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6日，良渚申遺成功，獲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回望良渚遺址83年來的考古發掘歷程，持續不斷有顛覆式新發現，不斷給人驚喜，也許，直到今天，良渚文明依然沒有展露出它的全貌，也許，還會有更驚人的發現，但，就迄今為止已發現的那些成果，已足夠讓良渚申遺成功實至名歸了
良渚：世界遺產
Liangzhu：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中華第一城】
2007年11月29日，考古人員在浙江杭州宣佈，良渚文化核心區域發現總面積達290萬平米的古城，這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首次發現的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堪稱“中華第一城”，其意義不亞於殷墟的發現。
這一重大發現，距離發現良渚遺址已有72年，它始於一次偶然。
2006年6月，良渚考古工作站站長劉斌和同事們，在餘杭區瓶窯鎮鳳山村葡萄坎的河溝裡發現了一些良渚晚期的破碎陶片，考古人員試探性地往東挖了個小坑。
18個月後，一座寬40-60米的良渚文化古城牆遺址赫然浮出地面，城牆南北向，全部用圓滑石塊鋪成，約兩車道寬，像一條巨龍，潛伏在瓶窯鎮郊的稻田下。
古城南北面接天目山支脈，西邊是毛園嶺丘陵，三面環山，呈半封閉狀。城牆西行近2000米後到西南角鳳山，再東潛1.5公里過正東山後，轉彎往北1.7公里到東北角雉山，再轉西1.5公里，在西北角首尾相交，圍出了一個總面積2.9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 ，相當於近7個天安門廣場，21個上海人民廣場。
至今能與這座良渚古城規模、面積相彷彿的“三代”之前遺址，大約只有山西的陶寺遺址。
此外，中國早期城址考古材料往往語焉不詳，內涵模糊。比如與良渚同時代的略晚些的龍山文化時代城址，許多城址僅知其有城垣，而對城址內涵則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曉。這種狀況使早期城址研究一直難以深化，而良渚古城內涵之豐富，城內宮殿、墓葬、居住區一應俱全，其考古學價值不言而喻。
之前，人們已證實，良渚文明已經發展到了有犁耕稻田、專業分工、階級差異的階段，而良渚古城的發現，讓這個文明找到了一個嚴密的組織形式，它令我們相信，5000年前，影響環太湖流域乃至半個中國的良渚文化，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而不是原本以為的曙光初露。
沉睡5000年的良渚古城牆，保留比較好的地方，如今有4米高。地基用大石頭鋪成，石塊大小基本均勻，顯然是經過人工挑選的。它們被墊放在沼澤地上，隔開了潮溼的地氣。
地基之上，則是一層層夯土。夯土裡有5000年前紅燒土的痕跡。城牆部分用黃土堆砌，先民們已經認識到，只有那種燒過的黃土才可以用來建城——至今當地人仍用黃土築河堤。在古城牆的黃土層中，有時會摻加一層黑色的黏土層，這增加了城牆防水能力。城牆外，人工護城河繞城，東苕溪緊靠城門，從西南往東北繞著城池流過。
良渚古城牆建築技術，有別於北方城市中常見的夯築技術，在同時期的其他城市遺址中也未見發現。良渚建城所需的土石。全採自南邊山上。良渚人採石也有一絕，沒有機械，更沒有開山的炸藥和雷管，他們就放火燒山，再用水潑到滾燙的山體上，於是山體表層崩坍，良渚人再划著小船。通過綿密的水網，把石塊載到城牆工地。如此浩大的工程量，需要調動多少人力物力？
如此浩大的工程，需要強有力的政權機構，更需要長久不懈地努力才能完成。著名考古學家、北大教授嚴文明這樣評價古城：這是目前中國所發現同時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其時間之早、規模之大、技術之成熟，堪稱“中華第一城”。
上世紀20世紀80年代後，這附近的反山、瑤山、莫角山等遺址的發掘，曾經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轟動，先後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當古城的城牆被發現後，反山、莫角山遺址得以重新定位。它們很有可能是當年宮殿等的建築遺蹟，如今又找到了城牆，這古城，就相當於良渚時的首都。
【良渚成國】
（良渚玉琮）
反山M12玉鉞
嚴文明曾說，新發現的良渚古城是文明聖地，以這個古城為中心，嘉興、蘇州、上海、常州等環太湖地區，在當時應是有統一的宗教觀念和相互關聯的政治組織。這個文明中心的核心是良渚王城，它的統治範圍是到錢塘江以北，長江以南，甚至擴張到蘇北和浙江寧紹平原及更遠。
支持這種推斷的一個直接證據是，反山12號墓玉琮上的“神徽”圖案，在太湖流域的眾多古文化遺址中屢屢發現，這個神祕的“神人獸面紋”被大量精工細刻在良渚時期的玉琮、玉鉞上，雕刻著卷紋雲和大量羽毛，紋路細密到用放大鏡才能看清。
這個圖像遺址曾被學者們反覆研究，那是一個長得像老虎的怪獸的頭上，坐著一尊大眼、寬鼻、齜牙咧嘴、神態威嚴的神。神長得有點像埃及法老，又有點接近三星堆的青銅人面像。
劉斌說，這就是一個神，一個良渚文化區人們統一信奉的神。它表明良渚先民們的宗教信仰已經脫離多神教，進入一神教階段。它更是連接龐大的良渚社會各個階層的精神紐帶。
在夏朝至今4000多年的歷史推論下，依據前兩個推測，”良渚是夏朝前第一古國”的論斷便出現了。事實上，早在古城發現之前，考古學家們已經注意到，良渚文化遺址有強烈的國家性質。
1977年，中國考古學奠基人蘇秉琦先生經過杭州，到瓶窯考察。經過臨近苕溪的大觀山果園，看到那個緩緩上升之後又緩緩下沉的大土坡，蘇秉琦發呆了。不知是不是自言自語，他問身邊人，“你看杭州在哪裡？”
他接著自問自答，我看這裡就是古代的杭州。16年之後，蘇老先生矚目的土坡底下挖出了莫角山高臺遺址。這個高臺和平地高差8米，面積起碼有7萬平方米，相當於10個標準足球場，平臺上西北、東北、西南三個方位，又各有一個小高臺。
西北角上的小高臺上有三排直徑0.9米的柱坑，無疑是大型建築物角的痕跡。考究的夯土，這麼大直徑的柱坑，只可能是很高等級的貴族才能享用，很有可能這就是王宮。
此前，在良渚鎮廟前遺址，考古工作者也挖到過考究的房子。是迴廊結構的雙排柱結構孔坑，孔坑下面有木板的痕跡，先墊木板隔絕水氣，上面再立柱，已是比較成熟的土木建築工程。但它的臺子高度和麵積規模遠不如莫角山。如果莫角山上住的是國王，那廟前住的很可能是他的大臣或者諸侯。
中國先秦時期的城址，一直被考古學界定義為“帶有垣牆之類防禦性設施的聚落”。作為文明初期最重要的人類聚落形式，城牆意味著社會組織從自然村落邁入了等級社會。唯有高度發達的權力組織才能夠糾合人力，完成曠日持久的工程。
“從前推測莫角山是中心，現在很明顯，這些重要遺址都在古城內，城外則分佈著祭壇、高等級陶器作坊、玉器作坊、碼頭等遺蹟。這是明顯經過職能分工與佈局規劃的，意味著當時有個初步的國家組織。”嚴文明說。
生活在良渚古城中的先民，無疑是古城建造的指揮者及組織者，也就是良渚古國社會中的“上流人士”，包括國王、大臣、巫師、軍官等等，平民只能住城外。已經發現的2000多座以上良渚時期墓穴裡，60%-70%是隻有幾件陶器的小型墓穴，說明當時平民階層數量相當龐大。按照陪葬品的多少，大致可以看出，良渚已經有王族、貴族、富人、平民的身份排列，貴族內部也有高低貴賤之分。
如反山12號墓主人，是既葬琮又葬鉞的王，這也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格最高的良渚墓穴，出土了良渚文化遺址中的玉琮王、玉鉞王。南面23號墓女主人則被推測非常富有，因為她又最多玉璧，大大小小一共54塊，散落在她腳的周圍。
【原始文字】
刻畫符號
上海博物館考古部主任宋建說：國際考古界一直認為，文字是文明的最有力體現。殷墟正因為甲骨文的出現而得到認可。但文字的發展需要一個過程。甲骨文之前是象形字。而象形字之前呢？
2013年7月上旬，浙江省考古所發佈了一個重大發現，在嘉興平湖莊橋墳遺址內，出土了帶有原始刻畫符號的器物，其中有兩件殘損的石鉞上，均發現了良渚文化的原始文字。
莊橋墳遺址位於平湖市林埭鎮群豐村，往南五公里便是杭州灣。這裡屬於杭嘉湖平原，地勢平坦，土壤肥沃，灌溉便利，種著綠油油的水稻。
四五千年前的莊橋墳地區，大抵也是這樣肥沃吧。良渚先民在這裡播下種子，收穫希望。他們在這裡繁衍，在這裡埋葬，他們留下的文化根植在大地之下，像種子一樣等待破土而出。
平湖莊橋墳遺址
2003年6月，莊橋墳遺址開始發掘，“由於曾被平整土地，遺址的文化層埋藏得很淺，在表土裡就有一些器物。”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平湖莊橋墳遺址考古領隊徐新民說，水稻田耕植土就20多釐米厚。村民在耕種時會翻出一些破碎的陶片，也許因為太過古樸甚至簡陋，這些碎片並未引起他們的注意。
直到2003年5月，這種寧靜被突然打破。村裡來了一群藉口挖黃鱔的人，他們在稻田裡東挖西挖，忙了好久。村民覺得有些蹊蹺，尾隨查看，發現他們正在偷挖地下文物。
村民馬上向平湖博物館報告，隨後當地派出所也介入調查。根據陶器殘片和文化堆積層推測，博物館認為這很可能是良渚時期的一個遺址。
很快，徐新民帶著考古隊來到了平湖，和平湖博物館組成聯合考古隊。“我們發現了幾十個盜洞，盜挖比較嚴重。”6月1日，聯合考古隊就進駐遺址現場，開始進行長達15個月的搶救性發掘。
當陶器或石器表面的汙泥被清洗乾淨，他們發現，有幾十件陶器或者陶片上刻畫著原始符號。在其他的良渚遺址中，也出現過一些刻畫符號，因此沒有被認為是重大發現。
之後，因其他工作耽擱，莊橋墳遺址出土文物的整理工作，晚至2011年10月才重啟，技工梅亞龍和另一位同事負責畫圖，就是將每件器物的樣子畫在圖紙上，以供將來研究。
梅亞龍的辦公桌擺在一扇明亮的窗子前，他喜歡自然光，有助於看清紋路。桌上擺著尺筆，還有專業放大鏡。為了看清楚器物上的紋路，大白天也開著檯燈。
“我負責畫石器、玉器和骨器，有1000多件。”畫圖用的是“米格”紙，上面縱橫排列著密密麻麻的淺橘色網線，線條就勾勒在網線形成的小格子上。他先用三角尺或卡尺量出器物的長寬厚度，用鉛筆在米格紙上一模一樣地畫出來。再蓋上半透明的硫酸紙，用鋼筆重新描摹線條。
梅亞龍參加過舊石器考古，舊石器由打製而成，需要畫出表面的紋路。“為了更好表現形狀，要把打擊點、同心波（即打擊產生的紋路）等都畫出來。”新石器則是磨製而成，不強制畫紋路。
由於舊石器畫圖的習慣，加上對圖像立體感的追求，梅亞龍在畫這1000多件器物時，也不忘畫上紋路。這自然增加了不少工作量，但也就是這個職業習慣，帶來了驚喜。
莊橋墳遺址石鉞
2012年8月下旬，一個很平常的下午，梅亞龍記得那天陽光挺好，他拿起一個編號為西T101②:10的石鉞。這塊石鉞的上端殘損，其他部分保存較好，帶有雙面鑽孔，刃部有弧度。他用尺子量出石鉞高9.2釐米、刃寬9.9釐米。
石鉞的表面用拋光處理過，A面上有些清晰的刻畫符號，石鉞的B面很光滑，粗看沒什麼特別的。當他把B面對著檯燈時，猛然看到一串符號。“我對著光源瞄才看到，刻得很淺很細，太容易看漏了。”
他仔細端詳了一下，這串符號共有6個，是由兩種不同的符號間隔排列而成，一個像沒放端正的“人”字，另一個由兩橫三豎行成，像“日”字。多年的考古經驗告訴他，這很可能是原始文字。
4000年前的原始文字，終究沒有被錯過，梅亞龍覺得這是一種太難得的緣分，更是他細緻工作的最好回報。當時，梅亞龍抑制不住興奮，拿起電話就通知徐新民這個好消息。徐新民很快趕了過來，出於專業習慣，他對此保持謹慎的態度，認為應請文字專家辨認。
2013年6月，徐新民撰文發表在《中國文物報》上，闡述了新發現的良渚原始文字。他認為“這些原始文字不同於其他單體刻畫符號那樣孤立地出現，而是可以成組連字成句，目前我們將其完整釋讀較為困難，但其具備文字特有的表意功能。”
2013年7月，浙江省考古所和平湖博物館召集文字專家，召開研究會議，也認定了石鉞上所刻的就是原始文字，由此不僅在考古界引起重視，更是在社會上引來了廣泛關注。
2013年底除了兩件帶原始文字的石鉞，莊橋墳遺址還發掘出244件帶有刻畫符號的完整器物（或者碎片），大多數的刻畫符號以單體形式出現在器物上，也有近30件器物上出現2個（含2個）以上的刻畫符號。
【良渚人去哪了】
關於良渚文明，有一個至今尚無確定答案的問題，那就是，當良渚“原始文字”漸漸在其他古文化類型中留下印記、並傳之後世的同時，良渚文化自身卻漸漸湮滅無蹤了。
它曾是4000-5000年前中國發展水平最高的古文化之一，但存在了千年後卻似乎悄無聲息地消失了。良渚文明因何消失，良渚人去了哪？
作為一種主體，良渚文化並未被任何一種文化所完整地繼承和發展下來, 它的一部分文化內涵(以黑灰陶為代表)為後來的馬橋文化所承襲,但這種繼承關係並不明晰：良渚文化常見的耘田器不見於馬橋文化，而馬橋遺址的發掘品中也不見有石犁。
顯然，僅從農耕技術這個主要因素來看，馬橋文化較之良渚文化並沒有發展和進步，有著文明發展史上典型的低落期特點。
良渚文化的另一部分文化內涵(以玉器和神像形紋為特徵)，則被殷商文化所含化, 作為完整的良渚文化主體已不復存在。
對於良渚文化在此間遭遇的困境，考古學家們給出了許多種猜測：它也許是遭遇了中原南下部落的入侵及奴役，而被奴役的原因則是“窮奢極欲的埋葬制度，和人口廣泛從事玉器製作等非生產勞動，破壞了以農業為基礎的生產經濟，最後導致無法抵禦外來入侵而滅亡。還有人給出了大洪水及海侵的說法。
但無論是外部入侵還是自然原因，當良渚人面對災難時，他們中的一部分很可能離開故土，開始了漫長的遷徙。而他們的城池和墓穴，卻永久留存了下來。由此產生另一問題：若遷徙說合理，那麼良渚人會去往哪裡？
·向北：中原禮制淵藪
良渚文化與馬橋文化間缺乏明確的繼承關係，但中原的一些後起文化類型中，卻出現了諸多來自良渚文化的因素，如二里頭文化、商文化等。
（良渚玉器）
源自豫西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二里頭文化，其遺址中出現的玉琮、玉絨、綠鬆、石飾等禮器，以及絲帛、漆器等，都是在良渚文化中製造工藝和範式高度成熟的器物。
此外，二里頭文化一、二期的炊器，主要是深腹罐和鼎，而良渚文化的炊器也主要為釜和鼎。倒是龍山文化中常見的單耳罐等器物，卻不見蹤跡。這裡面，顯然有著外來文化與當地文化融合、發展的因素。
至於後世中原的禮器，則更具鮮明的良渚文化特徵：玉材、生漆和絲織品的帛，都是禮器的主要原料。而夏代玉製禮器中的重要器形玉錐、玉璜，恰恰流行於東南地區，而為新石器時代其它文化所不見。
中原玉禮器六瑞
玉璜、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等，被《周禮》一書稱為是“六器禮天地四方”。
尤其是，二里頭文化晚期遺址中發現的“圭”，與良渚文化遺址中出土的玉圭如出一轍，兩者之間的傳承關係十分明顯。而用玉器隨葬，正是良渚文化時期的一種獨特葬俗，所葬玉器中引人注目的有玉瓊、玉璧等。《周禮·大宗伯》有“瓊璧以斂屍”的記載，顯然，良諸文化的玉斂葬體現了這一禮制的淵源。
向南：來到福建地區
良渚人或許也有南下福建、廣東的。其最重要的證據，就是在浙南、閩北，甚至粵東各處古文化遺址中出現的良渚式黑陶。
如同時代的閩江流域曇石山文化，與良渚文化之間隔著閩北及浙南的大片山脈，然而，考古學家們認為，曇石山文化陶器的主要類型泥質磨光灰黑陶、夾砂灰黃陶，吸收了良渚陶器泥質灰陶和黑皮磨光陶的製作技術。
我們想象良渚人艱難的南遷歷程——這遠比北上艱難，他們一路要翻過武夷山、仙霞嶺、洞宮山、雁蕩山、括蒼山等海拔1000-2000米不等、連綿不斷的山脈，
但存在著另一種可能是，良渚人或憑藉先進的舟楫技術，通過海道經常與對方交流、傳播——久居於水網密集之地的良渚先民習於水性、擅乘舟楫，這已為良渚遺址中大量出土的木槳所證實。
·向西：從良渚神徽到三星堆
良渚人同時還可能西進了。
距淳安縣城西北5公里一處50米高的平緩小山崗上，考古學家們在表土約1米深處發現了玉瓊和玉錐一件。
瓊、錐組合的墓葬，是良諸文化墓葬的又一鮮明特點,而且還顯示墓主有一定的身份等級。有研究者認為,擁有瓊、錐的墓主，通常應是“掌握軍政大權和神權的酋長”。如反山遺址，便都是有瓊、錐合葬的。
而淳安玉瓊的出土地及瓊的形制和紋飾顯示，它與良渚文化玉瓊所反映的文化內容高度一致。
另一處淳安古文化遺址——五龍島。五龍島位於淳安縣城千島湖鎮西北面,距縣城約4公里,屬千島湖中心湖區。考古學家們曾在南面山坡表面採集到石器20件，器物則以生產工具為主，有石斧、石械、石鑿、石鐮、石箭鏈、石網墜……特別一說的，則是石錛和魚鰭形鼎足、丁字形鼎足。這些也都是良渚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三星堆青銅人面神樹與良渚神徽）
不過，良渚人的西行腳步，顯然遠遠沒有隻停留在淳安。早有人指出四川廣漢三星堆青銅縱目人面像與東南河姆渡太陽神徽、良渚神徽的驚人相似，許多學者已經認同前者是後者的演化。
種種跡象表明，三星堆古遺址出土的器物上也不同程度地體現出了北方多種文化，這就否定了三星堆文明是直接由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西行而來，而很可能是由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沿海岸北上經良渚文化，繼而向黃河下游、黃河中游遷徙，在融合了更多的北方文化之後，又轉而南下。
【向東是大海】
近年來關於良渚人足跡更為驚人的發現，則是良渚先民很可能走得更遠：從華南沿海出發橫渡太平洋，到了太平洋的許多島嶼上。
（2013年12月5日,良渚棧橋碼頭考古遺蹟發掘現場）
2013年，在瓶窯鎮良渚文化時期遺址的“宮殿區”莫角山旁，出土了一段精心改造的河堤，以及埋在河堤下的一座棧橋碼頭遺址。
在那個出門完全靠走的年代，對良渚人來說，獨木舟和竹筏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河堤和碼頭就像現在的馬路和公交站、停車位，對水上交通非常重要。
這處河堤與碼頭又緊鄰貴族們居住的“宮殿”，應該是他們出行的重要通道，5000年過去了，還保留著當初的模樣，隨著考古工作逐漸深入，深埋的故事與猜想被慢慢揭開……。
大約5000年前的某天，一群工匠集聚在良渚莫角山王宮西南100多米處。他們應該是奉王宮裡的“王”之命來的，那手握權杖、頭插羽毛、身上掛滿玉器的“王”，在古良渚人社會裡有著無上的權威。為宮城裡人更便捷地出行，也可能是為更方便地管理領地，“王”決定在這裡建造一個棧橋碼頭。
這裡很適合造碼頭：一條河流自南蜿蜒而來，伸入莫角山和西側姜家山之間的低窪處，兩山沒有被河流隔斷，之間有陸地相通。這裡是河道的終點，一個很適合停船登岸的天然小港灣。
和今天搞建築一樣，工匠們首先也要搭個腳手架。沿著規劃好的碼頭棧橋位置兩側，他們先鋪上許多細苦竹材質的腳手片，每個寬約1.5米。良渚地勢低窪沼澤，沒有這些腳手片的話，他們站在這裡就可能陷到泥裡去了。
然後，踩著腳手片，他們開始往水面方向鋪設底部削尖的粗木樁，木樁分兩排，頂上再以榫卯結構嵌入橫木，這就成了伸入水中的棧橋。不久後，一條寬度超過1.5米、可以同時並行兩個人的棧橋碼頭就建造完畢了。
這段長達十多米的棧橋碼頭，是遠古杭州水陸駁接的交通樞紐，那時候用的是竹筏或者獨木舟，體積小，吃水淺，上下船靠在棧橋兩側就可以了。
在舟船作為最主要交通方式的遠古杭州，這可能不是當時唯一一個良渚碼頭。將那時的杭州稱為“杭洲”也許更合適：這裡河湖縱橫、港汊交錯，有錢有地位的人出門很可能都是劃獨木舟，大約相當於今天的私家車;沒錢沒地位的只好擠竹筏，大約相當於今天的公交車。
5000多年後，考古學家們果然在屬於當時良渚外郭城的卞家山，發現了另一處碼頭。他們說，這應該是平民出入的碼頭。
他們還說，貴族上下宮殿，更應該不止這一處碼頭。現在有人的地方就有路，那時候，有人就有碼頭。
今天，我們一般認為，中國最早的碼頭，是2004年發現於廣西合浦的漢代碼頭，它被視為兩千多年前“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所在地的證明。但良渚人卻早在史前就有了棧橋碼頭，他們更沿著古老的杭州河港通江達海，甚至遠涉重洋。合浦所在的華南沿海，也只是他們出海的起點之一。
2010年，餘杭臨平茅山遺址首次發現良渚文化獨木舟
對比良渚及大洋洲同時代出土、驚人相似的木槳、石錛，大約可以想象出一幅移民圖，大約5000年前，部分良渚先民離開大本營，勇敢地去征服海洋。他們憑藉高超的航海技術，不畏驚濤駭浪，首先來到福建，而後去往臺灣，接著登陸幾乎每一個可以住人的太平洋島嶼。
此前，人類學家們已經發現，太平洋島嶼密克羅尼西亞人、波利尼西亞人這兩支現代族群與大洋洲土著居民間，幾乎沒有任何基因聯繫。這項發現支持了一直以來的一個理論，即看上去非常符合大洋洲土著特徵的波利尼西亞人，其實是東亞人及中國臺灣原住民的後裔。他們當年是通過逐島移居到大洋洲的。
在一個島嶼生活了幾百年或上千年後，他們中的一些再次被深不見底的大海誘惑，駕船西行。大約在公元前1200年，他們到達了西波利尼西亞地區，公元1000年左右，他們征服了波利尼西亞的最後一塊島嶼新西蘭，進化成今天的新西蘭土著毛利人……
而這一切，也許便都始自小小的良渚莫角山碼頭、卞家山碼頭，還有那些尚未發現的遠古良渚碼頭。
【良渚遺址發現大事記】
·1936年
施昕更先生髮現良渚遺址，隨後進行3次發掘，出版《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
·1959年
夏鼐先生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良渚遺址成為良渚文化命名地。
·1961年
良渚遺址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1986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反山遺址，在出土文物中有一件被稱為琮王的，上面共刻有8個神人與獸面複合像，雕刻極為精細，被稱為良渚“神徽”，為國家極品級文物，它展現了良渚文化時期空前的治玉技術。在“紀念良渚文化發現50週年學術討論會”上提出“良渚遺址群”概念。
·1987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發掘瑤山遺址，反山遺址和瑤山遺址入選“七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良渚遺址歷史上第一個專門的保護管理機構——良渚文化遺址管理所建立。
·1992年
搶救性發掘莫角山大型人工營建土臺，考古界認定這是一處規模宏大的城址，而且是整個良渚文化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的中心地點。莫角山遺址的發現奠定了良渚遺址在良渚文化範圍內的中心地位。
·1993年
“浙江餘杭莫角山良渚遺址大型建築基址”被中國國家文物局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1994年
國家文物局將良渚遺址群推薦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預備清單並上報推薦列入《中國21世紀議程》優先項目計劃。
良渚文化博物館建成並對外開放。
·1996年
良渚遺址被國務院公佈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1年
在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的基礎上，杭州市委市政府成立了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管理委員會，負責對良渚遺址實施保護管理。
·2003年
良渚文化知識借鄉土教材走入餘杭區學生課堂。
·2007年
杭州市政府和浙江省文物局聯合召開良渚古城遺址考古發現新聞發佈會，發佈重大消息：經過考古工作者18個月的努力，一座5000年前的古城遺址得到確證。中國考古協會會長、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先生認為，良渚古城是中國同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市，可稱為“中華第一城”。
·2008年
良渚古城遺址被列入國家文物局公佈的200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良渚古城遺址的發現改變了人們對良渚文化的原有認知，對深入研究和了解良渚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同年，良渚博物院建成開放。
·2012年
在全國世界文化遺產工作會議上，國家文物局公佈了更新後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45家），良渚遺址再次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2013年
浙江省人民政府發浙政函[2013]165號文，批准《杭州良渚遺址保護總體規劃》。
·2014年
由良管委等單位發起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遺產地聯盟”在良渚舉行成立大會。會議通過了《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遺產地聯盟章程》，達成併發布《保護文化遺產良渚共識》。
·2015年
發現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這是中國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世界最早的防洪水壩系統，證實良渚古城具有完整都城結構，是同時期世界上功能系統保存最完整的都城之一。
·2016年
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被中國國家文物局評為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017年
9月1日，約1400萬初中一年級學生拿到了增加了良渚文化內容的新版全國統編《中國歷史》（七年級上冊）教科書，全國80％以上的初一學生將通過課本瞭解到良渚考古學對於中國歷史的深遠意義。
·2018年
經國務院審批，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祕書處致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正式推薦“良渚古城遺址”作為2019年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項目。
9月，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專家莉瑪·胡賈對我國2019年世界遺產名錄申報項目“良渚古城遺址”進行現場考察評估，對良渚古城遺址給予了較為積極的評價。
·2019年7月6日
良渚古城遺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