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報：世界經濟近期或有下行風險

全球經濟在過去兩年經歷穩定增長，但貿易摩擦增加、金融壓力重現，部分主要國家已經出現經濟減速，這些跡象令全球經濟前景蒙陰，已有多家機構作出全球經濟面臨下行風險的提示。

6月20日，在穆迪-中誠信國際信用研討會會場上，穆迪信用策略與標準部副總裁李秀軍接受了《國際金融報》記者專訪。對於未來經濟發展趨勢，李秀軍表示，貿易和地緣政治問題削弱了全球增長前景，近期內有可能出現經濟下行。

全球經濟存四大隱憂

據穆迪預測，全球2019年與2020年經濟增長率將從2018年的3.2％降至2.8％。其中，2018年G20國家經濟增速在3.3％觸頂，並將於2019年放緩至2.9％。對於G20中的發達經濟體，穆迪認為，其增速將從2018年的2.3％降至2019年的1.9％，這一趨勢反映在包括美國和德國在內的主要經濟體上。G20中的新興市場狀況則更為分化：2019年總體增速將在4.6％左右，低於2018年的5％。

李秀軍表示，目前來說，僅是出現部分經濟體經濟增速下滑，但近期內，全球經濟有可能出現整體下行風險。

“尚不能將此輪經濟下行趨勢定義為經濟衰退。此輪經濟下行趨勢呈現的特點為貿易和投資增速出現比較明顯放緩。由貿易爭端導致的經濟下行，覆蓋面會比較廣，受影響的群體範圍會比較大。投資者對於金融市場以及借貸、信用市場會更加謹慎，有可能出現信用市場進一步分化，流動性面臨更大壓力。”

李秀軍認為，前兩年比較強勁的經濟增長，特別是發達國家出現的強勁增長期已經過去，且不會持續，全球經濟下行壓力主要來自於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貿易爭端衝擊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在短期內對於全球貿易的增速產生影響。貿易爭端增加了投資者的避險情緒，以及金融市場的動盪性。

第二，中東地區地緣政治風險上升，會導致未來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震盪。

第三，經濟體內部自身壓力。如美國經濟表現一直比較強勁，多方數據都能支撐這一點。但是貿易爭端增加美國企業成本，同時可能會傳導到各個行業以及最終消費者。這將對美國通脹產生壓力。此外，美聯儲為支持經濟增長制定貨幣政策可能面臨更多的複雜性。而新興經濟體潛在的底部支撐有限，如果全球貿易增速下滑，很多依賴外貿的發展中經濟體也會受到影響。

第四，英國“脫歐”議程不斷往後延續，存在不確定性。

根據穆迪在去年11月發表的報告，2019年全球主權信用展望為穩定，儘管未來12至18個月有多項風險可能影響信用狀況，但在穆迪目前評級的138個主權國家或地區中，有3/4的主權信用展望為穩定，15個展望為正面。19個主權國家或地區的展望為負面，而一年之前為22個。

對於未來可能會影響整體信用評級展望的因素，李秀軍表示，主權信用評級框架裡面有多個權衡因素，包括經濟增速、制度優劣勢、財政方面的實力，以及對於突發外部事件的抵抗能力等。這些因素會對不同的主權信用產生不同的影響。“目前我們看到最大的風險，還是存在於貿易和地緣政治關係方面”。

央行政策空間有限

為了抵禦經濟下行風險，各國紛紛重啟寬鬆政策。

俄羅斯、印度、智利和澳大利亞等國已經放鬆了貨幣政策，尤其是澳大利亞，在6月4日進行了3年來的首次降息後（將基準利率下調25個基點至1.25％的創紀錄低點），6月20日準備進一步降息。

而埃及、格魯吉亞、烏克蘭、馬來西亞、菲律賓、新西蘭、阿塞拜疆、牙買加、巴拉圭、尼日利亞等國也是全球降息“俱樂部”成員。

美聯儲也已釋放降息信號，市場猜測，降息就在7月份。與此同時，歐洲央行官員也表示，降息是該地區提振通脹的首選工具。

據摩根大通經濟學家計算，全球平均利率在2月初達到了2.82％的高位。該行曾經預計全球平均利率可能會在今年年底達到3％。不過目前，該行已經扭轉觀點，認為在美聯儲降息的帶動下，全球平均利率將在今年12月跌至2.5％。

但在李秀軍看來，這一輪貨幣政策的空間有限。“目前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以及財政政策的空間沒有大到足以抵抗有可能發生的全球經濟下行。尤其是央行的貨幣政策在目前的低利率環境下難以發揮效應。同時，前幾輪的信用擴張帶來了全球債務高企。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印發貨幣，將進一步增加債務負擔，貨幣政策能夠達到的邊際效應也比較小”。

李秀軍認為，降息可以降低企業流動性風險，提供更多短期流動性來抵禦由於投資者風險好惡增加而引起的避險情緒。不過單一的降息政策，還不足以提振全球經濟，只可部分抵抗經濟迅速下滑的風險。

債務高企短期影響較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已過去十餘年，全球關於債務的擔憂始終存在，在此期間，全球債務規模顯著上升。

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的數據，到目前為止，全球債務（涵蓋公司、家庭、政府和金融部門）接近250萬億美元，大約相當於全球GDP的317％，比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增加了約70萬億美元。

債務高企或形成削弱債務負擔能力和債務可持續性的突發事件風險。

對於不斷高企的全球債務，李秀軍認為，債務本身是主權評級所權衡的重要因素。整體債務上升，或者槓桿率上升，會拖累經濟發展，特別是債務沒有分配到高生產率或者有較高償付能力的行業或者公司的情況下。

但是並非所有債務都將在短期內出現債務危機。

李秀軍表示，有一些經濟體本身對於債務的償付能力較好，槓桿率總體還是能夠基本保持平穩。此外，債務來源也決定了債務的可持續性。“如果一個經濟體債務更多是靠國內銀行體系，或者是金融體系來源，比如日本，對外幣和外債的敞口比較小，高債務的持續性會相對較長，因為其受到外在的風險比較小。我們認為債務高企本身接近歷史值將產生緩慢的影響，不太會引起短期內迅速的經濟下行風險。但是債務有可能在中長期內形成下行風險”。

本文源自國際金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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