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客觀公正的記錄歷史，並傳承後世？這個史官的責任。如何將傳承下來的材料整理編撰，以供今人之資鑑？這是歷史學家的責任。史家包括但不限於官方學者。當後學發覺前人所錄一事兩說的時候，出現了“疑古派”，以辨別古史真偽為治學目的，又稱作“古史辨派”。
疑古思潮古以有之，先秦諸子有名言如《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對於文獻記載，不能全信也不能全然不信，這是一種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辯證思維。然則那些可信？那些不可信？這需要專業的學術修養來論證。唐代的劉知己在《史通》中提出：史學家應具史才、史學與史識。
史才，不僅僅是說個人先天才具，更具體的指向是辭章之學。有見識而無文采的史家，只能像是茶壺裡煮餃子。而這種文采又不能追求文學修飾浮誇之風，需得以簡潔、明晰、準確的文字來表達。
史學，是作為史家必須熟知的歷史專業知識存在。如果說一個人的“史才”有賴於天賦，則史學和史識是可以通過後天努力學習得以提升。史學以博學多識為要點，具備前兩者尚算是合格，而要成為一名優秀的史家，全賴見識的深淺。先有學，而後有識，二者相輔相成，不能 “以論代史”，而要“論從史出”。
大約是清代史家三才具備，而“心術”上除了問題。故此章學誠在“史家三才”之外另加一“史德”，史家要以“直書”為德，不媚權貴，不阿威嚴，大有孟夫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情懷。忠實於歷史，實事求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不作偽史，不證偽事。
誠如是哉，泱泱中華不當有偽史、偽事、偽書傳世，很顯然道德標準高了跟不設標準沒什麼兩樣，反正沒人能做到，我們不應該將客觀存在的時期歸過於前人的心術和史德上面。這是對自己言論的不負責任，也是對前輩史家的不負責任，很多時期是客觀存在的。
偽書以官方權威認定的經典傳世，偽事以聖人之言論立證，偽史辨已經成了今人無法繞開的話題。歷史作為一門學科是與歷史故事有著本質區別的，雖然都是在講述過往。歷史強調的是“歷”，是先民切切實實經歷過的事情，必須有客觀可信的依據作為支撐。而歷史故事如同神話傳說、童話寓言一般，可以通過想象力來完成。前者在講事實，後者在論道理。二者之間的分別不可不察。
作為曾經發生過的時期，先民經歷過的事情，其真相是唯一的。故此對歷史真相的認知，不可能出現二者相悖的說辭來。今人對歷史的考證，信史只能是越證明越真實，能被推翻的是偽史，以及偽史資料下形成的錯誤歷史觀。真相不會因懷疑而改變，質疑精神和批評態度才是新思潮的核心精神。
在《答劉、胡兩先生書》中，顧頡剛提出要打破四個觀念：（一）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在史記中，歷任領袖都是出自黃帝系，究其實商人有商人的祖先，周人有周人的祖先，早期的政治體並不認為他們同出一脈。（二）打破地域向來統一的觀念。偽古史中認為黃帝時期已經有了“四至”，《禹貢》也有九州說，然則事實是商周對四夷蠻荒之地並未涉足，商代以“邦畿千里”，周代以分封鎮壓諸侯，秦代第一次完成了疆域上的大一統。（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古人對人和神沒有明顯的分界，上古人神混雜，人獸同居，這是偽史材料下的歷史觀，而信史要將神話歸於神話，傳說歸於傳說，探尋真正可信可證歷史的開端。（四）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神話中的天神本身宗教祭祀行為，可以按宗教史來研究，而“神”的人化造就了上古為人類歷史黃金時期的假象。以古王壓今王，以王功聖道來談論現實中的功業這是東周政治家和先秦諸子的傑作。
唯物主義的歷史觀首先是符合唯物主義發展觀的：萬事萬物均是由小到大，有少到多，由簡單到複雜的一個波折前進過程。而人類社會這一發展取決於不同時期的“生產力水平”，國家政體的本質是“生產關係”，生產力發展促進生產關係的形成，生產關係又對生產力起到反作用，一旦二者之間無法調和，要麼變法，要麼革命。商鞅變法的本質是對古老落後的生產關係進行變更，三家分晉，田代姜齊是生產關係的重新劃分。
疑古考辨的本質不是要推翻歷史，這是很容易被人誤解之處。歷史真實存在，任誰也退不翻。疑古是要質疑傳統歷史中不可靠的說法，不可信的說辭，辨偽存真，還歷史一個真相，真正能被推翻的是對歷史的錯誤認知和不正確的歷史。如果傳統歷史觀既不符合歷史真相，又不能促使對真相的探討，還有必要守衛著一個“虛偽的謊言”而拒絕信知新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