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內容豐富、體大思精的文學理論專著，成書於公元501～502年（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間。全書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學思想為基礎，兼採道家，全面總結了齊樑時代以前的美學成果，細緻地探索和論述了語言文學的審美本質及其創造、鑑賞的美學規律。
《文心雕龍》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內容豐富、體大思精的文學理論專著，成書於公元501～502年（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間。全書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學思想為基礎，兼採道家，全面總結了齊樑時代以前的美學成果，細緻地探索和論述了語言文學的審美本質及其創造、鑑賞的美學規律。
《文心雕龍》認為文學的發展變化，終歸要受到時代及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把已往這一方面的理論，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同時，劉勰重視文學本身的發展規律。在《通變》篇中，他根據揚雄關於“因”與“革”的見解，所提出的“通變”，即文學創作上繼承和革新的關係。他要求作家要大膽的創新：“日新其業”，“趨時必果，乘機無怯”。
又強調任何“變”或創新，都離不開“通”，即繼承。所謂“通”，是指文學的常規。“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文學創作只有通曉各種“故實”，才會“通則不乏”；“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只將“通”與“變”、“因”與“革”，很好地結合和統一起來，文學創作才有可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獲得長足的健康的發展。
從《時序》到《程器》等五篇，則屬於批評論。其中《時序》《物色》兩篇，兼有創作論和批評論兩方面的內容。《時序》從歷代政治面貌、社會風氣等方面，來評論作家、作品及其發展情況；《物色》從自然景物、四序變遷方面，來評論《詩經》《楚辭》漢賦及“近代以來”的創作情況。兩篇比較起來，《時序》側重於文學批評，《物色》側重於文學創作。
同時在傳統修辭上，劉勰在《文心雕龍》中都有精當而深刻的論述；尤其對消極修辭的論述，不僅論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動和思維規律，與語言生成關係的層面。這不僅當時，直至今天，也仍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在語音修辭方面，劉勰沒有沿習名人沈約的“八病說”，而著重提出了“飛沉”問題和“雙聲疊韻”問題。
在《神思》中，劉勰提出了“尋聲律而定墨”的主張，在《聲律》中又說：“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劉勰認為，作韻易而選和難。足見劉勰不但非常重視、而且準確把握了漢字、漢語的語音特點，對語音修辭在理論上作出了可貴貢獻。
在語彙修辭方面，劉勰提倡慎重遴選詞語。他在《煉字》中提出用字“四要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復。劉勰嘆曰：“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
在語法修辭方面，劉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內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韻安排章句的主張。他主張，句式的選擇上，用長用短，或長短穿插，整散結合，完全要符合情韻需要，情韻急，少音節、短詞句，情韻緩，可用舒曼之長句，情韻起伏跌宕，則可長短並用，整散結合，以收蕩氣迴腸之效。
在謀篇佈局上，《文心雕龍》強調重涵養，立風格。文章要有風格，更要有風骨，才煽情動人，辭采煥然。要使文章含風樹骨，則須“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
感人的才情和生動的語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為情而造文，而不要為文而造情。要寫真情實話，不要假意虛言。重熔裁，明隱秀。文章長短、內容詳略、語意顯隱、精警庸凡，亦為文之必慮。文章秀句，或自出錦心，或得益援引。劉勰並非反對引用，而是反對抄襲。
在距今1500餘年之前，劉勰能提出這如此之多的、至今難超其苑囿的、精闢的修辭理論，實為難能可貴。其修辭之論，既有理性的闡釋，又有言證、事證；既涉文章內容形式，又關乎作者的思維、氣質、涵養和才情。
他從美才、美德、美情與美辭、美文的關係上，闡釋情動而辭發、因內而符外的修辭美學觀；他承認“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辭必巧麗……”
《文心雕龍》提出了“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的主張；這種選擇繼承、據時創新的修辭觀，這種服務於時代的“時文”修辭觀，時至今日，也是必須遵循的一條修辭美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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