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事件是明朝的一件大事，也是很多明史愛好者津津樂道的一件謎案。很多人談到胡惟庸案都說，這是朱元璋為了鞏固皇權進行的一次大清算，這話固然不錯，但只是這一個原因也不盡然。除此之外，朱元璋又是怎樣把胡惟庸給一步步整死的？他又羅織了哪些看似證據確鑿的罪名？今天我就來給大家說說這件明初大案 。
朱元璋當時給胡惟庸一共定下了七條大罪，分別是：
1.擅權惘上
2.私自殺死車伕
3.謀害徐達
4.毒死劉基
5.與李善長私交相通
6.私通倭寇，造成與日本絕交
7.勾結北元
這幾條罪名，其實以朱元璋的性格僅僅以一個擅權惘上就足以治胡惟庸的死罪了，可是他還是不惜費力編織了這麼多的罪名，當然其中如擅權惘上、私自殺死車伕這些都是有事實依據的，但是其他的不排除是製造證據才得以坐實的，這當中當然有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且既然是編織的罪名，那麼就少不了要露出破綻，接下來我就一一為大家分析。
影視劇中朱元璋與胡惟庸對質
首先胡惟庸謀反的這個動機就不清不楚的，
《明史》記載：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挽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
大意就是他的兒子因為一場交通事故墜馬而死，胡惟庸就把開車碰死他兒子的車伕給殺了。事情傳到朱元璋那裡，他就讓胡惟庸給馬車伕償命，胡惟庸想著用錢給打發了事，可是朱元璋不願意，堅決讓他償命。胡惟庸一看沒辦法了，就只能起來謀反。
仔細想一下，胡惟庸貴為一國之丞相，立下了很多功勞，怎麼可能因為殺了一個小小的馬車伕，朱元璋就治他的死罪呢？即使非要治他的罪，也大可功過相抵，或者讓他辭官就行了，為什麼非要讓他死呢？而胡惟庸就更誇張了，連解釋求情都沒有，直接就找人準備謀反。種種怪異只能說明一種情況，朱元璋早就對他不滿，胡惟庸也深知這一點，這個時候君臣兩人，帝相之間的矛盾已經不可調和了。而這也僅僅只是一個導火索而已，朱元璋還有大招在等著胡惟庸。
影視劇朱元璋形象
擅權惘上
因為這一條治他的罪，主要是因為胡惟庸本人狡詐貪婪的性格。起初大將軍徐達和劉基就曾向朱元璋告誡過胡惟庸這個人人品不行，不過朱元璋不僅沒有聽進去，反而對胡惟庸大為寵信。胡惟庸就越發的放肆，越來越不把朱元璋放在眼裡，凡是大臣上奏的奏疏，胡惟庸都要先拿過來自己過目，把不利於自己的都給剔除了，然後才給朱元璋過目。更有甚者，有些事情他不經過朱元璋直接就給辦了，這實在是犯了朱元璋的大忌。在個人私生活方面他也不加註意，吃的用的都不合規制，連金龍這種東西他都敢用來裝飾自己的床榻，飲酒用的酒杯也是黃金打造的，所以說擅權惘上這一條並沒有冤枉他。
而關於徐達之死，同樣也是撲朔迷離。
《明史》曾記載：大將軍徐達深嫉其奸，從容言於帝。惟庸遂誘達閽者福壽以圖達，為福壽所發。
影視劇徐達劇照
這句話說明了徐達因為給朱元璋說了胡惟庸的壞話，所以被他怨恨。那麼以胡惟庸睚眥必報的性格，謀害徐達也不為過。可是徐達是病死於洪武十八年，而胡惟庸案發卻是在洪武十三年，前後相差五年，這可以說是一處明顯的破綻。這麼一來，這個罪名就是編造而成的了。
毒死劉基在我看來，同樣站不住腳。
因為這個事情雖然很有可能是胡惟庸做的，但是卻是朱元璋指示他這麼做的，最後這個鍋卻由他來背。
這一點，《明史》記載的是：基在京病時，惟庸以醫來，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其後中丞塗節首惟庸逆謀，並謂其毒基致死雲。
影視劇劉基形象
似乎也是因為劉基在朱元璋面前說了胡惟庸的短處，才招到他的忌恨的。其實遠遠沒有這麼簡單，這後面牽扯到的是當時以李善長為首的淮西集團和以劉基為首的浙東集團兩大黨派之間的鬥爭。朱元璋只不過是借用胡惟庸去打擊平衡兩派而已，因為胡惟庸和劉基倆人之間有間隙，派他去毒死劉基，再把罪名推到他身上，是再合適不過的了。這麼一來，目的達到了，既可以趁機打擊浙東集團，又可以捏住把柄，隨時收拾淮西集團，可謂是兩全其美。
而《胡惟庸傳》又說：御史中丞劉基亦嘗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挾醫視，遂以毒中之。基死，益無所忌。
“帝遣惟庸挾醫視”，這一句就可以印證胡惟庸謀害劉基之事，朱元璋不僅知情，而且是他一手安排的。從這就可以看出，那個時候的朱元璋就已經為了胡惟庸的覆滅，開始準備大招了。
下一條，與李善長私交相通。
按說這胡惟庸當年就是靠李善長提攜才平步青雲的，他與李善長又有兒女親家的關係，倆人關係好一點沒什麼大不了。可是在朱元璋看來這就是不行，究其本質，私結黨羽是會對統治造成很大的不利的。那朱元璋又是怎麼拿這個定罪的呢？很簡單，謀逆。
影視劇李善長形象
據《明實錄》所說，胡惟庸數次遊說李善長，並且許諾給他淮西王，讓他一起加入自己的反叛隊伍中來。倆人還偷偷地密謀了好久，並且商定了起事的日期。可是後來呢，胡惟庸卻告發了李善長謀逆的事，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既然胡惟庸和李善長一起密謀造反，那麼他為什麼要自折羽翼去告發李善長呢？這麼做是有很大的風險的，萬一李善長把他也供出來，他豈不是同樣難逃一死？可是李善長因謀逆罪死的時候，胡惟庸一點事都沒有，如果他真的參與謀反了，李善長不可能不說出來。而且後來胡惟庸卻被說成了和李善長一起謀反，那麼當時李善長被殺的時候都沒有查出來，現在人死了怎麼又查出來了呢？
李善長被判死刑
所以說，李善長謀反是編造的，胡惟庸和李善長一起謀反那更是欲加之罪，這一切都是朱元璋打擊他們淮西集團採取的手段而已。
可以看見的是，劉基倒了以後，浙東集團幾乎一蹶不振。李善長和胡惟庸如果再被打倒，那麼剩下的淮西集團幾乎也是樹倒迷糊散。朱元璋這個算盤打得實在是精明！
這一段我也找了《明史》裡面的一段話，記載如下：
“又使善長故人楊文裕說之雲：‘事成當以淮西地封為王。’善長驚不許，然頗心動。惟庸乃自往說善長，猶不許。居久之，惟庸復遣存義進說，善長嘆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為之。’‘’
關於私通倭寇，造成與日本國絕交一事，就更是天方夜譚了。
胡惟庸通倭這件事裡面有兩個關鍵人物，林賢和如瑤，前者為寧波衛指揮，後者是日本僧人，分別是胡惟庸和日本國主的使臣。
戚繼光抗倭圖
這個漏洞同樣可以從時間上看出來，《明史》說，“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也就是說知道洪武十九年，才給胡惟庸戴上了通倭的帽子，也就是因為胡惟庸通倭所以才和日本斷絕了外交關係。可是洪武六年五月第二次編成的《皇明祖訓》就曾記載把日本列為了十五不徵之國，那麼這個時候就已經與日本不相往來了，所以說把與日本斷交這口黑鍋讓胡惟庸背上，也著實冤枉。
其斷交的真實原因其實是，朱元璋時期曾數次與日本交涉，但無論是談判，還是物力威脅都失敗了，在朱元璋看來這實在是有損國威，丟人丟大發了。所以為了擺脫外交失敗的恥辱，不至於被人取笑，胡惟庸就是最好的替罪羊。
再有就是，根據中日兩國的史料記載，關於如瑤這個人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這個如瑤很有可能是明政府杜撰出來的。其目的就是為了坐實胡惟庸通倭的罪名。
還有一個漏洞就是林賢。胡惟庸被殺後七年，也就是洪武二十年，《大誥》中才第一次記載林賢通倭，這個時候官方還沒有認定胡惟庸有通倭的罪行，到了洪武二十八年九月第三次頒佈的《皇明祖訓》才寫了胡惟庸通倭的事情。也就是說，林賢在胡惟庸死後七年事發，而後又過了八年，才把林賢通倭和胡惟庸聯繫起來，認定胡惟庸也有通倭罪行。時間上的偏差說明了這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栽贓。而後再順勢把與日本斷交與這件事情聯繫起來，似乎那麼的理所當然。
最後一條，勾結北元，仍為無稽之談。
《明史》裡面說為胡惟庸辦這件事的人叫做封績，而這個封績是什麼身份呢？是元朝的舊人。明實錄記載封績是河南人，後來被胡惟庸派往私交北元。可是《昭示奸黨錄》又說封績是江蘇人，因犯事被貶到了海南居住，這麼一來兩者就有矛盾了。朱元璋硬是把一個從來沒有去過北方的江蘇人，改成一個充當北元遺臣的亂臣賊子，居心實在叵測。
明朝局勢圖
而且當時明朝對北方邊防尤為重視，不僅設有九邊，還派了重兵把守，北元壓根沒有進犯成功的可能性。胡惟庸身為丞相不可能不知道這些，他也不可能傻到去冒那麼大的風險來幹這麼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可見，胡惟庸私通北元，也是朱元璋準備的一個大招。
所以說，給胡惟庸訂的這幾條罪，大多數都很有嫌疑，不過都是朱元璋一手編織的而已。
究其本質，一共有三點原因：
第一，胡惟庸與朱元璋不和。胡惟庸這樣一個專權樹黨的人，和朱元璋這麼一個自私苛刻的君主不可能相處到一起，而且他倆一個貴為丞相，一個貴為皇帝，在朱元璋這裡，相權與皇權的矛盾本就不可調和。要是碰上一個權力慾望較小的丞相倒還好，可惜碰上了胡惟庸，那麼皇權與相權就必有一傷！
第二，主要考慮到了後世子孫。如果軟弱的話，根本駕馭不住這些開國大臣。正如朱元璋曾經給自己兒子朱標說的那樣，你撿不起來的荊棘，我把刺全部給你除掉。他通過胡惟庸案殺掉了一大批可能對子孫後代的統治造成威脅的人。
朱元璋訓誡朱標
第三，就是為了斂財。朱元璋不僅挑這些元老大臣下手，還有一些富農富甲，他們的家產頗豐，而且又是朱元璋重點打擊的對象，正好藉著胡惟庸案一網打盡。殺掉這些人，家產全部充公，所得財產十分豐厚，可以為尚不充裕的國庫籌措一大筆的資金。而之後的郭桓案就是朱元璋興大獄斂財的一個典型，這裡不再詳談。
從這些就可以看出來，胡惟庸案究竟是埋藏了多少的祕密！他的這些罪名有些是鐵證如山，而有些就是子虛烏有，純粹是朱元璋為了各種目的而強行加到他頭上的。並且是有計劃，分步驟進行的，直接持續了長達幾十年的時間。由於證據之確鑿，歷時之久，這也導致了胡惟庸案几乎沒有翻案的可能性，胡惟庸也被後世當做了明朝一大賊臣，打上了恥辱柱。今日寫了這麼多，純粹是我個人蒐集史料得出的一點看法，若有不正確的地方，多多指正！
參考資料：
《明實錄》
《明史》
《皇明祖訓》
《明史簡述》
《大誥》
《昭示奸黨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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