在1984年底，隨著一場名為“最後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會的結束，羅大佑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宣佈暫時退出流行樂壇，遠赴美國。自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漂泊生涯。
那年，他30歲。
主動離開臺灣，前往美國的羅大佑，不想被狂熱的時代情緒所裹挾。
在這裡，他成為一個孤獨的旁觀者。
後來他在書中這樣描述身處紐約的心境：這裡的藝人，很多在他們自己的國度，是很有名氣的。但他們寧可在紐約，接受環境的刺激，加強創作力。
之前經常困頓於主流音樂的羅大佑，在紐約這座城市身上，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
1987年，羅大佑來到香港，創辦了自己的“音樂工廠”也從此在音樂領域打開了另一片天地。
緊接著，他以電影為切口，迅速打開市場。
沉寂四年後，羅大佑的又一力作《愛人同志》問世，正如他當年用《之乎者也》敲開音樂的大門一樣，這張專輯在轟動臺灣樂壇的同時，也轟動了香港樂壇。
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人、黃種人的歷史命運，音樂探索上也呈現更多的可能性。
1998年，羅大佑的父親在紐約去世。當聽見越洋電話那一頭，姐姐說“爸走了”的瞬間，羅大佑第一次感覺世界在崩塌。
“當親人死掉之後，你發現自己完全無能為力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我信仰基督教”。
羅大佑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至親死亡的痛苦，對他而言，就像“靈魂死了一次”。
此刻的他需要一個家庭，來彌補父親的離去和家庭意義上的情感缺失。有一天，他和相戀12年的李烈經過紐約的市政廳，羅大佑對她說，我們進去結婚吧。
然而但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一年半就結束了。離婚後的他，經歷了人生的低潮。
家對他而言，變得奢侈起來。
2000年，羅大佑來到內地舉辦了首次個人演唱會，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
那年他46歲。
他在《昨日遺書》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一個死去的靈魂，難道還怕鬼嗎
何況臺下坐著的，還有一堆活生生的
衝你來的支持者。”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歸不得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1983年，羅大佑發表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他在《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等歌曲鍾，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再次引起社會輿論的注目。
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羅大佑被貼上了“抗議歌手” 的標籤，颳起了一陣“黑色旋風”。
就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說的那樣：“媒體掀起了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
緊接著，第二年《家》發行，然而這兩張專輯都沒有受到好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羅大佑明白了寫歌是要受阻的，必須字字斟酌，處處小心，否則前方就是深淵。
音樂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一度陷入掙扎。
終於在1984年底，隨著一場名為“最後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會的結束，羅大佑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宣佈暫時退出流行樂壇，遠赴美國。自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漂泊生涯。
那年，他30歲。
主動離開臺灣，前往美國的羅大佑，不想被狂熱的時代情緒所裹挾。
在這裡，他成為一個孤獨的旁觀者。
後來他在書中這樣描述身處紐約的心境：這裡的藝人，很多在他們自己的國度，是很有名氣的。但他們寧可在紐約，接受環境的刺激，加強創作力。
之前經常困頓於主流音樂的羅大佑，在紐約這座城市身上，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
1987年，羅大佑來到香港，創辦了自己的“音樂工廠”也從此在音樂領域打開了另一片天地。
緊接著，他以電影為切口，迅速打開市場。
沉寂四年後，羅大佑的又一力作《愛人同志》問世，正如他當年用《之乎者也》敲開音樂的大門一樣，這張專輯在轟動臺灣樂壇的同時，也轟動了香港樂壇。
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人、黃種人的歷史命運，音樂探索上也呈現更多的可能性。
1998年，羅大佑的父親在紐約去世。當聽見越洋電話那一頭，姐姐說“爸走了”的瞬間，羅大佑第一次感覺世界在崩塌。
“當親人死掉之後，你發現自己完全無能為力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我信仰基督教”。
羅大佑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至親死亡的痛苦，對他而言，就像“靈魂死了一次”。
此刻的他需要一個家庭，來彌補父親的離去和家庭意義上的情感缺失。有一天，他和相戀12年的李烈經過紐約的市政廳，羅大佑對她說，我們進去結婚吧。
然而但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一年半就結束了。離婚後的他，經歷了人生的低潮。
家對他而言，變得奢侈起來。
2000年，羅大佑來到內地舉辦了首次個人演唱會，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
那年他46歲。
他在《昨日遺書》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一個死去的靈魂，難道還怕鬼嗎
何況臺下坐著的，還有一堆活生生的
衝你來的支持者。”
千禧年如期而至，羅大佑卻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
時代的悲劇愈演愈烈，“911事件”之後，便是伊拉克戰爭，恐怖事件不斷髮生。他之前最喜歡去的巴厘島，隨著“嘣”的一聲，也陷入了危機。
2004年末，羅大佑發行《美麗島》，為了不讓唱片公司承擔損失，他自費出版了這張專輯。結果可想而知，他的聲音湮沒在周杰倫和“超級女聲”帶來的新浪潮中。
曾經以為不可能被盼到的2000年，竟已被如沙的時光悄悄地隱埋。回頭看時，了無痕跡。
那麼，我們有沒有長進一些聰明才智，與人生的頓悟呢？似乎並沒有。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歸不得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1983年，羅大佑發表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他在《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等歌曲鍾，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再次引起社會輿論的注目。
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羅大佑被貼上了“抗議歌手” 的標籤，颳起了一陣“黑色旋風”。
就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說的那樣：“媒體掀起了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
緊接著，第二年《家》發行，然而這兩張專輯都沒有受到好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羅大佑明白了寫歌是要受阻的，必須字字斟酌，處處小心，否則前方就是深淵。
音樂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一度陷入掙扎。
終於在1984年底，隨著一場名為“最後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會的結束，羅大佑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宣佈暫時退出流行樂壇，遠赴美國。自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漂泊生涯。
那年，他30歲。
主動離開臺灣，前往美國的羅大佑，不想被狂熱的時代情緒所裹挾。
在這裡，他成為一個孤獨的旁觀者。
後來他在書中這樣描述身處紐約的心境：這裡的藝人，很多在他們自己的國度，是很有名氣的。但他們寧可在紐約，接受環境的刺激，加強創作力。
之前經常困頓於主流音樂的羅大佑，在紐約這座城市身上，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
1987年，羅大佑來到香港，創辦了自己的“音樂工廠”也從此在音樂領域打開了另一片天地。
緊接著，他以電影為切口，迅速打開市場。
沉寂四年後，羅大佑的又一力作《愛人同志》問世，正如他當年用《之乎者也》敲開音樂的大門一樣，這張專輯在轟動臺灣樂壇的同時，也轟動了香港樂壇。
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人、黃種人的歷史命運，音樂探索上也呈現更多的可能性。
1998年，羅大佑的父親在紐約去世。當聽見越洋電話那一頭，姐姐說“爸走了”的瞬間，羅大佑第一次感覺世界在崩塌。
“當親人死掉之後，你發現自己完全無能為力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我信仰基督教”。
羅大佑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至親死亡的痛苦，對他而言，就像“靈魂死了一次”。
此刻的他需要一個家庭，來彌補父親的離去和家庭意義上的情感缺失。有一天，他和相戀12年的李烈經過紐約的市政廳，羅大佑對她說，我們進去結婚吧。
然而但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一年半就結束了。離婚後的他，經歷了人生的低潮。
家對他而言，變得奢侈起來。
2000年，羅大佑來到內地舉辦了首次個人演唱會，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
那年他46歲。
他在《昨日遺書》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一個死去的靈魂，難道還怕鬼嗎
何況臺下坐著的，還有一堆活生生的
衝你來的支持者。”
千禧年如期而至，羅大佑卻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
時代的悲劇愈演愈烈，“911事件”之後，便是伊拉克戰爭，恐怖事件不斷髮生。他之前最喜歡去的巴厘島，隨著“嘣”的一聲，也陷入了危機。
2004年末，羅大佑發行《美麗島》，為了不讓唱片公司承擔損失，他自費出版了這張專輯。結果可想而知，他的聲音湮沒在周杰倫和“超級女聲”帶來的新浪潮中。
曾經以為不可能被盼到的2000年，竟已被如沙的時光悄悄地隱埋。回頭看時，了無痕跡。
那麼，我們有沒有長進一些聰明才智，與人生的頓悟呢？似乎並沒有。
羅大佑眼見著黑白顛倒、美醜不分，陳舊的謊言被包裝成嶄新的學說，整個社會似乎喪失了基本的判斷力。
他焦慮於己作為一個創作者本身，找不出某種合適的敘事與情感表達方式，來描述這一切。
蘇俄女詩人阿赫瑪託娃有一首長詩叫“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對於羅大佑，未來已沒有主人翁。
2004至2008年期間，羅大佑被失眠反覆折磨著。
在被問及失眠的原因時，他回答：“我這個人有的時候想得多一點，憂國憂民之類的，而另外一方面，是真的世界在產生巨大的改變……我不覺得現在有人認識這個世界。”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歸不得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1983年，羅大佑發表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他在《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等歌曲鍾，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再次引起社會輿論的注目。
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羅大佑被貼上了“抗議歌手” 的標籤，颳起了一陣“黑色旋風”。
就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說的那樣：“媒體掀起了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
緊接著，第二年《家》發行，然而這兩張專輯都沒有受到好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羅大佑明白了寫歌是要受阻的，必須字字斟酌，處處小心，否則前方就是深淵。
音樂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一度陷入掙扎。
終於在1984年底，隨著一場名為“最後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會的結束，羅大佑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宣佈暫時退出流行樂壇，遠赴美國。自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漂泊生涯。
那年，他30歲。
主動離開臺灣，前往美國的羅大佑，不想被狂熱的時代情緒所裹挾。
在這裡，他成為一個孤獨的旁觀者。
後來他在書中這樣描述身處紐約的心境：這裡的藝人，很多在他們自己的國度，是很有名氣的。但他們寧可在紐約，接受環境的刺激，加強創作力。
之前經常困頓於主流音樂的羅大佑，在紐約這座城市身上，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
1987年，羅大佑來到香港，創辦了自己的“音樂工廠”也從此在音樂領域打開了另一片天地。
緊接著，他以電影為切口，迅速打開市場。
沉寂四年後，羅大佑的又一力作《愛人同志》問世，正如他當年用《之乎者也》敲開音樂的大門一樣，這張專輯在轟動臺灣樂壇的同時，也轟動了香港樂壇。
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人、黃種人的歷史命運，音樂探索上也呈現更多的可能性。
1998年，羅大佑的父親在紐約去世。當聽見越洋電話那一頭，姐姐說“爸走了”的瞬間，羅大佑第一次感覺世界在崩塌。
“當親人死掉之後，你發現自己完全無能為力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我信仰基督教”。
羅大佑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至親死亡的痛苦，對他而言，就像“靈魂死了一次”。
此刻的他需要一個家庭，來彌補父親的離去和家庭意義上的情感缺失。有一天，他和相戀12年的李烈經過紐約的市政廳，羅大佑對她說，我們進去結婚吧。
然而但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一年半就結束了。離婚後的他，經歷了人生的低潮。
家對他而言，變得奢侈起來。
2000年，羅大佑來到內地舉辦了首次個人演唱會，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
那年他46歲。
他在《昨日遺書》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一個死去的靈魂，難道還怕鬼嗎
何況臺下坐著的，還有一堆活生生的
衝你來的支持者。”
千禧年如期而至，羅大佑卻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
時代的悲劇愈演愈烈，“911事件”之後，便是伊拉克戰爭，恐怖事件不斷髮生。他之前最喜歡去的巴厘島，隨著“嘣”的一聲，也陷入了危機。
2004年末，羅大佑發行《美麗島》，為了不讓唱片公司承擔損失，他自費出版了這張專輯。結果可想而知，他的聲音湮沒在周杰倫和“超級女聲”帶來的新浪潮中。
曾經以為不可能被盼到的2000年，竟已被如沙的時光悄悄地隱埋。回頭看時，了無痕跡。
那麼，我們有沒有長進一些聰明才智，與人生的頓悟呢？似乎並沒有。
羅大佑眼見著黑白顛倒、美醜不分，陳舊的謊言被包裝成嶄新的學說，整個社會似乎喪失了基本的判斷力。
他焦慮於己作為一個創作者本身，找不出某種合適的敘事與情感表達方式，來描述這一切。
蘇俄女詩人阿赫瑪託娃有一首長詩叫“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對於羅大佑，未來已沒有主人翁。
2004至2008年期間，羅大佑被失眠反覆折磨著。
在被問及失眠的原因時，他回答：“我這個人有的時候想得多一點，憂國憂民之類的，而另外一方面，是真的世界在產生巨大的改變……我不覺得現在有人認識這個世界。”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歸不得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1983年，羅大佑發表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他在《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等歌曲鍾，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再次引起社會輿論的注目。
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羅大佑被貼上了“抗議歌手” 的標籤，颳起了一陣“黑色旋風”。
就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說的那樣：“媒體掀起了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
緊接著，第二年《家》發行，然而這兩張專輯都沒有受到好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羅大佑明白了寫歌是要受阻的，必須字字斟酌，處處小心，否則前方就是深淵。
音樂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一度陷入掙扎。
終於在1984年底，隨著一場名為“最後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會的結束，羅大佑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宣佈暫時退出流行樂壇，遠赴美國。自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漂泊生涯。
那年，他30歲。
主動離開臺灣，前往美國的羅大佑，不想被狂熱的時代情緒所裹挾。
在這裡，他成為一個孤獨的旁觀者。
後來他在書中這樣描述身處紐約的心境：這裡的藝人，很多在他們自己的國度，是很有名氣的。但他們寧可在紐約，接受環境的刺激，加強創作力。
之前經常困頓於主流音樂的羅大佑，在紐約這座城市身上，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
1987年，羅大佑來到香港，創辦了自己的“音樂工廠”也從此在音樂領域打開了另一片天地。
緊接著，他以電影為切口，迅速打開市場。
沉寂四年後，羅大佑的又一力作《愛人同志》問世，正如他當年用《之乎者也》敲開音樂的大門一樣，這張專輯在轟動臺灣樂壇的同時，也轟動了香港樂壇。
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人、黃種人的歷史命運，音樂探索上也呈現更多的可能性。
1998年，羅大佑的父親在紐約去世。當聽見越洋電話那一頭，姐姐說“爸走了”的瞬間，羅大佑第一次感覺世界在崩塌。
“當親人死掉之後，你發現自己完全無能為力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我信仰基督教”。
羅大佑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至親死亡的痛苦，對他而言，就像“靈魂死了一次”。
此刻的他需要一個家庭，來彌補父親的離去和家庭意義上的情感缺失。有一天，他和相戀12年的李烈經過紐約的市政廳，羅大佑對她說，我們進去結婚吧。
然而但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一年半就結束了。離婚後的他，經歷了人生的低潮。
家對他而言，變得奢侈起來。
2000年，羅大佑來到內地舉辦了首次個人演唱會，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
那年他46歲。
他在《昨日遺書》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一個死去的靈魂，難道還怕鬼嗎
何況臺下坐著的，還有一堆活生生的
衝你來的支持者。”
千禧年如期而至，羅大佑卻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
時代的悲劇愈演愈烈，“911事件”之後，便是伊拉克戰爭，恐怖事件不斷髮生。他之前最喜歡去的巴厘島，隨著“嘣”的一聲，也陷入了危機。
2004年末，羅大佑發行《美麗島》，為了不讓唱片公司承擔損失，他自費出版了這張專輯。結果可想而知，他的聲音湮沒在周杰倫和“超級女聲”帶來的新浪潮中。
曾經以為不可能被盼到的2000年，竟已被如沙的時光悄悄地隱埋。回頭看時，了無痕跡。
那麼，我們有沒有長進一些聰明才智，與人生的頓悟呢？似乎並沒有。
羅大佑眼見著黑白顛倒、美醜不分，陳舊的謊言被包裝成嶄新的學說，整個社會似乎喪失了基本的判斷力。
他焦慮於己作為一個創作者本身，找不出某種合適的敘事與情感表達方式，來描述這一切。
蘇俄女詩人阿赫瑪託娃有一首長詩叫“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對於羅大佑，未來已沒有主人翁。
2004至2008年期間，羅大佑被失眠反覆折磨著。
在被問及失眠的原因時，他回答：“我這個人有的時候想得多一點，憂國憂民之類的，而另外一方面，是真的世界在產生巨大的改變……我不覺得現在有人認識這個世界。”
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羅大佑見證了華語樂壇30多年的變遷。令人感慨的是，這個曾經唱著《光陰的故事》的青年，終究也會隨著光陰的流逝，慢慢變成後輩們的故事。
今天的羅大佑，仍然能在演唱會上連唱兩個小時，鋒芒和銳氣卻已不比當年。
2010年，羅大佑遇到了小自己十三歲的Elaine，兩人於巴厘島結婚，他終於再次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家。
六十多歲的的羅大佑時常調侃自己，是可以搭免費公車的老頭，但他骨子裡依舊還是那個保持嚴肅思考的知識分子。
“我常會想一件事情，網絡的時代，我覺得最後一定會摧毀人類。這種東西會讓地球轉得很不自然，整個世界會失掉它的秩序。”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歸不得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1983年，羅大佑發表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他在《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等歌曲鍾，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再次引起社會輿論的注目。
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羅大佑被貼上了“抗議歌手” 的標籤，颳起了一陣“黑色旋風”。
就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說的那樣：“媒體掀起了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
緊接著，第二年《家》發行，然而這兩張專輯都沒有受到好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羅大佑明白了寫歌是要受阻的，必須字字斟酌，處處小心，否則前方就是深淵。
音樂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一度陷入掙扎。
終於在1984年底，隨著一場名為“最後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會的結束，羅大佑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宣佈暫時退出流行樂壇，遠赴美國。自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漂泊生涯。
那年，他30歲。
主動離開臺灣，前往美國的羅大佑，不想被狂熱的時代情緒所裹挾。
在這裡，他成為一個孤獨的旁觀者。
後來他在書中這樣描述身處紐約的心境：這裡的藝人，很多在他們自己的國度，是很有名氣的。但他們寧可在紐約，接受環境的刺激，加強創作力。
之前經常困頓於主流音樂的羅大佑，在紐約這座城市身上，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
1987年，羅大佑來到香港，創辦了自己的“音樂工廠”也從此在音樂領域打開了另一片天地。
緊接著，他以電影為切口，迅速打開市場。
沉寂四年後，羅大佑的又一力作《愛人同志》問世，正如他當年用《之乎者也》敲開音樂的大門一樣，這張專輯在轟動臺灣樂壇的同時，也轟動了香港樂壇。
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人、黃種人的歷史命運，音樂探索上也呈現更多的可能性。
1998年，羅大佑的父親在紐約去世。當聽見越洋電話那一頭，姐姐說“爸走了”的瞬間，羅大佑第一次感覺世界在崩塌。
“當親人死掉之後，你發現自己完全無能為力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我信仰基督教”。
羅大佑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至親死亡的痛苦，對他而言，就像“靈魂死了一次”。
此刻的他需要一個家庭，來彌補父親的離去和家庭意義上的情感缺失。有一天，他和相戀12年的李烈經過紐約的市政廳，羅大佑對她說，我們進去結婚吧。
然而但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一年半就結束了。離婚後的他，經歷了人生的低潮。
家對他而言，變得奢侈起來。
2000年，羅大佑來到內地舉辦了首次個人演唱會，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
那年他46歲。
他在《昨日遺書》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一個死去的靈魂，難道還怕鬼嗎
何況臺下坐著的，還有一堆活生生的
衝你來的支持者。”
千禧年如期而至，羅大佑卻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
時代的悲劇愈演愈烈，“911事件”之後，便是伊拉克戰爭，恐怖事件不斷髮生。他之前最喜歡去的巴厘島，隨著“嘣”的一聲，也陷入了危機。
2004年末，羅大佑發行《美麗島》，為了不讓唱片公司承擔損失，他自費出版了這張專輯。結果可想而知，他的聲音湮沒在周杰倫和“超級女聲”帶來的新浪潮中。
曾經以為不可能被盼到的2000年，竟已被如沙的時光悄悄地隱埋。回頭看時，了無痕跡。
那麼，我們有沒有長進一些聰明才智，與人生的頓悟呢？似乎並沒有。
羅大佑眼見著黑白顛倒、美醜不分，陳舊的謊言被包裝成嶄新的學說，整個社會似乎喪失了基本的判斷力。
他焦慮於己作為一個創作者本身，找不出某種合適的敘事與情感表達方式，來描述這一切。
蘇俄女詩人阿赫瑪託娃有一首長詩叫“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對於羅大佑，未來已沒有主人翁。
2004至2008年期間，羅大佑被失眠反覆折磨著。
在被問及失眠的原因時，他回答：“我這個人有的時候想得多一點，憂國憂民之類的，而另外一方面，是真的世界在產生巨大的改變……我不覺得現在有人認識這個世界。”
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羅大佑見證了華語樂壇30多年的變遷。令人感慨的是，這個曾經唱著《光陰的故事》的青年，終究也會隨著光陰的流逝，慢慢變成後輩們的故事。
今天的羅大佑，仍然能在演唱會上連唱兩個小時，鋒芒和銳氣卻已不比當年。
2010年，羅大佑遇到了小自己十三歲的Elaine，兩人於巴厘島結婚，他終於再次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家。
六十多歲的的羅大佑時常調侃自己，是可以搭免費公車的老頭，但他骨子裡依舊還是那個保持嚴肅思考的知識分子。
“我常會想一件事情，網絡的時代，我覺得最後一定會摧毀人類。這種東西會讓地球轉得很不自然，整個世界會失掉它的秩序。”
身處天翻地覆的時代，對於13年才出一張專輯的羅大佑，他沒辦法快，也沒有要費盡心思，去追趕這個時代。
有人說羅大佑是悲情的，也有人說他是時代的歌者，而今的他，在瞬息萬變的娛樂時代下，更像是一個遙遠的身影。
這些年不論如何被世人做定義，這位在音樂的道路上堅守了35年的匠人，在暌違華語歌壇十三年之後，於2017年7月發行新專輯《家III》，再次迴歸大眾視野。
距離上一次《家》那張專輯，已經時隔 33 年。對羅大佑來說，恐怕是如同經歷了好幾輩子的人生。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歸不得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1983年，羅大佑發表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他在《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等歌曲鍾，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再次引起社會輿論的注目。
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羅大佑被貼上了“抗議歌手” 的標籤，颳起了一陣“黑色旋風”。
就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說的那樣：“媒體掀起了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
緊接著，第二年《家》發行，然而這兩張專輯都沒有受到好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羅大佑明白了寫歌是要受阻的，必須字字斟酌，處處小心，否則前方就是深淵。
音樂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一度陷入掙扎。
終於在1984年底，隨著一場名為“最後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會的結束，羅大佑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宣佈暫時退出流行樂壇，遠赴美國。自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漂泊生涯。
那年，他30歲。
主動離開臺灣，前往美國的羅大佑，不想被狂熱的時代情緒所裹挾。
在這裡，他成為一個孤獨的旁觀者。
後來他在書中這樣描述身處紐約的心境：這裡的藝人，很多在他們自己的國度，是很有名氣的。但他們寧可在紐約，接受環境的刺激，加強創作力。
之前經常困頓於主流音樂的羅大佑，在紐約這座城市身上，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
1987年，羅大佑來到香港，創辦了自己的“音樂工廠”也從此在音樂領域打開了另一片天地。
緊接著，他以電影為切口，迅速打開市場。
沉寂四年後，羅大佑的又一力作《愛人同志》問世，正如他當年用《之乎者也》敲開音樂的大門一樣，這張專輯在轟動臺灣樂壇的同時，也轟動了香港樂壇。
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人、黃種人的歷史命運，音樂探索上也呈現更多的可能性。
1998年，羅大佑的父親在紐約去世。當聽見越洋電話那一頭，姐姐說“爸走了”的瞬間，羅大佑第一次感覺世界在崩塌。
“當親人死掉之後，你發現自己完全無能為力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我信仰基督教”。
羅大佑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至親死亡的痛苦，對他而言，就像“靈魂死了一次”。
此刻的他需要一個家庭，來彌補父親的離去和家庭意義上的情感缺失。有一天，他和相戀12年的李烈經過紐約的市政廳，羅大佑對她說，我們進去結婚吧。
然而但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一年半就結束了。離婚後的他，經歷了人生的低潮。
家對他而言，變得奢侈起來。
2000年，羅大佑來到內地舉辦了首次個人演唱會，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
那年他46歲。
他在《昨日遺書》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一個死去的靈魂，難道還怕鬼嗎
何況臺下坐著的，還有一堆活生生的
衝你來的支持者。”
千禧年如期而至，羅大佑卻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
時代的悲劇愈演愈烈，“911事件”之後，便是伊拉克戰爭，恐怖事件不斷髮生。他之前最喜歡去的巴厘島，隨著“嘣”的一聲，也陷入了危機。
2004年末，羅大佑發行《美麗島》，為了不讓唱片公司承擔損失，他自費出版了這張專輯。結果可想而知，他的聲音湮沒在周杰倫和“超級女聲”帶來的新浪潮中。
曾經以為不可能被盼到的2000年，竟已被如沙的時光悄悄地隱埋。回頭看時，了無痕跡。
那麼，我們有沒有長進一些聰明才智，與人生的頓悟呢？似乎並沒有。
羅大佑眼見著黑白顛倒、美醜不分，陳舊的謊言被包裝成嶄新的學說，整個社會似乎喪失了基本的判斷力。
他焦慮於己作為一個創作者本身，找不出某種合適的敘事與情感表達方式，來描述這一切。
蘇俄女詩人阿赫瑪託娃有一首長詩叫“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對於羅大佑，未來已沒有主人翁。
2004至2008年期間，羅大佑被失眠反覆折磨著。
在被問及失眠的原因時，他回答：“我這個人有的時候想得多一點，憂國憂民之類的，而另外一方面，是真的世界在產生巨大的改變……我不覺得現在有人認識這個世界。”
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羅大佑見證了華語樂壇30多年的變遷。令人感慨的是，這個曾經唱著《光陰的故事》的青年，終究也會隨著光陰的流逝，慢慢變成後輩們的故事。
今天的羅大佑，仍然能在演唱會上連唱兩個小時，鋒芒和銳氣卻已不比當年。
2010年，羅大佑遇到了小自己十三歲的Elaine，兩人於巴厘島結婚，他終於再次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家。
六十多歲的的羅大佑時常調侃自己，是可以搭免費公車的老頭，但他骨子裡依舊還是那個保持嚴肅思考的知識分子。
“我常會想一件事情，網絡的時代，我覺得最後一定會摧毀人類。這種東西會讓地球轉得很不自然，整個世界會失掉它的秩序。”
身處天翻地覆的時代，對於13年才出一張專輯的羅大佑，他沒辦法快，也沒有要費盡心思，去追趕這個時代。
有人說羅大佑是悲情的，也有人說他是時代的歌者，而今的他，在瞬息萬變的娛樂時代下，更像是一個遙遠的身影。
這些年不論如何被世人做定義，這位在音樂的道路上堅守了35年的匠人，在暌違華語歌壇十三年之後，於2017年7月發行新專輯《家III》，再次迴歸大眾視野。
距離上一次《家》那張專輯，已經時隔 33 年。對羅大佑來說，恐怕是如同經歷了好幾輩子的人生。
在羅大佑的音樂和生活裡，家一直是他想要逃離又想回歸的地方。他曾經三次寫家。
第一次是他30歲那年，那時的他認為家是自己誕生的地方；第二次寫家，則更像是寫給另一半的情詩，“給我個溫暖的家，給我個燃燒的愛情”；第三次寫家的他已是花甲之年，帶著妻女迴歸家鄉臺北。
“給我個滿懷著溫暖的，不願紛爭的家庭。
給我些溫暖的體諒而堅強的，彼此保護的心情。”
1984年的《家》是羅大佑離開的起點，時隔33年的《家III》是他歸來的方向。他歌聲裡充滿了逾越三十年的漂泊感。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歸不得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1983年，羅大佑發表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他在《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等歌曲鍾，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再次引起社會輿論的注目。
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羅大佑被貼上了“抗議歌手” 的標籤，颳起了一陣“黑色旋風”。
就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說的那樣：“媒體掀起了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
緊接著，第二年《家》發行，然而這兩張專輯都沒有受到好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羅大佑明白了寫歌是要受阻的，必須字字斟酌，處處小心，否則前方就是深淵。
音樂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一度陷入掙扎。
終於在1984年底，隨著一場名為“最後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會的結束，羅大佑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宣佈暫時退出流行樂壇，遠赴美國。自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漂泊生涯。
那年，他30歲。
主動離開臺灣，前往美國的羅大佑，不想被狂熱的時代情緒所裹挾。
在這裡，他成為一個孤獨的旁觀者。
後來他在書中這樣描述身處紐約的心境：這裡的藝人，很多在他們自己的國度，是很有名氣的。但他們寧可在紐約，接受環境的刺激，加強創作力。
之前經常困頓於主流音樂的羅大佑，在紐約這座城市身上，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
1987年，羅大佑來到香港，創辦了自己的“音樂工廠”也從此在音樂領域打開了另一片天地。
緊接著，他以電影為切口，迅速打開市場。
沉寂四年後，羅大佑的又一力作《愛人同志》問世，正如他當年用《之乎者也》敲開音樂的大門一樣，這張專輯在轟動臺灣樂壇的同時，也轟動了香港樂壇。
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人、黃種人的歷史命運，音樂探索上也呈現更多的可能性。
1998年，羅大佑的父親在紐約去世。當聽見越洋電話那一頭，姐姐說“爸走了”的瞬間，羅大佑第一次感覺世界在崩塌。
“當親人死掉之後，你發現自己完全無能為力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我信仰基督教”。
羅大佑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至親死亡的痛苦，對他而言，就像“靈魂死了一次”。
此刻的他需要一個家庭，來彌補父親的離去和家庭意義上的情感缺失。有一天，他和相戀12年的李烈經過紐約的市政廳，羅大佑對她說，我們進去結婚吧。
然而但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一年半就結束了。離婚後的他，經歷了人生的低潮。
家對他而言，變得奢侈起來。
2000年，羅大佑來到內地舉辦了首次個人演唱會，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
那年他46歲。
他在《昨日遺書》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一個死去的靈魂，難道還怕鬼嗎
何況臺下坐著的，還有一堆活生生的
衝你來的支持者。”
千禧年如期而至，羅大佑卻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
時代的悲劇愈演愈烈，“911事件”之後，便是伊拉克戰爭，恐怖事件不斷髮生。他之前最喜歡去的巴厘島，隨著“嘣”的一聲，也陷入了危機。
2004年末，羅大佑發行《美麗島》，為了不讓唱片公司承擔損失，他自費出版了這張專輯。結果可想而知，他的聲音湮沒在周杰倫和“超級女聲”帶來的新浪潮中。
曾經以為不可能被盼到的2000年，竟已被如沙的時光悄悄地隱埋。回頭看時，了無痕跡。
那麼，我們有沒有長進一些聰明才智，與人生的頓悟呢？似乎並沒有。
羅大佑眼見著黑白顛倒、美醜不分，陳舊的謊言被包裝成嶄新的學說，整個社會似乎喪失了基本的判斷力。
他焦慮於己作為一個創作者本身，找不出某種合適的敘事與情感表達方式，來描述這一切。
蘇俄女詩人阿赫瑪託娃有一首長詩叫“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對於羅大佑，未來已沒有主人翁。
2004至2008年期間，羅大佑被失眠反覆折磨著。
在被問及失眠的原因時，他回答：“我這個人有的時候想得多一點，憂國憂民之類的，而另外一方面，是真的世界在產生巨大的改變……我不覺得現在有人認識這個世界。”
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羅大佑見證了華語樂壇30多年的變遷。令人感慨的是，這個曾經唱著《光陰的故事》的青年，終究也會隨著光陰的流逝，慢慢變成後輩們的故事。
今天的羅大佑，仍然能在演唱會上連唱兩個小時，鋒芒和銳氣卻已不比當年。
2010年，羅大佑遇到了小自己十三歲的Elaine，兩人於巴厘島結婚，他終於再次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家。
六十多歲的的羅大佑時常調侃自己，是可以搭免費公車的老頭，但他骨子裡依舊還是那個保持嚴肅思考的知識分子。
“我常會想一件事情，網絡的時代，我覺得最後一定會摧毀人類。這種東西會讓地球轉得很不自然，整個世界會失掉它的秩序。”
身處天翻地覆的時代，對於13年才出一張專輯的羅大佑，他沒辦法快，也沒有要費盡心思，去追趕這個時代。
有人說羅大佑是悲情的，也有人說他是時代的歌者，而今的他，在瞬息萬變的娛樂時代下，更像是一個遙遠的身影。
這些年不論如何被世人做定義，這位在音樂的道路上堅守了35年的匠人，在暌違華語歌壇十三年之後，於2017年7月發行新專輯《家III》，再次迴歸大眾視野。
距離上一次《家》那張專輯，已經時隔 33 年。對羅大佑來說，恐怕是如同經歷了好幾輩子的人生。
在羅大佑的音樂和生活裡，家一直是他想要逃離又想回歸的地方。他曾經三次寫家。
第一次是他30歲那年，那時的他認為家是自己誕生的地方；第二次寫家，則更像是寫給另一半的情詩，“給我個溫暖的家，給我個燃燒的愛情”；第三次寫家的他已是花甲之年，帶著妻女迴歸家鄉臺北。
“給我個滿懷著溫暖的，不願紛爭的家庭。
給我些溫暖的體諒而堅強的，彼此保護的心情。”
1984年的《家》是羅大佑離開的起點，時隔33年的《家III》是他歸來的方向。他歌聲裡充滿了逾越三十年的漂泊感。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歸不得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1983年，羅大佑發表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他在《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等歌曲鍾，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再次引起社會輿論的注目。
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羅大佑被貼上了“抗議歌手” 的標籤，颳起了一陣“黑色旋風”。
就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說的那樣：“媒體掀起了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
緊接著，第二年《家》發行，然而這兩張專輯都沒有受到好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羅大佑明白了寫歌是要受阻的，必須字字斟酌，處處小心，否則前方就是深淵。
音樂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一度陷入掙扎。
終於在1984年底，隨著一場名為“最後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會的結束，羅大佑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宣佈暫時退出流行樂壇，遠赴美國。自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漂泊生涯。
那年，他30歲。
主動離開臺灣，前往美國的羅大佑，不想被狂熱的時代情緒所裹挾。
在這裡，他成為一個孤獨的旁觀者。
後來他在書中這樣描述身處紐約的心境：這裡的藝人，很多在他們自己的國度，是很有名氣的。但他們寧可在紐約，接受環境的刺激，加強創作力。
之前經常困頓於主流音樂的羅大佑，在紐約這座城市身上，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
1987年，羅大佑來到香港，創辦了自己的“音樂工廠”也從此在音樂領域打開了另一片天地。
緊接著，他以電影為切口，迅速打開市場。
沉寂四年後，羅大佑的又一力作《愛人同志》問世，正如他當年用《之乎者也》敲開音樂的大門一樣，這張專輯在轟動臺灣樂壇的同時，也轟動了香港樂壇。
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人、黃種人的歷史命運，音樂探索上也呈現更多的可能性。
1998年，羅大佑的父親在紐約去世。當聽見越洋電話那一頭，姐姐說“爸走了”的瞬間，羅大佑第一次感覺世界在崩塌。
“當親人死掉之後，你發現自己完全無能為力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我信仰基督教”。
羅大佑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至親死亡的痛苦，對他而言，就像“靈魂死了一次”。
此刻的他需要一個家庭，來彌補父親的離去和家庭意義上的情感缺失。有一天，他和相戀12年的李烈經過紐約的市政廳，羅大佑對她說，我們進去結婚吧。
然而但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一年半就結束了。離婚後的他，經歷了人生的低潮。
家對他而言，變得奢侈起來。
2000年，羅大佑來到內地舉辦了首次個人演唱會，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
那年他46歲。
他在《昨日遺書》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一個死去的靈魂，難道還怕鬼嗎
何況臺下坐著的，還有一堆活生生的
衝你來的支持者。”
千禧年如期而至，羅大佑卻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
時代的悲劇愈演愈烈，“911事件”之後，便是伊拉克戰爭，恐怖事件不斷髮生。他之前最喜歡去的巴厘島，隨著“嘣”的一聲，也陷入了危機。
2004年末，羅大佑發行《美麗島》，為了不讓唱片公司承擔損失，他自費出版了這張專輯。結果可想而知，他的聲音湮沒在周杰倫和“超級女聲”帶來的新浪潮中。
曾經以為不可能被盼到的2000年，竟已被如沙的時光悄悄地隱埋。回頭看時，了無痕跡。
那麼，我們有沒有長進一些聰明才智，與人生的頓悟呢？似乎並沒有。
羅大佑眼見著黑白顛倒、美醜不分，陳舊的謊言被包裝成嶄新的學說，整個社會似乎喪失了基本的判斷力。
他焦慮於己作為一個創作者本身，找不出某種合適的敘事與情感表達方式，來描述這一切。
蘇俄女詩人阿赫瑪託娃有一首長詩叫“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對於羅大佑，未來已沒有主人翁。
2004至2008年期間，羅大佑被失眠反覆折磨著。
在被問及失眠的原因時，他回答：“我這個人有的時候想得多一點，憂國憂民之類的，而另外一方面，是真的世界在產生巨大的改變……我不覺得現在有人認識這個世界。”
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羅大佑見證了華語樂壇30多年的變遷。令人感慨的是，這個曾經唱著《光陰的故事》的青年，終究也會隨著光陰的流逝，慢慢變成後輩們的故事。
今天的羅大佑，仍然能在演唱會上連唱兩個小時，鋒芒和銳氣卻已不比當年。
2010年，羅大佑遇到了小自己十三歲的Elaine，兩人於巴厘島結婚，他終於再次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家。
六十多歲的的羅大佑時常調侃自己，是可以搭免費公車的老頭，但他骨子裡依舊還是那個保持嚴肅思考的知識分子。
“我常會想一件事情，網絡的時代，我覺得最後一定會摧毀人類。這種東西會讓地球轉得很不自然，整個世界會失掉它的秩序。”
身處天翻地覆的時代，對於13年才出一張專輯的羅大佑，他沒辦法快，也沒有要費盡心思，去追趕這個時代。
有人說羅大佑是悲情的，也有人說他是時代的歌者，而今的他，在瞬息萬變的娛樂時代下，更像是一個遙遠的身影。
這些年不論如何被世人做定義，這位在音樂的道路上堅守了35年的匠人，在暌違華語歌壇十三年之後，於2017年7月發行新專輯《家III》，再次迴歸大眾視野。
距離上一次《家》那張專輯，已經時隔 33 年。對羅大佑來說，恐怕是如同經歷了好幾輩子的人生。
在羅大佑的音樂和生活裡，家一直是他想要逃離又想回歸的地方。他曾經三次寫家。
第一次是他30歲那年，那時的他認為家是自己誕生的地方；第二次寫家，則更像是寫給另一半的情詩，“給我個溫暖的家，給我個燃燒的愛情”；第三次寫家的他已是花甲之年，帶著妻女迴歸家鄉臺北。
“給我個滿懷著溫暖的，不願紛爭的家庭。
給我些溫暖的體諒而堅強的，彼此保護的心情。”
1984年的《家》是羅大佑離開的起點，時隔33年的《家III》是他歸來的方向。他歌聲裡充滿了逾越三十年的漂泊感。
曾經為一群人種下熱情種子的羅大佑，如今選擇“回家”。
在他看來，家是每個人一生中都會面對的名詞，但對於命運的選擇與定義各不相同。不論走到哪裡，我們最終都要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所。
如今的羅大佑，有著前所未有的溫柔和平和。
2017年，羅大佑攜妻子女兒回到臺灣定居。回到生命的源頭，再度詮釋“家”的含義，他延續一路走來的歷程，忠實地呈現出自己的狀態與心境。
自己女兒出生的那一刻，羅大佑不敢相信。他說：“一個男人從此就改變了。”
往日的豪情、憤怒，漸漸平息為親情和責任。現在的他，每天8點起床，送女兒上學。“你會牽著女兒這樣走走走，後來才發現，好像是反過來，是她牽著你往哪裡走一樣。”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歸不得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1983年，羅大佑發表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他在《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等歌曲鍾，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再次引起社會輿論的注目。
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羅大佑被貼上了“抗議歌手” 的標籤，颳起了一陣“黑色旋風”。
就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說的那樣：“媒體掀起了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
緊接著，第二年《家》發行，然而這兩張專輯都沒有受到好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羅大佑明白了寫歌是要受阻的，必須字字斟酌，處處小心，否則前方就是深淵。
音樂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一度陷入掙扎。
終於在1984年底，隨著一場名為“最後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會的結束，羅大佑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宣佈暫時退出流行樂壇，遠赴美國。自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漂泊生涯。
那年，他30歲。
主動離開臺灣，前往美國的羅大佑，不想被狂熱的時代情緒所裹挾。
在這裡，他成為一個孤獨的旁觀者。
後來他在書中這樣描述身處紐約的心境：這裡的藝人，很多在他們自己的國度，是很有名氣的。但他們寧可在紐約，接受環境的刺激，加強創作力。
之前經常困頓於主流音樂的羅大佑，在紐約這座城市身上，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
1987年，羅大佑來到香港，創辦了自己的“音樂工廠”也從此在音樂領域打開了另一片天地。
緊接著，他以電影為切口，迅速打開市場。
沉寂四年後，羅大佑的又一力作《愛人同志》問世，正如他當年用《之乎者也》敲開音樂的大門一樣，這張專輯在轟動臺灣樂壇的同時，也轟動了香港樂壇。
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人、黃種人的歷史命運，音樂探索上也呈現更多的可能性。
1998年，羅大佑的父親在紐約去世。當聽見越洋電話那一頭，姐姐說“爸走了”的瞬間，羅大佑第一次感覺世界在崩塌。
“當親人死掉之後，你發現自己完全無能為力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我信仰基督教”。
羅大佑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至親死亡的痛苦，對他而言，就像“靈魂死了一次”。
此刻的他需要一個家庭，來彌補父親的離去和家庭意義上的情感缺失。有一天，他和相戀12年的李烈經過紐約的市政廳，羅大佑對她說，我們進去結婚吧。
然而但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一年半就結束了。離婚後的他，經歷了人生的低潮。
家對他而言，變得奢侈起來。
2000年，羅大佑來到內地舉辦了首次個人演唱會，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
那年他46歲。
他在《昨日遺書》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一個死去的靈魂，難道還怕鬼嗎
何況臺下坐著的，還有一堆活生生的
衝你來的支持者。”
千禧年如期而至，羅大佑卻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
時代的悲劇愈演愈烈，“911事件”之後，便是伊拉克戰爭，恐怖事件不斷髮生。他之前最喜歡去的巴厘島，隨著“嘣”的一聲，也陷入了危機。
2004年末，羅大佑發行《美麗島》，為了不讓唱片公司承擔損失，他自費出版了這張專輯。結果可想而知，他的聲音湮沒在周杰倫和“超級女聲”帶來的新浪潮中。
曾經以為不可能被盼到的2000年，竟已被如沙的時光悄悄地隱埋。回頭看時，了無痕跡。
那麼，我們有沒有長進一些聰明才智，與人生的頓悟呢？似乎並沒有。
羅大佑眼見著黑白顛倒、美醜不分，陳舊的謊言被包裝成嶄新的學說，整個社會似乎喪失了基本的判斷力。
他焦慮於己作為一個創作者本身，找不出某種合適的敘事與情感表達方式，來描述這一切。
蘇俄女詩人阿赫瑪託娃有一首長詩叫“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對於羅大佑，未來已沒有主人翁。
2004至2008年期間，羅大佑被失眠反覆折磨著。
在被問及失眠的原因時，他回答：“我這個人有的時候想得多一點，憂國憂民之類的，而另外一方面，是真的世界在產生巨大的改變……我不覺得現在有人認識這個世界。”
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羅大佑見證了華語樂壇30多年的變遷。令人感慨的是，這個曾經唱著《光陰的故事》的青年，終究也會隨著光陰的流逝，慢慢變成後輩們的故事。
今天的羅大佑，仍然能在演唱會上連唱兩個小時，鋒芒和銳氣卻已不比當年。
2010年，羅大佑遇到了小自己十三歲的Elaine，兩人於巴厘島結婚，他終於再次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家。
六十多歲的的羅大佑時常調侃自己，是可以搭免費公車的老頭，但他骨子裡依舊還是那個保持嚴肅思考的知識分子。
“我常會想一件事情，網絡的時代，我覺得最後一定會摧毀人類。這種東西會讓地球轉得很不自然，整個世界會失掉它的秩序。”
身處天翻地覆的時代，對於13年才出一張專輯的羅大佑，他沒辦法快，也沒有要費盡心思，去追趕這個時代。
有人說羅大佑是悲情的，也有人說他是時代的歌者，而今的他，在瞬息萬變的娛樂時代下，更像是一個遙遠的身影。
這些年不論如何被世人做定義，這位在音樂的道路上堅守了35年的匠人，在暌違華語歌壇十三年之後，於2017年7月發行新專輯《家III》，再次迴歸大眾視野。
距離上一次《家》那張專輯，已經時隔 33 年。對羅大佑來說，恐怕是如同經歷了好幾輩子的人生。
在羅大佑的音樂和生活裡，家一直是他想要逃離又想回歸的地方。他曾經三次寫家。
第一次是他30歲那年，那時的他認為家是自己誕生的地方；第二次寫家，則更像是寫給另一半的情詩，“給我個溫暖的家，給我個燃燒的愛情”；第三次寫家的他已是花甲之年，帶著妻女迴歸家鄉臺北。
“給我個滿懷著溫暖的，不願紛爭的家庭。
給我些溫暖的體諒而堅強的，彼此保護的心情。”
1984年的《家》是羅大佑離開的起點，時隔33年的《家III》是他歸來的方向。他歌聲裡充滿了逾越三十年的漂泊感。
曾經為一群人種下熱情種子的羅大佑，如今選擇“回家”。
在他看來，家是每個人一生中都會面對的名詞，但對於命運的選擇與定義各不相同。不論走到哪裡，我們最終都要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所。
如今的羅大佑，有著前所未有的溫柔和平和。
2017年，羅大佑攜妻子女兒回到臺灣定居。回到生命的源頭，再度詮釋“家”的含義，他延續一路走來的歷程，忠實地呈現出自己的狀態與心境。
自己女兒出生的那一刻，羅大佑不敢相信。他說：“一個男人從此就改變了。”
往日的豪情、憤怒，漸漸平息為親情和責任。現在的他，每天8點起床，送女兒上學。“你會牽著女兒這樣走走走，後來才發現，好像是反過來，是她牽著你往哪裡走一樣。”
面對採訪鏡頭，羅大佑說女兒讓他更好地去了解了人的本質，我現在只想去做接近人味的東西。
有些年輕人卻有些惆悵，自己當年的偶像如今怎麼不反叛了，甚至有人問道：“那當你看到米克·賈格爾這麼老了，站在臺上還是那麼瘋狂地吶喊，你是什麼感覺呢？”
羅大佑笑答：“他厲害啊，可我是羅大佑啊。我們東方人不需要到這個地步，適可而止。”
許多人認為如今溫暖的作品不屬於羅大佑，他卻淡淡地迴應道：“有看法就會尖銳，這次沒有。”
很少有藝術創作者，會對外承認自己對外界沒有看法。但羅大佑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出了罕見的清醒和坦誠，因為他從不屑於虛張聲勢。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歸不得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1983年，羅大佑發表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他在《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等歌曲鍾，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再次引起社會輿論的注目。
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羅大佑被貼上了“抗議歌手” 的標籤，颳起了一陣“黑色旋風”。
就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說的那樣：“媒體掀起了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
緊接著，第二年《家》發行，然而這兩張專輯都沒有受到好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羅大佑明白了寫歌是要受阻的，必須字字斟酌，處處小心，否則前方就是深淵。
音樂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一度陷入掙扎。
終於在1984年底，隨著一場名為“最後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會的結束，羅大佑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宣佈暫時退出流行樂壇，遠赴美國。自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漂泊生涯。
那年，他30歲。
主動離開臺灣，前往美國的羅大佑，不想被狂熱的時代情緒所裹挾。
在這裡，他成為一個孤獨的旁觀者。
後來他在書中這樣描述身處紐約的心境：這裡的藝人，很多在他們自己的國度，是很有名氣的。但他們寧可在紐約，接受環境的刺激，加強創作力。
之前經常困頓於主流音樂的羅大佑，在紐約這座城市身上，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
1987年，羅大佑來到香港，創辦了自己的“音樂工廠”也從此在音樂領域打開了另一片天地。
緊接著，他以電影為切口，迅速打開市場。
沉寂四年後，羅大佑的又一力作《愛人同志》問世，正如他當年用《之乎者也》敲開音樂的大門一樣，這張專輯在轟動臺灣樂壇的同時，也轟動了香港樂壇。
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人、黃種人的歷史命運，音樂探索上也呈現更多的可能性。
1998年，羅大佑的父親在紐約去世。當聽見越洋電話那一頭，姐姐說“爸走了”的瞬間，羅大佑第一次感覺世界在崩塌。
“當親人死掉之後，你發現自己完全無能為力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我信仰基督教”。
羅大佑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至親死亡的痛苦，對他而言，就像“靈魂死了一次”。
此刻的他需要一個家庭，來彌補父親的離去和家庭意義上的情感缺失。有一天，他和相戀12年的李烈經過紐約的市政廳，羅大佑對她說，我們進去結婚吧。
然而但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一年半就結束了。離婚後的他，經歷了人生的低潮。
家對他而言，變得奢侈起來。
2000年，羅大佑來到內地舉辦了首次個人演唱會，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
那年他46歲。
他在《昨日遺書》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一個死去的靈魂，難道還怕鬼嗎
何況臺下坐著的，還有一堆活生生的
衝你來的支持者。”
千禧年如期而至，羅大佑卻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
時代的悲劇愈演愈烈，“911事件”之後，便是伊拉克戰爭，恐怖事件不斷髮生。他之前最喜歡去的巴厘島，隨著“嘣”的一聲，也陷入了危機。
2004年末，羅大佑發行《美麗島》，為了不讓唱片公司承擔損失，他自費出版了這張專輯。結果可想而知，他的聲音湮沒在周杰倫和“超級女聲”帶來的新浪潮中。
曾經以為不可能被盼到的2000年，竟已被如沙的時光悄悄地隱埋。回頭看時，了無痕跡。
那麼，我們有沒有長進一些聰明才智，與人生的頓悟呢？似乎並沒有。
羅大佑眼見著黑白顛倒、美醜不分，陳舊的謊言被包裝成嶄新的學說，整個社會似乎喪失了基本的判斷力。
他焦慮於己作為一個創作者本身，找不出某種合適的敘事與情感表達方式，來描述這一切。
蘇俄女詩人阿赫瑪託娃有一首長詩叫“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對於羅大佑，未來已沒有主人翁。
2004至2008年期間，羅大佑被失眠反覆折磨著。
在被問及失眠的原因時，他回答：“我這個人有的時候想得多一點，憂國憂民之類的，而另外一方面，是真的世界在產生巨大的改變……我不覺得現在有人認識這個世界。”
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羅大佑見證了華語樂壇30多年的變遷。令人感慨的是，這個曾經唱著《光陰的故事》的青年，終究也會隨著光陰的流逝，慢慢變成後輩們的故事。
今天的羅大佑，仍然能在演唱會上連唱兩個小時，鋒芒和銳氣卻已不比當年。
2010年，羅大佑遇到了小自己十三歲的Elaine，兩人於巴厘島結婚，他終於再次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家。
六十多歲的的羅大佑時常調侃自己，是可以搭免費公車的老頭，但他骨子裡依舊還是那個保持嚴肅思考的知識分子。
“我常會想一件事情，網絡的時代，我覺得最後一定會摧毀人類。這種東西會讓地球轉得很不自然，整個世界會失掉它的秩序。”
身處天翻地覆的時代，對於13年才出一張專輯的羅大佑，他沒辦法快，也沒有要費盡心思，去追趕這個時代。
有人說羅大佑是悲情的，也有人說他是時代的歌者，而今的他，在瞬息萬變的娛樂時代下，更像是一個遙遠的身影。
這些年不論如何被世人做定義，這位在音樂的道路上堅守了35年的匠人，在暌違華語歌壇十三年之後，於2017年7月發行新專輯《家III》，再次迴歸大眾視野。
距離上一次《家》那張專輯，已經時隔 33 年。對羅大佑來說，恐怕是如同經歷了好幾輩子的人生。
在羅大佑的音樂和生活裡，家一直是他想要逃離又想回歸的地方。他曾經三次寫家。
第一次是他30歲那年，那時的他認為家是自己誕生的地方；第二次寫家，則更像是寫給另一半的情詩，“給我個溫暖的家，給我個燃燒的愛情”；第三次寫家的他已是花甲之年，帶著妻女迴歸家鄉臺北。
“給我個滿懷著溫暖的，不願紛爭的家庭。
給我些溫暖的體諒而堅強的，彼此保護的心情。”
1984年的《家》是羅大佑離開的起點，時隔33年的《家III》是他歸來的方向。他歌聲裡充滿了逾越三十年的漂泊感。
曾經為一群人種下熱情種子的羅大佑，如今選擇“回家”。
在他看來，家是每個人一生中都會面對的名詞，但對於命運的選擇與定義各不相同。不論走到哪裡，我們最終都要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所。
如今的羅大佑，有著前所未有的溫柔和平和。
2017年，羅大佑攜妻子女兒回到臺灣定居。回到生命的源頭，再度詮釋“家”的含義，他延續一路走來的歷程，忠實地呈現出自己的狀態與心境。
自己女兒出生的那一刻，羅大佑不敢相信。他說：“一個男人從此就改變了。”
往日的豪情、憤怒，漸漸平息為親情和責任。現在的他，每天8點起床，送女兒上學。“你會牽著女兒這樣走走走，後來才發現，好像是反過來，是她牽著你往哪裡走一樣。”
面對採訪鏡頭，羅大佑說女兒讓他更好地去了解了人的本質，我現在只想去做接近人味的東西。
有些年輕人卻有些惆悵，自己當年的偶像如今怎麼不反叛了，甚至有人問道：“那當你看到米克·賈格爾這麼老了，站在臺上還是那麼瘋狂地吶喊，你是什麼感覺呢？”
羅大佑笑答：“他厲害啊，可我是羅大佑啊。我們東方人不需要到這個地步，適可而止。”
許多人認為如今溫暖的作品不屬於羅大佑，他卻淡淡地迴應道：“有看法就會尖銳，這次沒有。”
很少有藝術創作者，會對外承認自己對外界沒有看法。但羅大佑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出了罕見的清醒和坦誠，因為他從不屑於虛張聲勢。
時代與戰爭賦予他的所有可能性，他接住了，在集體情緒遠去的當下，他又迴歸個體，關注自己的“小家”。他不再擰巴，不再對抗，不再有諷刺與批判，甚至很少皺眉。
許多年輕人質疑羅大佑你為什麼不憤怒了？你怎麼不去寫一些抗議歌呢，你當初的豪情去哪了？
他卻十分清醒地反問道：“這個世界已經那麼多憤怒，現在的年輕人有那麼多的憤怒，難道還需要我一個老人家來憤怒嗎？”
羅大佑一直準確無誤而又精彩萬分地充當了，某段時間中我們靈魂的導向者，他是我們內心深處最熱血沸騰的記憶。如今他老了，我們也老了。
對於羅大佑而言，經歷過深重的時代變遷與傷害後，他值得感受塵埃落定後的溫情。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歸不得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1983年，羅大佑發表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他在《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等歌曲鍾，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再次引起社會輿論的注目。
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羅大佑被貼上了“抗議歌手” 的標籤，颳起了一陣“黑色旋風”。
就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說的那樣：“媒體掀起了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
緊接著，第二年《家》發行，然而這兩張專輯都沒有受到好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羅大佑明白了寫歌是要受阻的，必須字字斟酌，處處小心，否則前方就是深淵。
音樂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一度陷入掙扎。
終於在1984年底，隨著一場名為“最後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會的結束，羅大佑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宣佈暫時退出流行樂壇，遠赴美國。自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漂泊生涯。
那年，他30歲。
主動離開臺灣，前往美國的羅大佑，不想被狂熱的時代情緒所裹挾。
在這裡，他成為一個孤獨的旁觀者。
後來他在書中這樣描述身處紐約的心境：這裡的藝人，很多在他們自己的國度，是很有名氣的。但他們寧可在紐約，接受環境的刺激，加強創作力。
之前經常困頓於主流音樂的羅大佑，在紐約這座城市身上，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
1987年，羅大佑來到香港，創辦了自己的“音樂工廠”也從此在音樂領域打開了另一片天地。
緊接著，他以電影為切口，迅速打開市場。
沉寂四年後，羅大佑的又一力作《愛人同志》問世，正如他當年用《之乎者也》敲開音樂的大門一樣，這張專輯在轟動臺灣樂壇的同時，也轟動了香港樂壇。
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人、黃種人的歷史命運，音樂探索上也呈現更多的可能性。
1998年，羅大佑的父親在紐約去世。當聽見越洋電話那一頭，姐姐說“爸走了”的瞬間，羅大佑第一次感覺世界在崩塌。
“當親人死掉之後，你發現自己完全無能為力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我信仰基督教”。
羅大佑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至親死亡的痛苦，對他而言，就像“靈魂死了一次”。
此刻的他需要一個家庭，來彌補父親的離去和家庭意義上的情感缺失。有一天，他和相戀12年的李烈經過紐約的市政廳，羅大佑對她說，我們進去結婚吧。
然而但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一年半就結束了。離婚後的他，經歷了人生的低潮。
家對他而言，變得奢侈起來。
2000年，羅大佑來到內地舉辦了首次個人演唱會，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
那年他46歲。
他在《昨日遺書》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一個死去的靈魂，難道還怕鬼嗎
何況臺下坐著的，還有一堆活生生的
衝你來的支持者。”
千禧年如期而至，羅大佑卻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
時代的悲劇愈演愈烈，“911事件”之後，便是伊拉克戰爭，恐怖事件不斷髮生。他之前最喜歡去的巴厘島，隨著“嘣”的一聲，也陷入了危機。
2004年末，羅大佑發行《美麗島》，為了不讓唱片公司承擔損失，他自費出版了這張專輯。結果可想而知，他的聲音湮沒在周杰倫和“超級女聲”帶來的新浪潮中。
曾經以為不可能被盼到的2000年，竟已被如沙的時光悄悄地隱埋。回頭看時，了無痕跡。
那麼，我們有沒有長進一些聰明才智，與人生的頓悟呢？似乎並沒有。
羅大佑眼見著黑白顛倒、美醜不分，陳舊的謊言被包裝成嶄新的學說，整個社會似乎喪失了基本的判斷力。
他焦慮於己作為一個創作者本身，找不出某種合適的敘事與情感表達方式，來描述這一切。
蘇俄女詩人阿赫瑪託娃有一首長詩叫“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對於羅大佑，未來已沒有主人翁。
2004至2008年期間，羅大佑被失眠反覆折磨著。
在被問及失眠的原因時，他回答：“我這個人有的時候想得多一點，憂國憂民之類的，而另外一方面，是真的世界在產生巨大的改變……我不覺得現在有人認識這個世界。”
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羅大佑見證了華語樂壇30多年的變遷。令人感慨的是，這個曾經唱著《光陰的故事》的青年，終究也會隨著光陰的流逝，慢慢變成後輩們的故事。
今天的羅大佑，仍然能在演唱會上連唱兩個小時，鋒芒和銳氣卻已不比當年。
2010年，羅大佑遇到了小自己十三歲的Elaine，兩人於巴厘島結婚，他終於再次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家。
六十多歲的的羅大佑時常調侃自己，是可以搭免費公車的老頭，但他骨子裡依舊還是那個保持嚴肅思考的知識分子。
“我常會想一件事情，網絡的時代，我覺得最後一定會摧毀人類。這種東西會讓地球轉得很不自然，整個世界會失掉它的秩序。”
身處天翻地覆的時代，對於13年才出一張專輯的羅大佑，他沒辦法快，也沒有要費盡心思，去追趕這個時代。
有人說羅大佑是悲情的，也有人說他是時代的歌者，而今的他，在瞬息萬變的娛樂時代下，更像是一個遙遠的身影。
這些年不論如何被世人做定義，這位在音樂的道路上堅守了35年的匠人，在暌違華語歌壇十三年之後，於2017年7月發行新專輯《家III》，再次迴歸大眾視野。
距離上一次《家》那張專輯，已經時隔 33 年。對羅大佑來說，恐怕是如同經歷了好幾輩子的人生。
在羅大佑的音樂和生活裡，家一直是他想要逃離又想回歸的地方。他曾經三次寫家。
第一次是他30歲那年，那時的他認為家是自己誕生的地方；第二次寫家，則更像是寫給另一半的情詩，“給我個溫暖的家，給我個燃燒的愛情”；第三次寫家的他已是花甲之年，帶著妻女迴歸家鄉臺北。
“給我個滿懷著溫暖的，不願紛爭的家庭。
給我些溫暖的體諒而堅強的，彼此保護的心情。”
1984年的《家》是羅大佑離開的起點，時隔33年的《家III》是他歸來的方向。他歌聲裡充滿了逾越三十年的漂泊感。
曾經為一群人種下熱情種子的羅大佑，如今選擇“回家”。
在他看來，家是每個人一生中都會面對的名詞，但對於命運的選擇與定義各不相同。不論走到哪裡，我們最終都要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所。
如今的羅大佑，有著前所未有的溫柔和平和。
2017年，羅大佑攜妻子女兒回到臺灣定居。回到生命的源頭，再度詮釋“家”的含義，他延續一路走來的歷程，忠實地呈現出自己的狀態與心境。
自己女兒出生的那一刻，羅大佑不敢相信。他說：“一個男人從此就改變了。”
往日的豪情、憤怒，漸漸平息為親情和責任。現在的他，每天8點起床，送女兒上學。“你會牽著女兒這樣走走走，後來才發現，好像是反過來，是她牽著你往哪裡走一樣。”
面對採訪鏡頭，羅大佑說女兒讓他更好地去了解了人的本質，我現在只想去做接近人味的東西。
有些年輕人卻有些惆悵，自己當年的偶像如今怎麼不反叛了，甚至有人問道：“那當你看到米克·賈格爾這麼老了，站在臺上還是那麼瘋狂地吶喊，你是什麼感覺呢？”
羅大佑笑答：“他厲害啊，可我是羅大佑啊。我們東方人不需要到這個地步，適可而止。”
許多人認為如今溫暖的作品不屬於羅大佑，他卻淡淡地迴應道：“有看法就會尖銳，這次沒有。”
很少有藝術創作者，會對外承認自己對外界沒有看法。但羅大佑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出了罕見的清醒和坦誠，因為他從不屑於虛張聲勢。
時代與戰爭賦予他的所有可能性，他接住了，在集體情緒遠去的當下，他又迴歸個體，關注自己的“小家”。他不再擰巴，不再對抗，不再有諷刺與批判，甚至很少皺眉。
許多年輕人質疑羅大佑你為什麼不憤怒了？你怎麼不去寫一些抗議歌呢，你當初的豪情去哪了？
他卻十分清醒地反問道：“這個世界已經那麼多憤怒，現在的年輕人有那麼多的憤怒，難道還需要我一個老人家來憤怒嗎？”
羅大佑一直準確無誤而又精彩萬分地充當了，某段時間中我們靈魂的導向者，他是我們內心深處最熱血沸騰的記憶。如今他老了，我們也老了。
對於羅大佑而言，經歷過深重的時代變遷與傷害後，他值得感受塵埃落定後的溫情。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歸不得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1983年，羅大佑發表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他在《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等歌曲鍾，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再次引起社會輿論的注目。
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羅大佑被貼上了“抗議歌手” 的標籤，颳起了一陣“黑色旋風”。
就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說的那樣：“媒體掀起了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
緊接著，第二年《家》發行，然而這兩張專輯都沒有受到好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羅大佑明白了寫歌是要受阻的，必須字字斟酌，處處小心，否則前方就是深淵。
音樂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一度陷入掙扎。
終於在1984年底，隨著一場名為“最後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會的結束，羅大佑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宣佈暫時退出流行樂壇，遠赴美國。自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漂泊生涯。
那年，他30歲。
主動離開臺灣，前往美國的羅大佑，不想被狂熱的時代情緒所裹挾。
在這裡，他成為一個孤獨的旁觀者。
後來他在書中這樣描述身處紐約的心境：這裡的藝人，很多在他們自己的國度，是很有名氣的。但他們寧可在紐約，接受環境的刺激，加強創作力。
之前經常困頓於主流音樂的羅大佑，在紐約這座城市身上，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
1987年，羅大佑來到香港，創辦了自己的“音樂工廠”也從此在音樂領域打開了另一片天地。
緊接著，他以電影為切口，迅速打開市場。
沉寂四年後，羅大佑的又一力作《愛人同志》問世，正如他當年用《之乎者也》敲開音樂的大門一樣，這張專輯在轟動臺灣樂壇的同時，也轟動了香港樂壇。
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人、黃種人的歷史命運，音樂探索上也呈現更多的可能性。
1998年，羅大佑的父親在紐約去世。當聽見越洋電話那一頭，姐姐說“爸走了”的瞬間，羅大佑第一次感覺世界在崩塌。
“當親人死掉之後，你發現自己完全無能為力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我信仰基督教”。
羅大佑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至親死亡的痛苦，對他而言，就像“靈魂死了一次”。
此刻的他需要一個家庭，來彌補父親的離去和家庭意義上的情感缺失。有一天，他和相戀12年的李烈經過紐約的市政廳，羅大佑對她說，我們進去結婚吧。
然而但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一年半就結束了。離婚後的他，經歷了人生的低潮。
家對他而言，變得奢侈起來。
2000年，羅大佑來到內地舉辦了首次個人演唱會，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
那年他46歲。
他在《昨日遺書》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一個死去的靈魂，難道還怕鬼嗎
何況臺下坐著的，還有一堆活生生的
衝你來的支持者。”
千禧年如期而至，羅大佑卻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
時代的悲劇愈演愈烈，“911事件”之後，便是伊拉克戰爭，恐怖事件不斷髮生。他之前最喜歡去的巴厘島，隨著“嘣”的一聲，也陷入了危機。
2004年末，羅大佑發行《美麗島》，為了不讓唱片公司承擔損失，他自費出版了這張專輯。結果可想而知，他的聲音湮沒在周杰倫和“超級女聲”帶來的新浪潮中。
曾經以為不可能被盼到的2000年，竟已被如沙的時光悄悄地隱埋。回頭看時，了無痕跡。
那麼，我們有沒有長進一些聰明才智，與人生的頓悟呢？似乎並沒有。
羅大佑眼見著黑白顛倒、美醜不分，陳舊的謊言被包裝成嶄新的學說，整個社會似乎喪失了基本的判斷力。
他焦慮於己作為一個創作者本身，找不出某種合適的敘事與情感表達方式，來描述這一切。
蘇俄女詩人阿赫瑪託娃有一首長詩叫“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對於羅大佑，未來已沒有主人翁。
2004至2008年期間，羅大佑被失眠反覆折磨著。
在被問及失眠的原因時，他回答：“我這個人有的時候想得多一點，憂國憂民之類的，而另外一方面，是真的世界在產生巨大的改變……我不覺得現在有人認識這個世界。”
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羅大佑見證了華語樂壇30多年的變遷。令人感慨的是，這個曾經唱著《光陰的故事》的青年，終究也會隨著光陰的流逝，慢慢變成後輩們的故事。
今天的羅大佑，仍然能在演唱會上連唱兩個小時，鋒芒和銳氣卻已不比當年。
2010年，羅大佑遇到了小自己十三歲的Elaine，兩人於巴厘島結婚，他終於再次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家。
六十多歲的的羅大佑時常調侃自己，是可以搭免費公車的老頭，但他骨子裡依舊還是那個保持嚴肅思考的知識分子。
“我常會想一件事情，網絡的時代，我覺得最後一定會摧毀人類。這種東西會讓地球轉得很不自然，整個世界會失掉它的秩序。”
身處天翻地覆的時代，對於13年才出一張專輯的羅大佑，他沒辦法快，也沒有要費盡心思，去追趕這個時代。
有人說羅大佑是悲情的，也有人說他是時代的歌者，而今的他，在瞬息萬變的娛樂時代下，更像是一個遙遠的身影。
這些年不論如何被世人做定義，這位在音樂的道路上堅守了35年的匠人，在暌違華語歌壇十三年之後，於2017年7月發行新專輯《家III》，再次迴歸大眾視野。
距離上一次《家》那張專輯，已經時隔 33 年。對羅大佑來說，恐怕是如同經歷了好幾輩子的人生。
在羅大佑的音樂和生活裡，家一直是他想要逃離又想回歸的地方。他曾經三次寫家。
第一次是他30歲那年，那時的他認為家是自己誕生的地方；第二次寫家，則更像是寫給另一半的情詩，“給我個溫暖的家，給我個燃燒的愛情”；第三次寫家的他已是花甲之年，帶著妻女迴歸家鄉臺北。
“給我個滿懷著溫暖的，不願紛爭的家庭。
給我些溫暖的體諒而堅強的，彼此保護的心情。”
1984年的《家》是羅大佑離開的起點，時隔33年的《家III》是他歸來的方向。他歌聲裡充滿了逾越三十年的漂泊感。
曾經為一群人種下熱情種子的羅大佑，如今選擇“回家”。
在他看來，家是每個人一生中都會面對的名詞，但對於命運的選擇與定義各不相同。不論走到哪裡，我們最終都要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所。
如今的羅大佑，有著前所未有的溫柔和平和。
2017年，羅大佑攜妻子女兒回到臺灣定居。回到生命的源頭，再度詮釋“家”的含義，他延續一路走來的歷程，忠實地呈現出自己的狀態與心境。
自己女兒出生的那一刻，羅大佑不敢相信。他說：“一個男人從此就改變了。”
往日的豪情、憤怒，漸漸平息為親情和責任。現在的他，每天8點起床，送女兒上學。“你會牽著女兒這樣走走走，後來才發現，好像是反過來，是她牽著你往哪裡走一樣。”
面對採訪鏡頭，羅大佑說女兒讓他更好地去了解了人的本質，我現在只想去做接近人味的東西。
有些年輕人卻有些惆悵，自己當年的偶像如今怎麼不反叛了，甚至有人問道：“那當你看到米克·賈格爾這麼老了，站在臺上還是那麼瘋狂地吶喊，你是什麼感覺呢？”
羅大佑笑答：“他厲害啊，可我是羅大佑啊。我們東方人不需要到這個地步，適可而止。”
許多人認為如今溫暖的作品不屬於羅大佑，他卻淡淡地迴應道：“有看法就會尖銳，這次沒有。”
很少有藝術創作者，會對外承認自己對外界沒有看法。但羅大佑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出了罕見的清醒和坦誠，因為他從不屑於虛張聲勢。
時代與戰爭賦予他的所有可能性，他接住了，在集體情緒遠去的當下，他又迴歸個體，關注自己的“小家”。他不再擰巴，不再對抗，不再有諷刺與批判，甚至很少皺眉。
許多年輕人質疑羅大佑你為什麼不憤怒了？你怎麼不去寫一些抗議歌呢，你當初的豪情去哪了？
他卻十分清醒地反問道：“這個世界已經那麼多憤怒，現在的年輕人有那麼多的憤怒，難道還需要我一個老人家來憤怒嗎？”
羅大佑一直準確無誤而又精彩萬分地充當了，某段時間中我們靈魂的導向者，他是我們內心深處最熱血沸騰的記憶。如今他老了，我們也老了。
對於羅大佑而言，經歷過深重的時代變遷與傷害後，他值得感受塵埃落定後的溫情。
羅大佑65歲，人到老年，河流入海，大部分人歸於寧靜或幻滅，但他的內心仍然暗流洶湧險象環生。
他的人生軌跡展示了一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變為不再憤怒的老人的故事。這其中，有反叛、有孤獨、有無奈，也有不為人知的酸楚。
羅大佑所有的桀驁與脆弱都能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內心戰爭中找到根由。
2019年，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依舊在聲聲叫著夏天，放了假的孩子們，總會在街頭巷尾聽到《童年》。
對於羅大佑來說，這是他與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經叛逆、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你的樣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經意間影響了60後、70後、80後、90後……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樂教父羅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羅大佑來到上海，舉辦了內地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他們在綠皮火車上，合唱羅大佑的經典歌曲，無話不談，徹夜不眠。
高曉鬆曾回憶道：“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那年，羅大佑46歲。
他是一隻傲慢離群的鳥，卻從未迷失方向。
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到，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活著太久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別而去的，究竟又怎麼了？
我們的時代，像是陷入了一場喧囂的沉默。這種語境下的熱情，又該去哪裡尋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場演唱會，彷彿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輓歌。
羅大佑這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吶喊過、怒吼過、失望過，如今成為一個不再憤怒的老人。
這是他的選擇，他有權退出湧動的時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溫情。
羅大佑原本和世界說好了，要成為一個醫生，後來卻成為了一個音樂人。
1954年生人的羅大佑，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他的音樂與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情緒糾纏在一起。
他成長於臺北一個醫生世家，家人都從事醫學工作。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喜歡音樂，於是買來一架鋼琴放在家中彈奏。羅大佑耳濡目染，從此對音樂無法自拔。
“那時候，我家街邊有棵榕樹，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樹，成就了後來的《童年》，只不過街邊換成了池塘邊。2019年7月20日，羅大佑走到65歲的路口，他的《童年》依舊被傳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夏天。
順理成章，羅大佑高中畢業後進了一所醫學院。白天穿著白大褂工作，用X光來面對這個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閒時間，他將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譜成了曲。
1976年，一位導演發現了羅大佑：“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那年，羅大佑與張艾嘉，因電影《閃亮的日子》結緣。一個剛剛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1歲父親就過世，16歲就開始演戲的張艾嘉面前，“我愛你”三個字，顯得單薄而蒼涼。
他把寫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給了張艾嘉。後來的故事不得而知，兩個人最終各奔東西。
羅大佑與張艾嘉
1980年，羅大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醫學求學生涯，終於如願考取了醫師執照，在臺北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
生活在一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每天要直面許多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強烈的對比和震撼讓羅大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變化，從而創作了《鹿港小鎮》，吶喊出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無望的幻滅感。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當時的時代情緒對羅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親表明自己以後不從醫，只做音樂的想法。為此父親勸說道：“從醫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穩定。”
他卻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說這話時的羅大佑，頗有一番當代魯迅的文人姿態。
冷戰時期，人類隨時有可能被毀滅掉，禁錮與生活時代的矛盾，過於強烈。羅大佑身處其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
1982年，他發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寫下一句話：“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令羅大佑沒想到的是，這張專輯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鶯歌軟語，充斥著鄧麗君以及唯美校園歌曲的臺灣樂壇，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轟動。
在專輯的封面文案中，羅大佑寫下：“這一趟音樂之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出道即巔峰，首張專輯一上市，就賣了15萬張，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聽到羅大佑不可一世的歌聲。那時的他，無論是歌聲還是形象，都充滿了激情與不馴。
同年，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唱會。
8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於填詞華麗的民族歌曲時，羅大佑用一張《之乎者也》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帶領檯灣流行音樂走向毫無前例的批判與自省之中。
這首同名歌曲，幾乎超越了流行音樂的藩籬，承載了很多思想內涵與立場。《之乎者也》裡的旋律與歌詞，用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最後他用批判的口吻問道：“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他的音樂，帶著一種勇氣和批判性，充滿了對社會的思索，受到年輕人為之尊崇，他的音樂變成他們精神的一部分。
羅大佑是一個帶著偏見看世界的音樂人。他不喜歡模糊的立場，卻也懷疑過分確定的答案。
他所寫的作品，有一種深深的信念。這種信念關乎社會、關乎人民、關乎大愛。對羅大佑而言，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李宗盛說：“和他相比我會感到惶恐，他對我來說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才是真正的臺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
可這一切都與羅大佑的初衷大相徑庭，最初寫歌，只是為了將自己表達的清楚一些，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人們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風衣，戴上黑色的墨鏡，只為抵擋外界的干擾。後來他說：“受到這麼多人的尊重與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歸不得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1983年，羅大佑發表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他在《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等歌曲鍾，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思考，再次引起社會輿論的注目。
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羅大佑被貼上了“抗議歌手” 的標籤，颳起了一陣“黑色旋風”。
就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說的那樣：“媒體掀起了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
緊接著，第二年《家》發行，然而這兩張專輯都沒有受到好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羅大佑明白了寫歌是要受阻的，必須字字斟酌，處處小心，否則前方就是深淵。
音樂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一度陷入掙扎。
終於在1984年底，隨著一場名為“最後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會的結束，羅大佑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宣佈暫時退出流行樂壇，遠赴美國。自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漂泊生涯。
那年，他30歲。
主動離開臺灣，前往美國的羅大佑，不想被狂熱的時代情緒所裹挾。
在這裡，他成為一個孤獨的旁觀者。
後來他在書中這樣描述身處紐約的心境：這裡的藝人，很多在他們自己的國度，是很有名氣的。但他們寧可在紐約，接受環境的刺激，加強創作力。
之前經常困頓於主流音樂的羅大佑，在紐約這座城市身上，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
1987年，羅大佑來到香港，創辦了自己的“音樂工廠”也從此在音樂領域打開了另一片天地。
緊接著，他以電影為切口，迅速打開市場。
沉寂四年後，羅大佑的又一力作《愛人同志》問世，正如他當年用《之乎者也》敲開音樂的大門一樣，這張專輯在轟動臺灣樂壇的同時，也轟動了香港樂壇。
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人、黃種人的歷史命運，音樂探索上也呈現更多的可能性。
1998年，羅大佑的父親在紐約去世。當聽見越洋電話那一頭，姐姐說“爸走了”的瞬間，羅大佑第一次感覺世界在崩塌。
“當親人死掉之後，你發現自己完全無能為力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我信仰基督教”。
羅大佑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至親死亡的痛苦，對他而言，就像“靈魂死了一次”。
此刻的他需要一個家庭，來彌補父親的離去和家庭意義上的情感缺失。有一天，他和相戀12年的李烈經過紐約的市政廳，羅大佑對她說，我們進去結婚吧。
然而但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一年半就結束了。離婚後的他，經歷了人生的低潮。
家對他而言，變得奢侈起來。
2000年，羅大佑來到內地舉辦了首次個人演唱會，天南海北的青年紛紛趕到上海，只為見羅大佑一面。
那年他46歲。
他在《昨日遺書》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一個死去的靈魂，難道還怕鬼嗎
何況臺下坐著的，還有一堆活生生的
衝你來的支持者。”
千禧年如期而至，羅大佑卻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
時代的悲劇愈演愈烈，“911事件”之後，便是伊拉克戰爭，恐怖事件不斷髮生。他之前最喜歡去的巴厘島，隨著“嘣”的一聲，也陷入了危機。
2004年末，羅大佑發行《美麗島》，為了不讓唱片公司承擔損失，他自費出版了這張專輯。結果可想而知，他的聲音湮沒在周杰倫和“超級女聲”帶來的新浪潮中。
曾經以為不可能被盼到的2000年，竟已被如沙的時光悄悄地隱埋。回頭看時，了無痕跡。
那麼，我們有沒有長進一些聰明才智，與人生的頓悟呢？似乎並沒有。
羅大佑眼見著黑白顛倒、美醜不分，陳舊的謊言被包裝成嶄新的學說，整個社會似乎喪失了基本的判斷力。
他焦慮於己作為一個創作者本身，找不出某種合適的敘事與情感表達方式，來描述這一切。
蘇俄女詩人阿赫瑪託娃有一首長詩叫“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對於羅大佑，未來已沒有主人翁。
2004至2008年期間，羅大佑被失眠反覆折磨著。
在被問及失眠的原因時，他回答：“我這個人有的時候想得多一點，憂國憂民之類的，而另外一方面，是真的世界在產生巨大的改變……我不覺得現在有人認識這個世界。”
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羅大佑見證了華語樂壇30多年的變遷。令人感慨的是，這個曾經唱著《光陰的故事》的青年，終究也會隨著光陰的流逝，慢慢變成後輩們的故事。
今天的羅大佑，仍然能在演唱會上連唱兩個小時，鋒芒和銳氣卻已不比當年。
2010年，羅大佑遇到了小自己十三歲的Elaine，兩人於巴厘島結婚，他終於再次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家。
六十多歲的的羅大佑時常調侃自己，是可以搭免費公車的老頭，但他骨子裡依舊還是那個保持嚴肅思考的知識分子。
“我常會想一件事情，網絡的時代，我覺得最後一定會摧毀人類。這種東西會讓地球轉得很不自然，整個世界會失掉它的秩序。”
身處天翻地覆的時代，對於13年才出一張專輯的羅大佑，他沒辦法快，也沒有要費盡心思，去追趕這個時代。
有人說羅大佑是悲情的，也有人說他是時代的歌者，而今的他，在瞬息萬變的娛樂時代下，更像是一個遙遠的身影。
這些年不論如何被世人做定義，這位在音樂的道路上堅守了35年的匠人，在暌違華語歌壇十三年之後，於2017年7月發行新專輯《家III》，再次迴歸大眾視野。
距離上一次《家》那張專輯，已經時隔 33 年。對羅大佑來說，恐怕是如同經歷了好幾輩子的人生。
在羅大佑的音樂和生活裡，家一直是他想要逃離又想回歸的地方。他曾經三次寫家。
第一次是他30歲那年，那時的他認為家是自己誕生的地方；第二次寫家，則更像是寫給另一半的情詩，“給我個溫暖的家，給我個燃燒的愛情”；第三次寫家的他已是花甲之年，帶著妻女迴歸家鄉臺北。
“給我個滿懷著溫暖的，不願紛爭的家庭。
給我些溫暖的體諒而堅強的，彼此保護的心情。”
1984年的《家》是羅大佑離開的起點，時隔33年的《家III》是他歸來的方向。他歌聲裡充滿了逾越三十年的漂泊感。
曾經為一群人種下熱情種子的羅大佑，如今選擇“回家”。
在他看來，家是每個人一生中都會面對的名詞，但對於命運的選擇與定義各不相同。不論走到哪裡，我們最終都要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所。
如今的羅大佑，有著前所未有的溫柔和平和。
2017年，羅大佑攜妻子女兒回到臺灣定居。回到生命的源頭，再度詮釋“家”的含義，他延續一路走來的歷程，忠實地呈現出自己的狀態與心境。
自己女兒出生的那一刻，羅大佑不敢相信。他說：“一個男人從此就改變了。”
往日的豪情、憤怒，漸漸平息為親情和責任。現在的他，每天8點起床，送女兒上學。“你會牽著女兒這樣走走走，後來才發現，好像是反過來，是她牽著你往哪裡走一樣。”
面對採訪鏡頭，羅大佑說女兒讓他更好地去了解了人的本質，我現在只想去做接近人味的東西。
有些年輕人卻有些惆悵，自己當年的偶像如今怎麼不反叛了，甚至有人問道：“那當你看到米克·賈格爾這麼老了，站在臺上還是那麼瘋狂地吶喊，你是什麼感覺呢？”
羅大佑笑答：“他厲害啊，可我是羅大佑啊。我們東方人不需要到這個地步，適可而止。”
許多人認為如今溫暖的作品不屬於羅大佑，他卻淡淡地迴應道：“有看法就會尖銳，這次沒有。”
很少有藝術創作者，會對外承認自己對外界沒有看法。但羅大佑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出了罕見的清醒和坦誠，因為他從不屑於虛張聲勢。
時代與戰爭賦予他的所有可能性，他接住了，在集體情緒遠去的當下，他又迴歸個體，關注自己的“小家”。他不再擰巴，不再對抗，不再有諷刺與批判，甚至很少皺眉。
許多年輕人質疑羅大佑你為什麼不憤怒了？你怎麼不去寫一些抗議歌呢，你當初的豪情去哪了？
他卻十分清醒地反問道：“這個世界已經那麼多憤怒，現在的年輕人有那麼多的憤怒，難道還需要我一個老人家來憤怒嗎？”
羅大佑一直準確無誤而又精彩萬分地充當了，某段時間中我們靈魂的導向者，他是我們內心深處最熱血沸騰的記憶。如今他老了，我們也老了。
對於羅大佑而言，經歷過深重的時代變遷與傷害後，他值得感受塵埃落定後的溫情。
羅大佑65歲，人到老年，河流入海，大部分人歸於寧靜或幻滅，但他的內心仍然暗流洶湧險象環生。
他的人生軌跡展示了一個戰後嬰兒與時代糾纏64年後，變為不再憤怒的老人的故事。這其中，有反叛、有孤獨、有無奈，也有不為人知的酸楚。
羅大佑所有的桀驁與脆弱都能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內心戰爭中找到根由。
如果說羅大佑如今“回家”的溫暖與從容，令人感到驚訝不解，那麼他30年前的出走，更像是一個意外。
當年那個決絕離家的年輕人，如今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他在可以憤怒的年紀選擇發聲。老了塵埃落定之後，我們沒有任何資格，指責他的迴歸與“叛變”。
如今即使是快樂了一些的羅大佑，眉宇之間，依然是孤獨的，那些緊張時代與戰爭所帶來的洶湧時刻，永遠都不會消失。
許多年之後，人們定會從他的音樂中，窺探到我們這個世紀的悲痛與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