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週刊》 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週刊》2018年第47期)
從11月28日A股上行的態勢看，投資者對前日晚上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聯合發佈的《關於完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表示認同，這也是有望入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股價出現不同程度上漲的原因。
應當說，所謂“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並不是全新的概念，此前，中國已經有了“系統重要性銀行”的提法，而且也已經對這些銀行實施了特殊的監管框架。所以，《指導意見》只是把系統重要性證券公司、系統重要性保險公司以及那些從事金融業務的非金融機構納入體系，加厚了中國金融安全底線上的安全墊。
《指導意見》明確了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定義、範圍，規定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評估流程和總體方法，以及金融監管部門之間分工合作的規則，其顯著特點有三：一是業務全流程；二是行業全覆蓋；三是監管全上陣。
這應當是一次極其重要的嘗試，是中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一次重要突破，它突出了宏觀審慎管理與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的監管理念，突出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在金融管理事務、實務上的綜合協調力。其目的在於彌補金融監管短板，引導大型金融機構穩健經營，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更好為實體經濟服務。
在發達國家，金融穩定問題一直備受重視。
金融穩定理事會的前身就是由G7國家發起的一個合作組織金融穩定論壇(FSF)。2008年金融危機，雷曼兄弟破產倒閉震驚世界；2009年4月2日，G20倫敦金融峰會決定，將FSF成員擴展至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G20成員，並更名為金融穩定理事會(簡稱FSB)，其主要任務是制定和實施促進金融穩定的監管政策和其他政策，解決金融脆弱性問題，並提出了“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概念。
針對全球的情況，FSB在2011年11月4日提出了首批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名單，一共29家，中國銀行在列；此後這份名單每年更新一次，2015年11月4日，中國的工、農、中、建四大銀行全部入列。FSB設計了一整套機制，確保國際上各種監管標準不會出現競相寬鬆的攀比。
G20接受成為金融穩定理事會成員，也意味著G20成員接受金融宏觀和微觀審慎監管原則。隨之，G20成員國紛紛建立本國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標準，中國也不例外。原來僅針對系統重要性銀行，而《指導意見》的出臺，意味著中國微觀審慎監管擴展至全部金融機構。
《指導意見》主要通過兩條途徑完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一是儘可能確保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不發生重大金融風險；二是萬一出現問題，需要確保問題得到安全、快速、有效地處置，保障關鍵業務和服務不中斷。
當然，還要防範發生“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風險。這是一個辯證關係的拿捏。按理說，一個金融機構經營失敗就應退出市場，但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經營失敗是否允許其退出市場？如果不允許，這些金融巨無霸不就“大而不能倒”了嗎？這顯然有違市場原則。
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過程中，華爾街金融巨頭“大到不能倒”，消耗了大量政府稅收、公共資源和國民財富，引發美國公眾強烈不滿，甚至爆發“佔領華爾街”運動。事後看，一些“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不僅危機前存在誤導公眾的欺詐行為，而且部分高管賺得盆盈缽滿。
正因如此，強力約束金融巨無霸的經營行為，不僅是必要的金融監管職責，也是確保社會穩定、公平和國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措施。當然，這樣做不是沒有副作用。
比如，確立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標準，勢必是金融監管環境多元化，而限制了大型金融機構的市場競爭力，弱化金融市場的活躍程度。儘管如此，還是有必要的。從歷史經驗看，金融運行效率無需過高，否則可能將是重大風險點。著名的“託賓稅”就是希望能夠通過減低金融的運轉速度而降低金融風險。
事實上，這些年中國金融的運行速度在不斷加快，而大量金融槓桿就是金融週轉速度過快的結果。比如負債與資產錯配的日益嚴重，都是負債短期化、週轉速度過快所致，這樣的情況需儘快予以糾正。
還應看到，近年來，互聯網金融發展速度很快，使得傳統金融機構也必須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把大量金融業務置於互聯網平臺之上。這當然給金融消費者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但同時也會帶來一些過去不存在的問題。
比如，金融風險的傳染速度前所未有，小小的一件事會引發軒然大波，“蝴蝶效應”大增。僅以P2P為例，一家很小的公司出事，立即會導致投資者對所有平臺產生“無限質疑”，導致整個P2P行業的危機，進而會牽涉與之存在業務往來的其他金融機構，一層一層地傳導下去，後果不可小覷。
因此，單純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實施有效監管也許還不夠，在互聯網已經無所不及、無孔不入的時代，關注金融安全問題必須更加貼近時代特點。金融風險的物理隔離、監管隔離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心理隔離、預期隔離，甚至情緒隔離，這也許是金融審慎監管要重點研究的問題。(鈕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