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場重量級的論壇在廣州舉行了。2019廣東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論壇，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發佈半年的節點上召開，看點可不少。我們一大早就趕去了現場聽會，感覺乾貨滿滿！
看看來了什麼人？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原院長、中國世貿組織研究會副會長霍建國，省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省社科院原院長王珺……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這些“大咖”們都在關注什麼？
劉世錦表示，廣東具有更完善、完備的發展條件，在創新、發展、改革上仍然要發揮先行、開路作用，要從聚要素、降成本、強配套、上臺階四大方面著手，推進一系列體制機制政策變革，推動改革突破。
“值得關注的是，大都市圈範圍內加快城鄉要素自由流動，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小城鎮’將會帶來高質量發展‘新動能’”。
劉世錦認為，中國城市化進程正在進入一個全新階段，一批新一線城市正在成長，大都市圈正在加快形成，但大都市圈內一大批小鎮發展，將是今後最重要的增長動能來源，可以拉動基礎設施建設與住宅投資。
他表示，大都市圈城市結構調整將帶動產業結構空間重新配置，小城鎮將成為製造業的承載地，而核心城市則可以發展一些高端的、能承受高成本的高端服務業。
霍建國指出，當前我國改革開放面臨三大挑戰：一是國際經濟利益格局發生變化，各國發展模式發生變化、衝突，全球經濟復甦受阻，國際市場需求萎縮，貿易投資全面受阻，中國外向型經濟發展面臨新挑戰。二是世貿組織正在改革，多邊貿易體制改革面臨複雜形勢，主要貿易方訴求難以協調，改革短期內難以突破，中國需做好準備，應對新一輪世貿規則討論制定。三是中美關係呈現複雜化趨勢，目前中美關係對中國有影響，但風險可控，影響有限。
對此，霍建國建議，廣東要保持政策定力，集中力量幹好自己的事，做好高水平開放和高質量發展。
“廣東推進高質量發展的環境最好。中央對廣東寄予厚望，廣東承擔著三大重要的改革開放探索任務：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探索廣東自貿區建設，以及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
什麼是協調成本？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區域間的合作，三地之間制度、利益訴求都有所不同，要採取共同行動，就需要形成共識；而要形成共識，就需要充分的說服、溝通和協調，由此投入的資源、時間和精力就是協調成本。
如何降低協調成本？王珺支了三招——
第一招，從簡單入手，逐步向複雜深化。粵港澳大灣區有“一國兩制”的優勢，而且三地合作基礎牢固，產業互動明顯，在融合協調發展上具有獨特優勢。
借鑑歐盟一體化的經驗，粵港澳大灣區可以按照從貿易到勞動力再到資本的順序，推動灣區內協調發展。
第二招，從新基建、新項目、新平臺等增量建設項目入手，帶動存量領域的規則對接，加快推動以5G等數字技術廣泛應用需要的新基建、港口、機場、橋樑以及高鐵等新項目建設以及國家重大實驗室建設和南沙、前海、橫琴等合作新平臺建設等。
第三招，分解協調成本。王珺提出，珠三角9個城市的協調成本很高，但在分為三個圈層即珠中江、廣佛肇和深莞惠後，每個圈層的協調成本降低了，相互競爭的動力也提高了。
“與國內、國際其他城市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那就是‘一國兩制’。”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副會長龔永德提出，如果能充分用好這個優勢，將對大灣區發展很有幫助。他舉例說，可以用好“大灣區內的企業可按規定跨境發行人民幣債券”等政策，降低融資成本。
事實上，粵港澳三地發展各有側重，在產業合作分工上也可以打好配合。
“研發在港澳，轉化在灣區，市場在國際。”廣州邁普再生醫學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袁玉宇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目標之一是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要加快實現創新鏈協同、人才協同、政策協同。
“以生物醫藥產業為例，可把三地政策創新協同起來，通過讓創新產品進入一批高水平醫院，帶動市場聚集，進而帶動人才和創新資源集聚，真正把市場做大。”袁玉宇說。
“期待粵港澳大灣區能夠早日成為世界一流灣區，打造一批世界頂級企業。”廣汽新能源汽車有限公司總經理古惠南則看到了大灣區發展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廣闊前景。
“眼下正值第四次工業革命階段，這給工業發展帶來三大核心標準——大數據、人工智能以及萬物互聯。”古惠南表示，藉助一系列產業配套的優勢，粵港澳大灣區在這些方面必能有所作為。
南方網全媒體記者 李鳳祥 黃敘浩 鄭佳欣
攝影：吳偉洪 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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