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小飛刀

當香港面臨迴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時，“香港超人”李嘉誠去哪了。

當然，李嘉誠退休了。去年3月，他正式宣佈由其兒子李澤鉅接任長和集團主席，自己全力投入慈善事業。

首富似乎說到做到，他最近一次在公眾媒體上曝光，是上個月在北海道與一群參加國際青少年舞蹈大賽的上海孩子偶遇，捐給了這個舞蹈團200萬用於公益項目。

退休的李嘉誠消失了，沒有退休的李家似乎也選擇了沉默。

很長一段時間內，佔據香港媒體上的消息，是李澤楷與小他20歲的女友郭嘉文的花邊。

不談政治

李嘉誠曾給自己定下八字戒律：“少出風頭、不談政治”。但也有人說，懂得不談政治的商人，才是最懂政商的。2002年，《南風窗》曾經做過一篇題為《李嘉誠和他的時代》的報道提及，儘管李嘉誠們對政治一直保持距離，在商言商，但他們的生活和事業已與政治、文化、文明和國家牢牢地系在一起了。

從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李嘉誠在香港的所有收購舉動都與內地政治變化有關，內地60年代的香港移籍潮讓李嘉誠收購了不少廉價房產；70年代後期實施改革開放，英資怡和在香港的信心出現動搖，李嘉誠趁機與其直接競爭並一舉收購和記黃埔；

80年代初，中英雙方在香港問題上的爭執給市場帶來動盪，李嘉誠趁機收購港燈和青州英泥，他甚至計劃在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聯合其他地產商一舉收購置地公司。這期間，李嘉誠藉助政治氣氛在股市中低進高出而大獲其利的操作更是數不勝數。他不僅賺得利潤，還因此獲得救市的聲譽。

早先接受採訪時，李嘉誠曾透露：不論幾點睡覺，清晨5點59分鬧鈴響後一定起床，聽新聞，打一個半小時高爾夫，然後去辦公室。晚飯後，他一定要看十幾二十分鐘的英文電視，不僅要看，還要跟著大聲說，因為“怕落伍”。以前，他看新聞喜歡紙質版，iPad出來後就只看電子版了，現在用的是iPhone手機。

李嘉誠有個專門蒐集信息的團隊，每天早上固定時間會把世界各地知名報刊電視的新聞摘要精華版交到他手裡，《人民日報》和《新聞聯播》也在其列。

如果退休後的李嘉誠還保留有這個習慣，團隊在給他的新聞摘要裡，最近在香港發生的騷亂，應該不會被漏掉。

夕陽殘照

事實上，在傳統香港人眼裡，賺錢才是要緊的事，政治要儘量少碰，這一方面跟港英政府當年的強勢壓制有關；另一方面，自由資本主義也的確成為港人的一種信仰。

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裡德曼，曾視香港為自由放任經濟典範。

李嘉誠、鄭裕彤、李兆基、何鴻燊，他們的財富地位立於香港的頂點，他們的故事更成為整個香港社會津津樂道的傳說。

從青馬大橋進入香港市區，整個港島攤開眼前，的士司機會跟你講，大佬們信風水，背山面水才聚財，島是一座山，李嘉誠住龍頭，劉德華住龍尾，“賭王”何鴻燊四房姨太太，半山道上一房一棟洋樓，相互不挨著。

這是大佬們的傳說，而屬於大部分香港人的生活是，因為港島供地緊張，高樓如密林，相互間距窄小，誇張一點，你家炒菜缺蔥，可以直接喊對面樓扔過來。

公寓已然是不錯，還有超過1萬人蜷縮在10平米的“鴿子籠”裡。

以及比“鴿子籠”慘得多的，真正的鐵籠房。

與世界上很多施行資本主義的地方不同，香港的貧富差距是抬頭可見的。在狹小的空間裡，很容易碰撞出一種急躁和焦慮。

實際上，香港的貧富差距問題始終都存在。在經濟起飛，階層整體抬升，製造業用工量大的時候，這個問題不那麼凸顯，人們還相信白手起家的故事。

但到了經濟增速放慢，製造業外流，勞動力需求減弱的時候。這種焦慮就會浮上水面。

2013年4月，李嘉誠旗下的香港碼頭髮生大規模罷工。罷工工人及支持者在長實總部外面搭起帳篷，舉行反剝削晚會。他們還舉著塗畫過了的李嘉誠照片和標語。其中一條標語上寫著：

全球華人首富李嘉誠，剝削工人發財。養起李嘉誠，養不了家庭。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李嘉誠被香港人稱為“超人”，香港夢的代表，從超人到奸商，李嘉誠老邁的背影映出東方之珠夕陽的殘照。

李家之城

在世界銀行發佈的各國營商環境報告中，香港一直位列前茅。

但與此同時，香港也是發達經濟體基尼係數差距與裙帶資本主義程度的冠軍常客，財富集中度接近80%。

彭博商業週刊曾在一篇題為《好的資本主義，還是壞的資本主義，香港要做出正確選擇》的文章中，用一幅圖簡潔了當的說明富可敵國的香港“四大家族”是怎樣控制700萬市民的生老病死。

一位香港朋友告訴刀哥，“反修例”以來，內地很多文章都在反思香港的“地產霸權”現象，實際上，“地產霸權”的背後是“資本霸權”，香港是自由港，來自國際的資本流動成就了過去的香港，也造就了香港的今天。這已經不簡單是地產的問題，而深及制度層面。

他說他年輕的時候，住房實得面積能到90%，後來逐年遞減，現在只能到60%~70%。不要說電梯間和走廊，連旁邊的會所都給你算上，房子是越來越貴，可用面積卻是越來越小。

他曾經在一次跟各房企“二代”的酒會上，半開玩笑的跟他們講，你們也不要那麼精明啊，都賺了那麼多錢，也要讓讓利嘛。

結果人家跟他說，我這都是合法的啊，而且人家都這麼幹，我不幹，股東也不會放過我啊。

那這些人會為香港社會盡快恢復秩序站出來發聲嗎？

朋友告訴刀哥，這些人生意做多了，做什麼都是生意。比方說在政治問題上發聲這件事，也是可以討價還價的。

包括李嘉誠在內，過去“佔中”的時候也是發聲撐過警隊、撐過政府。只不過，商人首先會考慮利益得失，我發聲能得到什麼或者失去什麼，如果政府承諾給我的好處超過發聲可能造成的損失，或者整個輿論的方向發生改變，才會去發聲，而且是大家一起發。畢竟都是成功的生意人，誰都太聰明、誰都不願意吃虧。

那騷亂衝擊香港難道不同樣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嗎？

朋友給刀哥打了個比方：你兜裡要有1000塊，丟了100塊，你會心疼，但不至於傷筋動骨。這些大佬就是這樣，他們早已是多元投資，全球佈局，香港只佔少部分。上市公司，大佬的股份佔三四成，個人資產不會留在香港。

再說了，大佬們控制香港的電力、煤氣、通信、交通和港口，香港再怎麼亂，香港人總歸要打電話要吃飯，對大佬們的影響終歸不大。

香港是標準的小政府大市場，這是一種理念，也是政府的無奈現實。經濟命脈不掌握在政府手上，政府就缺乏跟大佬討價還價，推動大佬出來發聲的資本。

“通俄門”事件，美國國會可以壓著扎克伯格連問5個小時。而香港立法會背後站的都是老闆，代表老闆的利益，議員比政府官員凶，立法實際掌握在大佬的手上。

2000年歐洲會議的一份報告，就認為李嘉誠家族壟斷香港經濟，李家產業佔香港3成的說法不脛而走。2006年，又有消息指出，香港立法機構對李嘉誠出資收購電訊盈科股權一事進行調查，結果，電訊盈科還是被李澤楷收入掌中。

2013年，長江實業分拆出售的雍澄軒酒店項目受香港證監會調查，該公司之後與證監會和解，取消有關銷售合約及將向全部360個買家退款。

一直以自由經濟著稱的香港，一部《競爭法》醞釀又醞釀，拖了20年才通過。香港朋友告訴刀哥，雖號稱反壟斷，實際案例中，板子常常打向的卻不是大佬，往往是中小商家。

另外，大佬們所以不喜歡林鄭，也是因為她的施政舉措在傳言中有點“社會主義”。

共同富裕

18年前，一位叫丁泓的作者投書廣東《同舟共進》雜誌，標題叫《從香港看資本主義社會》。

文章引用別人觀點說：“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不隨人的意志而轉移的客觀規律……條條大路通羅馬，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已經誕生出大量社會主義因素。”

作者拿香港舉例說，香港急救中心的救護車5分鐘能到達，醫生護士隨車來，過程不收費用，各醫院急診室也不收費。非盈利醫院價格低廉，這體現了全民共享的“人道原則”取代“市場原則”，體現了“共同富裕”。

社會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報刊雜誌政治“淡化”，有時有集會遊行，旁邊一隊警察列隊而立，遊行過程有秩序與和平，像是家常便飯。

輿論自由的社會機制，剝奪了政府官員貪腐腐敗的“自由”，政治透明度高（在另一篇2013年的文章中，同樣對輿論和制度對地產交易的監督評價很高，不過4年之後，“新鴻基”地產郭氏兄弟賄賂案爆發，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經查受賄超2800萬）。

作者認為，現代資本主義股東成千上萬，股權高度分散，生產資料公有，股市交易使股東不斷變化，這“可能就是馬克思當年設想的社會所有制”，社會逐步形成自律自治，以保障社會長治久安，“社會主義因素應運而生”。

作者最後說，香港是否會因為社會主義因素不斷增加，走在“實現自由人聯合體（共產主義）的前面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在羅湖橋頭掛一塊什麼牌子，作為香港的標籤，讓生活本身向前發展，讓我們走著看看吧。

是啊，這不，走著走著，我們就看清楚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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