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官居兩江總督，有才能敢擔當，遺憾的是他沒有遇上一個好時代'
清代兩江總督十分顯赫，朝廷在選任方面一直遵循“疆臣之重，幾埒宰輔。選材特慎，部院莫擬”的原則。從順治四年至宣統三年，出任兩江總督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曾國藩、左宗棠、陶澍、尹繼善等人。當然也有不少人名氣不大，但其功績卻可彪炳史冊，本人所說的陳大文便是其一。
清代兩江總督十分顯赫，朝廷在選任方面一直遵循“疆臣之重，幾埒宰輔。選材特慎，部院莫擬”的原則。從順治四年至宣統三年，出任兩江總督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曾國藩、左宗棠、陶澍、尹繼善等人。當然也有不少人名氣不大，但其功績卻可彪炳史冊，本人所說的陳大文便是其一。
陳大文（1738-1815），字簡亭，號研齋，今河南杞縣人，祖籍浙江會稽（今紹興）。乾隆三十七年（1722年）進士。先授吏部主事，後歷任廣西南寧府知府，貴州、安徽按察使，江寧、廣東布政使，廣東、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嘉慶八年（1803年）授兩江總督。
勤勉嚴厲有聲名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陳大文由江寧布政使調任廣東布政使，他深得時任廣東巡撫朱珪的賞識。嘉慶元年（1796年），朱珪在上奏時，稱讚陳大文操守廉潔，對錢糧保護謹慎。雖然其性格有些偏激剛倔，但如能去其偏僻，可以獨當一面。
嘉慶帝御覽奏章後，批示道：“廣東素稱腥臚羶之地，陳大文操守既優，正可資其整飭，朱珪當加以勸迪，化其偏執、成可用之才。”
嘉慶二年，陳大文擢升廣東巡撫，在任上，他緝拿海盜，整頓吏治，雷厲風行。歷史上廣東沿海的對外貿易較為發達，自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宣佈解除海禁政策，准許開海通商後，廣東的外國商船年增一年，大量外國商品不斷運到廣州，中國的大宗物品也薈萃廣州，遠銷重洋。為此粵東洋海面變成了海盜的首選之地。
清代兩江總督十分顯赫，朝廷在選任方面一直遵循“疆臣之重，幾埒宰輔。選材特慎，部院莫擬”的原則。從順治四年至宣統三年，出任兩江總督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曾國藩、左宗棠、陶澍、尹繼善等人。當然也有不少人名氣不大，但其功績卻可彪炳史冊，本人所說的陳大文便是其一。
陳大文（1738-1815），字簡亭，號研齋，今河南杞縣人，祖籍浙江會稽（今紹興）。乾隆三十七年（1722年）進士。先授吏部主事，後歷任廣西南寧府知府，貴州、安徽按察使，江寧、廣東布政使，廣東、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嘉慶八年（1803年）授兩江總督。
勤勉嚴厲有聲名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陳大文由江寧布政使調任廣東布政使，他深得時任廣東巡撫朱珪的賞識。嘉慶元年（1796年），朱珪在上奏時，稱讚陳大文操守廉潔，對錢糧保護謹慎。雖然其性格有些偏激剛倔，但如能去其偏僻，可以獨當一面。
嘉慶帝御覽奏章後，批示道：“廣東素稱腥臚羶之地，陳大文操守既優，正可資其整飭，朱珪當加以勸迪，化其偏執、成可用之才。”
嘉慶二年，陳大文擢升廣東巡撫，在任上，他緝拿海盜，整頓吏治，雷厲風行。歷史上廣東沿海的對外貿易較為發達，自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宣佈解除海禁政策，准許開海通商後，廣東的外國商船年增一年，大量外國商品不斷運到廣州，中國的大宗物品也薈萃廣州，遠銷重洋。為此粵東洋海面變成了海盜的首選之地。
嘉慶二年六月，廣東香山、新安二縣盜船行劫。當時的提督孫全謀緝捕未能成功，陳大文親自出洋捕盜。他與運司常齡調集商船，以運鹽為名，帶領鄉勇，擊沉盜船6艘，斬獲盜賊200餘人，捷報至京，嘉慶帝賞陳大文戴花翎，並賜大小荷包。
嘉慶四年正月，陳大文調任山東巡撫。自乾隆末年至嘉慶時期，清朝統治下的社會，吏治已經極為腐敗。王先謙在《十二朝東華錄》中稱：“嘉慶朝時的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而山東大吏更是多不得人心，吏治日馳。
陳大文就任巡撫後，別具一格，關愛民情，遇有不稱職的管理彈劾依舊，百姓愛之，官吏莫不畏之。嘉慶四年六月，陳大文彈劾山東單縣知縣楊元泗，因為上年單縣遭遇水災，衙署被水淹沒，揚元泗不但不設法保護，反倒遷居城外，致使衙署久被水浸，相繼傾塌。陳大文上奏請將其革職，嘉慶帝准奏。
同月，陳大文彈劾前任山東巡撫伊江阿將應斬重犯王二免死發遣，經刑部復加審明，王二確實罪情屬實，依法該判斬決。嘉慶帝深知伊江阿向來宅心仁厚，但對於此事卻不包庇，將其革去差事，然後發往伊犁效力贖罪。
清代兩江總督十分顯赫，朝廷在選任方面一直遵循“疆臣之重，幾埒宰輔。選材特慎，部院莫擬”的原則。從順治四年至宣統三年，出任兩江總督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曾國藩、左宗棠、陶澍、尹繼善等人。當然也有不少人名氣不大，但其功績卻可彪炳史冊，本人所說的陳大文便是其一。
陳大文（1738-1815），字簡亭，號研齋，今河南杞縣人，祖籍浙江會稽（今紹興）。乾隆三十七年（1722年）進士。先授吏部主事，後歷任廣西南寧府知府，貴州、安徽按察使，江寧、廣東布政使，廣東、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嘉慶八年（1803年）授兩江總督。
勤勉嚴厲有聲名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陳大文由江寧布政使調任廣東布政使，他深得時任廣東巡撫朱珪的賞識。嘉慶元年（1796年），朱珪在上奏時，稱讚陳大文操守廉潔，對錢糧保護謹慎。雖然其性格有些偏激剛倔，但如能去其偏僻，可以獨當一面。
嘉慶帝御覽奏章後，批示道：“廣東素稱腥臚羶之地，陳大文操守既優，正可資其整飭，朱珪當加以勸迪，化其偏執、成可用之才。”
嘉慶二年，陳大文擢升廣東巡撫，在任上，他緝拿海盜，整頓吏治，雷厲風行。歷史上廣東沿海的對外貿易較為發達，自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宣佈解除海禁政策，准許開海通商後，廣東的外國商船年增一年，大量外國商品不斷運到廣州，中國的大宗物品也薈萃廣州，遠銷重洋。為此粵東洋海面變成了海盜的首選之地。
嘉慶二年六月，廣東香山、新安二縣盜船行劫。當時的提督孫全謀緝捕未能成功，陳大文親自出洋捕盜。他與運司常齡調集商船，以運鹽為名，帶領鄉勇，擊沉盜船6艘，斬獲盜賊200餘人，捷報至京，嘉慶帝賞陳大文戴花翎，並賜大小荷包。
嘉慶四年正月，陳大文調任山東巡撫。自乾隆末年至嘉慶時期，清朝統治下的社會，吏治已經極為腐敗。王先謙在《十二朝東華錄》中稱：“嘉慶朝時的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而山東大吏更是多不得人心，吏治日馳。
陳大文就任巡撫後，別具一格，關愛民情，遇有不稱職的管理彈劾依舊，百姓愛之，官吏莫不畏之。嘉慶四年六月，陳大文彈劾山東單縣知縣楊元泗，因為上年單縣遭遇水災，衙署被水淹沒，揚元泗不但不設法保護，反倒遷居城外，致使衙署久被水浸，相繼傾塌。陳大文上奏請將其革職，嘉慶帝准奏。
同月，陳大文彈劾前任山東巡撫伊江阿將應斬重犯王二免死發遣，經刑部復加審明，王二確實罪情屬實，依法該判斬決。嘉慶帝深知伊江阿向來宅心仁厚，但對於此事卻不包庇，將其革去差事，然後發往伊犁效力贖罪。
陳大文秉性極其深嚴，自己的屬員有過錯，從不放過。在山東任上，被他告發的官吏達30餘人，等他離任時，已經被摘印但還未交割的官員，竟還有七八人。
治吏安民在兩江
嘉慶八年六月，陳大文出任兩江總督。在兩江總督任上，陳大文意欲剔除漕運弊端，杜絕浮收，肅清吏治，處理了多起京控案件，深受嘉慶帝的恩寵與信賴。
嘉慶八年十月，安徽民人陳接三咬指血書，到總督衙門鳴冤，稱安徽按察使朱隆阿審案不公。陳大文經過審訊後，上奏說朱隆阿審理刑獄任性喜事，株連多人，士民頗有怨言，並且朱隆阿於衙署門前擺列兩眼、三眼等枷，都系違例之舉。嘉慶帝降旨，令安徽巡撫阿林保密查，最終將朱隆阿降為五品京官補用。
漕運被稱為清代三大政之一，漕運的暢通對保證京師百官之俸、八旗官兵糧餉、穩定京師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是，漕糧在長途運輸中，不僅關卡林立、人手紛雜，而且漕丁勒索、官吏侵吞，耗費、浪費加上舞弊，開支極大，“耗外之耗”的浮收之弊極為嚴重。
嘉慶八年，江西樂平縣職員朱夢蘭派遣其親屬朱夢文，赴京呈控知縣勒折重徵、浮收漕糧。通常情況下，外省之人赴京呈控案件，往往交於當地督撫辦理。但官官相護，京控案件在發回後大多以“經審明系誣告”或“所述案情不屬實”等結論草草了結。
清代兩江總督十分顯赫，朝廷在選任方面一直遵循“疆臣之重，幾埒宰輔。選材特慎，部院莫擬”的原則。從順治四年至宣統三年，出任兩江總督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曾國藩、左宗棠、陶澍、尹繼善等人。當然也有不少人名氣不大，但其功績卻可彪炳史冊，本人所說的陳大文便是其一。
陳大文（1738-1815），字簡亭，號研齋，今河南杞縣人，祖籍浙江會稽（今紹興）。乾隆三十七年（1722年）進士。先授吏部主事，後歷任廣西南寧府知府，貴州、安徽按察使，江寧、廣東布政使，廣東、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嘉慶八年（1803年）授兩江總督。
勤勉嚴厲有聲名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陳大文由江寧布政使調任廣東布政使，他深得時任廣東巡撫朱珪的賞識。嘉慶元年（1796年），朱珪在上奏時，稱讚陳大文操守廉潔，對錢糧保護謹慎。雖然其性格有些偏激剛倔，但如能去其偏僻，可以獨當一面。
嘉慶帝御覽奏章後，批示道：“廣東素稱腥臚羶之地，陳大文操守既優，正可資其整飭，朱珪當加以勸迪，化其偏執、成可用之才。”
嘉慶二年，陳大文擢升廣東巡撫，在任上，他緝拿海盜，整頓吏治，雷厲風行。歷史上廣東沿海的對外貿易較為發達，自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宣佈解除海禁政策，准許開海通商後，廣東的外國商船年增一年，大量外國商品不斷運到廣州，中國的大宗物品也薈萃廣州，遠銷重洋。為此粵東洋海面變成了海盜的首選之地。
嘉慶二年六月，廣東香山、新安二縣盜船行劫。當時的提督孫全謀緝捕未能成功，陳大文親自出洋捕盜。他與運司常齡調集商船，以運鹽為名，帶領鄉勇，擊沉盜船6艘，斬獲盜賊200餘人，捷報至京，嘉慶帝賞陳大文戴花翎，並賜大小荷包。
嘉慶四年正月，陳大文調任山東巡撫。自乾隆末年至嘉慶時期，清朝統治下的社會，吏治已經極為腐敗。王先謙在《十二朝東華錄》中稱：“嘉慶朝時的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而山東大吏更是多不得人心，吏治日馳。
陳大文就任巡撫後，別具一格，關愛民情，遇有不稱職的管理彈劾依舊，百姓愛之，官吏莫不畏之。嘉慶四年六月，陳大文彈劾山東單縣知縣楊元泗，因為上年單縣遭遇水災，衙署被水淹沒，揚元泗不但不設法保護，反倒遷居城外，致使衙署久被水浸，相繼傾塌。陳大文上奏請將其革職，嘉慶帝准奏。
同月，陳大文彈劾前任山東巡撫伊江阿將應斬重犯王二免死發遣，經刑部復加審明，王二確實罪情屬實，依法該判斬決。嘉慶帝深知伊江阿向來宅心仁厚，但對於此事卻不包庇，將其革去差事，然後發往伊犁效力贖罪。
陳大文秉性極其深嚴，自己的屬員有過錯，從不放過。在山東任上，被他告發的官吏達30餘人，等他離任時，已經被摘印但還未交割的官員，竟還有七八人。
治吏安民在兩江
嘉慶八年六月，陳大文出任兩江總督。在兩江總督任上，陳大文意欲剔除漕運弊端，杜絕浮收，肅清吏治，處理了多起京控案件，深受嘉慶帝的恩寵與信賴。
嘉慶八年十月，安徽民人陳接三咬指血書，到總督衙門鳴冤，稱安徽按察使朱隆阿審案不公。陳大文經過審訊後，上奏說朱隆阿審理刑獄任性喜事，株連多人，士民頗有怨言，並且朱隆阿於衙署門前擺列兩眼、三眼等枷，都系違例之舉。嘉慶帝降旨，令安徽巡撫阿林保密查，最終將朱隆阿降為五品京官補用。
漕運被稱為清代三大政之一，漕運的暢通對保證京師百官之俸、八旗官兵糧餉、穩定京師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是，漕糧在長途運輸中，不僅關卡林立、人手紛雜，而且漕丁勒索、官吏侵吞，耗費、浪費加上舞弊，開支極大，“耗外之耗”的浮收之弊極為嚴重。
嘉慶八年，江西樂平縣職員朱夢蘭派遣其親屬朱夢文，赴京呈控知縣勒折重徵、浮收漕糧。通常情況下，外省之人赴京呈控案件，往往交於當地督撫辦理。但官官相護，京控案件在發回後大多以“經審明系誣告”或“所述案情不屬實”等結論草草了結。
陳大文算是個例外，在朱夢文一案發還審理後，他立即作了詳細訪察，發現此案果有情弊：樂平縣漕書徐文亭改串舞弊，書用王國用等也侵吞折收、浮收的銀米。樂平縣民眾原本就生計艱難，哪裡還能經受得起這麼重的盤剝！
陳大文認為僅以這兩個小小的吏員絕不敢如此張狂，該府縣難保沒有通同苛斂情事，於是順藤摸瓜繼續搜查。果然查出知縣曹淵、前任知縣李樹德、饒州知府官懋弼等俱與此案有關。陳大文據實上奏，請將與此案牽連的府縣等官革職查辦。
此舉深得嘉慶讚賞，上諭著將樂平知縣曹淵、前任知縣李樹德，饒州知府官懋弼，南昌知府楊煒盡行革職，又諭令各督撫力改袒護積習，效仿陳大文一申民隱。
清代的財政制度大多制定於建國之初，到乾隆中後期已呈現出種種弊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物價的不斷上漲，無論官員的私人性消費支出，還是聘用屬員的費用，以及辦公費用都在不斷增加，這就需要適當地增加官員的俸祿。雍正時期的耗羨歸公改革曾暫時緩解過這種矛盾，但嘉慶時又出現了不適應問題。
清代兩江總督十分顯赫，朝廷在選任方面一直遵循“疆臣之重，幾埒宰輔。選材特慎，部院莫擬”的原則。從順治四年至宣統三年，出任兩江總督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曾國藩、左宗棠、陶澍、尹繼善等人。當然也有不少人名氣不大，但其功績卻可彪炳史冊，本人所說的陳大文便是其一。
陳大文（1738-1815），字簡亭，號研齋，今河南杞縣人，祖籍浙江會稽（今紹興）。乾隆三十七年（1722年）進士。先授吏部主事，後歷任廣西南寧府知府，貴州、安徽按察使，江寧、廣東布政使，廣東、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嘉慶八年（1803年）授兩江總督。
勤勉嚴厲有聲名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陳大文由江寧布政使調任廣東布政使，他深得時任廣東巡撫朱珪的賞識。嘉慶元年（1796年），朱珪在上奏時，稱讚陳大文操守廉潔，對錢糧保護謹慎。雖然其性格有些偏激剛倔，但如能去其偏僻，可以獨當一面。
嘉慶帝御覽奏章後，批示道：“廣東素稱腥臚羶之地，陳大文操守既優，正可資其整飭，朱珪當加以勸迪，化其偏執、成可用之才。”
嘉慶二年，陳大文擢升廣東巡撫，在任上，他緝拿海盜，整頓吏治，雷厲風行。歷史上廣東沿海的對外貿易較為發達，自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宣佈解除海禁政策，准許開海通商後，廣東的外國商船年增一年，大量外國商品不斷運到廣州，中國的大宗物品也薈萃廣州，遠銷重洋。為此粵東洋海面變成了海盜的首選之地。
嘉慶二年六月，廣東香山、新安二縣盜船行劫。當時的提督孫全謀緝捕未能成功，陳大文親自出洋捕盜。他與運司常齡調集商船，以運鹽為名，帶領鄉勇，擊沉盜船6艘，斬獲盜賊200餘人，捷報至京，嘉慶帝賞陳大文戴花翎，並賜大小荷包。
嘉慶四年正月，陳大文調任山東巡撫。自乾隆末年至嘉慶時期，清朝統治下的社會，吏治已經極為腐敗。王先謙在《十二朝東華錄》中稱：“嘉慶朝時的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而山東大吏更是多不得人心，吏治日馳。
陳大文就任巡撫後，別具一格，關愛民情，遇有不稱職的管理彈劾依舊，百姓愛之，官吏莫不畏之。嘉慶四年六月，陳大文彈劾山東單縣知縣楊元泗，因為上年單縣遭遇水災，衙署被水淹沒，揚元泗不但不設法保護，反倒遷居城外，致使衙署久被水浸，相繼傾塌。陳大文上奏請將其革職，嘉慶帝准奏。
同月，陳大文彈劾前任山東巡撫伊江阿將應斬重犯王二免死發遣，經刑部復加審明，王二確實罪情屬實，依法該判斬決。嘉慶帝深知伊江阿向來宅心仁厚，但對於此事卻不包庇，將其革去差事，然後發往伊犁效力贖罪。
陳大文秉性極其深嚴，自己的屬員有過錯，從不放過。在山東任上，被他告發的官吏達30餘人，等他離任時，已經被摘印但還未交割的官員，竟還有七八人。
治吏安民在兩江
嘉慶八年六月，陳大文出任兩江總督。在兩江總督任上，陳大文意欲剔除漕運弊端，杜絕浮收，肅清吏治，處理了多起京控案件，深受嘉慶帝的恩寵與信賴。
嘉慶八年十月，安徽民人陳接三咬指血書，到總督衙門鳴冤，稱安徽按察使朱隆阿審案不公。陳大文經過審訊後，上奏說朱隆阿審理刑獄任性喜事，株連多人，士民頗有怨言，並且朱隆阿於衙署門前擺列兩眼、三眼等枷，都系違例之舉。嘉慶帝降旨，令安徽巡撫阿林保密查，最終將朱隆阿降為五品京官補用。
漕運被稱為清代三大政之一，漕運的暢通對保證京師百官之俸、八旗官兵糧餉、穩定京師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是，漕糧在長途運輸中，不僅關卡林立、人手紛雜，而且漕丁勒索、官吏侵吞，耗費、浪費加上舞弊，開支極大，“耗外之耗”的浮收之弊極為嚴重。
嘉慶八年，江西樂平縣職員朱夢蘭派遣其親屬朱夢文，赴京呈控知縣勒折重徵、浮收漕糧。通常情況下，外省之人赴京呈控案件，往往交於當地督撫辦理。但官官相護，京控案件在發回後大多以“經審明系誣告”或“所述案情不屬實”等結論草草了結。
陳大文算是個例外，在朱夢文一案發還審理後，他立即作了詳細訪察，發現此案果有情弊：樂平縣漕書徐文亭改串舞弊，書用王國用等也侵吞折收、浮收的銀米。樂平縣民眾原本就生計艱難，哪裡還能經受得起這麼重的盤剝！
陳大文認為僅以這兩個小小的吏員絕不敢如此張狂，該府縣難保沒有通同苛斂情事，於是順藤摸瓜繼續搜查。果然查出知縣曹淵、前任知縣李樹德、饒州知府官懋弼等俱與此案有關。陳大文據實上奏，請將與此案牽連的府縣等官革職查辦。
此舉深得嘉慶讚賞，上諭著將樂平知縣曹淵、前任知縣李樹德，饒州知府官懋弼，南昌知府楊煒盡行革職，又諭令各督撫力改袒護積習，效仿陳大文一申民隱。
清代的財政制度大多制定於建國之初，到乾隆中後期已呈現出種種弊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物價的不斷上漲，無論官員的私人性消費支出，還是聘用屬員的費用，以及辦公費用都在不斷增加，這就需要適當地增加官員的俸祿。雍正時期的耗羨歸公改革曾暫時緩解過這種矛盾，但嘉慶時又出現了不適應問題。
由於公私用度不足，官員們大肆索取陋規、加派浮收、收取賄賂、侵蝕公款。嘉慶九年八月，安徽石埭（今石臺）縣民人唐虎呈控該縣侵蝕賑濟銀兩。將八萬餘兩賑濟銀變為自己的囊中之物，散給貧民的卻只有一萬四千餘兩。嘉慶帝覽奏後氣憤不已，令陳大文秉公詳查。接到上諭後，陳大文火速與掌握案情有關的材料，一大批貪官汙吏被捉拿歸案。
嘉慶九年八月，陳大文又接受審理了一起京控案件。江西上高縣縣丞高錫恩控告代理知縣餘成彪和新任知縣許敦仁接受賄賂，不依法辦案。經陳大文查明，高錫恩所言屬實，對玩忽職守的餘成彪、許敦仁分別參辦，而縣丞高錫恩因留心地方事務，被嘉慶帝補授上高縣知縣。
言到歸時方始休
19世紀初年，西方資本主義強國在中國沿海的侵略和騷擾活動增多，而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的清政府，對此卻無長遠而有效的防禦方法。將官的腐敗奢侈，也使得軍隊內部紀律散漫，操演幾近廢弛。
清代兩江總督十分顯赫，朝廷在選任方面一直遵循“疆臣之重，幾埒宰輔。選材特慎，部院莫擬”的原則。從順治四年至宣統三年，出任兩江總督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曾國藩、左宗棠、陶澍、尹繼善等人。當然也有不少人名氣不大，但其功績卻可彪炳史冊，本人所說的陳大文便是其一。
陳大文（1738-1815），字簡亭，號研齋，今河南杞縣人，祖籍浙江會稽（今紹興）。乾隆三十七年（1722年）進士。先授吏部主事，後歷任廣西南寧府知府，貴州、安徽按察使，江寧、廣東布政使，廣東、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嘉慶八年（1803年）授兩江總督。
勤勉嚴厲有聲名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陳大文由江寧布政使調任廣東布政使，他深得時任廣東巡撫朱珪的賞識。嘉慶元年（1796年），朱珪在上奏時，稱讚陳大文操守廉潔，對錢糧保護謹慎。雖然其性格有些偏激剛倔，但如能去其偏僻，可以獨當一面。
嘉慶帝御覽奏章後，批示道：“廣東素稱腥臚羶之地，陳大文操守既優，正可資其整飭，朱珪當加以勸迪，化其偏執、成可用之才。”
嘉慶二年，陳大文擢升廣東巡撫，在任上，他緝拿海盜，整頓吏治，雷厲風行。歷史上廣東沿海的對外貿易較為發達，自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宣佈解除海禁政策，准許開海通商後，廣東的外國商船年增一年，大量外國商品不斷運到廣州，中國的大宗物品也薈萃廣州，遠銷重洋。為此粵東洋海面變成了海盜的首選之地。
嘉慶二年六月，廣東香山、新安二縣盜船行劫。當時的提督孫全謀緝捕未能成功，陳大文親自出洋捕盜。他與運司常齡調集商船，以運鹽為名，帶領鄉勇，擊沉盜船6艘，斬獲盜賊200餘人，捷報至京，嘉慶帝賞陳大文戴花翎，並賜大小荷包。
嘉慶四年正月，陳大文調任山東巡撫。自乾隆末年至嘉慶時期，清朝統治下的社會，吏治已經極為腐敗。王先謙在《十二朝東華錄》中稱：“嘉慶朝時的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而山東大吏更是多不得人心，吏治日馳。
陳大文就任巡撫後，別具一格，關愛民情，遇有不稱職的管理彈劾依舊，百姓愛之，官吏莫不畏之。嘉慶四年六月，陳大文彈劾山東單縣知縣楊元泗，因為上年單縣遭遇水災，衙署被水淹沒，揚元泗不但不設法保護，反倒遷居城外，致使衙署久被水浸，相繼傾塌。陳大文上奏請將其革職，嘉慶帝准奏。
同月，陳大文彈劾前任山東巡撫伊江阿將應斬重犯王二免死發遣，經刑部復加審明，王二確實罪情屬實，依法該判斬決。嘉慶帝深知伊江阿向來宅心仁厚，但對於此事卻不包庇，將其革去差事，然後發往伊犁效力贖罪。
陳大文秉性極其深嚴，自己的屬員有過錯，從不放過。在山東任上，被他告發的官吏達30餘人，等他離任時，已經被摘印但還未交割的官員，竟還有七八人。
治吏安民在兩江
嘉慶八年六月，陳大文出任兩江總督。在兩江總督任上，陳大文意欲剔除漕運弊端，杜絕浮收，肅清吏治，處理了多起京控案件，深受嘉慶帝的恩寵與信賴。
嘉慶八年十月，安徽民人陳接三咬指血書，到總督衙門鳴冤，稱安徽按察使朱隆阿審案不公。陳大文經過審訊後，上奏說朱隆阿審理刑獄任性喜事，株連多人，士民頗有怨言，並且朱隆阿於衙署門前擺列兩眼、三眼等枷，都系違例之舉。嘉慶帝降旨，令安徽巡撫阿林保密查，最終將朱隆阿降為五品京官補用。
漕運被稱為清代三大政之一，漕運的暢通對保證京師百官之俸、八旗官兵糧餉、穩定京師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是，漕糧在長途運輸中，不僅關卡林立、人手紛雜，而且漕丁勒索、官吏侵吞，耗費、浪費加上舞弊，開支極大，“耗外之耗”的浮收之弊極為嚴重。
嘉慶八年，江西樂平縣職員朱夢蘭派遣其親屬朱夢文，赴京呈控知縣勒折重徵、浮收漕糧。通常情況下，外省之人赴京呈控案件，往往交於當地督撫辦理。但官官相護，京控案件在發回後大多以“經審明系誣告”或“所述案情不屬實”等結論草草了結。
陳大文算是個例外，在朱夢文一案發還審理後，他立即作了詳細訪察，發現此案果有情弊：樂平縣漕書徐文亭改串舞弊，書用王國用等也侵吞折收、浮收的銀米。樂平縣民眾原本就生計艱難，哪裡還能經受得起這麼重的盤剝！
陳大文認為僅以這兩個小小的吏員絕不敢如此張狂，該府縣難保沒有通同苛斂情事，於是順藤摸瓜繼續搜查。果然查出知縣曹淵、前任知縣李樹德、饒州知府官懋弼等俱與此案有關。陳大文據實上奏，請將與此案牽連的府縣等官革職查辦。
此舉深得嘉慶讚賞，上諭著將樂平知縣曹淵、前任知縣李樹德，饒州知府官懋弼，南昌知府楊煒盡行革職，又諭令各督撫力改袒護積習，效仿陳大文一申民隱。
清代的財政制度大多制定於建國之初，到乾隆中後期已呈現出種種弊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物價的不斷上漲，無論官員的私人性消費支出，還是聘用屬員的費用，以及辦公費用都在不斷增加，這就需要適當地增加官員的俸祿。雍正時期的耗羨歸公改革曾暫時緩解過這種矛盾，但嘉慶時又出現了不適應問題。
由於公私用度不足，官員們大肆索取陋規、加派浮收、收取賄賂、侵蝕公款。嘉慶九年八月，安徽石埭（今石臺）縣民人唐虎呈控該縣侵蝕賑濟銀兩。將八萬餘兩賑濟銀變為自己的囊中之物，散給貧民的卻只有一萬四千餘兩。嘉慶帝覽奏後氣憤不已，令陳大文秉公詳查。接到上諭後，陳大文火速與掌握案情有關的材料，一大批貪官汙吏被捉拿歸案。
嘉慶九年八月，陳大文又接受審理了一起京控案件。江西上高縣縣丞高錫恩控告代理知縣餘成彪和新任知縣許敦仁接受賄賂，不依法辦案。經陳大文查明，高錫恩所言屬實，對玩忽職守的餘成彪、許敦仁分別參辦，而縣丞高錫恩因留心地方事務，被嘉慶帝補授上高縣知縣。
言到歸時方始休
19世紀初年，西方資本主義強國在中國沿海的侵略和騷擾活動增多，而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的清政府，對此卻無長遠而有效的防禦方法。將官的腐敗奢侈，也使得軍隊內部紀律散漫，操演幾近廢弛。
嘉慶九年正月，外國船隻順風行駛到上海吳淞口內洋，洋盜竟如搗無人之境，劫掠商船40多艘未遭任何還擊。原因很簡單，該處炮臺本應設防兵40人，而當時僅有兩名士兵巡邏，即便二人技藝過人，也不足以緝捕。
陳大文以自己失誤，請求議處。嘉慶帝念他辦理地方事務一向謹慎，便對其加恩寬免，然而對與此事有關的把總、外委、守備等大批武職全部革職，有的還遭流放。
當然，陳大文有時也會參奏有誤。江西有大量流民進山後架棚為屋，因而被官府稱其為“棚民”。為同當地的土著居民相區別，他們的戶口就稱“棚籍”。嘉慶九年九月，江西萬載縣貢生辛梅臣赴京呈請恢復土籍、棚籍分開考試，因為土棚合考導致雙方的競爭。
陳大文奉命會同江西學政李鈞簡一起受理此案，但二人各持己見，陳大文單獨具名上奏，認為應按雍正年間舊例，將萬載縣棚童50名以上取進士一人，100名以上次第增加來確定準考名額，考卷上註明“土棚”字樣，以避免因名額少而發生糾紛。
清代兩江總督十分顯赫，朝廷在選任方面一直遵循“疆臣之重，幾埒宰輔。選材特慎，部院莫擬”的原則。從順治四年至宣統三年，出任兩江總督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曾國藩、左宗棠、陶澍、尹繼善等人。當然也有不少人名氣不大，但其功績卻可彪炳史冊，本人所說的陳大文便是其一。
陳大文（1738-1815），字簡亭，號研齋，今河南杞縣人，祖籍浙江會稽（今紹興）。乾隆三十七年（1722年）進士。先授吏部主事，後歷任廣西南寧府知府，貴州、安徽按察使，江寧、廣東布政使，廣東、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嘉慶八年（1803年）授兩江總督。
勤勉嚴厲有聲名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陳大文由江寧布政使調任廣東布政使，他深得時任廣東巡撫朱珪的賞識。嘉慶元年（1796年），朱珪在上奏時，稱讚陳大文操守廉潔，對錢糧保護謹慎。雖然其性格有些偏激剛倔，但如能去其偏僻，可以獨當一面。
嘉慶帝御覽奏章後，批示道：“廣東素稱腥臚羶之地，陳大文操守既優，正可資其整飭，朱珪當加以勸迪，化其偏執、成可用之才。”
嘉慶二年，陳大文擢升廣東巡撫，在任上，他緝拿海盜，整頓吏治，雷厲風行。歷史上廣東沿海的對外貿易較為發達，自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宣佈解除海禁政策，准許開海通商後，廣東的外國商船年增一年，大量外國商品不斷運到廣州，中國的大宗物品也薈萃廣州，遠銷重洋。為此粵東洋海面變成了海盜的首選之地。
嘉慶二年六月，廣東香山、新安二縣盜船行劫。當時的提督孫全謀緝捕未能成功，陳大文親自出洋捕盜。他與運司常齡調集商船，以運鹽為名，帶領鄉勇，擊沉盜船6艘，斬獲盜賊200餘人，捷報至京，嘉慶帝賞陳大文戴花翎，並賜大小荷包。
嘉慶四年正月，陳大文調任山東巡撫。自乾隆末年至嘉慶時期，清朝統治下的社會，吏治已經極為腐敗。王先謙在《十二朝東華錄》中稱：“嘉慶朝時的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而山東大吏更是多不得人心，吏治日馳。
陳大文就任巡撫後，別具一格，關愛民情，遇有不稱職的管理彈劾依舊，百姓愛之，官吏莫不畏之。嘉慶四年六月，陳大文彈劾山東單縣知縣楊元泗，因為上年單縣遭遇水災，衙署被水淹沒，揚元泗不但不設法保護，反倒遷居城外，致使衙署久被水浸，相繼傾塌。陳大文上奏請將其革職，嘉慶帝准奏。
同月，陳大文彈劾前任山東巡撫伊江阿將應斬重犯王二免死發遣，經刑部復加審明，王二確實罪情屬實，依法該判斬決。嘉慶帝深知伊江阿向來宅心仁厚，但對於此事卻不包庇，將其革去差事，然後發往伊犁效力贖罪。
陳大文秉性極其深嚴，自己的屬員有過錯，從不放過。在山東任上，被他告發的官吏達30餘人，等他離任時，已經被摘印但還未交割的官員，竟還有七八人。
治吏安民在兩江
嘉慶八年六月，陳大文出任兩江總督。在兩江總督任上，陳大文意欲剔除漕運弊端，杜絕浮收，肅清吏治，處理了多起京控案件，深受嘉慶帝的恩寵與信賴。
嘉慶八年十月，安徽民人陳接三咬指血書，到總督衙門鳴冤，稱安徽按察使朱隆阿審案不公。陳大文經過審訊後，上奏說朱隆阿審理刑獄任性喜事，株連多人，士民頗有怨言，並且朱隆阿於衙署門前擺列兩眼、三眼等枷，都系違例之舉。嘉慶帝降旨，令安徽巡撫阿林保密查，最終將朱隆阿降為五品京官補用。
漕運被稱為清代三大政之一，漕運的暢通對保證京師百官之俸、八旗官兵糧餉、穩定京師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是，漕糧在長途運輸中，不僅關卡林立、人手紛雜，而且漕丁勒索、官吏侵吞，耗費、浪費加上舞弊，開支極大，“耗外之耗”的浮收之弊極為嚴重。
嘉慶八年，江西樂平縣職員朱夢蘭派遣其親屬朱夢文，赴京呈控知縣勒折重徵、浮收漕糧。通常情況下，外省之人赴京呈控案件，往往交於當地督撫辦理。但官官相護，京控案件在發回後大多以“經審明系誣告”或“所述案情不屬實”等結論草草了結。
陳大文算是個例外，在朱夢文一案發還審理後，他立即作了詳細訪察，發現此案果有情弊：樂平縣漕書徐文亭改串舞弊，書用王國用等也侵吞折收、浮收的銀米。樂平縣民眾原本就生計艱難，哪裡還能經受得起這麼重的盤剝！
陳大文認為僅以這兩個小小的吏員絕不敢如此張狂，該府縣難保沒有通同苛斂情事，於是順藤摸瓜繼續搜查。果然查出知縣曹淵、前任知縣李樹德、饒州知府官懋弼等俱與此案有關。陳大文據實上奏，請將與此案牽連的府縣等官革職查辦。
此舉深得嘉慶讚賞，上諭著將樂平知縣曹淵、前任知縣李樹德，饒州知府官懋弼，南昌知府楊煒盡行革職，又諭令各督撫力改袒護積習，效仿陳大文一申民隱。
清代的財政制度大多制定於建國之初，到乾隆中後期已呈現出種種弊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物價的不斷上漲，無論官員的私人性消費支出，還是聘用屬員的費用，以及辦公費用都在不斷增加，這就需要適當地增加官員的俸祿。雍正時期的耗羨歸公改革曾暫時緩解過這種矛盾，但嘉慶時又出現了不適應問題。
由於公私用度不足，官員們大肆索取陋規、加派浮收、收取賄賂、侵蝕公款。嘉慶九年八月，安徽石埭（今石臺）縣民人唐虎呈控該縣侵蝕賑濟銀兩。將八萬餘兩賑濟銀變為自己的囊中之物，散給貧民的卻只有一萬四千餘兩。嘉慶帝覽奏後氣憤不已，令陳大文秉公詳查。接到上諭後，陳大文火速與掌握案情有關的材料，一大批貪官汙吏被捉拿歸案。
嘉慶九年八月，陳大文又接受審理了一起京控案件。江西上高縣縣丞高錫恩控告代理知縣餘成彪和新任知縣許敦仁接受賄賂，不依法辦案。經陳大文查明，高錫恩所言屬實，對玩忽職守的餘成彪、許敦仁分別參辦，而縣丞高錫恩因留心地方事務，被嘉慶帝補授上高縣知縣。
言到歸時方始休
19世紀初年，西方資本主義強國在中國沿海的侵略和騷擾活動增多，而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的清政府，對此卻無長遠而有效的防禦方法。將官的腐敗奢侈，也使得軍隊內部紀律散漫，操演幾近廢弛。
嘉慶九年正月，外國船隻順風行駛到上海吳淞口內洋，洋盜竟如搗無人之境，劫掠商船40多艘未遭任何還擊。原因很簡單，該處炮臺本應設防兵40人，而當時僅有兩名士兵巡邏，即便二人技藝過人，也不足以緝捕。
陳大文以自己失誤，請求議處。嘉慶帝念他辦理地方事務一向謹慎，便對其加恩寬免，然而對與此事有關的把總、外委、守備等大批武職全部革職，有的還遭流放。
當然，陳大文有時也會參奏有誤。江西有大量流民進山後架棚為屋，因而被官府稱其為“棚民”。為同當地的土著居民相區別，他們的戶口就稱“棚籍”。嘉慶九年九月，江西萬載縣貢生辛梅臣赴京呈請恢復土籍、棚籍分開考試，因為土棚合考導致雙方的競爭。
陳大文奉命會同江西學政李鈞簡一起受理此案，但二人各持己見，陳大文單獨具名上奏，認為應按雍正年間舊例，將萬載縣棚童50名以上取進士一人，100名以上次第增加來確定準考名額，考卷上註明“土棚”字樣，以避免因名額少而發生糾紛。
但學政李鈞簡奏稱，自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議準土棚合考以來，江西各州縣都不分考，土棚想安已久，並無任何滋擾，不能因為尋常訴訟案就更改定例。況且，如果分籍考試，恐怕土民會心存歧視，不免凌辱棚民，轉而又引發訟事。
內閣深知陳大文在嘉慶帝心目中的地位，再加上他的官銜高於李鈞簡，所以議準照陳大文的意見辦理。但是嘉慶帝認為李鈞將所奏更為合理，並且他兩年辦理科考，情形較為熟悉，諭令內閣不可因陳大文所奏已經交部議準行，而稍有遷就。
嘉慶十年正月，陳大文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旋即又擢升為兵部尚書。三月，因回京途中患病請假調理，嘉慶帝對其很關心，特命乾清門侍衛慶惠和御醫前往探視。五月，因病未能痊癒，嘉慶帝賞陳大文尚書銜回籍。
陳大文多年致力於肅清吏治，自然得罪了不少人，這些人趁其生病，落井下石，上奏陳大文在直隸總督任內失察，致使官吏勾結，侵吞公款，部議將其革職。陳大文一向受嘉慶帝器重，這次出於無奈，只好將陳大文降級調用。但陳大文終不復出，於嘉慶二十年卒。
清代兩江總督十分顯赫，朝廷在選任方面一直遵循“疆臣之重，幾埒宰輔。選材特慎，部院莫擬”的原則。從順治四年至宣統三年，出任兩江總督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曾國藩、左宗棠、陶澍、尹繼善等人。當然也有不少人名氣不大，但其功績卻可彪炳史冊，本人所說的陳大文便是其一。
陳大文（1738-1815），字簡亭，號研齋，今河南杞縣人，祖籍浙江會稽（今紹興）。乾隆三十七年（1722年）進士。先授吏部主事，後歷任廣西南寧府知府，貴州、安徽按察使，江寧、廣東布政使，廣東、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嘉慶八年（1803年）授兩江總督。
勤勉嚴厲有聲名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陳大文由江寧布政使調任廣東布政使，他深得時任廣東巡撫朱珪的賞識。嘉慶元年（1796年），朱珪在上奏時，稱讚陳大文操守廉潔，對錢糧保護謹慎。雖然其性格有些偏激剛倔，但如能去其偏僻，可以獨當一面。
嘉慶帝御覽奏章後，批示道：“廣東素稱腥臚羶之地，陳大文操守既優，正可資其整飭，朱珪當加以勸迪，化其偏執、成可用之才。”
嘉慶二年，陳大文擢升廣東巡撫，在任上，他緝拿海盜，整頓吏治，雷厲風行。歷史上廣東沿海的對外貿易較為發達，自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宣佈解除海禁政策，准許開海通商後，廣東的外國商船年增一年，大量外國商品不斷運到廣州，中國的大宗物品也薈萃廣州，遠銷重洋。為此粵東洋海面變成了海盜的首選之地。
嘉慶二年六月，廣東香山、新安二縣盜船行劫。當時的提督孫全謀緝捕未能成功，陳大文親自出洋捕盜。他與運司常齡調集商船，以運鹽為名，帶領鄉勇，擊沉盜船6艘，斬獲盜賊200餘人，捷報至京，嘉慶帝賞陳大文戴花翎，並賜大小荷包。
嘉慶四年正月，陳大文調任山東巡撫。自乾隆末年至嘉慶時期，清朝統治下的社會，吏治已經極為腐敗。王先謙在《十二朝東華錄》中稱：“嘉慶朝時的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而山東大吏更是多不得人心，吏治日馳。
陳大文就任巡撫後，別具一格，關愛民情，遇有不稱職的管理彈劾依舊，百姓愛之，官吏莫不畏之。嘉慶四年六月，陳大文彈劾山東單縣知縣楊元泗，因為上年單縣遭遇水災，衙署被水淹沒，揚元泗不但不設法保護，反倒遷居城外，致使衙署久被水浸，相繼傾塌。陳大文上奏請將其革職，嘉慶帝准奏。
同月，陳大文彈劾前任山東巡撫伊江阿將應斬重犯王二免死發遣，經刑部復加審明，王二確實罪情屬實，依法該判斬決。嘉慶帝深知伊江阿向來宅心仁厚，但對於此事卻不包庇，將其革去差事，然後發往伊犁效力贖罪。
陳大文秉性極其深嚴，自己的屬員有過錯，從不放過。在山東任上，被他告發的官吏達30餘人，等他離任時，已經被摘印但還未交割的官員，竟還有七八人。
治吏安民在兩江
嘉慶八年六月，陳大文出任兩江總督。在兩江總督任上，陳大文意欲剔除漕運弊端，杜絕浮收，肅清吏治，處理了多起京控案件，深受嘉慶帝的恩寵與信賴。
嘉慶八年十月，安徽民人陳接三咬指血書，到總督衙門鳴冤，稱安徽按察使朱隆阿審案不公。陳大文經過審訊後，上奏說朱隆阿審理刑獄任性喜事，株連多人，士民頗有怨言，並且朱隆阿於衙署門前擺列兩眼、三眼等枷，都系違例之舉。嘉慶帝降旨，令安徽巡撫阿林保密查，最終將朱隆阿降為五品京官補用。
漕運被稱為清代三大政之一，漕運的暢通對保證京師百官之俸、八旗官兵糧餉、穩定京師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是，漕糧在長途運輸中，不僅關卡林立、人手紛雜，而且漕丁勒索、官吏侵吞，耗費、浪費加上舞弊，開支極大，“耗外之耗”的浮收之弊極為嚴重。
嘉慶八年，江西樂平縣職員朱夢蘭派遣其親屬朱夢文，赴京呈控知縣勒折重徵、浮收漕糧。通常情況下，外省之人赴京呈控案件，往往交於當地督撫辦理。但官官相護，京控案件在發回後大多以“經審明系誣告”或“所述案情不屬實”等結論草草了結。
陳大文算是個例外，在朱夢文一案發還審理後，他立即作了詳細訪察，發現此案果有情弊：樂平縣漕書徐文亭改串舞弊，書用王國用等也侵吞折收、浮收的銀米。樂平縣民眾原本就生計艱難，哪裡還能經受得起這麼重的盤剝！
陳大文認為僅以這兩個小小的吏員絕不敢如此張狂，該府縣難保沒有通同苛斂情事，於是順藤摸瓜繼續搜查。果然查出知縣曹淵、前任知縣李樹德、饒州知府官懋弼等俱與此案有關。陳大文據實上奏，請將與此案牽連的府縣等官革職查辦。
此舉深得嘉慶讚賞，上諭著將樂平知縣曹淵、前任知縣李樹德，饒州知府官懋弼，南昌知府楊煒盡行革職，又諭令各督撫力改袒護積習，效仿陳大文一申民隱。
清代的財政制度大多制定於建國之初，到乾隆中後期已呈現出種種弊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物價的不斷上漲，無論官員的私人性消費支出，還是聘用屬員的費用，以及辦公費用都在不斷增加，這就需要適當地增加官員的俸祿。雍正時期的耗羨歸公改革曾暫時緩解過這種矛盾，但嘉慶時又出現了不適應問題。
由於公私用度不足，官員們大肆索取陋規、加派浮收、收取賄賂、侵蝕公款。嘉慶九年八月，安徽石埭（今石臺）縣民人唐虎呈控該縣侵蝕賑濟銀兩。將八萬餘兩賑濟銀變為自己的囊中之物，散給貧民的卻只有一萬四千餘兩。嘉慶帝覽奏後氣憤不已，令陳大文秉公詳查。接到上諭後，陳大文火速與掌握案情有關的材料，一大批貪官汙吏被捉拿歸案。
嘉慶九年八月，陳大文又接受審理了一起京控案件。江西上高縣縣丞高錫恩控告代理知縣餘成彪和新任知縣許敦仁接受賄賂，不依法辦案。經陳大文查明，高錫恩所言屬實，對玩忽職守的餘成彪、許敦仁分別參辦，而縣丞高錫恩因留心地方事務，被嘉慶帝補授上高縣知縣。
言到歸時方始休
19世紀初年，西方資本主義強國在中國沿海的侵略和騷擾活動增多，而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的清政府，對此卻無長遠而有效的防禦方法。將官的腐敗奢侈，也使得軍隊內部紀律散漫，操演幾近廢弛。
嘉慶九年正月，外國船隻順風行駛到上海吳淞口內洋，洋盜竟如搗無人之境，劫掠商船40多艘未遭任何還擊。原因很簡單，該處炮臺本應設防兵40人，而當時僅有兩名士兵巡邏，即便二人技藝過人，也不足以緝捕。
陳大文以自己失誤，請求議處。嘉慶帝念他辦理地方事務一向謹慎，便對其加恩寬免，然而對與此事有關的把總、外委、守備等大批武職全部革職，有的還遭流放。
當然，陳大文有時也會參奏有誤。江西有大量流民進山後架棚為屋，因而被官府稱其為“棚民”。為同當地的土著居民相區別，他們的戶口就稱“棚籍”。嘉慶九年九月，江西萬載縣貢生辛梅臣赴京呈請恢復土籍、棚籍分開考試，因為土棚合考導致雙方的競爭。
陳大文奉命會同江西學政李鈞簡一起受理此案，但二人各持己見，陳大文單獨具名上奏，認為應按雍正年間舊例，將萬載縣棚童50名以上取進士一人，100名以上次第增加來確定準考名額，考卷上註明“土棚”字樣，以避免因名額少而發生糾紛。
但學政李鈞簡奏稱，自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議準土棚合考以來，江西各州縣都不分考，土棚想安已久，並無任何滋擾，不能因為尋常訴訟案就更改定例。況且，如果分籍考試，恐怕土民會心存歧視，不免凌辱棚民，轉而又引發訟事。
內閣深知陳大文在嘉慶帝心目中的地位，再加上他的官銜高於李鈞簡，所以議準照陳大文的意見辦理。但是嘉慶帝認為李鈞將所奏更為合理，並且他兩年辦理科考，情形較為熟悉，諭令內閣不可因陳大文所奏已經交部議準行，而稍有遷就。
嘉慶十年正月，陳大文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旋即又擢升為兵部尚書。三月，因回京途中患病請假調理，嘉慶帝對其很關心，特命乾清門侍衛慶惠和御醫前往探視。五月，因病未能痊癒，嘉慶帝賞陳大文尚書銜回籍。
陳大文多年致力於肅清吏治，自然得罪了不少人，這些人趁其生病，落井下石，上奏陳大文在直隸總督任內失察，致使官吏勾結，侵吞公款，部議將其革職。陳大文一向受嘉慶帝器重，這次出於無奈，只好將陳大文降級調用。但陳大文終不復出，於嘉慶二十年卒。
《清史稿·陳大文傳》中，對陳大文有此評價：“陳大文矜尚廉厲。名位雖皆不終，要為當時佼佼。”而當時的官場對他的評價更高：“寧為民劾官，不教官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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