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雨檬
來源：中國組織人事報
原標題：毛澤東與梁漱溟的兩次長談
1938年1月，毛澤東在延安會見來訪的梁漱溟。
抗戰爆發前，國民黨的封鎖和“圍剿”迫使中共在很大程度上與外界隔斷。抗戰爆發後，中共的種種主張令人耳目一新，引起廣泛關注。許多關心中國命運和抗戰前途的黨外愛國人士絡繹來到延安，希望進一步瞭解共產黨。毛澤東在繁忙之中抽出許多時間來接見他們，瞭解社會情況、大眾情緒，宣傳黨的主張。毛澤東與梁漱溟之間的交往便是一例。
梁漱溟與毛澤東同歲。1918年，兩人在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先生的家裡初識。當時梁漱溟是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毛澤東則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他們之間沒有太多交流。20年後，梁漱溟到延安訪問。21天時間裡，毛澤東與他有過多次交談，有兩次竟是通宵達旦。
抗戰前途問題對話
“中國必勝，日本必敗”
那是在1938年1月，梁漱溟帶著諸多困惑和問題第一次來到延安。梁漱溟早年加入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後來試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途徑，積極從事鄉村建設的實踐，但是日寇侵略的鐵蹄將他的好夢無情地踏碎了。
受蔣介石之邀，梁漱溟以無黨派社會賢達的身份加入了國民政府參議會。在親眼目睹了人民流離失所、爭相逃難，而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的慘象後，梁漱溟看不到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在何方，悲觀失望的情緒縈繞著他。他決定訪問延安，希望在這裡找到一些答案。
梁漱溟來到延安後，受到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熱情接待。一天下午6點，梁漱溟應約來到毛澤東住地。在這寒冷的冬夜，在這溫暖的屋裡，一場關於中國抗戰前途問題的對話由此展開了。
梁漱溟開門見山，坦率地講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和對抗戰前途的擔憂。
毛澤東聽完梁漱溟的話，露出了笑容，然後斬釘截鐵地回答道：“樑先生，你所聽到看到的若干情況，大體都是事實。但我的看法，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中華民族是不會亡的，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只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沒有！”
隨後，毛澤東十分詳盡、有聲有色地分析了國內、國外，敵、我、友三方之間力量的對比，強弱的轉化，戰爭的性質，人民的力量，以及戰爭發展的幾個階段等問題，最後又回到了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光明結局之上。
毛澤東講得頭頭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底裡佩服，感嘆這是抗戰以來他所聽到的有關抗日問題最令其鼓舞和信服的談話。毛澤東這天所談的“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觀點，即是不久後寫成的《論持久戰》一書的主要論點。梁漱溟後來回憶說：“這篇文章那時還沒有發表。他就是以這篇文章的內容來說給我的，說中國一定勝利。我聽他的談話，把我心中的煩悶一掃而光。”
夜深了，兩人的談話還在繼續，不知不覺已到後半夜。告別時，梁漱溟將他新出版的數十萬字的著作《鄉村建設理論》送給毛澤東。
社會發展道路之爭
“中國的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
兩人第二次的長談就是從梁漱溟的書開始的。毛澤東說：“你的著作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分析有獨到的見解，不少認識是對的，但你的主張總的說是走改良主義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認為，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的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毛澤東還對黨的領導、武裝鬥爭、統一戰線這三大法寶進行了分析，並強調了階級和階級鬥爭這個最核心的問題。
梁漱溟不同意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觀點。他認為：中國社會與外國社會不同。在歷史上，外國的中古社會，貴族與農民階級對立鮮明。但中國的中古社會不是這樣，中國社會的貧富貴賤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因此階級分化和對立也就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據此，梁漱溟提出“倫理本位”“職業分途”8個字。“倫理本位”，即注重為家庭為社會盡義務盡責任；“職業分途”，即社會分工，人人盡責，做好本行。
梁漱溟講了很多，毛澤東聽得也很耐心。毛澤東心平氣和地說：“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自己的倫理道德，樑先生強調這些也並沒有錯。但中國社會卻同樣有著與西方社會共同的一面，即階級的對立、矛盾和鬥爭，這是決定社會前進最本質的東西。”梁漱溟卻不以為然，認為毛澤東太看重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
這次長談從傍晚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天明，兩人各持己見，誰也沒有說服誰。毛澤東送梁漱溟出門時說：“樑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不必先作結論，姑且存留聽下回分解吧。”
多年以後，提起那場爭論，梁漱溟說：“使我終生難忘的是毛澤東的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他披著一件皮袍子，有時踱步，有時坐下，有時在床上一躺，十分輕鬆自如，從容不迫。他不動氣，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
訪問延安之後，從1939年初，梁漱溟進行了歷時8個月的魯豫蘇皖抗日遊擊區考察。看到無數抗日誌士和廣大民眾不怕困難，不怕犧牲，奮起抗戰，梁漱溟對毛澤東“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結論更加深信不疑。這年11月，他與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等人發起成立了“統一建國同志會”，為團結抗敵而奔走呼籲。
至於那場各執己見的爭論，在10餘年後也有了結果。1951年，梁漱溟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兩年來我有哪些轉變》一文。在這前後，他又寫了《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等文章，送給毛澤東看。梁漱溟在文中毫無保留地說：“若干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現在我眼前。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鬥爭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我曾估計它一定要陷於戰鬥混戰而沒有結果的，居然有了結果，而且結果顯赫，分明不虛。”在以後的歲月裡，梁漱溟成為與共產黨肝膽相照的諍友。
總之，從抗戰之初“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到抗戰中期的“爭取中間勢力”，再到抗戰勝利前夕的“建立聯合政府”，抗戰時期毛澤東與黨外人士的交往，充分體現了中共的抗戰方針和對大局的把握，也展示出毛澤東巨大的個人魅力。正如梁漱溟所言，“始終難忘毛澤東的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