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當前，以智能化、網絡化、數字化為核心特徵的新一輪工業革命正處於由導入期向拓展期轉變的關鍵階段。新工業革命在為全球經濟增長構築新動力、促進包容性發展和提升人類社會福祉的同時，也將重塑國家間競爭格局，為後發國家的競爭與趕超提供窗口期。面對新工業革命的衝擊，只有堅持開放和多邊主義，以多邊規則基於公平對等原則進行約束和引導，各國才能共享工業革命的紅利，有效應對工業革命的挑戰。這決定了未來全球治理變革的主流方向和主導邏輯必然是多邊主義，而不是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諸如WTO等現有多邊組織的改革，必須在堅持多邊主義原則的前提下推進。
【關鍵詞】新工業革命 全球治理 多邊主義 WTO改革
【作者簡介】謝伏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
一、引言
以智能化、網絡化、數字化為核心的新一輪工業革命，是未來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能，是影響國家間產業競爭格局的主要因素。經過三十年的技術積累和市場探索，當前新一輪工業革命正逐漸由導入期轉入拓展期。以新一代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的通用目的技術（Bresnahan，2010）和使能技術（Fortune & Zirngibl，2009），①在市場應用的過程中不斷迭代並趨於成熟，加速推進車聯網、智能製造、遠程醫療等一批先導產業的湧現，同時逐步滲透到紡織服裝、能源等傳統產業部門，為全球經濟增長和包容性發展提供了新動能。
由於新工業革命的重要影響和重大價值，主要工業國家紛紛出臺更加積極的產業政策和科技政策，推動新技術和新產業發展，搶佔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制高點。然而，個別國家為了獨佔新技術和新產業創造的巨大利益，拋棄公平競爭原則，背離包容發展理念，選擇了極端的單邊主義立場，採取了激進的保護主義手段，對全球化、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秩序造成嚴重傷害。一方面，新技術和新產業加速突破和發展，另一方面，全球貿易秩序何去何從出現了極大不確定性。在技術範式和經濟範式都在加速變革調整的背景下，釐清新工業革命對全球治理規則的深層影響，把握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大勢，關乎到全球能否有效應對新工業革命的挑戰，也關乎到中國能否作為負責任大國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二、新工業革命構築全球經濟發展新動能
工業革命是通用目的技術和使能技術的簇群式突破及大規模商業應用的過程，是人類經濟發展方式的系統性變革，是經濟發展進程中的跳躍式演進。如果說蒸汽機驅動的機械化、電力和鋼鐵驅動的重工業化、流水線製造驅動的大規模標準化生產、數控技術驅動的柔性製造代表了前幾次工業革命的主導技術範式，智能化、網絡化、數字化技術的加速突破和應用則是當前蓬勃發展的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核心動力。之所以稱這一場技術和產業變革是一輪革命，是因為智能技術和數字技術的連鎖突破和大規模應用，不僅正在或將要催生一批新的先導產業，而且將與傳統技術和產品融合，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產業的技術基礎、組織模式和商業形態，從而最終促進全球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的深刻變革以及經濟增長潛力的充分釋放。
每一輪工業革命既具有隨機性和獨特性，又遵循某些共同的規律，呈現出特定的週期和結構性特徵。從經濟史的角度看，每一輪工業革命大致都會經歷導入期和拓展期兩個階段，且每個階段大致都會持續二三十年的時間（佩蕾絲，2007）。②在導入期，新的通用目的技術和使能技術的創新主要基於基礎研究的積累和發展，具有很強的科學推動特徵。同時，由於新技術的技術範式和技術路徑並不清晰，不同類型的創新主體，特別是初創企業在新技術可能帶來巨大潛在利益的驅動下，通常會積極進行多元化的技術路線和商業模式探索。當通用目的技術和使能技術以及與之相匹配的商業模式逐漸成熟，這些新技術的應用開始催生新的產業，並加速向國民經濟其他部門擴散應用，這時工業革命開始進入第二階段，即拓展階段。由於拓展階段工業革命的主要經濟特徵是新技術在市場中的加速應用和大規模商業化，因而這個階段的技術進步表現出很強的需求拉動特徵。從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經濟的勃興算起，信息經濟已經走過了大約三十年曆程。當前，智能化、網絡化和數字化技術逐漸成熟，並不斷與信息通訊、新材料和生物醫藥等通用目的技術融合，一批掌握前沿技術並創造了有效商業模式的平臺型企業開始從眾多創業企業中湧現出來，產業組織開始由導入期的高度動態性轉向更加穩定的市場結構。這些趨勢性的技術經濟特徵，都標誌著新一輪工業革命正逐步由導入期轉入拓展期。
技術進步和產業變革是人類福祉的重要來源。工業生產帶動了科學與技術知識的快速生產和擴散，促進了人的現代化；工業生產的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促進了生產要素集聚，加速了人類社會城市化的進程；信息化大大降低了空間對交流的阻礙，有力推動了工業生產的全球分工。從某種意義上講，當今的工業化社會和以城市化為核心的人類現代生活，都是歷次工業革命的成果。當前正在興起的新一輪工業革命，以人、機器和資源間實現智能互聯為特徵，正在日益模糊物理世界和數字世界、製造和服務之間的邊界，為利用現代科技實現更加高效和環境友好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廣闊空間。與歷次工業革命一樣，這一輪工業革命也必將為全球經濟構築強大的增長動力，深刻改變各國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併為人類經濟社會面臨的困境和問題提供新的解決方案，有力推動經濟社會的跳躍式發展。隨著新一輪工業革命由導入期進入拓展期，這些經濟社會效應將逐步顯現、強化。
首先，新工業革命將為全球經濟提供新的增長動力。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回落，國與國之間，不同行業、地區和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受此影響，保護主義抬頭，民粹主義滋生，一些國家為轉嫁經濟和政治危機，極力推進單邊主義，使全球治理面臨嚴峻的挑戰，給世界經濟增長帶來更多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新一輪工業革命為全球經濟重拾升勢提供了機遇。歷史地看，每一輪工業革命催生的增長部門都基本上由動力產業、先導產業、新基礎設施產業和引致性產業四類部門構成（Perez，2010）。這一輪工業革命的發展方向是智能化、數字化和網絡化，正加快突破和大規模商業應用的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信息技術和產品，構成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動力產業。智能製造、車聯網、智慧城市、智能電網、遠程醫療等智能化、數字化、網絡化技術密集應用和深度交叉融合的新興領域，將成為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先導產業。更加高效、安全、可靠、穩定的5G信息網絡，是新一輪工業革命的關鍵基礎設施。人工智能等使能技術、5G網絡和車聯網等豐富的應用場景相互反饋、增強，不斷提升這些領域的技術和商業成熟度,促進新模式、新業態和新產業的蓬勃發展，構成未來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與此同時，新興技術和商業模式也不斷向傳統的能源行業、消費品行業和裝備行業滲透，逐步打開這些行業新的增長空間，使這些產業成為新工業革命中的引致性產業（被現代化產業），並與動力產業、先導產業和新基礎設施產業一起，共同構成新經濟完整的產業體系。
其次，新工業革命將改變經濟體系的要素投入結構。在傳統的生產體系中，土地、勞動、原材料和能源是最主要的生產要素，且這些要素的供給約束總體上越來越強：由於主要工業國家的人口老齡化，以及伴隨著收入增長出現的人對閒暇時間的邊際偏好增長，勞動的有效供給在逐漸減少；由於工業規模擴張和快速發展的城市化，土地的供給越來越緊張；全球消費持續增長和發展中國家大規模開展的重化工業化進程不斷強化對資源、原材料和傳統能源的需求，而日益嚴峻的資源和環境問題又對資源和不可再生能源供給形成了持續趨緊的生態約束，要素供需矛盾問題必須通過引入新的生產方式加以解決。新一輪工業革命伴生的技術結構變化將改變要素的相對價格和需求結構，從而最終改變全球生產體系的要素投入結構。在新工業革命的背景下，更加高效和廣泛應用的自動化將推動資本有機構成顯著提高（馬克思，2004），大幅減少經濟增長對體力勞動的需求，並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和成熟形成對人類腦力勞動的大規模替代。因此，新一輪工業革命甚至可能在一些國家和部門出現“無就業增長”的現象。與此同時，以智能化、網絡化、數字化為核心特徵的新一輪工業革命，將大幅提高企業的生產和管理效率，從而減少經濟社會對土地、原材料、能源等傳統要素投入的需求。更重要地，由於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使得數據生成、存儲和傳輸的成本顯著下降，數據開始成為經濟系統中的新關鍵要素。數據資源將逐步成為國家和企業核心的競爭資源，基於數據的技術開發和應用模式成為國家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數據甚至可能逐步取代傳統的投入要素而成為經濟系統中新的最重要的經濟資源。
再次，新工業革命將改變產業的生產製造方式和研發組織形態。繼機械化、大規模生產、柔性製造之後，智能製造將成為新的主導製造範式，並引致新的勞動結構和研發組織方式（拉讓尼克，2011）。在機械化生產時代，技能型勞動是生產的主要勞動投入，企業的知識主要來自於個人（發明家）。在大規模生產時代，企業對操作性勞動的需求激增，規模擴張和現代化管理成為企業的核心能力，企業創新逐漸成為企業競爭的關鍵，大型企業通過建設專業的內部研發機構來強化技術創新，高度專業化的個體知識通過分工協作共同構成企業的組織知識。20世紀70年代以後，伴隨著柔性製造的發展，精益製造和自動化技術開始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領先企業通過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要素、構建全球創新網絡來提升技術能力。可以預期，隨著人類社會步入智能製造時代，操作性勞動和部分智力勞動將被自動化和智能化所替代，對掌握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等知識的知識型員工的需求將急劇增長；由於技術創新的動態性越來越強，企業在繼續開展高強度內部研發、進一步完善全球創新網絡的基礎上，還必須基於公司創業等新型研發組織模式，動態保持在全球技術創新體系中的優勢地位。
最後，新工業革命將為解決一些全球性問題提供新方案。當今世界面臨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擴大、氣候變化和地緣政治緊張等重大全球性問題，新工業革命為解決這些重大全球問題提供了新的可能方案。例如，綠色能源的開發和推廣，為人口增長和工業化造成的環境問題提供了更加有效的解決方案；無人駕駛、智慧交通的發展將為解決日益嚴峻的城市交通問題提供新的技術路線；數字技術所帶來的跨境電子商務等新興業態的發展，以及服務貿易便利性的增加，將有力促進全球貿易增長，世界貿易組織發佈的《世界貿易報告2018》預測，2030年之前全球貿易將逐年增加1.8個—2.0個百分點；新工業革命將導致全球價值鏈、供應鏈和產業鏈在空間上的重新分解與組合，進一步推動分工深化和交易效率提升，從而推進全球經濟加快復甦，等等。全球性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世界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新工業革命創造了培育全球經濟增長新動能、進一步促進包容性、可持續發展的技術經濟條件，為解決全球性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
三、新工業革命將重塑國家間競爭格局
新一輪工業革命將成為全球重築增長態勢、提升人類社會福祉的重要動力。然而，雖然新工業革命的紅利足以惠及全球，但是新技術和新產業創造的價值在國家之間的分配卻是不均衡的。發達工業國家希望通過加快技術突破和先導產業發展，鞏固甚至進一步強化其在全球經濟版圖中的優勢地位；已經具備一定工業基礎和技術能力的後發國家也希望利用新工業革命打開的機會窗口，通過開闢獨特的技術路徑和商業模式實現趕超（Perez & Soete，1988）。因此，競爭和趕超必然是新工業革命的題中之義。
新工業革命推進的過程，是一個競爭和選擇的過程。工業革命的導入期和拓展期，恰恰表現為國家或企業在技術和商業兩個層面的激勵競爭。首先，在工業革命的導入期，多種技術路線相互競爭，由於技術路線本身的不確定性，以及每一種技術路線都需要承擔高額的研發投入，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主導所有的技術路線。雖然一些國家和企業在前沿技術和基礎研究方面具有先發優勢，但最終是否能夠成為主導技術的開發者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加之信息技術發展具有鮮明的短週期特徵，如果後發國家能夠開展高強度的技術學習，同樣有很高的實現技術趕超的概率（李根，2016）。其次，當工業革命進入拓展期，即通用目的技術和使能技術都趨於成熟、從而逐步進入大規模商業化應用的階段，技術領先國也可能由於國家的體制和戰略不能及時適應主導技術的要求，而喪失將技術領先優勢轉化為產業領先優勢的機會。主導技術和主導商業模式是在技術和市場的不斷反饋過程中通過反覆迭代的市場選擇形成的（羅森伯格，2004）。技術領先者有可能在商業化階段的競爭中失敗，而技術緊隨者有可能利用其市場優勢或基礎設施優勢，成為市場競爭的最終贏家。可以說，新工業革命可能創造的巨大經濟紅利及其對國家間產業競爭格局的深刻影響，激勵著每一個國家積極參與其中，而新工業革命技術經濟過程的複雜性又使得競爭結果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
各國在新一輪工業革命進程中的競爭和趕超，最終會體現為國家間競爭能力和利益格局的動態變化。根據以往歷次工業革命的經驗，在工業革命導入期，通用目的技術和使能技術的主要策源國最先推動基礎科學研究成果向技術應用的轉化，這些國家從不同的技術路線進行探索，試圖成為主導技術的控制者。在這個過程中，這些國家的科學研究和技術水平相互增強促進，成為新一輪工業革命的科學和技術高地。隨著新工業革命由導入期向拓展期演進，主導技術逐漸形成，相應的工程化和產業化成為國家間競爭的焦點。這時，擁有更強工程化能力和商業模式創造性的國家成為主要的競爭者。由於新工業革命的技術策源主要發生在少數國家，因此這個階段國家之間的技術水平會出現極化現象，但此時的技術能力並未完全轉化為一國的產業競爭力和經濟福利。當前，新一輪工業革命正處於由導入期向拓展期發展的階段，美國、中國、日本、德國等國家是主導技術成熟和應用的主要推動者。隨著新一輪工業革命進入拓展期，通用目的技術和使能技術開始逐步擴散應用，那些率先推動主導技術在先導產業和引致性產業擴散應用的國家，其技術能力、生產效率、經濟增長、就業水平和國家綜合實力提升，將成為新工業革命最大的受益者。由於在新技術產業化的初期，研發和製造高度一體化，並集聚在少數策源國，因此這些國家將對處於新工業革命外圍的發展中國家形成貿易順差，經濟增長水平也會進一步分化。當新工業革命的技術和產業日漸成熟，技術和生產的標準化以及策源國國內市場的飽和，會促使這些國家的企業將生產製造向成本更低、增量市場更大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即開始新一輪成熟產業的國家間梯度轉移，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水平出現一定程度的收斂。這個時期，那些能夠更加積極利用外資和國際市場的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形成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順差，而那些不能有效降低製造業綜合成本的發達國家甚至會出現產業空心化問題。
新一輪工業革命是一場技術經濟範式協同轉變的複雜過程。科技進步和產業發展嵌入在一國的體制和政策體系中，技術突破和產業變革會因改變既有的利益格局而遭到體制性的抵制。因此，哪些國家和地區能夠相對更快地調整體制和政策，使其更有效地支持新的勞動者技能、新興技術、新創企業、先導產業的發展，從而更好地匹配新工業革命的技術經濟要求，誰就能成為新工業革命的主要受益者。在這場體制和政策的競爭中，發達國家試圖利用新工業革命窗口進一步增強其產業競爭優勢，遏制“產業空心化”趨勢，重拾製造業競爭優勢。近年來，這些國家或地區紛紛出臺了面向智能化、網絡化、數字化技術的製造業中長期發展戰略，如美國的“先進製造業戰略”、德國的“工業4.0”、法國的“新工業法國”、歐盟的“歐洲工業數字化戰略”、西班牙的“工業連接4.0”、日本的“機器人新戰略”、韓國的“製造業創新3.0”、意大利的“意大利製造業”等等，都體現了發達工業國家進一步強化科技和產業競爭優勢的宏偉願景。
過去四十年，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通過承接產業轉移和自主創新，快速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工業體系和創新體系。包括中國在內的具有一定工業基礎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廣泛參與到高新技術的突破和應用，是這一輪工業革命相較之前幾輪工業革命最大的特點。按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邏輯，發展中國家憑藉低成本優勢承接發達國家成熟產業的產能轉移，是後發國家經濟增長的基本模式。基於“雁陣模式”的產業轉移雖然能夠在經濟起飛階段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高速增長，但長期看，由於跨國公司始終將核心技術保留在母國，僅將成熟技術向發展中東道國轉移，在發展中東道國的技術開發基本上是出於滿足東道國本國市場需求的適應性改進，因此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市場開展的創新多是“利用型”的微小改進。這也意味著，一旦成熟技術轉移的紅利被收割完畢，而發展中國家本土的企業又不能成功打開技術趕超的空間，其經濟增長就會進入長期相對停滯的狀態。巴西、智利等拉美國家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在微觀上就表現為跨國公司的成熟技術轉移完成後，這些國家本土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沒有形成和跟進，因而進入了技術能力和經濟增長的平臺期。可以說，“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後是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能力陷阱”。利用新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培育本土的創新能力和創新主體，形成獨立的產品平臺、研發體系和實驗體系，是後發國家在技術層面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趕超路徑。新工業革命背景下，不僅後發國家在新興產業領域迎來並跑的機遇，而且由於傳統技術和傳統產業與新技術的融合，後發國家在成熟產業也迎來利用其獨特的市場優勢和資源優勢實現趕超的窗口期。20世紀70年代，當汽車技術路線由低成本和動力增強向多樣化和節能環保轉變時，日本企業憑藉柔性化生產和精益製造實現對美德汽車產業的趕超，就是這種理論邏輯的現實呈現。過去四十年，中國從國情出發，不斷推動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更是大大豐富了後發國家經濟發展的道路和模式（謝伏瞻，2018）。中國的製造強國戰略、俄羅斯的“國家技術計劃”、阿根廷的“國家生產計劃”以及印度的“印度製造戰略”等，都體現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廣泛參與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正當訴求和試圖給人類迎接新工業革命做出貢獻的理想抱負。
四、多邊主義仍是全球治理變革的主導方向
生產力和生產方式革命必然帶來生產關係的變革。回顧人類經濟發展史，每一輪工業革命的展開，既是突破性技術大量湧現的過程，也是與這些技術相適應的國家政策體系和國家間治理規則調整的過程，是一場技術經濟範式的協同轉變，是技術和體制共同“創造性毀滅”的過程。可以預期，正在加速拓展的新一輪工業革命在不斷催生突破性技術的同時，也必然帶來體制、產業政策和全球治理等經濟範式的變革。由於新工業革命將對國家技術能力、經濟增長、就業、貿易投資甚至國家安全等深層次的國家利益產生系統而深刻的影響，主要工業國家都把迎接新一輪工業革命上升為國家戰略，並通過更加積極和多樣化的產業政策促進新技術和新產業的培育發展。國家間的利益衝突，以及相應的戰略和政策調整，必將對既有的全球治理體系形成衝擊，導致既有的治理規則受到挑戰，並在國家競爭中逐步走向新的均衡。國家競爭格局重塑、個體經濟利益重配、全球治理規則重整、職業轉換與失業衝擊、社會倫理道德受到挑戰等，都可能成為新工業革命的副產品。但這些挑戰並不必然對人類社會發展構成威脅，問題的關鍵是全球治理體系朝著什麼樣的方向調整和發展。
面對新工業革命的機遇和挑戰，不同國家呈現出不同的全球治理價值取向，採取了不同的全球化戰略。目前，多數國家都主張加強對話，深化合作，擴大開放，促進國際合作創新，在競爭與合作的過程中迎接新一輪工業革命，在多邊框架下解決全球問題。然而，國際舞臺也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個別國家為了搶佔新工業革命先機試圖以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方式阻礙其他國家發展，並動用國家力量抹黑和打擊別國的技術領先企業，對國際貿易秩序和世界經濟穩定造成負面影響，極力將新工業革命的競爭合作關係推向“零和博弈”。這種不負責任的、狹隘的全球治理觀不僅不利於深化新工業革命和培育全球經濟增長新動能，更是破壞了全球合力應對新工業革命挑戰的多邊主義框架。面對信息化驅動的新一輪工業革命，多邊主義仍然是一國能夠更大程度分享工業革命紅利的主導制度範式，也是有效應對工業革命挑戰的根本出路，是全球治理變革必須堅持的主流方向和主導邏輯。
首先，在多邊主義原則下構建更加開放的產業生態和創新生態，才是一國參與新一輪科技和產業競爭的理性策略選擇。與以往的工業革命相比，這一輪以智能化、數字化、網絡化為核心特徵的新工業革命，所涉及的科學技術基礎的廣度、技術融合的深度和市場應用的複雜性都是空前的。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獨自掌握新工業革命產業體系、供應鏈體系、價值鏈體系和創新體系的全部環節。僅以智能製造為例，美國的優勢是底層技術和產業互聯網，德國的優勢是數字物理系統集成，日本的優勢是精益生產製造管理，而中國的優勢則是新技術的大規模工程化和市場應用，任何一國都不可能掌握智能製造的所有關鍵技術，不可能形成完全自給自足的完整產業鏈。可以預見，與歷次工業革命主要發生在極個別策源國不同，新工業革命需要更多國家直接參與到基礎科學、前沿技術和多樣化商業應用的創新中來。新工業革命中最大的受益國，一定是以更加開放的姿態集聚全球科技要素、同時又與別國分享創新價值的國家。誰能夠建立更加開放的創新生態，誰就能夠在新工業革命的產業體系中佔據更加有利的位置。如果有國家試圖憑藉已經形成的壟斷性技術優勢，通過推行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獨佔新工業革命的利益，那是對新工業革命科技多元化發展趨勢和全球治理體系中多邊主義力量的誤判。
其次，各國只有在多邊主義框架下協調競爭政策，共同解決新技術可能帶來的社會和倫理問題，才能更加有效應對新工業革命挑戰，引導新工業革命朝著有利於解決全球性重大問題的方向發展。進入互聯網時代，範圍經濟取代規模經濟成為產業組織的主導邏輯，平臺企業掌握了底層技術和核心數據，成為帶動整個產業生態創新發展的領頭羊。然而，一旦主導技術和產業生態趨於成熟，操作系統、芯片、社交媒體、搜索引擎等領域的平臺企業就會利用其市場地位和資金優勢，採取捆綁、侵略性定價等各種形式的壟斷行為扼殺創新和市場活力。這時，具有市場勢力的平臺企業不是引領創新，而是更可能阻礙創新。這就需要國際社會推動建立有效的國家間競爭政策協調機制，共同規制壟斷，保障數字經濟的技術邊界不斷拓展和商業模式不斷創新。與此同時，構成新工業革命重要內容的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技術，由於涉及到信息安全、科技倫理等人類發展的重大問題，需要更加廣泛、深入的國家間政策協調。如果不能在多邊框架的約束下發展和應用這些技術，新工業革命這把“雙刃劍”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將可能被放大，甚至可能對人類社會進步產生巨大威脅。
再次，只有符合公平競爭原則、在多邊規則約束下的科研競賽和產業競爭，才有利於新工業革命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為了更有效地適應和推動新技術和新產業的發展，各國從自身的體制特徵、發展理念和發展階段等國情出發，對國家創新體系和產業政策進行調整和創新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然而，加強對本國新技術和新產業的支持，不應以破壞多邊主義為代價，各國多樣化的政策探索和堅持多邊主義並不矛盾。越是經濟問題泛政治化猖獗，越是保護主義盛行，多邊規則和公平競爭就愈加重要。只有在符合公平競爭原則的多邊規則約束下，國家間的科研競賽和產業競爭才有利於全球福祉改善。相反，缺乏大家共同遵守的多邊規則，新工業革命背景下的產業政策競爭，有可能演化為一場以鄰為壑的無序競爭，最終會損害新工業革命助推全球經濟復甦的效能。因此，各國圍繞新工業革命開展的政策調整和科技競爭，應該是一場多邊規則約束下的公平競爭（competition），而不是一場無規則的恃強凌弱的鬥爭（rivalry）。
最後，新工業革命可能帶來的發展分化問題，必須通過更具包容性的多邊規則來遏制和解決。自動化和智能化驅動的資本對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替代，在大大提高經濟生產效率的同時，也可能放緩、甚至逆轉傳統制造業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梯度轉移的趨勢，並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既有的傳統產業和就業崗位形成衝擊。由於新工業革命短期內難以輻射到多數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傳統比較優勢可能被弱化。從這個角度看，新工業革命造成的“數字鴻溝”有可能引發全球經濟發展水平的進一步分化。面對這種情況，一方面，發達國家有責任為解決不平衡發展問題貢獻力量——在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工業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產業和價值鏈分工中承擔了體力勞動最為繁重、生態環境破壞最為嚴重、附加價值最低的環節；另一方面，由於新一輪工業革命的主要產品不是有形產品，而是邊際成本幾乎為零的信息產品和服務，因而發達國家也可以通過向發展中國家拓展市場，實現與發展中國家的共贏。基於這樣的認識，單邊主義與包容性增長和減貧背道而馳，通過堅持和完善多邊主義解決全球發展不平衡和不平等問題不僅必要，而且可行。只有在多邊合作框架下，作為新一輪工業革命主要推手和受益者的國家，才能在為發展中國家開展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支持、完善成熟技術和適用技術援助體制、提供與新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勞動者技能培訓等方面達成共識，推動全球經濟朝著更具包容性的方向發展。信息技術進步與發展大大降低了產業鏈、價值鏈和基礎設施全球佈局的成本，更加強化了規模經濟、範圍經濟和網絡經濟，由此形成的新一輪工業革命為發達國家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生產體系和創新網絡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總之，無論是從國家自身利益更大化、全球福祉最大化，還是包容性發展的角度看，開放和多邊主義都是與新工業革命技術範式相適應的主導經濟範式，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是失道寡助的逆勢行為。
五、在多邊主義原則下推進對WTO的必要改革
基於合作、互惠、協商的多邊主義仍將是全球治理調整的主導方向。但堅持多邊主義原則，並不意味著既有的多邊組織和機制完美無缺。以WTO為例，儘管過去WTO在完善爭端解決機制、改革組織架構、加快多邊談判進程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其體制機制與新的國際競爭環境之間不適應、不契合的矛盾日益凸顯。新工業革命背景下複雜多變的國際競爭格局和各成員方的利益分化，導致WTO在談議題推進困難，久拖不決，新議題難以凝聚共識，嚴重損害了WTO的效率和權威性。因此，迫切需要加快推進對WTO進行必要的改革，共同推動WTO朝著更加符合公平競爭原則的方向改革調整，朝著更加有利於全球經濟創新發展和包容發展的方向改革調整，進一步強化多邊貿易體制在全球貿易自由化、便利化進程中的主渠道地位，推動WTO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是強化成員國履行職責的約束力，著力提高爭端解決機制的有效性。多邊貿易體制本質上是成員國之間相互開放市場、開展公平競爭的約束性承諾。然而，由於新經濟的戰略重要性，各國為促進關鍵技術突破和新興產業培育進行政策干預的積極性更高。除了傳統的關稅壁壘外，近年來各國之間的非關稅壁壘糾紛不斷湧現。這種情況下，強化WTO約束力和爭端解決能力尤為必要。為此，WTO應對理事會、下屬各委員會及祕書處等機構進行改革，賦予其監督成員國貿易政策透明度與公平性等方面的授權，規範成員國履行通報義務，重新啟動上訴機構成員遴選程序，加強多邊監督機制，有效遏制個別成員國的單邊主義措施，提高WTO在全球治理領域的公信力。在完善WTO自身治理結構的基礎上提高決策與行政效率，創新爭端解決機制，積極、快速、高效地解決貿易分歧。
二是堅持多邊治理和貿易自由化大方向，採取有效路徑應對排他性的區域主義衝擊。由於智能化、網絡化和自動化在發展水平接近的區域內部更容易實現，因此新工業革命背景下的全球創新價值鏈區域化傾向更為明顯。在亞太地區和歐盟內部，基於區域分工的供應鏈體系顯現出較高的效率和活躍度。這既是全球價值鏈深化的結果，也給多邊治理和全面貿易自由化的實現增添了難度。對此，在堅持多邊治理和貿易自由化的大方向下，可以考慮推動WTO框架下的諸邊談判，求同存異，尊重成員國各自的發展模式，藉助“開放的諸邊”這一“折中”的多邊主義路徑應對WTO面臨的排他性區域主義衝擊，進而重建WTO權威性。切實迴應產業發展訴求，加強中小微企業等新議題的多邊討論，確保各國針對新工業革命背景下實施的產業政策符合WTO的公平競爭原則，推動貿易、投資和知識產權糾紛在WTO框架下的有效解決。
三是確認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身份並保障差別性待遇，擴大發展中國家參與度，保證發展中成員的特殊與差別待遇。努力彌合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的包括數字鴻溝在內的能力鴻溝，是依託WTO等多邊框架促進全球包容性發展的重要內容。面對新工業革命可能加劇全球不平衡發展的問題，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身份和差別化待遇”條款更應予以保障。WTO改革應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訴求和具體困難，在未來貿易投資規則制定中堅持對發展中國家的差別待遇，鼓勵發展中國家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承擔與其發展水平相符的義務。
四是正確處理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擴散的關係，推動全球開放式創新。在新工業革命的國家間競爭中，發達國家為佔據全球競爭制高點，對科技創新投入巨大，勢必強調對重大研發及其產業化成果的知識產權保護。但對知識產權的過度保護，不僅不利於擴大技術成果商業化以及全球包容性發展，也將限制發展中國家擴大對外開放的積極性。WTO應充分考慮各方利益，正確處理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擴散的關係，避免對所有知識產權爭議“一刀切”，採取有效措施分類處理。增加對發展中國家技術援助的針對性，以此促進先進成熟技術在發展中國家的擴散和應用，讓新工業革命成果惠及更多國家和世界人民。
五是適應新工業革命的發展趨勢，解決數字貿易等新問題。近年來，在新工業革命推動下以電子商務為代表的數字貿易快速發展。根據美國亞馬遜2018中國峰會發布的數據，全球B2C跨境電子商務交易額由2014年的2330億美元大幅提高到2018年的6760億美元。數字化大大提高了服務跨境交易的便利性，是WTO所必須重視的發展趨勢和重要議題。依託WTO展開的數字貿易規則談判進程，在世紀之交曾經佔主要地位，但近期卻陷入停滯。全球性數字貿易規則體系若要最終形成，很難繞過WTO等傳統多邊平臺。對此，可先引導各方在基於互聯網平臺的貨物貿易規則這一分歧較小、易於取得共識的領域展開重點談判，加強對欠發達國家的技術援助與能力建設，在技術、商業、安全、主權等各方關注的政策目標之間實現平衡，打破多邊體系數字貿易談判僵局，以此增添各方對多邊談判的信心。
六、結語
當前，以智能化、網絡化、數字化為核心特徵的新一輪工業革命正逐步由科技探索為主的導入期轉向商業化應用為主的拓展期，新工業革命的巨大經濟價值逐步釋放，推動全球產業結構和發展方式深刻變革，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大動能。為掌握新工業革命的先機，佔領新工業革命的制高點，主要工業國家密集出臺產業政策，加速推進新技術和新產業發展。新工業革命背景下的國家間政策競爭，有利於多元化的技術探索和市場試驗，是推動新工業革命重要而積極的力量。但是，圍繞新工業革命的國家間競爭，不應當是一場損害多邊主義和包容性發展的無規則鬥爭。這種競爭越是激烈，越是需要基於公平競爭原則的多邊規則加以約束和引導。與歷次工業革命主要發生在極少數策源國不同，這一輪工業革命的技術和產業複雜性決定了需要更多的國家直接參與到基礎科學、前沿技術和多樣化商業應用的創新中來。那些能夠在多邊主義原則下構建更加開放的產業生態和創新生態的國家，才是新工業革命競爭中最大的贏家。新工業革命使得各國利益和命運更緊密相連，更深度交融。③各國只有在多邊主義框架下協調競爭政策和社會政策，共同解決新技術可能帶來的壟斷、“無就業增長”、社會倫理等經濟社會問題，才能更加有效應對新工業革命帶來的挑戰，引導新工業革命朝著有利於解決全球性重大問題、促進全球包容性發展的方向發展。
新工業革命時代到來和經濟全球化是兩股相互作用又不可逆轉的力量。在新工業革命所驅動的全球化浪潮下，多邊主義仍將是全球最大程度分享新工業革命紅利的主導經濟範式，是人類有效應對新工業革命挑戰的根本出路，是全球治理變革的主導邏輯，是任何負責任的國家都應當堅持的基本立場和方向。基於合作、互惠、協商的多邊主義仍將是全球治理變革的主導方向。當然，堅持多邊主義原則，並不意味著既有的多邊組織和機制完美無缺。當前迫切需要加快推進對WTO進行必要的改革，共同推動WTO朝著更加符合公平競爭原則、朝著更加有利於全球經濟創新發展和包容發展的方向調整，進一步強化多邊貿易體制在全球貿易自由化、便利化進程中的主導地位，推動WTO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不僅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重要的貢獻者和推動者。當今中國正在以更深層次的改革和更高水平的開放推進高質量發展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一方面我們要積極推進經濟全球化迎接新工業革命時代的到來；另一方面我們將堅定支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堅決反對違背世界發展大勢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加入WTO 以來，中國積極履行入世承諾，大幅開放市場，實現互惠共贏，為世界經濟增長與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面對新一輪工業革命和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在多邊主義原則下積極推進WTO的必要改革，推進新工業革命夥伴關係；順應新工業革命發展趨勢，與各國一道共同探索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探尋新的增長動能和發展路徑，為全球開放發展和包容發展貢獻更大力量。
註釋：
* 謝伏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本文部分內容曾於2019年4月16日在德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共同主辦的“全球治理：變化世界中的全球挑戰與全球方案”研討會上作過演講。
① 通用目的技術和使能技術這兩個概念在學術文獻或政策文件中被廣泛使用，但目前並無被廣泛接受的標準定義。本文中的通用目的技術指的是具有廣泛應用領域並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和生產率顯著提高的技術，使能技術指的是在特定產業領域能夠促進科學與技術大規模工程化和商業化應用的技術。
② 佩蕾絲使用“技術革命”概念，但其對於技術革命的階段性概括同樣適用於本文對工業革命的分析。
③ 習近平：《讓美好願景變為現實》，2018年7月26日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約翰內斯堡會晤大範圍會議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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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經濟研究》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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