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副教授 谷宇， 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教授 高奇琦
近代以來，全球治理的核心視角與核心方案都被西方發達國家所壟斷。西方發達國家在考慮全球治理問題時，往往從其自身利益出發，很少考慮發展中國家利益和實際情況，由此導致全球治理經濟中的不公正和不合理性。本文的中國視角和中國方案，主要是指從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發展經驗出發，思考發展中國家整體面臨的問題。
中國視角的四個維度
如何概括全球治理的中國視角？ 具體來看，中國視角可以用如下四點來概括：第一、情境。中國文化特別強調因地制宜和因勢利導。中國人往往把情境性知識和普遍性規律結合起來，或者把兩者發生作用的條件總結出來。換言之，與西方知識追求簡潔和明晰不同，中國文化或理論更多強調知識的複雜性和相對模糊性。這種複雜性和相對模糊性可以使知識在不同的情境下得以有效地運用；第二、平衡。中國人的辯證思維是在不同的要素之間尋求某種平衡。《周易》中的“陰陽”是這種辯證思維最為經典的表達，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國的知識很少論證哪一點是絕對正確的。譬如，效率與公平何者為絕對正確？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邏輯，人們往往認為在效率和公平之間尋求平衡是最好的途徑。這也是《周易》 思想的精髓，即中正是最好的；第三、動態。中國的知識會強調一種動態性和過程性。中國人習慣把某一現象或者要做的某件事情放在動態的歷史過程中考察。譬如，英國“脫歐”事件不能停留在事件本身，而應該將其放在歐洲一體化的整個過程中進行觀察。對動態過程的考察需要把握事件發展的大趨勢，並在大趨勢中找到行動者當前以及在未來可能出現的位置。這也是司馬遷所強調的“通古今之變”的核心含義；第四、多元。中國視角並不是某一群體的觀點，而是多元的行動者互動後的結果。行動者既可能是組織，也可能是個人。不同的組織，如國家機關、政黨或社團對當下的位置和歷史趨勢的判斷是不同的。此外，個體既可能是精英，也可能是民眾。精英往往掌握更多的資源，其觀點也具有更強的影響力，但普通民眾的意見在聚合之後產生的強大效應也是不可忽視的。
因此，中國視角是一種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間尋求平衡的視角。情境更多強調特殊性，平衡更多強調普遍性。同時，中國知識更多在動態的過程中以及與其他行動者的互動中尋求共通的理解。
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
基於上述中國視角提出的中國方案是一個系統性知識，其主要由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兩部分構成。國家治理的中國方案可以用基礎、價值和可持續來概括。從中國的傳統視角出發，一個國家的國家治理是極其複雜的，同時，不同國家的治理在不同的階段也會千差萬別。基礎、價值和可持續是一種普遍性的框架。任何一個國家都應依照這一規律逐次實現發展目標。具體而言，基礎包括設施、秩序和服務，價值包括公平、公開和公正，可持續包括效率、環保和創新。這些要素對於國家治理非常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它們之間的順序。在國家治理過程中，不能追求“一蹴而就式”的跨越式發展。譬如，那些正在進行國家構建或者被西方稱之為“失敗國家”的國家，就不能超越其發展階段去考慮公平公正的問題。因為對於他們而言，基礎設施、社會秩序和基本的公共服務才是其國家治理中最重要和最緊迫的內容。
當前，全球治理面臨最大的挑戰是發展的結構性失衡。發達國家發展要素過剩，而發展中國家卻發展要素缺乏。發達國家雖然發展要素非常充裕，但由於已進入後工業社會，其民眾不願努力工作，因而其發展動力不足。發展中國家則因缺乏資金、技術等發展要素而不能得到充分發展。中國處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中間地帶。同時，中國的勞動力不僅數量龐大，而且受教育水平也在快速提高。在未來，中國人的流動在全球範圍內人的流動中的比重越來越大。長期來看，這種人的流動會促進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發展要素的均衡。“一帶一路”的要義是互聯互通，其將為人的流動提供重要的物質基礎和制度基礎。G20的意義則在於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平等協商提供製度化的平臺。這種制度化平臺為將來全球治理走向更為公正的狀態奠定基礎。在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密切結合之下，未來世界的理想狀態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即各國的國家治理狀況更趨均等化。人可以在全球範圍內相對自由地流動，全球範圍內也將產生更為平等和公平的分配資源和最終產品的全球秩序。
在兩個重要矛盾間尋求平衡
中國方案的實踐需要在兩個重要的矛盾之間尋求平衡。第一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利益平衡。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不願意推動真正意義的改革，是因為在其看來，改革意味著其自身利益的受損。發達國家不願意向發展中國家分享和讓渡其在主要國際機制中的權利和份額。發展中國家推動改革的努力可能會引起發達國家的聯合抵制。這也正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在推動機制改革時需要重點考慮的。但同時，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的長期劣勢和不公正地位由來已久，這種劣勢需要在一定時間內逐步減輕或解決。這既是發展中國家的真實願望和期待，也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代表的責任和道義上的要求。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利益衝突在中國的方案中可能會產生摩擦甚至衝突，中國需要在更加溫和與漸進的條件下推動改革，在減少發達國家負擔阻力和消極情緒的條件下實現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中國方案所面臨的另一矛盾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係。一方面，中國方案建立在特殊性的基礎之上，即需要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其與西方發達國家思維方式的不同。另一方面，如果過於強調特殊性，那麼中國方案對於全球治理的意義則會受到質疑。因此，對中國經驗的總結既要強調特殊性，也應強調普遍性，即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中國經驗所面臨的情境與西方發達國家所面臨的有區別，但與多數發展中國家較為相近。找到中國經驗與發展中國家的關聯之處，才能推動中國經驗在全球治理中的適用，從而使中國經驗更加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力和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