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哲夫
《流浪地球》在創下新年檔票房新高，成為了春節期間現象級話題的同時，也出現了不少有意義的爭論。爭論延伸到原著及電影的價值觀層面，而較為集中的一點，就是為了拯救地球和人類，應不應該讓幾十億的生命為之犧牲。小說中政府根據年齡規定災難時撤離的先後次序，結婚後的生育權要由抽籤決定，以及影片中的獲得地下城的資格由抽籤決定，這一系列殘酷的選擇和決斷，在現代政治文明的審視下是否要得？
較為典型的討論是署名作者漂移舟的文章《<流浪地球>的政治想象：以“人類”名義要求“人”的犧牲》。該文指出：“劉慈欣如此徹底地將‘人類’放在首位，成為一切犧牲的旨歸，而在祭壇上最醒目的是‘人’本身。在流浪的時代，‘人’將被‘人類’取代。”“藉助極端情境，劉慈欣為這一觀念提供了支持：唯有‘人’，連同其生命與人性，犧牲於‘人類’，‘人’才能作為‘人類’存活。在二者無法兩全之際，‘人’與‘人類’之間的區別不再僅僅是名義上的，而是現實的生死存亡。當劉慈欣在‘最後的人類’中選擇站在人類存續的立場時，這一最後的人類所剩下的僅僅是一具生物性軀體，作為人的身份已然殘破無法辨認。”作者看來，在“人”和“人類”的“電車難題”之間，劉慈欣毅然選擇了人類，而無視無數個體生命的無助和苦難。作者確實將人與人類之間的選擇視作一道“電車難題”：“這幾乎可以看做一個類似‘電車難題’，區別在於，這一‘最後的人類’場景既不是在兩種不同的道德之間做出選擇，也不是在道德與不道德之間做出選擇，它完全超出了屬人的道德尺度。”
作者非常敏銳地意識到了一點：這並不是一道傳統的“電車難題”。《流浪地球》原著裡，大劉也似乎在暗示什麼：“古代曾有過一個倫理學問題：當洪水到來時，一個只能救走一個人的男人，是去救他的父親呢，還是去救他的兒子？在這個時代的人看來，提出這個問題很不可理解。”
為什麼這個問題不可理解？其實，在劉慈欣那裡，在“這個時代的人”那裡，這已經不是一道選擇題，而是一道判斷題。
“電車難題”預設了現代性倫理的政治正確：個體的生命價值必須得到尊重。個體價值和個體感受無法通過工具理性量化為選擇的根據，因為它們擁有質的平等。所以選擇的難處，就在於人們無法毫無虧欠地去犧牲任何的個體，去成全哪怕是更多的個體或更高的位格（比如“人類”）。電車難題的另一個倫理預設就是建立在共情之上的良心譴責。由於同情已成為現代政治倫理的一大基礎，相關個體的生命感覺特別是苦痛感覺，必然要喚起施與者自身的同頻共振，所以電車上任意一方的撕心裂肺，都會成為司機或鐵道工人的泣血椎心。總而言之，“電車難題”之難，就難在它預設的無法跨越的個體主義原則：從受事方而言，它難在必然要犧牲個體價值，而個體價值無法通過工具理性來判斷高下；從施事方而言，它難在任何選擇都要引起施事者感同身受的共情體驗，以及相伴相生的個體負疚。我們看待“電車難題”，常常聚焦於軌道上的兩端無法取捨，其實“電車難題”的要害，毋寧說恰恰是電車司機自己的精神苦刑。
然而在《流浪地球》裡，這一倫理困境已經超越了倫理選擇，而走向了倫理決斷。擺在地球人面前的事實是，犧牲不是選項之一，而是必由之路。聯合政府不做出犧牲一部分人的決斷就無法生存。由於資源的有限和匱乏，它只能滿足一部分人的生存需求。地下城不能延伸到熔岩及以下，而尊重並實現每個人的逃跑權就意味著人類的集體滅絕，在讓新生兒活活餓死和剝奪生育權之間，準媽媽們恐怕都會贊同“最好的是不要出生”（尼采《悲劇的誕生》）。如果“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是剩餘時代的奢侈，而匱乏時代必然是“從人之慾,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荀子·榮辱》）。再加上態勢的緊急和時日的無多，公平計算合理分配的時間成本及人類風險由誰來買單？在緊急狀態的例外中，斬斷情絲的決斷便成了必要。尊重個體價值和平等權利的前提是擺脫了生存緊急訴求的閒暇，當這一前提已不存在，為了安撫弱柳扶風的個體良心而糾結於“電車難題”豈不是矯情和自私？為了糾結於倫理責任（如果虧欠感也算責任）而放棄決斷豈不是逃避了人類生存的責任？正如劉慈欣所說的“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們都消失了，一片黑暗，這當中沒有人性不人性。只有現在選擇不人性，將來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機會重新萌發。”《流浪地球》原著裡“在這個時代的人看來，提出這個問題很不可理解”，正是因為洪波湧起，換了人間，人類已經告別了剩餘的時代，而進入了匱乏的時代。如果我們承認人是具體的歷史的存在，而不被某種形而上學的類本質框死，那麼不同的時代就有不同的主體間性。在地球走向滅亡的緊急狀態下，個體原則已經不是第一原則，種的延續才是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憲制基礎。人類需要的不是政治正確，而是政治成熟，即“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的決斷。“電車難題”立足於本體論的人性人權，而毀滅之際的決斷則根植於生存論的人際關係——而毀滅之際最基本的關係就是所有人都應該被拯救，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被拯救。當電車分叉上的徘徊歧路不再適用於這一例外狀態，聯合政府便只好擔荷人類罪惡和殘酷，而將選擇權拋擲給抽籤、年齡等非人為因素。決斷超越了選擇，成為了個人和人類的命運之神。
但在《流浪地球》裡，聯合政府各種帶血的決斷並非只是以生存的名義和技術的安排。聯合政府的決斷雖然不再糾結於個體權利和個體感受，但依然對道德星空有著最深的敬意，而不是“完全超出了屬人的道德尺度”。因為他們的決斷取決於他們的偉大動機——保全人類。康德區分了法權義務和德性義務。法權義務是外在的法律對人們課以的責任，而德性義務則是出自內在的道德善意。前者來自法律的立法，後者來自倫理的立法。倫理立法與法律立法的根本區別就是，它使義務變成了動機。我這麼做，是因為這麼做是“餘心之所善”，而不是他者的強制。《流浪地球》原著裡帶血的決斷，和電影中航天員劉培強為了節約資源而放棄妻子的治療，這都是壯士斷腕般的倫理立法。它雖然超越了“不可傷人”的法律義務，但為的是實現“拯救人類”的倫理義務。這同樣也是一種念念利他，只不過這種利他不能遍及所有，並且要被抵消折扣。但有著利他的宏願，又沒有更好的選擇，人類還能怎麼樣呢？“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道德經·第三十一章》）“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呂氏春秋·論威》）”問題不在於犧牲不犧牲他者，而在於為什麼犧牲，不在於犧牲應不應該，而在於犧牲的意義何在。
犧牲他者確實是帶血的原罪。那些逝去的生命，確實如阿甘本筆下的“牲人”，他們的苦痛無人知曉。然而製造犧牲者同樣也是痛苦的。這好比是《趙氏孤兒》裡犧牲骨肉的程嬰，願挨者痛之於皮肉，願打者痛之於心。程嬰之所以比公孫杵臼更難，就因為他要忍受無窮的精神苦刑，不僅來自喪子之痛，也來自殺人之痛。《流浪地球》電影確實有著和《趙氏孤兒》的微妙相似：結束他人生命的人，最終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們實在無法說清楚劉培強撞向木星的那一刻，究竟是懷著拯救人類的雄心，還是懷著如可贖兮的解脫。如果不搞雙重標準，那麼我們在理解“電車難題”的千古艱難之際，也應該理解決斷者的不能承受之重。
電影《流浪地球》比原著的超越之處，就在於將概念化的“為了宏大目標而犧牲個體”這一反政治正確的殘酷，還原為具體的人與人之間的愛恨情仇。劉啟與劉培強之間的相愛相殺，外祖父韓子昂與劉啟的相依為命，都源於劉培強的那個帶血決斷。如果說小說裡聯合政府的帶血決斷已然揹負了沉重的倫理欠負，那麼電影似乎是對這一欠負的微弱自辯和偉大自贖。從這個意義上說，電影似乎是將殘酷的政治決斷做了去政治化的處理，而還原為一個舍小家為大家，從父子反目到“我們天上見”的倫理故事。電影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為鐵血的決斷做出了哪怕是無力的辯護：劉培強正是帶血決斷者的化身，決斷者的痛苦正如劉培強的痛苦，因為他犧牲的是自己的愛妻。在約伯的天平上，一個人的痛苦確實等值於千萬人的痛苦。“世間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當現代哲人們用“電車難題”來審判決斷者之際，卻忘了決斷者犧牲的乃是自己的至親！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小劉啟一面在情感上怨恨那殺死母親的父親，一面又理解著父親的選擇，延續著父親的事業——比如電影裡小劉啟念茲在茲的那個海邊的父親抱著自己仰望星空的童年情景，比如牽動劇情的那一串自古英雄出少年的驚豔擔當，而直到父親選擇犧牲的那一刻，才在撕心裂肺中與父親和解。劉啟是撕裂的，劉培強是撕裂的，聯合政府的決斷者也是撕裂的。他們在自己心靈最柔軟的地方，撕裂著拯救人類而承受的帶血傷口！
正如地球資源的有限性，註定要讓一部分人犧牲，人的有限性也決定了它在擔荷拯救使命的同時，也要承負殘酷決斷的虧欠和撕裂。地球註定要毀滅如同一個關於有限性的寓言，正如人總是要死的，而“更多的人死於心碎”（索爾·貝婁語）。聯合政府的帶血決斷，和劉培強的“大義滅親”，都是在撕裂和虧欠中超越有限性，走向無限之宏願的偉大努力。雖然星辰大海是走向無限的舞臺，但冰封的地球山川樓宇，卻如同一座座紀念的墓碑，記錄著人類的虧欠，也記錄著人類的崇高。
祝福人類！
（本文發表於《戲劇與影視評論》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