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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字頭的實力群體除了開國之初還能蹦躂一下之外,基本上在歷朝歷代的權力遊戲中被排除在外;勳貴也因為起家與軍事,歷代也開始了限制與壓制;外戚的產生和存在也不過是得益於皇權的扶植和依賴。但是在中國歷史上,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的出身或許不高貴,但是卻可以登堂入室,封侯拜相。這群人就是士人,脫胎於平民階層卻在歷史的推動之下成為有著和皇權分庭抗禮的地位的一個特殊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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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字頭的實力群體除了開國之初還能蹦躂一下之外,基本上在歷朝歷代的權力遊戲中被排除在外;勳貴也因為起家與軍事,歷代也開始了限制與壓制;外戚的產生和存在也不過是得益於皇權的扶植和依賴。但是在中國歷史上,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的出身或許不高貴,但是卻可以登堂入室,封侯拜相。這群人就是士人,脫胎於平民階層卻在歷史的推動之下成為有著和皇權分庭抗禮的地位的一個特殊群體。

權力遊戲:士人群體的覺醒之路

網圖,侵刪

士人的產生我們之前也提過,在春秋戰國時期,學術下移,各類學派層出不窮,相互辯難爭論,或是富國,或是強兵,或是救世,或者純粹的為了解釋世界。這些人受到各國政府的熱情接待和尊重,從齊國的稷下學宮到秦國的求賢令,士人或者說是人才成為亂世中的寶貴資源之一。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之下,士人階層得到了極大的擴大。但是彼時的士人,雖有統一的名稱,但是卻擱置理念相互對抗,彼此爭鬥。以個人的身份充當謀臣軍師,為列國的兼併戰爭出謀劃策。

秦國一統,活躍的士人階層受到短暫壓制。但是很快,秦朝二世而亡,劉邦從群雄逐鹿的亂世中脫穎而出,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封建王朝——漢。也正是漢朝,奠定了中國數千年來的基本歷史走向,也正是在這個朝代士人階層被徹底固化和定義。

西漢開國之初,劉邦除了依賴於樊噲、韓信等一眾武將之外,蕭何、張良都可以被視為士人的代表,他們以智慧計謀輔佐劉邦完成一統天下的大業,又有陳平等人拾遺補闕不斷鞏固新生的西漢政權。但是他們的出現並沒有被視為一個獨立的群體參與漢朝的建立,只是文武分工不同而已。

到了漢文帝時期,士人階層開始有了真正的活躍。這裡以賈誼為例,簡單來看看士人階層開始在影響政府決策。漢高祖七年(前200年),賈誼出生於洛陽,少有才名,拜在張蒼的門下,這位張蒼那是戰國末期儒家大士荀況的弟子,從這個角度來說賈誼應該叫李斯和韓非醫生師叔。後來年歲漸長的賈誼學問日益深厚,被當時的河南郡守吳公將其召致門下,對他非常器重,在賈誼輔佐下,吳公治理河南郡,成績卓著,社會安定,時評天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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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字頭的實力群體除了開國之初還能蹦躂一下之外,基本上在歷朝歷代的權力遊戲中被排除在外;勳貴也因為起家與軍事,歷代也開始了限制與壓制;外戚的產生和存在也不過是得益於皇權的扶植和依賴。但是在中國歷史上,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的出身或許不高貴,但是卻可以登堂入室,封侯拜相。這群人就是士人,脫胎於平民階層卻在歷史的推動之下成為有著和皇權分庭抗禮的地位的一個特殊群體。

權力遊戲:士人群體的覺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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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的產生我們之前也提過,在春秋戰國時期,學術下移,各類學派層出不窮,相互辯難爭論,或是富國,或是強兵,或是救世,或者純粹的為了解釋世界。這些人受到各國政府的熱情接待和尊重,從齊國的稷下學宮到秦國的求賢令,士人或者說是人才成為亂世中的寶貴資源之一。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之下,士人階層得到了極大的擴大。但是彼時的士人,雖有統一的名稱,但是卻擱置理念相互對抗,彼此爭鬥。以個人的身份充當謀臣軍師,為列國的兼併戰爭出謀劃策。

秦國一統,活躍的士人階層受到短暫壓制。但是很快,秦朝二世而亡,劉邦從群雄逐鹿的亂世中脫穎而出,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封建王朝——漢。也正是漢朝,奠定了中國數千年來的基本歷史走向,也正是在這個朝代士人階層被徹底固化和定義。

西漢開國之初,劉邦除了依賴於樊噲、韓信等一眾武將之外,蕭何、張良都可以被視為士人的代表,他們以智慧計謀輔佐劉邦完成一統天下的大業,又有陳平等人拾遺補闕不斷鞏固新生的西漢政權。但是他們的出現並沒有被視為一個獨立的群體參與漢朝的建立,只是文武分工不同而已。

到了漢文帝時期,士人階層開始有了真正的活躍。這裡以賈誼為例,簡單來看看士人階層開始在影響政府決策。漢高祖七年(前200年),賈誼出生於洛陽,少有才名,拜在張蒼的門下,這位張蒼那是戰國末期儒家大士荀況的弟子,從這個角度來說賈誼應該叫李斯和韓非醫生師叔。後來年歲漸長的賈誼學問日益深厚,被當時的河南郡守吳公將其召致門下,對他非常器重,在賈誼輔佐下,吳公治理河南郡,成績卓著,社會安定,時評天下第一。

權力遊戲:士人群體的覺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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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劉恆登基,聽聞河南郡治理有方,擢升河南郡守為廷尉,吳公趁機舉薦賈誼。漢文帝便任命年僅二十一歲的賈擔任博士之職,在所聘博士中年紀最輕。出任博士期間,每逢皇帝出題讓討論時,賈誼每每有精闢見解,應答如流,獲得同儕的一致讚許,漢文帝非常欣賞,破格提拔,一年之內便升任為太中大夫。但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賈誼的才華引起了勳貴集團的敵視,在周勃等人的排擠之下,在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被外放為長沙王太傅,雖然名義上沒有變化,但是當時的長沙王封地地處南方遠離南方,與貶斥並無區別。謫居三年,漢文帝終於再次想起來賈誼,便將他徵召入京,徹夜長談。之後將賈誼任命為離中央較近的樑國任樑王太傅,樑王劉輯是漢文帝的小兒子,十分受寵,這也是預示著賈誼新的仕途將漸漸平坦。可惜的是,年幼的樑王墜馬而亡,這讓賈誼陷入深深的自責之中,年僅三十三歲便抑鬱而亡。

但是賈誼雖死,他的歷次建言幾乎都被漢文帝所認同,採納。政治上,賈誼主張“割地定製”,就是弱化諸侯王的實力,訂立禮制,防止諸侯王作亂;經濟上堅持重農抑商,以農為本。《論積貯疏》中賈誼提出賈誼認為,富商大賈與諸侯王相勾結,有恃無恐,僭越禮制,又要農民供給他們以奢侈的生活資料,因而導致了廣大農民貧困。因此,賈誼主張重視農民,提倡儉約,反對奢侈之風。賈誼承認貨幣流通的客觀性質,不認為單憑君王權力就可以解決貨幣問題。因而賈誼建議禁止私人鑄錢、由中央壟斷造幣的原料,統一鑄錢,即不讓銅流佈於民間,也不準老百姓私自採鍊銅礦;在對待外敵上,賈誼認為應該儒法結合、瓦解匈奴。即用和平的手段,不斷瓦解匈奴內部,使其民眾背棄單于,從而為漢朝反攻贏得時間。

賈誼的觀點再後來的實踐中幾乎全部被證明是可行的,只是礙於勳貴集團等勢力集團的掣肘,並未在賈誼身前得以全部付諸現實。但是從賈誼的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此時的士人階層開始憑藉自身才華得到最高統治者的器重與賞識,但是並沒有真正接觸到權力圈子。

賈誼之後,晁錯上位,他的仕途比賈誼順利的多。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晁錯年少時師從法家代表人物張恢學習法家思想。漢文帝時期,擔任太常掌故。朝廷徵召研究《尚書》之人,晁錯受太常派遣,奉命去濟南跟隨伏生學習《尚書》,接受儒家思想。學成歸來後,被任命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後升為博士。晁錯任博士時,上《言太子宜知術數疏》,陳說太子應通曉治國的方法,得到文帝讚賞,拜為太子家令。由於晁錯能言善辯,善於分析問題,深得太子劉啟的喜愛和信任,被太子家譽為“智囊”。

得到了儲君的信任,晁錯自然有了一定的發言權。《言兵事疏》,提出“以蠻夷攻蠻夷”的觀點,接著又向文帝上了《守邊勸農疏》,提出用經濟措施鼓勵移民,用移民實邊的辦法抵禦外患,被文帝所採納。 之後又上《募民實塞疏》,對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體的措施。這三篇關於抵禦匈奴,鞏固邊境的文章除了第一篇為未被採納之外,剩下的被悉數執行。奠定了晁錯的影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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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字頭的實力群體除了開國之初還能蹦躂一下之外,基本上在歷朝歷代的權力遊戲中被排除在外;勳貴也因為起家與軍事,歷代也開始了限制與壓制;外戚的產生和存在也不過是得益於皇權的扶植和依賴。但是在中國歷史上,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的出身或許不高貴,但是卻可以登堂入室,封侯拜相。這群人就是士人,脫胎於平民階層卻在歷史的推動之下成為有著和皇權分庭抗禮的地位的一個特殊群體。

權力遊戲:士人群體的覺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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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的產生我們之前也提過,在春秋戰國時期,學術下移,各類學派層出不窮,相互辯難爭論,或是富國,或是強兵,或是救世,或者純粹的為了解釋世界。這些人受到各國政府的熱情接待和尊重,從齊國的稷下學宮到秦國的求賢令,士人或者說是人才成為亂世中的寶貴資源之一。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之下,士人階層得到了極大的擴大。但是彼時的士人,雖有統一的名稱,但是卻擱置理念相互對抗,彼此爭鬥。以個人的身份充當謀臣軍師,為列國的兼併戰爭出謀劃策。

秦國一統,活躍的士人階層受到短暫壓制。但是很快,秦朝二世而亡,劉邦從群雄逐鹿的亂世中脫穎而出,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封建王朝——漢。也正是漢朝,奠定了中國數千年來的基本歷史走向,也正是在這個朝代士人階層被徹底固化和定義。

西漢開國之初,劉邦除了依賴於樊噲、韓信等一眾武將之外,蕭何、張良都可以被視為士人的代表,他們以智慧計謀輔佐劉邦完成一統天下的大業,又有陳平等人拾遺補闕不斷鞏固新生的西漢政權。但是他們的出現並沒有被視為一個獨立的群體參與漢朝的建立,只是文武分工不同而已。

到了漢文帝時期,士人階層開始有了真正的活躍。這裡以賈誼為例,簡單來看看士人階層開始在影響政府決策。漢高祖七年(前200年),賈誼出生於洛陽,少有才名,拜在張蒼的門下,這位張蒼那是戰國末期儒家大士荀況的弟子,從這個角度來說賈誼應該叫李斯和韓非醫生師叔。後來年歲漸長的賈誼學問日益深厚,被當時的河南郡守吳公將其召致門下,對他非常器重,在賈誼輔佐下,吳公治理河南郡,成績卓著,社會安定,時評天下第一。

權力遊戲:士人群體的覺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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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劉恆登基,聽聞河南郡治理有方,擢升河南郡守為廷尉,吳公趁機舉薦賈誼。漢文帝便任命年僅二十一歲的賈擔任博士之職,在所聘博士中年紀最輕。出任博士期間,每逢皇帝出題讓討論時,賈誼每每有精闢見解,應答如流,獲得同儕的一致讚許,漢文帝非常欣賞,破格提拔,一年之內便升任為太中大夫。但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賈誼的才華引起了勳貴集團的敵視,在周勃等人的排擠之下,在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被外放為長沙王太傅,雖然名義上沒有變化,但是當時的長沙王封地地處南方遠離南方,與貶斥並無區別。謫居三年,漢文帝終於再次想起來賈誼,便將他徵召入京,徹夜長談。之後將賈誼任命為離中央較近的樑國任樑王太傅,樑王劉輯是漢文帝的小兒子,十分受寵,這也是預示著賈誼新的仕途將漸漸平坦。可惜的是,年幼的樑王墜馬而亡,這讓賈誼陷入深深的自責之中,年僅三十三歲便抑鬱而亡。

但是賈誼雖死,他的歷次建言幾乎都被漢文帝所認同,採納。政治上,賈誼主張“割地定製”,就是弱化諸侯王的實力,訂立禮制,防止諸侯王作亂;經濟上堅持重農抑商,以農為本。《論積貯疏》中賈誼提出賈誼認為,富商大賈與諸侯王相勾結,有恃無恐,僭越禮制,又要農民供給他們以奢侈的生活資料,因而導致了廣大農民貧困。因此,賈誼主張重視農民,提倡儉約,反對奢侈之風。賈誼承認貨幣流通的客觀性質,不認為單憑君王權力就可以解決貨幣問題。因而賈誼建議禁止私人鑄錢、由中央壟斷造幣的原料,統一鑄錢,即不讓銅流佈於民間,也不準老百姓私自採鍊銅礦;在對待外敵上,賈誼認為應該儒法結合、瓦解匈奴。即用和平的手段,不斷瓦解匈奴內部,使其民眾背棄單于,從而為漢朝反攻贏得時間。

賈誼的觀點再後來的實踐中幾乎全部被證明是可行的,只是礙於勳貴集團等勢力集團的掣肘,並未在賈誼身前得以全部付諸現實。但是從賈誼的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此時的士人階層開始憑藉自身才華得到最高統治者的器重與賞識,但是並沒有真正接觸到權力圈子。

賈誼之後,晁錯上位,他的仕途比賈誼順利的多。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晁錯年少時師從法家代表人物張恢學習法家思想。漢文帝時期,擔任太常掌故。朝廷徵召研究《尚書》之人,晁錯受太常派遣,奉命去濟南跟隨伏生學習《尚書》,接受儒家思想。學成歸來後,被任命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後升為博士。晁錯任博士時,上《言太子宜知術數疏》,陳說太子應通曉治國的方法,得到文帝讚賞,拜為太子家令。由於晁錯能言善辯,善於分析問題,深得太子劉啟的喜愛和信任,被太子家譽為“智囊”。

得到了儲君的信任,晁錯自然有了一定的發言權。《言兵事疏》,提出“以蠻夷攻蠻夷”的觀點,接著又向文帝上了《守邊勸農疏》,提出用經濟措施鼓勵移民,用移民實邊的辦法抵禦外患,被文帝所採納。 之後又上《募民實塞疏》,對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體的措施。這三篇關於抵禦匈奴,鞏固邊境的文章除了第一篇為未被採納之外,剩下的被悉數執行。奠定了晁錯的影響地位。

權力遊戲:士人群體的覺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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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死後,劉啟繼位,是為漢景帝。作為“智囊”的晁錯自然也水漲船高,先是提拔晁錯為內史。晁錯多次單獨晉見景帝,議論國家大事,景帝對他言聽計從,寵信程度超過了九卿高官,許多法令是經他的手修改訂立的。這樣的待遇自然招到當時的丞相申屠嘉的記恨,奈何晁錯有漢景帝的護佑,申屠嘉無可奈何。之後,晁錯又被任命為御史大夫,這是三公之位的重臣,此時的晁錯可以說代表著士人集團真正的觸摸到了高位。

士為知己者死,晁錯為了報答漢景帝的倚重之心,開始著手解決當時西漢王朝最大的危機——諸侯王。封地眾多,掌握軍政大權的諸侯王們時刻威脅著西漢王朝的穩定與統一。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晁錯上《削藩策》,極力推動削藩。但是因為急於求成,激化了中央同地方諸侯王的矛盾,最終導致“七國之亂”的爆發。

當時的晁錯憑藉漢景帝的寵幸,在朝政大事上幾乎一言而定,這引起了勳貴集團的極為不滿。於是以袁盎等人的謀劃下,以七國叛亂的藉口是“清君側,誅晁錯”為由,哄騙漢景帝斬殺晁錯,漢景帝也渾渾噩噩的同意了,就這樣晁錯被誘騙到東市,身穿朝服腰斬而死。

晁錯的死固然是為其激進的政策方針而負責,但是也是來自於勳貴勢力的反撲讓這個剛剛崛起的士人含恨而亡。

從漢文帝時期的士人開始有了政治影響,到漢景帝時期士人蔘與進決策圈子,我們可以看到士人階層的影響在不斷擴大,士人勢力也在不斷成長。

但是回過頭來看,此時的士人階層並非是有共同社會理想的一群人,他們有的人秉持“黃老”思想,有的以法家學說安身立命,有的又在飽讀儒家詩書……各種思想交雜在一起,讓士人階層難以抱團,因此此時的士人只是一個個單純的個體,各憑本事為中央政府所徵召。因而雖然士人階層已經有了攪動風雨的本事,但是卻沒有抵抗風雨的能力。

而這種局面在漢武帝劉徹繼位之後得以改變。劉徹的繼位本身就意味著西漢政府政策方向的變化,之前所堅持的“無為而治”已經不再適合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因此需要更加積極有為的政府。而這樣的政府必然需要大量的專業行政人才和積極有為的政治理論。

在這樣的歷史大勢的驅使下,繼位之初,劉徹就發佈詔書,要求各地舉薦“賢良方正”。這樣的詔書並非是漢武帝首創,事實上他的爺爺漢文帝也曾有類似舉動“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漢武帝效法前人,發佈同樣的詔書其實就是說明勳貴勢力和外戚集團已經無法支持一個龐大帝國的運轉,政府機構繼續補充新鮮血液。

年輕且鬥志昂揚的君主自然會吸引一大批不甘平庸的人,求賢詔一發,各地才學之士紛至沓來,首先登場的就是董仲舒。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博得劉徹的讚賞。在這篇策論之中,董仲舒針對當時的社會問題,從《公羊春秋》出發,提出來四點主張。第一點,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目的就是強化皇帝權力,維護中央權威;第二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統一人民思想,維護社會穩定;第三點,春秋大一統,尊王攘夷。從法理上說明諸侯王國應該在統一的中央政府權威之下,以及維護國家統一的必要性;第三點,建立太學,改革人才選拔制度。打通普通士人上升渠道,反對勳貴官僚階層對政府權力的把持。

這四點建議,其實可以看作是士人階層統一成一個整體並向勳貴、外戚勢力發難的宣言,強化君權,增強了君主權威,否認勳貴和外戚集團的廢立君主的合法性;獨尊儒術,則是用儒家思想統一士人,將原本鬆散的士人階層團結在一個旗幟之下,增強士人階層的戰鬥力;大一統論斷為整個士人階層樹立了政治理想;至於改革人才選拔制度,一方面保證選用人才都堅定擁護儒家學說,另一方面又努力將勳貴和外戚子弟以及普通士人擺在統一起跑線上。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對於士人階層來說具有劃時代意義。同樣,對於中國文化和中國製度的也極具建設性。

董仲舒的建議符合當時的社會需要,也深深契合劉徹本人的治國理念。儒家學說經此正式得到官方確認,成為西漢政府治國思想的來源。

有了一定的理論支持,加上招賢令帶來的人才儲備。年輕的漢武帝覺得到了大展宏圖的時候了,於是他任用同樣喜好儒術的竇嬰、田蚡這兩個外戚為丞相和太尉,將軍政大權抓在手中。同時以儒生趙綰、王臧為改革主力推行政治制度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一是在思想學術上獨尊儒術,另一方面是加強君主集權,將列侯(勳貴集團)驅逐到封地去遠離中央;同時剝奪皇太后竇氏手中的政治權利。此外還有建立明堂,改革服色等,其目的就是為了加強君主集權。但是這樣的改革自然引起了既得利益團體的強烈反抗,若改革成功,勳貴集團將徹底遠離權力中心,而太皇太后竇氏的權力也必然受到制約,同時西漢一直堅信的“黃老思想”也會為新的學說體系取代,這就激起以竇氏為首的外戚勢力和勳貴勢力的聯合反攻,最終漢武帝劉徹權力被架空,趙綰、王臧等人被逼在獄中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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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字頭的實力群體除了開國之初還能蹦躂一下之外,基本上在歷朝歷代的權力遊戲中被排除在外;勳貴也因為起家與軍事,歷代也開始了限制與壓制;外戚的產生和存在也不過是得益於皇權的扶植和依賴。但是在中國歷史上,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的出身或許不高貴,但是卻可以登堂入室,封侯拜相。這群人就是士人,脫胎於平民階層卻在歷史的推動之下成為有著和皇權分庭抗禮的地位的一個特殊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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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的產生我們之前也提過,在春秋戰國時期,學術下移,各類學派層出不窮,相互辯難爭論,或是富國,或是強兵,或是救世,或者純粹的為了解釋世界。這些人受到各國政府的熱情接待和尊重,從齊國的稷下學宮到秦國的求賢令,士人或者說是人才成為亂世中的寶貴資源之一。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之下,士人階層得到了極大的擴大。但是彼時的士人,雖有統一的名稱,但是卻擱置理念相互對抗,彼此爭鬥。以個人的身份充當謀臣軍師,為列國的兼併戰爭出謀劃策。

秦國一統,活躍的士人階層受到短暫壓制。但是很快,秦朝二世而亡,劉邦從群雄逐鹿的亂世中脫穎而出,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封建王朝——漢。也正是漢朝,奠定了中國數千年來的基本歷史走向,也正是在這個朝代士人階層被徹底固化和定義。

西漢開國之初,劉邦除了依賴於樊噲、韓信等一眾武將之外,蕭何、張良都可以被視為士人的代表,他們以智慧計謀輔佐劉邦完成一統天下的大業,又有陳平等人拾遺補闕不斷鞏固新生的西漢政權。但是他們的出現並沒有被視為一個獨立的群體參與漢朝的建立,只是文武分工不同而已。

到了漢文帝時期,士人階層開始有了真正的活躍。這裡以賈誼為例,簡單來看看士人階層開始在影響政府決策。漢高祖七年(前200年),賈誼出生於洛陽,少有才名,拜在張蒼的門下,這位張蒼那是戰國末期儒家大士荀況的弟子,從這個角度來說賈誼應該叫李斯和韓非醫生師叔。後來年歲漸長的賈誼學問日益深厚,被當時的河南郡守吳公將其召致門下,對他非常器重,在賈誼輔佐下,吳公治理河南郡,成績卓著,社會安定,時評天下第一。

權力遊戲:士人群體的覺醒之路

網圖,侵刪

漢文帝劉恆登基,聽聞河南郡治理有方,擢升河南郡守為廷尉,吳公趁機舉薦賈誼。漢文帝便任命年僅二十一歲的賈擔任博士之職,在所聘博士中年紀最輕。出任博士期間,每逢皇帝出題讓討論時,賈誼每每有精闢見解,應答如流,獲得同儕的一致讚許,漢文帝非常欣賞,破格提拔,一年之內便升任為太中大夫。但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賈誼的才華引起了勳貴集團的敵視,在周勃等人的排擠之下,在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被外放為長沙王太傅,雖然名義上沒有變化,但是當時的長沙王封地地處南方遠離南方,與貶斥並無區別。謫居三年,漢文帝終於再次想起來賈誼,便將他徵召入京,徹夜長談。之後將賈誼任命為離中央較近的樑國任樑王太傅,樑王劉輯是漢文帝的小兒子,十分受寵,這也是預示著賈誼新的仕途將漸漸平坦。可惜的是,年幼的樑王墜馬而亡,這讓賈誼陷入深深的自責之中,年僅三十三歲便抑鬱而亡。

但是賈誼雖死,他的歷次建言幾乎都被漢文帝所認同,採納。政治上,賈誼主張“割地定製”,就是弱化諸侯王的實力,訂立禮制,防止諸侯王作亂;經濟上堅持重農抑商,以農為本。《論積貯疏》中賈誼提出賈誼認為,富商大賈與諸侯王相勾結,有恃無恐,僭越禮制,又要農民供給他們以奢侈的生活資料,因而導致了廣大農民貧困。因此,賈誼主張重視農民,提倡儉約,反對奢侈之風。賈誼承認貨幣流通的客觀性質,不認為單憑君王權力就可以解決貨幣問題。因而賈誼建議禁止私人鑄錢、由中央壟斷造幣的原料,統一鑄錢,即不讓銅流佈於民間,也不準老百姓私自採鍊銅礦;在對待外敵上,賈誼認為應該儒法結合、瓦解匈奴。即用和平的手段,不斷瓦解匈奴內部,使其民眾背棄單于,從而為漢朝反攻贏得時間。

賈誼的觀點再後來的實踐中幾乎全部被證明是可行的,只是礙於勳貴集團等勢力集團的掣肘,並未在賈誼身前得以全部付諸現實。但是從賈誼的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此時的士人階層開始憑藉自身才華得到最高統治者的器重與賞識,但是並沒有真正接觸到權力圈子。

賈誼之後,晁錯上位,他的仕途比賈誼順利的多。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晁錯年少時師從法家代表人物張恢學習法家思想。漢文帝時期,擔任太常掌故。朝廷徵召研究《尚書》之人,晁錯受太常派遣,奉命去濟南跟隨伏生學習《尚書》,接受儒家思想。學成歸來後,被任命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後升為博士。晁錯任博士時,上《言太子宜知術數疏》,陳說太子應通曉治國的方法,得到文帝讚賞,拜為太子家令。由於晁錯能言善辯,善於分析問題,深得太子劉啟的喜愛和信任,被太子家譽為“智囊”。

得到了儲君的信任,晁錯自然有了一定的發言權。《言兵事疏》,提出“以蠻夷攻蠻夷”的觀點,接著又向文帝上了《守邊勸農疏》,提出用經濟措施鼓勵移民,用移民實邊的辦法抵禦外患,被文帝所採納。 之後又上《募民實塞疏》,對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體的措施。這三篇關於抵禦匈奴,鞏固邊境的文章除了第一篇為未被採納之外,剩下的被悉數執行。奠定了晁錯的影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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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死後,劉啟繼位,是為漢景帝。作為“智囊”的晁錯自然也水漲船高,先是提拔晁錯為內史。晁錯多次單獨晉見景帝,議論國家大事,景帝對他言聽計從,寵信程度超過了九卿高官,許多法令是經他的手修改訂立的。這樣的待遇自然招到當時的丞相申屠嘉的記恨,奈何晁錯有漢景帝的護佑,申屠嘉無可奈何。之後,晁錯又被任命為御史大夫,這是三公之位的重臣,此時的晁錯可以說代表著士人集團真正的觸摸到了高位。

士為知己者死,晁錯為了報答漢景帝的倚重之心,開始著手解決當時西漢王朝最大的危機——諸侯王。封地眾多,掌握軍政大權的諸侯王們時刻威脅著西漢王朝的穩定與統一。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晁錯上《削藩策》,極力推動削藩。但是因為急於求成,激化了中央同地方諸侯王的矛盾,最終導致“七國之亂”的爆發。

當時的晁錯憑藉漢景帝的寵幸,在朝政大事上幾乎一言而定,這引起了勳貴集團的極為不滿。於是以袁盎等人的謀劃下,以七國叛亂的藉口是“清君側,誅晁錯”為由,哄騙漢景帝斬殺晁錯,漢景帝也渾渾噩噩的同意了,就這樣晁錯被誘騙到東市,身穿朝服腰斬而死。

晁錯的死固然是為其激進的政策方針而負責,但是也是來自於勳貴勢力的反撲讓這個剛剛崛起的士人含恨而亡。

從漢文帝時期的士人開始有了政治影響,到漢景帝時期士人蔘與進決策圈子,我們可以看到士人階層的影響在不斷擴大,士人勢力也在不斷成長。

但是回過頭來看,此時的士人階層並非是有共同社會理想的一群人,他們有的人秉持“黃老”思想,有的以法家學說安身立命,有的又在飽讀儒家詩書……各種思想交雜在一起,讓士人階層難以抱團,因此此時的士人只是一個個單純的個體,各憑本事為中央政府所徵召。因而雖然士人階層已經有了攪動風雨的本事,但是卻沒有抵抗風雨的能力。

而這種局面在漢武帝劉徹繼位之後得以改變。劉徹的繼位本身就意味著西漢政府政策方向的變化,之前所堅持的“無為而治”已經不再適合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因此需要更加積極有為的政府。而這樣的政府必然需要大量的專業行政人才和積極有為的政治理論。

在這樣的歷史大勢的驅使下,繼位之初,劉徹就發佈詔書,要求各地舉薦“賢良方正”。這樣的詔書並非是漢武帝首創,事實上他的爺爺漢文帝也曾有類似舉動“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漢武帝效法前人,發佈同樣的詔書其實就是說明勳貴勢力和外戚集團已經無法支持一個龐大帝國的運轉,政府機構繼續補充新鮮血液。

年輕且鬥志昂揚的君主自然會吸引一大批不甘平庸的人,求賢詔一發,各地才學之士紛至沓來,首先登場的就是董仲舒。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博得劉徹的讚賞。在這篇策論之中,董仲舒針對當時的社會問題,從《公羊春秋》出發,提出來四點主張。第一點,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目的就是強化皇帝權力,維護中央權威;第二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統一人民思想,維護社會穩定;第三點,春秋大一統,尊王攘夷。從法理上說明諸侯王國應該在統一的中央政府權威之下,以及維護國家統一的必要性;第三點,建立太學,改革人才選拔制度。打通普通士人上升渠道,反對勳貴官僚階層對政府權力的把持。

這四點建議,其實可以看作是士人階層統一成一個整體並向勳貴、外戚勢力發難的宣言,強化君權,增強了君主權威,否認勳貴和外戚集團的廢立君主的合法性;獨尊儒術,則是用儒家思想統一士人,將原本鬆散的士人階層團結在一個旗幟之下,增強士人階層的戰鬥力;大一統論斷為整個士人階層樹立了政治理想;至於改革人才選拔制度,一方面保證選用人才都堅定擁護儒家學說,另一方面又努力將勳貴和外戚子弟以及普通士人擺在統一起跑線上。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對於士人階層來說具有劃時代意義。同樣,對於中國文化和中國製度的也極具建設性。

董仲舒的建議符合當時的社會需要,也深深契合劉徹本人的治國理念。儒家學說經此正式得到官方確認,成為西漢政府治國思想的來源。

有了一定的理論支持,加上招賢令帶來的人才儲備。年輕的漢武帝覺得到了大展宏圖的時候了,於是他任用同樣喜好儒術的竇嬰、田蚡這兩個外戚為丞相和太尉,將軍政大權抓在手中。同時以儒生趙綰、王臧為改革主力推行政治制度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一是在思想學術上獨尊儒術,另一方面是加強君主集權,將列侯(勳貴集團)驅逐到封地去遠離中央;同時剝奪皇太后竇氏手中的政治權利。此外還有建立明堂,改革服色等,其目的就是為了加強君主集權。但是這樣的改革自然引起了既得利益團體的強烈反抗,若改革成功,勳貴集團將徹底遠離權力中心,而太皇太后竇氏的權力也必然受到制約,同時西漢一直堅信的“黃老思想”也會為新的學說體系取代,這就激起以竇氏為首的外戚勢力和勳貴勢力的聯合反攻,最終漢武帝劉徹權力被架空,趙綰、王臧等人被逼在獄中自殺。

權力遊戲:士人群體的覺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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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漢武帝的第一次改革到此結束,士人階層抱團謀求政治地位的行動也因此失敗。其實此時的士人階層仍舊沒有過多的政治力量,除了依賴皇權的支持,他們自身所帶有的幼稚、短視和操之過急也決定著這次改革必然以失敗告終。而對於劉徹來說,他所以來的主要力量仍舊來自於外戚,空有皇帝名分而無改弦更張的政治資本。

梅花香自苦寒來,雖然漢武帝第一次改革失敗了,但是士人階層的希望還在。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士人階層已經不再滿足於以門人賓客的身份躲在達官顯貴的身後出謀劃策,而是希望自己可以登堂入室,封侯拜相。那麼接下來,他們該何去何從?又如何建立一個士人所掌控的政府組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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