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鼠疫與三個王朝的興衰

朱宇航 張森奉

在中國歷史上，1644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份。崇禎十七年、永昌元年、順治元年，北京這座千年古都，城頭變幻大王旗，一年之內，紫禁城的龍椅上坐過三個皇帝。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表述了大順軍入城後腐化變質的觀點。然而，歷史真的是這樣單線條嗎？為何擁兵幾十萬、城防堅固的北京城在攻堅能力極差的李闖軍隊面前，卻不堪一擊？為何李自成進入北京後的短短几十天，軍隊戰鬥力急劇下降？為何清軍能以區區十萬軍隊輕易攻取華北廣大地區？本文作者將以獨特的角度為您展現這個特殊年份歷史不一樣的一面。

風雨飄搖的大明王朝後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崇禎十六年(1643)，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並且傳入北京，明史雲：“京師大疫，自二月至九月。”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禎十七年，北京大疫進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間。

這個橫行華北的大疫究竟是什麼?“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是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烈性傳染病：鼠疫。

歷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紀讓歐洲死了將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過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間、耗子和人之間傳播的。其發病很快，死亡率極高。但這種病初發地要高溫潮溼，像地中海邊的意大利。同時衛生條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處都是。

華北在明代雖然衛生環境不怎麼樣，可是氣候乾燥，加上冬季嚴寒，不適合跳蚤大規模繁殖，為什麼也流行鼠疫? 與黑死病不同，在華北流行的鼠疫潛伏期長，死亡率沒那麼高，身上沒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現象，以致迄今還有人認為不是鼠疫。

這個問題在20 世紀初東北鼠疫大流行時由一代名醫伍連德找到答案，證明鼠疫有兩種。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過跳蚤傳播。在中國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過呼吸道傳播，有效預防的方式是戴口罩。

然而，1644 年人們哪裡知道何為口罩？

當李自成兵臨城下的時候，北京城裡鼠疫正好是大爆發的關鍵時刻。鼠疫在生活環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間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宮裡的崇禎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以至1644年3月17日，在李自成攻北京城的前一天，在唾手可得的勝利面前，李自成主動派出太監杜勳與崇禎議和，開出的條件是：“議割西北一帶分因而王，並犒勞軍銀百萬，退守河南”，“願為朝廷內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遼藩，但不奉詔與覲耳”。

李自成已經佔據了陝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樣。而且他也已經自立為王了，現在就是掏出一百萬銀子的事，還可以藉助他去剿滅張獻忠等，甚至抵抗滿清。即便將來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國亡強一萬倍。

1644年明末形勢圖

假設崇禎接受這個城下之盟，李自成就會解圍而去，放棄到手的勝利。然而面對如此條件，崇禎卻在社稷顛覆的關鍵時刻沒有答應。等到李自成想懲罰性地攻一下城，沒等開始，守城的兵就紛紛獻城了。

李自成就這樣連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輕易地進了北京城，同時連自己都不敢相信地發現他夢裡繁華的京城現在如同鬼域。

不管是不是鬼城，進了京的沒有人肯退出去。於是大順的精兵良將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營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編，無數的密切接觸機會，使鼠疫開始在這些外地人中間流行開了。41天迅速喪失戰鬥力，原因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滿城的咳咳細菌。

李自成討伐吳三桂，人數為什麼爭議很大，就是因為瘟疫流行，減員嚴重。可是為何在山海關前李自成一度佔優?這還要說說肺鼠疫，這類鼠疫的潛伏期可以長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發病。這種潛伏期長的烈性傳染病流行面廣，因為未發病時和正常人一樣，可以繼續感染別人。

李自成帶到山海關前的部隊，正是剩下的還未發病的那部分人，戰鬥力還在。這批人在山海關戰死了一部分，逃回來的也陸續發病。由於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癒的也非常虛弱，能跑路就不錯了。這就是為什麼李自成從山海關下來，不能守北京，離開北京也連戰連敗的真正原因。

這些帶病菌的士兵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過去,“凡賊所經地方皆大疫，不經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隊也染上鼠疫，於是棄山西棄西安最後敗死九宮山。那支無敵的雄師被鼠疫消滅了，聯合南明時已經是烏合之眾。

歷史上瘟疫造成大軍死亡幾成的記載比比皆是，行軍打仗，最怕瘟疫。李鴻章便深有體會，考察西洋軍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隊以醫官為重，於是開設北洋醫學堂，培養軍醫。在古代那種衛生條件和醫療水平下，一旦軍營出現瘟疫，整個部隊便不戰而潰，多少次到手的勝利就是讓瘟疫奪去的，李自成也一樣。

出西安之時，擺在李自成面前是兩條路，一是經營河南湖北，奪取江淮，二是進逼北京，最後他採取了顧君恩的中路直進策略。從奪取北京的結局來說，是個好計謀。可是暗中看不見的鼠疫之手，讓在皇位上屁股沒有坐穩的李自成急速敗亡。

堅持討伐吳三桂，也是李自成的一著臭棋。本來吳三桂不會主動進攻北京，也不會投降滿清。李自成大軍壓境，只能把吳三桂推向滿清。如果李自成佔領北京以後馬上解決吳三桂，那時軍容尚整，可以以戰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機會。

後人分析李闖敗亡，奇談怪論層出不窮，偏偏就忽略了這個時機的問題。李自成以宋獻策為軍師，觀天象占卜，可惜不會看顯微鏡。李闖之敗，怪只怪天時。

3月23日到3月27日之間，吳三桂降而復叛，原因不是因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虛實，知道大順軍瘟疫流行，他才敢背關一戰。手下那批遼東軍人和他一樣在瘟疫中看到了稱雄的希望，所以才義無反顧地追隨他返回山海關。

＾吳三桂本是明朝部將，在得知北京城破時，

將山海關獻於清，清軍因而得以進關，

從此長驅直下，逐鹿中原

吳三桂的算盤：李自成在大疫中不會與他交戰，幾個月後讓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吳三桂的了。人在遼東的吳三桂，因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況他很清楚，也料到會流行到秋天，所以才敢衝冠一怒。

人云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是想借清兵滅流寇，然後用金銀財寶把清兵哄回去。吳三桂自幼和清兵為敵，哪會這麼天真？何況滿清還有范文程、洪承疇，他這種把戲焉能瞞得過去?吳三桂不會不考慮引清兵入關，重則千古罪人，輕則也是石敬瑭。歷史上這種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狼”是輕易退回去的?

吳三桂知書達理，不會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實想法，是把滿清也引進疫區，讓這場瘟疫幫他消滅兩個大敵。到達北京之後，吳三桂沒有在疫區停留，率軍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現在是最好的時機，儘管他手下傷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經無還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讓手下失去戰鬥力。追了一半不追了，是因為部下也開始發病了。

山海關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盡也”，滿清入關後安葬崇禎，為什麼不下令地方官員收屍，而聽之暴露荒野?這不像是新王朝的氣象。原因還是瘟疫，病屍誰敢收?

清軍入關後，一部分隨吳三桂追擊李自成，另外還有很大一部分人馬駐紮在北京，當年除了張羅順治登基外，沒有一絲南下的打算，即使南京那裡建立小朝廷漸漸成了氣候。究其原因，也是清軍入京以後染上瘟疫了。吳三桂的絕戶計幾乎成功了，可惜，天不遂人願。滿清入關是因為天時，坐穩了還是因為天時。

歷史記載，鼠疫在北京和華北的確流行到1644年9月。可是滿漢分治，滿人和漢人沒有雜居，接觸的機會少，加上滿人入京天氣已經開始熱了，離開人體的細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沒有像大順軍那樣大規模在滿人中傳播。即便這樣，還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滿清當年無力南下。

鼠疫連續流行兩年後，第三年不流行了。順治二年(1645)開始風調雨順，天氣不再幹燥了，大規模鼠疫沒有了。烈性傳染病流行過程中一些迄今為止無法解釋的自然規律，甚至在今天科學家們也只能說是天意。吳三桂的妙計終歸敵不過天時。

鼠疫這個黑暗中的手在當時和後世造成了對滿清戰鬥力過高的估計，因為連縱橫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戰而潰，人們普遍認為滿清部隊的戰鬥力很強。實際上從後來鄭成功、李定國的戰績來看，率領那種算不上雄師的部隊都能幾乎席捲南方，可見，滿清部隊的戰鬥力沒有那麼厲害。

＾李自成大順軍在1644年入主北京，

崇禎皇帝自盡，明朝滅亡

滿清以十萬之眾奪取天下，鼠疫幫了大忙。今人讚許多爾袞，可是歷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時，其領袖人物在能力上堪與多爾袞並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沒有如願，就是因為沒有鼠疫這個天時。

明朝為什麼禍不單行? 流寇北虜還有鼠疫，可以說天欲亡明。但是仔細探討一下，究竟是什麼導致明朝滅亡? 退一步說為何1644 年北京一年三變天? 滿清的問題先放在一邊，流寇和鼠疫其實同源，都是因為土地兼併。

老百姓丟掉了土地，出路有兩條，一是成為流民饑民，最後走投無路加入流寇。二是去開荒，大批失去土地的農民經山西去草原開荒。草原原來是野鼠的地盤，萬曆年開始，山西經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為草原被逐漸蠶食的原因。

為什麼偏偏就李自成倒黴? 這就要從流行病的傳播過程說起。傳染病或者從動物到人、或者從人到人，都是一傳一或者一傳幾的形式，一開始是點，然後是小規模的面，最後是大規模的鋪天蓋地。從點到面到鋪天蓋地有個臨界點，就是合適的環境氣候和足夠的傳染源。

就北京的情況，春天的三四月間最容易流行傳染病，崇禎年間山西的情況也證明這種鼠疫發病的高峰是這兩個月，之前是積累階段，其後因為天熱逐漸下降。恰恰是這兩個月，李自成駐紮在北京。

傳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個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沒斷，可是沒有流行，因為沒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為京城人煙密集，本來這一年就是鼠疫高峰期，在最高點突然湧進了幾十萬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桿菌的載體。連年鼠疫，北京居民裡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這麼一來，全是沒經歷過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於是鼠疫的流行從北京市民和三大營士兵裡面轉移到大順軍隊中，李自成的部隊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區。李自成從北京撤出來，大部分的現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後，天氣開始熱是一方面，北京城裡沒有多少現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個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頂多是零零散散的，不夠大規模傳播的基數。

明之亡不是亡於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於鼠疫的是李闖，天下歸清也要歸功於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細菌。歷史有時候是肉眼看得見的，有時候是看不見的。

1644 年春天，北京的歷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見的，正是這類肉眼看不見的歷史，才是被史學家忽視的“國家興亡自有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