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西斯·拉爾
來源|《人類砍頭小史》，海南出版社2016年8月，“國家人文歷史”刪改
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E.V.麥克弗森中尉與一個日本人的骷髏，這個骷髏在美國海軍魚雷快艇341號上充當了一個吉祥物。新幾內亞，亞歷克西斯港，1944年。由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提供
戰爭的單調乏味導致人們把死人的骨骼用於娛樂，這暗示了一種自豪感以及一種戰勝敵人的力量，這種據為己有的行為也可能是最高權力的表達。有些人頭被像狩獵戰利品一樣對待，但另外一些則變成了愛的象徵、吉祥物、偽科學標本或玩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役期間，不難找到被展覽的人頭。在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的一些島嶼上，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關於骷髏或者被砍人頭的故事。
戰爭自會讓你適應那些頭顱
1944年5月，在布干維爾島，美國飛行員查爾斯·林德伯格驅車經過一條新修的美國公路，公路兩旁的旗杆上懸掛著一排排日本人的頭顱。它們是在推土機把一些淺墳推平之後掛上去的。美國戰地記者馬克·莫里斯曾注意到，一個骷髏被固定在瓜達爾卡納爾島一個工程帳篷正中央的柱子上；它戴著一頂頭盔，前面印有“東京製造”字樣。很難知道太平洋戰爭期間究竟有多少顆人頭被當作戰利品獲取。據一份法醫報告估計，1984年從馬里亞納群島被送回本國的日本戰死者當中，有60%的屍體丟失了頭顱。一位日本神父在戰後幾十年裡定期探訪硫磺島，舉行紀念死者的儀式，據他報告，很多遺骸的頭骨都被人拿走了。早在1942年9月，獲取戰利品人頭的情況就非常嚴重，以至於美國海軍指揮官威脅手下的士兵說，如果他們獲取敵人的身體部件作為紀念品，將“嚴懲不貸”。夏威夷是回國美軍的必經之地，那裡的海關官員例行公事地詢問士兵：他們的行囊裡有沒有骨骸，至少有一次，他們在搜查時發現了兩個“發綠的”日本人骷髏。而在戰場上，大多數士兵都知道發生過此事，並認為在那樣的環境下這是不可避免的：值勤幾周之後，他們看到的情況更加糟糕。
“獵獲紀念品”和“戰場剝奪”無處不在。一位美國軍人開玩笑地對馬克·莫里斯說：“如果日本鬼子之前不知道的話，他們現在應該知道了，美軍是為了紀念品而戰鬥。在那裡，他們會朝一個日本鬼子開槍，後者會跳起來，還沒等他落到地面上，他們便一擁而上，為了獲得紀念品而對他進行搜身。”這是真的——有時候，美國人等不及受害人死去，便把他們的口袋和揹包掏空，拿走他們的槍、刀子、旗子、頭盔、照片、身份牌，敲下他們的牙齒，有時候甚至割下他們的耳朵，他們的手指，偶爾還有他們的頭顱。尤金·斯萊奇是一個海軍陸戰隊士兵，曾在貝里琉和沖繩打仗，他寫過一本著名的戰爭回憶錄，描述了在戰鬥之後如何高效率“剝光”那些受害者。他們“幸災樂禍地觀看、比較、常常還交換他們的戰利品……這不僅僅是獵獲戰利品或洗劫戰死的敵人，更像是印第安勇士在剝頭皮。”
1940年代第一次到達太平洋諸島的士兵們不得不適應隨處可見戰利品和紀念品的環境，這些新兵對他們某些戰友的行為深感震驚。迪安·拉德當時剛剛登陸西南太平洋瓜達爾卡納爾島的海岸，即將參加太平洋戰役最激烈的戰鬥之一，彼時距離他的23歲生日只有一個月，他目瞪口呆地注視著“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的一個小夥子漫步走過，手裡揮舞著一根繩子，繩子的一端拴著一個已經晒白的日本兵骷髏”。這個海軍陸戰隊員衣衫襤褸、消瘦憔悴，就像在瓜達爾卡納爾島服役的所有作戰部隊一樣，但是，當他看到那些新兵蛋子注視著他的時候，他只是咧嘴笑了笑，在自己的頭頂上快速旋轉那個骷髏。難道戰爭把他逼瘋了麼？“沒錯，是的——但也並非如此，”拉德得出結論。“大多數人不是這樣。不過很快，我們就會懂得在當時的環境下，那個小夥子做的沒錯。”
1944年9月16日，美軍攻下貝里琉島西部海灘，陸戰1師士兵在檢查三名日軍的屍體
一週後，他正在吃飯，渴望吃上一口熱飯熱菜，即使身邊環繞著數以百具正在腐爛的日本人的屍體，機關槍和迫擊炮在開火，炮彈在遠處爆炸，而此時拉德的目光卻落在了附近地面上一隻戳出地面，穿著靴子的日本士兵的腳上。這具屍體幾乎被泥土所覆蓋。他沒有理睬它，繼續吃飯。他也沒有理會這樣的消息：戰死的日本人漂浮在馬坦尼考河上，就在他剛剛灌滿水壺的那個地方的上游。無論如何，他反正是喝了水壺裡的水。“就像那個小夥子揮舞著那個骷髏，我正在適應瓜達爾卡納爾島的條件。我在這座島上已經待了7天。”歷史學家喬安娜·伯克曾寫到戰場上的殺戮所帶來的極度興奮，以及戰爭培養出來的狂歡氛圍。戰鬥裝束，臉部彩繪，以及“沒完沒了的反覆重申：人必須變成‘動物’”，所有這一切都代表了一種令人興奮的道德秩序的顛覆。如果拿掉當時的語境，這些意識看上去似乎很陌生——在剛剛趕來參加戰鬥的新部隊看來似乎很陌生——但它們提供了一種方式，讓你可以應對令人震驚的戰鬥現實。很難理解1942年瓜達爾卡納爾島上戰鬥部隊的具體情境。即便是身處前線的後勤保隊伍，對於投身於這臺“絞肉機”是怎麼回事也沒有什麼概念，
在那裡，時間毫無意義，根本沒有逃離的希望：即使它沒有殺死你，也會讓你發瘋。
他們為何熱衷砍掉日軍的頭顱？
尤金·斯萊奇寫道：“激烈的生存之爭……侵蝕了文明的虛假外表，讓我們全都變成了野蠻人。”有一種這樣的感覺：生活環境導致了某種程度的社會退化。人的身體部件成了稀鬆平常的尋常事物，敵人的屍體就在那裡等著獲取。換句話說，道德景觀就像身體景觀一樣超現實，因為士兵們失去了在國內框定他們生活的所有正常的社會結構。他們被死人所環繞，他們奉命殺人，他們認為自己即將死去：在這種環境下，用歷史學家喬納森·格洛弗的話說，人們“逃離了道德身份的約束”。他們對周圍的環境變得麻木不仁。例如，當斯萊奇和他的部隊在貝里琉向敵軍陣線進發時，偶然發現了一個日本機關槍手戰死在自己的陣地上，看上去彷彿正要開火射擊，依然順著機關槍的瞄準器注視著前方，即使他的頭頂已經被炸掉了。正當斯萊奇和一些參加了這場戰鬥的美國槍手說話時，他注意到，其中一個人把一顆珊瑚卵石拋進了那個陣亡士兵敞開的顱骨裡。“每一次拋擲我都真真切切地聽到那個可怕容器裡傳來雨水的輕微濺潑聲。”但是，正如斯萊奇所指出的那樣，這個美國人就如同國內一個小男孩在雨水坑裡玩石子兒，因為他的動作是如此漫不經心，“他的行為中沒有任何惡意的東西”。
如果說盟軍部隊都成了“野蠻人”，那麼在他們眼裡，日本人就幾乎不是人。日本人在美國公眾和武裝部隊的心目中被徹底非人化了。在宣傳中和媒體上，他們被描繪為有著非理性自殺傾向的武士，對叢林戰有著一種美國人無法理解的喜愛。一位海軍陸戰隊員評論道：“我希望我是在跟德國人戰鬥。他們是人，像我們一樣……但日本鬼子就像動物一樣……他們習慣於叢林，彷彿他們就是在那裡長大的，像有些野獸一樣，在他們死去之前你絕對見不到他們。”
當戰士們在現代戰爭中攫取戰利品人頭的時候，通常有一個強烈的種族因素。在19世紀的戰爭期間，英國和德國的軍隊曾從非洲的南部和東部帶回人頭，但歐洲白人卻很少收集其他歐洲白人的頭。迄今為止，美國法醫科學家們所記錄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所有戰利品骷髏全都是日本人的，沒有記錄表明歐洲戰區有人獵獲過戰利品人頭。種族主義並不是士兵們獲取敵人首級的唯一原因——畢竟，戰士們接受的訓練就是要在戰鬥中殺人，所有對手都在某種程度上被非人化了——但種族主義是一個最常見的因素。
當頭顱離開戰場後
在被帶離了戰場，進入了更家常的環境後，頭顱可以為反思提供罕見的空間。近距離地觀察頭顱，士兵們深感震驚，並陷入了沉默。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他們不得不面對他們和敵人共同擁有的殘酷命運。在獵獲戰利品頭顱上，大概有一種休慼與共的感情，儘管激發這種行為的是一種刻骨銘心的仇恨。虛構一個毫無人性的敵人還是有一些限制的。到最後，參加戰鬥的人認識到，他們之所以戰鬥，是因為他們不得不戰鬥，而且日本人也是如此。此外，在某些方面，知道敵人也是人會更好一些，因為，儘管這會帶來負罪感和愧疚感，但這些感覺本身證明了你也依然是人，戰爭尚未剝奪你的人性。
太平洋戰場上雙方的士兵都把自己的附屬品留在了他們找到的敵人的屍體上。他們把照片和部隊徽章偷偷塞進陣亡者那已經沒有生命的手裡。這種向死者伸出手透露出一種跨越敵我界線的個人認同感，也透露出這樣一種感情：在戰鬥中有某種深刻的東西是他們共同擁有的，每個人都在面對失去和死亡恐懼。那些被做成項鍊、作為裝飾品佩戴的牙齒和耳朵顯示了威望，但也是一種對死亡現實的深刻認同，每個人都被迫面對這樣的現實。
這張描寫貝里琉島山區作戰的照片攝自參與此役的美軍81步兵師通信兵約翰·斯威夫特，他在戰場上寄回的家書署有“來自被上帝拋棄的群山”
在今天的美國，人們還經常發現來自太平洋戰爭和越南的戰利品骷髏，裝飾著文字、圖畫和顏料，常常是出自那些首先得到它們的士兵的好意，但有時候也多虧了後來的擁有者。有一個骷髏，是一個海軍醫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帶回國內的，後來被他的孫子發現，並把它噴塗成了金色，給它圍上了一條花色絲質大手帕，把它放在自己的臥室裡，直到他對這個骷髏感到害怕，才把它扔進了湖裡。另一個骷髏是從沖繩帶回來的，完全塗上了紅色和銀色，在1980年代初交給了美國的一個法醫團隊。還有一個骷髏是來自於一架墜毀飛機的飛行員，它被帶回到了田納西州的摩根縣，還被擴大了，為的是在萬聖節給它裝一個電燈泡。另一些骷髏上佈滿了塗鴉和繪畫，用彩色蠟筆、氈筆或油漆塗成彩色，沾上了菸灰和蠟燭滴下的蠟。這些把死者家常化的過程，把它們從一個人變成了一個支撐物，是在戰場上開始的。
這樣使用頭顱是否合法？
1944年5月，《生活》（Life）雜誌的“本週照片”中顯示了一個名叫娜塔莉·尼克森的年輕女人正坐在辦公桌旁給男朋友寫信，她男朋友正隨海軍在太平洋地區服役。娜塔莉神情恍惚地注視著男朋友送給她的禮物：一個日本兵的骷髏，已經被擦得乾乾淨淨，上面還刻著14個美國軍人的名字以及這樣一行字：“這是一個日本好人——在新幾內亞海灘上撿來的一個已經死去的日本人。”據文字說明說，娜塔莉對這件禮物感到震驚，但她還是按照日本首相的名字把它取名為“東條”。
鳳凰城戰時工人娜塔莉·尼克森正在給她在海軍服役的男朋友寫信，感謝他寄給自己一個日本士兵的骷髏，那是他在新幾內亞作戰期間作為戰利品蒐集的。《生活》雜誌，“本週照片”，1944年5月。拉爾夫·克萊恩攝。由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提供
《生活》雜誌的讀者寫信譴責娜塔莉和骷髏的照片，說它“令人噁心和恐怖”，並指出，如果情形顛倒過來，東京一份著名雜誌發表一張照片，顯示一個年輕的日本姑娘注視著一個美國士兵的骷髏，肯定會導致人們對日本人邪惡行為的極大憤慨。
根據1929年的《日內瓦公約》，褻瀆敵軍的陣亡將士是公然違反國際法的。它違反了慣常的戰爭法則，也違反了日本與美國之間關於如何對待陣亡者的現有的雙邊承諾，但海軍最高司令部在反應上行動遲緩。陸軍部確認，褻瀆日本陣亡者是“對法律和禮儀的嚴重違反”，但與此同時，阻止發表關於“紀念品”的故事的理由是：它們可能導致戰場上的報復行為。這既強調了謹慎的需要，同樣也（即便不是更佳的話）認識到了體面的需要。
同時，指揮官們奉命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這種非法而殘忍的行為”，調查並懲罰違規者，《生活》雜誌照片的故事傳到了在太平洋地區服役的部隊。1944年10月，一個1942年入伍的30歲藝術家約翰·蓋塔·布朗寧在新幾內亞的霍蘭迪亞附近撿到了一個骷髏。他把這個骷髏帶回了營地，放在一個朋友的床上，每個人都給它拍照，但他知道，審查官肯定不會讓他們再看到這些照片。他在日記中寫道：“軍隊對骷髏問題有著近乎神聖的緊張不安，我們再三得到警告：擁有日本人的骨骼、牙齒等等，都有可能面對軍事法庭、死亡，以及許許多多荒唐的威脅。”他認為，《生活》雜誌的報道“沒有任何幫助”。但是，布朗寧和他的戰友們並沒有嚴肅認真地對待這些“荒唐的威脅”。
他們的司令官，這些曾帶領軍隊在一場數百萬人喪命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他們，認為“骷髏問題”相對來說並不重要。有些軍官期望他們的人做壞事，另一些軍官則選擇對證據視而不見：本著狂歡節的精神，從戰場上撿回一個骷髏常常被視為“合法違規”。讓士兵們“按照要求”做壞事這個問題長期以來讓軍方備受挑戰，特別是自20世紀大規模強徵入伍出現以來。訓練制度故意要通過身體虐待和口頭辱罵來剝奪新兵們的身份認同。在新兵們進入的這個世界裡，士官有著不受限制的權力，攻擊性有著很高的價值，外人被非人化，他們生活的地方的每一個細節都由別人來設計。嚴酷的訓練策略幫助侵蝕了平民的價值觀，也創造出了更有效率的殺手。在越南服役的一位海軍陸戰隊隊員還記得關於發現敵軍傷員之後的操作指南：“如果已經上好了刺刀，你只要刺刀朝下，用教練員自己的話說：‘割下他的頭’，或者，‘再額外捅他幾下’。”如果士兵不能殺死傷員，他們在心理上就不適合戰鬥。
那是一種必須達成的微妙平衡。士兵們被預期在戰鬥的壓力下作出邪惡的反應，但當國家不再需要他們的軍事貢獻時，便重新開始和平的生活。在20世紀中葉，新聞評論員們都承認，“和平時期給你帶來最大麻煩的傢伙”是戰鬥中最優秀的傢伙。作為一個平民可能讓你鋃鐺入獄的行為，在作為一個戰士時卻可能為你贏得勳章。裝飾敵人的頭顱，把你的名字刻在骨頭上，絕不會為你贏得勳章，但在武裝部隊內部，人們心照不宣地承認，像這樣的行為讓戰爭的心理要求變得更容易。
在一場血腥的戰爭剛剛過去之後，即使它們被迎進一個軍人的家裡，作為對他的公正獎賞，但幾十年之後，它們都變得反常和令人厭惡，即便對那些最早取得它們的人也是如此。偶爾，家庭成員滿懷深情地看待它們，但很多人——特別是退伍老兵們的妻子——發現它們風味不佳，讓人神經緊張。那個曾經為它們創造過一個飽受戰爭蹂躪的世界已經一去不復返，它們已經變得不合時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