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孔發
世間有種种放棄。
一者，無奈地放棄。與人所擁有的任何東西相比，人最不願意放棄的是自身的生命（捨生取義不在此論之列）。死亡是對於自身被迫無奈的放棄。即使最偉大的人物，也得面對死亡。古人云：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人之將亡，其言也善。是說人之將亡，可以真悟。
孔子在自己“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時，感到生命將逝，因之扶杖門外，哀嘆道：“泰山其頹乎，樑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活了73歲的孔子，面對即將壽終，表示悲哀，但又無可奈何，無法抗拒自然規律，“天命不可違”。人在其自身修養達最高境界時，卻必須離開這個世界；這一放棄，悲莫大焉。
二者，自然地放棄。人生總是自然而然地，自己也沒有覺察到地在不斷地得到一些東西的同時，不斷地放棄一些東西。
《大智度論》中說：“人有一子，喜不淨中戲，聚土為谷，以草木為鳥獸，而生愛著，人有奪者，瞋恚啼哭。其父知已，此子今雖愛著，此事易離，小大自休。”童心易離，涉世則休。非特童心小大自休，人生之趣味與年歲消長，易離之事物是伴我們終生的。愛情易離，緣盡則休；財貨易離，大病則休；官癮易離，六秩則休；虛名易離，看破則休；惡德易離，命盡則休。
施耐庵《水滸序》雲：“人生三十未娶，不應再娶；四十未仕，不應再仕。”此言雖有違人情，卻切近古時事理，不失為明智者言。孔子辭世，在莊子眼中，此何悲哉？莊子妻老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認為，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則認為，“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宗師》）生是勞而死是息，生任自然，則能安於死。生死都是自然現象，生死的更替如四時的運行，無悲歡之別，故不哭而歌。只有世之糊塗者，追求長生不老，祈求永壽。
三者，隨性地放棄。《晉書》及《南史·陶潛傳》皆雲：潛為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曰：“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此舉乃陶公“質性自然”，非“矯勵”者。若強陶公寄身官場，於陶公其人，將何以堪。後世有強人質性所難者，“以犬耕田”，終釀悲劇。
四者，理性地放棄。《東坡志林·論子胥種蠡》載，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句踐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於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范蠡對越王句踐的清醒認識，選擇棄官出走，從而避免殺身之禍。倘無此清醒，則或結局若同僚文種者也。
五者，放心地放棄。放棄的前提在放下心來，能放心則能放棄許多該放下的東西。賈寶玉一旦放心，則“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更有甚者，蘇軾在《東坡志林》中笑道：“劉伯倫（劉伶，竹林七賢之一）常以鍤自隨，曰：‘死即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為達。苟為不然，死而已矣，何必更埋。”在蘇軾看來，劉伶曠達得還不徹底，因為他還想到死後要有人埋葬他，對其形骸皮囊還未遺忘。通透曠達灑脫如蘇軾者，人生還有什麼不能放棄的。
人在生活中較多思慮的是得到些什麼，得隴望蜀；除非迫不得已，很少去想該放棄些什麼；於是乎生活壓力只增不減，活得越來越累。敝帚自珍，要人放棄，逆人性而動，不合時宜。但人們對許多事物確是需要放棄的，人揹負不起太多的沉重和心理壓力，“白髮拈不盡，根在愁腸中”，故幸福快樂輕鬆自在的感覺離我們漸行漸遠。
放棄像熟果一樣地離枝，像落葉一樣地灑脫，像雨點一樣地隨落，如來如去。放棄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選擇放棄比選擇得到困難，需有一點哲性，一點詩性，一點悟性，外加一點決斷力。生活在於選擇，人生在於選擇，學會放棄是一種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