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華中科技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副教授張正波聯合朋友開設製毒公司，夥同化學專業研究生鮑某等人，生產國家管制的一類精神藥品遠銷歐美，每月銷售進賬60萬美元左右，堪稱漢版“絕命毒師”。
最終被海關查獲包裹時摸出製毒窩點，團伙成員先後被抓獲。張正波等4人涉嫌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在武漢中院受審。
法庭上，張正波等4人對指控犯罪事實不持異議，但辯稱公司實為化工技術研究而非製毒。2017年3月，法院判處其無期徒刑。
對於法院的判決，張正波與其親屬並不服，他們認為，案件中證據存在缺陷，比如，提取的產品與送檢的產品顏色、重量、性狀均不一致，如取樣2.294克，鑑定重量2.62克”；取樣1.876克，送檢重量為2.13克，即多次出現送檢質量大於取樣質量的荒謬情況。並且鑑定報告裡面並沒有鑑定機構鑑定人的資質。最終，他們選擇上訴，而湖北省高院也於2018年5月2日作出裁定，該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2019年“世界禁毒日”的前一天，被稱為中國版“絕命毒師”的張正波案重審宣判。武漢市中級法院認定張正波犯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有自首情節，將原判的無期徒刑改為有期徒刑15年。
從“喪屍藥”到中國版“絕命毒師”
49歲的張正波出生於武漢市近郊的農民家庭，是華中科技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副教授。2005年，他與人合作成立了武漢凱門化學有限公司（下稱“凱門化學”），專門研發、生產、定製各種醫藥用途、工業用途的化學中間體。他們培訓工人生產製造，產品全部銷往英美等國家和地區。
公司成立之初，由張正波提供了部分產品的合成方法，並根據客戶需求及管制制式的變化，積極研發可以替代管制品的新產品，採用編號的方式為產品進行退補，並編制生產工藝流程。
2016年，華中科技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副教授張正波聯合朋友開設製毒公司，夥同化學專業研究生鮑某等人，生產國家管制的一類精神藥品遠銷歐美，每月銷售進賬60萬美元左右，堪稱漢版“絕命毒師”。
最終被海關查獲包裹時摸出製毒窩點，團伙成員先後被抓獲。張正波等4人涉嫌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在武漢中院受審。
法庭上，張正波等4人對指控犯罪事實不持異議，但辯稱公司實為化工技術研究而非製毒。2017年3月，法院判處其無期徒刑。
對於法院的判決，張正波與其親屬並不服，他們認為，案件中證據存在缺陷，比如，提取的產品與送檢的產品顏色、重量、性狀均不一致，如取樣2.294克，鑑定重量2.62克”；取樣1.876克，送檢重量為2.13克，即多次出現送檢質量大於取樣質量的荒謬情況。並且鑑定報告裡面並沒有鑑定機構鑑定人的資質。最終，他們選擇上訴，而湖北省高院也於2018年5月2日作出裁定，該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2019年“世界禁毒日”的前一天，被稱為中國版“絕命毒師”的張正波案重審宣判。武漢市中級法院認定張正波犯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有自首情節，將原判的無期徒刑改為有期徒刑15年。
從“喪屍藥”到中國版“絕命毒師”
49歲的張正波出生於武漢市近郊的農民家庭，是華中科技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副教授。2005年，他與人合作成立了武漢凱門化學有限公司（下稱“凱門化學”），專門研發、生產、定製各種醫藥用途、工業用途的化學中間體。他們培訓工人生產製造，產品全部銷往英美等國家和地區。
公司成立之初，由張正波提供了部分產品的合成方法，並根據客戶需求及管制制式的變化，積極研發可以替代管制品的新產品，採用編號的方式為產品進行退補，並編制生產工藝流程。
其主要生產及銷售的產品為3,4-氟甲卡西酮（公司稱為4號），生產中所需的製毒化學品均通過向私人非法購買等非正常渠道獲得。為逃避海關追查，向境外發貨採取偽冒品名方式矇混過關。
2014年該公司生產的主打產品4號以及5號、13號、20號、45號等產品，被我國列入一類精神藥品管制目錄，但由於利潤巨大，張正波、楊某等人在未獲得精神藥品生產許可的情況下，依然繼續進行該產品的非法生產銷售。
公司法人代表楊某主要負責產品銷售訂單和客戶聯絡，副教授張正波負責技術指導，馮某負責收取貨款、下達生產指令、採購原料、包裝發貨及會計工作，化學專業研究生鮑某負責研發新產品、改進產品工藝及指導工人生產。
2016年，華中科技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副教授張正波聯合朋友開設製毒公司，夥同化學專業研究生鮑某等人，生產國家管制的一類精神藥品遠銷歐美，每月銷售進賬60萬美元左右，堪稱漢版“絕命毒師”。
最終被海關查獲包裹時摸出製毒窩點，團伙成員先後被抓獲。張正波等4人涉嫌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在武漢中院受審。
法庭上，張正波等4人對指控犯罪事實不持異議，但辯稱公司實為化工技術研究而非製毒。2017年3月，法院判處其無期徒刑。
對於法院的判決，張正波與其親屬並不服，他們認為，案件中證據存在缺陷，比如，提取的產品與送檢的產品顏色、重量、性狀均不一致，如取樣2.294克，鑑定重量2.62克”；取樣1.876克，送檢重量為2.13克，即多次出現送檢質量大於取樣質量的荒謬情況。並且鑑定報告裡面並沒有鑑定機構鑑定人的資質。最終，他們選擇上訴，而湖北省高院也於2018年5月2日作出裁定，該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2019年“世界禁毒日”的前一天，被稱為中國版“絕命毒師”的張正波案重審宣判。武漢市中級法院認定張正波犯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有自首情節，將原判的無期徒刑改為有期徒刑15年。
從“喪屍藥”到中國版“絕命毒師”
49歲的張正波出生於武漢市近郊的農民家庭，是華中科技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副教授。2005年，他與人合作成立了武漢凱門化學有限公司（下稱“凱門化學”），專門研發、生產、定製各種醫藥用途、工業用途的化學中間體。他們培訓工人生產製造，產品全部銷往英美等國家和地區。
公司成立之初，由張正波提供了部分產品的合成方法，並根據客戶需求及管制制式的變化，積極研發可以替代管制品的新產品，採用編號的方式為產品進行退補，並編制生產工藝流程。
其主要生產及銷售的產品為3,4-氟甲卡西酮（公司稱為4號），生產中所需的製毒化學品均通過向私人非法購買等非正常渠道獲得。為逃避海關追查，向境外發貨採取偽冒品名方式矇混過關。
2014年該公司生產的主打產品4號以及5號、13號、20號、45號等產品，被我國列入一類精神藥品管制目錄，但由於利潤巨大，張正波、楊某等人在未獲得精神藥品生產許可的情況下，依然繼續進行該產品的非法生產銷售。
公司法人代表楊某主要負責產品銷售訂單和客戶聯絡，副教授張正波負責技術指導，馮某負責收取貨款、下達生產指令、採購原料、包裝發貨及會計工作，化學專業研究生鮑某負責研發新產品、改進產品工藝及指導工人生產。
張正波編寫的《有機化學習題詳解》。圖片來自網絡
2015年6月17日，武漢海關及警方從凱門化學的工廠內查獲了一批可製毒設備，甲苯、乙醚、鹽酸等易製毒化學品，以及大量粉末狀、晶體狀的毒品疑似物。很快，張正波及凱門化學法定代表人楊某等因涉嫌走私毒品罪被抓。
張正波第一次進入公眾視野，是通過央視的《共同關注》節目。當時，他剃了光頭，戴著黑框眼鏡，穿著藍色馬甲，講述自己如何走上了“製毒路”。節目播出後，張正波多了一個代號——研發、製造第三代毒品的中國版“絕命毒師”。
“第三代毒品又被稱為策劃藥、實驗室毒品，也叫新精神活性物質（下稱‘新精活’）。”中國刑事警察學院藥理學博士劉明說，2013年，聯合國禁毒署在《世界毒品報告》中首次正式提及新精活。
2016年，華中科技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副教授張正波聯合朋友開設製毒公司，夥同化學專業研究生鮑某等人，生產國家管制的一類精神藥品遠銷歐美，每月銷售進賬60萬美元左右，堪稱漢版“絕命毒師”。
最終被海關查獲包裹時摸出製毒窩點，團伙成員先後被抓獲。張正波等4人涉嫌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在武漢中院受審。
法庭上，張正波等4人對指控犯罪事實不持異議，但辯稱公司實為化工技術研究而非製毒。2017年3月，法院判處其無期徒刑。
對於法院的判決，張正波與其親屬並不服，他們認為，案件中證據存在缺陷，比如，提取的產品與送檢的產品顏色、重量、性狀均不一致，如取樣2.294克，鑑定重量2.62克”；取樣1.876克，送檢重量為2.13克，即多次出現送檢質量大於取樣質量的荒謬情況。並且鑑定報告裡面並沒有鑑定機構鑑定人的資質。最終，他們選擇上訴，而湖北省高院也於2018年5月2日作出裁定，該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2019年“世界禁毒日”的前一天，被稱為中國版“絕命毒師”的張正波案重審宣判。武漢市中級法院認定張正波犯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有自首情節，將原判的無期徒刑改為有期徒刑15年。
從“喪屍藥”到中國版“絕命毒師”
49歲的張正波出生於武漢市近郊的農民家庭，是華中科技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副教授。2005年，他與人合作成立了武漢凱門化學有限公司（下稱“凱門化學”），專門研發、生產、定製各種醫藥用途、工業用途的化學中間體。他們培訓工人生產製造，產品全部銷往英美等國家和地區。
公司成立之初，由張正波提供了部分產品的合成方法，並根據客戶需求及管制制式的變化，積極研發可以替代管制品的新產品，採用編號的方式為產品進行退補，並編制生產工藝流程。
其主要生產及銷售的產品為3,4-氟甲卡西酮（公司稱為4號），生產中所需的製毒化學品均通過向私人非法購買等非正常渠道獲得。為逃避海關追查，向境外發貨採取偽冒品名方式矇混過關。
2014年該公司生產的主打產品4號以及5號、13號、20號、45號等產品，被我國列入一類精神藥品管制目錄，但由於利潤巨大，張正波、楊某等人在未獲得精神藥品生產許可的情況下，依然繼續進行該產品的非法生產銷售。
公司法人代表楊某主要負責產品銷售訂單和客戶聯絡，副教授張正波負責技術指導，馮某負責收取貨款、下達生產指令、採購原料、包裝發貨及會計工作，化學專業研究生鮑某負責研發新產品、改進產品工藝及指導工人生產。
張正波編寫的《有機化學習題詳解》。圖片來自網絡
2015年6月17日，武漢海關及警方從凱門化學的工廠內查獲了一批可製毒設備，甲苯、乙醚、鹽酸等易製毒化學品，以及大量粉末狀、晶體狀的毒品疑似物。很快，張正波及凱門化學法定代表人楊某等因涉嫌走私毒品罪被抓。
張正波第一次進入公眾視野，是通過央視的《共同關注》節目。當時，他剃了光頭，戴著黑框眼鏡，穿著藍色馬甲，講述自己如何走上了“製毒路”。節目播出後，張正波多了一個代號——研發、製造第三代毒品的中國版“絕命毒師”。
“第三代毒品又被稱為策劃藥、實驗室毒品，也叫新精神活性物質（下稱‘新精活’）。”中國刑事警察學院藥理學博士劉明說，2013年，聯合國禁毒署在《世界毒品報告》中首次正式提及新精活。
2015年7月5日，央視《共同關注》裡的張正波，這是他第一次走進公眾視野。網絡視頻截圖
劉明最早注意到這類案件是2011年。據中國新聞網報道，當年11月，河南省安陽市禁毒支隊接到舉報稱，湯陰縣有人非法研製國家管制類精神藥品。警方調查發現，犯罪嫌疑人崔某夫婦自2009年開始販售甲卡西酮，因為不敢把錢存進銀行，平時就躺在8000萬元現金上睡覺。
彼時，新精活在中國還是一個新鮮事物。“我記得2014年，我在網上查閱山西某製藥廠涉嫌製造新精活的案例時，那種物質都沒有中文名，只有一串英文。”劉明說，直到2015年，那種物質才被命名為“4-氟甲卡西酮”，並被列入公安部、國家禁毒委等部門制定的《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制品種增補目錄》。
據瞭解，“4-氟甲卡西酮”是一種致幻性很強的新型精神毒品，可引起幻覺、鼻出血、噁心、嘔吐和血液循環問題，出現皮疹、焦慮、偏執狂，瞳孔散大，甚至死亡，俗稱“喪屍藥”。
與海洛因、冰毒等傳統毒品相比，新精活的分子結構很容易被改變，只要添加一個小小的基團，就能成為一種新的毒品類似物，效果不變甚至更強。正是因此，新精活的自我更新速度異常迅猛。據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統計，2009年至2017年間，全球共有100餘個國家和地區報告發現了新精活，種類多達803種。
在中國，新精活引發過極其惡劣的社會危害性事件。
2012年6月，《法醫學雜誌》刊發了一篇上海、蘇州兩地法醫合寫的論文，講述了一起男子吸食甲卡西酮後殺人並啃食其內臟，後因內臟卡住喉部窒息死亡的事故。這一案件後經媒體廣泛報道，甲卡西酮也被稱為“喪屍藥”。
爭議“國家規定”
2017年8月，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辯護研究中心組織了一場“毒品及製毒物品認定標準學術研討會”。律師朱明勇說，與會專家提到了一個問題：在第三代毒品的列管程序上，存在一個明顯的法律漏洞。
“這關係到被列管的物質，究竟是不是刑法意義上的毒品。”朱明勇說，參會的專家們都說知道這個問題，但此前沒人公開提出質疑。
依據刑法第357條，毒品是指鴉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等六種傳統毒品，以及“國家規定管制的其他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朱明勇認為，這裡的“國家規定”，特指刑法第96條中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和決定，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措施、發佈的決定和命令”。換句話說，由公安部、原國家食藥監總局、原國家衛計委等制定的列管目錄，不符合刑法對“國家規定”的定義，所以不能作為司法實踐中認定毒品的依據。
“尤其是2015年的《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列管辦法》和附表《增補目錄》，問題相對更大。”包涵解釋，因為2005年國務院《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理條例》規定，麻精藥品目錄由食藥監部門、公安部、衛生主管部門制定、調整並公佈，而《增補目錄》的制定單位除了上述三部門外，還加入了國家禁毒委。
在朱明勇看來，新精活列管程序方面的問題，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因為罪刑法定中的“法”，特指刑法。對於刑法中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司法機關不能定罪處罰。“在規範性文件的效力等級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是法律，國務院制定的是行政法規，公安部等部委出臺的是部門規章。在刑事審判中適用部門規章，進行定罪量刑，顯然有問題。”朱明勇說。
包涵對此的理解是，相關部門對新精活越級列管是出於專業職能的考慮。目前，類似情況在司法實踐中很常見，比如國家網信辦定義什麼是網絡詐騙，公安部決定槍支標準，國家林業局制定鳥類保護目錄。包涵說，如果按照上述邏輯，這些情況都超過了法律授權的範圍。
如何定罪量刑
劉心雨（化名）曾是最高法院刑五庭的一名法官。2016年左右，已從體制內離職的他受朋友之託，想要打聽一種新精活在量刑方面與傳統毒品的折算標準。劉心雨說，這個東西不會公開，“但一般法官判案時心裡會有數”。
在包涵看來，《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理條例》《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列管辦法》都沒有針對某一類新精活物質的量刑標準。法官要想判案、律師要想辯護，只能藉助大量散見於司法解釋、部門規章、乃至法院內部文件的條文加以實現。
比如2016年，最高法院出臺了《關於審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毒品案件司法解釋》），明確了芬太尼等12種新精活的定罪量刑標準。比如走私、販賣、運輸、製造、非法持有125克以上的芬太尼、1000克以上的美沙酮、200克以上的甲卡西酮，可以按照刑法中的“其他毒品數量大”定罪量刑。
但《精神藥品品種目錄》《增補目錄》中還有大量被列管的新精活物質，《毒品案件司法解釋》並未提及，更沒有可以對應的量刑折算標準文件，濮陽案中的α-PVP便是其中之一。
2016年，華中科技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副教授張正波聯合朋友開設製毒公司，夥同化學專業研究生鮑某等人，生產國家管制的一類精神藥品遠銷歐美，每月銷售進賬60萬美元左右，堪稱漢版“絕命毒師”。
最終被海關查獲包裹時摸出製毒窩點，團伙成員先後被抓獲。張正波等4人涉嫌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在武漢中院受審。
法庭上，張正波等4人對指控犯罪事實不持異議，但辯稱公司實為化工技術研究而非製毒。2017年3月，法院判處其無期徒刑。
對於法院的判決，張正波與其親屬並不服，他們認為，案件中證據存在缺陷，比如，提取的產品與送檢的產品顏色、重量、性狀均不一致，如取樣2.294克，鑑定重量2.62克”；取樣1.876克，送檢重量為2.13克，即多次出現送檢質量大於取樣質量的荒謬情況。並且鑑定報告裡面並沒有鑑定機構鑑定人的資質。最終，他們選擇上訴，而湖北省高院也於2018年5月2日作出裁定，該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2019年“世界禁毒日”的前一天，被稱為中國版“絕命毒師”的張正波案重審宣判。武漢市中級法院認定張正波犯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有自首情節，將原判的無期徒刑改為有期徒刑15年。
從“喪屍藥”到中國版“絕命毒師”
49歲的張正波出生於武漢市近郊的農民家庭，是華中科技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副教授。2005年，他與人合作成立了武漢凱門化學有限公司（下稱“凱門化學”），專門研發、生產、定製各種醫藥用途、工業用途的化學中間體。他們培訓工人生產製造，產品全部銷往英美等國家和地區。
公司成立之初，由張正波提供了部分產品的合成方法，並根據客戶需求及管制制式的變化，積極研發可以替代管制品的新產品，採用編號的方式為產品進行退補，並編制生產工藝流程。
其主要生產及銷售的產品為3,4-氟甲卡西酮（公司稱為4號），生產中所需的製毒化學品均通過向私人非法購買等非正常渠道獲得。為逃避海關追查，向境外發貨採取偽冒品名方式矇混過關。
2014年該公司生產的主打產品4號以及5號、13號、20號、45號等產品，被我國列入一類精神藥品管制目錄，但由於利潤巨大，張正波、楊某等人在未獲得精神藥品生產許可的情況下，依然繼續進行該產品的非法生產銷售。
公司法人代表楊某主要負責產品銷售訂單和客戶聯絡，副教授張正波負責技術指導，馮某負責收取貨款、下達生產指令、採購原料、包裝發貨及會計工作，化學專業研究生鮑某負責研發新產品、改進產品工藝及指導工人生產。
張正波編寫的《有機化學習題詳解》。圖片來自網絡
2015年6月17日，武漢海關及警方從凱門化學的工廠內查獲了一批可製毒設備，甲苯、乙醚、鹽酸等易製毒化學品，以及大量粉末狀、晶體狀的毒品疑似物。很快，張正波及凱門化學法定代表人楊某等因涉嫌走私毒品罪被抓。
張正波第一次進入公眾視野，是通過央視的《共同關注》節目。當時，他剃了光頭，戴著黑框眼鏡，穿著藍色馬甲，講述自己如何走上了“製毒路”。節目播出後，張正波多了一個代號——研發、製造第三代毒品的中國版“絕命毒師”。
“第三代毒品又被稱為策劃藥、實驗室毒品，也叫新精神活性物質（下稱‘新精活’）。”中國刑事警察學院藥理學博士劉明說，2013年，聯合國禁毒署在《世界毒品報告》中首次正式提及新精活。
2015年7月5日，央視《共同關注》裡的張正波，這是他第一次走進公眾視野。網絡視頻截圖
劉明最早注意到這類案件是2011年。據中國新聞網報道，當年11月，河南省安陽市禁毒支隊接到舉報稱，湯陰縣有人非法研製國家管制類精神藥品。警方調查發現，犯罪嫌疑人崔某夫婦自2009年開始販售甲卡西酮，因為不敢把錢存進銀行，平時就躺在8000萬元現金上睡覺。
彼時，新精活在中國還是一個新鮮事物。“我記得2014年，我在網上查閱山西某製藥廠涉嫌製造新精活的案例時，那種物質都沒有中文名，只有一串英文。”劉明說，直到2015年，那種物質才被命名為“4-氟甲卡西酮”，並被列入公安部、國家禁毒委等部門制定的《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制品種增補目錄》。
據瞭解，“4-氟甲卡西酮”是一種致幻性很強的新型精神毒品，可引起幻覺、鼻出血、噁心、嘔吐和血液循環問題，出現皮疹、焦慮、偏執狂，瞳孔散大，甚至死亡，俗稱“喪屍藥”。
與海洛因、冰毒等傳統毒品相比，新精活的分子結構很容易被改變，只要添加一個小小的基團，就能成為一種新的毒品類似物，效果不變甚至更強。正是因此，新精活的自我更新速度異常迅猛。據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統計，2009年至2017年間，全球共有100餘個國家和地區報告發現了新精活，種類多達803種。
在中國，新精活引發過極其惡劣的社會危害性事件。
2012年6月，《法醫學雜誌》刊發了一篇上海、蘇州兩地法醫合寫的論文，講述了一起男子吸食甲卡西酮後殺人並啃食其內臟，後因內臟卡住喉部窒息死亡的事故。這一案件後經媒體廣泛報道，甲卡西酮也被稱為“喪屍藥”。
爭議“國家規定”
2017年8月，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辯護研究中心組織了一場“毒品及製毒物品認定標準學術研討會”。律師朱明勇說，與會專家提到了一個問題：在第三代毒品的列管程序上，存在一個明顯的法律漏洞。
“這關係到被列管的物質，究竟是不是刑法意義上的毒品。”朱明勇說，參會的專家們都說知道這個問題，但此前沒人公開提出質疑。
依據刑法第357條，毒品是指鴉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等六種傳統毒品，以及“國家規定管制的其他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朱明勇認為，這裡的“國家規定”，特指刑法第96條中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和決定，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措施、發佈的決定和命令”。換句話說，由公安部、原國家食藥監總局、原國家衛計委等制定的列管目錄，不符合刑法對“國家規定”的定義，所以不能作為司法實踐中認定毒品的依據。
“尤其是2015年的《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列管辦法》和附表《增補目錄》，問題相對更大。”包涵解釋，因為2005年國務院《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理條例》規定，麻精藥品目錄由食藥監部門、公安部、衛生主管部門制定、調整並公佈，而《增補目錄》的制定單位除了上述三部門外，還加入了國家禁毒委。
在朱明勇看來，新精活列管程序方面的問題，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因為罪刑法定中的“法”，特指刑法。對於刑法中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司法機關不能定罪處罰。“在規範性文件的效力等級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是法律，國務院制定的是行政法規，公安部等部委出臺的是部門規章。在刑事審判中適用部門規章，進行定罪量刑，顯然有問題。”朱明勇說。
包涵對此的理解是，相關部門對新精活越級列管是出於專業職能的考慮。目前，類似情況在司法實踐中很常見，比如國家網信辦定義什麼是網絡詐騙，公安部決定槍支標準，國家林業局制定鳥類保護目錄。包涵說，如果按照上述邏輯，這些情況都超過了法律授權的範圍。
如何定罪量刑
劉心雨（化名）曾是最高法院刑五庭的一名法官。2016年左右，已從體制內離職的他受朋友之託，想要打聽一種新精活在量刑方面與傳統毒品的折算標準。劉心雨說，這個東西不會公開，“但一般法官判案時心裡會有數”。
在包涵看來，《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理條例》《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列管辦法》都沒有針對某一類新精活物質的量刑標準。法官要想判案、律師要想辯護，只能藉助大量散見於司法解釋、部門規章、乃至法院內部文件的條文加以實現。
比如2016年，最高法院出臺了《關於審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毒品案件司法解釋》），明確了芬太尼等12種新精活的定罪量刑標準。比如走私、販賣、運輸、製造、非法持有125克以上的芬太尼、1000克以上的美沙酮、200克以上的甲卡西酮，可以按照刑法中的“其他毒品數量大”定罪量刑。
但《精神藥品品種目錄》《增補目錄》中還有大量被列管的新精活物質，《毒品案件司法解釋》並未提及，更沒有可以對應的量刑折算標準文件，濮陽案中的α-PVP便是其中之一。
羈押張正波的看守所。受訪者供圖
據律師湯建彬介紹，2016年6月，國務院禁毒委辦公室印發過《104種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制品種依賴性折算表》。湯建彬說，這份文件沒有向社會公開，只作為內部文件印發給了各級禁毒委和司法機關。
2016年，湯建彬在江蘇代理孫某走私、販賣“4-氯甲卡西酮”（4-CMC）案期間，在法院閱卷時發現了這份折算表。“許多律師也都是通過這種方式接觸到它的，”湯建彬說。
在法庭上，湯建彬曾針對折算表提出質疑。首先，孫某等人的犯案時間為2016年3月，早於折算表的印發時間，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則”不應適用。其次，折算表不對外公開，會影響公民對相關行為的刑罰預測，“比如我的當事人，就不知道按折算標準量刑了。”
湯建彬認為，相較於傳統毒品，新精活案件有從輕處罰的趨勢。
2018年6月，最高法院、江蘇高院曾將湯建彬代理的孫某案定為新精活類案件的典型案例。該案中，孫某走私、販賣了16公斤“4-氯甲卡西酮”，按照折算表的標準，應折算為2.2公斤冰毒。“在一些案子裡，2.2公斤冰毒足夠判死刑了。”刑辯律師張雨說，但2017年10月，常州市中級法院一審判處孫某有期徒刑15年。
江蘇高院在案例評析中寫道：“綜合考慮該新型毒品的濫用範圍小、列管時間短、孫某具有坦白情節等因素……充分貫徹了寬嚴相濟刑事原則。”
“現在毒品犯罪的形勢非常嚴峻，判死刑的不少。”一名刑辯律師告訴新京報記者，但今年5月19日，在一次關於毒品犯罪的講座中，最高法院刑五庭原庭長高貴君說，在司法實踐中，涉及新精活的毒品犯罪尚未判處過死刑。
朱明勇認為，這種差異源於新精活具有藥品、毒品雙重屬性。除非檢方能夠證明被告人制販的新精活被用作毒品，否則法院裁判時都會比較慎重。“如果這個東西事實上沒用作毒品，但你把人殺了，以後怎麼辦呢？”
針對此問題，2015年5月，最高法院在《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中規定，行為人向走私、販賣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員販賣管制麻精藥品的，以販賣毒品罪處罰；但如果是出於醫療目的非法販賣上述麻精藥品，情節嚴重的，以非法經營罪處罰。
“所以問題的關鍵是要查清涉案麻精藥品的具體流向和用途，之後才能定性它到底是不是毒品。”朱明勇說，比如張正波案，海關截獲的運送涉案麻精藥品的包裹上，收件地址為德國某化工集團的辦公樓，因此他有理由推斷“4號”只是一種化學中間體，用於工業用途或科研用途。
“在第三代毒品案件中，張正波案是社會影響最大的一個。”一名刑辯律師說，去年年底，這名律師代理的一例新精活案件一審期間，公訴人就表示自己專程去過武漢，向“張正波案”的司法機關辦案人員取經。
在朱明勇看來，張正波案的結果可能影響接下來的許多新精活案件。重審中，張正波雖獲改判，但其家屬仍然認為量刑過重，決定上訴。
注：由募格學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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