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劉志陽：實現更高質量一體化，如何把長三角打造成“創新之城”？

【編者按】6月13日-19日，2019年全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動周在杭州拉開帷幕。創新創業與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已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加快新舊動能轉換的重要力量，在穩定和擴大就業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之後，長三角如何打造創新之城、形成新的增長極？上海財經大學劉志陽教授認為，關鍵就在於探索一條基於“技術—經濟—社會—公共治理”有序推進和共融共生的創新型社會的新發展範式。以下是他在中國浦東干部學院的演講。

自去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宣佈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以來，對於長三角一體化的研究非常多。但目前來看，大多數研究往往固守在經濟一體化範疇，其貢獻是弄清了推動區域經濟增長背後的土地、資本、勞動等要素流動的貢獻，不足是忽略了“高質量”這一關鍵詞背後的新發展理念，更缺乏對一體化長期發展背後的“社會”內涵的深入探究。在我看來，理解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形成過程的“內在邏輯”，關鍵就在於探索一條基於“技術—經濟—社會—公共治理”有序推進和共融共生的創新型社會的新發展範式。

這個新發展範式表現出以下三個顯著特徵：其一，區域創新發展是由技術、創意和創造力所推動的，而不僅是傳統經濟增長要素推動的，創造力是長三角一體化需要不斷培育的共同資產；其二，創新創意階層的崛起和多元包容制度的完善，必將導致跨城流動成為新的生活方式，在帶來一系列遷移難題的同時，也將帶來更大範圍的身份認同，這種區域心理認同將有助於長三角概念的落地生根；其三，長三角一體化的推行必然引發跨區域共享共治的很多難題，應該加速落實新的一體化發展規劃，積極利用大數據等手段推進公共治理的同城化和便利化。下面，我就圍繞上述三個特徵，談談如何把整個長三角打造成一座“創新之城”。

創新要素在長三角區域內加快流通

技術變革影響產業動態，而產業動態又影響經濟和社會變革的速度和方向。技術變革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既有水平的也有垂直的。水平影響包括相對於競爭者來說，因引入新的先進技術而帶來的競爭優勢的變化；垂直影響包括引入新技術給客戶和供給者帶來的直接或間接的變化。產業變革對社會結構的影響也是明顯的，直接的影響就是地理意義上就業人群的變化，間接影響則包括社會心理的潛在變化，這些影響都不是瞬時的，但卻是長三角社會同構的重要物理基礎。

現在大家都在談創新，創新雖依賴個體的創造，但從發展視角來看，它是一個生態系統。創新系統形成有賴於大學、科研院所和研發企業等從技術源頭上的供給，有賴於大量研發中介、眾創空間和風險投資對技術的篩選和擴散，更依賴於大量創新企業在技術應用上的冒險行動，這些支持因素的巧妙耦合，最終促使區域技術快速流動。

相比其他區域，長三角有著得天獨厚的創新系統優勢。相關統計顯示，長三角創新資源豐富，區域內高校在全國佔比17.6%，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實驗室等創新平臺近300家，年研發經費支出和有效發明專利數均約佔全國的30%。這些構成了有效的區域技術源頭。長三角地區眾創空間量大、類別多，就上海而言，目前已建有299家眾創空間，數量上在整個長三角地區遙遙領先。這些眾創空間是創新知識、技術與生產之間的聯結，不僅可以高效推動技術商業化，也能通過團隊簇的知識分享促成區域創新擴散。

開放式創新是全球開放新格局下企業創新組織形式的一次重大變革。和封閉式創新不同，在開放式創新下，企業在期望發展技術和產品時，能夠像使用內部研究能力一樣借用外部的研究能力，是一種通過使用自身渠道和外部渠道來共同拓展市場的創新方式。開放式創新強調在全球謀取創新要素，搭建創新團隊，進而創造價值並獲取創新果實。開放式創新可以降低創新成本，提高效率，同時也避免了創新惡性競爭。當前，很多長三角企業已經充分掌握運用開放式創新方法，在上海、南京、杭州、寧波、蘇州等城市，大企業技術可以流向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技術研發也可以有效溢出到大企業，甚至可以在大企業內部得到更好的商業化可能。國有企業的知識可以流向民營企業，跨國公司的研發成果也可以被本地企業所借鑑。例如，上世紀80年代起，平湖不少企業請來了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師”。這幾年，隨著長三角產業合作不斷深入，常駐平湖的高端人才已有1000多位。從“週末工程師”到“常駐工程師”，“研發共享”的理念讓創新要素在長三角區域內加快流通，也讓“長三角人”成為一種新的身份認同。

值得關注的是，技術應用開發對產業跨區域流性分佈產生了積極影響。正在興起的以國內頂尖大學命名的各類長三角技術研究院，和斯坦福大學的技術授權辦公室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些研究院是大學技術轉移服務體系的一部分，一頭連接名校，一頭對接市場，其存在不僅點燃了大學的產業應用熱情，也充分利用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資源，更重要的是使得前沿產業的分佈不再受限於地方政府所在地的物理制約，而是形成了事實上的產業跨區域流向分佈。例如，復旦大學寧波研究院已建立起智能製造、生命健康等5大離岸創新中心，已有45家創新企業在杭州灣新區落地。浙江、安徽、江蘇正在打造的跨區域科教新城和產業小鎮這類一體化示範點也正有效推進。此外，交通物流的便利引發了大量創新機構沿著G60或滬杭甬高速分佈產業。這種以產業成長為目標的跨區域產業佈局正日益成為常態，從而讓長三角變得愈加密不可分。

對於創新創意階層而言，長三角就是一座城市

要實現長三角高質量發展和技術能力水平的共同提升，不僅需要自由貿易，更重要的是跨地區人才與思想的流動。經濟學家喬治·莫基爾在《增長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一書中指出，人和思想的自由流動是繁榮的根本，而技術進步只是一棵弱小的樹木，它的枝葉繁茂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於適宜的周邊環境和氣候條件。今天，經濟、社會和文化紐帶越來越不可分割。技術和思想的流動帶來了社會階層的改變，催生了創新創意文化和寬鬆生活方式的形成。在這個意義上，創新創意階層的崛起和新的自由生活方式是驅動長三角創新型社會形成的主要動力，區域創造力則是流動中需要不斷培育的共同資產。

所謂創新創意階層，指的是從事創意產業或創意行為的人群，多為年輕人。這一群體的形成，與技術創新帶來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變革有關，與全球化下異質文化的碰撞有關，也與區域政府對“雙創”的重視和號召有關。當前，上海整體創業活動率已經超過11.2%，16週歲-35週歲青年的創業活動率突破12.4%，超過一半的本地市民認為上海的創業氛圍濃厚，認可本地的創業環境。杭州近年來創業增長率也達到12.23%。在長三角，未來希望從事原創設計或創意生產工作的青年人比重日益增加，原創日益成為彰顯自我的態度。上海雙年展、烏鎮互聯網峰會、亞洲智能硬件大賽、青年創業分享季等越來越多的針對年輕群體的創新創意創業平臺，正是長三角地區創新文化蓬勃興起的表徵。

創新創意階層的崛起帶來跨區域自由流動的生活方式，促成了橫向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保羅·羅曼在《創意階層的興起》一書中描述道，創意階層並不佔有人和物質上的重要資產，他們的資產源於創新能力，通過從事鍾愛的工作，開創有意義的新形式，進行終身制的創新創造。創意階層的求職選擇並不侷限在某個地區或者某個行業，而是根據自身的創新能力和偏好，進行超越地理限制的擇業就業和創業，從而帶來了各個區域間勞動力市場的橫向自由流動。這種跨區域的生活方式在長三角地區已經屢見不鮮，構成了區域寶貴的創造力資產。對於創新創意階層而言，長三角就是一座城市，高鐵在他們眼中就是地鐵。根據不完全統計，每日來滬的長三角人數約在4-5萬人，上海流出的通勤者也有3-3.5萬人左右。這一數據隨著區域交通系統的完善還會進一步增長。為了方便長三角日益增多的跨城通勤人群，“復興號”高鐵在2018年把開行範圍從45列增至86列，新建包括杭黃鐵路在內的12個項目，以壓縮長三角地區內的通勤時間。

更為重要的是，創新創業也在重塑社會結構。比如，被稱為“落腳城市”的城鄉結合部和城中村，有可能發展成為區域創意社區。“落腳城市”一詞來自道格·桑德斯的《落腳城市》一書。書中分析了美國各大都市的“落腳城市”，指出美國很多的外來移民一開始都居住在廉價惡劣的城市貧民區裡。這些貧民區和城市其他地區間長期保持著隔離狀態，使他們難以享受到城市發展好處，始終處在貧困狀態，給城市發展帶來隱患。《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顯示，長三角城市群流動人口以跨省流動為主，佔整體流動人口比例達83.18%，其中新生代在長三角城市群流動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60%。與第一代農民工外出打工的訴求有所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已經逐漸從“經濟型”向“生活型”轉變。他們當中的大部分沒有務農經歷，對城市的認同超過了對農村的認同，這些都使得他們對獲得城市穩定居住的需求更加強烈。這些新生代農民工主要分佈在城中村、城鄉結合部或是區域臨界區。這些城市移民如果被驅出都市，或者受困於社會的邊緣，或是遭到都市拒絕賦予市民身份或資產的所有權，就可能轉為嚴重的威脅，這就是道格·桑德斯描繪的“落腳城市”難題。對此，長三角不少城市近幾年也在探索解決方法。例如，杭州創新性地針對低收入、低學歷的外來務工人員提供公租房或藍領公寓。杭州藍領公寓的選址方式有兩種，一是在城中村改造範圍內，利用將拆未拆的酒店、辦公用房、學校、企業廠房、集體宿舍、市場等建築進行改建。二是在已拆平但短期內不會有其他新建建築的地方，優先採用預製裝配式結構建築，建造不超過4層樓高的租賃公寓。這一做法很好地解決了外來移民“落地”並“生根”的難題。

事實上，不能簡單將移民小區當作城市的邊緣，若能善加利用這些外來移民社區多元文化的特性，反而可能促成區域創意社區的形成。比如，安徽黃山西溪南創意小鎮早先也只是一些喜歡創意生活的藝術家和無法承擔高額房租的農民工的小規模立項寄居地。2017年被列入第一批省級特色小鎮，迄今已經展示出了其生機勃勃的發展潛力。

區域智慧規劃和共同治理是構建長三角創新之城的有效保障

產業跨區域分佈和人口自由流動必然引發社保醫保、教育衛生、生態保護等諸多新問題，如何構建面向未來的區域創新一體化發展的整體規劃和共享共治機制，既是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的難題，也是打造長三角創新型社會的根本保障。城市規劃學科的經典之作《未來之城——卓越城市規劃與城市設計》認為，21世紀的城市，不管是大都市還是中小城市，都空前地需要創新和創造力，以規劃其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講，城市空間的品質將會成為吸引優秀人才的核心競爭力。未來最好空間品質的城市，將是那些在城市經濟競爭力、社會凝聚力和環境可持續力之間實現平衡的區域。長三角區域規劃也離不開這三個方面的協同。

第一，未來長三角創新型社會應是城鄉綠色協調發展的規劃典範。將統籌城鄉發展工作融入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既是經濟政治上的需求，也是社會文化上的需求。但運用什麼樣的方式則值得商榷。19世紀末，英國社會活動家霍華德在他的著作《明日，一條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指出，應該建設一種兼有城市和鄉村優點的理想城市﹐他稱之為“田園城市”。田園城市實質上是城和鄉的結合體，是為健康、生活以及產業而設計的城市。田園城市雖然是一種烏托邦，但給了我們很多啟發。長三角一體化務必要注意城鄉的協同發展，鄉村發展的規劃要建立在鄉村本身的自然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上，而不是簡單地進行城市和人口的轉移。這種轉移不但不能從根本上帶動鄉村經濟的增長，還會造成城市人口失衡、環境惡化等種種危害。

第二，未來長三角創新型社會應形成智慧都市圈，能夠滿足多層次共享經濟需求。隨著大數據的開放、移動智能設備和5G的普及、物聯網的發展以及城市智能公共設施的投入使用，長三角智慧都市圈將不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技術的普及必然會催生智能交通、智慧醫療、智能農場、共享出行、共享教育等更多業態的發展和共享。比如，我國滴滴車主數量在短短4年裡已經超過5000萬，足以見得我國共享經濟的巨大潛能。而未來幾年，城市智能交通設施產業規模預計將達到1590億元，其中長三角佔據很大份額。智慧都市圈建設是信息化建設的大勢所趨，也將成為拉動區域共同發展的強大引擎，它對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未來長三角創新型社會應該是更加智能化和精準化的區域公共治理。這就要求，長三角區域治理要在智慧都市圈的基礎上，切實充實有關協調機構力量實現整體推進。在這方面，可以借鑑日本東京都市圈的一些做法。日本東京都市圈經常會開展一些有針對性的非正式會議，像“東京都市圈交通規劃協議會”等，這種會議機制一方面規避了行政上的衝突，另一方面又可以實現靈活的協同合作。長三角協調機構儘管已常態化運行，但是仍然面臨人員充實和決策授權等難點，迫切需要不同區域立法組織賦予其更多的規劃和決策權限。與此同時，正像我在前面提到的，要用好各種技術手段，藉助利用大數據和雲計算等實現長三角智能政務的精準化管理。去年，長三角已經成功完成了地區內的醫保結算對接項目，建成了長三角地級城市空氣質量預警信息共享平臺、區域工業互聯網平臺等信息共享機制。未來，需要不斷強化長三角區域智能政務這一整體概念，將長三角地區視作一張完整的行政網絡，區域內的各級行政單位是網絡上的節點，通過大數據手段和一系列有針對性的跨地域會議，實現區域間的協調自治和節點階段任務的建設。

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指出，城市不僅僅是一個外在形式，也是現代社會的一個表徵。城市不僅是生產關係的載體，也是文化、生活的空間載體。在創新型社會的構建過程中，技術驅動是物理基礎，人口流動是主要動力，而智能有效的區域公共治理則是根本保障。從根本上，長三角一體化最為關鍵的是社會一體化，只有區域共同體內的所有勞動者都持有“長三角人”這樣相互認同的觀念，一體化才能持久生根。從這個意義上說，在重視長三角創新型經濟的一體化建設同時，更重要更緊迫的是推動區域創新型社會的同構。

【思想者小傳】

劉志陽，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副院長、創業學院執行副院長，中國社會創業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創新創業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上海行為科學學會副會長。代表著作有《創業資本的金融政治經濟學》《產業模塊化時代本土企業自主創新之路》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欄目郵箱：[email protected]）

欄目主編：王珍 文字編輯：王珍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項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