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於一洋（方塘智庫區域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9年或將成為產業園區發展歷程中又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節點，國內外形勢在這一年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前所未有的劇烈變革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全球產業鏈重塑方面，其更深一層的本質是全球創新力競爭。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深入推進是影響產業園區轉型升級的最大國內變量，壓力與動力並存。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追求高質量發展，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措施，產業轉型升級將成為最直接的體現。在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繼續定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
產業園區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戰場。在上一階段中，相當一部分仍以低附加值產業和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產業為主導的產業園區是改革重點，大力淘汰落後產能、過剩產能，並不得不忍受經濟指標降低的陣痛，還要不斷補齊短板，尋找並挖掘新動能。當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另一面也為產業園區更快的轉型升級帶來了動力和機遇，不僅體現在戰略和政策導向上，還包括具體的要素配置和產業政策支持上。
文丨於一洋（方塘智庫區域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9年或將成為產業園區發展歷程中又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節點，國內外形勢在這一年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前所未有的劇烈變革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全球產業鏈重塑方面，其更深一層的本質是全球創新力競爭。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深入推進是影響產業園區轉型升級的最大國內變量，壓力與動力並存。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追求高質量發展，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措施，產業轉型升級將成為最直接的體現。在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繼續定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
產業園區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戰場。在上一階段中，相當一部分仍以低附加值產業和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產業為主導的產業園區是改革重點，大力淘汰落後產能、過剩產能，並不得不忍受經濟指標降低的陣痛，還要不斷補齊短板，尋找並挖掘新動能。當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另一面也為產業園區更快的轉型升級帶來了動力和機遇，不僅體現在戰略和政策導向上，還包括具體的要素配置和產業政策支持上。
產業園區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戰場
深刻影響產業園區轉型發展的另一個變量是這一輪中美貿易摩擦，可謂是最大國際變量，倒逼效應明顯。自2018年年初美國單方面發動貿易戰以來，中美貿易摩擦已經持續了一年半，在清醒認識中美貿易摩擦的長期性和結構性的同時，更要認識到這一事件的本質性：一是美元與人民幣的博弈，美國試圖遏制人民幣的國際化，維持美元世界“霸權”地位；二是中美兩國創新力之間的競爭，美國試圖遏制中國科技創新與崛起，維持美國全球科技領導者地位。
美國通過對包括高端裝備、信息通信、新能源汽車、航空工業、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加徵關稅，遏制我國高技術製造產業的發展，比如對於華為、中興的調查與斷供。對我國出口造成壓力的同時，也衝擊了我國對於外資的利用。無論是哪一點，作為高新技術產業、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主要陣地的產業園區都是首當其衝，承擔了不小的壓力。
但壓力有時也是動力，中美貿易摩擦給園區經濟造成壓力的同時，也在倒逼產業園區加快轉型升級的步伐。面對這種毫不留情的國際競爭，只有更快更好的強大自身才是應對挑戰唯一法寶。
基於這些新的背景，我們認為，中國產業園區到了全面轉型升級的新階段。正如今年5月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推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創新提升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的意見》中所指出的，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高質量發展為核心目標，以激發對外經濟活力為突破口，著力推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開放創新、科技創新、制度創新，提升對外合作水平、提升經濟發展質量，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
文丨於一洋（方塘智庫區域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9年或將成為產業園區發展歷程中又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節點，國內外形勢在這一年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前所未有的劇烈變革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全球產業鏈重塑方面，其更深一層的本質是全球創新力競爭。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深入推進是影響產業園區轉型升級的最大國內變量，壓力與動力並存。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追求高質量發展，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措施，產業轉型升級將成為最直接的體現。在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繼續定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
產業園區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戰場。在上一階段中，相當一部分仍以低附加值產業和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產業為主導的產業園區是改革重點，大力淘汰落後產能、過剩產能，並不得不忍受經濟指標降低的陣痛，還要不斷補齊短板，尋找並挖掘新動能。當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另一面也為產業園區更快的轉型升級帶來了動力和機遇，不僅體現在戰略和政策導向上，還包括具體的要素配置和產業政策支持上。
產業園區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戰場
深刻影響產業園區轉型發展的另一個變量是這一輪中美貿易摩擦，可謂是最大國際變量，倒逼效應明顯。自2018年年初美國單方面發動貿易戰以來，中美貿易摩擦已經持續了一年半，在清醒認識中美貿易摩擦的長期性和結構性的同時，更要認識到這一事件的本質性：一是美元與人民幣的博弈，美國試圖遏制人民幣的國際化，維持美元世界“霸權”地位；二是中美兩國創新力之間的競爭，美國試圖遏制中國科技創新與崛起，維持美國全球科技領導者地位。
美國通過對包括高端裝備、信息通信、新能源汽車、航空工業、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加徵關稅，遏制我國高技術製造產業的發展，比如對於華為、中興的調查與斷供。對我國出口造成壓力的同時，也衝擊了我國對於外資的利用。無論是哪一點，作為高新技術產業、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主要陣地的產業園區都是首當其衝，承擔了不小的壓力。
但壓力有時也是動力，中美貿易摩擦給園區經濟造成壓力的同時，也在倒逼產業園區加快轉型升級的步伐。面對這種毫不留情的國際競爭，只有更快更好的強大自身才是應對挑戰唯一法寶。
基於這些新的背景，我們認為，中國產業園區到了全面轉型升級的新階段。正如今年5月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推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創新提升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的意見》中所指出的，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高質量發展為核心目標，以激發對外經濟活力為突破口，著力推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開放創新、科技創新、制度創新，提升對外合作水平、提升經濟發展質量，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
中國產業園區到了轉型升級新階段
更具體的還包括：一是這種外部壓力將迫使我們進一步加大對創新的投入，靠創新來引領產業升級，自主創新這條路無論多長多難，都要堅定不移的走下去；二是倒逼產業園區進行更加徹底的市場化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投資環境和法律環境；三是進一步依託“一帶一路”，在發展多邊貿易的同時，使我國標杆產業園區能夠“走出去”，進行更多的國際產業合作和園區共建，進一步加快自由貿易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
1、現代化產業新城與園區經濟轉型
談園區經濟的轉型，就不得不談現代化產業新城，我們注意到，包括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蘇州工業園、上海張江高科、長沙先導控股等，無論是園區管委會還是產業園的直接運營企業，都將產業新城或者說現代產業新城作為轉型的方向。
什麼是產業新城？應該說，這一概念在業內被提出並被接受已經有很多年了，尤其是產業新城運營商華夏幸福的出現，不但較早的將產業新城作為企業的核心產品線大力推進在全國的落地和運營，開創了中國產業地產的新模式，併為企業的發展爭取到了巨大的空間，作為產業新城運營商的華夏幸福也成了產業新城的象徵，談到產業新城，就會談到華夏幸福。
發展到今天，產業新城的概念開始被泛化。不僅越來越多的企業提出了要做產業新城運營商，很多傳統的產業園區的管委會也開始提出要積極推動自己所管轄的園區轉型發展為產業新城，產業園區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衛星城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甚至國家級新區也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只要都同時具備“以人為本、以產業為基礎、以產城融合為標誌”這三大要素，都可以是一座現代化產業新城。
對產業新城概念的泛化，雖然我們認為應該保持一定的警惕（當一個概念被過度泛化甚至氾濫的時候，很可能會出現趁火打劫和投機取巧者，掛羊頭賣狗肉），但是，從園區經濟轉型的邏輯和前景來看，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產業新城的概念和定位確實有很強的導向性和解釋力。
文丨於一洋（方塘智庫區域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9年或將成為產業園區發展歷程中又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節點，國內外形勢在這一年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前所未有的劇烈變革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全球產業鏈重塑方面，其更深一層的本質是全球創新力競爭。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深入推進是影響產業園區轉型升級的最大國內變量，壓力與動力並存。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追求高質量發展，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措施，產業轉型升級將成為最直接的體現。在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繼續定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
產業園區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戰場。在上一階段中，相當一部分仍以低附加值產業和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產業為主導的產業園區是改革重點，大力淘汰落後產能、過剩產能，並不得不忍受經濟指標降低的陣痛，還要不斷補齊短板，尋找並挖掘新動能。當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另一面也為產業園區更快的轉型升級帶來了動力和機遇，不僅體現在戰略和政策導向上，還包括具體的要素配置和產業政策支持上。
產業園區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戰場
深刻影響產業園區轉型發展的另一個變量是這一輪中美貿易摩擦，可謂是最大國際變量，倒逼效應明顯。自2018年年初美國單方面發動貿易戰以來，中美貿易摩擦已經持續了一年半，在清醒認識中美貿易摩擦的長期性和結構性的同時，更要認識到這一事件的本質性：一是美元與人民幣的博弈，美國試圖遏制人民幣的國際化，維持美元世界“霸權”地位；二是中美兩國創新力之間的競爭，美國試圖遏制中國科技創新與崛起，維持美國全球科技領導者地位。
美國通過對包括高端裝備、信息通信、新能源汽車、航空工業、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加徵關稅，遏制我國高技術製造產業的發展，比如對於華為、中興的調查與斷供。對我國出口造成壓力的同時，也衝擊了我國對於外資的利用。無論是哪一點，作為高新技術產業、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主要陣地的產業園區都是首當其衝，承擔了不小的壓力。
但壓力有時也是動力，中美貿易摩擦給園區經濟造成壓力的同時，也在倒逼產業園區加快轉型升級的步伐。面對這種毫不留情的國際競爭，只有更快更好的強大自身才是應對挑戰唯一法寶。
基於這些新的背景，我們認為，中國產業園區到了全面轉型升級的新階段。正如今年5月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推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創新提升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的意見》中所指出的，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高質量發展為核心目標，以激發對外經濟活力為突破口，著力推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開放創新、科技創新、制度創新，提升對外合作水平、提升經濟發展質量，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
中國產業園區到了轉型升級新階段
更具體的還包括：一是這種外部壓力將迫使我們進一步加大對創新的投入，靠創新來引領產業升級，自主創新這條路無論多長多難，都要堅定不移的走下去；二是倒逼產業園區進行更加徹底的市場化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投資環境和法律環境；三是進一步依託“一帶一路”，在發展多邊貿易的同時，使我國標杆產業園區能夠“走出去”，進行更多的國際產業合作和園區共建，進一步加快自由貿易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
1、現代化產業新城與園區經濟轉型
談園區經濟的轉型，就不得不談現代化產業新城，我們注意到，包括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蘇州工業園、上海張江高科、長沙先導控股等，無論是園區管委會還是產業園的直接運營企業，都將產業新城或者說現代產業新城作為轉型的方向。
什麼是產業新城？應該說，這一概念在業內被提出並被接受已經有很多年了，尤其是產業新城運營商華夏幸福的出現，不但較早的將產業新城作為企業的核心產品線大力推進在全國的落地和運營，開創了中國產業地產的新模式，併為企業的發展爭取到了巨大的空間，作為產業新城運營商的華夏幸福也成了產業新城的象徵，談到產業新城，就會談到華夏幸福。
發展到今天，產業新城的概念開始被泛化。不僅越來越多的企業提出了要做產業新城運營商，很多傳統的產業園區的管委會也開始提出要積極推動自己所管轄的園區轉型發展為產業新城，產業園區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衛星城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甚至國家級新區也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只要都同時具備“以人為本、以產業為基礎、以產城融合為標誌”這三大要素，都可以是一座現代化產業新城。
對產業新城概念的泛化，雖然我們認為應該保持一定的警惕（當一個概念被過度泛化甚至氾濫的時候，很可能會出現趁火打劫和投機取巧者，掛羊頭賣狗肉），但是，從園區經濟轉型的邏輯和前景來看，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產業新城的概念和定位確實有很強的導向性和解釋力。
產業新城的概念和定位有很強的導向性和解釋力
在我們看來，產業園區如果能夠秉承產城融合理念和創新驅動理念，借鑑市場上一些成熟的產業新城運營商的經驗和做法，結合自身資源稟賦，積極推動園區經濟的轉型升級，倒是一個值得期待的事情。客觀來看，對國內很多產業園區而言，經過多年的在發展和積累，也確實具備發展成為現代化產業新城的基礎。
其一，從空間形態層面看，大部分產業園區都處於城建區域的外圍，自有一片規劃的土地面積和城建區域，且與主城區保持有方便發達的交通往來，對母城以及所在區域的轉型發展而言，具備發揮衛星城和“反磁力中心”作用的基礎，這與產業新城理論上所要求的節點城市功能定位匹配度很高。
其二，從產業組織層面看，產業園區經過40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堪稱雄厚的產業基礎，中國絕大部分的工業製造業都集聚於此，各類服務業也在蓬勃發展中。這相比與新建的產業新城優勢在於不必從無到有的再造產業，劣勢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巨大，“船大難掉頭”即是這個道理。但無論如何，產業園區已經具備向產業新城升級的產業基礎。
其三，從人口結構層面看，產業園區的產業大集聚必然帶來了從業人員和其家庭的人口集聚，其中又以高智高知的研發人員和技術人員為主，人力資源結構優良。但是產業園區在集聚人口的同時對於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是缺失的，這是在向現代化產業新城升級過程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但現代化產業新城所需要的人口基礎產業園區也是具備的。
文丨於一洋（方塘智庫區域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9年或將成為產業園區發展歷程中又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節點，國內外形勢在這一年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前所未有的劇烈變革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全球產業鏈重塑方面，其更深一層的本質是全球創新力競爭。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深入推進是影響產業園區轉型升級的最大國內變量，壓力與動力並存。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追求高質量發展，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措施，產業轉型升級將成為最直接的體現。在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繼續定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
產業園區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戰場。在上一階段中，相當一部分仍以低附加值產業和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產業為主導的產業園區是改革重點，大力淘汰落後產能、過剩產能，並不得不忍受經濟指標降低的陣痛，還要不斷補齊短板，尋找並挖掘新動能。當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另一面也為產業園區更快的轉型升級帶來了動力和機遇，不僅體現在戰略和政策導向上，還包括具體的要素配置和產業政策支持上。
產業園區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戰場
深刻影響產業園區轉型發展的另一個變量是這一輪中美貿易摩擦，可謂是最大國際變量，倒逼效應明顯。自2018年年初美國單方面發動貿易戰以來，中美貿易摩擦已經持續了一年半，在清醒認識中美貿易摩擦的長期性和結構性的同時，更要認識到這一事件的本質性：一是美元與人民幣的博弈，美國試圖遏制人民幣的國際化，維持美元世界“霸權”地位；二是中美兩國創新力之間的競爭，美國試圖遏制中國科技創新與崛起，維持美國全球科技領導者地位。
美國通過對包括高端裝備、信息通信、新能源汽車、航空工業、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加徵關稅，遏制我國高技術製造產業的發展，比如對於華為、中興的調查與斷供。對我國出口造成壓力的同時，也衝擊了我國對於外資的利用。無論是哪一點，作為高新技術產業、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主要陣地的產業園區都是首當其衝，承擔了不小的壓力。
但壓力有時也是動力，中美貿易摩擦給園區經濟造成壓力的同時，也在倒逼產業園區加快轉型升級的步伐。面對這種毫不留情的國際競爭，只有更快更好的強大自身才是應對挑戰唯一法寶。
基於這些新的背景，我們認為，中國產業園區到了全面轉型升級的新階段。正如今年5月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推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創新提升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的意見》中所指出的，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高質量發展為核心目標，以激發對外經濟活力為突破口，著力推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開放創新、科技創新、制度創新，提升對外合作水平、提升經濟發展質量，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
中國產業園區到了轉型升級新階段
更具體的還包括：一是這種外部壓力將迫使我們進一步加大對創新的投入，靠創新來引領產業升級，自主創新這條路無論多長多難，都要堅定不移的走下去；二是倒逼產業園區進行更加徹底的市場化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投資環境和法律環境；三是進一步依託“一帶一路”，在發展多邊貿易的同時，使我國標杆產業園區能夠“走出去”，進行更多的國際產業合作和園區共建，進一步加快自由貿易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
1、現代化產業新城與園區經濟轉型
談園區經濟的轉型，就不得不談現代化產業新城，我們注意到，包括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蘇州工業園、上海張江高科、長沙先導控股等，無論是園區管委會還是產業園的直接運營企業，都將產業新城或者說現代產業新城作為轉型的方向。
什麼是產業新城？應該說，這一概念在業內被提出並被接受已經有很多年了，尤其是產業新城運營商華夏幸福的出現，不但較早的將產業新城作為企業的核心產品線大力推進在全國的落地和運營，開創了中國產業地產的新模式，併為企業的發展爭取到了巨大的空間，作為產業新城運營商的華夏幸福也成了產業新城的象徵，談到產業新城，就會談到華夏幸福。
發展到今天，產業新城的概念開始被泛化。不僅越來越多的企業提出了要做產業新城運營商，很多傳統的產業園區的管委會也開始提出要積極推動自己所管轄的園區轉型發展為產業新城，產業園區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衛星城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甚至國家級新區也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只要都同時具備“以人為本、以產業為基礎、以產城融合為標誌”這三大要素，都可以是一座現代化產業新城。
對產業新城概念的泛化，雖然我們認為應該保持一定的警惕（當一個概念被過度泛化甚至氾濫的時候，很可能會出現趁火打劫和投機取巧者，掛羊頭賣狗肉），但是，從園區經濟轉型的邏輯和前景來看，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產業新城的概念和定位確實有很強的導向性和解釋力。
產業新城的概念和定位有很強的導向性和解釋力
在我們看來，產業園區如果能夠秉承產城融合理念和創新驅動理念，借鑑市場上一些成熟的產業新城運營商的經驗和做法，結合自身資源稟賦，積極推動園區經濟的轉型升級，倒是一個值得期待的事情。客觀來看，對國內很多產業園區而言，經過多年的在發展和積累，也確實具備發展成為現代化產業新城的基礎。
其一，從空間形態層面看，大部分產業園區都處於城建區域的外圍，自有一片規劃的土地面積和城建區域，且與主城區保持有方便發達的交通往來，對母城以及所在區域的轉型發展而言，具備發揮衛星城和“反磁力中心”作用的基礎，這與產業新城理論上所要求的節點城市功能定位匹配度很高。
其二，從產業組織層面看，產業園區經過40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堪稱雄厚的產業基礎，中國絕大部分的工業製造業都集聚於此，各類服務業也在蓬勃發展中。這相比與新建的產業新城優勢在於不必從無到有的再造產業，劣勢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巨大，“船大難掉頭”即是這個道理。但無論如何，產業園區已經具備向產業新城升級的產業基礎。
其三，從人口結構層面看，產業園區的產業大集聚必然帶來了從業人員和其家庭的人口集聚，其中又以高智高知的研發人員和技術人員為主，人力資源結構優良。但是產業園區在集聚人口的同時對於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是缺失的，這是在向現代化產業新城升級過程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但現代化產業新城所需要的人口基礎產業園區也是具備的。
產業園區的產業集聚必然帶來從業人員的人口集聚
所以說，產業園區已經具備建設現代化產業新城的產、城、人三重基礎。但在這一過程中，產業園區還要直面自身存在的真正問題。集中表現為增長質量不夠高、創新動力不充足、管理體系不市場。
2、值得期待的三個轉型方向
首先說發展質量的問題。
增長質量不夠高首先是指，對中國的大部分園區而言，產業依然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中下游，上游產業鏈只佔少數。如汽車製造業，中國在汽車的供需兩端都是世界第一大國，但汽車製造業最核心的發動機技術依然處於西方發達國家管控之下。在國產車業績蒸蒸日上的背後，是依然在大量採用國外的發動機，雖然近年來取得長足進步，但依然差距巨大，即便是奇瑞汽車新一代的ACTECO發動機也是跟奧地利AVL公司聯合設計開發，更遑論整個發動機的裝備生產線大部分依然來自歐洲。
再比如電子信息產業，芯片技術堪稱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頭號難題，強大如華為依然要依靠國外供應核心零部件，在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情況下這樣當然問題不大，但一旦技術持有國掀起貿易保護主義，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總歸是非常被動的，所以在自主創新還沒有重大突破的今天，這一局面難以得到根本性解決。
產業園區增長質量不夠高還體現在園區服務業發展滯後，進一步帶來的是城市配套不足的問題。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219家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第二產業增加值為61010億元，同比增長6.1%，第三產業增加值為28511億元，同比增長17.3%。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在增速方面第三產業遠遠甩開了第二產業，但在絕對數量方面還有較大的差距，也就是說，現在產業園區服務業的發展水平跟不上工業和製造業發展，更跟不上園區產城融合的需要。
文丨於一洋（方塘智庫區域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9年或將成為產業園區發展歷程中又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節點，國內外形勢在這一年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前所未有的劇烈變革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全球產業鏈重塑方面，其更深一層的本質是全球創新力競爭。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深入推進是影響產業園區轉型升級的最大國內變量，壓力與動力並存。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追求高質量發展，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措施，產業轉型升級將成為最直接的體現。在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繼續定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
產業園區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戰場。在上一階段中，相當一部分仍以低附加值產業和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產業為主導的產業園區是改革重點，大力淘汰落後產能、過剩產能，並不得不忍受經濟指標降低的陣痛，還要不斷補齊短板，尋找並挖掘新動能。當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另一面也為產業園區更快的轉型升級帶來了動力和機遇，不僅體現在戰略和政策導向上，還包括具體的要素配置和產業政策支持上。
產業園區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戰場
深刻影響產業園區轉型發展的另一個變量是這一輪中美貿易摩擦，可謂是最大國際變量，倒逼效應明顯。自2018年年初美國單方面發動貿易戰以來，中美貿易摩擦已經持續了一年半，在清醒認識中美貿易摩擦的長期性和結構性的同時，更要認識到這一事件的本質性：一是美元與人民幣的博弈，美國試圖遏制人民幣的國際化，維持美元世界“霸權”地位；二是中美兩國創新力之間的競爭，美國試圖遏制中國科技創新與崛起，維持美國全球科技領導者地位。
美國通過對包括高端裝備、信息通信、新能源汽車、航空工業、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加徵關稅，遏制我國高技術製造產業的發展，比如對於華為、中興的調查與斷供。對我國出口造成壓力的同時，也衝擊了我國對於外資的利用。無論是哪一點，作為高新技術產業、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主要陣地的產業園區都是首當其衝，承擔了不小的壓力。
但壓力有時也是動力，中美貿易摩擦給園區經濟造成壓力的同時，也在倒逼產業園區加快轉型升級的步伐。面對這種毫不留情的國際競爭，只有更快更好的強大自身才是應對挑戰唯一法寶。
基於這些新的背景，我們認為，中國產業園區到了全面轉型升級的新階段。正如今年5月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推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創新提升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的意見》中所指出的，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高質量發展為核心目標，以激發對外經濟活力為突破口，著力推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開放創新、科技創新、制度創新，提升對外合作水平、提升經濟發展質量，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
中國產業園區到了轉型升級新階段
更具體的還包括：一是這種外部壓力將迫使我們進一步加大對創新的投入，靠創新來引領產業升級，自主創新這條路無論多長多難，都要堅定不移的走下去；二是倒逼產業園區進行更加徹底的市場化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投資環境和法律環境；三是進一步依託“一帶一路”，在發展多邊貿易的同時，使我國標杆產業園區能夠“走出去”，進行更多的國際產業合作和園區共建，進一步加快自由貿易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
1、現代化產業新城與園區經濟轉型
談園區經濟的轉型，就不得不談現代化產業新城，我們注意到，包括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蘇州工業園、上海張江高科、長沙先導控股等，無論是園區管委會還是產業園的直接運營企業，都將產業新城或者說現代產業新城作為轉型的方向。
什麼是產業新城？應該說，這一概念在業內被提出並被接受已經有很多年了，尤其是產業新城運營商華夏幸福的出現，不但較早的將產業新城作為企業的核心產品線大力推進在全國的落地和運營，開創了中國產業地產的新模式，併為企業的發展爭取到了巨大的空間，作為產業新城運營商的華夏幸福也成了產業新城的象徵，談到產業新城，就會談到華夏幸福。
發展到今天，產業新城的概念開始被泛化。不僅越來越多的企業提出了要做產業新城運營商，很多傳統的產業園區的管委會也開始提出要積極推動自己所管轄的園區轉型發展為產業新城，產業園區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衛星城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甚至國家級新區也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只要都同時具備“以人為本、以產業為基礎、以產城融合為標誌”這三大要素，都可以是一座現代化產業新城。
對產業新城概念的泛化，雖然我們認為應該保持一定的警惕（當一個概念被過度泛化甚至氾濫的時候，很可能會出現趁火打劫和投機取巧者，掛羊頭賣狗肉），但是，從園區經濟轉型的邏輯和前景來看，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產業新城的概念和定位確實有很強的導向性和解釋力。
產業新城的概念和定位有很強的導向性和解釋力
在我們看來，產業園區如果能夠秉承產城融合理念和創新驅動理念，借鑑市場上一些成熟的產業新城運營商的經驗和做法，結合自身資源稟賦，積極推動園區經濟的轉型升級，倒是一個值得期待的事情。客觀來看，對國內很多產業園區而言，經過多年的在發展和積累，也確實具備發展成為現代化產業新城的基礎。
其一，從空間形態層面看，大部分產業園區都處於城建區域的外圍，自有一片規劃的土地面積和城建區域，且與主城區保持有方便發達的交通往來，對母城以及所在區域的轉型發展而言，具備發揮衛星城和“反磁力中心”作用的基礎，這與產業新城理論上所要求的節點城市功能定位匹配度很高。
其二，從產業組織層面看，產業園區經過40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堪稱雄厚的產業基礎，中國絕大部分的工業製造業都集聚於此，各類服務業也在蓬勃發展中。這相比與新建的產業新城優勢在於不必從無到有的再造產業，劣勢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巨大，“船大難掉頭”即是這個道理。但無論如何，產業園區已經具備向產業新城升級的產業基礎。
其三，從人口結構層面看，產業園區的產業大集聚必然帶來了從業人員和其家庭的人口集聚，其中又以高智高知的研發人員和技術人員為主，人力資源結構優良。但是產業園區在集聚人口的同時對於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是缺失的，這是在向現代化產業新城升級過程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但現代化產業新城所需要的人口基礎產業園區也是具備的。
產業園區的產業集聚必然帶來從業人員的人口集聚
所以說，產業園區已經具備建設現代化產業新城的產、城、人三重基礎。但在這一過程中，產業園區還要直面自身存在的真正問題。集中表現為增長質量不夠高、創新動力不充足、管理體系不市場。
2、值得期待的三個轉型方向
首先說發展質量的問題。
增長質量不夠高首先是指，對中國的大部分園區而言，產業依然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中下游，上游產業鏈只佔少數。如汽車製造業，中國在汽車的供需兩端都是世界第一大國，但汽車製造業最核心的發動機技術依然處於西方發達國家管控之下。在國產車業績蒸蒸日上的背後，是依然在大量採用國外的發動機，雖然近年來取得長足進步，但依然差距巨大，即便是奇瑞汽車新一代的ACTECO發動機也是跟奧地利AVL公司聯合設計開發，更遑論整個發動機的裝備生產線大部分依然來自歐洲。
再比如電子信息產業，芯片技術堪稱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頭號難題，強大如華為依然要依靠國外供應核心零部件，在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情況下這樣當然問題不大，但一旦技術持有國掀起貿易保護主義，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總歸是非常被動的，所以在自主創新還沒有重大突破的今天，這一局面難以得到根本性解決。
產業園區增長質量不夠高還體現在園區服務業發展滯後，進一步帶來的是城市配套不足的問題。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219家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第二產業增加值為61010億元，同比增長6.1%，第三產業增加值為28511億元，同比增長17.3%。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在增速方面第三產業遠遠甩開了第二產業，但在絕對數量方面還有較大的差距，也就是說，現在產業園區服務業的發展水平跟不上工業和製造業發展，更跟不上園區產城融合的需要。
2013-2017年219家國家級經開區兩次產業增加值對比
在我們看來，解決這些問題的核心出路在於傳統產業的迭代升級與新興產業的大力發展，比如：用裝配式綠色建築代替傳統的廠房和車間建設；還可以嘗試引入如華夏幸福這樣的市場化產業新城運營商，利用其在產業研究、新興產業資源導入和園區運營方面的成熟經驗和資源配置能力，為產業園區注入新的活力：進一步推動區域內園區分工合作，充分發揮比較優勢，調整區域產業鏈佈局，實現整體提升。
再說挖掘創新動力的問題。
產業園區創新動力不足重點表現在：與發達國家相比，企業創新內生動力不足、創新投入強度和成果轉化效率均存在差距。
在我們看來，企業創新內生動力不足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成體系的金融支撐，即缺乏多元的投融資機構、風險投資、天使投資、孵化器、眾創空間和商業律師等中介單位，大量還處於初創期的科技企業因無法獲得投資而夭折。
另外就是，園區產業集群內部缺乏有效的溝通機制和渠道，企業之間、行業上下游之間的知識流動和信息共享不暢，存在內部信息壁壘。
文丨於一洋（方塘智庫區域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9年或將成為產業園區發展歷程中又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節點，國內外形勢在這一年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前所未有的劇烈變革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全球產業鏈重塑方面，其更深一層的本質是全球創新力競爭。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深入推進是影響產業園區轉型升級的最大國內變量，壓力與動力並存。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追求高質量發展，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措施，產業轉型升級將成為最直接的體現。在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繼續定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
產業園區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戰場。在上一階段中，相當一部分仍以低附加值產業和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產業為主導的產業園區是改革重點，大力淘汰落後產能、過剩產能，並不得不忍受經濟指標降低的陣痛，還要不斷補齊短板，尋找並挖掘新動能。當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另一面也為產業園區更快的轉型升級帶來了動力和機遇，不僅體現在戰略和政策導向上，還包括具體的要素配置和產業政策支持上。
產業園區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戰場
深刻影響產業園區轉型發展的另一個變量是這一輪中美貿易摩擦，可謂是最大國際變量，倒逼效應明顯。自2018年年初美國單方面發動貿易戰以來，中美貿易摩擦已經持續了一年半，在清醒認識中美貿易摩擦的長期性和結構性的同時，更要認識到這一事件的本質性：一是美元與人民幣的博弈，美國試圖遏制人民幣的國際化，維持美元世界“霸權”地位；二是中美兩國創新力之間的競爭，美國試圖遏制中國科技創新與崛起，維持美國全球科技領導者地位。
美國通過對包括高端裝備、信息通信、新能源汽車、航空工業、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加徵關稅，遏制我國高技術製造產業的發展，比如對於華為、中興的調查與斷供。對我國出口造成壓力的同時，也衝擊了我國對於外資的利用。無論是哪一點，作為高新技術產業、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主要陣地的產業園區都是首當其衝，承擔了不小的壓力。
但壓力有時也是動力，中美貿易摩擦給園區經濟造成壓力的同時，也在倒逼產業園區加快轉型升級的步伐。面對這種毫不留情的國際競爭，只有更快更好的強大自身才是應對挑戰唯一法寶。
基於這些新的背景，我們認為，中國產業園區到了全面轉型升級的新階段。正如今年5月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推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創新提升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的意見》中所指出的，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高質量發展為核心目標，以激發對外經濟活力為突破口，著力推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開放創新、科技創新、制度創新，提升對外合作水平、提升經濟發展質量，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
中國產業園區到了轉型升級新階段
更具體的還包括：一是這種外部壓力將迫使我們進一步加大對創新的投入，靠創新來引領產業升級，自主創新這條路無論多長多難，都要堅定不移的走下去；二是倒逼產業園區進行更加徹底的市場化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投資環境和法律環境；三是進一步依託“一帶一路”，在發展多邊貿易的同時，使我國標杆產業園區能夠“走出去”，進行更多的國際產業合作和園區共建，進一步加快自由貿易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
1、現代化產業新城與園區經濟轉型
談園區經濟的轉型，就不得不談現代化產業新城，我們注意到，包括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蘇州工業園、上海張江高科、長沙先導控股等，無論是園區管委會還是產業園的直接運營企業，都將產業新城或者說現代產業新城作為轉型的方向。
什麼是產業新城？應該說，這一概念在業內被提出並被接受已經有很多年了，尤其是產業新城運營商華夏幸福的出現，不但較早的將產業新城作為企業的核心產品線大力推進在全國的落地和運營，開創了中國產業地產的新模式，併為企業的發展爭取到了巨大的空間，作為產業新城運營商的華夏幸福也成了產業新城的象徵，談到產業新城，就會談到華夏幸福。
發展到今天，產業新城的概念開始被泛化。不僅越來越多的企業提出了要做產業新城運營商，很多傳統的產業園區的管委會也開始提出要積極推動自己所管轄的園區轉型發展為產業新城，產業園區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衛星城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甚至國家級新區也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只要都同時具備“以人為本、以產業為基礎、以產城融合為標誌”這三大要素，都可以是一座現代化產業新城。
對產業新城概念的泛化，雖然我們認為應該保持一定的警惕（當一個概念被過度泛化甚至氾濫的時候，很可能會出現趁火打劫和投機取巧者，掛羊頭賣狗肉），但是，從園區經濟轉型的邏輯和前景來看，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產業新城的概念和定位確實有很強的導向性和解釋力。
產業新城的概念和定位有很強的導向性和解釋力
在我們看來，產業園區如果能夠秉承產城融合理念和創新驅動理念，借鑑市場上一些成熟的產業新城運營商的經驗和做法，結合自身資源稟賦，積極推動園區經濟的轉型升級，倒是一個值得期待的事情。客觀來看，對國內很多產業園區而言，經過多年的在發展和積累，也確實具備發展成為現代化產業新城的基礎。
其一，從空間形態層面看，大部分產業園區都處於城建區域的外圍，自有一片規劃的土地面積和城建區域，且與主城區保持有方便發達的交通往來，對母城以及所在區域的轉型發展而言，具備發揮衛星城和“反磁力中心”作用的基礎，這與產業新城理論上所要求的節點城市功能定位匹配度很高。
其二，從產業組織層面看，產業園區經過40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堪稱雄厚的產業基礎，中國絕大部分的工業製造業都集聚於此，各類服務業也在蓬勃發展中。這相比與新建的產業新城優勢在於不必從無到有的再造產業，劣勢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巨大，“船大難掉頭”即是這個道理。但無論如何，產業園區已經具備向產業新城升級的產業基礎。
其三，從人口結構層面看，產業園區的產業大集聚必然帶來了從業人員和其家庭的人口集聚，其中又以高智高知的研發人員和技術人員為主，人力資源結構優良。但是產業園區在集聚人口的同時對於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是缺失的，這是在向現代化產業新城升級過程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但現代化產業新城所需要的人口基礎產業園區也是具備的。
產業園區的產業集聚必然帶來從業人員的人口集聚
所以說，產業園區已經具備建設現代化產業新城的產、城、人三重基礎。但在這一過程中，產業園區還要直面自身存在的真正問題。集中表現為增長質量不夠高、創新動力不充足、管理體系不市場。
2、值得期待的三個轉型方向
首先說發展質量的問題。
增長質量不夠高首先是指，對中國的大部分園區而言，產業依然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中下游，上游產業鏈只佔少數。如汽車製造業，中國在汽車的供需兩端都是世界第一大國，但汽車製造業最核心的發動機技術依然處於西方發達國家管控之下。在國產車業績蒸蒸日上的背後，是依然在大量採用國外的發動機，雖然近年來取得長足進步，但依然差距巨大，即便是奇瑞汽車新一代的ACTECO發動機也是跟奧地利AVL公司聯合設計開發，更遑論整個發動機的裝備生產線大部分依然來自歐洲。
再比如電子信息產業，芯片技術堪稱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頭號難題，強大如華為依然要依靠國外供應核心零部件，在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情況下這樣當然問題不大，但一旦技術持有國掀起貿易保護主義，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總歸是非常被動的，所以在自主創新還沒有重大突破的今天，這一局面難以得到根本性解決。
產業園區增長質量不夠高還體現在園區服務業發展滯後，進一步帶來的是城市配套不足的問題。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219家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第二產業增加值為61010億元，同比增長6.1%，第三產業增加值為28511億元，同比增長17.3%。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在增速方面第三產業遠遠甩開了第二產業，但在絕對數量方面還有較大的差距，也就是說，現在產業園區服務業的發展水平跟不上工業和製造業發展，更跟不上園區產城融合的需要。
2013-2017年219家國家級經開區兩次產業增加值對比
在我們看來，解決這些問題的核心出路在於傳統產業的迭代升級與新興產業的大力發展，比如：用裝配式綠色建築代替傳統的廠房和車間建設；還可以嘗試引入如華夏幸福這樣的市場化產業新城運營商，利用其在產業研究、新興產業資源導入和園區運營方面的成熟經驗和資源配置能力，為產業園區注入新的活力：進一步推動區域內園區分工合作，充分發揮比較優勢，調整區域產業鏈佈局，實現整體提升。
再說挖掘創新動力的問題。
產業園區創新動力不足重點表現在：與發達國家相比，企業創新內生動力不足、創新投入強度和成果轉化效率均存在差距。
在我們看來，企業創新內生動力不足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成體系的金融支撐，即缺乏多元的投融資機構、風險投資、天使投資、孵化器、眾創空間和商業律師等中介單位，大量還處於初創期的科技企業因無法獲得投資而夭折。
另外就是，園區產業集群內部缺乏有效的溝通機制和渠道，企業之間、行業上下游之間的知識流動和信息共享不暢，存在內部信息壁壘。
2017年硅谷風險投資總額（來源：硅谷指數2018）
不過，變化也在發生，比如，在創新投入強度（R&D/GDP）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差距由來已久，但這個差距正在縮小，未來有望趕上。
但最大的尷尬來自於科研成果的轉化效率，中國的科研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遠低於發達國家40%的平均水平。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其科研的起點就是面向市場的，是要能夠確保走向生產線變現的，不然作為科研投資的主體企業來講，不能轉化的成果就是“打水漂了”。而在中國的園區內，更多是官產學研配套不足，專業的技術轉移平臺、知識產權運營中介等機構相對匱乏。且很多科研依靠國家劃撥經費，對於成果商業化前景的考量並不是放在第一位的，導致大量技術創新成果仍停留在實驗室研發階段，難以與企業對接併成功轉化為市場競爭力。
另外，還存在政府部門主導研發方向、技術路線的現象。正是因為很多研發投入要素掌握在政府手裡，相對於更加了解市場的企業，政府過多的控制科研投放，容易導致創新要素資源的錯配，方向偏離，也會造成科研成果轉化效率的不理想。
文丨於一洋（方塘智庫區域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9年或將成為產業園區發展歷程中又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節點，國內外形勢在這一年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前所未有的劇烈變革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全球產業鏈重塑方面，其更深一層的本質是全球創新力競爭。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深入推進是影響產業園區轉型升級的最大國內變量，壓力與動力並存。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追求高質量發展，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措施，產業轉型升級將成為最直接的體現。在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繼續定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
產業園區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戰場。在上一階段中，相當一部分仍以低附加值產業和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產業為主導的產業園區是改革重點，大力淘汰落後產能、過剩產能，並不得不忍受經濟指標降低的陣痛，還要不斷補齊短板，尋找並挖掘新動能。當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另一面也為產業園區更快的轉型升級帶來了動力和機遇，不僅體現在戰略和政策導向上，還包括具體的要素配置和產業政策支持上。
產業園區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戰場
深刻影響產業園區轉型發展的另一個變量是這一輪中美貿易摩擦，可謂是最大國際變量，倒逼效應明顯。自2018年年初美國單方面發動貿易戰以來，中美貿易摩擦已經持續了一年半，在清醒認識中美貿易摩擦的長期性和結構性的同時，更要認識到這一事件的本質性：一是美元與人民幣的博弈，美國試圖遏制人民幣的國際化，維持美元世界“霸權”地位；二是中美兩國創新力之間的競爭，美國試圖遏制中國科技創新與崛起，維持美國全球科技領導者地位。
美國通過對包括高端裝備、信息通信、新能源汽車、航空工業、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加徵關稅，遏制我國高技術製造產業的發展，比如對於華為、中興的調查與斷供。對我國出口造成壓力的同時，也衝擊了我國對於外資的利用。無論是哪一點，作為高新技術產業、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主要陣地的產業園區都是首當其衝，承擔了不小的壓力。
但壓力有時也是動力，中美貿易摩擦給園區經濟造成壓力的同時，也在倒逼產業園區加快轉型升級的步伐。面對這種毫不留情的國際競爭，只有更快更好的強大自身才是應對挑戰唯一法寶。
基於這些新的背景，我們認為，中國產業園區到了全面轉型升級的新階段。正如今年5月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推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創新提升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的意見》中所指出的，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高質量發展為核心目標，以激發對外經濟活力為突破口，著力推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開放創新、科技創新、制度創新，提升對外合作水平、提升經濟發展質量，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
中國產業園區到了轉型升級新階段
更具體的還包括：一是這種外部壓力將迫使我們進一步加大對創新的投入，靠創新來引領產業升級，自主創新這條路無論多長多難，都要堅定不移的走下去；二是倒逼產業園區進行更加徹底的市場化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投資環境和法律環境；三是進一步依託“一帶一路”，在發展多邊貿易的同時，使我國標杆產業園區能夠“走出去”，進行更多的國際產業合作和園區共建，進一步加快自由貿易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
1、現代化產業新城與園區經濟轉型
談園區經濟的轉型，就不得不談現代化產業新城，我們注意到，包括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蘇州工業園、上海張江高科、長沙先導控股等，無論是園區管委會還是產業園的直接運營企業，都將產業新城或者說現代產業新城作為轉型的方向。
什麼是產業新城？應該說，這一概念在業內被提出並被接受已經有很多年了，尤其是產業新城運營商華夏幸福的出現，不但較早的將產業新城作為企業的核心產品線大力推進在全國的落地和運營，開創了中國產業地產的新模式，併為企業的發展爭取到了巨大的空間，作為產業新城運營商的華夏幸福也成了產業新城的象徵，談到產業新城，就會談到華夏幸福。
發展到今天，產業新城的概念開始被泛化。不僅越來越多的企業提出了要做產業新城運營商，很多傳統的產業園區的管委會也開始提出要積極推動自己所管轄的園區轉型發展為產業新城，產業園區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衛星城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甚至國家級新區也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只要都同時具備“以人為本、以產業為基礎、以產城融合為標誌”這三大要素，都可以是一座現代化產業新城。
對產業新城概念的泛化，雖然我們認為應該保持一定的警惕（當一個概念被過度泛化甚至氾濫的時候，很可能會出現趁火打劫和投機取巧者，掛羊頭賣狗肉），但是，從園區經濟轉型的邏輯和前景來看，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產業新城的概念和定位確實有很強的導向性和解釋力。
產業新城的概念和定位有很強的導向性和解釋力
在我們看來，產業園區如果能夠秉承產城融合理念和創新驅動理念，借鑑市場上一些成熟的產業新城運營商的經驗和做法，結合自身資源稟賦，積極推動園區經濟的轉型升級，倒是一個值得期待的事情。客觀來看，對國內很多產業園區而言，經過多年的在發展和積累，也確實具備發展成為現代化產業新城的基礎。
其一，從空間形態層面看，大部分產業園區都處於城建區域的外圍，自有一片規劃的土地面積和城建區域，且與主城區保持有方便發達的交通往來，對母城以及所在區域的轉型發展而言，具備發揮衛星城和“反磁力中心”作用的基礎，這與產業新城理論上所要求的節點城市功能定位匹配度很高。
其二，從產業組織層面看，產業園區經過40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堪稱雄厚的產業基礎，中國絕大部分的工業製造業都集聚於此，各類服務業也在蓬勃發展中。這相比與新建的產業新城優勢在於不必從無到有的再造產業，劣勢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巨大，“船大難掉頭”即是這個道理。但無論如何，產業園區已經具備向產業新城升級的產業基礎。
其三，從人口結構層面看，產業園區的產業大集聚必然帶來了從業人員和其家庭的人口集聚，其中又以高智高知的研發人員和技術人員為主，人力資源結構優良。但是產業園區在集聚人口的同時對於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是缺失的，這是在向現代化產業新城升級過程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但現代化產業新城所需要的人口基礎產業園區也是具備的。
產業園區的產業集聚必然帶來從業人員的人口集聚
所以說，產業園區已經具備建設現代化產業新城的產、城、人三重基礎。但在這一過程中，產業園區還要直面自身存在的真正問題。集中表現為增長質量不夠高、創新動力不充足、管理體系不市場。
2、值得期待的三個轉型方向
首先說發展質量的問題。
增長質量不夠高首先是指，對中國的大部分園區而言，產業依然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中下游，上游產業鏈只佔少數。如汽車製造業，中國在汽車的供需兩端都是世界第一大國，但汽車製造業最核心的發動機技術依然處於西方發達國家管控之下。在國產車業績蒸蒸日上的背後，是依然在大量採用國外的發動機，雖然近年來取得長足進步，但依然差距巨大，即便是奇瑞汽車新一代的ACTECO發動機也是跟奧地利AVL公司聯合設計開發，更遑論整個發動機的裝備生產線大部分依然來自歐洲。
再比如電子信息產業，芯片技術堪稱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頭號難題，強大如華為依然要依靠國外供應核心零部件，在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情況下這樣當然問題不大，但一旦技術持有國掀起貿易保護主義，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總歸是非常被動的，所以在自主創新還沒有重大突破的今天，這一局面難以得到根本性解決。
產業園區增長質量不夠高還體現在園區服務業發展滯後，進一步帶來的是城市配套不足的問題。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219家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第二產業增加值為61010億元，同比增長6.1%，第三產業增加值為28511億元，同比增長17.3%。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在增速方面第三產業遠遠甩開了第二產業，但在絕對數量方面還有較大的差距，也就是說，現在產業園區服務業的發展水平跟不上工業和製造業發展，更跟不上園區產城融合的需要。
2013-2017年219家國家級經開區兩次產業增加值對比
在我們看來，解決這些問題的核心出路在於傳統產業的迭代升級與新興產業的大力發展，比如：用裝配式綠色建築代替傳統的廠房和車間建設；還可以嘗試引入如華夏幸福這樣的市場化產業新城運營商，利用其在產業研究、新興產業資源導入和園區運營方面的成熟經驗和資源配置能力，為產業園區注入新的活力：進一步推動區域內園區分工合作，充分發揮比較優勢，調整區域產業鏈佈局，實現整體提升。
再說挖掘創新動力的問題。
產業園區創新動力不足重點表現在：與發達國家相比，企業創新內生動力不足、創新投入強度和成果轉化效率均存在差距。
在我們看來，企業創新內生動力不足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成體系的金融支撐，即缺乏多元的投融資機構、風險投資、天使投資、孵化器、眾創空間和商業律師等中介單位，大量還處於初創期的科技企業因無法獲得投資而夭折。
另外就是，園區產業集群內部缺乏有效的溝通機制和渠道，企業之間、行業上下游之間的知識流動和信息共享不暢，存在內部信息壁壘。
2017年硅谷風險投資總額（來源：硅谷指數2018）
不過，變化也在發生，比如，在創新投入強度（R&D/GDP）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差距由來已久，但這個差距正在縮小，未來有望趕上。
但最大的尷尬來自於科研成果的轉化效率，中國的科研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遠低於發達國家40%的平均水平。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其科研的起點就是面向市場的，是要能夠確保走向生產線變現的，不然作為科研投資的主體企業來講，不能轉化的成果就是“打水漂了”。而在中國的園區內，更多是官產學研配套不足，專業的技術轉移平臺、知識產權運營中介等機構相對匱乏。且很多科研依靠國家劃撥經費，對於成果商業化前景的考量並不是放在第一位的，導致大量技術創新成果仍停留在實驗室研發階段，難以與企業對接併成功轉化為市場競爭力。
另外，還存在政府部門主導研發方向、技術路線的現象。正是因為很多研發投入要素掌握在政府手裡，相對於更加了解市場的企業，政府過多的控制科研投放，容易導致創新要素資源的錯配，方向偏離，也會造成科研成果轉化效率的不理想。
2016年R&D投入強度的國際對比
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構建創新生態系統，由政府、企業、科研機構、金融機構、中介機構這些各具功能的主體組成，且各個主體都以創新為目標，並相互聯動、信息共享的的動態系統。
於現階段的產業園區而言，具備一定的產業基礎和企業數量，那麼首先要通過龍頭企業吸引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形成一個或若干個相對完整的產業鏈，一套完整的產業鏈往往意味著一套完整的服務鏈和創新鏈，這樣就打通了創新的上下游。其次是要完善一個創新生態系統所必須的多元參與主體，現階段的產業園區缺的是高水平的科研機構（比如名牌大學實驗室）、金融服務機構和中介機構（如知識產權交易中心）。最後，打通各個參與主體之間的鏈接渠道，比如企業與科研機構之間、科研機構與金融機構之間、企業與中介機構之間等等，讓信息和知識在多元主體之間流動，最終形成官產學研一體化的創新生態系統。
第三是構建市場化管理體系的問題。
在產業園區的管理中，行政與市場相結合的管理模式使用了很多年，但總體而言，還是行政佔據了主導地位。而且國家級園區的管委會屬於政府派出機構，雖然部門精簡，但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其職能與人員已經慢慢與行政區趨同，變得冗餘。
解決這一問題的核心關鍵在於建立較為徹底地市場化管理體系，政企一定要分離。這個企業既可以是地方國有開發投資公司，如天津泰達；也可以是民營產業新城運營商，如華夏幸福。重點在於這個企業一定要是獨立法人，市場化獨立運作。
文丨於一洋（方塘智庫區域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9年或將成為產業園區發展歷程中又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節點，國內外形勢在這一年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前所未有的劇烈變革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全球產業鏈重塑方面，其更深一層的本質是全球創新力競爭。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深入推進是影響產業園區轉型升級的最大國內變量，壓力與動力並存。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追求高質量發展，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措施，產業轉型升級將成為最直接的體現。在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繼續定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
產業園區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戰場。在上一階段中，相當一部分仍以低附加值產業和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產業為主導的產業園區是改革重點，大力淘汰落後產能、過剩產能，並不得不忍受經濟指標降低的陣痛，還要不斷補齊短板，尋找並挖掘新動能。當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另一面也為產業園區更快的轉型升級帶來了動力和機遇，不僅體現在戰略和政策導向上，還包括具體的要素配置和產業政策支持上。
產業園區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戰場
深刻影響產業園區轉型發展的另一個變量是這一輪中美貿易摩擦，可謂是最大國際變量，倒逼效應明顯。自2018年年初美國單方面發動貿易戰以來，中美貿易摩擦已經持續了一年半，在清醒認識中美貿易摩擦的長期性和結構性的同時，更要認識到這一事件的本質性：一是美元與人民幣的博弈，美國試圖遏制人民幣的國際化，維持美元世界“霸權”地位；二是中美兩國創新力之間的競爭，美國試圖遏制中國科技創新與崛起，維持美國全球科技領導者地位。
美國通過對包括高端裝備、信息通信、新能源汽車、航空工業、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加徵關稅，遏制我國高技術製造產業的發展，比如對於華為、中興的調查與斷供。對我國出口造成壓力的同時，也衝擊了我國對於外資的利用。無論是哪一點，作為高新技術產業、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主要陣地的產業園區都是首當其衝，承擔了不小的壓力。
但壓力有時也是動力，中美貿易摩擦給園區經濟造成壓力的同時，也在倒逼產業園區加快轉型升級的步伐。面對這種毫不留情的國際競爭，只有更快更好的強大自身才是應對挑戰唯一法寶。
基於這些新的背景，我們認為，中國產業園區到了全面轉型升級的新階段。正如今年5月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推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創新提升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的意見》中所指出的，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高質量發展為核心目標，以激發對外經濟活力為突破口，著力推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開放創新、科技創新、制度創新，提升對外合作水平、提升經濟發展質量，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
中國產業園區到了轉型升級新階段
更具體的還包括：一是這種外部壓力將迫使我們進一步加大對創新的投入，靠創新來引領產業升級，自主創新這條路無論多長多難，都要堅定不移的走下去；二是倒逼產業園區進行更加徹底的市場化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投資環境和法律環境；三是進一步依託“一帶一路”，在發展多邊貿易的同時，使我國標杆產業園區能夠“走出去”，進行更多的國際產業合作和園區共建，進一步加快自由貿易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
1、現代化產業新城與園區經濟轉型
談園區經濟的轉型，就不得不談現代化產業新城，我們注意到，包括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蘇州工業園、上海張江高科、長沙先導控股等，無論是園區管委會還是產業園的直接運營企業，都將產業新城或者說現代產業新城作為轉型的方向。
什麼是產業新城？應該說，這一概念在業內被提出並被接受已經有很多年了，尤其是產業新城運營商華夏幸福的出現，不但較早的將產業新城作為企業的核心產品線大力推進在全國的落地和運營，開創了中國產業地產的新模式，併為企業的發展爭取到了巨大的空間，作為產業新城運營商的華夏幸福也成了產業新城的象徵，談到產業新城，就會談到華夏幸福。
發展到今天，產業新城的概念開始被泛化。不僅越來越多的企業提出了要做產業新城運營商，很多傳統的產業園區的管委會也開始提出要積極推動自己所管轄的園區轉型發展為產業新城，產業園區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衛星城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甚至國家級新區也可以是一座產業新城，只要都同時具備“以人為本、以產業為基礎、以產城融合為標誌”這三大要素，都可以是一座現代化產業新城。
對產業新城概念的泛化，雖然我們認為應該保持一定的警惕（當一個概念被過度泛化甚至氾濫的時候，很可能會出現趁火打劫和投機取巧者，掛羊頭賣狗肉），但是，從園區經濟轉型的邏輯和前景來看，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產業新城的概念和定位確實有很強的導向性和解釋力。
產業新城的概念和定位有很強的導向性和解釋力
在我們看來，產業園區如果能夠秉承產城融合理念和創新驅動理念，借鑑市場上一些成熟的產業新城運營商的經驗和做法，結合自身資源稟賦，積極推動園區經濟的轉型升級，倒是一個值得期待的事情。客觀來看，對國內很多產業園區而言，經過多年的在發展和積累，也確實具備發展成為現代化產業新城的基礎。
其一，從空間形態層面看，大部分產業園區都處於城建區域的外圍，自有一片規劃的土地面積和城建區域，且與主城區保持有方便發達的交通往來，對母城以及所在區域的轉型發展而言，具備發揮衛星城和“反磁力中心”作用的基礎，這與產業新城理論上所要求的節點城市功能定位匹配度很高。
其二，從產業組織層面看，產業園區經過40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堪稱雄厚的產業基礎，中國絕大部分的工業製造業都集聚於此，各類服務業也在蓬勃發展中。這相比與新建的產業新城優勢在於不必從無到有的再造產業，劣勢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巨大，“船大難掉頭”即是這個道理。但無論如何，產業園區已經具備向產業新城升級的產業基礎。
其三，從人口結構層面看，產業園區的產業大集聚必然帶來了從業人員和其家庭的人口集聚，其中又以高智高知的研發人員和技術人員為主，人力資源結構優良。但是產業園區在集聚人口的同時對於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是缺失的，這是在向現代化產業新城升級過程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但現代化產業新城所需要的人口基礎產業園區也是具備的。
產業園區的產業集聚必然帶來從業人員的人口集聚
所以說，產業園區已經具備建設現代化產業新城的產、城、人三重基礎。但在這一過程中，產業園區還要直面自身存在的真正問題。集中表現為增長質量不夠高、創新動力不充足、管理體系不市場。
2、值得期待的三個轉型方向
首先說發展質量的問題。
增長質量不夠高首先是指，對中國的大部分園區而言，產業依然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中下游，上游產業鏈只佔少數。如汽車製造業，中國在汽車的供需兩端都是世界第一大國，但汽車製造業最核心的發動機技術依然處於西方發達國家管控之下。在國產車業績蒸蒸日上的背後，是依然在大量採用國外的發動機，雖然近年來取得長足進步，但依然差距巨大，即便是奇瑞汽車新一代的ACTECO發動機也是跟奧地利AVL公司聯合設計開發，更遑論整個發動機的裝備生產線大部分依然來自歐洲。
再比如電子信息產業，芯片技術堪稱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頭號難題，強大如華為依然要依靠國外供應核心零部件，在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情況下這樣當然問題不大，但一旦技術持有國掀起貿易保護主義，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總歸是非常被動的，所以在自主創新還沒有重大突破的今天，這一局面難以得到根本性解決。
產業園區增長質量不夠高還體現在園區服務業發展滯後，進一步帶來的是城市配套不足的問題。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219家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第二產業增加值為61010億元，同比增長6.1%，第三產業增加值為28511億元，同比增長17.3%。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在增速方面第三產業遠遠甩開了第二產業，但在絕對數量方面還有較大的差距，也就是說，現在產業園區服務業的發展水平跟不上工業和製造業發展，更跟不上園區產城融合的需要。
2013-2017年219家國家級經開區兩次產業增加值對比
在我們看來，解決這些問題的核心出路在於傳統產業的迭代升級與新興產業的大力發展，比如：用裝配式綠色建築代替傳統的廠房和車間建設；還可以嘗試引入如華夏幸福這樣的市場化產業新城運營商，利用其在產業研究、新興產業資源導入和園區運營方面的成熟經驗和資源配置能力，為產業園區注入新的活力：進一步推動區域內園區分工合作，充分發揮比較優勢，調整區域產業鏈佈局，實現整體提升。
再說挖掘創新動力的問題。
產業園區創新動力不足重點表現在：與發達國家相比，企業創新內生動力不足、創新投入強度和成果轉化效率均存在差距。
在我們看來，企業創新內生動力不足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成體系的金融支撐，即缺乏多元的投融資機構、風險投資、天使投資、孵化器、眾創空間和商業律師等中介單位，大量還處於初創期的科技企業因無法獲得投資而夭折。
另外就是，園區產業集群內部缺乏有效的溝通機制和渠道，企業之間、行業上下游之間的知識流動和信息共享不暢，存在內部信息壁壘。
2017年硅谷風險投資總額（來源：硅谷指數2018）
不過，變化也在發生，比如，在創新投入強度（R&D/GDP）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差距由來已久，但這個差距正在縮小，未來有望趕上。
但最大的尷尬來自於科研成果的轉化效率，中國的科研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遠低於發達國家40%的平均水平。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其科研的起點就是面向市場的，是要能夠確保走向生產線變現的，不然作為科研投資的主體企業來講，不能轉化的成果就是“打水漂了”。而在中國的園區內，更多是官產學研配套不足，專業的技術轉移平臺、知識產權運營中介等機構相對匱乏。且很多科研依靠國家劃撥經費，對於成果商業化前景的考量並不是放在第一位的，導致大量技術創新成果仍停留在實驗室研發階段，難以與企業對接併成功轉化為市場競爭力。
另外，還存在政府部門主導研發方向、技術路線的現象。正是因為很多研發投入要素掌握在政府手裡，相對於更加了解市場的企業，政府過多的控制科研投放，容易導致創新要素資源的錯配，方向偏離，也會造成科研成果轉化效率的不理想。
2016年R&D投入強度的國際對比
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構建創新生態系統，由政府、企業、科研機構、金融機構、中介機構這些各具功能的主體組成，且各個主體都以創新為目標，並相互聯動、信息共享的的動態系統。
於現階段的產業園區而言，具備一定的產業基礎和企業數量，那麼首先要通過龍頭企業吸引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形成一個或若干個相對完整的產業鏈，一套完整的產業鏈往往意味著一套完整的服務鏈和創新鏈，這樣就打通了創新的上下游。其次是要完善一個創新生態系統所必須的多元參與主體，現階段的產業園區缺的是高水平的科研機構（比如名牌大學實驗室）、金融服務機構和中介機構（如知識產權交易中心）。最後，打通各個參與主體之間的鏈接渠道，比如企業與科研機構之間、科研機構與金融機構之間、企業與中介機構之間等等，讓信息和知識在多元主體之間流動，最終形成官產學研一體化的創新生態系統。
第三是構建市場化管理體系的問題。
在產業園區的管理中，行政與市場相結合的管理模式使用了很多年，但總體而言，還是行政佔據了主導地位。而且國家級園區的管委會屬於政府派出機構，雖然部門精簡，但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其職能與人員已經慢慢與行政區趨同，變得冗餘。
解決這一問題的核心關鍵在於建立較為徹底地市場化管理體系，政企一定要分離。這個企業既可以是地方國有開發投資公司，如天津泰達；也可以是民營產業新城運營商，如華夏幸福。重點在於這個企業一定要是獨立法人，市場化獨立運作。
華夏幸福產業園區
這樣以來，行政部門把主要精力投放在社會治理與城市更新，做好系統性的區域發展的戰略規劃和政策供給，併為市政公共服務供給提供保障。而企業來負責園區的產業發展與運營，包括投資、建設、招商、運營，作為創新主體來主導開展面向市場的創新研發。並在一定程度上配合行政部門來做城市更新。總體而言，產業園區向產業新城轉變的總體方向和路徑是清晰的。而且，也已經有了不錯的案例，比如張江高科技園，經過幾十年發展建設，現在已然成為中國新型城鎮化的優秀範本，成為屹立於上海灘的現代綜合科技新城，實現了高水平、高能級、高品位發展，以及高端科研教育機構、高端總部和研發中心、高端商務商業和居住區的匯聚。
再比如蘇州工業園，經過20年的努力，已經從單純的工業園發展成為集產業、科技、金融、社會、文化、生態等於一體的綜合產業新城，尤其是在集聚全球人才和生態環境保護方面，蘇州工業園堪稱全國產業園區的樣板，在商務部的評定中連續三年蟬聯國家級經開區之首。
除此之外，還有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等優秀的產業園區領跑者也都明確提出建設現代化產業新城的轉型目標。
所以，對於很多產業園區而言，在做好存量產業和經濟轉型的同時，要積極把握住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重大機遇，以更加市場化的改革創新，向現代化產業新城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