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力 ·劉慶邦
《中華文學選刊》2019年7期選載劉慶邦短篇小說《大力士》（原載《長城》2019年3期），這篇作品是他近期發表的“叔輩故事”系列小說之一。劉慶邦先生曾在演講“一個心重的人才可能成為作家”中談到：一個作家有什麼樣生命的質量，有什麼樣生命的力量，有什麼樣生命的分量，他才能寫出相應的有質量、有力量、有分量的作品。
實力 ·劉慶邦
《中華文學選刊》2019年7期選載劉慶邦短篇小說《大力士》（原載《長城》2019年3期），這篇作品是他近期發表的“叔輩故事”系列小說之一。劉慶邦先生曾在演講“一個心重的人才可能成為作家”中談到：一個作家有什麼樣生命的質量，有什麼樣生命的力量，有什麼樣生命的分量，他才能寫出相應的有質量、有力量、有分量的作品。
一個心重的人才可能成為作家
文| 劉慶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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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說，我是一個心重的孩子”
我的任何寫作，包括小說、散文、隨筆等等，都是從個人出發，也都是從內心出發。寫作是這樣，我的講座也是這樣，也是從個人出發，從內心出發，然後才走向社會、走向聽眾。
從個人出發和內心出發，就會舉到自己的一些作品的例子。2016年第3期《人民文學》雜誌，發表了我一篇短篇小說，題目叫《小心》。這篇小說是以我的一個小弟弟為原型寫成的，我寫了一萬多字。
我的小弟弟1959年出生，剛出生就趕上了三年大饑荒，因為嚴重營養不良，導致他得了軟骨病，也叫佝僂病，都四五歲了還不會走;又因為他駝背，腰上鼓了一個大包，只能坐在地上用手支撐著自己，用屁股往前挪。
我母親一直為我這個小弟弟發愁，連路都不會走，長大後怎麼生活？我曾多次聽到我母親對我的小弟弟說“你死了吧”！
我印象很深，有一天下大雨，我和弟弟在家裡看書，這時候我母親就對小弟弟說，“你站起來，走兩步，讓你姐姐、哥哥看看，看你到底能不能走。”
這時候，我的小弟弟就兩手扶著膝蓋，他站起來的時候腿哆嗦得像風中的樹葉，就趕緊撲到我母親的懷裡。我母親抱著他就開始勸他，說你還是死了吧，你這樣長大也是哥哥的累贅，我死了以後誰管你呢？
這時候，小弟弟滿眼含著淚水，無話可說。
我小弟弟最後還是死了，大約六七歲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端午節那天，我放學回來，走到屋子後頭就聽見家裡的哭聲，我就意識到完了，我的小弟弟肯定死了。進家一看，果然是。母親和姐姐都在那裡哭，而且我沒看到小弟弟。
他死後，母親給他釘了一個簡單的木頭匣子，已經在地裡埋掉了。
母親姐姐都在哭，我想我就不哭了，因為我父親已經去世了，我作為家裡的長子應該堅強一些，就不哭了。但是我沒有忍住，最後還是哭了。
這一哭就不得了。想起過去的往事，想起我不帶他玩兒，想起我和他爭吃的，越哭越傷心，最後哭得渾身抽搐，手腳冰涼，昏厥過去了。
我母親一看這情況很害怕，本來她的小兒子死了，大兒子不能再出問題了。就趕快喊來我們村裡的一個略通醫道的老先生，過來給我紮了一針，我才緩解過來。
我一哭就哭得昏死過去，讓我母親得出一個結論，她說我是一個心重的孩子。所以在我母親病重的時候，臨死之前她給我們村裡的嬸子、大娘交待說，“我死了以後，你們要看著我這個兒子。”意思就是別讓他哭得太厲害，不要再讓他哭得昏死過去。這是後來我的嬸子、大娘給我說的，讓我不要哭得太厲害，說你的心太重了。
一個心重的人，才可能成為一個作家
心重是什麼東西呢？
有人認為心重可能是心眼小，可能是愛鑽牛角尖，可能是遇到什麼事情想不開、放不下造成的一種心重，甚至說心重可能是一種比較消極的心理狀態。
記得我在煤礦上班時，有一次，我妻子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車子撞了。從那以後，她只要回家晚，我總是擔心，情緒就容易起伏，很久緩不過來，直到她平安到家。
我覺得一個人的心重，還是關乎一個人的敏感，關乎一個人的善良，關乎一個人對責任的一種承擔。從這些意義上來說，我覺得這個人心重，不但不是一種消極的心理狀態，反而是一種積極的心理狀態。
以此推之，我認為很可能每一個作家都是一個心重的人，而不是一個心輕的人。如果一個人他什麼事都不往心裡去，我覺得這樣的人很可能就成不了作家。一個心重的人才可能成為一個作家，也可以說心重是成為作家的必要素質。
每個人都不一樣，有的人就是心重，有的人就是心輕。心重的人在一些具體的細節上都能夠表現出來，比如說心重的人關門都比較輕，就是心重的人手輕;在桌上放一個茶杯，他都會輕輕地，不讓它發出聲音來，由此可以判斷出這是一個心重的人。如果他關門“咣”的一聲，就可以判斷出這個人是一個心輕的人，不是一個心重的人。就是說，心重的人動作都是輕的，心輕的人動作都是重的。
那麼，一個人的寫作和生命又有什麼關係呢？
可以說，每個人的作品都是一個作者的生命之歌，生命之舞，生命之詩。也就是說，作品是精神的形式，是心靈的外化，或者說是靈魂的形式。有什麼樣生命的質量，有什麼樣生命的力量，有什麼樣生命的分量，他才能寫出相應的有質量、有力量、有分量的作品。
有人可能會說，生命的質量、力量、分量，是不是把生命量化的辦法？不是的。我們通常說的量化是一種數字化的、物質化的東西，我所說的生命的質量、生命的力量和生命的分量，指的是精神上的東西，指的是靈魂上的東西。
生命的質量就是一個作家的人格，
實現了五個標準生命才有質量
什麼是生命的質量呢？我認為，一個作家生命的質量，指的是一個作家的人格。如果作家有很高的生命質量，至少應該包含五種因素或者五種標準：善良的天性、高貴的心靈、高尚的道德、悲憫的情懷和堅強的意志。
善良的天性：
一個善良的人可以不是作家，但一個惡人永遠不會成為一個作家
從本質上來說，作家的寫作是勸善的，是用於改善人性和改善人心的，因為我們的寫作就是為了使人和社會變得更美好，從本質上是作用於人的精神，人的心靈和靈魂。我希望通過我們的作品，使人性變得更善良，我覺得這是一個本質的東西。
文學作品既然有一個勸善的功能，就要求每個作家首先自己必須是一個善良的人，善良而敏感，因為善良才能發現善良，並且會發現惡。
對有些善良，一般的人可能不會發現、不敏感，但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哪怕是一個小善，他都會發現。對於惡的東西，作家的心靈會顫抖，他會對惡也特別敏感。所以說，擁有一顆善良的心，作家才能變得善良，同時自然會揭露惡，鞭撻惡。
作家有時候會寫一些惡的東西，揭露一些惡的東西，這正是出於一種善良的願望，正是希望人心變得更善良，希望社會變得更美好。
我還認為，作家是通過自己的作品行善的，當然這個行善不像一些慈善家、企業家，或者是擁有很多財富的人的行善方式，他們的行善是通過物質的手段，通過幫助一些弱勢群體來行他們的善行和善舉。這些慈善家也好，有財富的人也好，他們的行善我覺得總還是有限的，或者說總是不能持久的，因為物質財富總有用盡的時候。但是一個作家的行善，通過他的作品來行善，我覺得會更長久一些。
如果有一個好作品，像我們的唐詩宋詞、《紅樓夢》，都有讓人心變得善和美好的作用，它會長久地影響我們。
因此，善良是根本的天性，這是對一個作家最低的要求，也是對一個作家最高的要求。一個善良的人，可以不是作家，但一個惡人，永遠不會成為一個作家。
很多人曾經問我：在社會上，你是如何處理各種關係的？我就說了一個“善”字。與天為善，與地為善，與人為善，有了這個“善”，什麼問題都能解決。
高貴的心靈：
一個作家的心靈高貴了，他寫的東西就不會低下、不會流俗
我說的高貴，不是高不可攀的東西，和貴族是不一樣的，主要講的是心靈。
一個人哪怕身在底層，但是他的心靈有可能是高貴的;一個人擁有很多財富，或者說他身居高位，但是他的心靈不一定是高貴的。心靈的高貴和人的財富與地位不是成正比的。
一個人怎麼樣才能做到心靈高貴的，或者說怎麼樣才能保持一個高貴的心靈呢？我的理解，如果一個人具有人文情懷，始終把生命看得高於一切，理解生命的寶貴、生命的短暫、生命的不可重複，一直非常尊重生命，就會保持心靈的高貴。
也就是說，一直是把生命本身作為一個目的，而不是把生命作為一個手段，這樣的心靈就是高貴的心靈。
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奉行和親政策，這就是把生命當手段，而不是當目的。但也有例外，如昭君出塞，王昭君是自願的，而且換來了50餘年的和平。因此說，她的心靈是高貴的。
讓自己的心靈高貴，說起來簡單，但做到並不容易。
在當代社會，很多人一不小心、一堅持不住就有可能把自己的生命當成一種手段來使。有些人拿生命去交換，出賣自己，有的出賣自己的肉體，有的出賣自己的靈魂等等。
這就是把生命當手段，就是沒有做到始終把生命當成一個目的，一旦把自己的生命當成了手段，就失去了這種心靈的高貴。
作為一個作家，要保持心靈的高貴，始終把生命的寶貴看得高於一切，始終尊重生命、愛護生命，始終把生命本身當成一個目的，這樣才能夠始終如一地保持自己心靈的高貴。因為我們的作品都是從我們的心裡出來的，如果你的心靈高貴了，你寫的東西就不會低下，不會流俗。
高尚的道德：
真正做到了“仁者愛人”，就不失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
生命要有質量、人格要高，就要求我們要有高尚的道德。
高尚的道德，要求是很多的，現在我們強調重德。其實我們的傳統文化，從道家到儒家，還有佛家等等，我覺得從本質上講，都是崇尚道德的，或者說都是講究德育的。
比如儒家講究“仁者愛人”，講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教誨。
如果我們都能做到這些教誨，真正做到了“仁者愛人”，真正做到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不失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
這些說起來簡單，但是內涵非常豐富，做起來是不容易的。如果做到了，這個人就是道德高尚的人。
悲憫的情懷：
作家一定要眼睛向下，始終保持悲憫的情懷來關注受苦的人
從人性上講，每個人都有悲憫的情懷，這個悲憫的情懷對作家的要求更多。
你始終要有同情心，要有惻隱之心，要提前看到生命的盡頭，有慈念甚至有悲念。大慈大悲也是一種悲憫，按照我的理解，我希望把它理解為人往往是先有悲，是大悲大慈。有時候，一個人經歷了大悲後他才會產生大慈，才會產生慈念，使人變得慈祥起來。
很多大詩人、大作家，他們都有著悲憫的情懷，或者都有著慈悲的情懷。因為他們往往是提前看到了生命的盡頭，有著強烈的生命的意識，知道生命的短暫，知道我們終有一天要離開這個世界，會回頭看，回頭看之後就會產生慈念，就會回想起過去很多事情，看得開了，會覺得好多事情都是不必計較的。
比如蘇東坡寫過一首描寫月亮的詩，“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蘇東坡通過看月亮就想到，如果今生今夜不能長好，明年明夜何處看呢？明年的月亮很可能就看不到了。他通過這首詩，寫到了人生的短暫和人生的無常。在這種情況下，他就會產生一種悲的想法，然後就會心生慈念。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紅樓夢》中，曹雪芹寫林黛玉的《葬花詞》，寫的就是青春的遺失，“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通過這首詩抒發自己對人生短暫的一種看法，“一朝春盡紅顏老”，然後是花落也不知道，人亡也不知道，就是兩不知。
生命失去後，什麼都不知道了，就是從有知的世界到未知的世界，世界就跟你沒關係了。天上打雷我們也聽不到，下雨我們也聽不到，霧霾、噪音想聽也聽不到了，都沒有了。
蘇軾和曹雪芹，都有著很深的悲憫情懷。我們作家也是，只有自己具有悲憫情懷，才會對一花一鳥產生悲憫情懷，對人世間的一切就心生愛意，就特別寬容。我寫作的時候，總有想哭的感覺，我覺得，這是好的狀態。哭泣有幾分，靈氣就有幾分。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人類都離不開困境。人到世界上是吃苦的，是受苦的，所以說到什麼時候都有受苦的人，都有可憐的人，都有值得同情的人，都有值得關注的人。
因此，作家一定要眼睛向下，始終保持悲憫的情懷來關注這些人。
堅強的意志：
如果我自己不被自己打倒，你們打倒不了我
我覺得，要成為一個作家，意志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每個人有三種基本力量：體力、智力、意志力。體力也可以分為三種力量：承重力、耐久力、爆發力;智力也可以分為三種力量：記憶力、理解力、想象力;意志力也可以分為三種力量：抗壓力、持久力、勝己力。
我們通常比較重視體力和智力，對意志力往往不大重視，因為意志力是一個虛的東西，是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但是我認為，無論做什麼事情，從事文學創作也好，科研也好，還是其他的工作也好，這三種力量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沒有意志力的支持，就很難成就一番事業。
意志力是什麼呢？意志力就是我們精神的力量。說白了就是我們的心勁兒，再說得直白一些，就是我們戰勝自己的力量。
我們通常說，船的勁在帆上，人的勁在心上。一個作家走多遠，能不能出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體力和智力的比拼，而是意志力的比拼，就是看你的意志力堅強不堅強。
唐僧和幾個徒弟比，甚至沒有徒弟的能耐大，但唐僧卻領導著他們。為什麼？因為唐僧的意志力很強大，有堅定不移的信念。
當下這個時代，對於作家的意志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這是因為，人們都被社交媒體所綁架。吃飯看手機，刷牙看手機，上廁所也看手機。據說，北京的地鐵站臺裡，每天都能撿到手機。因為上下車的旅客，一擁擠，就把手機擠落到站臺裡了。
現在特別喧囂，人人都得了數字焦慮症。短信幾分鐘不會，電話幾分鐘不回，人就坐立不安。靜下來，是寫作的先決條件，只有靜，才能發現自我。因此，這是考驗我們意志力的時代。作家要不被嘈雜的世界所擾亂，要不被名利、是非、男女之事所幹擾。只有排除這些干擾，才能創作出好作品。
有時候，我對我自己的才華也產生過懷疑，自己的才華怎麼樣？能不能寫出好作品？能不能成為一流的作家？好多作家也對自己產生過懷疑。但我對自己的意志力從來沒有產生過懷疑。我相信我的意志力永遠是堅強的，或者說我的情感可以是脆弱的，看一個感動的東西，禁不住就熱淚盈眶，我看我寫的小說，看著看著眼睛就溼了;但是我對我的意志力始終充滿了自信，就是相信能夠自己戰勝自己。
比如，我已經連續很多年，堅持在每年的大年初一起來寫東西。大年初一是什麼概念，年三十和家人一塊過年團圓，放炮、包餃子，會弄到很晚。但我每年大年初一的四點半準時起來，很快就會進入到寫作的狀態，這時候外面整個城市是一片沉寂。
我以前講這段經歷的時候有的記者就會問，你是不是要當勞動模範，我說我不是想當勞動模範，我就是想考驗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意志力是不是保持著。
起來以後，我會在筆記本上記上一筆，今天是大年初一，我按時起來，還是戰勝了自己。人們常說“一天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延伸來講，一生之計在於什麼呢？一生之計應該是在於早。再延伸一下，一生之計在於勤。這就是我新的感悟。
我特別強調意志力，就是我們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有意志力的參與，不要忽視我們的意志力，這個意志力就是我們精神上的一種力量，或者說就是戰勝自己的力量。如果我們自己不被自己打倒，不被自己戰勝，別人是戰勝不了我們的。
記得在一次會議上，主持人對學員說，你們要想寫出好的煤礦題材的作品，就要打倒劉慶邦。我挺不愛聽的，後來我就說，如果我自己不被自己打倒，你們是打倒不了我的。人都是自己把自己打倒了，意志力不起作用了，才會被別人打倒。
生命的力量就是一個人思想的力量，
只有做到了獨立思考生命才有力量
什麼是生命的力量？我理解，一個人生命的力量，主要指的是一個人思想的力量。
一個人勤學，善思，獨立思考又勇於表達自己的看法，這樣的人才能稱得上生命有力量。我們通常說一個人，說他有主見，有自己的想法，就主要是說他不是人云亦云，對社會、對世界、對歷史有他自己獨特的看法，這樣的人才能稱得上生命有力量。
中國作家裡，誰的生命最有力量呢？如果讓我推一個人的話，那我願意推魯迅先生。
我們都知道，魯迅先生是小體格，身高還不到一米六，身體也不好，煙癮很大，魯迅先生體力肯定是不行的，如果和魯迅先生掰手腕，一個女士就能掰過他，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魯迅先生的生命是非常有力量的。
他的生命有力量體現在思想的高度、思想的深度、思想的寬度、思想的廣度，魯迅先生對人性的認識，對國民劣根性持久的批判，我們現在還達不到那樣的高度。我們之所以推崇魯迅先生，就在於魯迅先生偉大的思想的力量。
在當代作家中，如果讓我推薦一個生命最有力量的人，我會推薦史鐵生先生。
史鐵生是北京作協的副主席，我和他交往比較多，我們同年生，在作協還是同事，我都叫他“鐵生兄”。
以前鐵生的身體很好，到陝西插隊回來就截癱了，只能在輪椅上生活。我們參加活動，要先把他抬上輪椅，推著他，一起聚會也是把他從輪椅上抬下來，才能和我們一塊行動。
鐵生身體的力量完全不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得靠別人幫助他，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史鐵生的生命非常有力量。他生命的力量就體現在他的思想精神上。
他作品中的思想的力量與魯迅先生不一樣。魯迅先生主要是批判，史鐵生主要是從生命哲學的高度，來追問生命的意義，追問生命從哪裡來、到哪裡去，追問肉體和精神的關係、和靈魂的關係，從哲學的高度來探討生命的意義，寫得非常深刻。
鐵生去世一週年的時候，中國作協舉辦了追思會，中國很多的作家、學者、評論家都去了，好多人都是自己要求去的。作協主席鐵凝也去了，殘聯主席張海迪坐著輪椅也去了，她們都爭相發言，對史鐵生的創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我記得鐵凝說，“史鐵生成天坐在輪椅上，我們站在地上，如果從生理高度看，好像我們比史鐵生高，但是從精神和靈魂高度，我們又跟史鐵生差遠了，我們比不上他。”鐵凝還說，“因為鐵生得了病，行動不方便，不能到各地走，也不能出國，而我們這些健全的人，我們可以到處跑，把全國跑遍，甚至還可以跑到世界上很多國家。但是我們的視野和鐵生比較起來，有時候我們的視野開闊還比不上鐵生，我們的胸襟和胸懷也比不上鐵生。”從這方面，鐵凝肯定了鐵生兄生命的力量。
鐵生的力量主要體現在他的思想上，他對生命的追問追得特別深，因為他特別純淨。鐵生身體這麼不好，但他的意志力是無與倫比的堅強。後來他病重了，尿毒症之後腎都不起作用了，每個星期要做三次透析，躺在病床上，非常艱難。
我們健全人，不願意動腦子，不願意思索，但鐵生即便在透析的時候，從身體裡抽出來的血在體外循環，他腦中的血液不足，供氧也不足，這時候他仍然沒有放棄思索。記得又一次，在手術檯上的鐵生眼看血栓將血管堵住了，他趕緊喊護士，說你看這血都變黑了，然後把血栓取出來再繼續循環，然後他腦子才能思索。
後來他跟我說，思索非常費勁，剛想到一個念頭，如果不抓住它，它很快就散掉了。因為他身體有毛病，不像我們健全人，思索以後可以固定下來，他手裡抓著一個手機，有了一個念頭之後，趕快在手機上做一個記號，不至於使這個思索念頭閃掉，然後再對著電腦整理下來，這體現了他的意志力。
他不光是生命力量強大、思想力量強大，意志力也很強大。雖然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他的精神力量非常強大。所以我說，中國當代作家的生命最有力量的是史鐵生，中國現代作家的生命最有力量的是魯迅先生。
有一些作家朋友，拿著最新的作品來找我，讓我寫推薦語。我看了之後，沒辦法進行推薦。為什麼？因為別人說啥他也說啥，他的思想和別人的思想是雷同的，沒有生命的力量。
因此我說，生命的力量就是一個人思想的力量，就是人要不斷地思索，不能人云亦云，對世界應該有獨特的看法。思考必須是獨立思考，獨立是思考的前提，人沒有獨立是談不上思考的。
對一個作家來說，甚至對每一個人來說，獨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做到了獨立思考，這個人的生命才有力量，這是我講的生命的力量。
生命的分量不是先天就有的，
作家要不斷積累自己的分量才能寫出好作品
一個人生命的分量，肯定不是先天就有的，是經過後天的一些事情，有一些經歷，有一些坎坷，有一些磨難，被人誤解過，被人輕視過，甚至被人批鬥過，是經過鍛鍊再鍛鍊、加碼再加碼，是通過積累才使這個人的生命逐漸變得有分量起來。
一個作家只有生命有分量了，才有可能寫出有分量的東西。如果一個人從學校門到機關門，他沒有什麼經歷、閱歷，沒經歷過什麼事，他的生命的分量是輕的，就不可能寫出有分量的東西。
這個感悟，是我看了沈從文的一封簡短的信後悟到的。
沈從文在這封信中說，司馬遷之所以寫出不朽的偉大的《史記》，在於司馬遷的憂患意識和司馬遷的生命分量。這不是靠積學所能成就的，它是經過所受的教育的總量相加，然後才有生命分量，才能寫出這麼有分量的東西。
我覺得他這封簡短的信中有幾個關鍵詞，一個是他提到的叫“所受的教育的總量”，這個很有意思。通常我們說受到的教育有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等等，但是教育的總量就開闊了，包括社會的教育、人生磨難的教育等等。加到一起才叫所受教育的總量。
“不是靠積學所能成就”，指一個人有學問可以當學者，但是不一定能成為作家。司馬遷之所以能寫出《史記》來，就是因為他的生命有分量。
提到司馬遷大家都知道，魯迅先生對《史記》的評價非常高，稱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不論是從史，還是從文，都推崇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司馬遷為什麼能寫出《史記》，他的生命的分量是從哪裡來的呢？
漢武帝曾給他兩條路，一個是砍頭，一個是受宮刑，砍頭當然容易了，但是受宮刑對於一個士大夫來說是一種極大的侮辱。士可殺不可辱，司馬遷有使命還沒有完成，他要完成他的《史記》，所以他選擇了接受宮刑。
我去陝西韓城的司馬遷祠看過，司馬遷受宮刑以後，族人們都不敢姓司馬了，改成姓“同”。司馬遷為了寫《史記》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或者說是喪失了人生的尊嚴，但因為有偉大的《史記》，司馬遷又贏回了尊嚴。
在這件事兒上，司馬遷有他的考量，他之所以選擇了受宮刑，是因為他有他的使命。《史記》之所以被後人一代一代傳下去，成為一部非常有分量的書，首先就取決於司馬遷生命的分量。
司馬遷是這樣，對司馬遷作出如此精闢評價的沈從文先生，應該說他的生命也是非常有分量的。
我得到的很多間接教育，大多來自於沈從文。迄今為止，我只買過一個人的文集，這個人就是沈從文。
一部好的作品，不是“抓人”而是“放人”。意思也就是說，讀的時候，讓你浮想翩翩，不能自己，只能放下來，而後接著讀。沈從文的《邊城》，就是這樣的作品，我讀著讀者就走神，會想很多事兒，只能放下，然後接著讀。很多讀者見了我的面說，劉老師，您的作品讓我愛不釋手。一聽這話，我只能“呵呵”一笑。
我甚至將沈從文和魯迅先生作比較。沈從文重感性，魯迅重理性；沈從文柔軟，魯迅堅；沈從文風格憂鬱，魯迅風格沉鬱。
綜合比較，沈從文的氣場更適合我。
我知道沈從文的經歷，知道沈從文生命的分量是逐漸積累起來的，是逐漸加重的，才使他成為一個生命非常有分量的人。
沈從文連小學都沒有畢業，然後就當了“北漂”，到北京謀生活，靠寫作混口飯吃。有時候作品無法發表連吃的都沒有，住的地方也沒有，冬天穿著薄衣服挨凍，徐志摩看了，送給他一條圍巾，他非常的感恩。
沈從文的稿費拿不出來，他就去報館看發表了沒有，去要稿費。當時一家報社副刊的主編對他的作品非常看不上，當著沈從文的面將他的作品用漿糊粘起來，還粘得很長，並指責沈從文說，你這東西還想發表，只能當廢紙，並當場把他的稿子攢成一團扔到廢紙簍裡去了。
這對沈從文是多麼大的傷害和打擊，但是他沒有氣餒，反而更加刻苦，最終還是一步一步走上了文壇，一步一步被文壇認可。一個小學都沒上完的人，最後被聘為北京大學教寫作課的教授。
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本來要頒給沈從文先生，但當年的夏天，沈從文先生就過世了。沈從文先生與諾貝爾獎交臂而過，一直過了好多年，我國的莫言先生才得了諾貝爾獎。
總而言之，一個作家要寫出好的作品，生命就要有分量。一個作家，要不斷積累自己的分量，才能寫出好作品。
——轉自猛獁新聞，記者樑新慧根據劉慶邦先生演講整理
實力 ·劉慶邦
《中華文學選刊》2019年7期選載劉慶邦短篇小說《大力士》（原載《長城》2019年3期），這篇作品是他近期發表的“叔輩故事”系列小說之一。劉慶邦先生曾在演講“一個心重的人才可能成為作家”中談到：一個作家有什麼樣生命的質量，有什麼樣生命的力量，有什麼樣生命的分量，他才能寫出相應的有質量、有力量、有分量的作品。
一個心重的人才可能成為作家
文| 劉慶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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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說，我是一個心重的孩子”
我的任何寫作，包括小說、散文、隨筆等等，都是從個人出發，也都是從內心出發。寫作是這樣，我的講座也是這樣，也是從個人出發，從內心出發，然後才走向社會、走向聽眾。
從個人出發和內心出發，就會舉到自己的一些作品的例子。2016年第3期《人民文學》雜誌，發表了我一篇短篇小說，題目叫《小心》。這篇小說是以我的一個小弟弟為原型寫成的，我寫了一萬多字。
我的小弟弟1959年出生，剛出生就趕上了三年大饑荒，因為嚴重營養不良，導致他得了軟骨病，也叫佝僂病，都四五歲了還不會走;又因為他駝背，腰上鼓了一個大包，只能坐在地上用手支撐著自己，用屁股往前挪。
我母親一直為我這個小弟弟發愁，連路都不會走，長大後怎麼生活？我曾多次聽到我母親對我的小弟弟說“你死了吧”！
我印象很深，有一天下大雨，我和弟弟在家裡看書，這時候我母親就對小弟弟說，“你站起來，走兩步，讓你姐姐、哥哥看看，看你到底能不能走。”
這時候，我的小弟弟就兩手扶著膝蓋，他站起來的時候腿哆嗦得像風中的樹葉，就趕緊撲到我母親的懷裡。我母親抱著他就開始勸他，說你還是死了吧，你這樣長大也是哥哥的累贅，我死了以後誰管你呢？
這時候，小弟弟滿眼含著淚水，無話可說。
我小弟弟最後還是死了，大約六七歲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端午節那天，我放學回來，走到屋子後頭就聽見家裡的哭聲，我就意識到完了，我的小弟弟肯定死了。進家一看，果然是。母親和姐姐都在那裡哭，而且我沒看到小弟弟。
他死後，母親給他釘了一個簡單的木頭匣子，已經在地裡埋掉了。
母親姐姐都在哭，我想我就不哭了，因為我父親已經去世了，我作為家裡的長子應該堅強一些，就不哭了。但是我沒有忍住，最後還是哭了。
這一哭就不得了。想起過去的往事，想起我不帶他玩兒，想起我和他爭吃的，越哭越傷心，最後哭得渾身抽搐，手腳冰涼，昏厥過去了。
我母親一看這情況很害怕，本來她的小兒子死了，大兒子不能再出問題了。就趕快喊來我們村裡的一個略通醫道的老先生，過來給我紮了一針，我才緩解過來。
我一哭就哭得昏死過去，讓我母親得出一個結論，她說我是一個心重的孩子。所以在我母親病重的時候，臨死之前她給我們村裡的嬸子、大娘交待說，“我死了以後，你們要看著我這個兒子。”意思就是別讓他哭得太厲害，不要再讓他哭得昏死過去。這是後來我的嬸子、大娘給我說的，讓我不要哭得太厲害，說你的心太重了。
一個心重的人，才可能成為一個作家
心重是什麼東西呢？
有人認為心重可能是心眼小，可能是愛鑽牛角尖，可能是遇到什麼事情想不開、放不下造成的一種心重，甚至說心重可能是一種比較消極的心理狀態。
記得我在煤礦上班時，有一次，我妻子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車子撞了。從那以後，她只要回家晚，我總是擔心，情緒就容易起伏，很久緩不過來，直到她平安到家。
我覺得一個人的心重，還是關乎一個人的敏感，關乎一個人的善良，關乎一個人對責任的一種承擔。從這些意義上來說，我覺得這個人心重，不但不是一種消極的心理狀態，反而是一種積極的心理狀態。
以此推之，我認為很可能每一個作家都是一個心重的人，而不是一個心輕的人。如果一個人他什麼事都不往心裡去，我覺得這樣的人很可能就成不了作家。一個心重的人才可能成為一個作家，也可以說心重是成為作家的必要素質。
每個人都不一樣，有的人就是心重，有的人就是心輕。心重的人在一些具體的細節上都能夠表現出來，比如說心重的人關門都比較輕，就是心重的人手輕;在桌上放一個茶杯，他都會輕輕地，不讓它發出聲音來，由此可以判斷出這是一個心重的人。如果他關門“咣”的一聲，就可以判斷出這個人是一個心輕的人，不是一個心重的人。就是說，心重的人動作都是輕的，心輕的人動作都是重的。
那麼，一個人的寫作和生命又有什麼關係呢？
可以說，每個人的作品都是一個作者的生命之歌，生命之舞，生命之詩。也就是說，作品是精神的形式，是心靈的外化，或者說是靈魂的形式。有什麼樣生命的質量，有什麼樣生命的力量，有什麼樣生命的分量，他才能寫出相應的有質量、有力量、有分量的作品。
有人可能會說，生命的質量、力量、分量，是不是把生命量化的辦法？不是的。我們通常說的量化是一種數字化的、物質化的東西，我所說的生命的質量、生命的力量和生命的分量，指的是精神上的東西，指的是靈魂上的東西。
生命的質量就是一個作家的人格，
實現了五個標準生命才有質量
什麼是生命的質量呢？我認為，一個作家生命的質量，指的是一個作家的人格。如果作家有很高的生命質量，至少應該包含五種因素或者五種標準：善良的天性、高貴的心靈、高尚的道德、悲憫的情懷和堅強的意志。
善良的天性：
一個善良的人可以不是作家，但一個惡人永遠不會成為一個作家
從本質上來說，作家的寫作是勸善的，是用於改善人性和改善人心的，因為我們的寫作就是為了使人和社會變得更美好，從本質上是作用於人的精神，人的心靈和靈魂。我希望通過我們的作品，使人性變得更善良，我覺得這是一個本質的東西。
文學作品既然有一個勸善的功能，就要求每個作家首先自己必須是一個善良的人，善良而敏感，因為善良才能發現善良，並且會發現惡。
對有些善良，一般的人可能不會發現、不敏感，但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哪怕是一個小善，他都會發現。對於惡的東西，作家的心靈會顫抖，他會對惡也特別敏感。所以說，擁有一顆善良的心，作家才能變得善良，同時自然會揭露惡，鞭撻惡。
作家有時候會寫一些惡的東西，揭露一些惡的東西，這正是出於一種善良的願望，正是希望人心變得更善良，希望社會變得更美好。
我還認為，作家是通過自己的作品行善的，當然這個行善不像一些慈善家、企業家，或者是擁有很多財富的人的行善方式，他們的行善是通過物質的手段，通過幫助一些弱勢群體來行他們的善行和善舉。這些慈善家也好，有財富的人也好，他們的行善我覺得總還是有限的，或者說總是不能持久的，因為物質財富總有用盡的時候。但是一個作家的行善，通過他的作品來行善，我覺得會更長久一些。
如果有一個好作品，像我們的唐詩宋詞、《紅樓夢》，都有讓人心變得善和美好的作用，它會長久地影響我們。
因此，善良是根本的天性，這是對一個作家最低的要求，也是對一個作家最高的要求。一個善良的人，可以不是作家，但一個惡人，永遠不會成為一個作家。
很多人曾經問我：在社會上，你是如何處理各種關係的？我就說了一個“善”字。與天為善，與地為善，與人為善，有了這個“善”，什麼問題都能解決。
高貴的心靈：
一個作家的心靈高貴了，他寫的東西就不會低下、不會流俗
我說的高貴，不是高不可攀的東西，和貴族是不一樣的，主要講的是心靈。
一個人哪怕身在底層，但是他的心靈有可能是高貴的;一個人擁有很多財富，或者說他身居高位，但是他的心靈不一定是高貴的。心靈的高貴和人的財富與地位不是成正比的。
一個人怎麼樣才能做到心靈高貴的，或者說怎麼樣才能保持一個高貴的心靈呢？我的理解，如果一個人具有人文情懷，始終把生命看得高於一切，理解生命的寶貴、生命的短暫、生命的不可重複，一直非常尊重生命，就會保持心靈的高貴。
也就是說，一直是把生命本身作為一個目的，而不是把生命作為一個手段，這樣的心靈就是高貴的心靈。
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奉行和親政策，這就是把生命當手段，而不是當目的。但也有例外，如昭君出塞，王昭君是自願的，而且換來了50餘年的和平。因此說，她的心靈是高貴的。
讓自己的心靈高貴，說起來簡單，但做到並不容易。
在當代社會，很多人一不小心、一堅持不住就有可能把自己的生命當成一種手段來使。有些人拿生命去交換，出賣自己，有的出賣自己的肉體，有的出賣自己的靈魂等等。
這就是把生命當手段，就是沒有做到始終把生命當成一個目的，一旦把自己的生命當成了手段，就失去了這種心靈的高貴。
作為一個作家，要保持心靈的高貴，始終把生命的寶貴看得高於一切，始終尊重生命、愛護生命，始終把生命本身當成一個目的，這樣才能夠始終如一地保持自己心靈的高貴。因為我們的作品都是從我們的心裡出來的，如果你的心靈高貴了，你寫的東西就不會低下，不會流俗。
高尚的道德：
真正做到了“仁者愛人”，就不失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
生命要有質量、人格要高，就要求我們要有高尚的道德。
高尚的道德，要求是很多的，現在我們強調重德。其實我們的傳統文化，從道家到儒家，還有佛家等等，我覺得從本質上講，都是崇尚道德的，或者說都是講究德育的。
比如儒家講究“仁者愛人”，講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教誨。
如果我們都能做到這些教誨，真正做到了“仁者愛人”，真正做到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不失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
這些說起來簡單，但是內涵非常豐富，做起來是不容易的。如果做到了，這個人就是道德高尚的人。
悲憫的情懷：
作家一定要眼睛向下，始終保持悲憫的情懷來關注受苦的人
從人性上講，每個人都有悲憫的情懷，這個悲憫的情懷對作家的要求更多。
你始終要有同情心，要有惻隱之心，要提前看到生命的盡頭，有慈念甚至有悲念。大慈大悲也是一種悲憫，按照我的理解，我希望把它理解為人往往是先有悲，是大悲大慈。有時候，一個人經歷了大悲後他才會產生大慈，才會產生慈念，使人變得慈祥起來。
很多大詩人、大作家，他們都有著悲憫的情懷，或者都有著慈悲的情懷。因為他們往往是提前看到了生命的盡頭，有著強烈的生命的意識，知道生命的短暫，知道我們終有一天要離開這個世界，會回頭看，回頭看之後就會產生慈念，就會回想起過去很多事情，看得開了，會覺得好多事情都是不必計較的。
比如蘇東坡寫過一首描寫月亮的詩，“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蘇東坡通過看月亮就想到，如果今生今夜不能長好，明年明夜何處看呢？明年的月亮很可能就看不到了。他通過這首詩，寫到了人生的短暫和人生的無常。在這種情況下，他就會產生一種悲的想法，然後就會心生慈念。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紅樓夢》中，曹雪芹寫林黛玉的《葬花詞》，寫的就是青春的遺失，“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通過這首詩抒發自己對人生短暫的一種看法，“一朝春盡紅顏老”，然後是花落也不知道，人亡也不知道，就是兩不知。
生命失去後，什麼都不知道了，就是從有知的世界到未知的世界，世界就跟你沒關係了。天上打雷我們也聽不到，下雨我們也聽不到，霧霾、噪音想聽也聽不到了，都沒有了。
蘇軾和曹雪芹，都有著很深的悲憫情懷。我們作家也是，只有自己具有悲憫情懷，才會對一花一鳥產生悲憫情懷，對人世間的一切就心生愛意，就特別寬容。我寫作的時候，總有想哭的感覺，我覺得，這是好的狀態。哭泣有幾分，靈氣就有幾分。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人類都離不開困境。人到世界上是吃苦的，是受苦的，所以說到什麼時候都有受苦的人，都有可憐的人，都有值得同情的人，都有值得關注的人。
因此，作家一定要眼睛向下，始終保持悲憫的情懷來關注這些人。
堅強的意志：
如果我自己不被自己打倒，你們打倒不了我
我覺得，要成為一個作家，意志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每個人有三種基本力量：體力、智力、意志力。體力也可以分為三種力量：承重力、耐久力、爆發力;智力也可以分為三種力量：記憶力、理解力、想象力;意志力也可以分為三種力量：抗壓力、持久力、勝己力。
我們通常比較重視體力和智力，對意志力往往不大重視，因為意志力是一個虛的東西，是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但是我認為，無論做什麼事情，從事文學創作也好，科研也好，還是其他的工作也好，這三種力量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沒有意志力的支持，就很難成就一番事業。
意志力是什麼呢？意志力就是我們精神的力量。說白了就是我們的心勁兒，再說得直白一些，就是我們戰勝自己的力量。
我們通常說，船的勁在帆上，人的勁在心上。一個作家走多遠，能不能出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體力和智力的比拼，而是意志力的比拼，就是看你的意志力堅強不堅強。
唐僧和幾個徒弟比，甚至沒有徒弟的能耐大，但唐僧卻領導著他們。為什麼？因為唐僧的意志力很強大，有堅定不移的信念。
當下這個時代，對於作家的意志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這是因為，人們都被社交媒體所綁架。吃飯看手機，刷牙看手機，上廁所也看手機。據說，北京的地鐵站臺裡，每天都能撿到手機。因為上下車的旅客，一擁擠，就把手機擠落到站臺裡了。
現在特別喧囂，人人都得了數字焦慮症。短信幾分鐘不會，電話幾分鐘不回，人就坐立不安。靜下來，是寫作的先決條件，只有靜，才能發現自我。因此，這是考驗我們意志力的時代。作家要不被嘈雜的世界所擾亂，要不被名利、是非、男女之事所幹擾。只有排除這些干擾，才能創作出好作品。
有時候，我對我自己的才華也產生過懷疑，自己的才華怎麼樣？能不能寫出好作品？能不能成為一流的作家？好多作家也對自己產生過懷疑。但我對自己的意志力從來沒有產生過懷疑。我相信我的意志力永遠是堅強的，或者說我的情感可以是脆弱的，看一個感動的東西，禁不住就熱淚盈眶，我看我寫的小說，看著看著眼睛就溼了;但是我對我的意志力始終充滿了自信，就是相信能夠自己戰勝自己。
比如，我已經連續很多年，堅持在每年的大年初一起來寫東西。大年初一是什麼概念，年三十和家人一塊過年團圓，放炮、包餃子，會弄到很晚。但我每年大年初一的四點半準時起來，很快就會進入到寫作的狀態，這時候外面整個城市是一片沉寂。
我以前講這段經歷的時候有的記者就會問，你是不是要當勞動模範，我說我不是想當勞動模範，我就是想考驗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意志力是不是保持著。
起來以後，我會在筆記本上記上一筆，今天是大年初一，我按時起來，還是戰勝了自己。人們常說“一天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延伸來講，一生之計在於什麼呢？一生之計應該是在於早。再延伸一下，一生之計在於勤。這就是我新的感悟。
我特別強調意志力，就是我們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有意志力的參與，不要忽視我們的意志力，這個意志力就是我們精神上的一種力量，或者說就是戰勝自己的力量。如果我們自己不被自己打倒，不被自己戰勝，別人是戰勝不了我們的。
記得在一次會議上，主持人對學員說，你們要想寫出好的煤礦題材的作品，就要打倒劉慶邦。我挺不愛聽的，後來我就說，如果我自己不被自己打倒，你們是打倒不了我的。人都是自己把自己打倒了，意志力不起作用了，才會被別人打倒。
生命的力量就是一個人思想的力量，
只有做到了獨立思考生命才有力量
什麼是生命的力量？我理解，一個人生命的力量，主要指的是一個人思想的力量。
一個人勤學，善思，獨立思考又勇於表達自己的看法，這樣的人才能稱得上生命有力量。我們通常說一個人，說他有主見，有自己的想法，就主要是說他不是人云亦云，對社會、對世界、對歷史有他自己獨特的看法，這樣的人才能稱得上生命有力量。
中國作家裡，誰的生命最有力量呢？如果讓我推一個人的話，那我願意推魯迅先生。
我們都知道，魯迅先生是小體格，身高還不到一米六，身體也不好，煙癮很大，魯迅先生體力肯定是不行的，如果和魯迅先生掰手腕，一個女士就能掰過他，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魯迅先生的生命是非常有力量的。
他的生命有力量體現在思想的高度、思想的深度、思想的寬度、思想的廣度，魯迅先生對人性的認識，對國民劣根性持久的批判，我們現在還達不到那樣的高度。我們之所以推崇魯迅先生，就在於魯迅先生偉大的思想的力量。
在當代作家中，如果讓我推薦一個生命最有力量的人，我會推薦史鐵生先生。
史鐵生是北京作協的副主席，我和他交往比較多，我們同年生，在作協還是同事，我都叫他“鐵生兄”。
以前鐵生的身體很好，到陝西插隊回來就截癱了，只能在輪椅上生活。我們參加活動，要先把他抬上輪椅，推著他，一起聚會也是把他從輪椅上抬下來，才能和我們一塊行動。
鐵生身體的力量完全不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得靠別人幫助他，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史鐵生的生命非常有力量。他生命的力量就體現在他的思想精神上。
他作品中的思想的力量與魯迅先生不一樣。魯迅先生主要是批判，史鐵生主要是從生命哲學的高度，來追問生命的意義，追問生命從哪裡來、到哪裡去，追問肉體和精神的關係、和靈魂的關係，從哲學的高度來探討生命的意義，寫得非常深刻。
鐵生去世一週年的時候，中國作協舉辦了追思會，中國很多的作家、學者、評論家都去了，好多人都是自己要求去的。作協主席鐵凝也去了，殘聯主席張海迪坐著輪椅也去了，她們都爭相發言，對史鐵生的創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我記得鐵凝說，“史鐵生成天坐在輪椅上，我們站在地上，如果從生理高度看，好像我們比史鐵生高，但是從精神和靈魂高度，我們又跟史鐵生差遠了，我們比不上他。”鐵凝還說，“因為鐵生得了病，行動不方便，不能到各地走，也不能出國，而我們這些健全的人，我們可以到處跑，把全國跑遍，甚至還可以跑到世界上很多國家。但是我們的視野和鐵生比較起來，有時候我們的視野開闊還比不上鐵生，我們的胸襟和胸懷也比不上鐵生。”從這方面，鐵凝肯定了鐵生兄生命的力量。
鐵生的力量主要體現在他的思想上，他對生命的追問追得特別深，因為他特別純淨。鐵生身體這麼不好，但他的意志力是無與倫比的堅強。後來他病重了，尿毒症之後腎都不起作用了，每個星期要做三次透析，躺在病床上，非常艱難。
我們健全人，不願意動腦子，不願意思索，但鐵生即便在透析的時候，從身體裡抽出來的血在體外循環，他腦中的血液不足，供氧也不足，這時候他仍然沒有放棄思索。記得又一次，在手術檯上的鐵生眼看血栓將血管堵住了，他趕緊喊護士，說你看這血都變黑了，然後把血栓取出來再繼續循環，然後他腦子才能思索。
後來他跟我說，思索非常費勁，剛想到一個念頭，如果不抓住它，它很快就散掉了。因為他身體有毛病，不像我們健全人，思索以後可以固定下來，他手裡抓著一個手機，有了一個念頭之後，趕快在手機上做一個記號，不至於使這個思索念頭閃掉，然後再對著電腦整理下來，這體現了他的意志力。
他不光是生命力量強大、思想力量強大，意志力也很強大。雖然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他的精神力量非常強大。所以我說，中國當代作家的生命最有力量的是史鐵生，中國現代作家的生命最有力量的是魯迅先生。
有一些作家朋友，拿著最新的作品來找我，讓我寫推薦語。我看了之後，沒辦法進行推薦。為什麼？因為別人說啥他也說啥，他的思想和別人的思想是雷同的，沒有生命的力量。
因此我說，生命的力量就是一個人思想的力量，就是人要不斷地思索，不能人云亦云，對世界應該有獨特的看法。思考必須是獨立思考，獨立是思考的前提，人沒有獨立是談不上思考的。
對一個作家來說，甚至對每一個人來說，獨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做到了獨立思考，這個人的生命才有力量，這是我講的生命的力量。
生命的分量不是先天就有的，
作家要不斷積累自己的分量才能寫出好作品
一個人生命的分量，肯定不是先天就有的，是經過後天的一些事情，有一些經歷，有一些坎坷，有一些磨難，被人誤解過，被人輕視過，甚至被人批鬥過，是經過鍛鍊再鍛鍊、加碼再加碼，是通過積累才使這個人的生命逐漸變得有分量起來。
一個作家只有生命有分量了，才有可能寫出有分量的東西。如果一個人從學校門到機關門，他沒有什麼經歷、閱歷，沒經歷過什麼事，他的生命的分量是輕的，就不可能寫出有分量的東西。
這個感悟，是我看了沈從文的一封簡短的信後悟到的。
沈從文在這封信中說，司馬遷之所以寫出不朽的偉大的《史記》，在於司馬遷的憂患意識和司馬遷的生命分量。這不是靠積學所能成就的，它是經過所受的教育的總量相加，然後才有生命分量，才能寫出這麼有分量的東西。
我覺得他這封簡短的信中有幾個關鍵詞，一個是他提到的叫“所受的教育的總量”，這個很有意思。通常我們說受到的教育有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等等，但是教育的總量就開闊了，包括社會的教育、人生磨難的教育等等。加到一起才叫所受教育的總量。
“不是靠積學所能成就”，指一個人有學問可以當學者，但是不一定能成為作家。司馬遷之所以能寫出《史記》來，就是因為他的生命有分量。
提到司馬遷大家都知道，魯迅先生對《史記》的評價非常高，稱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不論是從史，還是從文，都推崇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司馬遷為什麼能寫出《史記》，他的生命的分量是從哪裡來的呢？
漢武帝曾給他兩條路，一個是砍頭，一個是受宮刑，砍頭當然容易了，但是受宮刑對於一個士大夫來說是一種極大的侮辱。士可殺不可辱，司馬遷有使命還沒有完成，他要完成他的《史記》，所以他選擇了接受宮刑。
我去陝西韓城的司馬遷祠看過，司馬遷受宮刑以後，族人們都不敢姓司馬了，改成姓“同”。司馬遷為了寫《史記》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或者說是喪失了人生的尊嚴，但因為有偉大的《史記》，司馬遷又贏回了尊嚴。
在這件事兒上，司馬遷有他的考量，他之所以選擇了受宮刑，是因為他有他的使命。《史記》之所以被後人一代一代傳下去，成為一部非常有分量的書，首先就取決於司馬遷生命的分量。
司馬遷是這樣，對司馬遷作出如此精闢評價的沈從文先生，應該說他的生命也是非常有分量的。
我得到的很多間接教育，大多來自於沈從文。迄今為止，我只買過一個人的文集，這個人就是沈從文。
一部好的作品，不是“抓人”而是“放人”。意思也就是說，讀的時候，讓你浮想翩翩，不能自己，只能放下來，而後接著讀。沈從文的《邊城》，就是這樣的作品，我讀著讀者就走神，會想很多事兒，只能放下，然後接著讀。很多讀者見了我的面說，劉老師，您的作品讓我愛不釋手。一聽這話，我只能“呵呵”一笑。
我甚至將沈從文和魯迅先生作比較。沈從文重感性，魯迅重理性；沈從文柔軟，魯迅堅；沈從文風格憂鬱，魯迅風格沉鬱。
綜合比較，沈從文的氣場更適合我。
我知道沈從文的經歷，知道沈從文生命的分量是逐漸積累起來的，是逐漸加重的，才使他成為一個生命非常有分量的人。
沈從文連小學都沒有畢業，然後就當了“北漂”，到北京謀生活，靠寫作混口飯吃。有時候作品無法發表連吃的都沒有，住的地方也沒有，冬天穿著薄衣服挨凍，徐志摩看了，送給他一條圍巾，他非常的感恩。
沈從文的稿費拿不出來，他就去報館看發表了沒有，去要稿費。當時一家報社副刊的主編對他的作品非常看不上，當著沈從文的面將他的作品用漿糊粘起來，還粘得很長，並指責沈從文說，你這東西還想發表，只能當廢紙，並當場把他的稿子攢成一團扔到廢紙簍裡去了。
這對沈從文是多麼大的傷害和打擊，但是他沒有氣餒，反而更加刻苦，最終還是一步一步走上了文壇，一步一步被文壇認可。一個小學都沒上完的人，最後被聘為北京大學教寫作課的教授。
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本來要頒給沈從文先生，但當年的夏天，沈從文先生就過世了。沈從文先生與諾貝爾獎交臂而過，一直過了好多年，我國的莫言先生才得了諾貝爾獎。
總而言之，一個作家要寫出好的作品，生命就要有分量。一個作家，要不斷積累自己的分量，才能寫出好作品。
——轉自猛獁新聞，記者樑新慧根據劉慶邦先生演講整理
劉慶邦，1951年生，河南沈丘人。當過農民、礦工、記者。著有長篇小說《斷層》《黑白男女》，小說集《走窯漢》《梅妞放羊》《遍地白花》《響器》等。曾獲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等。根據其小說《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獲柏林電影節銀熊獎。
實力 ·劉慶邦
《中華文學選刊》2019年7期選載劉慶邦短篇小說《大力士》（原載《長城》2019年3期），這篇作品是他近期發表的“叔輩故事”系列小說之一。劉慶邦先生曾在演講“一個心重的人才可能成為作家”中談到：一個作家有什麼樣生命的質量，有什麼樣生命的力量，有什麼樣生命的分量，他才能寫出相應的有質量、有力量、有分量的作品。
一個心重的人才可能成為作家
文| 劉慶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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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說，我是一個心重的孩子”
我的任何寫作，包括小說、散文、隨筆等等，都是從個人出發，也都是從內心出發。寫作是這樣，我的講座也是這樣，也是從個人出發，從內心出發，然後才走向社會、走向聽眾。
從個人出發和內心出發，就會舉到自己的一些作品的例子。2016年第3期《人民文學》雜誌，發表了我一篇短篇小說，題目叫《小心》。這篇小說是以我的一個小弟弟為原型寫成的，我寫了一萬多字。
我的小弟弟1959年出生，剛出生就趕上了三年大饑荒，因為嚴重營養不良，導致他得了軟骨病，也叫佝僂病，都四五歲了還不會走;又因為他駝背，腰上鼓了一個大包，只能坐在地上用手支撐著自己，用屁股往前挪。
我母親一直為我這個小弟弟發愁，連路都不會走，長大後怎麼生活？我曾多次聽到我母親對我的小弟弟說“你死了吧”！
我印象很深，有一天下大雨，我和弟弟在家裡看書，這時候我母親就對小弟弟說，“你站起來，走兩步，讓你姐姐、哥哥看看，看你到底能不能走。”
這時候，我的小弟弟就兩手扶著膝蓋，他站起來的時候腿哆嗦得像風中的樹葉，就趕緊撲到我母親的懷裡。我母親抱著他就開始勸他，說你還是死了吧，你這樣長大也是哥哥的累贅，我死了以後誰管你呢？
這時候，小弟弟滿眼含著淚水，無話可說。
我小弟弟最後還是死了，大約六七歲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端午節那天，我放學回來，走到屋子後頭就聽見家裡的哭聲，我就意識到完了，我的小弟弟肯定死了。進家一看，果然是。母親和姐姐都在那裡哭，而且我沒看到小弟弟。
他死後，母親給他釘了一個簡單的木頭匣子，已經在地裡埋掉了。
母親姐姐都在哭，我想我就不哭了，因為我父親已經去世了，我作為家裡的長子應該堅強一些，就不哭了。但是我沒有忍住，最後還是哭了。
這一哭就不得了。想起過去的往事，想起我不帶他玩兒，想起我和他爭吃的，越哭越傷心，最後哭得渾身抽搐，手腳冰涼，昏厥過去了。
我母親一看這情況很害怕，本來她的小兒子死了，大兒子不能再出問題了。就趕快喊來我們村裡的一個略通醫道的老先生，過來給我紮了一針，我才緩解過來。
我一哭就哭得昏死過去，讓我母親得出一個結論，她說我是一個心重的孩子。所以在我母親病重的時候，臨死之前她給我們村裡的嬸子、大娘交待說，“我死了以後，你們要看著我這個兒子。”意思就是別讓他哭得太厲害，不要再讓他哭得昏死過去。這是後來我的嬸子、大娘給我說的，讓我不要哭得太厲害，說你的心太重了。
一個心重的人，才可能成為一個作家
心重是什麼東西呢？
有人認為心重可能是心眼小，可能是愛鑽牛角尖，可能是遇到什麼事情想不開、放不下造成的一種心重，甚至說心重可能是一種比較消極的心理狀態。
記得我在煤礦上班時，有一次，我妻子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車子撞了。從那以後，她只要回家晚，我總是擔心，情緒就容易起伏，很久緩不過來，直到她平安到家。
我覺得一個人的心重，還是關乎一個人的敏感，關乎一個人的善良，關乎一個人對責任的一種承擔。從這些意義上來說，我覺得這個人心重，不但不是一種消極的心理狀態，反而是一種積極的心理狀態。
以此推之，我認為很可能每一個作家都是一個心重的人，而不是一個心輕的人。如果一個人他什麼事都不往心裡去，我覺得這樣的人很可能就成不了作家。一個心重的人才可能成為一個作家，也可以說心重是成為作家的必要素質。
每個人都不一樣，有的人就是心重，有的人就是心輕。心重的人在一些具體的細節上都能夠表現出來，比如說心重的人關門都比較輕，就是心重的人手輕;在桌上放一個茶杯，他都會輕輕地，不讓它發出聲音來，由此可以判斷出這是一個心重的人。如果他關門“咣”的一聲，就可以判斷出這個人是一個心輕的人，不是一個心重的人。就是說，心重的人動作都是輕的，心輕的人動作都是重的。
那麼，一個人的寫作和生命又有什麼關係呢？
可以說，每個人的作品都是一個作者的生命之歌，生命之舞，生命之詩。也就是說，作品是精神的形式，是心靈的外化，或者說是靈魂的形式。有什麼樣生命的質量，有什麼樣生命的力量，有什麼樣生命的分量，他才能寫出相應的有質量、有力量、有分量的作品。
有人可能會說，生命的質量、力量、分量，是不是把生命量化的辦法？不是的。我們通常說的量化是一種數字化的、物質化的東西，我所說的生命的質量、生命的力量和生命的分量，指的是精神上的東西，指的是靈魂上的東西。
生命的質量就是一個作家的人格，
實現了五個標準生命才有質量
什麼是生命的質量呢？我認為，一個作家生命的質量，指的是一個作家的人格。如果作家有很高的生命質量，至少應該包含五種因素或者五種標準：善良的天性、高貴的心靈、高尚的道德、悲憫的情懷和堅強的意志。
善良的天性：
一個善良的人可以不是作家，但一個惡人永遠不會成為一個作家
從本質上來說，作家的寫作是勸善的，是用於改善人性和改善人心的，因為我們的寫作就是為了使人和社會變得更美好，從本質上是作用於人的精神，人的心靈和靈魂。我希望通過我們的作品，使人性變得更善良，我覺得這是一個本質的東西。
文學作品既然有一個勸善的功能，就要求每個作家首先自己必須是一個善良的人，善良而敏感，因為善良才能發現善良，並且會發現惡。
對有些善良，一般的人可能不會發現、不敏感，但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哪怕是一個小善，他都會發現。對於惡的東西，作家的心靈會顫抖，他會對惡也特別敏感。所以說，擁有一顆善良的心，作家才能變得善良，同時自然會揭露惡，鞭撻惡。
作家有時候會寫一些惡的東西，揭露一些惡的東西，這正是出於一種善良的願望，正是希望人心變得更善良，希望社會變得更美好。
我還認為，作家是通過自己的作品行善的，當然這個行善不像一些慈善家、企業家，或者是擁有很多財富的人的行善方式，他們的行善是通過物質的手段，通過幫助一些弱勢群體來行他們的善行和善舉。這些慈善家也好，有財富的人也好，他們的行善我覺得總還是有限的，或者說總是不能持久的，因為物質財富總有用盡的時候。但是一個作家的行善，通過他的作品來行善，我覺得會更長久一些。
如果有一個好作品，像我們的唐詩宋詞、《紅樓夢》，都有讓人心變得善和美好的作用，它會長久地影響我們。
因此，善良是根本的天性，這是對一個作家最低的要求，也是對一個作家最高的要求。一個善良的人，可以不是作家，但一個惡人，永遠不會成為一個作家。
很多人曾經問我：在社會上，你是如何處理各種關係的？我就說了一個“善”字。與天為善，與地為善，與人為善，有了這個“善”，什麼問題都能解決。
高貴的心靈：
一個作家的心靈高貴了，他寫的東西就不會低下、不會流俗
我說的高貴，不是高不可攀的東西，和貴族是不一樣的，主要講的是心靈。
一個人哪怕身在底層，但是他的心靈有可能是高貴的;一個人擁有很多財富，或者說他身居高位，但是他的心靈不一定是高貴的。心靈的高貴和人的財富與地位不是成正比的。
一個人怎麼樣才能做到心靈高貴的，或者說怎麼樣才能保持一個高貴的心靈呢？我的理解，如果一個人具有人文情懷，始終把生命看得高於一切，理解生命的寶貴、生命的短暫、生命的不可重複，一直非常尊重生命，就會保持心靈的高貴。
也就是說，一直是把生命本身作為一個目的，而不是把生命作為一個手段，這樣的心靈就是高貴的心靈。
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奉行和親政策，這就是把生命當手段，而不是當目的。但也有例外，如昭君出塞，王昭君是自願的，而且換來了50餘年的和平。因此說，她的心靈是高貴的。
讓自己的心靈高貴，說起來簡單，但做到並不容易。
在當代社會，很多人一不小心、一堅持不住就有可能把自己的生命當成一種手段來使。有些人拿生命去交換，出賣自己，有的出賣自己的肉體，有的出賣自己的靈魂等等。
這就是把生命當手段，就是沒有做到始終把生命當成一個目的，一旦把自己的生命當成了手段，就失去了這種心靈的高貴。
作為一個作家，要保持心靈的高貴，始終把生命的寶貴看得高於一切，始終尊重生命、愛護生命，始終把生命本身當成一個目的，這樣才能夠始終如一地保持自己心靈的高貴。因為我們的作品都是從我們的心裡出來的，如果你的心靈高貴了，你寫的東西就不會低下，不會流俗。
高尚的道德：
真正做到了“仁者愛人”，就不失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
生命要有質量、人格要高，就要求我們要有高尚的道德。
高尚的道德，要求是很多的，現在我們強調重德。其實我們的傳統文化，從道家到儒家，還有佛家等等，我覺得從本質上講，都是崇尚道德的，或者說都是講究德育的。
比如儒家講究“仁者愛人”，講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教誨。
如果我們都能做到這些教誨，真正做到了“仁者愛人”，真正做到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不失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
這些說起來簡單，但是內涵非常豐富，做起來是不容易的。如果做到了，這個人就是道德高尚的人。
悲憫的情懷：
作家一定要眼睛向下，始終保持悲憫的情懷來關注受苦的人
從人性上講，每個人都有悲憫的情懷，這個悲憫的情懷對作家的要求更多。
你始終要有同情心，要有惻隱之心，要提前看到生命的盡頭，有慈念甚至有悲念。大慈大悲也是一種悲憫，按照我的理解，我希望把它理解為人往往是先有悲，是大悲大慈。有時候，一個人經歷了大悲後他才會產生大慈，才會產生慈念，使人變得慈祥起來。
很多大詩人、大作家，他們都有著悲憫的情懷，或者都有著慈悲的情懷。因為他們往往是提前看到了生命的盡頭，有著強烈的生命的意識，知道生命的短暫，知道我們終有一天要離開這個世界，會回頭看，回頭看之後就會產生慈念，就會回想起過去很多事情，看得開了，會覺得好多事情都是不必計較的。
比如蘇東坡寫過一首描寫月亮的詩，“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蘇東坡通過看月亮就想到，如果今生今夜不能長好，明年明夜何處看呢？明年的月亮很可能就看不到了。他通過這首詩，寫到了人生的短暫和人生的無常。在這種情況下，他就會產生一種悲的想法，然後就會心生慈念。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紅樓夢》中，曹雪芹寫林黛玉的《葬花詞》，寫的就是青春的遺失，“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通過這首詩抒發自己對人生短暫的一種看法，“一朝春盡紅顏老”，然後是花落也不知道，人亡也不知道，就是兩不知。
生命失去後，什麼都不知道了，就是從有知的世界到未知的世界，世界就跟你沒關係了。天上打雷我們也聽不到，下雨我們也聽不到，霧霾、噪音想聽也聽不到了，都沒有了。
蘇軾和曹雪芹，都有著很深的悲憫情懷。我們作家也是，只有自己具有悲憫情懷，才會對一花一鳥產生悲憫情懷，對人世間的一切就心生愛意，就特別寬容。我寫作的時候，總有想哭的感覺，我覺得，這是好的狀態。哭泣有幾分，靈氣就有幾分。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人類都離不開困境。人到世界上是吃苦的，是受苦的，所以說到什麼時候都有受苦的人，都有可憐的人，都有值得同情的人，都有值得關注的人。
因此，作家一定要眼睛向下，始終保持悲憫的情懷來關注這些人。
堅強的意志：
如果我自己不被自己打倒，你們打倒不了我
我覺得，要成為一個作家，意志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每個人有三種基本力量：體力、智力、意志力。體力也可以分為三種力量：承重力、耐久力、爆發力;智力也可以分為三種力量：記憶力、理解力、想象力;意志力也可以分為三種力量：抗壓力、持久力、勝己力。
我們通常比較重視體力和智力，對意志力往往不大重視，因為意志力是一個虛的東西，是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但是我認為，無論做什麼事情，從事文學創作也好，科研也好，還是其他的工作也好，這三種力量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沒有意志力的支持，就很難成就一番事業。
意志力是什麼呢？意志力就是我們精神的力量。說白了就是我們的心勁兒，再說得直白一些，就是我們戰勝自己的力量。
我們通常說，船的勁在帆上，人的勁在心上。一個作家走多遠，能不能出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體力和智力的比拼，而是意志力的比拼，就是看你的意志力堅強不堅強。
唐僧和幾個徒弟比，甚至沒有徒弟的能耐大，但唐僧卻領導著他們。為什麼？因為唐僧的意志力很強大，有堅定不移的信念。
當下這個時代，對於作家的意志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這是因為，人們都被社交媒體所綁架。吃飯看手機，刷牙看手機，上廁所也看手機。據說，北京的地鐵站臺裡，每天都能撿到手機。因為上下車的旅客，一擁擠，就把手機擠落到站臺裡了。
現在特別喧囂，人人都得了數字焦慮症。短信幾分鐘不會，電話幾分鐘不回，人就坐立不安。靜下來，是寫作的先決條件，只有靜，才能發現自我。因此，這是考驗我們意志力的時代。作家要不被嘈雜的世界所擾亂，要不被名利、是非、男女之事所幹擾。只有排除這些干擾，才能創作出好作品。
有時候，我對我自己的才華也產生過懷疑，自己的才華怎麼樣？能不能寫出好作品？能不能成為一流的作家？好多作家也對自己產生過懷疑。但我對自己的意志力從來沒有產生過懷疑。我相信我的意志力永遠是堅強的，或者說我的情感可以是脆弱的，看一個感動的東西，禁不住就熱淚盈眶，我看我寫的小說，看著看著眼睛就溼了;但是我對我的意志力始終充滿了自信，就是相信能夠自己戰勝自己。
比如，我已經連續很多年，堅持在每年的大年初一起來寫東西。大年初一是什麼概念，年三十和家人一塊過年團圓，放炮、包餃子，會弄到很晚。但我每年大年初一的四點半準時起來，很快就會進入到寫作的狀態，這時候外面整個城市是一片沉寂。
我以前講這段經歷的時候有的記者就會問，你是不是要當勞動模範，我說我不是想當勞動模範，我就是想考驗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意志力是不是保持著。
起來以後，我會在筆記本上記上一筆，今天是大年初一，我按時起來，還是戰勝了自己。人們常說“一天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延伸來講，一生之計在於什麼呢？一生之計應該是在於早。再延伸一下，一生之計在於勤。這就是我新的感悟。
我特別強調意志力，就是我們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有意志力的參與，不要忽視我們的意志力，這個意志力就是我們精神上的一種力量，或者說就是戰勝自己的力量。如果我們自己不被自己打倒，不被自己戰勝，別人是戰勝不了我們的。
記得在一次會議上，主持人對學員說，你們要想寫出好的煤礦題材的作品，就要打倒劉慶邦。我挺不愛聽的，後來我就說，如果我自己不被自己打倒，你們是打倒不了我的。人都是自己把自己打倒了，意志力不起作用了，才會被別人打倒。
生命的力量就是一個人思想的力量，
只有做到了獨立思考生命才有力量
什麼是生命的力量？我理解，一個人生命的力量，主要指的是一個人思想的力量。
一個人勤學，善思，獨立思考又勇於表達自己的看法，這樣的人才能稱得上生命有力量。我們通常說一個人，說他有主見，有自己的想法，就主要是說他不是人云亦云，對社會、對世界、對歷史有他自己獨特的看法，這樣的人才能稱得上生命有力量。
中國作家裡，誰的生命最有力量呢？如果讓我推一個人的話，那我願意推魯迅先生。
我們都知道，魯迅先生是小體格，身高還不到一米六，身體也不好，煙癮很大，魯迅先生體力肯定是不行的，如果和魯迅先生掰手腕，一個女士就能掰過他，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魯迅先生的生命是非常有力量的。
他的生命有力量體現在思想的高度、思想的深度、思想的寬度、思想的廣度，魯迅先生對人性的認識，對國民劣根性持久的批判，我們現在還達不到那樣的高度。我們之所以推崇魯迅先生，就在於魯迅先生偉大的思想的力量。
在當代作家中，如果讓我推薦一個生命最有力量的人，我會推薦史鐵生先生。
史鐵生是北京作協的副主席，我和他交往比較多，我們同年生，在作協還是同事，我都叫他“鐵生兄”。
以前鐵生的身體很好，到陝西插隊回來就截癱了，只能在輪椅上生活。我們參加活動，要先把他抬上輪椅，推著他，一起聚會也是把他從輪椅上抬下來，才能和我們一塊行動。
鐵生身體的力量完全不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得靠別人幫助他，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史鐵生的生命非常有力量。他生命的力量就體現在他的思想精神上。
他作品中的思想的力量與魯迅先生不一樣。魯迅先生主要是批判，史鐵生主要是從生命哲學的高度，來追問生命的意義，追問生命從哪裡來、到哪裡去，追問肉體和精神的關係、和靈魂的關係，從哲學的高度來探討生命的意義，寫得非常深刻。
鐵生去世一週年的時候，中國作協舉辦了追思會，中國很多的作家、學者、評論家都去了，好多人都是自己要求去的。作協主席鐵凝也去了，殘聯主席張海迪坐著輪椅也去了，她們都爭相發言，對史鐵生的創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我記得鐵凝說，“史鐵生成天坐在輪椅上，我們站在地上，如果從生理高度看，好像我們比史鐵生高，但是從精神和靈魂高度，我們又跟史鐵生差遠了，我們比不上他。”鐵凝還說，“因為鐵生得了病，行動不方便，不能到各地走，也不能出國，而我們這些健全的人，我們可以到處跑，把全國跑遍，甚至還可以跑到世界上很多國家。但是我們的視野和鐵生比較起來，有時候我們的視野開闊還比不上鐵生，我們的胸襟和胸懷也比不上鐵生。”從這方面，鐵凝肯定了鐵生兄生命的力量。
鐵生的力量主要體現在他的思想上，他對生命的追問追得特別深，因為他特別純淨。鐵生身體這麼不好，但他的意志力是無與倫比的堅強。後來他病重了，尿毒症之後腎都不起作用了，每個星期要做三次透析，躺在病床上，非常艱難。
我們健全人，不願意動腦子，不願意思索，但鐵生即便在透析的時候，從身體裡抽出來的血在體外循環，他腦中的血液不足，供氧也不足，這時候他仍然沒有放棄思索。記得又一次，在手術檯上的鐵生眼看血栓將血管堵住了，他趕緊喊護士，說你看這血都變黑了，然後把血栓取出來再繼續循環，然後他腦子才能思索。
後來他跟我說，思索非常費勁，剛想到一個念頭，如果不抓住它，它很快就散掉了。因為他身體有毛病，不像我們健全人，思索以後可以固定下來，他手裡抓著一個手機，有了一個念頭之後，趕快在手機上做一個記號，不至於使這個思索念頭閃掉，然後再對著電腦整理下來，這體現了他的意志力。
他不光是生命力量強大、思想力量強大，意志力也很強大。雖然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他的精神力量非常強大。所以我說，中國當代作家的生命最有力量的是史鐵生，中國現代作家的生命最有力量的是魯迅先生。
有一些作家朋友，拿著最新的作品來找我，讓我寫推薦語。我看了之後，沒辦法進行推薦。為什麼？因為別人說啥他也說啥，他的思想和別人的思想是雷同的，沒有生命的力量。
因此我說，生命的力量就是一個人思想的力量，就是人要不斷地思索，不能人云亦云，對世界應該有獨特的看法。思考必須是獨立思考，獨立是思考的前提，人沒有獨立是談不上思考的。
對一個作家來說，甚至對每一個人來說，獨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做到了獨立思考，這個人的生命才有力量，這是我講的生命的力量。
生命的分量不是先天就有的，
作家要不斷積累自己的分量才能寫出好作品
一個人生命的分量，肯定不是先天就有的，是經過後天的一些事情，有一些經歷，有一些坎坷，有一些磨難，被人誤解過，被人輕視過，甚至被人批鬥過，是經過鍛鍊再鍛鍊、加碼再加碼，是通過積累才使這個人的生命逐漸變得有分量起來。
一個作家只有生命有分量了，才有可能寫出有分量的東西。如果一個人從學校門到機關門，他沒有什麼經歷、閱歷，沒經歷過什麼事，他的生命的分量是輕的，就不可能寫出有分量的東西。
這個感悟，是我看了沈從文的一封簡短的信後悟到的。
沈從文在這封信中說，司馬遷之所以寫出不朽的偉大的《史記》，在於司馬遷的憂患意識和司馬遷的生命分量。這不是靠積學所能成就的，它是經過所受的教育的總量相加，然後才有生命分量，才能寫出這麼有分量的東西。
我覺得他這封簡短的信中有幾個關鍵詞，一個是他提到的叫“所受的教育的總量”，這個很有意思。通常我們說受到的教育有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等等，但是教育的總量就開闊了，包括社會的教育、人生磨難的教育等等。加到一起才叫所受教育的總量。
“不是靠積學所能成就”，指一個人有學問可以當學者，但是不一定能成為作家。司馬遷之所以能寫出《史記》來，就是因為他的生命有分量。
提到司馬遷大家都知道，魯迅先生對《史記》的評價非常高，稱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不論是從史，還是從文，都推崇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司馬遷為什麼能寫出《史記》，他的生命的分量是從哪裡來的呢？
漢武帝曾給他兩條路，一個是砍頭，一個是受宮刑，砍頭當然容易了，但是受宮刑對於一個士大夫來說是一種極大的侮辱。士可殺不可辱，司馬遷有使命還沒有完成，他要完成他的《史記》，所以他選擇了接受宮刑。
我去陝西韓城的司馬遷祠看過，司馬遷受宮刑以後，族人們都不敢姓司馬了，改成姓“同”。司馬遷為了寫《史記》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或者說是喪失了人生的尊嚴，但因為有偉大的《史記》，司馬遷又贏回了尊嚴。
在這件事兒上，司馬遷有他的考量，他之所以選擇了受宮刑，是因為他有他的使命。《史記》之所以被後人一代一代傳下去，成為一部非常有分量的書，首先就取決於司馬遷生命的分量。
司馬遷是這樣，對司馬遷作出如此精闢評價的沈從文先生，應該說他的生命也是非常有分量的。
我得到的很多間接教育，大多來自於沈從文。迄今為止，我只買過一個人的文集，這個人就是沈從文。
一部好的作品，不是“抓人”而是“放人”。意思也就是說，讀的時候，讓你浮想翩翩，不能自己，只能放下來，而後接著讀。沈從文的《邊城》，就是這樣的作品，我讀著讀者就走神，會想很多事兒，只能放下，然後接著讀。很多讀者見了我的面說，劉老師，您的作品讓我愛不釋手。一聽這話，我只能“呵呵”一笑。
我甚至將沈從文和魯迅先生作比較。沈從文重感性，魯迅重理性；沈從文柔軟，魯迅堅；沈從文風格憂鬱，魯迅風格沉鬱。
綜合比較，沈從文的氣場更適合我。
我知道沈從文的經歷，知道沈從文生命的分量是逐漸積累起來的，是逐漸加重的，才使他成為一個生命非常有分量的人。
沈從文連小學都沒有畢業，然後就當了“北漂”，到北京謀生活，靠寫作混口飯吃。有時候作品無法發表連吃的都沒有，住的地方也沒有，冬天穿著薄衣服挨凍，徐志摩看了，送給他一條圍巾，他非常的感恩。
沈從文的稿費拿不出來，他就去報館看發表了沒有，去要稿費。當時一家報社副刊的主編對他的作品非常看不上，當著沈從文的面將他的作品用漿糊粘起來，還粘得很長，並指責沈從文說，你這東西還想發表，只能當廢紙，並當場把他的稿子攢成一團扔到廢紙簍裡去了。
這對沈從文是多麼大的傷害和打擊，但是他沒有氣餒，反而更加刻苦，最終還是一步一步走上了文壇，一步一步被文壇認可。一個小學都沒上完的人，最後被聘為北京大學教寫作課的教授。
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本來要頒給沈從文先生，但當年的夏天，沈從文先生就過世了。沈從文先生與諾貝爾獎交臂而過，一直過了好多年，我國的莫言先生才得了諾貝爾獎。
總而言之，一個作家要寫出好的作品，生命就要有分量。一個作家，要不斷積累自己的分量，才能寫出好作品。
——轉自猛獁新聞，記者樑新慧根據劉慶邦先生演講整理
劉慶邦，1951年生，河南沈丘人。當過農民、礦工、記者。著有長篇小說《斷層》《黑白男女》，小說集《走窯漢》《梅妞放羊》《遍地白花》《響器》等。曾獲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等。根據其小說《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獲柏林電影節銀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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