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改革開放的熱潮期。在來自時代變換和經濟改革的雙重壓力之下，我國的每一個角落中，每時每刻都發生著不計其數的悲歡離合、愛恨波折，社會與時代的悲劇性色彩極為濃郁。

當時在北京電影學院長期任教的謝飛，在80年代赴美國學習電影理論時接觸到悲劇理論之後，目睹了社會現狀，心中開始慢慢出現想要拍攝一部悲劇電影的想法。

然而當時普遍的傳統看法是“中國社會無悲劇”。其根本癥結在於，從古至今，我們對於悲劇的關注重點，始終放在了“英雄主義”的“超越性”上面，而沒能正視悲劇所應該具有的情感共鳴性，從而導致了悲劇的太過絕對於偉大，而非悲情。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因為一次極其偶然的機會，謝飛遇到了關注這種時代更迭中小人物們的命運的現實主義作家劉恆的《黑的雪》小說，並請其擔綱編劇，與當時年僅25歲的姜文一起，在1989年，拍攝了電影《本命年》，並先後斬獲第13屆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第14屆西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

姜文用這部電影，替我們說出了，在時代的飛快發展中，我們最難以表達的失落。

他在北京胡同裡拐彎行進，在時代的滾滾洪流中孤獨地摸索著回家的路。

影片一開頭，是北京灰濛濛的寒冬。

姜文飾演的青年李慧泉，揹著行李從黑暗的地鐵站一步一步走上樓梯。頭頂上是陰沉的天空，越發顯得低垂逼仄。在成群結隊的人群中，他的背影顯得那麼孤獨又倔強。

在曲折的衚衕小巷子裡，他轉過一個又一個彎，背影時不時從遮蔽的建築物中消失又出現，冰冷的鏡頭直指他住的方向，冷漠地旁觀著他在回家的路上摸索前行。

隨著平緩的鏡頭，我們慢慢知道了李慧泉的身份。原來三年前，講義氣的他答應了從小到大的玩伴叉子，一起去找叉子的情敵報復，結果由於叉子不小心失手殺了人，他受到連累，被判在監獄強制勞動三年。

三年的時間，足夠一個社會在被隔絕開的人的眼中變得面目全非。當李慧泉終於從監獄出來，他的母親已經去世了，青梅竹馬的羅小芬已經嫁人，另一個發小癟子也被車撞死了，而叉子還在監獄中。

當他想要去自己母親上班的廠子接班時，卻被廠子裡的老大爺告知，廠子早就已經倒閉了。

“你回來的不是時候啊。”老大爺的這句話，可能是那個時代很多人的真實寫照。

沒有親人朋友，也沒有工作，他跟這個社會會突然變得毫不相干。這個在改革開放大浪潮飛速向前奔馳的時代，已經變得讓他無所適從。

在熱心腸的羅大媽的鼓勵和社區警察的幫助下，他開始擺攤賣衣服，重新振作起來，一步一步努力著去融入這個社會。

那個最浮躁的八十年代，每個人的臉上都寫滿了興奮，他卻在時代的變換中走投無路。

在擺攤的過程中，他遇到了刷子，這個多年前曾一起玩過的夥伴。

現在的刷子衣裝革履，儼然一副成功人士的形象。同時還帶著特有的小市民形象，愛貪小便宜，缺乏追求，倒也沒做什麼大壞事，總是給人一種小混子的感覺。

可是這一切，李慧泉都不在乎。

在這個無處安放的社會和時代，他太需要哪怕一點點能夠抓住自己的東西，比如說羅大媽的關心，再比如說刷子的靠近，至少這些能夠讓他感覺到自己是存在在這個社會上的。

然後，他認識了倒爺崔永利，和那個讓他初次感受到悸動的歌手趙雅秋。

趙雅秋由於容貌出眾，經常受到小混混的騷擾，李慧泉自告奮勇，每晚送她回家。在一個燈光柔和的夜晚，兩人邊走邊聊，李慧泉坦誠地將自己曾經蹲過監獄的事情如實相告。

從那以後，趙雅秋慢慢與他疏遠了。而且隨著名氣漸大和見過的燈紅酒綠越來越多，趙雅秋也從當初那個羞澀的小姑娘，變成了衣著大膽、貪圖享受的交誼花。當李慧秋終於鼓起勇氣，用自己所有的積蓄給她買了一串金鍊子並送給她時，趙雅秋在朦朧的燈光下笑得一臉莫名。

“你怎麼跟我爸爸一樣！”

她的臉龐越發美豔動人，李慧泉捏著手上的金鍊子，心裡知道，她真的離自己越來越遠了。不，是自己離這個時代，越來越遠了。

這種被社會拋棄的孤獨感始終追蹤著他，他在給獄中的叉子的信中寫道，“你要多幹活少說話多交朋友，咱們這樣的人就要多交朋友”，可是直到這時，他才知道，自己是真的跟不上這個時代了。

刷子跟他交朋友，只是想騙他的錢；崔永利跟他交朋友，只是想利用他；趙雅秋倒是沒有利用他，卻親手斬斷了他對這個社會的唯一一點念想。

身邊的每一個人，在這個時代都活得得心應手。每一個人的臉上都寫滿了緊跟著時代快步前行的興奮，而他在這個世界上卻真正地成了獨自一人。

所以當他上了出租車，司機問他去哪裡的時候，他說，“哪兒熱鬧去哪兒吧”。隨後掏出了墨鏡，將眼睛裡所有的情緒都藏匿。

墨鏡底下滑過的那一行淚，是所有成年人悄無聲息崩潰時忍無可忍流露的脆弱。

李慧泉的悲劇在於，在被時代拋棄的路上，他自始至終沒有找到自己活著的價值。

當自己在這個世界無處可去，那就，“哪兒熱鬧去哪兒吧”。

司機把他帶到了一個廟會。人們在臺下時不時哈哈大笑，他看著臺上根本說不上來哪兒好的戲碼，沉默了很久，突然大聲笑了起來。

不合時宜的笑聲，讓周圍的人把目光都投向了他。人們看著異類一樣的目光像是鋒利的刀，兵不血刃，卻讓他千瘡百孔。他默默地退出了人群，卻在場外的一棵樹下遇到了搶劫的兩個小青年。

在李慧泉24歲這一年冬天，彷彿宿命已經提前做好了隱喻，過去他和叉子不小心殺了人的場景再次輪迴，只是這一次的受害者，變成了他。

廟會正好散場，觀眾們湧了出來，李慧泉捂著身上的傷口，緩慢地行走在與他背向而行的人群中。

直到人群散盡，他終於踉蹌著倒地，蕭瑟的晚風吹起一地紙屑，打在他身上，又從他身上飄過，像這個時代所有難以表達的悲劇，潦草散場。

《本命年》這部電影，從李慧泉這樣一個青年的角度出發，客觀又冷漠地反映了處於社會變革時期青年個體勞動者的心態。

他們曾經習慣了在艱苦卻安逸的環境中成長、生活，卻被時代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迅速更迭裹挾著前進，臉上漸漸開始帶著希望滿滿的興奮，或者茫然的空洞。

所有八九十年代的標誌性符號，我們都能從影片中找到。文藝青年，暗戀的高中生，投機取巧的商人，無所事事的混混，跟著時代踉蹌前進一臉興奮的世人。

編劇兼原著作者劉恆曾說，文學一旦喪失攻擊性，也將同時失去誘惑。《本命年》最讓人敬佩的一點，在於它始終保持著客觀和理智，沒有任何誇大和渲染，卻讓人們感受到了凜冽如刀的攻擊性。

在原著《黑的雪》中，劉恆這樣寫道，“人的命運就像天上飄落的雪花，它們原本都是潔白無暇，但落在何處卻不能自由選擇。有的落在僻靜的地方，保持了原先的純淨。有的卻任人踩踏，染上了汙穢”。

無論是社會，時代，還是每一個人，都需要成長，唯一不同的是，被社會和時代的滾滾洪流裹挾前行的人們，就像爭先恐後落下的雪花，落在何處，如何自處，都決定了每一份命運的結局都將截然不同。

影片的最後，有人問他是誰，有人回答說，“一個觀眾，他走了。不是醉鬼，就是神經病”。

在被裹挾著往前走的時代，那些退場的，可不正是那些“沒能跟上時代”的觀眾。如何在時代的巨輪中找到自己的價值，也成了始終盤旋在電影中的一個話題，並在二十多年過去了的今天，依舊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