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寧《漢唐小說與傳記論考》分三編，一是通論，二是專論，三是文本輯考，三部分均兼顧小說、傳記兩方面。這是他的認識，當然也會引起不同的議論：小說與傳記雖皆屬於敘述的文學，但前者可以虛構，可以編造，可以道聽途說，可以浮想聯翩，而後者則要求實錄，要求真相，反對虛諛，更不能容忍文過飾非。那麼認真說起來，小說與傳記畢竟還不能畫等號，還不是一件事。對此，羅寧的認識是清楚的，他認真討論文傳的源流和變化，討論家傳的體制和演變，並在評論朱東潤先生《八代傳敘文學述論》時討論傳記、傳敘的同異和名實，繼而在考訂《鄴侯家傳》與《鄴侯外傳》文本流傳時，斟酌今人認為二書本為一書或本為二書諸說後，認為“《外傳》是《家傳》的改寫本，並且融入了其他材料，不能將它們混為一談”。揭示這些改寫和增飾，梳理從家傳演化為小說的過程，羅寧的考辨廣徵文獻，結論令人信服。
正因為羅寧廣徵文獻，提供了《鄴侯家傳》作者李繁的生平輪廓、《鄴侯家傳》的成書和流傳文本，以及此書存世佚文的基本情況，更引起我繼續探究的巨大興趣。
"羅寧《漢唐小說與傳記論考》分三編，一是通論，二是專論，三是文本輯考，三部分均兼顧小說、傳記兩方面。這是他的認識，當然也會引起不同的議論：小說與傳記雖皆屬於敘述的文學，但前者可以虛構，可以編造，可以道聽途說，可以浮想聯翩，而後者則要求實錄，要求真相，反對虛諛，更不能容忍文過飾非。那麼認真說起來，小說與傳記畢竟還不能畫等號，還不是一件事。對此，羅寧的認識是清楚的，他認真討論文傳的源流和變化，討論家傳的體制和演變，並在評論朱東潤先生《八代傳敘文學述論》時討論傳記、傳敘的同異和名實，繼而在考訂《鄴侯家傳》與《鄴侯外傳》文本流傳時，斟酌今人認為二書本為一書或本為二書諸說後，認為“《外傳》是《家傳》的改寫本，並且融入了其他材料，不能將它們混為一談”。揭示這些改寫和增飾，梳理從家傳演化為小說的過程，羅寧的考辨廣徵文獻，結論令人信服。
正因為羅寧廣徵文獻，提供了《鄴侯家傳》作者李繁的生平輪廓、《鄴侯家傳》的成書和流傳文本，以及此書存世佚文的基本情況，更引起我繼續探究的巨大興趣。
李泌，世稱李鄴侯
官二代李繁是個怎樣的人？
《鄴侯家傳》作者李繁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兩《唐書》皆附其傳於其父李泌傳後，除冤死一節外，頗多惡行，其尤者則“漏言裴延齡以誤陽城，師事樑肅而烝其室”。前者據說為貞元十一年春事，名臣陸贄罷相後兩度上奏言權臣裴延齡奸佞，德宗右裴而黜陸。陽城是享天下清名的名士，被李泌推薦為諫官後，久不進言，乃至新進士韓愈作《爭臣論》規諫而無效，但此時卻拍案而起，為陸贄伏閣切諫，事方得緩，城亦得直臣之名。較早記錄此事者，唐末柳玭《柳氏敘訓》雲：“李相國泌居相位，請徵陽道州為諫議大夫。陽既至，亦甚銜恩。未幾，李薨於相位，其子蘩居喪，與陽並居。陽將獻疏斥裴延齡之惡，嗜酒目昏，以恩故子弟待蘩，召之寫疏。蘩強記，絕筆誦於口，錄以呈延齡，遞奏之雲：‘城將此疏行於朝數日矣。’道州疏入，德宗已得延齡稿，震怒，俄斥道州，竟不反。”（見《戒子通錄》卷二引）但仔細推敲，頗多疑問，即“獻疏斥裴延齡之惡”者為陸贄，陽城因陸贄被貶仗義伏閣，亦不存在多日前即將奏疏示人之理。且亦不因此事貶道州，其間尚有轉國子司業一任。烝樑肅妾事，就較難追究了。今可知者，李泌貞元五年卒於相位，次年德宗思及泌之為人，囑其家編成文集二十卷，由樑肅作序以傳。其時李繁與樑肅肯定有許多過從。樑肅卒後，其遺妾是否因情而與李繁有染，無從追究。但身兼陸贄知貢舉時門生和樑肅古文傳人兩重身分的韓愈，對李繁的態度，或者可以提供參考。
韓愈《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餘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為丞相言，雖懇不見錄。送行過滻水，東望不轉目。今子從之遊，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魚，矯翮逐黃鵠。勉為新詩章，月寄三四幅。”詩作於韓愈去世前一年即長慶三年（823），當時李繁約五十餘歲，即生於大曆中期，為李泌五十後所生子。李泌去世後李繁襲其爵，故此處鄴侯為李繁而非李泌。詩稱其家多藏書，為人尤博學而強記，聖賢文章經典充實於胸中。諸葛覺即僧淡然，孟郊作《送淡公》十二首，敘彼此繾惓之情，韓愈也曾作詩《嘲鼾睡》戲謔。上引詩認為他得與李繁遊，“學問得所欲”，上天入海均可從心所欲，對其人其學評價都很高。韓愈又作《處州孔子廟銘》，稱讚李繁到任處州，立即修復孔子廟，既塑顏回、子夏等七十二人像，又以歷代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揚雄、鄭玄等數十人圖於壁，簡直就是韓愈《原道》崇儒主張的實踐者。韓愈因此而點贊：“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在這裡都看到韓愈對李繁的由衷讚美，展示李繁為人的另一面。但前詩也透露出，李繁雖為故相之子，在京城有舊廬，似乎與朝中多官關係極其疏遠，原因不明，或與其早年失德有關。中唐存世詩文為數極大，就我閱讀所知，與李繁有詩文來往者實屬寥寥。以李繁之博學多才，不至如此吧，然確實如此。
李繁的著作，除《鄴侯家傳》外，至少還有三種。
一是《北荒君長錄》三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於史部地理類，僅見《資治通鑑考異》卷一九引及過貞元四年回紇請改回鶻一例，無從知其書之全貌，就書名推測應是有關北邊民族歷史或君長世系之專著。
二是《玄聖蘧廬》一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於子部道家類，僅見宋初名臣晁迥在其三部著作中引及此書。《法藏碎金錄》卷一引其序雲：“冀深信照之，能度苦厄，又知有以常相見，不在於眼界。”同書卷二引及其書凡十六篇，有《心宗》第十一、《不動》第十二、《夢覺》第十三、《聞思》第十四，謂其宗旨為“開心宗之性，示不動之體，悟夢覺之真，入聞思之寂”，贊其“鹹有妙旨”，受其啟發而“朝夕趣向，事理親切”。卷五引其解《心經》語“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認為“此語意存誠，入道足矣”。卷七贊其“不動之心，可以習成”之說。《昭德新編》卷下雲其引《法華經》十六字“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是也”，贊其“內外典故證據甚明，談功徳者當如是解”。《道院集要》卷二引其對心法的認識，舉鸚鵡可以得道證眾生平等。凡此皆知李繁深信佛法，妙契禪趣。《通志•藝文略》著錄此書一卷前，又有《禪關八問》一卷，或亦繁撰。
三是《大唐說纂》四卷，《崇文總目》作《唐說纂》。宋洪邁《容齋四筆》卷八雲：“予家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為簡要，新史大抵採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公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儆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後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為宮相，以輔翊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則雲此書“不著名氏，分門類事若《世說》，止有十二門，恐非全書”。可知僅此。王方慶勸武后歸唐嗣事，也與一般認為狄仁傑事有所不同。
以上三書雖皆不存，片斷遺存可略知李繁之性情趣向及學識興味。但他影響最大的著作還是《鄴侯家傳》，其成書也頗具悲壯色彩。
《鄴侯家傳》是如何寫成的？
李繁被處決在文宗大和三年十一月十日，《舊唐書•文宗紀》所載很明確。其涉罪事由，《舊唐書》本傳載為任亳州刺史時，“州境嘗有群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累政擒捕不獲，繁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盡加誅斬，時議責繁以不先啟聞廉使，涉於擅興之罪”，偏偏又遇上以嚴苛著稱的御史中丞溫造，派遣與李繁有嫌隙而銳於生事的御史舒元輿來處置，於是羅織成大獄，李繁終難逃一死。舒元輿是唐後期有名的古文家，也是甘露事變中被族誅的四相之一。
有關李繁一案的原始文案不存，無法究詰真相如何。元輿有名的寓言小品《養狸述》就認為國多鼠竊必然“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他即以勇於捕鼠之狸自負，當其在位即以“止遏”、“暴橫”自任。他存詩僅數首，但有一組到坊州按獄的詩作，認為“真非既巧飾，偽意乃深韜。去惡猶農夫，稂莠須耘薅。恢恢布疏網，罪者何由逃”。“寄謝守土臣，努力清郡曹。”即陷獄者的解釋都是偽言巧飾，他以農夫去惡草的態度佈下恢恢法網，決不允許遁逃。我比較傾向他是一位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酷吏，李繁進了他的羅網，實在很不幸。舒元輿的理想和峻急很快得到回報，不到四十歲就入相，任相月餘就身陷大逆，完成惡惡相報的循環。
李繁入獄時間無從確定，但從舒元輿出使坊州六旬結案來推測，李繁從亳州案發到解送京兆待判，先後大約會有幾個月時間。不管李繁的錯誤有多嚴重，其實最多是綏靖地方用法過度的罪錯，《舊唐書》本傳說“時人冤之”，時任陝虢觀察使王起進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但李繁仍難逃一死。在個人生死未卜之際，李繁想到的是用最後的時間記錄父親的傳奇人生和卓越實踐，用最簡陋的紙筆記錄自己所知的一切。這應是讀《鄴侯家傳》者應知的背景。
從另一立場說，這時李繁大約六十歲，其父李泌去世已經四十年，他所能回憶而敘寫的，只能是四十年前，自己不足二十歲之際，父親所告知的內容。一個人如果晚年寫回憶錄，追憶四十年前的往事，模糊錯訛必不可避免，何況要追述自己年輕而心智未成熟時所聽聞於父親的敘述，加上陷獄而生死不測的冤抑，有意弘傳父親論政處事之功業，獄中又無法查證國史實錄，其偏頗失實當然無法避免。
《鄴侯家傳》究竟是一本什麼書？
雖然《鄴侯家傳》很偶然地得以保存到宋代，但評價之兩極，也達到極致。
激賞此書者首推司馬光，《資治通鑑》據本書節寫入書的篇幅極大，據我所作不完全精確的統計，多達一萬七千多字，並在《考異》中引錄幾十則，對該書內容與他書記載有歧異者加以考辨。《鄴侯家傳》全書十卷，若推算全書字數在十萬字左右，司馬光習慣對原文都有節略，也就是說幾乎將全書中論政精彩的部分都採擷入編。雖然司馬光在李泌去世時雲：“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有些為自己解釋，但也透露《鄴侯家傳》的記載，唐時或司馬光當時，相信的人並不多，但司馬光將其談“神仙詭誕”部分剔除後，仍深加採信。
與司馬光看法不同的是，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下《韓魏公家傳》提要認為：“如李繁錄其父泌，崔胤記其父慎由，事悉鑿空妄言，前世謂此等無異莊周鮒魚之辭，賈生鵩鳥之對者也。而《唐書》皆取之，以亂正史。”又引宋祁說謂其書“浮侈”。洪邁《容齋四筆》卷一一認為：“又有子孫述先德，敘家世，如李繁《鄴侯傳》《柳氏序訓》《魏公家傳》之類，隱己之惡，攘人之善，並多溢美，故匪信書。”讀書很仔細的陳振孫已經發現韓愈對李繁“拳拳”之情，但仍認為陷陽城而烝樑妾二事之所為“殆非人類”，按照那時通行的道德決定一切的原則，認為“韓公無乃溢美，而所述其父事，庸可盡信乎”？他們都讀過原書，所評應皆屬有識。
"羅寧《漢唐小說與傳記論考》分三編，一是通論，二是專論，三是文本輯考，三部分均兼顧小說、傳記兩方面。這是他的認識，當然也會引起不同的議論：小說與傳記雖皆屬於敘述的文學，但前者可以虛構，可以編造，可以道聽途說，可以浮想聯翩，而後者則要求實錄，要求真相，反對虛諛，更不能容忍文過飾非。那麼認真說起來，小說與傳記畢竟還不能畫等號，還不是一件事。對此，羅寧的認識是清楚的，他認真討論文傳的源流和變化，討論家傳的體制和演變，並在評論朱東潤先生《八代傳敘文學述論》時討論傳記、傳敘的同異和名實，繼而在考訂《鄴侯家傳》與《鄴侯外傳》文本流傳時，斟酌今人認為二書本為一書或本為二書諸說後，認為“《外傳》是《家傳》的改寫本，並且融入了其他材料，不能將它們混為一談”。揭示這些改寫和增飾，梳理從家傳演化為小說的過程，羅寧的考辨廣徵文獻，結論令人信服。
正因為羅寧廣徵文獻，提供了《鄴侯家傳》作者李繁的生平輪廓、《鄴侯家傳》的成書和流傳文本，以及此書存世佚文的基本情況，更引起我繼續探究的巨大興趣。
李泌，世稱李鄴侯
官二代李繁是個怎樣的人？
《鄴侯家傳》作者李繁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兩《唐書》皆附其傳於其父李泌傳後，除冤死一節外，頗多惡行，其尤者則“漏言裴延齡以誤陽城，師事樑肅而烝其室”。前者據說為貞元十一年春事，名臣陸贄罷相後兩度上奏言權臣裴延齡奸佞，德宗右裴而黜陸。陽城是享天下清名的名士，被李泌推薦為諫官後，久不進言，乃至新進士韓愈作《爭臣論》規諫而無效，但此時卻拍案而起，為陸贄伏閣切諫，事方得緩，城亦得直臣之名。較早記錄此事者，唐末柳玭《柳氏敘訓》雲：“李相國泌居相位，請徵陽道州為諫議大夫。陽既至，亦甚銜恩。未幾，李薨於相位，其子蘩居喪，與陽並居。陽將獻疏斥裴延齡之惡，嗜酒目昏，以恩故子弟待蘩，召之寫疏。蘩強記，絕筆誦於口，錄以呈延齡，遞奏之雲：‘城將此疏行於朝數日矣。’道州疏入，德宗已得延齡稿，震怒，俄斥道州，竟不反。”（見《戒子通錄》卷二引）但仔細推敲，頗多疑問，即“獻疏斥裴延齡之惡”者為陸贄，陽城因陸贄被貶仗義伏閣，亦不存在多日前即將奏疏示人之理。且亦不因此事貶道州，其間尚有轉國子司業一任。烝樑肅妾事，就較難追究了。今可知者，李泌貞元五年卒於相位，次年德宗思及泌之為人，囑其家編成文集二十卷，由樑肅作序以傳。其時李繁與樑肅肯定有許多過從。樑肅卒後，其遺妾是否因情而與李繁有染，無從追究。但身兼陸贄知貢舉時門生和樑肅古文傳人兩重身分的韓愈，對李繁的態度，或者可以提供參考。
韓愈《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餘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為丞相言，雖懇不見錄。送行過滻水，東望不轉目。今子從之遊，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魚，矯翮逐黃鵠。勉為新詩章，月寄三四幅。”詩作於韓愈去世前一年即長慶三年（823），當時李繁約五十餘歲，即生於大曆中期，為李泌五十後所生子。李泌去世後李繁襲其爵，故此處鄴侯為李繁而非李泌。詩稱其家多藏書，為人尤博學而強記，聖賢文章經典充實於胸中。諸葛覺即僧淡然，孟郊作《送淡公》十二首，敘彼此繾惓之情，韓愈也曾作詩《嘲鼾睡》戲謔。上引詩認為他得與李繁遊，“學問得所欲”，上天入海均可從心所欲，對其人其學評價都很高。韓愈又作《處州孔子廟銘》，稱讚李繁到任處州，立即修復孔子廟，既塑顏回、子夏等七十二人像，又以歷代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揚雄、鄭玄等數十人圖於壁，簡直就是韓愈《原道》崇儒主張的實踐者。韓愈因此而點贊：“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在這裡都看到韓愈對李繁的由衷讚美，展示李繁為人的另一面。但前詩也透露出，李繁雖為故相之子，在京城有舊廬，似乎與朝中多官關係極其疏遠，原因不明，或與其早年失德有關。中唐存世詩文為數極大，就我閱讀所知，與李繁有詩文來往者實屬寥寥。以李繁之博學多才，不至如此吧，然確實如此。
李繁的著作，除《鄴侯家傳》外，至少還有三種。
一是《北荒君長錄》三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於史部地理類，僅見《資治通鑑考異》卷一九引及過貞元四年回紇請改回鶻一例，無從知其書之全貌，就書名推測應是有關北邊民族歷史或君長世系之專著。
二是《玄聖蘧廬》一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於子部道家類，僅見宋初名臣晁迥在其三部著作中引及此書。《法藏碎金錄》卷一引其序雲：“冀深信照之，能度苦厄，又知有以常相見，不在於眼界。”同書卷二引及其書凡十六篇，有《心宗》第十一、《不動》第十二、《夢覺》第十三、《聞思》第十四，謂其宗旨為“開心宗之性，示不動之體，悟夢覺之真，入聞思之寂”，贊其“鹹有妙旨”，受其啟發而“朝夕趣向，事理親切”。卷五引其解《心經》語“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認為“此語意存誠，入道足矣”。卷七贊其“不動之心，可以習成”之說。《昭德新編》卷下雲其引《法華經》十六字“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是也”，贊其“內外典故證據甚明，談功徳者當如是解”。《道院集要》卷二引其對心法的認識，舉鸚鵡可以得道證眾生平等。凡此皆知李繁深信佛法，妙契禪趣。《通志•藝文略》著錄此書一卷前，又有《禪關八問》一卷，或亦繁撰。
三是《大唐說纂》四卷，《崇文總目》作《唐說纂》。宋洪邁《容齋四筆》卷八雲：“予家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為簡要，新史大抵採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公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儆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後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為宮相，以輔翊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則雲此書“不著名氏，分門類事若《世說》，止有十二門，恐非全書”。可知僅此。王方慶勸武后歸唐嗣事，也與一般認為狄仁傑事有所不同。
以上三書雖皆不存，片斷遺存可略知李繁之性情趣向及學識興味。但他影響最大的著作還是《鄴侯家傳》，其成書也頗具悲壯色彩。
《鄴侯家傳》是如何寫成的？
李繁被處決在文宗大和三年十一月十日，《舊唐書•文宗紀》所載很明確。其涉罪事由，《舊唐書》本傳載為任亳州刺史時，“州境嘗有群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累政擒捕不獲，繁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盡加誅斬，時議責繁以不先啟聞廉使，涉於擅興之罪”，偏偏又遇上以嚴苛著稱的御史中丞溫造，派遣與李繁有嫌隙而銳於生事的御史舒元輿來處置，於是羅織成大獄，李繁終難逃一死。舒元輿是唐後期有名的古文家，也是甘露事變中被族誅的四相之一。
有關李繁一案的原始文案不存，無法究詰真相如何。元輿有名的寓言小品《養狸述》就認為國多鼠竊必然“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他即以勇於捕鼠之狸自負，當其在位即以“止遏”、“暴橫”自任。他存詩僅數首，但有一組到坊州按獄的詩作，認為“真非既巧飾，偽意乃深韜。去惡猶農夫，稂莠須耘薅。恢恢布疏網，罪者何由逃”。“寄謝守土臣，努力清郡曹。”即陷獄者的解釋都是偽言巧飾，他以農夫去惡草的態度佈下恢恢法網，決不允許遁逃。我比較傾向他是一位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酷吏，李繁進了他的羅網，實在很不幸。舒元輿的理想和峻急很快得到回報，不到四十歲就入相，任相月餘就身陷大逆，完成惡惡相報的循環。
李繁入獄時間無從確定，但從舒元輿出使坊州六旬結案來推測，李繁從亳州案發到解送京兆待判，先後大約會有幾個月時間。不管李繁的錯誤有多嚴重，其實最多是綏靖地方用法過度的罪錯，《舊唐書》本傳說“時人冤之”，時任陝虢觀察使王起進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但李繁仍難逃一死。在個人生死未卜之際，李繁想到的是用最後的時間記錄父親的傳奇人生和卓越實踐，用最簡陋的紙筆記錄自己所知的一切。這應是讀《鄴侯家傳》者應知的背景。
從另一立場說，這時李繁大約六十歲，其父李泌去世已經四十年，他所能回憶而敘寫的，只能是四十年前，自己不足二十歲之際，父親所告知的內容。一個人如果晚年寫回憶錄，追憶四十年前的往事，模糊錯訛必不可避免，何況要追述自己年輕而心智未成熟時所聽聞於父親的敘述，加上陷獄而生死不測的冤抑，有意弘傳父親論政處事之功業，獄中又無法查證國史實錄，其偏頗失實當然無法避免。
《鄴侯家傳》究竟是一本什麼書？
雖然《鄴侯家傳》很偶然地得以保存到宋代，但評價之兩極，也達到極致。
激賞此書者首推司馬光，《資治通鑑》據本書節寫入書的篇幅極大，據我所作不完全精確的統計，多達一萬七千多字，並在《考異》中引錄幾十則，對該書內容與他書記載有歧異者加以考辨。《鄴侯家傳》全書十卷，若推算全書字數在十萬字左右，司馬光習慣對原文都有節略，也就是說幾乎將全書中論政精彩的部分都採擷入編。雖然司馬光在李泌去世時雲：“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有些為自己解釋，但也透露《鄴侯家傳》的記載，唐時或司馬光當時，相信的人並不多，但司馬光將其談“神仙詭誕”部分剔除後，仍深加採信。
與司馬光看法不同的是，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下《韓魏公家傳》提要認為：“如李繁錄其父泌，崔胤記其父慎由，事悉鑿空妄言，前世謂此等無異莊周鮒魚之辭，賈生鵩鳥之對者也。而《唐書》皆取之，以亂正史。”又引宋祁說謂其書“浮侈”。洪邁《容齋四筆》卷一一認為：“又有子孫述先德，敘家世，如李繁《鄴侯傳》《柳氏序訓》《魏公家傳》之類，隱己之惡，攘人之善，並多溢美，故匪信書。”讀書很仔細的陳振孫已經發現韓愈對李繁“拳拳”之情，但仍認為陷陽城而烝樑妾二事之所為“殆非人類”，按照那時通行的道德決定一切的原則，認為“韓公無乃溢美，而所述其父事，庸可盡信乎”？他們都讀過原書，所評應皆屬有識。
洪邁《容齋四筆》
我們如果認真地加以追究，則不難發現，李泌是北周八柱國之一李弼之六世孫，其父承休僅任吳房令，地位不高。他比肅宗年幼十一歲，少年時為張九齡所知，天寶間因上書言事得供奉東宮，說肅宗為太子時以他為師，恐怕已經有所誇飾。安史亂起，他以東宮舊僚的身分至靈武效力，肅宗與其熟悉而多有垂問，得聞機密，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若說肅宗將其“延致臥內，動皆顧問”，讓其“掌樞務”，凡“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權逾宰相”，均不免有所誇張。至少我們在肅宗時期的當代文獻中，難以得到有力的佐證。只有《鄴侯家傳》非常詳盡記錄肅、代、德祖孫三帝與李泌無所不及的私密談話，但凡這三十年間的軍國大事幾乎都涉及了，且都有板有眼，契合時政，應機發言，識見恢廓，雖然仍有瑕疵，但大端能夠說圓，不管你信不信，反正司馬光是相信的。
那麼，《鄴侯家傳》究竟是一本什麼性質的書呢？應該說有幾種可能。
一是李繁所記，確實皆少年時其父所告，或者說其父一生都保持如宋臣記日錄、時政記那樣的好習慣，每日凡涉起居言論，身歷目擊，皆有所記錄，李繁本具超強的記憶，早就熟讀，雖身陷囹圄，仍能敘述始末，不亂分寸。
二是其父本有一些特異之經歷，李繁早年即曾親聞親見，他對唐時歷史和人事掌故本就爛熟於心，當遭遇牢獄之災時，借其父之故事框架，表述自己對於治國理政之原則和理想。前引韓愈詩稱其“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所為“群聖文”，應該就是歷代先賢有關治國理政之經典著作。《鄴侯家傳》中大量的君臣對話，與其說是李泌的卓見，不如說是李繁的理想。
其三則其書本近小說，李泌匪夷所思的傳奇經歷中的絕大部分都難以與史實相印證，許多都出於李繁的虛構。這一可能雖然不能完全排除，但若如此更顯得李繁的偉大，他居然能如此隨心所欲地編造歷史，把司馬光全套進去了。
我比較傾向第二種可能。回到李繁之為人，他是官二代，年輕時的失德如果都是真的，也只能說明他不知世事深淺，賣弄自己的驚人記憶而陷前輩於不幸，率意牽情而不循世俗之道德規範。但他從政以後，並沒有顯著的醜聞，相反是一位服膺儒家學說的勤學者、皈依佛法的超然居士。意外地身陷死牢，方有突然的憬悟，借先人之往烈，存自己之理想，留下一部難得的奇書。
以上所述皆因讀羅寧大著而引發遐想，說得有些遠了，推測有些多了，但自信尚非全部胡言。我覺得在文學與史學之間，在小說與傳記中間，還有無數有趣的課題可以展開。由於羅寧具備開闊的學術視野、通達的研究立場，又堅持從最踏實的文獻工作做起，收錄在本書中的每一篇論文，似乎都可以引起以上的聯想。我特別想強調的是，近代中國的學術轉型，是從傳統四部之學向現代學科細分的轉化，學科分工導致每一個學科都得以建立規範，窄而專地深入探究。到現在似乎就每一個學科本身來說，基本的問題大都研究清楚了，有重大價值的新課題似乎已經很難找到。但如果我們轉換立場，立體地來看古人之行事、著作和成就，則會意外地發現前人沒有完成，值得今賢來哲繼續探究的問題還有很多。羅寧對《鄴侯家傳》之成書流傳及其與《鄴侯外傳》之關係作了很傑出的考釋，如果繼續此一工作，輯錄《鄴侯家傳》所有可靠的散佚文字，包括經過司馬光刪節改寫的文字，詳盡箋證，探清事實真相，使我前面提出的諸多疑問得到更明確的結論，大約可以形成規模很大的專著。完成這些工作，更可以看到小說與傳記之間原來有無數若隱若顯的鴻溝，也可能本來就是一件衣服的兩層皮。
（羅寧著《漢唐小說與傳記論考》由巴蜀書社出版）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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