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 洲 於 暢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摘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伴隨工業化的推進和工業產業發展，形成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工業結構特徵，這既符合工業化的一般規律，也與不同時期的國情世情相關，更受我國政府和工業企業不斷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70年的工業結構變遷史表明，堅持經濟體制改革、遵循要素結構和需求結構變動規律、保持技術創新的高投入和自主性、充分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制定符合工業化階段的發展政策是推動工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經驗。當前，儘管工業結構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但向創新驅動、多元動力、深化開放和區域協調方向演進的基本趨勢已經確立，工業結構將沿著工業強國的方向繼續演進。
關鍵詞：工業結構；結構調整；轉型升級；新中國；改革開放
JEL:L00; N150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的工業化之路走過了70個春秋，工業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18年工業增加值是1952年的2500餘倍，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2.6%，佔GDP的比重為33.9%（見圖1），工業化進程總體上從初期階段發展到工業化後期階段（黃群慧，2018）。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工業結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出現新的趨勢，也面臨轉型升級的巨大壓力。
"鄧 洲 於 暢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摘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伴隨工業化的推進和工業產業發展，形成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工業結構特徵，這既符合工業化的一般規律，也與不同時期的國情世情相關，更受我國政府和工業企業不斷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70年的工業結構變遷史表明，堅持經濟體制改革、遵循要素結構和需求結構變動規律、保持技術創新的高投入和自主性、充分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制定符合工業化階段的發展政策是推動工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經驗。當前，儘管工業結構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但向創新驅動、多元動力、深化開放和區域協調方向演進的基本趨勢已經確立，工業結構將沿著工業強國的方向繼續演進。
關鍵詞：工業結構；結構調整；轉型升級；新中國；改革開放
JEL:L00; N150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的工業化之路走過了70個春秋，工業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18年工業增加值是1952年的2500餘倍，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2.6%，佔GDP的比重為33.9%（見圖1），工業化進程總體上從初期階段發展到工業化後期階段（黃群慧，2018）。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工業結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出現新的趨勢，也面臨轉型升級的巨大壓力。
一、70年工業結構變遷的歷程
（一）輕、重結構：兩輪重化工業化後的優化調整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工業結構中輕工業、重工業的比例關係經歷多輪調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1949年到1978年是重工業優先發展階段，也是第一輪重化工業化階段。新中國成立時，我國輕工業佔工業總產值比重高達73.6%，為了應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同時受蘇聯工業化經驗的影響，“重重輕輕”成為計劃經濟時代處理工業輕重關係的基本思維（武力和溫銳，2006）。特別是“大躍進”期間，重工業比重三年猛增22個百分點，造成了工業結構嚴重失衡。21979年到1998年是輕、重工業均衡發展階段。1979~1982年，輕工業高速增長，輕、重工業的比例關係從43.1：56.9調整為50.2：49.8，此後的十餘年間，輕、重工業基本維持均衡發展態勢，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也旗鼓相當。31999年至2011年是重啟重工業化階段，也是第二輪重化工業化階段。2005年重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31.1%：68.9%，6年間上升了18.1個百分點，此後重工業比重進一步緩慢提高，2011年達到歷史最高點71%。工業結構重型化是這一階段我國工業結構變遷的核心特徵，符合工業化中後期的基本規律（金碚等，2011）。42012年至今是重工業優化回調階段。2015年，我國開始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由於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的結構性矛盾進行結構調整和體制機制改革（黃群慧，2016），部分重工業過剩產能得到出清。同時，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居民對高質量的輕工業產品需求增加，拉動輕工業提質升級。在這些背景下，從2012年起，輕工業佔比有了明顯回升，2016年輕工業佔比為31.3%，較2011年上升了3.5個百分點（見圖2）。
"鄧 洲 於 暢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摘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伴隨工業化的推進和工業產業發展，形成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工業結構特徵，這既符合工業化的一般規律，也與不同時期的國情世情相關，更受我國政府和工業企業不斷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70年的工業結構變遷史表明，堅持經濟體制改革、遵循要素結構和需求結構變動規律、保持技術創新的高投入和自主性、充分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制定符合工業化階段的發展政策是推動工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經驗。當前，儘管工業結構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但向創新驅動、多元動力、深化開放和區域協調方向演進的基本趨勢已經確立，工業結構將沿著工業強國的方向繼續演進。
關鍵詞：工業結構；結構調整；轉型升級；新中國；改革開放
JEL:L00; N150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的工業化之路走過了70個春秋，工業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18年工業增加值是1952年的2500餘倍，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2.6%，佔GDP的比重為33.9%（見圖1），工業化進程總體上從初期階段發展到工業化後期階段（黃群慧，2018）。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工業結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出現新的趨勢，也面臨轉型升級的巨大壓力。
一、70年工業結構變遷的歷程
（一）輕、重結構：兩輪重化工業化後的優化調整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工業結構中輕工業、重工業的比例關係經歷多輪調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1949年到1978年是重工業優先發展階段，也是第一輪重化工業化階段。新中國成立時，我國輕工業佔工業總產值比重高達73.6%，為了應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同時受蘇聯工業化經驗的影響，“重重輕輕”成為計劃經濟時代處理工業輕重關係的基本思維（武力和溫銳，2006）。特別是“大躍進”期間，重工業比重三年猛增22個百分點，造成了工業結構嚴重失衡。21979年到1998年是輕、重工業均衡發展階段。1979~1982年，輕工業高速增長，輕、重工業的比例關係從43.1：56.9調整為50.2：49.8，此後的十餘年間，輕、重工業基本維持均衡發展態勢，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也旗鼓相當。31999年至2011年是重啟重工業化階段，也是第二輪重化工業化階段。2005年重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31.1%：68.9%，6年間上升了18.1個百分點，此後重工業比重進一步緩慢提高，2011年達到歷史最高點71%。工業結構重型化是這一階段我國工業結構變遷的核心特徵，符合工業化中後期的基本規律（金碚等，2011）。42012年至今是重工業優化回調階段。2015年，我國開始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由於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的結構性矛盾進行結構調整和體制機制改革（黃群慧，2016），部分重工業過剩產能得到出清。同時，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居民對高質量的輕工業產品需求增加，拉動輕工業提質升級。在這些背景下，從2012年起，輕工業佔比有了明顯回升，2016年輕工業佔比為31.3%，較2011年上升了3.5個百分點（見圖2）。
（二）行業結構：主導產業多次更替
工業行業結構的變化趨勢與輕、重結構變化保持一致，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1949年至1978年是主導產業由輕轉重更替階段。紡織、食品、森林、縫紉四大輕工業比重合計下滑了34個百分點，冶金、機械、電力、石油和化工的比重快速上升，機械工業在20世紀50年代末成為第一大工業行業。21979年至1998年，紡織服裝和電子及通信製造先後成為重要的支柱產業。紡織工業產值佔比在1978~1985年佔比上升了2.9個百分點，是這一時期比重提高幅度最大的工業部門。1993~1998年，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比重提高了3.94個百分點，達到7.22%，躍升為總產值佔比最高的工業行業。31999年至2011年是基礎工業擴張階段。這一時期，鋼鐵工業和有色工業分別上升2.19個和1.91個百分點，2008年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佔比高達9.13%，成為主營業務收入最高的工業行業。2006年後採礦業進入擴張週期，這主要是因為受到了煤炭開採和洗選業佔比提高的影響。同期，紡織服裝等輕工業部門佔比明顯下滑。42012年至今行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裝備製造獲得快速發展。汽車製造、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產值佔比大幅上升，五年間分別提高了1.96個和1.8個百分點，成為佔比最高的兩個工業行業。而同期，採掘、冶金、化工等基礎工業比重下降幅度較大。
（三）要素結構：資本深化趨勢明顯但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更高
新中國成立後大部分時期內，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都呈現上升趨勢[1]
，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只在短暫的時間出現小幅上升。儘管如此，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始終遠超資本密集型行業，我國並未嚴重偏離勞動力豐裕的比較優勢。11949年至1978年是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快速上升階段。新中國成立初期勞動密集型行業總產值佔比高達82.9%，重工業優先發展使得資本密集型行業的比重在20世紀50~60年代上升很快，70年代則在高位波動，1978年資本密集型行業比重提高到了34.5%。21979年至1985年是勞動密集型行業短暫回升階段。改革開放初期，大量湧現的鄉鎮企業優先選擇投資少、回報快的輕工業部門，拉動了勞動密集型行業比重從1978年的65.5%提高到1985年的69.2%，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峰值。31986年至2011年是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持續上升階段。伴隨重工業化重啟，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快速上升，1998~2005年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短時間內提高了6.09個百分點，2005年佔比首次超過40%，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煤炭開採和洗選業是帶動這一時期工業結構資本深化最重要的力量。42012年至今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再次回升。淘汰落後產能、嚴控過剩產能使得資本密集型資源類行業增長放緩，同時，重工業部門中增長較快的汽車製造業、電子信息製造業資本密集程度並不高，這使得勞動密集型行業2017年佔比提高到約66%，接近20世紀90年代初的水平（見圖3）。
[1]使用2012~2016年5年的數據進行加權平均計算，將固定資產原價與平均用工人數的比值大於全部工業平均水平的16個行業界定為資本密集型行業，小於全部工業平均水平的25個行業界定為勞動密集型行業。判斷依據為《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574—2011），參考該結果對更早的行業分類標準進行調整計算。
"鄧 洲 於 暢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摘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伴隨工業化的推進和工業產業發展，形成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工業結構特徵，這既符合工業化的一般規律，也與不同時期的國情世情相關，更受我國政府和工業企業不斷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70年的工業結構變遷史表明，堅持經濟體制改革、遵循要素結構和需求結構變動規律、保持技術創新的高投入和自主性、充分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制定符合工業化階段的發展政策是推動工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經驗。當前，儘管工業結構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但向創新驅動、多元動力、深化開放和區域協調方向演進的基本趨勢已經確立，工業結構將沿著工業強國的方向繼續演進。
關鍵詞：工業結構；結構調整；轉型升級；新中國；改革開放
JEL:L00; N150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的工業化之路走過了70個春秋，工業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18年工業增加值是1952年的2500餘倍，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2.6%，佔GDP的比重為33.9%（見圖1），工業化進程總體上從初期階段發展到工業化後期階段（黃群慧，2018）。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工業結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出現新的趨勢，也面臨轉型升級的巨大壓力。
一、70年工業結構變遷的歷程
（一）輕、重結構：兩輪重化工業化後的優化調整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工業結構中輕工業、重工業的比例關係經歷多輪調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1949年到1978年是重工業優先發展階段，也是第一輪重化工業化階段。新中國成立時，我國輕工業佔工業總產值比重高達73.6%，為了應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同時受蘇聯工業化經驗的影響，“重重輕輕”成為計劃經濟時代處理工業輕重關係的基本思維（武力和溫銳，2006）。特別是“大躍進”期間，重工業比重三年猛增22個百分點，造成了工業結構嚴重失衡。21979年到1998年是輕、重工業均衡發展階段。1979~1982年，輕工業高速增長，輕、重工業的比例關係從43.1：56.9調整為50.2：49.8，此後的十餘年間，輕、重工業基本維持均衡發展態勢，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也旗鼓相當。31999年至2011年是重啟重工業化階段，也是第二輪重化工業化階段。2005年重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31.1%：68.9%，6年間上升了18.1個百分點，此後重工業比重進一步緩慢提高，2011年達到歷史最高點71%。工業結構重型化是這一階段我國工業結構變遷的核心特徵，符合工業化中後期的基本規律（金碚等，2011）。42012年至今是重工業優化回調階段。2015年，我國開始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由於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的結構性矛盾進行結構調整和體制機制改革（黃群慧，2016），部分重工業過剩產能得到出清。同時，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居民對高質量的輕工業產品需求增加，拉動輕工業提質升級。在這些背景下，從2012年起，輕工業佔比有了明顯回升，2016年輕工業佔比為31.3%，較2011年上升了3.5個百分點（見圖2）。
（二）行業結構：主導產業多次更替
工業行業結構的變化趨勢與輕、重結構變化保持一致，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1949年至1978年是主導產業由輕轉重更替階段。紡織、食品、森林、縫紉四大輕工業比重合計下滑了34個百分點，冶金、機械、電力、石油和化工的比重快速上升，機械工業在20世紀50年代末成為第一大工業行業。21979年至1998年，紡織服裝和電子及通信製造先後成為重要的支柱產業。紡織工業產值佔比在1978~1985年佔比上升了2.9個百分點，是這一時期比重提高幅度最大的工業部門。1993~1998年，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比重提高了3.94個百分點，達到7.22%，躍升為總產值佔比最高的工業行業。31999年至2011年是基礎工業擴張階段。這一時期，鋼鐵工業和有色工業分別上升2.19個和1.91個百分點，2008年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佔比高達9.13%，成為主營業務收入最高的工業行業。2006年後採礦業進入擴張週期，這主要是因為受到了煤炭開採和洗選業佔比提高的影響。同期，紡織服裝等輕工業部門佔比明顯下滑。42012年至今行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裝備製造獲得快速發展。汽車製造、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產值佔比大幅上升，五年間分別提高了1.96個和1.8個百分點，成為佔比最高的兩個工業行業。而同期，採掘、冶金、化工等基礎工業比重下降幅度較大。
（三）要素結構：資本深化趨勢明顯但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更高
新中國成立後大部分時期內，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都呈現上升趨勢[1]
，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只在短暫的時間出現小幅上升。儘管如此，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始終遠超資本密集型行業，我國並未嚴重偏離勞動力豐裕的比較優勢。11949年至1978年是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快速上升階段。新中國成立初期勞動密集型行業總產值佔比高達82.9%，重工業優先發展使得資本密集型行業的比重在20世紀50~60年代上升很快，70年代則在高位波動，1978年資本密集型行業比重提高到了34.5%。21979年至1985年是勞動密集型行業短暫回升階段。改革開放初期，大量湧現的鄉鎮企業優先選擇投資少、回報快的輕工業部門，拉動了勞動密集型行業比重從1978年的65.5%提高到1985年的69.2%，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峰值。31986年至2011年是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持續上升階段。伴隨重工業化重啟，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快速上升，1998~2005年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短時間內提高了6.09個百分點，2005年佔比首次超過40%，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煤炭開採和洗選業是帶動這一時期工業結構資本深化最重要的力量。42012年至今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再次回升。淘汰落後產能、嚴控過剩產能使得資本密集型資源類行業增長放緩，同時，重工業部門中增長較快的汽車製造業、電子信息製造業資本密集程度並不高，這使得勞動密集型行業2017年佔比提高到約66%，接近20世紀90年代初的水平（見圖3）。
[1]使用2012~2016年5年的數據進行加權平均計算，將固定資產原價與平均用工人數的比值大於全部工業平均水平的16個行業界定為資本密集型行業，小於全部工業平均水平的25個行業界定為勞動密集型行業。判斷依據為《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574—2011），參考該結果對更早的行業分類標準進行調整計算。
（四）技術結構：工業結構高技術化趨勢不斷加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整體呈現出向中、高技術密集型行業[1]演進的趨勢。11986年至1990年期間，工業技術結構較為穩定。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吸引外商投資規模有限，引進吸收再創新的研發體系也未形成，因而技術進步並未實現與工業增長的同步。21990年至2003年，在技術引進的刺激下，我國工業結構高技術化趨勢顯著。20世紀90年代，我國開始以“市場換技術”的方式鼓勵外商來華投資高技術密集型行業，高技術密集型行業在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的拉動下佔比快速上升。這一期間，高技術密集型行業佔比上升了15.9個百分點。32004年至2012年是技術結構調整階段。受低技術含量資源型行業大規模擴張的影響，這一時期中技術密集型行業發展較快，比重提高了1.9個百分點，高技術密集型行業比重下降了3.3個百分點。42013年以來，在創新驅動工業發展政策刺激下，高技術密集型行業佔比重新抬升，2013~2017年佔比提高了4.41個百分點，2017年達到了歷史峰值水平31.1%（見圖4）。
[1]使用2012-2016年5年的數據進行加權平均計算，將R&D經費投入強度低於0.85%（工業行業平均值）的28個行業界定為低技術密集型行業，比重高於0.85%但低於1.35%的6個行業界定為中技術密集型行業，比重高於1.35%的7個行業界定為高技術密集型行業。此外，儘管汽車製造業R&D經費佔主營業務收入比重（1.21%）不到1.35%，但與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製造業合併計算的“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R&D經費佔主營業務收入比重（1.44%）高於1.35%。為了保持與之前行業分類標準的可比性，在2012~2017年的統計中將其按照高技術密集型行業計算。
"鄧 洲 於 暢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摘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伴隨工業化的推進和工業產業發展，形成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工業結構特徵，這既符合工業化的一般規律，也與不同時期的國情世情相關，更受我國政府和工業企業不斷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70年的工業結構變遷史表明，堅持經濟體制改革、遵循要素結構和需求結構變動規律、保持技術創新的高投入和自主性、充分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制定符合工業化階段的發展政策是推動工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經驗。當前，儘管工業結構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但向創新驅動、多元動力、深化開放和區域協調方向演進的基本趨勢已經確立，工業結構將沿著工業強國的方向繼續演進。
關鍵詞：工業結構；結構調整；轉型升級；新中國；改革開放
JEL:L00; N150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的工業化之路走過了70個春秋，工業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18年工業增加值是1952年的2500餘倍，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2.6%，佔GDP的比重為33.9%（見圖1），工業化進程總體上從初期階段發展到工業化後期階段（黃群慧，2018）。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工業結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出現新的趨勢，也面臨轉型升級的巨大壓力。
一、70年工業結構變遷的歷程
（一）輕、重結構：兩輪重化工業化後的優化調整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工業結構中輕工業、重工業的比例關係經歷多輪調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1949年到1978年是重工業優先發展階段，也是第一輪重化工業化階段。新中國成立時，我國輕工業佔工業總產值比重高達73.6%，為了應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同時受蘇聯工業化經驗的影響，“重重輕輕”成為計劃經濟時代處理工業輕重關係的基本思維（武力和溫銳，2006）。特別是“大躍進”期間，重工業比重三年猛增22個百分點，造成了工業結構嚴重失衡。21979年到1998年是輕、重工業均衡發展階段。1979~1982年，輕工業高速增長，輕、重工業的比例關係從43.1：56.9調整為50.2：49.8，此後的十餘年間，輕、重工業基本維持均衡發展態勢，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也旗鼓相當。31999年至2011年是重啟重工業化階段，也是第二輪重化工業化階段。2005年重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31.1%：68.9%，6年間上升了18.1個百分點，此後重工業比重進一步緩慢提高，2011年達到歷史最高點71%。工業結構重型化是這一階段我國工業結構變遷的核心特徵，符合工業化中後期的基本規律（金碚等，2011）。42012年至今是重工業優化回調階段。2015年，我國開始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由於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的結構性矛盾進行結構調整和體制機制改革（黃群慧，2016），部分重工業過剩產能得到出清。同時，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居民對高質量的輕工業產品需求增加，拉動輕工業提質升級。在這些背景下，從2012年起，輕工業佔比有了明顯回升，2016年輕工業佔比為31.3%，較2011年上升了3.5個百分點（見圖2）。
（二）行業結構：主導產業多次更替
工業行業結構的變化趨勢與輕、重結構變化保持一致，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1949年至1978年是主導產業由輕轉重更替階段。紡織、食品、森林、縫紉四大輕工業比重合計下滑了34個百分點，冶金、機械、電力、石油和化工的比重快速上升，機械工業在20世紀50年代末成為第一大工業行業。21979年至1998年，紡織服裝和電子及通信製造先後成為重要的支柱產業。紡織工業產值佔比在1978~1985年佔比上升了2.9個百分點，是這一時期比重提高幅度最大的工業部門。1993~1998年，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比重提高了3.94個百分點，達到7.22%，躍升為總產值佔比最高的工業行業。31999年至2011年是基礎工業擴張階段。這一時期，鋼鐵工業和有色工業分別上升2.19個和1.91個百分點，2008年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佔比高達9.13%，成為主營業務收入最高的工業行業。2006年後採礦業進入擴張週期，這主要是因為受到了煤炭開採和洗選業佔比提高的影響。同期，紡織服裝等輕工業部門佔比明顯下滑。42012年至今行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裝備製造獲得快速發展。汽車製造、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產值佔比大幅上升，五年間分別提高了1.96個和1.8個百分點，成為佔比最高的兩個工業行業。而同期，採掘、冶金、化工等基礎工業比重下降幅度較大。
（三）要素結構：資本深化趨勢明顯但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更高
新中國成立後大部分時期內，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都呈現上升趨勢[1]
，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只在短暫的時間出現小幅上升。儘管如此，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始終遠超資本密集型行業，我國並未嚴重偏離勞動力豐裕的比較優勢。11949年至1978年是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快速上升階段。新中國成立初期勞動密集型行業總產值佔比高達82.9%，重工業優先發展使得資本密集型行業的比重在20世紀50~60年代上升很快，70年代則在高位波動，1978年資本密集型行業比重提高到了34.5%。21979年至1985年是勞動密集型行業短暫回升階段。改革開放初期，大量湧現的鄉鎮企業優先選擇投資少、回報快的輕工業部門，拉動了勞動密集型行業比重從1978年的65.5%提高到1985年的69.2%，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峰值。31986年至2011年是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持續上升階段。伴隨重工業化重啟，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快速上升，1998~2005年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短時間內提高了6.09個百分點，2005年佔比首次超過40%，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煤炭開採和洗選業是帶動這一時期工業結構資本深化最重要的力量。42012年至今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再次回升。淘汰落後產能、嚴控過剩產能使得資本密集型資源類行業增長放緩，同時，重工業部門中增長較快的汽車製造業、電子信息製造業資本密集程度並不高，這使得勞動密集型行業2017年佔比提高到約66%，接近20世紀90年代初的水平（見圖3）。
[1]使用2012~2016年5年的數據進行加權平均計算，將固定資產原價與平均用工人數的比值大於全部工業平均水平的16個行業界定為資本密集型行業，小於全部工業平均水平的25個行業界定為勞動密集型行業。判斷依據為《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574—2011），參考該結果對更早的行業分類標準進行調整計算。
（四）技術結構：工業結構高技術化趨勢不斷加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整體呈現出向中、高技術密集型行業[1]演進的趨勢。11986年至1990年期間，工業技術結構較為穩定。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吸引外商投資規模有限，引進吸收再創新的研發體系也未形成，因而技術進步並未實現與工業增長的同步。21990年至2003年，在技術引進的刺激下，我國工業結構高技術化趨勢顯著。20世紀90年代，我國開始以“市場換技術”的方式鼓勵外商來華投資高技術密集型行業，高技術密集型行業在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的拉動下佔比快速上升。這一期間，高技術密集型行業佔比上升了15.9個百分點。32004年至2012年是技術結構調整階段。受低技術含量資源型行業大規模擴張的影響，這一時期中技術密集型行業發展較快，比重提高了1.9個百分點，高技術密集型行業比重下降了3.3個百分點。42013年以來，在創新驅動工業發展政策刺激下，高技術密集型行業佔比重新抬升，2013~2017年佔比提高了4.41個百分點，2017年達到了歷史峰值水平31.1%（見圖4）。
[1]使用2012-2016年5年的數據進行加權平均計算，將R&D經費投入強度低於0.85%（工業行業平均值）的28個行業界定為低技術密集型行業，比重高於0.85%但低於1.35%的6個行業界定為中技術密集型行業，比重高於1.35%的7個行業界定為高技術密集型行業。此外，儘管汽車製造業R&D經費佔主營業務收入比重（1.21%）不到1.35%，但與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製造業合併計算的“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R&D經費佔主營業務收入比重（1.44%）高於1.35%。為了保持與之前行業分類標準的可比性，在2012~2017年的統計中將其按照高技術密集型行業計算。
（五）所有制結構：從單一結構到多元結構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工業的所有制結構變化充分體現了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和階段性特徵，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縮影，以標誌性的體制改革實踐為界，工業的所有制結構可分為四個階段。11949年至1978年是計劃經濟發展階段。1958年個體工業徹底消失，形成全民所有制工業和集體所有制工業一統天下的局面。公有制內部，全民所有制工業占主導地位，集體所有制工業在20世紀70年代有小幅提高。21979年到1992年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階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在80年代破冰成長，“三資”工業、私營工業的產值佔比從0提高到7%。另一方面，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帶動集體所有制工業產值佔比從21.53%提高到38.04%。31993年至2012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集體企業佔比大幅下降，2012年二者合計主營業務收入佔比降至10%以下。私營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佔比迅速上升，2012年這兩類所有制形式的工業主營業務收入佔比達到54.86%，企業數量佔比更是達到了74.54%。外資工業企業佔比經歷了從上升到下降的“倒U形”過程，在2005年達到32%的峰值後逐年下降。42013年至今是經濟體制改革深化階段。私營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佔比已經超過1/3，企業數量佔比則達到57.72%，對整個工業行業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外商投資企業佔比降至90年代中後期的水平，特別是，2011年起我國工業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開始下滑，工業正在從“引進來”向“走出去”邁進。
（六）產業組織結構：產業組織結構合理化程度不斷提高
1970~1978年大中型工業企業單位數在全部工業企業中佔比在0.4%~0.66%波動，工業企業規模普遍很小。改革開放以來總體呈現行業集中度提高的趨勢，大型龍頭企業對工業經濟的引領作用不斷增強。11978~2002年，大型企業總產值佔比呈現顯著的上升趨勢，累計提高了21.05個百分點，2002年大型企業總產值佔比已經高達46.15%，單位數佔比提高到4.81%，小型企業佔比下降趨勢在1992年後放緩。22003年新的統計標準將大型企業的門檻大幅提高，而中型企業的門檻大幅降低。2003~2010年大、中型企業的單位數和主營業務收入佔比都呈現下降趨勢，而小型企業佔比則呈現上升趨勢。32009年開始，國務院出臺了一系列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2015年又積極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落地，有效改善了中小企業的發展環境，中小型企業在工業產業組織結構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產業組織結構向合理化的方向演進（見圖5）。
"鄧 洲 於 暢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摘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伴隨工業化的推進和工業產業發展，形成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工業結構特徵，這既符合工業化的一般規律，也與不同時期的國情世情相關，更受我國政府和工業企業不斷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70年的工業結構變遷史表明，堅持經濟體制改革、遵循要素結構和需求結構變動規律、保持技術創新的高投入和自主性、充分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制定符合工業化階段的發展政策是推動工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經驗。當前，儘管工業結構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但向創新驅動、多元動力、深化開放和區域協調方向演進的基本趨勢已經確立，工業結構將沿著工業強國的方向繼續演進。
關鍵詞：工業結構；結構調整；轉型升級；新中國；改革開放
JEL:L00; N150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的工業化之路走過了70個春秋，工業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18年工業增加值是1952年的2500餘倍，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2.6%，佔GDP的比重為33.9%（見圖1），工業化進程總體上從初期階段發展到工業化後期階段（黃群慧，2018）。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工業結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出現新的趨勢，也面臨轉型升級的巨大壓力。
一、70年工業結構變遷的歷程
（一）輕、重結構：兩輪重化工業化後的優化調整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工業結構中輕工業、重工業的比例關係經歷多輪調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1949年到1978年是重工業優先發展階段，也是第一輪重化工業化階段。新中國成立時，我國輕工業佔工業總產值比重高達73.6%，為了應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同時受蘇聯工業化經驗的影響，“重重輕輕”成為計劃經濟時代處理工業輕重關係的基本思維（武力和溫銳，2006）。特別是“大躍進”期間，重工業比重三年猛增22個百分點，造成了工業結構嚴重失衡。21979年到1998年是輕、重工業均衡發展階段。1979~1982年，輕工業高速增長，輕、重工業的比例關係從43.1：56.9調整為50.2：49.8，此後的十餘年間，輕、重工業基本維持均衡發展態勢，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也旗鼓相當。31999年至2011年是重啟重工業化階段，也是第二輪重化工業化階段。2005年重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31.1%：68.9%，6年間上升了18.1個百分點，此後重工業比重進一步緩慢提高，2011年達到歷史最高點71%。工業結構重型化是這一階段我國工業結構變遷的核心特徵，符合工業化中後期的基本規律（金碚等，2011）。42012年至今是重工業優化回調階段。2015年，我國開始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由於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的結構性矛盾進行結構調整和體制機制改革（黃群慧，2016），部分重工業過剩產能得到出清。同時，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居民對高質量的輕工業產品需求增加，拉動輕工業提質升級。在這些背景下，從2012年起，輕工業佔比有了明顯回升，2016年輕工業佔比為31.3%，較2011年上升了3.5個百分點（見圖2）。
（二）行業結構：主導產業多次更替
工業行業結構的變化趨勢與輕、重結構變化保持一致，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1949年至1978年是主導產業由輕轉重更替階段。紡織、食品、森林、縫紉四大輕工業比重合計下滑了34個百分點，冶金、機械、電力、石油和化工的比重快速上升，機械工業在20世紀50年代末成為第一大工業行業。21979年至1998年，紡織服裝和電子及通信製造先後成為重要的支柱產業。紡織工業產值佔比在1978~1985年佔比上升了2.9個百分點，是這一時期比重提高幅度最大的工業部門。1993~1998年，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比重提高了3.94個百分點，達到7.22%，躍升為總產值佔比最高的工業行業。31999年至2011年是基礎工業擴張階段。這一時期，鋼鐵工業和有色工業分別上升2.19個和1.91個百分點，2008年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佔比高達9.13%，成為主營業務收入最高的工業行業。2006年後採礦業進入擴張週期，這主要是因為受到了煤炭開採和洗選業佔比提高的影響。同期，紡織服裝等輕工業部門佔比明顯下滑。42012年至今行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裝備製造獲得快速發展。汽車製造、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產值佔比大幅上升，五年間分別提高了1.96個和1.8個百分點，成為佔比最高的兩個工業行業。而同期，採掘、冶金、化工等基礎工業比重下降幅度較大。
（三）要素結構：資本深化趨勢明顯但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更高
新中國成立後大部分時期內，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都呈現上升趨勢[1]
，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只在短暫的時間出現小幅上升。儘管如此，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始終遠超資本密集型行業，我國並未嚴重偏離勞動力豐裕的比較優勢。11949年至1978年是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快速上升階段。新中國成立初期勞動密集型行業總產值佔比高達82.9%，重工業優先發展使得資本密集型行業的比重在20世紀50~60年代上升很快，70年代則在高位波動，1978年資本密集型行業比重提高到了34.5%。21979年至1985年是勞動密集型行業短暫回升階段。改革開放初期，大量湧現的鄉鎮企業優先選擇投資少、回報快的輕工業部門，拉動了勞動密集型行業比重從1978年的65.5%提高到1985年的69.2%，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峰值。31986年至2011年是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持續上升階段。伴隨重工業化重啟，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快速上升，1998~2005年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短時間內提高了6.09個百分點，2005年佔比首次超過40%，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煤炭開採和洗選業是帶動這一時期工業結構資本深化最重要的力量。42012年至今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再次回升。淘汰落後產能、嚴控過剩產能使得資本密集型資源類行業增長放緩，同時，重工業部門中增長較快的汽車製造業、電子信息製造業資本密集程度並不高，這使得勞動密集型行業2017年佔比提高到約66%，接近20世紀90年代初的水平（見圖3）。
[1]使用2012~2016年5年的數據進行加權平均計算，將固定資產原價與平均用工人數的比值大於全部工業平均水平的16個行業界定為資本密集型行業，小於全部工業平均水平的25個行業界定為勞動密集型行業。判斷依據為《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574—2011），參考該結果對更早的行業分類標準進行調整計算。
（四）技術結構：工業結構高技術化趨勢不斷加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整體呈現出向中、高技術密集型行業[1]演進的趨勢。11986年至1990年期間，工業技術結構較為穩定。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吸引外商投資規模有限，引進吸收再創新的研發體系也未形成，因而技術進步並未實現與工業增長的同步。21990年至2003年，在技術引進的刺激下，我國工業結構高技術化趨勢顯著。20世紀90年代，我國開始以“市場換技術”的方式鼓勵外商來華投資高技術密集型行業，高技術密集型行業在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的拉動下佔比快速上升。這一期間，高技術密集型行業佔比上升了15.9個百分點。32004年至2012年是技術結構調整階段。受低技術含量資源型行業大規模擴張的影響，這一時期中技術密集型行業發展較快，比重提高了1.9個百分點，高技術密集型行業比重下降了3.3個百分點。42013年以來，在創新驅動工業發展政策刺激下，高技術密集型行業佔比重新抬升，2013~2017年佔比提高了4.41個百分點，2017年達到了歷史峰值水平31.1%（見圖4）。
[1]使用2012-2016年5年的數據進行加權平均計算，將R&D經費投入強度低於0.85%（工業行業平均值）的28個行業界定為低技術密集型行業，比重高於0.85%但低於1.35%的6個行業界定為中技術密集型行業，比重高於1.35%的7個行業界定為高技術密集型行業。此外，儘管汽車製造業R&D經費佔主營業務收入比重（1.21%）不到1.35%，但與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製造業合併計算的“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R&D經費佔主營業務收入比重（1.44%）高於1.35%。為了保持與之前行業分類標準的可比性，在2012~2017年的統計中將其按照高技術密集型行業計算。
（五）所有制結構：從單一結構到多元結構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工業的所有制結構變化充分體現了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和階段性特徵，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縮影，以標誌性的體制改革實踐為界，工業的所有制結構可分為四個階段。11949年至1978年是計劃經濟發展階段。1958年個體工業徹底消失，形成全民所有制工業和集體所有制工業一統天下的局面。公有制內部，全民所有制工業占主導地位，集體所有制工業在20世紀70年代有小幅提高。21979年到1992年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階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在80年代破冰成長，“三資”工業、私營工業的產值佔比從0提高到7%。另一方面，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帶動集體所有制工業產值佔比從21.53%提高到38.04%。31993年至2012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集體企業佔比大幅下降，2012年二者合計主營業務收入佔比降至10%以下。私營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佔比迅速上升，2012年這兩類所有制形式的工業主營業務收入佔比達到54.86%，企業數量佔比更是達到了74.54%。外資工業企業佔比經歷了從上升到下降的“倒U形”過程，在2005年達到32%的峰值後逐年下降。42013年至今是經濟體制改革深化階段。私營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佔比已經超過1/3，企業數量佔比則達到57.72%，對整個工業行業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外商投資企業佔比降至90年代中後期的水平，特別是，2011年起我國工業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開始下滑，工業正在從“引進來”向“走出去”邁進。
（六）產業組織結構：產業組織結構合理化程度不斷提高
1970~1978年大中型工業企業單位數在全部工業企業中佔比在0.4%~0.66%波動，工業企業規模普遍很小。改革開放以來總體呈現行業集中度提高的趨勢，大型龍頭企業對工業經濟的引領作用不斷增強。11978~2002年，大型企業總產值佔比呈現顯著的上升趨勢，累計提高了21.05個百分點，2002年大型企業總產值佔比已經高達46.15%，單位數佔比提高到4.81%，小型企業佔比下降趨勢在1992年後放緩。22003年新的統計標準將大型企業的門檻大幅提高，而中型企業的門檻大幅降低。2003~2010年大、中型企業的單位數和主營業務收入佔比都呈現下降趨勢，而小型企業佔比則呈現上升趨勢。32009年開始，國務院出臺了一系列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2015年又積極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落地，有效改善了中小企業的發展環境，中小型企業在工業產業組織結構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產業組織結構向合理化的方向演進（見圖5）。
（七）地區結構：從非均衡和梯度發展到區域協調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受自然區位和政策因素的影響，我國工業的地區結構出現了多次趨勢性的變化，可分為四個階段。11949年到1978年是相對均衡發展階段。東部沿海地區和東北地區工業基礎較好，但在戰備發展思維影響下，中西部地區也佈局了大量工業項目，特別是1964年開始的三線建設將中西部的地區工業比重由新中國成立時的約1/8提高到約1/6。21979年到2004年是東部率先發展階段。改革開放後，東部地區利用沿海區位交通優勢，在國家優惠政策的刺激率下先啟動工業高速發展，工業地區結構呈現明顯的非均衡發展特徵。2004年，東部地區工業增加值佔全國比重超過60%，比1978年提高了近12個百分點；中部地區比重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歷短暫和輕微的上漲後持續下降；西部和東北部地區比重則一直下滑，特別是東北地區工業增加值佔全國比重下降了9.5個百分點。32005年到2011年是梯度發展階段。進入21世紀以後，我國先後啟動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地區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工業發展的優惠政策逐步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傾斜。同時，隨著東部地區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和政策優勢的消失，中國特色的“大國雁陣”上演（蔡昉等，2009），中西部地區工業增速開始反超東部地區。到2011年，東部地區工業增加值佔全國比重較2004年下降了9.2個百分點，而中部和西部地區分別提高了4.3個和4.6個百分點。42012年至今是工業經濟區域協調發展階段。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後，無論是發達的東部地區還是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都開始根據自身要素稟賦優勢改造傳統產業培育新興產業，工業經濟地區結構總體向更加協調的方向發展。當然，新的工業結構性問題也開始暴露，受中西部地區要素成本上漲、環境保護加強和國際投資環境變化的影響，中西部地區承接東部發達地區產業轉移速度放緩。2012~2017年，東部地區工業增加值佔全國比重提高了近4個百分點，並且高技術製造業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總額佔到了全國的70%，同期，西部地區工業增加值佔全國比重略有下降，東北地區工業經濟甚至出現負增長（見圖6）。
"鄧 洲 於 暢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摘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伴隨工業化的推進和工業產業發展，形成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工業結構特徵，這既符合工業化的一般規律，也與不同時期的國情世情相關，更受我國政府和工業企業不斷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70年的工業結構變遷史表明，堅持經濟體制改革、遵循要素結構和需求結構變動規律、保持技術創新的高投入和自主性、充分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制定符合工業化階段的發展政策是推動工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經驗。當前，儘管工業結構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但向創新驅動、多元動力、深化開放和區域協調方向演進的基本趨勢已經確立，工業結構將沿著工業強國的方向繼續演進。
關鍵詞：工業結構；結構調整；轉型升級；新中國；改革開放
JEL:L00; N150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的工業化之路走過了70個春秋，工業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18年工業增加值是1952年的2500餘倍，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2.6%，佔GDP的比重為33.9%（見圖1），工業化進程總體上從初期階段發展到工業化後期階段（黃群慧，2018）。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工業結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出現新的趨勢，也面臨轉型升級的巨大壓力。
一、70年工業結構變遷的歷程
（一）輕、重結構：兩輪重化工業化後的優化調整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工業結構中輕工業、重工業的比例關係經歷多輪調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1949年到1978年是重工業優先發展階段，也是第一輪重化工業化階段。新中國成立時，我國輕工業佔工業總產值比重高達73.6%，為了應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同時受蘇聯工業化經驗的影響，“重重輕輕”成為計劃經濟時代處理工業輕重關係的基本思維（武力和溫銳，2006）。特別是“大躍進”期間，重工業比重三年猛增22個百分點，造成了工業結構嚴重失衡。21979年到1998年是輕、重工業均衡發展階段。1979~1982年，輕工業高速增長，輕、重工業的比例關係從43.1：56.9調整為50.2：49.8，此後的十餘年間，輕、重工業基本維持均衡發展態勢，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也旗鼓相當。31999年至2011年是重啟重工業化階段，也是第二輪重化工業化階段。2005年重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31.1%：68.9%，6年間上升了18.1個百分點，此後重工業比重進一步緩慢提高，2011年達到歷史最高點71%。工業結構重型化是這一階段我國工業結構變遷的核心特徵，符合工業化中後期的基本規律（金碚等，2011）。42012年至今是重工業優化回調階段。2015年，我國開始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由於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的結構性矛盾進行結構調整和體制機制改革（黃群慧，2016），部分重工業過剩產能得到出清。同時，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居民對高質量的輕工業產品需求增加，拉動輕工業提質升級。在這些背景下，從2012年起，輕工業佔比有了明顯回升，2016年輕工業佔比為31.3%，較2011年上升了3.5個百分點（見圖2）。
（二）行業結構：主導產業多次更替
工業行業結構的變化趨勢與輕、重結構變化保持一致，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1949年至1978年是主導產業由輕轉重更替階段。紡織、食品、森林、縫紉四大輕工業比重合計下滑了34個百分點，冶金、機械、電力、石油和化工的比重快速上升，機械工業在20世紀50年代末成為第一大工業行業。21979年至1998年，紡織服裝和電子及通信製造先後成為重要的支柱產業。紡織工業產值佔比在1978~1985年佔比上升了2.9個百分點，是這一時期比重提高幅度最大的工業部門。1993~1998年，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比重提高了3.94個百分點，達到7.22%，躍升為總產值佔比最高的工業行業。31999年至2011年是基礎工業擴張階段。這一時期，鋼鐵工業和有色工業分別上升2.19個和1.91個百分點，2008年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佔比高達9.13%，成為主營業務收入最高的工業行業。2006年後採礦業進入擴張週期，這主要是因為受到了煤炭開採和洗選業佔比提高的影響。同期，紡織服裝等輕工業部門佔比明顯下滑。42012年至今行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裝備製造獲得快速發展。汽車製造、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產值佔比大幅上升，五年間分別提高了1.96個和1.8個百分點，成為佔比最高的兩個工業行業。而同期，採掘、冶金、化工等基礎工業比重下降幅度較大。
（三）要素結構：資本深化趨勢明顯但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更高
新中國成立後大部分時期內，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都呈現上升趨勢[1]
，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只在短暫的時間出現小幅上升。儘管如此，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始終遠超資本密集型行業，我國並未嚴重偏離勞動力豐裕的比較優勢。11949年至1978年是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快速上升階段。新中國成立初期勞動密集型行業總產值佔比高達82.9%，重工業優先發展使得資本密集型行業的比重在20世紀50~60年代上升很快，70年代則在高位波動，1978年資本密集型行業比重提高到了34.5%。21979年至1985年是勞動密集型行業短暫回升階段。改革開放初期，大量湧現的鄉鎮企業優先選擇投資少、回報快的輕工業部門，拉動了勞動密集型行業比重從1978年的65.5%提高到1985年的69.2%，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峰值。31986年至2011年是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持續上升階段。伴隨重工業化重啟，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快速上升，1998~2005年資本密集型行業佔比短時間內提高了6.09個百分點，2005年佔比首次超過40%，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煤炭開採和洗選業是帶動這一時期工業結構資本深化最重要的力量。42012年至今勞動密集型行業佔比再次回升。淘汰落後產能、嚴控過剩產能使得資本密集型資源類行業增長放緩，同時，重工業部門中增長較快的汽車製造業、電子信息製造業資本密集程度並不高，這使得勞動密集型行業2017年佔比提高到約66%，接近20世紀90年代初的水平（見圖3）。
[1]使用2012~2016年5年的數據進行加權平均計算，將固定資產原價與平均用工人數的比值大於全部工業平均水平的16個行業界定為資本密集型行業，小於全部工業平均水平的25個行業界定為勞動密集型行業。判斷依據為《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574—2011），參考該結果對更早的行業分類標準進行調整計算。
（四）技術結構：工業結構高技術化趨勢不斷加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整體呈現出向中、高技術密集型行業[1]演進的趨勢。11986年至1990年期間，工業技術結構較為穩定。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吸引外商投資規模有限，引進吸收再創新的研發體系也未形成，因而技術進步並未實現與工業增長的同步。21990年至2003年，在技術引進的刺激下，我國工業結構高技術化趨勢顯著。20世紀90年代，我國開始以“市場換技術”的方式鼓勵外商來華投資高技術密集型行業，高技術密集型行業在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的拉動下佔比快速上升。這一期間，高技術密集型行業佔比上升了15.9個百分點。32004年至2012年是技術結構調整階段。受低技術含量資源型行業大規模擴張的影響，這一時期中技術密集型行業發展較快，比重提高了1.9個百分點，高技術密集型行業比重下降了3.3個百分點。42013年以來，在創新驅動工業發展政策刺激下，高技術密集型行業佔比重新抬升，2013~2017年佔比提高了4.41個百分點，2017年達到了歷史峰值水平31.1%（見圖4）。
[1]使用2012-2016年5年的數據進行加權平均計算，將R&D經費投入強度低於0.85%（工業行業平均值）的28個行業界定為低技術密集型行業，比重高於0.85%但低於1.35%的6個行業界定為中技術密集型行業，比重高於1.35%的7個行業界定為高技術密集型行業。此外，儘管汽車製造業R&D經費佔主營業務收入比重（1.21%）不到1.35%，但與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製造業合併計算的“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R&D經費佔主營業務收入比重（1.44%）高於1.35%。為了保持與之前行業分類標準的可比性，在2012~2017年的統計中將其按照高技術密集型行業計算。
（五）所有制結構：從單一結構到多元結構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工業的所有制結構變化充分體現了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和階段性特徵，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縮影，以標誌性的體制改革實踐為界，工業的所有制結構可分為四個階段。11949年至1978年是計劃經濟發展階段。1958年個體工業徹底消失，形成全民所有制工業和集體所有制工業一統天下的局面。公有制內部，全民所有制工業占主導地位，集體所有制工業在20世紀70年代有小幅提高。21979年到1992年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階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在80年代破冰成長，“三資”工業、私營工業的產值佔比從0提高到7%。另一方面，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帶動集體所有制工業產值佔比從21.53%提高到38.04%。31993年至2012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集體企業佔比大幅下降，2012年二者合計主營業務收入佔比降至10%以下。私營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佔比迅速上升，2012年這兩類所有制形式的工業主營業務收入佔比達到54.86%，企業數量佔比更是達到了74.54%。外資工業企業佔比經歷了從上升到下降的“倒U形”過程，在2005年達到32%的峰值後逐年下降。42013年至今是經濟體制改革深化階段。私營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佔比已經超過1/3，企業數量佔比則達到57.72%，對整個工業行業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外商投資企業佔比降至90年代中後期的水平，特別是，2011年起我國工業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開始下滑，工業正在從“引進來”向“走出去”邁進。
（六）產業組織結構：產業組織結構合理化程度不斷提高
1970~1978年大中型工業企業單位數在全部工業企業中佔比在0.4%~0.66%波動，工業企業規模普遍很小。改革開放以來總體呈現行業集中度提高的趨勢，大型龍頭企業對工業經濟的引領作用不斷增強。11978~2002年，大型企業總產值佔比呈現顯著的上升趨勢，累計提高了21.05個百分點，2002年大型企業總產值佔比已經高達46.15%，單位數佔比提高到4.81%，小型企業佔比下降趨勢在1992年後放緩。22003年新的統計標準將大型企業的門檻大幅提高，而中型企業的門檻大幅降低。2003~2010年大、中型企業的單位數和主營業務收入佔比都呈現下降趨勢，而小型企業佔比則呈現上升趨勢。32009年開始，國務院出臺了一系列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2015年又積極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落地，有效改善了中小企業的發展環境，中小型企業在工業產業組織結構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產業組織結構向合理化的方向演進（見圖5）。
（七）地區結構：從非均衡和梯度發展到區域協調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受自然區位和政策因素的影響，我國工業的地區結構出現了多次趨勢性的變化，可分為四個階段。11949年到1978年是相對均衡發展階段。東部沿海地區和東北地區工業基礎較好，但在戰備發展思維影響下，中西部地區也佈局了大量工業項目，特別是1964年開始的三線建設將中西部的地區工業比重由新中國成立時的約1/8提高到約1/6。21979年到2004年是東部率先發展階段。改革開放後，東部地區利用沿海區位交通優勢，在國家優惠政策的刺激率下先啟動工業高速發展，工業地區結構呈現明顯的非均衡發展特徵。2004年，東部地區工業增加值佔全國比重超過60%，比1978年提高了近12個百分點；中部地區比重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歷短暫和輕微的上漲後持續下降；西部和東北部地區比重則一直下滑，特別是東北地區工業增加值佔全國比重下降了9.5個百分點。32005年到2011年是梯度發展階段。進入21世紀以後，我國先後啟動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地區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工業發展的優惠政策逐步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傾斜。同時，隨著東部地區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和政策優勢的消失，中國特色的“大國雁陣”上演（蔡昉等，2009），中西部地區工業增速開始反超東部地區。到2011年，東部地區工業增加值佔全國比重較2004年下降了9.2個百分點，而中部和西部地區分別提高了4.3個和4.6個百分點。42012年至今是工業經濟區域協調發展階段。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後，無論是發達的東部地區還是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都開始根據自身要素稟賦優勢改造傳統產業培育新興產業，工業經濟地區結構總體向更加協調的方向發展。當然，新的工業結構性問題也開始暴露，受中西部地區要素成本上漲、環境保護加強和國際投資環境變化的影響，中西部地區承接東部發達地區產業轉移速度放緩。2012~2017年，東部地區工業增加值佔全國比重提高了近4個百分點，並且高技術製造業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總額佔到了全國的70%，同期，西部地區工業增加值佔全國比重略有下降，東北地區工業經濟甚至出現負增長（見圖6）。
二、70年工業結構變遷的重要經驗
始終堅持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不動搖。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實施了以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為核心的工業發展模式，依靠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和資源配置能力主導工業發展和工業結構調整，這一時期工業結構相對穩定，但也壓制了各種要素、資源的活力。改革開放以後，我國開始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推動了工業高速增長和工業結構持續升級。第一，經濟體制改革促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多元動力格局，形成了工業結構升級的微觀動力。各種類型市場主體誕生為工業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鄉鎮企業、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先後成為我國工業發展的主力軍，同時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工業發展模式，近年來雙創還創造了更多新興的工業經濟微觀主體。第二，人口制度改革將“人口紅利”轉變為發展動力。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釋放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最初直接推動了鄉鎮企業的興起，對勞動力流動限制的不斷放鬆使得勞動力湧向生產效率更高的地區和產業，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業高速發展，我國用20餘年時間成為“世界工廠”，也形成了我國梯度發展的工業地區結構特徵。第三，體制改革使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趨於合理化。在推行市場化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市場配置資源的地位和作用不斷得到肯定，工業結構變遷由政府主導向由市場主導過渡。但是，政府依然掌握大量經濟資源和政策工具，有強烈的動機去幹預市場和刺激投資，違背市場規律的情況時有發生，規範政府和市場關係還是一項長期工作。
要素結構和需求結構是決定工業結構調整的基礎因素。新中國成立初期實施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為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姚洋、鄭東雅，2008；鄧宏圖等，2018），但由於嚴重偏離當時資本稀缺的要素結構和基本生活品需求旺盛的需求結構，重工業化付出了產業結構失衡、資源浪費嚴重、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沉重代價（林毅夫等，1994）。改革開放之後，我國工業結構演進逐步調整到遵循要素結構和市場結構變化的軌道上。改革開放初期，逐步放鬆對日用品的消費管制，加之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消費品工業迅速成長，而這些行業大多屬於勞動密集型行業，符合當時要素結構特徵。這一時期輕工業比重提高，工業結構與要素結構、市場結構間矛盾縮小，帶來了工業的高速增長和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張軍等，2009）。隨著外資湧入、短缺經濟的結束以及城市化的加速推進，20世紀90年代後期資本要素不再稀缺而勞動力供給依然充足，生活水平提高和基礎設施建設提速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大幅增長，要素結構和需求結構變動共同推進了這一時期工業部門的資本深化和重化工業化（陳詩一，2011）。受國際金融危機和我國工業化進入後期影響，中國經濟在2010年後逐步進入“新常態”，這一時期，人口紅利在達到頂峰後衰減，長期高積累、高消費發展模式又使得資本回報率大幅下跌，土地、資源、能源等傳統要素成本也急劇上升，但同時，長期“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不僅積累大量技術能力，還培育了技術創新隊伍。另外，居民消費能力大幅提高，對高端工業品需求持續增長，包括汽車、手機等部分產品進入存量替代階段，國內市場競爭激烈。在新的發展階段，供給和需求結構變化繼續推動我國工業結構的調整優化，高技術行業快速成長，資源型工業萎縮，工業結構向更加符合工業強國標準的方向調整升級。
技術創新是驅動工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根本動力。改革開放前，我國通過集中攻關的自主創新打破國外技術封鎖，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併為此後的工業發展積累了技術儲備。改革開放初期，技術引進成為我國技術創新的主要途徑，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湧入快速縮小了我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推動了我國外向型工業的發展。但技術引進並不能形成工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持續動力，強化技術創新的自主性才能避免陷入“低端陷阱”，從引進模仿到自主創新只能依靠內資企業的努力（郭熙保、文禮朋，2008）。2006年，全國科技大會提出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戰略，工業企業的自主創新活動開始活躍。國際金融危機後，有R&D活動的企業比重開始顯著上升，工業企業科技活動支出開始向自主創新傾斜。R&D經費內部支出主要反映企業在自主創新方面的投入，而引進國外技術經費支出、引進技術消化吸收經費支出、購買國內技術經費支出主要反映企業在引進模仿方面的投入，2011年自主創新方面的投入首次超過引進模仿方面的投入，並快速拉開與後者的差距。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自主創新的技術積累成果逐漸顯現，工業結構加速調整。保持技術創新的高投入和自主性，將構成今後我國工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根本動力。
充分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促進工業結構調整升級。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工業經濟對外聯繫不多，主要是少量出口初級產品，以及使用有限外匯進口重工業發展所需的裝備和原材料。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把握住了全球勞動密集型行業重新佈局的歷史機遇，大量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憑藉低勞動力成本優勢迅速融入世界工業經濟分工體系。這一時期，國外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大量湧入，打破了我國工業結構調整的要素結構約束，服裝、家電、電子等勞動密集型行業規模迅速擴大，並帶動了上游能源、冶金、化工等基礎工業的發展。2001年，中國復關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工業對外開放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呈現“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戰略趨勢：一方面，繼續積極引進外資，發揮外資企業在人才、技術、管理、產品研發、市場開拓等多方面的示範效應和溢出效應；另一方面，積極開拓海外工業產品市場，鞏固“世界工廠”地位。近年來，中國政府不斷放寬外資市場準入，鼓勵外資在中國設立全球或區域研發中心、運營中心，構建更加公平的市場環境，提高外資引入的質量。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積極推進國際產能合作，在調整優化本國工業結構的同時，更是將中國工業化的經驗推廣到沿線國家，並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好融入世界工業分工體系。
根據工業化的階段性特徵，制定適宜的工業發展政策。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計劃經濟時期，通過五年規劃、三線建設、兩彈一星等重大戰略規劃和工程培育和壯大了工業，雖然計劃經濟的各種弊端不斷顯現，但客觀上政府主導構建了較為完整的工業結構。改革開放之後，我國政府積極推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黨的十二大提出要轉到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黨的十三大提出要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提高的集約經營軌道上來，黨的十四大再次提出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根本性轉變，等等。直到工業化後期階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努力才取得顯著成效。黨的十八大以來，工業發展的傳統動能大大減弱，傳統產業面臨轉型升級的迫切壓力。政府順應工業結構升級的趨勢，大力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成長，先後提出“互聯網+”、中國製造2025、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質量發展等發展戰略或舉措，積極推動工業領域的減稅降費，工業在增速趨緩的同時結構升級加速，創新驅動的支撐顯著增強，技術密集型行業獲得快速發展。
三、工業結構存在的突出問題
產能過剩現象依然突出。雖然近年來我國積極調控過剩產能，在鋼鐵、煤炭、水泥等重點行業推行“去產能”為主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明顯成效，從2016年開始各工業行業的產能利用率明顯回升，但產能過剩依然具有領域廣、程度深、易於復發等特點。2018年第四季度大部分工業行業產能利用率在70%~80%，全部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6%，資本密集型行業產能利用率明顯低於技術密集型行業。值得注意的是，不僅傳統行業存在產能過剩，一些新興行業也因大量資本短時間進入低端環節出現產能過剩問題，即所謂“先進產能”而非“落後產能”的過剩（郭朝先，2019）。地方政府不恰當的市場干預行為，在產業選擇時不考察經濟規律，不結合自身特點和優劣勢，盲目選擇高增長行業的短期行為是造成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之一，打破地區競爭下的體制扭曲才能從根本上緩解產能過剩問題（江飛濤等，2012）。
原始創新對結構升級的支撐作用有限。改革開放後，我國從技術引進開始開啟了工業技術追趕，“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模式在初期無疑是成功的，我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大大縮小，綜合創新能力位列中等收入國家第一名，部分領域正在逐步向世界技術前沿逼近。但是，隨著我國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跨越，我國在全球技術創新分工中的角色發生變化，原始創新不足的弊端逐漸暴露併成為工業結構繼續升級的重要桎梏。一些關鍵性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產業安全經常受到威脅，發達國家實施更加保守的貿易和技術轉讓政策不僅使得我國技術引進的機會減少，甚至一些本來具有優勢的產業環節也會受到打擊，例如近期有中國企業被限制進口核心零件。原始創新不足還使得我國工業開闢全新技術路線的能力較弱，從而容易被鎖定在中低端的加工組裝環節。傳統的跟隨式創新是在國外已有技術路線的基礎上進行漸進式創新，雖然成本低、進步快，但適應新技術路線的能力較弱。例如，我國顯像管產業曾經是全球第一，液晶顯示替代顯像管成為顯示主流技術路線之後，我國顯示產業不得不經歷重大調整後重新逐漸形成競爭力，當前，OLED可能成為新的主流顯示技術，我國顯示產業再次面臨巨大挑戰。
高技術產業徘徊於低水平發展，高端產品存在供需結構矛盾。我國大力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已經取得明顯成效，高端裝備製造、生物醫藥等高技術密集型行業規模增長迅速，佔工業比重不斷提高。但是，國內企業主要投資高技術行業附加值較低的下游環節，“高端產業低端化”的結構性矛盾長期存在。例如，我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機器人應用市場和生產基地，但國內機器人企業集中在產業鏈下游，承擔二次開發、定製部件、售後服務等業務，而下游系統集成只能佔到機器人全產業鏈價值創造的6%左右。如果以資本勞動比來度量資本深化程度，以研發強度來度量技術密集程度，2016年我國高技術密集型行業普遍屬於輕資產行業，技術密集程度甚至與資本深化程度負相關。由於高技術產業的低水平發展，高端工業品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在同一產品上表現出“大進大出”但進出口單價差距大的特徵。例如，2018年我國進口汽車113萬輛，出口汽車115萬輛，進出口數量大致相當，但進口汽車的單價是出口汽車的3.48倍；同樣，進口集成電路單價是出口的1.91倍；進口醫藥品單價是出口的11.52倍；即便是在產量上佔有絕對優勢的鋼鐵行業，我國進口鋼鐵單價也是出口的1.43倍。
“兩端擠壓”使工業結構升級壓力陡增。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憑藉比發達國家更低的要素成本，以及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更完善的工業配套體系、更優的發展環境參與國際工業分工，但這種情況正在改變。從自身看：2010年前後我國的劉易斯拐點來臨（蔡昉，2007），人口紅利趨於衰竭，勞動力、土地、資源、能源要素成本不斷推高，環境保護力度不斷增強，以前支撐工業經濟高速發展的政策措施效果減弱，有的傳統政策甚至適得其反，粗放式的工業發展方式難以為繼。從外部環境看：一方面，金融危機以後，發達國家開始調整經濟戰略，促進以製造業為重點的實體經濟部門發展。新工業革命中，信息技術的應用大幅降低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發達國家高勞動力成本劣勢被減弱。為了保護本土工業和限制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美國挑起針對中國的貿易摩擦，我國需要重新審視和調整與發達國家工業分工和貿易關係。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快速崛起，工業基礎設施明顯改善，經濟制度不斷改善，以明顯低於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和更優的財稅政策吸引國外投資，服裝產業已經率先呈現了向東南亞國家轉移的趨勢。受國內外發展環境和條件變化影響，我國工業在全球價值鏈中處於“兩端擠壓”的窘境，相對發達國家尚未形成質量效益優勢，相對新興國家也不再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工業結構升級迫切而艱難。
四、工業結構變動的基本趨勢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同時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工業發展的環境、條件、方式、目標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工業結構變動趨勢正是基於這些變化產生的。
創新驅動先進製造業佔比持續提高，產業融合發展成為常態。當今國際產業競爭的高地是爭奪知識、技術、標準等創新驅動的高端產業主導權，各國為了迎接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制定了新的工業戰略。2015年發佈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正是順應世界工業發展的大趨勢而推出的國家戰略，規劃了高端產業發展和技術進步的路線圖。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先進製造業成為我國重點支持發展的工業部門，先進製造業在工業中的比重將持續提高，成為工業結構升級的主要方向。新工業革命浪潮中，產業融合發展是重要特徵。一方面，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5G信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不僅自身發展形成規模龐大的新興產業，還將改造升級傳統工業部門，推動工業結構的優化和高級化；另一方面，工業與服務業深度融合，在傳統產業分工的邊緣催生新業態，成為工業新的增長動力來源。
民營經濟重要性提高，混合所有制成為主要的工業企業所有制形式。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民營工業企業營商環境持續改善。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提出從六個方面保障民營企業健康發展，相關部委陸續下發《關於實施進一步支持和服務民營經濟發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金融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實施意見》等相關文件，落實相關政策。近年來，民營企業大量投資半導體、新能源汽車、生物醫藥等新興高技術工業行業，在高增長行業的投資的增長將使得民營經濟佔工業經濟比重提高，併成為突破關鍵技術、構築中國工業競爭力的重要力量。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突破口”，我國大力推動“管資產”轉向“管資本”的國有資本管理體制創新。在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和內部治理機制的過程中，混合所有制向更深層次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私營資本、外商資本等各種所有制資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將繼續強化，成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主要實現形式（劉豔紅、郭朝先，2018）。
“走出去”步伐加快，提升中國工業開放程度並促進結構優化。2014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金額首次超過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成為資本淨流出國，且淨流出金額有擴大的趨勢。雖然工業對外直接投資金額尚未超過工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但二者差距快速縮小。2017年我國對外投資存量規模升至全球第二，但與美國差距懸殊，僅相當於美國的23.2%，與德國、荷蘭、英國比較接近。在對外投資存量中，製造業佔比僅為7.76%，製造業對外投資存量僅相當於美國的12.44%。同時，對外投資方式比較簡單，投資領域比較侷限，總體上看工業企業“走出去”還處於初級發展階段，無論是對外投資規模還是投資水平都還有巨大上升空間。“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產能合作為我國工業企業“走出去”提供了新的載體和機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前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導致的國際投資准入形勢惡化局面。2017年以來國務院相關部委相繼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引導和規範境外投資方向的指導意見》《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經營行為規範》《關於引導對外投融資基金健康發展的意見》，規範和引導我國工業企業對外投資行為。“走出去”已經成為我國順應全球化新形勢和深化國際分工參與的主要途徑，成為工業結構優化的一大動力。
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比重提高，工業地區結構更加合理。“十四五”期間發達地區的工業結構將繼續向依賴高水平人力資本的知識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升級，引領我國向製造強國邁進，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儀器儀表製造業等高技術密集型行業的東部地區集中度將維持在3/4以上。不過，在政策紅利的推動下，欠發達地區迎來更多的發展機遇。第一，我國積極實施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雄安新區建設等區域協同發展的國家戰略，推動區域合作和一體化發展，“十四五”期間這些區域協同發展將發揮更大的作用，推動發達地區的各種要素和信息向欠發達地區流動；第二，“一帶一路”倡議和國際產能合作將廣大中西部地區納入我國“走出去”的戰略版圖，增強中西部與東部地區的經濟聯通，同時深化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東西雙向開放戰略逐步落地，有望重塑國內經濟地理格局（吳福象、段巍，2017）；第三，隨著我國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向中西部地區傾斜，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短板不再是發展的重大限制，城鎮化和工業化加速推進，對人才和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拉力”增強，拉動承接東部地區“擠出”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新興產業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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