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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的流動與變化是區域經濟、產業結構發展變遷的映射。其中,“金融機構各項存款餘額”,或者叫“資金總量”,是一個地區或者城市經濟運行的結果,也是經濟運行的動力之源。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了40個主要城市2018年底的資金總量,目前京滬的資金總量仍遙遙領先;增速方面,2012~2018年,深圳、貴陽、合肥、長沙、南京的資金總量增幅位居前五,製造業大市、東北、華北的不少城市增幅都較低。

需要說明的是,資金總量是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餘額,但上述40城中,個別城市只有人民幣存款餘額的數據。但對大部分城市來說,外幣存款餘額佔比都很小,因此總體上不影響數據的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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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的流動與變化是區域經濟、產業結構發展變遷的映射。其中,“金融機構各項存款餘額”,或者叫“資金總量”,是一個地區或者城市經濟運行的結果,也是經濟運行的動力之源。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了40個主要城市2018年底的資金總量,目前京滬的資金總量仍遙遙領先;增速方面,2012~2018年,深圳、貴陽、合肥、長沙、南京的資金總量增幅位居前五,製造業大市、東北、華北的不少城市增幅都較低。

需要說明的是,資金總量是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餘額,但上述40城中,個別城市只有人民幣存款餘額的數據。但對大部分城市來說,外幣存款餘額佔比都很小,因此總體上不影響數據的比較分析。

十大最“有錢”城市:京滬資金總量超10萬億

京滬領先優勢明顯

作為強一線城市、全國中心城市以及全國規模最大的兩座超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對全國的輻射帶動能力最強,因此資金總量也最大。

北京市2018年的統計公報顯示,2018年末全市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餘額157092.2億元,比年初增加13376億元。同期上海市的統計公報顯示,至2018年末,全市中外資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餘額121112.33億元,比年初增加8654.40億元。目前也只有京滬兩市的資金總量超過10萬億元,在全國處於第一檔位。

深圳以72550億元位居第三,與京滬的資金總量有一定差距。深圳是我國重要的金融中心,擁有深交所、大量的上市公司以及私募、基金等金融機構。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時,深圳的資金總量比廣州少了4000多億元,但如今,深圳已反超廣州17762億元。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一方面,深圳近幾年經濟總量超過了廣州,廣州經濟發展速度相對深圳要慢一些。同時,深圳的金融業對經濟的貢獻率、佔比都明顯提升,無論是深交所還是大批的上市公司,都帶來了相當大的財富集聚效應。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也帶來了資金量的快速增長。此外,深圳的房價高出廣州不少,也放大了這種效應。

廣州以54788億元位居第四。近年來,廣州雖然在互聯網和金融這兩大領域缺少亮點,一線城市的地位也受到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挑戰,但在資金總量方面,廣州有一定的領先優勢。

四大一線城市之外,杭州位居第五。值得注意的是,杭州的GDP在上述40城中僅位列第十,但杭州的資金總量位次比GDP遠高於自己的重慶、天津、蘇州等城市都來得高。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髮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杭州是浙江省會,代表的省域是中國第四經濟大省,民營經濟十分發達,人均收入很高。省會又集中了最好的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省內大量的資金等都會往杭州集聚。

杭州之後,成都和重慶超過了3.5萬億元,南京和天津超過3萬億元,位居第六至九位。蘇州位居第十,資金總量為2.85萬億元。

排名前十城中,廣東和江蘇這兩個經濟總量前兩位的省份都有兩個城市入圍,而粵蘇魯浙四個經濟大省中,只有山東沒有一個城市的資金總量入圍前十。山東的兩個中心城市濟南和青島分列第17、18位。

這也恰恰是目前山東面臨的一大短板,中心城市不突出,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近年來當地的轉型升級和發展。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此前分析認為,山東處於北部京津冀城市群和南部長三角城市群的中間,西部則面臨鄭州、武漢、西安等國家中心城市的強勢崛起,在人才、資金、技術等方面都可能對山東和蘇北地區產生“虹吸”。

總體上看,一座城市的資金總量與其GDP總量有較大的關係。上述40城中GDP前十位的城市,除了武漢,其他九城市的資金總量也都位居前十。

近年來,武漢的GDP總量和消費總量都能夠躋身前十,但資金總量只能以2.63萬億元位居第11位,這也說明武漢的金融產業仍存在一些差距。但若按照近年來的增長態勢,武漢未來很有可能超越蘇州,在資金總量方面躋身前10。

近六年增速強省會閃耀

在資金總量增速方面,若把時間拉長到一定的幅度,比如過去6年來看的話,城市之間的分化十分明顯。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上述40城中,過去6年來,有8個城市的資金總量增幅超過了100%,分別是深圳、貴陽、合肥、長沙、南京、鄭州、廈門和武漢。其中,深圳以180%的增速位居榜首,貴陽也達到了158%,合肥以127%的增幅位居第三。

這8個城市中,除了鄭州,其他城市均來自南方;除了深圳和廈門,其他城市均是強省會城市。尤其是貴陽、合肥、長沙、武漢等中西部省會,近年來它們所在的省份經濟都實現較快增長,這些省會城市的資金總量也快速增長。

彭澎說,省會城市尤其是中西部的省會城市集中了全省最好的高校、文化等資源,很多大項目也會放在省會城市。如今各地省會城市都在提升首位度,做大做強中心城市平臺,提高集聚資源和輻射周邊地區的能力,因此集聚資金的能力也越來越強。

同時,隨著二線城市的崛起,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省會城市對人口、人才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強。“很多地市的官員退休後也都是到省會城市居住。”彭澎說。

丁長髮分析,隨著我國經濟進入到轉型升級的新階段,現代服務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省會城市集聚了大量的生產性服務業,收入水平也會比較高。

另外,從區域分佈上來看,來自西南、中南的城市資金總量增長較快,這也與區域經濟增長的態勢有關。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近幾年來,長江中上游地區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的區域。尤其是上游的貴州、重慶,中游的江西、安徽、湖北和湖南,近幾年經濟增速在各省份中名列前茅。

專家分析,長江中上游省份水資源豐富、勞動力充足,且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與珠三角、長三角的聯繫更加緊密。這幾年,不少原本在長三角、珠三角的電子信息、裝備製造等產業的巨頭,紛紛遷往長江中上游省份。

相比之下,上述40城中,有4個城市過去6年的資金總量增幅低於50%,分別是大連、太原、泉州和無錫,此外佛山、呼和浩特、天津、昆明、溫州、煙臺和哈爾濱都低於60%。

增速較慢的城市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傳統的外向型城市、製造業大市,包括泉州、無錫、佛山、溫州等;另一類是東北、華北地區的城市,包括大連、太原、哈爾濱、呼和浩特、天津等,這些城市主要位於能源重化省份,近幾年隨著能源下行,經濟受到的衝擊也較大。

丁長髮分析,近年來外貿明星城市、製造業大市面臨著出口產業轉型升級難題,在土地、勞動力等各種成本上升的情況下,這些城市所面臨的挑戰比較大。這種情況下,很多資金就流向了三產發展更為突出的省會城市、中心城市,進入到樓市、金融業等領域。

而東北、華北的城市受宏觀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比較大,面臨著經濟轉型、爬坡過坎的階段,一些城市進行了擠水分,數據也進行了調整。此外,東北地區還面臨著年輕人外流的問題,這也會影響資金、消費等方面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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