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工們悲慘的境遇

自1878年棗莊中興礦局開辦以來，廣大礦工始終被牢牢束縛在封建把頭制度的桎梏之下，長期忍受著資本家壓迫和剝削，社會地位和生活狀況都非常低下。

中興公司大樓

中興公司把工人分成“裡工”和“外工”（據山東實業廳1931年1月調查，裡工2081人，外工5384人）。“裡工”由公司直接聘用，工資按月發放，待遇優厚。“外工”即外包工，由包工頭僱用和結算工資。包工頭對“外工”的剝削和壓榨非常殘酷，甚至毫無顧忌。他們的工作時間由1928年的每天十小時，至1931年時已增加到十一個半小時。生活更是慘不忍睹：吃爛豆餅，穿麻袋片，住“窯戶鋪”，出牛馬力，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病無所依，過著牛馬不如的日子。“窯戶鋪”的房子低矮、潮溼、破爛，夏不防熱，冬難避寒，裡面蚊蟲、蝨子、臭蟲、跳蚤成堆，各種傳染病隨處流行，衛生環境極為惡劣。據中興煤礦公司鞠仁醫院統計，工人們的患病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惡劣的井下生產環境

有民謠唱到：

“窮工人，真可憐，

鋪著爛稻草，蓋著麻袋片，

夏天熱扠皮，

冬天打顫顫。”

“裡工”和“外工”的生活待遇更是天壤之別。公司內資方代表人物和高級職員（如經理、礦師等）的住宅，都建造得非常豪華，把頭、監工的住宅也相當壯觀，他們的生活是“魚一盆，肉一碗，姑娘一串。閒著沒事打麻將，悶展愁腸抽大煙”。德籍礦師克里柯的工資（包括年終“花紅”兩萬元），每月平均收入竟達三千元之多，是普通礦工的四百多倍！

公司建立初期，很多技術仍沿用百年土法，勞動條件相當惡劣，冒頂、透水、瓦斯等事故頻發。加之後聘請的德籍總礦師高夫曼“原系五金礦師，於煤礦毫無歷練”，對礦難預兆毫無經驗，結果導致1915年2月1日發生特大瓦斯透水事故發生，致井下673名礦工有458人遇難。災難發生後，工人家屬和居民紛紛湧向礦裡，“護礦隊”（後改稱“礦警隊”）不僅不讓群眾進入，反而向赤手空拳的群眾開槍鎮壓，死傷多人。

這次礦難以後，中興煤礦公司於1918年、1919年、1922年、1923年等年份，先後發生了數次死亡數十人至百人的重大事故，所以說，那時期的礦工生命安全的確是沒有任何保障的。

封建把頭對工人的控制，龐大的“護礦隊”對工人的鎮壓。另外，礦區周邊還設有當鋪、賭場、妓院等不良場所，也無時不對礦工進行哄騙和引誘。

在這些殘酷的壓榨和剝削之下，礦工們雖然以多種形式進行反抗，但他們這些抗爭最初都是自覺的、低層次的個體行為，但為以後的工運鬥爭埋下了革命的種子。

點燃工運烽火

1920年11月21日，中國的第一個產業工會——上海機器工會正式成立。自此，中國工人階級有了第一個群眾組織。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組織都以主要精力從事工人運動。1923年7月，中國早期勞工運動的領導者羅章龍就來到棗莊、滕縣進行社會調查，並在黨刊《嚮導》上著文，反映魯南商販抗稅一事。

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專門對棗莊工運高度關注，在第三屆中央執委第一次會議所通過的《勞動運動進行方針決案》中明確指出：“山東坊子、淄川、嶧縣等處的礦工運動，山東省同志應把它和津浦、膠濟路工人運動同時並重；……”

1925年5月1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廣州成立。第二年1月，中共山東地方執委派李xx來棗莊開展工運工作，與6月山東省委派來的紀子瑞一起，對棗莊中興煤礦公司絞車工張福林、蔣福義等礦工進行培養和教育，7月成立棗莊礦區黨支部，紀子瑞任書記。

張福林

有壓迫就有反抗。

礦工們不堪忍受中興公司把頭們的壓榨和盤剝，紛紛自發開展反抗和鬥爭。他們進行了消極怠工、暗中逃跑，破壞設備、暗殺工頭等活動。

1927年6月27日，白崇禧部文鴻恩師來到棗莊，在歡迎北伐軍的群眾大會上，工人代表控訴了資本家的罪行，後召開工友大會，公開成立了“勞工會”。

黎明前的曙光

1927年7月下旬，北伐軍撤離棗莊，紀子瑞也隨即離棗。在白部撤出棗莊時，由張福林、鞏繼倫帶隊的工程營也配合北伐軍南撤，炸燬了侯橋、王溝和嶧縣南關大鐵橋。

嶧縣南關鐵路大橋舊址

黨組織撤離棗莊，工會又隨北伐軍南下，中興煤礦公司原來答覆工人的條件全部推翻，導致棗莊工人失業，鬥志消沉，使原本火熱的工人鬥爭瞬間冷落，工人運動也轉入低潮。

這一情況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視，11月14日中央在臨時擴大會議上通過的《職工運動決議案》中指出：“五卅高潮低落後，至今因產業恐慌而致使部分的或全部停業，如漢冶萍之公司及棗莊之煤礦，一方則因黨的自動停止工作......現在黨應當重新建立礦工運動的基礎。尤其對於直隸五礦......棗莊（一萬餘尚有一部分未歇業）......須派專人去進行祕密工會發動鬥爭，發展黨的組織。”

1928年初，工程營解散，張福林又回到棗莊，他又組織了“棗莊煤礦失業工人辦事處”，同年7月11日成立了失業工會（即外工會），4000多名失業工人入會。

看到“外工會”不斷地發展壯大，中興煤礦公司開始了對他們的排擠和打壓。國民黨中央特派員周學昌來棗，即成立了“棗莊礦區工會整理委員會”（簡稱工整會），停止裡“外工會”的活動。“外工會”當即研究決定，組織工人，準備舉行罷工。

點燃煤城怒火

1928年8月5日（陰曆6月20）中午，周學昌以召集會議答覆條件為名，派礦警隊在會場上逮捕了張福林、蔣福義、郭長清、王文彬等四位工會領導人，並宣佈解散“外工會”。

1928年9月至1930年底，棗莊礦區的黨組織始終處於停滯狀態。

1928年9月1日，山東省委給中央報告中講到：“以前丟掉或斷絕關係的地方，如煙臺、德州、臨棗（唯臨棗派去人未至該地即被捕，至今尚押滕縣）（指薛文英，編者注）......已派人恢復了關係，”11月山東黨的組織任務中提出：“無論如何困難，應在最近派人至臨城、棗莊......建立黨的組織發動工作。（據《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一輯，1981年出版）。”

1929年3月4日，在中興公司臺兒莊火車站的抬煤工人，因不堪忍受重體力低收入的待遇，自發集結，舉行了首次大罷工，最終資本家妥協，增加了工資和福利。此舉傳至棗莊，對後來的工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因此，中共在1929年6月召開的《六屆二中全會職工運動決議案》中，再次對棗莊礦區的工運工作作出安排：“礦工運動以唐山、本溪湖、撫順、福中、中興、淄博六河溝、象鼻山等為中心工作......使裡工外工也組織在一個工會內（據《中國工運史料》1982年第3期）。”

1931年春天，中共山東省委派田位東、鄭乃序二人來棗莊礦區開展工作，並在齊村成立棗莊特支，田位東、鄭乃序任正、副書記。同年3月12日，在徐州召開會議，研究決定在棗莊組織罷工運動，這就是棗莊歷史上著名的“六.一三”大罷工。

田位東

鄭乃序

1932年夏天，中興煤礦公司因沒給“外工”發放紅利，因而引起礦工們的憤怒，棗莊特支抓住這個機會，決定在6月13日上午八點在十里泉召開群眾大會，部署大罷工。消息走漏後被軍警攔截，後決定於19日在窯神廟召開第二次群眾大會。當會議進行到高潮時，被軍警衝散，後田位東、鄭乃序被軍警抓捕，於8月初二人在濟南被國民黨殺害。

棗莊煤礦工人的第一次大罷工宣告失敗。

取得大罷工勝利

1932年棗莊中興煤礦工人大罷工失敗以後，“外工會”遭重創，骨幹被捕，

積極分子被解僱。為強化對工人的統治，資本家又加大監督力度，韓復榘也派一個團兵力駐棗，以緝匪為名，對工人施壓。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1932年7、8月間，山東省委派、徐州特委分別派張宏翼和吳季訥來棗來恢

復黨的工作，後因無職業掩護、人際關係生疏、難以立足而離開。

隨即徐州特委派又郭子化來棗，開設“同春堂”藥店，以行醫作掩護，成立礦區黨組織，開展地下工作。

郭子化

經半年的組織發動，礦區黨組織決定利用中興資本家“花紅”只分“裡工”不分“外工”與工人的矛盾，在1933年五一節前後發動大罷工。大會在棗莊城西二十里的中陳郝村召開。資本家得知後，擺宴席，施小惠，收買引誘工人代表，被拒絕後仍不答覆工人們的要求。黨組織決定改在龍頭集會，繼續罷工。中興公司便派兵包圍會場，綁走工人代表，欲押往濟南。工人們聞聽異常氣憤，紛紛湧向火車站，堵鐵路，砸車頭，最終將工人代表救出。

中陳郝村泰山廟

鑑於群情激奮，中興公司懼怕這強大的工人威力，只好勉強答應每人每月發半噸火炭。罷工終於取得了勝利。

棗莊、滕縣工人抗日救國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棗莊中興煤礦工人和中興中學的學生迅速組織讀書會，成立“民先”、“抗敵後援會”，他們撒傳單、貼標語、做宣傳、搞募捐，發動群眾，支援抗日。後有不少職工加入了“四川旅滬同鄉會戰地服務團”（後一部分職工參加了新成立的魯南人民抗日義勇總隊）。他們爬火車、炸橋樑、搶物資、搞軍火、除漢奸，活動在運河兩岸、微山湖畔，成為聞名全國的抗日英雄群體，著名的運河支隊（鐵道游擊隊）就是由大部分棗莊煤礦工人組成的。

鐵道游擊隊隊員慶祝抗戰勝利

在滕縣，1938年2月沛滕邊縣職工聯合會在夏鎮成立，1940年更名為沛滕邊縣職工會，1944年4月4日又更名為工人抗日救國會（簡稱工救會）。他們宣傳抗日，發動群眾，組織隊伍，在1945年3月18日，在羊莊磕井村利用土地雷、土炸藥阻擊掃蕩日軍，打死打傷日偽軍20多人。

歷史如過眼雲煙，雲捲雲舒，但波瀾壯闊的棗莊工人運動將會永遠載入中國工運史冊，激勵後人，輝映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