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黨史文苑，作者：蘇振蘭。
原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上將，是人民軍隊的著名將領。他從一個農家少年成長為人民海軍司令員，是人民軍隊由小變大、以弱勝強的縮影。不過，他結緣蔚藍大海，主持大連海軍學校，卻是出乎他意料。劉華清上將曾說過：“我是山區長大的，以前從未見過大海。沒想到，30多歲後竟與大海結下了不解之緣。”
劉華清將軍
蕭勁光由衷地說：“劉華清同志搞政治工作有一套啊！”
1952年2月，時任人民解放軍第十軍副政委的劉華清，接到中央軍委通知，讓他立即飛赴北京，海軍司令員蕭勁光要找他談話。在簡要介紹了海軍建設情況後，蕭司令員問他：“劉華清同志，組織安排你到大連海校擔任副政委，你有什麼意見？”
劉華清沒有一點思想準備，一時猶豫不決：“對於海軍除感到有些高深莫測之外，更多的是覺得陌生，心裡沒底，擔心幹不好。”蕭司令員見他有些躊躇，沒等他把話說完，便接過話茬：“海軍建設對我們大家都是新課題，需要邊幹邊學習。你在西南軍政大學辦過學（筆者注：劉伯承兼校長，劉華清任過校黨委書記兼政治部副主任），打過仗，又年輕，這都是很好的條件。相信你一定能夠勝任。”蕭勁光一席話，劉華清調大連海校的事，就這樣定下來了。
早在海軍建軍之初，中央軍委就把創辦海軍學校擺在優先發展的位置。1949年春天，國民黨海軍“重慶”號、“靈甫”號軍艦相繼起義，適時組建人民海軍教育機構，對起義人員進行人民解放軍優良傳統教育，迅速提到中央軍委議事日程。同年5月，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安東（今丹東）海軍學校，由遼寧軍區司令員張學思（張學良之弟）擔任副校長。同時，中央軍委還授命張學思負責另行籌建一所正規的海軍學校。
1949年8月，張學思遠赴蘇聯考察，與蘇方洽談幫助中國創辦海軍學校事宜，並達成有關協議。11月，張學思向中央軍委呈送了《關於學校教育的初步意見》的報告，提出以安東海軍學校為基礎創辦大連海軍學校，中央軍委批覆迅速落實。11月22日，大連海軍學校正式創辦，蕭勁光兼任校長和政委，張學思任副校長兼副政委，胡綿弟任教育長，李東野任政治部主任，葉倫任訓練部長。海校坐落於大連市老虎灘畔，依山傍海，風景秀麗，加上優良的港口條件，很適合辦學和學員出海實習。
1950年2月1日，大連海校正式開學。學校設航海指揮和機電工程系，分別培養大學本科水平的水面艦艇航海、槍炮、魚水雷、觀通和機電等部門的部門長。12月，航海指揮系擴編為指揮分校，機電工程系擴編為機械分校。
1952年5月4日，劉華清正式到大連海軍學校上任，具體主管學校政治工作。初到任，劉華清就深入機關、教研室和學員隊調查研究瞭解情況：“雖然建校時間短，但學校在教學計劃、教學設備、行政管理等方面已有初步基礎。……然而學校畢竟還處在初創時期，基礎薄弱，教學制度不夠完善，教學經驗不成熟，教學設備也很少。……就連對‘為什麼辦學，怎樣辦學’這些重大問題，一些同志也存在模糊認識。”
思之再三，劉華清決定緊緊抓住海軍建軍路線，確保建校辦學的正確方向，那就是學校應該“以教學為中心”。對此，學校上下議論紛紛。有的認為，“以教學為中心”，就是以訓練部門為中心，降低了其他部門的地位和作用。有的政工幹部認為，學校提政治“保證教學”不對，會使政治工作變成“從屬地位”，“只起間接領導作用”，應該提領導教學才是“起直接領導作用”。有的認為，“一切以教學為中心”的提法應改為“不影響教學”。有的甚至認為，學校是“技術當道”，“黨氣低頭”。
為此，劉華清大會小會上大聲疾呼：“學校的政治工作，應以保證教學為基本任務。‘領導’或‘保證’的提法，其精神是一致的，問題在於工作效果。如果配合教學工作取得了成績，就既起到了‘保證’作用，也起到了‘領導’作用；如果站在教學業務之外，幹叫領導，不僅起不到直接領導作用，連間接領導作用也談不上。”
為發揮政治工作的保證作用，劉華清要求訓練部門應將各個時期的教學計劃、要求、目的和主要教學活動，向政工幹部和其他幹部傳達；在討論重要教學工作時，應吸收政治部門負責同志參加，政治部門討論有關保證教學工作也應吸收訓練部門負責同志參加。
採取這些措施後，海校很快總結出了學員入伍到畢業分配各個環節的政治工作經驗。接到海校的政治工作報告，蕭勁光由衷地說：“劉華清同志搞政治工作有一套啊！”
“乙種計劃培養的人才，在海軍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3年3月，張學思調任海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劉華清接任副校長兼副政委，主持日常工作，主要分管政治工作，兼管教學、管理和學校建設。這時，劉華清是海校的實際負責人，《蕭勁光回憶錄》明確指出：“張學思同志調任海軍副參謀長以後，劉華清任副校長兼副政委，主持學校工作。我雖然還掛名兼任校長，但由於海軍建設的攤子大了，大連海校的許多實際工作，便過問得少了。”
主持學校全面工作後，劉華清更加大刀闊斧，大抓教學工作，他擲地有聲地重申：“學校的根本任務，是培養具有高度政治覺悟、掌握現代海軍技術知識、具有堅強體魄和一定組織指揮能力的艦上初級幹部；學校一切工作，都是為著完成這個任務；學校工作的好壞，要以完成教學任務和質量為衡量標準。所以，學校應該一切以教學為中心，離開了教學工作，其他工作就失去了意義。”
在具體措施上，他主持制定了各級領導和機關幹部深入現場的工作制度，明確了幹部聽課、參加試講、審查教案講義、檢查教學日誌等各項規定；要求分校領導和訓練部長每天查看一次教學日誌，每週至少聽課四至六小時；對海上實習這樣的重大教學活動，規定分校、訓練部門領導要隨船出海，切實搞好對教學工作的組織領導。同時，對系、大隊、學員隊幹部以及機關教學參謀人員也作出相應規定。採取這些措施後，各部門抓教學的合力得到明顯增強，有力地促進了教學工作，很快形成了課堂講授、自習輔導、實驗和海上實習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
現代海軍是高科技軍種，需要吸收大量青年知識分子投身海軍建設。當時，對是否應該吸收廣大工農幹部入校學習，學校領導層有不同看法。
有的同志認為，工農幹部文化太低，很難學好海軍專業；也有的同志認為，海軍需要繼承和發揚我軍優良傳統，沒有一批經過戰爭考驗的工農幹部，就沒有戰鬥骨幹。劉華清出身工農，認為工農幹部也能幹海軍。劉華清主持學校黨委經過討論，統一了認識，確立了“向工農幹部開門”的方針，並制訂了本科四年制甲、乙兩種計劃。
甲種計劃，是培養學員有較高的技術和業務水平，不僅能勝任本職需要，而且在技術上具有研究和創造能力。乙種計劃，則不要求學員有很深的理論知識，但要有勝任本職的專業技術和應用知識的能力。乙種計劃，是為了向工農幹部開門，使他們有可能進入本科學習，為艦隊充實工農骨幹。
為實行四年制乙種計劃，學校黨委決定，適當延長工農幹部預科文化學習的時間，在教材內容上也適當進行調整。1953年10月，第一批預科學員結束文化學習，200餘人升入乙種計劃學習。乙種計劃實施中，最大的障礙是多數工農幹部學員文化程度低，學習跟不上。有的學員信心不足，甚至個別幹部、教員對工農幹部學習能力產生疑問。面對困難，劉華清迎難而上：“我們想了種種辦法，終於將乙種計劃堅持下來。”
實踐證明，工農幹部有豐富的鬥爭經歷和生活知識，接受事物的能力強，只要打下一定文化基礎且教學方法得當，學習業務技術也較快。“這屆工農幹部學員經過四年學習，分配到各艦隊、支隊或留校工作，頗受歡迎。後來，這些學員大都成了部隊骨幹，有的還擔任了艦隊、支隊和學校部、系領導。乙種計劃培養的人才，在海軍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應該說，在大連海校初創時期，蘇聯專家作出了重大貢獻。”
海校創建時，聘請了蘇聯專家近百人，學校的教學計劃、教學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等，全都由蘇聯專家制定；教材也是由蘇聯專家編寫，譯成中文後，再由海校的教員講，完全是蘇聯海軍辦學的模式。劉華清到海校工作後，蘇聯專家大部分已經回國，只有赫涅金、薩沃金科等10多位蘇聯專家還留在學校任顧問。
聘請蘇聯專家，是當時最切實可行的一條捷徑。但是，劉華清到任不久，就發現一個很突出的問題：“在向蘇聯專家學習上，認識分歧很大。”
一種態度是崇拜英美，瞧不起蘇聯科技。在一些地方大學聘來的教授和教員眼裡，蘇聯是政治第一，英美則技術第一。認為蘇聯的科技比不上英美，學習不虛心、不主動，蘇聯專家來了就問，不來就不問，有時與專家談問題還嫌麻煩。有些原國民黨海軍人員，表面上對蘇聯專家敷衍恭維，內心裡卻認為自己肚裡有貨，不向專家學也行。學校的領導、幹部和教員大多是從陸軍調來的，一些人有明顯的經驗主義和遊擊習氣，雖然承認自己不懂海軍技術，卻認為在其他方面有一套，不願向專家學習。有些學員也對向蘇聯學習抱懷疑態度。
另一種態度是向蘇聯學習就要全面學，“不走樣”，不僅學技術知識，也要學習其他的方方面面。
還有同志認為，學蘇聯不能什麼都學，特別是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工作和教學方法等方面，應該結合我軍情況有選擇地學。
由於思想不統一，影響了向專家學習的效果和專家作用的發揮。
面對意見分歧，劉華清沒有急於表態，而是分析了造成這個問題的癥結：“我覺得，在向蘇聯專家學習的問題上，學校有點放任自流，缺乏組織計劃，要求不夠明確具體。正因為如此，大多數人沒有組織起來認真向蘇聯專家學習。少數教員雖然向蘇聯專家學了一些海軍專業知識，但也缺少系統的整理和分析。”當時，蘇聯專家評價說：“學習帶著機械性與形式主義，沒有進一步學習實質，許多問題只學怎樣做，不學為什麼這樣做。”
找準了問題才好對症下藥。於是，劉華清多次在全校會議上強調向蘇聯學習的意義和必要性，語重心長地提示大家：蘇聯海軍經受了二次大戰的洗禮，打敗了德國法西斯海軍，有30多年的海軍建設經驗和系統的軍事科學理論。我國海軍白手起家，英美等西方國家又對我們採取敵視態度，搞封鎖，我們不向蘇聯學又向誰學？
劉華清要求大家，必須端正學習態度，克服經驗主義、遊擊習氣，糾正不虛心、不主動等偏向。有組織、有計劃、有分工地向蘇聯專家學習，既要學習蘇聯的軍事科學理論、海軍技術，也要學習組織教學工作的經驗，學習蘇聯專家認真負責、敢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以及保守國家軍隊祕密的優良作風。學習中，劉華清也注意有所選擇、有所甄別。例如，蘇聯專家認為學校的政治學習時間太多，劉華清就向他們說明：“我國新政權建立不久，社會情況複雜，特別是海軍初建，有來自各方面的人員，不提高海軍幹部的政治水平是不行的。”最終，蘇聯專家表示理解。同時，在制定和完善學校規章制度時，劉華清也注意結合我軍實際情況，防止脫離實際的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
經過教育，兩個分校都檢討了過去向蘇聯學習不夠的地方，糾正了缺點，並對蘇聯專家編寫的教材進行整理、校對。學校成立了專家辦公室，擬定了辦公室工作條例，排定了與專家商談問題的日程。在實驗室建設、制訂教學計劃和教學提綱等方面，都徵求專家的意見，與他們共同研究。學校還舉辦了俄文速成班，學科組的教員踴躍參加學習。一時間，教員找專家研究問題也多了。
蘇聯專家忙起來了，感到時間不夠用，積極性也充分調動起來。回憶主持海校工作，劉華清說過：“應該說，在大連海校初創時期，蘇聯專家作出了重大貢獻。”
“對於原國民黨海軍人員，要大膽地、放心地使用！”
在主持海校工作中，劉華清也注意充分發揮原國民黨海軍人員的作用。大連海校創辦時，安東海軍學校的大部分人員調到了大連海校。其中主要是原“重慶”艦的起義人員，也有少數原“靈甫”“長治”等艦的起義人員，他們大多分配到各教研室當教員或到機關工作。
對於他們，劉華清態度很明確：“我們實行的是團結和改造的政策。他們有的接受過西方海軍教育，有一定的技術業務知識，政治上也要求進步，靠近組織，願意接受改造，願意為人民海軍事業努力工作，但思想上往往存有不同程度的舊意識。我們一方面加強他們的政治理論學習和解放軍優良傳統教育，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另一方面，則根據個人優長，安排適當工作。”後來，有一些人擔任了系、教研室、機關和學員隊的領導工作。
但是，有些工農幹部對國民黨起義人員仍抱有成見，對他們提出的業務進修、提供參考資料等要求不去注意解決，對他們的家屬工作、子女上學和醫療等問題的解決也缺乏主動，尤其在政治上關心不夠，思想教育不夠及時。有些領導對他們比較冷淡，不敢大膽放手使用，在政治運動中也是對他們批評多、耐心幫助少。因此，一些原海軍人員向劉華清反映，學校對他們“政治上不夠關心”，“感到自己政治上落後了”，“一到黨日，精神上苦悶不安，無所事事”，甚至懷疑組織上不信任，擔心今後的前途。
針對這個問題，劉華清態度堅決：“發揮國民黨起義人員的積極作用，這是我黨的一貫政策。劉伯承同志辦西南軍大，就大膽起用國民黨起義人員。現在，他在南京辦軍事學院，教員中有許多國民黨起義人員。講起歷史上的罪惡，國民黨海軍人員比陸軍、空軍人員輕得多了！對於原國民黨海軍人員，要大膽地、放心地使用！”同時，他領導學校黨委專門進行了研究，統一思想認識，做出了關於團結和改造原海軍人員的決定：要求各級黨委在廣大幹部、黨員中深入進行團結和改造原海軍人員的政策教育，以消除對原海軍人員的牴觸情緒和各種思想顧慮；要用原海軍人員的現實表現和對海校建設的重大貢獻，說明他們不僅是團結改造的對象，更是學校建設的寶貴財富，必須主動去團結幫助他們。要求兩個分校要認真搞好對原海軍人員的業務培訓工作，訂出計劃，保障時間，訂購資料，組織講座，儘快提高他們的任教能力。同時，加大思想政治工作力度。組織好經常性的政治學習，要求每月召開一次座談會，每個領導幹部每月要同一至兩名原海軍人員談話，兩個月組織一次有關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的問題報告會。注重從政治上培養提高，關注他們的進步；從工作、生活上多關心，及時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必要時可以給予特殊照顧。
此決定一出，各級黨委、廣大幹部黨員和原海軍人員衷心擁護，問題很快得到了解決。原海軍人員中的先進分子，有的被選拔到領導崗位，有的被吸收入黨，有的被評為工作模範。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也得到一定改善。他們切身感受到了組織的關心，工作更加積極努力，思想改造也更加主動自覺，為海校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1953年，朱德總司令、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先後到海校視察，劉華清陪同他們視察了實習艦艇大隊，並乘登陸艦駛出大山島外，觀看大連港區，“朱總司令和劉院長對海校和實習艦艇大隊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談話中，劉華清又和劉伯承討論起了對國民黨起義人員的使用問題。
“一旦要去中遠海，需較大的實習艦艇才行。”
劉華清有一句名言：“未識海上風浪的水兵，算不得真正的海軍。”
主持海校工作期間，每學年他都要組織學員進行12周的海上實習，把學員拉出去，經受風浪的洗禮。實習海區通常在大連、旅順海區和外長山列島、大連灣；遠的則從大連出發，環渤海灣經煙臺、威海，再從青島返回；有時也經連雲港到長江口返回。
海上實習內容除航海、槍炮、魚水雷、觀通、艦操、船藝、機電等課目外，第一學年要實習水兵戰鬥和日常勤務，第二學年要實習班長的戰鬥和日常勤務，第三學年要實習軍士長和部門長的組織指揮並擔任艦值更和艦值日。三年實習，使學員經歷水兵、班長到軍士長、部門長各個崗位的全過程，畢業後，經過短期見習，便可勝任本職工作。
1953年夏天，劉華清帶領第一、第二分校學員進行了一次海上實習，兩個分校的副校長也隨艦出海，這也是劉華清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出海。
這次的實習海區在渤海灣和青島附近。上艦後，劉華清和分校、實習艦領導一起，研究檢查了學員的實習課目和生活具體安排，並和學員一起住在登陸艦上。艦長要把住艙讓出來給他住，他謝絕了：“艦長室只能你住，這是工作需要。”見他態度堅決，艦長只好安排他住在軍官艙。“軍官艙也是袖珍型的，三平方米多一點，艙內有張一米寬的床鋪，還有張小桌子、一個小洗臉池和一個小衣櫃，佈置得很緊湊。”
第二天一早，登陸艦離開大連港，開始了海上實習航行。開始幾天天氣很好，風平浪靜，以後遇到一些風浪，也不是很大。登陸艦在內海灣來回航行，實習天文航海、地文航海等課目。教員講課，劉華清跟著學員聽。學員操作，他也跟著看、學著做，學習如何利用目標測定艦位、用六分儀測天計算艦位。
航行時，劉華清還和學員一起到機艙實習。機艙溫度高達40—50度，通風條件不好，非常悶熱，噪音也大，他和艦員、教員和學員儘管一個個汗流浹背，卻都很認真。艦上淡水很少，晚上，他和學員一樣，只能用少量水擦擦身子。
航行到蓬萊、煙臺、威海時，劉華清組織學員到岸上參觀，瞭解地方社情民情。到著名的劉公島參觀時，他還請當地駐軍介紹當年的甲午海戰，對學員進行熱愛海洋、保衛海疆的愛國主義教育。
出海實習，學員的體力消耗很大，劉華清要求把伙食搞好。當時，艦灶伙食費標準是每人每天兩元多人民幣，主副食價格都較便宜，伙食很好，每週還有兩次會餐。由於天氣炎熱，加上疲勞，學員一般吃得不多。特別是遇到風浪，有些學員暈船嘔吐，再好的飯菜也吃不下，不想吃。這時，劉華清動員學員吃飯，多吃東西。因為在暈船時，吃飯不只是為了充飢，而且是為了胃裡有東西可吐。只要有東西可吐，就不會傷身體。
老水兵、老學員習慣了海上生活，不易暈船，即使暈船，也會對付，不把它當一回事。劉華清雖然是個老兵，但不是老水兵，他說：“老天爺不會關照我，也讓我很好地體會了一下海上暈船的滋味。”
有一天，登陸艦從威海去青島，途中遇到了七八級大風。大海發怒了，大浪一個接一個，海水從艦首一直打到駕駛臺。登陸艦艦底較平，同樣的風浪，搖擺起來比其他戰鬥艦艇大。這一次算是遇到了大風大浪，艦體一下抬上浪峰，一下拋進波谷，艦體橫向傾斜達30多度，大多數艦員和學員嘔吐了。劉華清也吐了，但還是堅持來到廣播室，鼓勵大家在大風大浪中鍛鍊自己，以堅強的毅力征服風浪。
登陸艦迎著風浪，勉強駛過了成山角。這時，風浪越來越大，艦體在咯咯作響，似乎要斷裂。這時，實習艦艇大隊領導請示劉華清：風浪太大，為了安全，最好返回威海。最終，實習艦艇返抵威海，等大風過後再去青島。
對於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出海，劉華清印象深刻：“這次出海，讓我初次認識了大海，體會了海上生活的艱苦。我想，這只是近海和內海的實習，一旦要去中遠海，需較大的實習艦艇才行。”這個願望30多年後才得以實現。劉華清任海軍司令員後，沒有忘記第一次出海實習的窘況，便下決心建造了5000噸級的“鄭和”號航海訓練艦，後又建造了“世昌”號，專門擔任海軍院校學員海上實習任務。從此，學員海上實習條件才得到真正改善。
1954年4月，中央軍委命令，大連海軍學校總校撤銷，兩個分校則分別組成海軍指揮學校和海軍機械學校。劉華清也接到海軍通知，準備去蘇聯學習海軍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