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放汙染早已成為一項權力，而排放汙染權力的交易可以讓“沉睡”的資本“流動”起來。

排汙權交易（pollution rights trading）是指在一定區域內，在汙染物排放總量不超過允許排放量的前提下，內部各汙染源之間通過貨幣交換的方式相互調劑排汙量，從而達到減少排汙量、保護環境的目的。

這個既可以鼓勵企業主動節能減排，還能將節省下來的排汙權指標市場化，獲得經濟回報的政策，已經在我國試行十年。

排放汙染 企業從購買轉向治理

山西是較早試行排汙權交易的省份，早在2002年太原市人民政府就開展了二氧化硫交易。據悉，2016年山西省累計完成排汙權交易224宗，成交金額3．79億元。在過去幾年間，山西共累計完成排汙權交易金額逾18億元。

同樣，在國家級排汙權試點市山東青島，排汙權交易的探索始於下屬縣級市膠州。在這裡還建了環保物聯網總量控制排汙權交易雲計算平臺，在全國範圍內首次實現環境管理聯動機制創新，填補了全省排汙權交易的空白。

利用經濟手段解決環境問題，把排汙權作為一種商品進行買賣，是排汙權交易的實質。

2016年8月24日，順德第二批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排汙權交易在廣東省環境權益交易所順利舉行。15家木質傢俱製造企業為取得所需的排汙指標展開了激烈競價，競價VOCs排汙指標7噸/年、底價為8000元/噸/年、使用期為5年，經過連續5小時9輪激烈的競價，最終佛山西藝傢俱有限公司等9家企業，以平均72800元/噸/年的成交價格，買走本次出讓的全部排汙指標，總成交額為255.7896萬元。

參與競價的多家企業負責人都表示，排汙指標來之不易，今後將嚴格落實各項環保政策，加強日常管理，爭取日後減少汙染物排放，騰出富餘的排汙指標用於出讓。

減排效果好的企業可以賺錢，而“土豪”也不能肆意購進排放量，汙染環境。

當一個企業通過汙染物治理削減一定排放時，它就可以將縮減的排放量賣出，賣給那些治理汙染成本過高的企業。一方拿到了資金可以緩解企業內部的融資問題，另一方則可以“合法排汙”。當然了，一個企業可以買進排汙權，增加排放量，但要滿足地區排放濃度的標準，即不能因為你是“土豪”就可以多排放。

具體來說，首先需要確定一個地區的汙染物排放總量，也就是環境容量所允許範圍內的排放量，並將該總量在各個排汙單位之間進行分配。此類交易的結果，就是汙染治理由治理成本最小的企業來進行，而汙染物排放總量不變。

此外，政府也可以通過買進排汙權的手段，來減少所在地區的排放總量，達到逐漸改善環境汙染的目的。這樣下來，變“要你減排”的行政干預冷手段為鼓勵企業“我要減排”的有溫度的經濟調節。真正將企業變為排汙和治汙的主體，並對自己的汙染排放行為做出選擇。

在這種制度安排下，政府放棄了一些配額交易的權利，部分地退出交易過程，由此放棄了藉此獲得的交易利益。與此同時，企業取得了排汙權交易的利益，激勵其積極參與汙染治理和排汙權交易。治理汙染成為企業內在的動力，而交易也從政府交給市場，最終，應對汙染排放，企業從購買轉向治理。

政策不升級 施行遇阻

然而，儘管“試水”十年之久，全國各地的排汙權的交易情況卻參差不齊。市場明顯冷熱不均。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叫好不叫座”的局面。2015年底，環保部曾對11個試點省市展開過摸底。據調查結果，試點工作雖取得了一定進展，卻存在初始排汙權分配和出讓定價方法差異大、交易在部分省份不活躍、部分企業積極性不足等多個問題。

內蒙古、浙江等約2/3的試點地區都曾出現不同程度的交易記錄“斷層”，有地區甚至連續數月交易量為零。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上海、北京等地，北京環境交易所自2008年5月掛牌至今，尚未在北京地區真正實施過交易。該所排汙權交易中心的工作目前主要停留在研究階段，實踐也僅限於在哈爾濱市組織的二氧化硫交易。

如今，排汙權交易市場碎片化，只試點沒升級，政府沒能明確職責把握參與 “度”。種種不健全給企業間排汙權交易造成一定困難。有的地方因為企業違法排汙成本低而導致企業購買意願不強，有的地方由於行政干預過多導致價格機制不完善，還有一些地方受“GDP至上”的牽絆也導致排汙權交易遭遇地方保護。

政府讓出排汙交易權力，並不意味著政府不再對環境治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負責。排汙權交易不是天然形成的市場，是人為創建而成。這就離不開從國家到各省市的制度保障、統一監管，政府作用必不可少。只有讓企業真正成為交易主體，二級市場才能活躍起來，發揮控制汙染和降低社會總減排成本的作用。

總而言之，別讓好政策打了水漂兒。交易只是一種手段，最終目的在於讓排汙權反映環境資源的經濟價值，不能過度炒作偏離排汙權的基本價值，給企業造成負擔，挫傷其交易積極性。企業要自主選擇、治汙減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