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的蔣方舟依然愛看動畫片。看《尋夢環遊記》會哭，看《阿麗塔》會哭，看《頭腦特工隊》都會哭。
“看《頭腦特工隊》我挺受啟發的。我從小到大是一個沒有太多負面情緒的人，一有負面情緒，我就把它屠殺掉，後來意識到這不太健康，一個人需要發洩情緒。”3月16日上午，蔣方舟位於清華大學附近的家中陽光正好，落地窗外景色很好。
■ 蔣方舟，女，1989年10月生於湖北襄陽，中國青年作家，曾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2012年大學畢業後，就任《新週刊》雜誌副主編。她認為，當代新青年應該“始終對外界保持好奇，對未來是一個開放的心態，勇於嘗試各種失敗和錯誤。” 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攝
人生的前30年，蔣方舟有著閃閃發光的履歷：7歲寫作，9歲出書，18歲降分上清華，大學畢業擔任《新週刊》副主編，最近兩三年成為《圓桌派》的話題女嘉賓。
年少成名的她，有一套簡單的自我保護機制：生氣了，就馬上轉移注意力，去想開心的事；把這個世界真實的不美好簡化為“他們是壞人”。
而立之年到來之際，這種簡單的方式很難讓她滿意，她開始正視各種爭議，反省身上的各種標籤——作家、天才少女、文藝活動家、有社會關懷的知識分子。她給自己做減法，把那些不認同、不在意的標籤撕去，只希望留下作家一個。
在青樓裡朗誦莎士比亞
穿著白色小鹿襯衫，淡藍色蓬蓬裙，從黑暗中走上舞臺中央時，她合著雙手聳著肩，開口時聲音略微發顫。
2017年，蔣方舟和劉燁、趙麗穎等人一同錄製騰訊的一檔演講類節目，剛登臺時，看上去比第一次做演講的明星還要拘謹一些。
與明星們講解自己奮鬥的歷程、分享生活中的段子不同，蔣方舟演講的主題是“女性書寫者”“文學的使命”等更為嚴肅的內容。她在演講的最後說道：“我向往的女性寫作者，她們走出了女性的性別，同時也走出了性別的壓迫……她們講述的是身為人類的不公，而不講述作為女性的不公 。”
那時蔣方舟的朋友小張坐在臺下，身邊都是揮舞著熒光棒的明星粉絲，有的明星忘詞了在翻提詞器。他覺得蔣方舟像是節目的暖場嘉賓，“別人就等著你走了”，也像是一個走錯地方的人，“在青樓裡朗誦莎士比亞”。
蔣方舟也認同小張的感受，“當你在那個場合很認真地試圖去講一個事兒，就顯得格格不入，很尷尬。”
作為“80後”作家中的一位代表，蔣方舟近年來成為話題人物。
她在《奇葩大會》上帶火了“討好型人格”這個詞；在談話類真人秀節目《圓桌派》自曝相親史和婚戀焦慮，說自己“在兩性市場上是被挑選的”。網絡上，與她相關的文章標題是《看到28歲的蔣方舟，才驚覺徐靜蕾的40歲有多美》《我們都想活成徐靜蕾，最後都變成了蔣方舟》。
有時，她的形象像個藝人。她會在微博上給化妝品做廣告。在閻連科新書《速求共眠》的發佈會上，說自己曾去試鏡同名電影的女主角，最後因為演技太差沒選上。
2015年4月，蔣方舟參加河南衛視大型真人秀節目《文學英雄》。圖/視覺中國
但蔣方舟說，她對自己的定位是“青年寫作者”，最想成為的是作家。但缺乏足夠具有說服力的作品。
去年7月的一天，蔣方舟和母親在家裡吃早餐。聊到一位女明星的緋聞時，她划著手機說“某某新聞多，但沒什麼作品。”母親聽到卻反問，“那你呢？你又有什麼作品嗎？”蔣方舟的內心被刺了一下。
9歲那年，蔣方舟第一次錄電視節目。當時，她剛出版了第一本書《打開天窗》，從老家襄陽坐火車到北京，在復興路上的央視老樓裡錄製“大風車”。
節目組讓她穿成了一隻小動物，就像遊樂場裡陪人拍照的吉祥物，幾個小時錄下來，她被捂出一身汗。因為想起來她是一個“小作家”“小天才”，主持人便問道，“企鵝寶寶要多長時間才能離開母親的哺乳？”她不知道，給出了一個非常離譜的回答。
蔣方舟至今記得，那位全國知名的主持人白了她一眼，給她閉了麥，童年的她感到一種深深的自我厭棄。
事後回想，她覺得那場錄製像是她成年生活的大型隱喻：人們會說，你是個天才作家，不是應該拿諾貝爾文學獎嗎？怎麼現在混跡於綜藝節目了？
“天才作家”
在後來的敘事中，7歲夏天的那個夜晚被不斷重複。
那是1996年的一天，母親告訴她，“中國法律規定，每個中國小學生在畢業之前，必須出版一本書，否則就會被警察抓走。”說完，身為鐵路乘警的父親拿出隨身帶著的手銬，假裝扣在了她的手上。
母親尚愛蘭也曾是寫作者，這很容易被理解為一種自我延續。同時，這也成為蔣方舟寫作的起點。
童年的蔣方舟，確實表現出了超出同齡人的觀察力。
原《新京報》記者曹雪萍，曾在蔣方舟初中時去襄陽採訪過她。那時蔣方舟嬰兒肥，臉圓嘟嘟的，扎著兩個小辮兒。
每天放學，她都會路過一家美容店，店員在門口跳操，說“寶貝兒寶貝兒你真美”。蔣方舟會站在一旁觀察，看店員們討好人的樣子，然後寫進文章裡。“她一直是用類似社會學學者的眼光，去觀察周圍的世界”，曹雪萍說。
1999年7月，9歲的蔣方舟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打開天窗》，後被湖南省教委定為素質教育推薦讀本並改編為漫畫。
兩年後，第二本書《正在發育》付梓。為了這本書，北京大學附近專門召開了一個《正在發育》研討會，北大中文系教授錢理群撰寫了一篇幾萬字的講稿，分析蔣方舟作品中的語言現象，並發表在《讀書》雜誌上。
但從那時起，爭議聲便像潮水般湧來。《正在發育》裡有個情節，一個小學同班女生抱著蔣方舟，對她唱歌：“我要和你睡覺。”蔣方舟因此對自己產生懷疑：“啊！我是同性戀嗎？”
在21世紀初，這樣的內容引發了強烈質疑，有媒體將《正在發育》評為年度十大爛書，蔣方舟也被認為是一個“思想骯髒的孩子”。
從那時起，圍觀和觀看成了她無法迴避的事。每年都有媒體找上門來，她覺得自己像是鏡頭前的道具。有時，她被要求坐在沙發上，抱著吉他，對鏡自照；有時，同學們要表演和她在襄陽的城樓上跑來跑去，一起玩耍。
高中時的一次拍攝，蔣方舟被要求站在講臺上朗誦自己的作文，是那種“一人我飲酒醉式”的李白喊麥古風作文。唸完後臺下同學需要表演一起鼓掌，她尷尬極了，“到最後已經快要死過去了。”
後來老師又提議全班同學排成V字拍合照，讓蔣方舟站在最前面，營造出一種眾星捧月的感覺。“同學們不會說什麼，但是一個有正常道德感的人都會覺得很羞恥，”蔣方舟拒絕了。
2008年6月8日，蔣方舟參加了高考，有人給她送了一束花。圖/視覺中國
對於這位校園裡的名人，同學們總是既客氣又疏離，這讓蔣方舟在學校裡幾乎沒有朋友。她總是一個人吃飯，一個人戴著耳機走路，一個人在學校超市採購。她和媽媽逛商場時碰到了同班的男生，想過去打個招呼，對方卻轉身跑了，怎麼都追不上。她不知道同學到底有沒有看見自己，媽媽卻說：“他正是看見你了，才扭頭走了。”
幾年後，蔣方舟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長篇散文《審判童年》，用幾乎是手術刀一般銳利的筆觸剖析自己。她說自己9歲成名，之後就在家人、鄰居、媒體面前，扮演一個天才作家的樣子，時常在媒體面前語出驚人：“我30歲之前結婚一定會出軌”“一定要70歲以上的男人才能從心智上征服我”。
“因為有一個媒體想把你塑造成的形象，你就總要去說出符合別人期待的話。我現在就想，當初我為什麼要說這麼奇怪的話呀。”她哭笑不得地抓了抓頭髮。
製作時代的標本
2008年高考後，蔣方舟去了北川，想去做志願者。她說那裡是一個洞口，“我只有順著爬進去，才能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
在一篇日記裡，她這樣描繪現場看到的痕跡：河流上游沖刷下來的樹枝、碎石，有的樹枝上還掛著肢體；目之所及都是書包、毛絨玩具、小襪子，和用過的裹屍袋；一大塊凹凸不平的灰色水泥板下就是萬人坑，有人在旁邊放了一個收音機，裡面傳來佛教音樂，正在超度亡靈。
走在大街上，她開始耳鳴，只想快快離開。
返回成都的大巴上，氣氛沉重而肅穆，電視裡卻播放著一場晚會，有人正在說相聲。蔣方舟感到格外難以忍受，車上的乘客，也都沉默地看著電視，嘴角扯出一絲怪異的弧度。當大巴車越開越遠，人們像是漸漸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一開始不敢笑的人，也放聲笑了起來。
對於蔣方舟來說，那是一次奇妙的體驗——她第一次和別人的生命經驗產生連接感，“不知道該不該為自己的快樂而快樂，是一種特別原始的道德感。”這次經歷成為她公民意識的起點。
從北川回來不久，因為寫作特長，蔣方舟被清華大學降分錄取。在新聞、中文、小語種等專業中，她選擇了新聞，因為那是她想象中“跟社會更貼近的事”。
但入學後，身邊的同學讓她有些失望。有的從大一就開始關注房價，每天一起床就看報紙上的房價走勢，計算將來日薪多少、甚至時薪多少才能供得起一套房子。
2008年8月28日，蔣方舟作為新生到清華大學報到。圖/視覺中國
讀書，是能讓她高興的事。
大學四年，蔣方舟幾乎每週都會去一次學校附近的書店，挑選7-10本書，並在一週內看完。
上大學前，她讀的都是昆德拉、黑塞、馬爾克斯等作家的文學作品。但大學四年，為了完善知識結構，她讀了很多社科和歷史書籍，例如羅爾斯的《正義論》。
校園之外，做記者是她的一個出口。從上大學起，她就被《新週刊》聘為特約記者，2010年升任雜誌主筆，2012年大學畢業後就任副主編。
那幾年，記者蔣方舟關注過南科大的教育改革、中產焦慮、參選人大代表的大學生。她密集地寫出了許多報道和時評，展現對校園外廣袤社會的關切。在2011年的《紀事中國》、2012年的《盤點中國》裡，她以獨具個人風格的寫作總結一年來的時事要聞，一些微博大V會轉發。
在蔣方舟看來，寫下這些時評、報道相當於製作一個個時代的標本。她在《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中寫道：“我們每往前活一天，就進一步被遺留在‘歷史’的墳塋裡，總有一日，都成標本。”
2011年，生於1989年末尾的蔣方舟作為“90後”代表，登上了香港《亞洲週刊》封面，標題為《互聯網下的蛋：中國九零後精英》。主編邱立本在封面故事中寫道，在網絡的世界裡，中國“90後”是義無反顧的先鋒，他們用今天Web 3.0的速度和視野，衝破了很多中國人認為牢不可破的囚籠，唱出了他們的新青春之歌，也唱出了中國的希望。
“作家裡最會划龍舟的”
2015年左右，一批文化人以更接近普羅大眾的線上視頻方式，傳遞自己的思想，表達對世界的關心，馬東創辦了《奇葩說》，樑文道的《一千零一夜》、陳丹青的《局部》等應運而生，大量的詩詞類節目、讀信類節目開始在電視臺的黃金時段播出。
蔣方舟認為，這是文化人尋找公共表達的一個出口。他們會在公共媒介和大眾媒體上以更加娛樂化、更加商業化地面目出現，但扮演的還是一些帶有社會公共屬性的角色。
蔣方舟也加入了這個行列，開始密集參加各種真人秀節目，最多的2015年，她參加了《文學英雄》《壯志凌雲》《中國成語大會》等多檔節目。
“那時候我們需要做一些文化節目，需要年輕、知識儲備量大、形象好的女嘉賓，蔣方舟就成為非常合適的人選。”曾與她在某檔文化類真人秀節目中合作的製片人馮錚說。
另一方面，蔣方舟的“觸電”是為了錢。
對錢很有概念，是她從小就有的習慣。她家裡不算富裕，平時總穿哥哥姐姐剩下來的衣服，直到12歲才有了第一件屬於自己的新衣。那是一件美特斯邦威的紅色夾克，289元，是在一場重要的活動前爸媽臨時買的。
有一年，她從小城襄陽到廣州親戚家裡做客，那家人有一個和她年紀差不多的女孩兒。親戚把自家孩子不要的衣服搬出來讓她選，並說，“挑吧，盡情地挑吧”。
蔣方舟挑了一件彩虹條紋的套頭毛衣，試穿時因為頭太大、領口太小，她在領口和袖口裡鑽來鑽去，一直出不來。被困在毛衣裡的蔣方舟，聽著全聾的姨姥姥在外面大聲地問，“怎麼樣啊，穿好了嗎”。她從裡面鑽出來後連鏡子都沒照，便趕緊脫了下來。
2014年，25歲的蔣方舟在清華附近買了房，付完首付，賬上還剩14塊。而她錄製的某檔綜藝節目一期三萬，錄一期馬桶有了，錄兩期可以添置一件傢俱。“有大半年的時間，我在密集地轉場，那時候真的會有一種自己在跑通告的感覺。”蔣方舟說。
2012年9月，蔣方舟（右）在金鷹電視藝術節閉幕式上，與演員焦晃一起頒獎。圖/視覺中國
蔣方舟曾和許多明星、作家到少林寺學武功，她抽到的是學習螳螂拳。天黑了，別人都在休息，她卻一個人溜到室外的空地上練拳。“那個時候就是想給自己加戲，心裡期望有人半夜起來上廁所之類的發現我。”果然，不一會兒就有人告訴了導演，便趕過來拍她打拳。
漸漸地，她變成了一個“有綜藝感”的人，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和偶像劇明星演愛情劇；可以站成人形樁子，被人往脖子上丟游泳圈；還有人誇她，是“作家裡最會划龍舟”的一個。
短暫的開心和金錢的滿足過後，蔣方舟感到了漫長的自我厭棄，“會覺得我的高興未免也太膚淺了，這麼容易就得到滿足了”，她問自己：我為什麼要這樣？
她到東京獨自生活了一年，她不會說日語，不用手機刷微博，不看朋友圈，偶爾和朋友相約去看畫展，或在週末到居酒屋小酌。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她住的公寓，是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中綠子住的地方，從陽臺上往下看，和綠子看火災的視角一樣。
那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完全真空的日子。沒有人看，沒有人安排，做事情也沒什麼影響。她從表演性的生活中走出來，重新獲得了真實生活的能力。
“在商業上，蔣方舟其實可以走得更遠。”《圓桌派》製片人鄭雁飛認為，目前，偏紀實文化類型的節目仍缺少年輕的女性視角，“但文化人也不是完全擁抱商業的，應該有所甄選。”
青年寫作者
和許多年輕人一樣，20多歲時，蔣方舟經歷過自我認知和生涯選擇的迷茫。但從東京回到北京後，她覺得自己對人生多了些掌控力。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出走與逃離，如今的她非常確定，寫作才是自己最在意的事。
現在，她每天上午在家寫小說，一天2000字，因為頸椎不好，買了一個架子放在桌上，站著寫作；下午讀書，最近在讀《TS.艾略特傳》和《羅馬帝國元老院》；晚上一邊跳健美操，一邊看動畫片。
當然，她也會做些掙錢的事，比如給化妝品和珠寶做廣告。她給自己定下了年收入KPI，一旦完成便會全身心投入寫作。“我覺得該掙錢的時候掙錢，該寫作的時候寫作，反而更純粹了，因為不會去想劇本改編，還要在這上面寄託我的文學理想。”
2013年11月15日，蔣方舟攜新書《我承認我不曾經歷滄桑》在武漢大學作“我們這一代”演講。圖/視覺中國
蔣方舟覺得，對於作家而言，小說才是最有難度的寫作。
大學時，她曾寫過一篇長達13萬字的“官三代”權力網絡小說。畢業後，她通讀了一次，把它拉到了回收站。“對權力的想象有點太像香港地攤文學了，都不好意思給別人看。”
最近，蔣方舟在寫的一部小說需要尋找底層生活的場景。因為缺乏類似的生活經驗，3月20日下午，她去了清華西門附近的水磨社區，隨行的還有日本NHK電視臺的拍攝團隊。
上大學時，她就曾騎著自行車來這裡找過出租房。那時租金便宜，一間屋子住十幾個人，狹窄的路上，到處是大家晾晒的衣服，還有炒菜的香味。現在，租金漲得厲害，住在這裡的人少了很多，大部分房子都在招租，“荒涼得像是廢土科幻裡的場景。”
她在一戶人家門口停了下來。這家人過年後留在老家，沒再回來，東西被房東扔了出來。她撿起白色收納架上的一個筆記本看了看，它的主人似乎是靠發傳單掙錢，本子上記錄著日常，最後還有一句話：如何成為一個受歡迎的人？
從水磨社區出來，攝像師請蔣方舟去百米外的清華西門拍攝，那裡有許多遊客在門口拍照。一邊是群租房，一邊是中國最頂級學府，蔣方舟靠在欄杆上看著來來往往的人，“我的寫作對這種兩個平行世界的反差和荒誕挺感興趣。”
多年來，沒有作品是外界對蔣方舟的最大質疑。但蔣方舟認為文學不是偶像產業，不需要22歲就退役，如今的她才剛剛準備上場。
她至今記得十幾歲時讀到的昆德拉——昆德拉在30歲左右寫出第一部短篇小說後，才確定了自己的寫作方向。“三十歲之前的都是習作。”
■ 同題問答
新京報：過去一年，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蔣方舟：我覺得就變成一個大人了。以前我總是在各種各樣的場合扮演年輕人的角色。我希望自己在未來會是一個體面的中年人。
新京報：你心中“新青年”的標準是什麼？
蔣方舟：始終對外界保持好奇，對於未來是一個開放的心態，勇於嘗試各種失敗和錯誤。
新京報：未來，你對自己所處的行業有什麼期待？
蔣方舟：我希望會有更多年輕寫作者出現，尤其是在純文學的領域。有一群比較好的寫作者，才會有一個好的寫作者，需要有一群準大師的土壤和環境才能產生一位大師。
新京報：未來，你對國家社會有怎樣的期待？
蔣方舟：我心目中有一個理想社會的畫面：這個社會不是一個跑道，所有人都在奔跑；而是一個公園，有人在奔跑努力，有人選擇在草坪上躺著晒太陽，有人在河邊釣魚，有人在散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選擇，不同的選擇都能被尊重。
新京報記者 付子洋 實習生 吳婕
編輯 滑璇 校對 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