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柳亞子詩文唱和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柳亞子(1886-1958年),是中國近代第一個革命文學團體南社的創始人之一,是我國頗具聲望的愛國詩人。毛澤東和柳亞子之間的詩文唱和,為中國詩壇留下了一段佳話。更有意義的是,毛澤東還通過詩詞來開導老友振作精神,為國為民出力。

1948年1月,柳亞子、何香凝、李濟深等在香港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柳亞子出任“民革”中央常委兼祕書長。1949年2月,毛澤東電邀柳亞子赴北平共商建國大計。3月25日,毛澤東抵達北平。當天下午,毛澤東在西苑機場與柳亞子、郭沫若等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親切會面。當晚,毛澤東在頤和園益壽堂舉行宴會,柳亞子應邀出席。席間,毛澤東與大家頻頻舉杯,談笑風生,柳亞子亦是春風滿懷,感慨良多,當夜就寫了三首七律詩。

然而,僅僅過了三天,即3月28日夜,柳亞子突然寫了一首心情鬱悶、滿腹牢騷的七律詩,表達了自己的“退隱”之意,這就是有名的《感事呈毛主席》:

開天闢地君真健,說項依劉我大難。

奪席談經非五鹿,無車彈鋏怨馮驩。

頭顱早悔平生賤,肝膽寧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馳捷報,分湖便是子陵灘。

這首詩表明了作者自負的性格。柳亞子自詡有“奪席談經”的學問,但是並非像前漢五鹿充宗那樣是依附權勢、徒具虛名的人,還借古代故事表示自己對待遇的不滿。柳亞子還借東漢初嚴子陵隱居子陵灘的故事,表示自己有回鄉歸隱之意。

毛澤東看到柳亞子的詩後,覺察到柳亞子的言外之意,引起了高度重視。他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這位老詩友的倔脾氣又上來了,要退隱是假,有牢騷才是真,看來還得好好和他談談,以便更好地發揮他的積極性啊!”1949年4月29日,毛澤東不顧手頭諸事繁忙,採取詩詞唱和形式,給柳亞子和了一首情真意切、哲理深遠的絕唱:

七律·和柳亞子先生

飲茶粵海未能忘,索句渝州葉正黃。

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

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

詩的前四句,毛澤東深情回憶了他們之間三次相會,“飲茶粵海”“索句渝州”和“還舊國”。廣州(粵海)、重慶(渝州)、北平(舊國)的有意“襲用”,表明中國共產黨人和毛澤東本人,始終沒有忘記柳亞子等民主人士過去同情共產黨人,為反蔣統一戰線效力的革命功勞。後四句,出於詩友和諍友間的相互愛護之情,委婉含蓄地批評了柳亞子的牢騷情緒,真誠地挽留他在北京參加建國工作,體現了“風度元戎海水量”,愛人以德,重人以才的寬廣胸懷。

這首詩最早公開發表在《詩刊》1957年1月號上,風靡全國,廣為傳誦。其中“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兩句,被人們轉用引申最多。關於柳亞子因何情緒一落千丈,突然之間心生滿腹牢騷,歷來眾說不一,可謂“注家蜂起”,讀來饒有興味。最早談及此事的是臧克家先生。他認為,“這兩句在全篇裡最關緊要。這不但表現了友好的規勸情意,也表現出了兩個人的心胸氣度和對人生問題的看法。‘牢騷’的具體內容,我們不得而知。由此可以推測柳亞子先生對有些問題的看法,可能不免從個人的立腳點出發,心胸顯得狹窄些。”

張惠讓在《〈七律·和柳亞子先生〉賞析》中認為,由於柳自視甚高,認為懷才不遇,最後乾脆不想參政,決定回故鄉隱居。

郭雋傑在《隨筆》1994年第3期《關於柳亞子的“牢騷”》中介紹說,柳亞子的學生陳邇冬先生在“文革”中寫的“交待”材料談到了柳亞子的“牢騷”。柳亞子當時想搞一個北平文史探討委員會,先得到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批准,便搞起來。由於其中魚龍混雜,有許多前清遺老、北洋政客也混進來了,後來周恩來叫柳亞子停止進行。柳亞子便寫信給毛主席,埋怨周恩來。

曾彥修在1994年第6期《中共黨史研究》的《我所知道的柳毛贈答詩中“牢騷”問題的事實背景》一文中披露了田家英的說法。當時柳亞子曾向田家英提出在解放江南以後,回江南某省任職。中央誠懇地挽留他在北京工作,只因種種原因,對其工作願望難以表達肯定的態度。“牢騷”的關鍵是個人出路問題。毛澤東答詩中“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是一種略含幽默的坦誠勸慰。而“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才是答詩的點睛之筆,“還是留在北京吧,在這裡‘觀魚’比在富春江畔的子陵臺上要好得多啊!”毛澤東以極其友好而委婉的方式來談柳的出路問題。

馮錫剛在1995年第11期《黨史文匯》的《〈離騷〉屈子幽蘭怨——對〈七律·和柳亞子先生〉中“牢騷”的史實背景之我見》一文中認為,“牢騷”的關鍵不在於或主要不在於個人的出路,不在於怨中共在物質上虧待自己,而在於“說項依劉我大難”。在柳亞子看來,既然因自己的正行直道而受阻遭挫,那還不如去做一個隱士吧。“牢騷”的產生是柳亞子的性格使然,雖有感情衝動的因素,但究其根本在於“說項依劉我大難”的諍友風格。

趙自立在1996年第1期《人物》的《柳詩“牢騷”的前前後後》一文中,從柳亞子為人的性格特點,柳亞子所感之“事”和柳毛贈答詩的時間差距來破解“牢騷”之謎。柳亞子曾在10天之內數次要求去碧雲寺恭謁孫中山先生之靈堂,然諸多因素未能成行,又無人向他解釋。當時中共中央力圖爭取南京國民黨政府接受和平解決方案,希望民主人士共同努力。柳亞子表示他雖是國民黨元老,自覺無能為力。以其疾惡如仇的性格也會對此產生一些不愉快和牢騷。況且他對少數曾經追隨蔣介石反共反人民而在革命勝利時轉向革命陣營的人也表示懷疑,認為他們是見風使舵的政客,而自己決不是那種人。

陳東林在1996年11月15日《北京日報》的《毛澤東和柳亞子詩中的“牢騷”指什麼》一文則認為,柳毛贈答詩的中心內容應是關於當時戰略的誤解、質疑與啟發、解釋,是歷史大背景的反映,而不僅僅是為個人地位的牢騷與批評。柳亞子是國民黨元老,一直以左派聞名,激烈主張打倒蔣介石,甚至曾建議用暗殺手段。1949年3月26日,電臺廣播一條重要消息,說中共代表團將於4月1日在北平與國民黨政府代表團舉行和平談判,柳亞子感到極度不能理解,第二天便寫出“感事”詩。

關於柳亞子的“牢騷”,還可以列舉出更多的解讀。這裡之所以頗費筆墨加以羅列,試圖弄清楚“牢騷”的真正內容與原因,一來是對於理解柳詩和毛詩都很有裨益,二來是有助於把握柳亞子、毛澤東的內心情感和思想境界。柳亞子畢竟是一箇舊文人,自然會存在一些缺點與不足。毛澤東對待詩友發“牢騷”,既表現了詩人的含蓄機敏,又展示了政治家的寬容大度。他沒有糾纏於柳亞子究竟為什麼牢騷鬱悶,更沒有半點歧視排斥之意。毛澤東深知,柳亞子社會聲望很高,是對中國革命有過貢獻的黨外民主人士,雖然還留有舊知識分子的毛病,但主流是愛國的,是能和中國共產黨精誠合作的。《七律·和柳亞子先生》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讀來如望霽月,如沐春風。

柳亞子見到毛澤東的詩後,很受感動。他欣然接受了毛澤東的規勸,立即又寫了一首《次韻奉和毛主席惠詩》:

離騷屈子幽蘭怨,風度元戎海水量。

倘遺名園長屬我,躬耕原不戀吳江。

1949年5月1日,毛澤東攜女兒李訥等專程到頤和園拜訪柳亞子先生,同乘畫舫,比肩爬山,促膝相談。5月5日,是孫中山就職非常大總統紀念日,毛澤東偕柳亞子到香山謁孫中山衣冠冢併合影留念,隨後接柳亞子到家中共進午餐,作陪的有朱德總司令和祕書田家英。大家談詩論政,極為高興。散席的時候,柳亞子拿出隨身帶去的《羿樓紀念冊》,請毛澤東和朱德題詞。毛澤東寫了一首聯句詩:

池塘生春草,

空梁落燕泥。

竹外桃花兩三枝,

春江水暖鴨先知。

“池塘生春草”出自南北朝謝靈運的《登池上樓》;“空梁落燕泥”出自隋代詩人薛道衡的《昔昔鹽》;“竹外桃花兩三枝,春江水暖鴨先知”出自宋代蘇東坡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四句詩而集三人之句,讀來卻不見一點斧鑿痕跡,猶出一人之手,渾然天成。毛澤東的集句詩,既充分表達了冬天已逝,春天即將到來的情景,更表達了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勝利,新中國即將誕生的喜悅和興奮。

毛澤東和柳亞子是近現代中國詩壇上的雙子星。一個是具有詩人氣質的政治家,一個是具有政治家氣質的詩人。他們之間思想的表達,心靈的溝通,往往藉助於詩詞的唱和。他們彷彿心有靈犀,很多複雜的問題,無需過多的言談,不必過多的文字敘述,一唱一和之間就達成了共識。

(汪建新 作者系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副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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