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文學理論著作。十卷，五十篇。劉勰撰。大約成書於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501—502年)。
劉勰，字彥和。約生於南朝宋泰始二年(466年)，約卒於樑大同五年(539年)。東莞莒(今山東省莒縣)人，僑居京口(今江蘇省鎮江)。自幼家貧，因謀生無門，曾依沙門僧佑，協助整理佛經，研讀經史百家和文學作品。大約三十一、二歲開始寫作《文心雕龍》，五年完成，得沈約賞識，遂為人知。入樑出仕，曾任東宮通事舍人，後世稱他為劉舍人。《梁書》有《劉勰傳》。
《文心雕龍》五十篇，基本內容可分為四個部分。前五篇即《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辨騷》，劉勰自稱是“文之樞紐”，也就是全書的總綱。在這五篇、尤其是前三篇中，表現了劉勰文論的主導思想。劉勰認為，“道”是決定世界變化的最終根據，是天地萬物和人類文化的基本來源。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都是“道”的表現形式。自古以來，“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由此可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道——聖——文，三者正是這樣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後人著書作文，都必須原之於道，徵之於聖，宗之於經。在劉勰看來，玄聖所創立的經典，是“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聖人的文章，“銜華而佩實”，堪為楷模，“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這六條，實際上也是劉勰對文章所提出的六條標準。此外，劉勰在《正緯》和《辨騷》篇中，還分別談到按經驗緯和依經辨騷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以古聖經典為標準，來衡量緯書和楚辭，指出後人作文，“雖取熔經意，亦自鑄偉辭”，在經典基礎上加以發展、創造。
從《明詩》到《書記》計二十篇，中心內容是談文體問題，包括對各種文體的特點加以說明，對文體的源流加以考察，同時也對一些作家和作品進行評價。當時人們一般以有韻者為“文”，以無韻者為“筆”。劉勰分別對有韻之“文”和無韻之“筆”兩大類三十五種文體進行了評說，涉及到詩、樂府、賦、頌、贊、祝、銘、箴、誄、碑、史、傳、論、說等等，總結了各種文體的寫作經驗。如在《明詩》篇中，劉勰談到“詩言志”和“詩人情性”的本質，並且注意到“歌永言”，即講究音節的特點，而且還談到“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要求寫詩須是真實情感的自然流露。在《詮賦》篇中，劉勰指出“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辭必巧麗”，“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認為這是“立賦之大體”，扼要說明寫賦的特殊規律。這是繼曹丕《典論·論文》和陸機《文賦》之後，對文體問題更詳細、更深入的理論闡發。
從《神思》到《總術》計十九篇，主要論述創作過程中的各種問題;此外，《時序》和《物色》兩篇也涉及創作問題;如果再加上其他篇章中有關創作的許多理論觀點，可以說構成了一部完整的創作論。這是劉勰文論思想中最精采的部分，他對文學創作中的各種問題作了全面的總結。例如《神思》篇專論藝術構思，其中談到藝術想象的特點，較之陸機《文賦》更加深入和全面。劉勰認為藝術想象可以超越時空的限制，“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藝術想象可以“規矩虛位，刻鏤無形”。但是劉勰並不認為想象可以脫離現實生活的客觀基礎，他指出： “故思理為妙，神與物遊。”在這裡，“神”與“物”總是相互聯繫著的，想象總是以現實事物的感性形象為素材和原料，去構造各種“意象”。而且劉勰還注意到在藝術想象中總是伴隨著強烈的情感活動：“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體性》篇論藝術風格的形成問題，繼承曹丕《典論·論文》的思想而有所發展。劉勰認為，不同作家之所以會有不同風格，既決定於先天的“才”、“氣”，也決定於後天的“學”、“習”。“才有庸?，氣有剛柔，學有深淺，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風骨》篇論作品應具有強烈的思想藝術感染力和剛健清新的文風，對後世創作理論影響頗大。《通變》篇討論文學發展的規律，發揮揚雄關於“因”、“革”的見解從而探討文學創作中繼承與革新的關係，主張“望今制奇，參古定法”，提倡大膽創新，“日新其業”。《情采》論內容與形式的關係，要求“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重視情感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主張“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鎔裁》以下各篇，分別論述了修辭、聲律、結構、剪裁、對偶、比興、誇張、用事等各種藝術技巧問題，不乏精闢見解。《時序》、《物色》兩篇既涉及創作，亦涉及批評。前者從更宏闊的角度論述時代及社會各種現象對文學的影響，所謂“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平時序”;後者則談到自然現象對文學創作的作用，提出“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的著名論點，並且對“以少總多”的典型化問題作了獨到的論述。
《才略》、《知音》、《程器》三篇著重論述文學批評問題，是《文心雕龍》的批評論。《才略》和《程器》是有關作家的評論，前者論作家的文才，後者論作家的品德。《知音》則對文學批評和欣賞問題作了全面的闡發。劉勰指出，因為作家各有特點，作品也有不同風貌，所以批評家就應排除偏見，力求全面、客觀地看問題，對作家作品作出公正評價。他要求批評家“圓照之象，務先博觀”，“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愛憎”，並且要“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對作品作全面考察。《文心雕龍》的最後一篇是《序志》，即全書的序言，說明書名的緣由、寫作的動機、持論的態度以及基本內容和結構。
《文心雕龍》全面總結了先秦以來文學藝術的經驗，在繼承前人思想成就的基礎上，構成了自己“體大而慮周”的文學理論體系，是中國文學理論史上第一部“籠罩群言”、富有卓識的專著，不但為中國曆代文人、學者所重視，而且越來越為世界許多國家的理論家所注目。
現存《文心雕龍》的最早寫本為唐寫本殘卷(藏北京圖書館)，最早的刻本為元代至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從明代弘治本以後，刻本、校本、注本甚多，清代黃叔琳輯注本集其大成。近人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註釋頗詳，流行最廣。此後又有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及《文心雕龍校注拾遺》、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周振甫《文心雕龍註釋》、陸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龍譯註》等，各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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