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路貸、暴力催貸首度認定為涉黑涉惡：僅浙江打掉團伙400多個，個人隱私數據濫用助長暴力催貸'
作者|鍾堅 編輯|崔世海
在高檔寫字樓上班，可以把空調開得很低，這是前催債員吳國慶去年夏天過的愜意日子。他上班的這家公司在杭州核心商業圈一棟高檔寫字樓內，雖然掛著諮詢公司的名頭，但吳國慶知道，公司實際上是幫人要債的，代理幾家網貸公司的催債業務。
剛入職，吳國慶就被緊張的工作氣氛鎮住了：工作間一字排開，個個神色嚴肅、鄭重其事。工作起來，他發現，大部分員工基本是職業學校或中專畢業的，也有大學生，任務很重，每天要打滿一定工作量的電話，不然扣錢。
入行後，他覺得催收這行業很有意思。它不像銷售，客戶可以選擇你也可不選擇你，但欠款人不能說，我不想還給你。
催收有好幾種形式。電話是一種，上門攔堵是一種，還有其他方式。比如有些人做事情，不惜一切手段。從短信催收、電話催收，到“夜催”、網絡和短信辱罵，甚至PS裸照、“爆通訊錄”（電話騷擾借款人家人、親朋），無所不用其極。
吳國慶發現，不惜一切手段的那些人，不見得效果就好，人人都有適合的方法，他就不喜歡死纏爛打。吳國慶所在的部門早上9點上班，晚上7點下班，20個人中，完成任務的只有一個人，工資有5000元左右，其他的在3000元以下。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公司催收業務突然遇冷，部門陸續有同事離職。有一天早上上班，老闆不見了，有人說被公安帶走了，同事們立時作鳥獸散。
一位催收服務業人士稱，圈內不斷傳出哪家公司老大被抓了，這些公司通常是為各類高利貸公司進行非法暴力催收。
作者|鍾堅 編輯|崔世海
在高檔寫字樓上班，可以把空調開得很低，這是前催債員吳國慶去年夏天過的愜意日子。他上班的這家公司在杭州核心商業圈一棟高檔寫字樓內，雖然掛著諮詢公司的名頭，但吳國慶知道，公司實際上是幫人要債的，代理幾家網貸公司的催債業務。
剛入職，吳國慶就被緊張的工作氣氛鎮住了：工作間一字排開，個個神色嚴肅、鄭重其事。工作起來，他發現，大部分員工基本是職業學校或中專畢業的，也有大學生，任務很重，每天要打滿一定工作量的電話，不然扣錢。
入行後，他覺得催收這行業很有意思。它不像銷售，客戶可以選擇你也可不選擇你，但欠款人不能說，我不想還給你。
催收有好幾種形式。電話是一種，上門攔堵是一種，還有其他方式。比如有些人做事情，不惜一切手段。從短信催收、電話催收，到“夜催”、網絡和短信辱罵，甚至PS裸照、“爆通訊錄”（電話騷擾借款人家人、親朋），無所不用其極。
吳國慶發現，不惜一切手段的那些人，不見得效果就好，人人都有適合的方法，他就不喜歡死纏爛打。吳國慶所在的部門早上9點上班，晚上7點下班，20個人中，完成任務的只有一個人，工資有5000元左右，其他的在3000元以下。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公司催收業務突然遇冷，部門陸續有同事離職。有一天早上上班，老闆不見了，有人說被公安帶走了，同事們立時作鳥獸散。
一位催收服務業人士稱，圈內不斷傳出哪家公司老大被抓了，這些公司通常是為各類高利貸公司進行非法暴力催收。
從去年初開始，內地展開針對涉黑涉惡高利貸的專項打擊行動，陸續影響到高利貸產業鏈的下游催收行業。今年4月，打擊維度再次升級，最高法等四部委聯合制定印發了《關於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等4項意見，首次明確了套路貸涉黑的司法定義。
浙江玉環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陳巧峰最近能感受到的一個明顯的變化是：作為沿海基層法院，原本民間借貸案件高居不下，現階段收案數卻直線下降，許多涉嫌套路貸案件的原告紛紛撤訴，沒有律師再敢接此類案件。
職業放貸人的異化
陳巧峰所在的浙江玉環市，去年剛升格為縣級市，這裡民資充裕，資金拆借頻繁，日常商業借貸和消費借貸異常發達，很多人也以此為業。玉環市有個借貸一條街，清一色的典當行和各色小貸公司、擔保公司。
民資充裕的借貸市場催生職業化行為，出現了一些專業貸款人和中介人。這些以放貸為業的放貸人群體，頻繁出入當地法院，長期遊走在法律和倫理的邊緣，放份子錢，利滾利，有的虛增借款，惡意催債。
內地金融法規明確，約定利率不能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4倍以上為高利貸不受法律保護。為了規避法律規定，最早的一批內地高利貸從業者發明了“砍頭息”的玩法，就是在發放貸款時從本金中直接扣除利息，形成實際的高息民間借貸。
“一張普通條上寫的是20萬，其實只借給對方10萬，到期後放貸的拿著借條跑到法院起訴，要求支付本金利息。”陳巧峰碰到的職業放貸人中虛增借款的情況非常普遍，這些放貸人注意保存證據，習慣製造資金走賬流水或讓當事人持現金拍照等虛假給付事實，實際取得錢款金額大幅度低於借款金額，事後肆意認定違約，隱瞞真實借款還款情況。
陳巧峰審理的一起民間借貸案件中，羅某要求被告蔡女士還款13萬元，在另一起虞某起訴蔡女士還款22萬元的案件中，羅某也扮演了中介的角色。法院進一步查詢資料後發現，近幾年，羅某一人在法院的民間借貸案件達到26件，法官認為，羅有專門從事職業放貸的可能。
陳巧峰查詢現場視頻資料，以及綜合考量雙方的交易習慣、借款交付問題及借款事實，他判斷當事人蔡女士實際借款額分別為8.5萬元和12.8萬元，遠小於原告羅某訴訟案的標的。玉環法院將其作為首例套路貸案件移送公安機關。
作者|鍾堅 編輯|崔世海
在高檔寫字樓上班，可以把空調開得很低，這是前催債員吳國慶去年夏天過的愜意日子。他上班的這家公司在杭州核心商業圈一棟高檔寫字樓內，雖然掛著諮詢公司的名頭，但吳國慶知道，公司實際上是幫人要債的，代理幾家網貸公司的催債業務。
剛入職，吳國慶就被緊張的工作氣氛鎮住了：工作間一字排開，個個神色嚴肅、鄭重其事。工作起來，他發現，大部分員工基本是職業學校或中專畢業的，也有大學生，任務很重，每天要打滿一定工作量的電話，不然扣錢。
入行後，他覺得催收這行業很有意思。它不像銷售，客戶可以選擇你也可不選擇你，但欠款人不能說，我不想還給你。
催收有好幾種形式。電話是一種，上門攔堵是一種，還有其他方式。比如有些人做事情，不惜一切手段。從短信催收、電話催收，到“夜催”、網絡和短信辱罵，甚至PS裸照、“爆通訊錄”（電話騷擾借款人家人、親朋），無所不用其極。
吳國慶發現，不惜一切手段的那些人，不見得效果就好，人人都有適合的方法，他就不喜歡死纏爛打。吳國慶所在的部門早上9點上班，晚上7點下班，20個人中，完成任務的只有一個人，工資有5000元左右，其他的在3000元以下。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公司催收業務突然遇冷，部門陸續有同事離職。有一天早上上班，老闆不見了，有人說被公安帶走了，同事們立時作鳥獸散。
一位催收服務業人士稱，圈內不斷傳出哪家公司老大被抓了，這些公司通常是為各類高利貸公司進行非法暴力催收。
從去年初開始，內地展開針對涉黑涉惡高利貸的專項打擊行動，陸續影響到高利貸產業鏈的下游催收行業。今年4月，打擊維度再次升級，最高法等四部委聯合制定印發了《關於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等4項意見，首次明確了套路貸涉黑的司法定義。
浙江玉環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陳巧峰最近能感受到的一個明顯的變化是：作為沿海基層法院，原本民間借貸案件高居不下，現階段收案數卻直線下降，許多涉嫌套路貸案件的原告紛紛撤訴，沒有律師再敢接此類案件。
職業放貸人的異化
陳巧峰所在的浙江玉環市，去年剛升格為縣級市，這裡民資充裕，資金拆借頻繁，日常商業借貸和消費借貸異常發達，很多人也以此為業。玉環市有個借貸一條街，清一色的典當行和各色小貸公司、擔保公司。
民資充裕的借貸市場催生職業化行為，出現了一些專業貸款人和中介人。這些以放貸為業的放貸人群體，頻繁出入當地法院，長期遊走在法律和倫理的邊緣，放份子錢，利滾利，有的虛增借款，惡意催債。
內地金融法規明確，約定利率不能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4倍以上為高利貸不受法律保護。為了規避法律規定，最早的一批內地高利貸從業者發明了“砍頭息”的玩法，就是在發放貸款時從本金中直接扣除利息，形成實際的高息民間借貸。
“一張普通條上寫的是20萬，其實只借給對方10萬，到期後放貸的拿著借條跑到法院起訴，要求支付本金利息。”陳巧峰碰到的職業放貸人中虛增借款的情況非常普遍，這些放貸人注意保存證據，習慣製造資金走賬流水或讓當事人持現金拍照等虛假給付事實，實際取得錢款金額大幅度低於借款金額，事後肆意認定違約，隱瞞真實借款還款情況。
陳巧峰審理的一起民間借貸案件中，羅某要求被告蔡女士還款13萬元，在另一起虞某起訴蔡女士還款22萬元的案件中，羅某也扮演了中介的角色。法院進一步查詢資料後發現，近幾年，羅某一人在法院的民間借貸案件達到26件，法官認為，羅有專門從事職業放貸的可能。
陳巧峰查詢現場視頻資料，以及綜合考量雙方的交易習慣、借款交付問題及借款事實，他判斷當事人蔡女士實際借款額分別為8.5萬元和12.8萬元，遠小於原告羅某訴訟案的標的。玉環法院將其作為首例套路貸案件移送公安機關。
“這類案件顯然疑點重重，我只能多次向原告的代理律師反覆釋明，勸其一定要實事求是，否則將要承擔法律責任。代理律師則信誓旦旦，稱當事人就是這麼說的。”上海一家法院民事庭法官介紹說，一般來說，法官只能根據當事人的舉證對案件事實做出判斷，該事實即為法律事實。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曾傑律師平時會接觸很多涉及套路貸的案件，他比較熟悉放貸人的路數，“他們的行為從先前的隱祕，到後面的堂而皇之。”說隱祕是因為，這類案件在司法層面很難將其直接定性為詐騙，因為它們有民事借貸的基礎。從民事角度來看，根據合同，借款人需要支付這些不應該有的利息和本金。堂而皇之則是因為放高利貸的在合同和銀行流程上都做了全套的偽造，包括代理這些案件的律師，都成為其利益幫凶。
有時候法律事實和客觀事實難免會不一致，“這種境地，與其說是判決結果的痛，不如說是對職業放貸者的囂張氣焰無可奈何的痛。”上述上海法官稱，職業放貸人可能是高利貸也可能是套路貸，前者只是以高利息覆蓋其高成本，而後者屬於異化的物種，可能涉及詐騙、虛假訴訟和尋釁滋事等，常觸碰法律底線。
套路貸演變史
比起傳統高利貸習慣於線下操作的模式，互聯網時代的高利貸已實現摩登轉型，穿上p2p、小貸理財和分期支付等各種所謂科技金融的隱身外衣，不斷迭代，推陳出新。
2007年，內地第一家網貸公司成立，開啟了網貸時代。最早放高利貸的那批人很快將“砍頭息”的玩法搬到網上，網貸的月息一般在3%到10%之間，一筆5萬元貸款，到手4萬或者4.5萬元，扣除部分稱為服務費，但是借款是以5萬為基數算利息，等額本息還錢。
網絡高利貸的玩法，讓缺乏金融知識的人，常處於無所適從境地，營銷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借貸者的心理誤判而獲利。比如網貸借款金額1萬元以下的，有的網貸產品規定日利率1%至2%，且實行累加制，換算後相當於月利率30%至60%，年利率36%至72%；金額1萬元以上，月利率10%至30%，年利率120%至360%。某些網貸產品的利率水平可高達銀行基準利率數十倍甚至數百倍。
放貸人在放款時有時僅告知月利率為15%，甚至是日利率為0.5%，累加下來，年利率可達到可怕的180%。假如你借了1年期的5萬元，到手只有4萬元，一年下來，你可能要還10萬元左右。
放貸人也並非不擔心無收益的風險，他們有時也會遇到惡意借貸不還者。為應對這種可能，除了“砍頭息”、利滾利之外，他們開始推出一種叫“裸條”的東西。想借錢，除了要付高額的“砍頭息”和利息外，還要拍攝幾張手持身份證的全裸照片或者視頻。
如果你不還，你的家人和身邊朋友可能會收到一段帶有你裸體視頻的信息，接踵而至的是各種無休止的謾罵催討。網貸的下游催收產業開始蓬勃興起，一些招聘網站上，催收員的工作炙手可熱，第一次到陌生城市求職的大學生有的也會走上這條路。
網絡高利貸在內地演進速度是驚人的，這種所謂的金融創新更擅長拷貝海外一些過時做法拿來“洋為中用”。發薪日貸款是一種上個世紀在美國流行的短期貸款，發放額度在幾百美元內，貸款必須在兩週內還清，這種貸款期限很短，其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相差很大。
以借款100美元，兩週後利率10美元為例，其名義年利率為390%，實際利率為3685%。美國的發薪日貸款推出後，爭議頗大，不少家庭深受其害，迄今已經有13個州直接禁止了發薪日貸款。
以此為原型，內地互聯網金融從業者很快推出了一種短期借貸產品：1000元借款，到手只有700元，7天后要還1100元。這款被稱為“714高炮”的網貸產品，年化收益可做到1000%，且無需擔保，只要身份證和手機登記就可放款。
作者|鍾堅 編輯|崔世海
在高檔寫字樓上班，可以把空調開得很低，這是前催債員吳國慶去年夏天過的愜意日子。他上班的這家公司在杭州核心商業圈一棟高檔寫字樓內，雖然掛著諮詢公司的名頭，但吳國慶知道，公司實際上是幫人要債的，代理幾家網貸公司的催債業務。
剛入職，吳國慶就被緊張的工作氣氛鎮住了：工作間一字排開，個個神色嚴肅、鄭重其事。工作起來，他發現，大部分員工基本是職業學校或中專畢業的，也有大學生，任務很重，每天要打滿一定工作量的電話，不然扣錢。
入行後，他覺得催收這行業很有意思。它不像銷售，客戶可以選擇你也可不選擇你，但欠款人不能說，我不想還給你。
催收有好幾種形式。電話是一種，上門攔堵是一種，還有其他方式。比如有些人做事情，不惜一切手段。從短信催收、電話催收，到“夜催”、網絡和短信辱罵，甚至PS裸照、“爆通訊錄”（電話騷擾借款人家人、親朋），無所不用其極。
吳國慶發現，不惜一切手段的那些人，不見得效果就好，人人都有適合的方法，他就不喜歡死纏爛打。吳國慶所在的部門早上9點上班，晚上7點下班，20個人中，完成任務的只有一個人，工資有5000元左右，其他的在3000元以下。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公司催收業務突然遇冷，部門陸續有同事離職。有一天早上上班，老闆不見了，有人說被公安帶走了，同事們立時作鳥獸散。
一位催收服務業人士稱，圈內不斷傳出哪家公司老大被抓了，這些公司通常是為各類高利貸公司進行非法暴力催收。
從去年初開始，內地展開針對涉黑涉惡高利貸的專項打擊行動，陸續影響到高利貸產業鏈的下游催收行業。今年4月，打擊維度再次升級，最高法等四部委聯合制定印發了《關於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等4項意見，首次明確了套路貸涉黑的司法定義。
浙江玉環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陳巧峰最近能感受到的一個明顯的變化是：作為沿海基層法院，原本民間借貸案件高居不下，現階段收案數卻直線下降，許多涉嫌套路貸案件的原告紛紛撤訴，沒有律師再敢接此類案件。
職業放貸人的異化
陳巧峰所在的浙江玉環市，去年剛升格為縣級市，這裡民資充裕，資金拆借頻繁，日常商業借貸和消費借貸異常發達，很多人也以此為業。玉環市有個借貸一條街，清一色的典當行和各色小貸公司、擔保公司。
民資充裕的借貸市場催生職業化行為，出現了一些專業貸款人和中介人。這些以放貸為業的放貸人群體，頻繁出入當地法院，長期遊走在法律和倫理的邊緣，放份子錢，利滾利，有的虛增借款，惡意催債。
內地金融法規明確，約定利率不能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4倍以上為高利貸不受法律保護。為了規避法律規定，最早的一批內地高利貸從業者發明了“砍頭息”的玩法，就是在發放貸款時從本金中直接扣除利息，形成實際的高息民間借貸。
“一張普通條上寫的是20萬，其實只借給對方10萬，到期後放貸的拿著借條跑到法院起訴，要求支付本金利息。”陳巧峰碰到的職業放貸人中虛增借款的情況非常普遍，這些放貸人注意保存證據，習慣製造資金走賬流水或讓當事人持現金拍照等虛假給付事實，實際取得錢款金額大幅度低於借款金額，事後肆意認定違約，隱瞞真實借款還款情況。
陳巧峰審理的一起民間借貸案件中，羅某要求被告蔡女士還款13萬元，在另一起虞某起訴蔡女士還款22萬元的案件中，羅某也扮演了中介的角色。法院進一步查詢資料後發現，近幾年，羅某一人在法院的民間借貸案件達到26件，法官認為，羅有專門從事職業放貸的可能。
陳巧峰查詢現場視頻資料，以及綜合考量雙方的交易習慣、借款交付問題及借款事實，他判斷當事人蔡女士實際借款額分別為8.5萬元和12.8萬元，遠小於原告羅某訴訟案的標的。玉環法院將其作為首例套路貸案件移送公安機關。
“這類案件顯然疑點重重，我只能多次向原告的代理律師反覆釋明，勸其一定要實事求是，否則將要承擔法律責任。代理律師則信誓旦旦，稱當事人就是這麼說的。”上海一家法院民事庭法官介紹說，一般來說，法官只能根據當事人的舉證對案件事實做出判斷，該事實即為法律事實。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曾傑律師平時會接觸很多涉及套路貸的案件，他比較熟悉放貸人的路數，“他們的行為從先前的隱祕，到後面的堂而皇之。”說隱祕是因為，這類案件在司法層面很難將其直接定性為詐騙，因為它們有民事借貸的基礎。從民事角度來看，根據合同，借款人需要支付這些不應該有的利息和本金。堂而皇之則是因為放高利貸的在合同和銀行流程上都做了全套的偽造，包括代理這些案件的律師，都成為其利益幫凶。
有時候法律事實和客觀事實難免會不一致，“這種境地，與其說是判決結果的痛，不如說是對職業放貸者的囂張氣焰無可奈何的痛。”上述上海法官稱，職業放貸人可能是高利貸也可能是套路貸，前者只是以高利息覆蓋其高成本，而後者屬於異化的物種，可能涉及詐騙、虛假訴訟和尋釁滋事等，常觸碰法律底線。
套路貸演變史
比起傳統高利貸習慣於線下操作的模式，互聯網時代的高利貸已實現摩登轉型，穿上p2p、小貸理財和分期支付等各種所謂科技金融的隱身外衣，不斷迭代，推陳出新。
2007年，內地第一家網貸公司成立，開啟了網貸時代。最早放高利貸的那批人很快將“砍頭息”的玩法搬到網上，網貸的月息一般在3%到10%之間，一筆5萬元貸款，到手4萬或者4.5萬元，扣除部分稱為服務費，但是借款是以5萬為基數算利息，等額本息還錢。
網絡高利貸的玩法，讓缺乏金融知識的人，常處於無所適從境地，營銷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借貸者的心理誤判而獲利。比如網貸借款金額1萬元以下的，有的網貸產品規定日利率1%至2%，且實行累加制，換算後相當於月利率30%至60%，年利率36%至72%；金額1萬元以上，月利率10%至30%，年利率120%至360%。某些網貸產品的利率水平可高達銀行基準利率數十倍甚至數百倍。
放貸人在放款時有時僅告知月利率為15%，甚至是日利率為0.5%，累加下來，年利率可達到可怕的180%。假如你借了1年期的5萬元，到手只有4萬元，一年下來，你可能要還10萬元左右。
放貸人也並非不擔心無收益的風險，他們有時也會遇到惡意借貸不還者。為應對這種可能，除了“砍頭息”、利滾利之外，他們開始推出一種叫“裸條”的東西。想借錢，除了要付高額的“砍頭息”和利息外，還要拍攝幾張手持身份證的全裸照片或者視頻。
如果你不還，你的家人和身邊朋友可能會收到一段帶有你裸體視頻的信息，接踵而至的是各種無休止的謾罵催討。網貸的下游催收產業開始蓬勃興起，一些招聘網站上，催收員的工作炙手可熱，第一次到陌生城市求職的大學生有的也會走上這條路。
網絡高利貸在內地演進速度是驚人的，這種所謂的金融創新更擅長拷貝海外一些過時做法拿來“洋為中用”。發薪日貸款是一種上個世紀在美國流行的短期貸款，發放額度在幾百美元內，貸款必須在兩週內還清，這種貸款期限很短，其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相差很大。
以借款100美元，兩週後利率10美元為例，其名義年利率為390%，實際利率為3685%。美國的發薪日貸款推出後，爭議頗大，不少家庭深受其害，迄今已經有13個州直接禁止了發薪日貸款。
以此為原型，內地互聯網金融從業者很快推出了一種短期借貸產品：1000元借款，到手只有700元，7天后要還1100元。這款被稱為“714高炮”的網貸產品，年化收益可做到1000%，且無需擔保，只要身份證和手機登記就可放款。
一般借款人無法承受如此高的利息，貸款方又想出新的創新點子：註冊幾十家公司，用同一個APP套幾十個殼。快到期時，推薦借款人不斷在幾個、十幾個、幾十個微信或app端網貸工具裡借款，每借一家，被收取不菲的“砍頭息”。理論上借款人可以在套路貸公司一直借下去。杭州被查獲的一家高利貸殼公司的老闆被抓，旗下有50多個高利貸的殼。
網絡套路貸類似於擊鼓傳花，債權在一輪又一輪的轉換後，風險被無限放大，借款人背上了一輩子都還不上的貸款。當債權做大後，借款人的信息會打包賣給線下催收公司，用黑社會暴力恐嚇的手段來要債。一位大學生父親表示，已代子償還200多萬元，還有200多萬元待還，但是隻要尚有一線希望，他願意將房子再去抵押。
2019年央視“3•15”晚會上，“714高炮”首度被公開曝光，套路貸的種種“套路”惡行大白於天下。
首度認定為涉黑涉惡
2018年上半年，杭州同牛科技的朱晟卿在接受某自媒體專訪時曾這樣點評高利貸、現金貸，“（暴力催收）在行業內其實是很普遍的，這是整個畸形的商業環境和政策環境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
2019年5月，江蘇省公安廳發出通緝令，公開通緝20名涉黑涉惡犯罪在逃人員，其中就有浙江同牛科技網絡有限公司創始人朱晟卿。通告中未涉及具體的通緝原因，但據多方媒體猜測，或許與同牛科技旗下“現金貸”產品涉嫌暴力催收有關。
作者|鍾堅 編輯|崔世海
在高檔寫字樓上班，可以把空調開得很低，這是前催債員吳國慶去年夏天過的愜意日子。他上班的這家公司在杭州核心商業圈一棟高檔寫字樓內，雖然掛著諮詢公司的名頭，但吳國慶知道，公司實際上是幫人要債的，代理幾家網貸公司的催債業務。
剛入職，吳國慶就被緊張的工作氣氛鎮住了：工作間一字排開，個個神色嚴肅、鄭重其事。工作起來，他發現，大部分員工基本是職業學校或中專畢業的，也有大學生，任務很重，每天要打滿一定工作量的電話，不然扣錢。
入行後，他覺得催收這行業很有意思。它不像銷售，客戶可以選擇你也可不選擇你，但欠款人不能說，我不想還給你。
催收有好幾種形式。電話是一種，上門攔堵是一種，還有其他方式。比如有些人做事情，不惜一切手段。從短信催收、電話催收，到“夜催”、網絡和短信辱罵，甚至PS裸照、“爆通訊錄”（電話騷擾借款人家人、親朋），無所不用其極。
吳國慶發現，不惜一切手段的那些人，不見得效果就好，人人都有適合的方法，他就不喜歡死纏爛打。吳國慶所在的部門早上9點上班，晚上7點下班，20個人中，完成任務的只有一個人，工資有5000元左右，其他的在3000元以下。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公司催收業務突然遇冷，部門陸續有同事離職。有一天早上上班，老闆不見了，有人說被公安帶走了，同事們立時作鳥獸散。
一位催收服務業人士稱，圈內不斷傳出哪家公司老大被抓了，這些公司通常是為各類高利貸公司進行非法暴力催收。
從去年初開始，內地展開針對涉黑涉惡高利貸的專項打擊行動，陸續影響到高利貸產業鏈的下游催收行業。今年4月，打擊維度再次升級，最高法等四部委聯合制定印發了《關於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等4項意見，首次明確了套路貸涉黑的司法定義。
浙江玉環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陳巧峰最近能感受到的一個明顯的變化是：作為沿海基層法院，原本民間借貸案件高居不下，現階段收案數卻直線下降，許多涉嫌套路貸案件的原告紛紛撤訴，沒有律師再敢接此類案件。
職業放貸人的異化
陳巧峰所在的浙江玉環市，去年剛升格為縣級市，這裡民資充裕，資金拆借頻繁，日常商業借貸和消費借貸異常發達，很多人也以此為業。玉環市有個借貸一條街，清一色的典當行和各色小貸公司、擔保公司。
民資充裕的借貸市場催生職業化行為，出現了一些專業貸款人和中介人。這些以放貸為業的放貸人群體，頻繁出入當地法院，長期遊走在法律和倫理的邊緣，放份子錢，利滾利，有的虛增借款，惡意催債。
內地金融法規明確，約定利率不能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4倍以上為高利貸不受法律保護。為了規避法律規定，最早的一批內地高利貸從業者發明了“砍頭息”的玩法，就是在發放貸款時從本金中直接扣除利息，形成實際的高息民間借貸。
“一張普通條上寫的是20萬，其實只借給對方10萬，到期後放貸的拿著借條跑到法院起訴，要求支付本金利息。”陳巧峰碰到的職業放貸人中虛增借款的情況非常普遍，這些放貸人注意保存證據，習慣製造資金走賬流水或讓當事人持現金拍照等虛假給付事實，實際取得錢款金額大幅度低於借款金額，事後肆意認定違約，隱瞞真實借款還款情況。
陳巧峰審理的一起民間借貸案件中，羅某要求被告蔡女士還款13萬元，在另一起虞某起訴蔡女士還款22萬元的案件中，羅某也扮演了中介的角色。法院進一步查詢資料後發現，近幾年，羅某一人在法院的民間借貸案件達到26件，法官認為，羅有專門從事職業放貸的可能。
陳巧峰查詢現場視頻資料，以及綜合考量雙方的交易習慣、借款交付問題及借款事實，他判斷當事人蔡女士實際借款額分別為8.5萬元和12.8萬元，遠小於原告羅某訴訟案的標的。玉環法院將其作為首例套路貸案件移送公安機關。
“這類案件顯然疑點重重，我只能多次向原告的代理律師反覆釋明，勸其一定要實事求是，否則將要承擔法律責任。代理律師則信誓旦旦，稱當事人就是這麼說的。”上海一家法院民事庭法官介紹說，一般來說，法官只能根據當事人的舉證對案件事實做出判斷，該事實即為法律事實。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曾傑律師平時會接觸很多涉及套路貸的案件，他比較熟悉放貸人的路數，“他們的行為從先前的隱祕，到後面的堂而皇之。”說隱祕是因為，這類案件在司法層面很難將其直接定性為詐騙，因為它們有民事借貸的基礎。從民事角度來看，根據合同，借款人需要支付這些不應該有的利息和本金。堂而皇之則是因為放高利貸的在合同和銀行流程上都做了全套的偽造，包括代理這些案件的律師，都成為其利益幫凶。
有時候法律事實和客觀事實難免會不一致，“這種境地，與其說是判決結果的痛，不如說是對職業放貸者的囂張氣焰無可奈何的痛。”上述上海法官稱，職業放貸人可能是高利貸也可能是套路貸，前者只是以高利息覆蓋其高成本，而後者屬於異化的物種，可能涉及詐騙、虛假訴訟和尋釁滋事等，常觸碰法律底線。
套路貸演變史
比起傳統高利貸習慣於線下操作的模式，互聯網時代的高利貸已實現摩登轉型，穿上p2p、小貸理財和分期支付等各種所謂科技金融的隱身外衣，不斷迭代，推陳出新。
2007年，內地第一家網貸公司成立，開啟了網貸時代。最早放高利貸的那批人很快將“砍頭息”的玩法搬到網上，網貸的月息一般在3%到10%之間，一筆5萬元貸款，到手4萬或者4.5萬元，扣除部分稱為服務費，但是借款是以5萬為基數算利息，等額本息還錢。
網絡高利貸的玩法，讓缺乏金融知識的人，常處於無所適從境地，營銷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借貸者的心理誤判而獲利。比如網貸借款金額1萬元以下的，有的網貸產品規定日利率1%至2%，且實行累加制，換算後相當於月利率30%至60%，年利率36%至72%；金額1萬元以上，月利率10%至30%，年利率120%至360%。某些網貸產品的利率水平可高達銀行基準利率數十倍甚至數百倍。
放貸人在放款時有時僅告知月利率為15%，甚至是日利率為0.5%，累加下來，年利率可達到可怕的180%。假如你借了1年期的5萬元，到手只有4萬元，一年下來，你可能要還10萬元左右。
放貸人也並非不擔心無收益的風險，他們有時也會遇到惡意借貸不還者。為應對這種可能，除了“砍頭息”、利滾利之外，他們開始推出一種叫“裸條”的東西。想借錢，除了要付高額的“砍頭息”和利息外，還要拍攝幾張手持身份證的全裸照片或者視頻。
如果你不還，你的家人和身邊朋友可能會收到一段帶有你裸體視頻的信息，接踵而至的是各種無休止的謾罵催討。網貸的下游催收產業開始蓬勃興起，一些招聘網站上，催收員的工作炙手可熱，第一次到陌生城市求職的大學生有的也會走上這條路。
網絡高利貸在內地演進速度是驚人的，這種所謂的金融創新更擅長拷貝海外一些過時做法拿來“洋為中用”。發薪日貸款是一種上個世紀在美國流行的短期貸款，發放額度在幾百美元內，貸款必須在兩週內還清，這種貸款期限很短，其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相差很大。
以借款100美元，兩週後利率10美元為例，其名義年利率為390%，實際利率為3685%。美國的發薪日貸款推出後，爭議頗大，不少家庭深受其害，迄今已經有13個州直接禁止了發薪日貸款。
以此為原型，內地互聯網金融從業者很快推出了一種短期借貸產品：1000元借款，到手只有700元，7天后要還1100元。這款被稱為“714高炮”的網貸產品，年化收益可做到1000%，且無需擔保，只要身份證和手機登記就可放款。
一般借款人無法承受如此高的利息，貸款方又想出新的創新點子：註冊幾十家公司，用同一個APP套幾十個殼。快到期時，推薦借款人不斷在幾個、十幾個、幾十個微信或app端網貸工具裡借款，每借一家，被收取不菲的“砍頭息”。理論上借款人可以在套路貸公司一直借下去。杭州被查獲的一家高利貸殼公司的老闆被抓，旗下有50多個高利貸的殼。
網絡套路貸類似於擊鼓傳花，債權在一輪又一輪的轉換後，風險被無限放大，借款人背上了一輩子都還不上的貸款。當債權做大後，借款人的信息會打包賣給線下催收公司，用黑社會暴力恐嚇的手段來要債。一位大學生父親表示，已代子償還200多萬元，還有200多萬元待還，但是隻要尚有一線希望，他願意將房子再去抵押。
2019年央視“3•15”晚會上，“714高炮”首度被公開曝光，套路貸的種種“套路”惡行大白於天下。
首度認定為涉黑涉惡
2018年上半年，杭州同牛科技的朱晟卿在接受某自媒體專訪時曾這樣點評高利貸、現金貸，“（暴力催收）在行業內其實是很普遍的，這是整個畸形的商業環境和政策環境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
2019年5月，江蘇省公安廳發出通緝令，公開通緝20名涉黑涉惡犯罪在逃人員，其中就有浙江同牛科技網絡有限公司創始人朱晟卿。通告中未涉及具體的通緝原因，但據多方媒體猜測，或許與同牛科技旗下“現金貸”產品涉嫌暴力催收有關。
內地網貸天眼報道，有借款人在同牛科技旗下一信貸平臺借款1300元，期限1個月，逾期後被爆通訊錄催收，10個月後，被告知除了1300元本金外，還要繳納罰息和滯納金累計12914.36元，摺合年化利率高達1292%。
同牛科技被稱為國內最大的套路貸公司，涉案人數200餘人，案值巨大。朱晟卿，這位知名的浙商富二代，現已被江蘇公安通緝。記者7月中旬數次前往杭州鳳起路上的同方財富大廈，看到三樓的同牛科技已無人跡，公司門鎖緊閉，往裡望去，是很久都沒人辦公的樣子。
“去年底的時候，他們就關門了，警察還上門抱走了電腦。”同牛科技對門的一家公司店員聞聲出來告訴記者。同牛科技的投資方之一同方控股集團原本是一家本土房產公司，早年有一些地產項目開發，法人即為朱晟卿的父親朱志平。同牛科技出事後，朱志平深居簡出，16樓的同方控股集團綜合管理部的一位文員對媒體的採訪請求不予置評。
朱晟卿案發前接受媒體採訪時稱，玩短期現金貸的，“如果沒有個人隱私數據的濫用、過高的貸款利率、暴力催收，這個行業的公司是活不下去的。”
朱晟卿的話多少透露了內地民間借貸行業失控的混亂景象。沿海民間資本相當發達，據不準確估算，僅浙江一省的民間資本就已超過1萬億元。民間借貸異常活躍，借貸利率不斷攀升，年利率一般在30%至50%之間，有的超過60%，而中國社科院發佈的2012年社會藍皮書稱，內地民間借貸市場總規模截至當年年底超過4萬億人民幣。
民間高利貸相對於龐大的民間資本市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這是個古老的行業，但在今日之中國，金融學界、司法界一直無法將其準確定義。目前業界遵行的只是最高院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四倍不予保護的規定。2009年，內地學者劉新榮等人指出，對高利貸準確定義應考慮到同期銀行借款利率及經濟發展水平，最高院早年的這項規定缺乏嚴謹性。
當網貸等隱性高利貸成為民間融資中的通用形式後，其既規避法律又尋求法律庇護的矛盾行為，讓司法人士無法給其定性。
《民法通則》起草者之一的江平教授在談到民間借貸的利率問題時提到一個細節：1986年在《民法通則》起草時，草案寫有“合法的借貸受法律保護，禁止高利貸”一語。但在全國人大討論的時候，“高利貸”如何定義的問題在代表中立即產生不同爭論。有人問多少算高利貸，銀行回答說超過銀行利率4倍算高利貸。那時候很多人提出反對意見，浙江、江蘇、福建的代表認為，這樣解釋高利貸，就意味著當地的民間借貸都要成為非法的高利貸行為而加以取締，因而無法接受這條規定。所以就把“禁止高利貸劃掉了，相關條文就變成了“合法的借貸受法律保護”。
這一輪的網貸亂象恰逢內地掃黑除惡運動，對民間借貸不規範的治理自去年就開始了。2018年4月16日，公安部、銀保監會、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佈《關於規範民間借貸行為 維護經濟金融秩序有關事項的通知》。此後8月1日，最高院亦發佈《關於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案件的通知》，聯合整治民間借貸中不規範行為。
“在具體司法實踐中，一線辦案人員反映，在惡勢力和‘軟暴力’違法犯罪認定，依法打擊‘套路貸’、處置黑惡勢力犯罪涉案財產等方面還亟待進一步明確、細化。”中央政法委祕書長、全國掃黑辦主任陳一新表示，出臺對套路貸的司法意見，既是精準辦案、依法嚴懲之需，也是迴應社會關切之舉。
官方一錘定音，首次將套路貸中的暴力催收、欺詐等行為定性為涉黑涉惡，並非是普通的民間借貸糾紛，這為各地對互聯網金融貸款的集中打擊整飭提供了執法依據。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曾傑律師表示，涉黑涉惡高利貸最開始就發生在長三角、珠三角一帶，尤其是江浙特別嚴重。
2019年4月19日，浙江省掃黑除惡專項領導小組通報稱，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計打掉“套路貸”涉黑涉惡犯罪團伙343個，抓獲團伙成員3347人，破獲各類案件4888起。6月中旬，該領導小組又發佈消息稱，又打掉套路貸涉黑涉惡團伙53個。
長期規制失靈
以往各種套路貸通常用民事訴訟手段進行追債，借款人處於非常不利的民事地位。內地一些基層法院也因此自下而上進行制度創新，以規避可能的法律漏洞，如浙江台州法院推出職業放貸人黑名單制度，試圖從訴訟證據的真實性等方面考慮，給予借款人利益更多的保護。
職業放貸人黑名單制度目前在內地多省市法院已試點推廣，對狙擊涉黑涉惡高利貸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但職業放貸人黑名單制度只能是民事層面對借貸人的有限保護，還有很多顧慮，“剛開始推出放在法院網站時，還擔心放貸人來鬧，侵犯他們某方面權益之類，現在看來暫時還沒有。”法官陳巧峰說。
內地尚沒有專門的民間借貸法律，已有的正式立法也沒有對民間借貸的高利貸問題進行規制。傳統的民間借貸活動只針對特定區域展開，每一個民間借貸組織都有自己特定的客戶群。因非法集資獲刑的吳英案，當年也是基本在浙江金華東陽地區開展集資活動，但互聯網時代，借貸業務早已超過原有的地域範圍，勢必對民間借貸管理和運行機制提出更高的要求。
2018年全國兩會上，北京市房山區法院民二庭庭長厲莉等6名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在《刑法》中增設非法放貸罪。有許多學者也持相同觀點，北京聯合大學法學教授楊積堂撰文指出，應把民間借貸和高利貸加以區分，高利貸入罪具有理論上的合理性和立法上的合法性，將高利貸行為入罪並不意味著對民間借貸的制度性壓制，而是在保障市場主體的財產權利與融資自由權利的基礎上必要的制約。
作者|鍾堅 編輯|崔世海
在高檔寫字樓上班，可以把空調開得很低，這是前催債員吳國慶去年夏天過的愜意日子。他上班的這家公司在杭州核心商業圈一棟高檔寫字樓內，雖然掛著諮詢公司的名頭，但吳國慶知道，公司實際上是幫人要債的，代理幾家網貸公司的催債業務。
剛入職，吳國慶就被緊張的工作氣氛鎮住了：工作間一字排開，個個神色嚴肅、鄭重其事。工作起來，他發現，大部分員工基本是職業學校或中專畢業的，也有大學生，任務很重，每天要打滿一定工作量的電話，不然扣錢。
入行後，他覺得催收這行業很有意思。它不像銷售，客戶可以選擇你也可不選擇你，但欠款人不能說，我不想還給你。
催收有好幾種形式。電話是一種，上門攔堵是一種，還有其他方式。比如有些人做事情，不惜一切手段。從短信催收、電話催收，到“夜催”、網絡和短信辱罵，甚至PS裸照、“爆通訊錄”（電話騷擾借款人家人、親朋），無所不用其極。
吳國慶發現，不惜一切手段的那些人，不見得效果就好，人人都有適合的方法，他就不喜歡死纏爛打。吳國慶所在的部門早上9點上班，晚上7點下班，20個人中，完成任務的只有一個人，工資有5000元左右，其他的在3000元以下。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公司催收業務突然遇冷，部門陸續有同事離職。有一天早上上班，老闆不見了，有人說被公安帶走了，同事們立時作鳥獸散。
一位催收服務業人士稱，圈內不斷傳出哪家公司老大被抓了，這些公司通常是為各類高利貸公司進行非法暴力催收。
從去年初開始，內地展開針對涉黑涉惡高利貸的專項打擊行動，陸續影響到高利貸產業鏈的下游催收行業。今年4月，打擊維度再次升級，最高法等四部委聯合制定印發了《關於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等4項意見，首次明確了套路貸涉黑的司法定義。
浙江玉環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陳巧峰最近能感受到的一個明顯的變化是：作為沿海基層法院，原本民間借貸案件高居不下，現階段收案數卻直線下降，許多涉嫌套路貸案件的原告紛紛撤訴，沒有律師再敢接此類案件。
職業放貸人的異化
陳巧峰所在的浙江玉環市，去年剛升格為縣級市，這裡民資充裕，資金拆借頻繁，日常商業借貸和消費借貸異常發達，很多人也以此為業。玉環市有個借貸一條街，清一色的典當行和各色小貸公司、擔保公司。
民資充裕的借貸市場催生職業化行為，出現了一些專業貸款人和中介人。這些以放貸為業的放貸人群體，頻繁出入當地法院，長期遊走在法律和倫理的邊緣，放份子錢，利滾利，有的虛增借款，惡意催債。
內地金融法規明確，約定利率不能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4倍以上為高利貸不受法律保護。為了規避法律規定，最早的一批內地高利貸從業者發明了“砍頭息”的玩法，就是在發放貸款時從本金中直接扣除利息，形成實際的高息民間借貸。
“一張普通條上寫的是20萬，其實只借給對方10萬，到期後放貸的拿著借條跑到法院起訴，要求支付本金利息。”陳巧峰碰到的職業放貸人中虛增借款的情況非常普遍，這些放貸人注意保存證據，習慣製造資金走賬流水或讓當事人持現金拍照等虛假給付事實，實際取得錢款金額大幅度低於借款金額，事後肆意認定違約，隱瞞真實借款還款情況。
陳巧峰審理的一起民間借貸案件中，羅某要求被告蔡女士還款13萬元，在另一起虞某起訴蔡女士還款22萬元的案件中，羅某也扮演了中介的角色。法院進一步查詢資料後發現，近幾年，羅某一人在法院的民間借貸案件達到26件，法官認為，羅有專門從事職業放貸的可能。
陳巧峰查詢現場視頻資料，以及綜合考量雙方的交易習慣、借款交付問題及借款事實，他判斷當事人蔡女士實際借款額分別為8.5萬元和12.8萬元，遠小於原告羅某訴訟案的標的。玉環法院將其作為首例套路貸案件移送公安機關。
“這類案件顯然疑點重重，我只能多次向原告的代理律師反覆釋明，勸其一定要實事求是，否則將要承擔法律責任。代理律師則信誓旦旦，稱當事人就是這麼說的。”上海一家法院民事庭法官介紹說，一般來說，法官只能根據當事人的舉證對案件事實做出判斷，該事實即為法律事實。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曾傑律師平時會接觸很多涉及套路貸的案件，他比較熟悉放貸人的路數，“他們的行為從先前的隱祕，到後面的堂而皇之。”說隱祕是因為，這類案件在司法層面很難將其直接定性為詐騙，因為它們有民事借貸的基礎。從民事角度來看，根據合同，借款人需要支付這些不應該有的利息和本金。堂而皇之則是因為放高利貸的在合同和銀行流程上都做了全套的偽造，包括代理這些案件的律師，都成為其利益幫凶。
有時候法律事實和客觀事實難免會不一致，“這種境地，與其說是判決結果的痛，不如說是對職業放貸者的囂張氣焰無可奈何的痛。”上述上海法官稱，職業放貸人可能是高利貸也可能是套路貸，前者只是以高利息覆蓋其高成本，而後者屬於異化的物種，可能涉及詐騙、虛假訴訟和尋釁滋事等，常觸碰法律底線。
套路貸演變史
比起傳統高利貸習慣於線下操作的模式，互聯網時代的高利貸已實現摩登轉型，穿上p2p、小貸理財和分期支付等各種所謂科技金融的隱身外衣，不斷迭代，推陳出新。
2007年，內地第一家網貸公司成立，開啟了網貸時代。最早放高利貸的那批人很快將“砍頭息”的玩法搬到網上，網貸的月息一般在3%到10%之間，一筆5萬元貸款，到手4萬或者4.5萬元，扣除部分稱為服務費，但是借款是以5萬為基數算利息，等額本息還錢。
網絡高利貸的玩法，讓缺乏金融知識的人，常處於無所適從境地，營銷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借貸者的心理誤判而獲利。比如網貸借款金額1萬元以下的，有的網貸產品規定日利率1%至2%，且實行累加制，換算後相當於月利率30%至60%，年利率36%至72%；金額1萬元以上，月利率10%至30%，年利率120%至360%。某些網貸產品的利率水平可高達銀行基準利率數十倍甚至數百倍。
放貸人在放款時有時僅告知月利率為15%，甚至是日利率為0.5%，累加下來，年利率可達到可怕的180%。假如你借了1年期的5萬元，到手只有4萬元，一年下來，你可能要還10萬元左右。
放貸人也並非不擔心無收益的風險，他們有時也會遇到惡意借貸不還者。為應對這種可能，除了“砍頭息”、利滾利之外，他們開始推出一種叫“裸條”的東西。想借錢，除了要付高額的“砍頭息”和利息外，還要拍攝幾張手持身份證的全裸照片或者視頻。
如果你不還，你的家人和身邊朋友可能會收到一段帶有你裸體視頻的信息，接踵而至的是各種無休止的謾罵催討。網貸的下游催收產業開始蓬勃興起，一些招聘網站上，催收員的工作炙手可熱，第一次到陌生城市求職的大學生有的也會走上這條路。
網絡高利貸在內地演進速度是驚人的，這種所謂的金融創新更擅長拷貝海外一些過時做法拿來“洋為中用”。發薪日貸款是一種上個世紀在美國流行的短期貸款，發放額度在幾百美元內，貸款必須在兩週內還清，這種貸款期限很短，其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相差很大。
以借款100美元，兩週後利率10美元為例，其名義年利率為390%，實際利率為3685%。美國的發薪日貸款推出後，爭議頗大，不少家庭深受其害，迄今已經有13個州直接禁止了發薪日貸款。
以此為原型，內地互聯網金融從業者很快推出了一種短期借貸產品：1000元借款，到手只有700元，7天后要還1100元。這款被稱為“714高炮”的網貸產品，年化收益可做到1000%，且無需擔保，只要身份證和手機登記就可放款。
一般借款人無法承受如此高的利息，貸款方又想出新的創新點子：註冊幾十家公司，用同一個APP套幾十個殼。快到期時，推薦借款人不斷在幾個、十幾個、幾十個微信或app端網貸工具裡借款，每借一家，被收取不菲的“砍頭息”。理論上借款人可以在套路貸公司一直借下去。杭州被查獲的一家高利貸殼公司的老闆被抓，旗下有50多個高利貸的殼。
網絡套路貸類似於擊鼓傳花，債權在一輪又一輪的轉換後，風險被無限放大，借款人背上了一輩子都還不上的貸款。當債權做大後，借款人的信息會打包賣給線下催收公司，用黑社會暴力恐嚇的手段來要債。一位大學生父親表示，已代子償還200多萬元，還有200多萬元待還，但是隻要尚有一線希望，他願意將房子再去抵押。
2019年央視“3•15”晚會上，“714高炮”首度被公開曝光，套路貸的種種“套路”惡行大白於天下。
首度認定為涉黑涉惡
2018年上半年，杭州同牛科技的朱晟卿在接受某自媒體專訪時曾這樣點評高利貸、現金貸，“（暴力催收）在行業內其實是很普遍的，這是整個畸形的商業環境和政策環境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
2019年5月，江蘇省公安廳發出通緝令，公開通緝20名涉黑涉惡犯罪在逃人員，其中就有浙江同牛科技網絡有限公司創始人朱晟卿。通告中未涉及具體的通緝原因，但據多方媒體猜測，或許與同牛科技旗下“現金貸”產品涉嫌暴力催收有關。
內地網貸天眼報道，有借款人在同牛科技旗下一信貸平臺借款1300元，期限1個月，逾期後被爆通訊錄催收，10個月後，被告知除了1300元本金外，還要繳納罰息和滯納金累計12914.36元，摺合年化利率高達1292%。
同牛科技被稱為國內最大的套路貸公司，涉案人數200餘人，案值巨大。朱晟卿，這位知名的浙商富二代，現已被江蘇公安通緝。記者7月中旬數次前往杭州鳳起路上的同方財富大廈，看到三樓的同牛科技已無人跡，公司門鎖緊閉，往裡望去，是很久都沒人辦公的樣子。
“去年底的時候，他們就關門了，警察還上門抱走了電腦。”同牛科技對門的一家公司店員聞聲出來告訴記者。同牛科技的投資方之一同方控股集團原本是一家本土房產公司，早年有一些地產項目開發，法人即為朱晟卿的父親朱志平。同牛科技出事後，朱志平深居簡出，16樓的同方控股集團綜合管理部的一位文員對媒體的採訪請求不予置評。
朱晟卿案發前接受媒體採訪時稱，玩短期現金貸的，“如果沒有個人隱私數據的濫用、過高的貸款利率、暴力催收，這個行業的公司是活不下去的。”
朱晟卿的話多少透露了內地民間借貸行業失控的混亂景象。沿海民間資本相當發達，據不準確估算，僅浙江一省的民間資本就已超過1萬億元。民間借貸異常活躍，借貸利率不斷攀升，年利率一般在30%至50%之間，有的超過60%，而中國社科院發佈的2012年社會藍皮書稱，內地民間借貸市場總規模截至當年年底超過4萬億人民幣。
民間高利貸相對於龐大的民間資本市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這是個古老的行業，但在今日之中國，金融學界、司法界一直無法將其準確定義。目前業界遵行的只是最高院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四倍不予保護的規定。2009年，內地學者劉新榮等人指出，對高利貸準確定義應考慮到同期銀行借款利率及經濟發展水平，最高院早年的這項規定缺乏嚴謹性。
當網貸等隱性高利貸成為民間融資中的通用形式後，其既規避法律又尋求法律庇護的矛盾行為，讓司法人士無法給其定性。
《民法通則》起草者之一的江平教授在談到民間借貸的利率問題時提到一個細節：1986年在《民法通則》起草時，草案寫有“合法的借貸受法律保護，禁止高利貸”一語。但在全國人大討論的時候，“高利貸”如何定義的問題在代表中立即產生不同爭論。有人問多少算高利貸，銀行回答說超過銀行利率4倍算高利貸。那時候很多人提出反對意見，浙江、江蘇、福建的代表認為，這樣解釋高利貸，就意味著當地的民間借貸都要成為非法的高利貸行為而加以取締，因而無法接受這條規定。所以就把“禁止高利貸劃掉了，相關條文就變成了“合法的借貸受法律保護”。
這一輪的網貸亂象恰逢內地掃黑除惡運動，對民間借貸不規範的治理自去年就開始了。2018年4月16日，公安部、銀保監會、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佈《關於規範民間借貸行為 維護經濟金融秩序有關事項的通知》。此後8月1日，最高院亦發佈《關於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案件的通知》，聯合整治民間借貸中不規範行為。
“在具體司法實踐中，一線辦案人員反映，在惡勢力和‘軟暴力’違法犯罪認定，依法打擊‘套路貸’、處置黑惡勢力犯罪涉案財產等方面還亟待進一步明確、細化。”中央政法委祕書長、全國掃黑辦主任陳一新表示，出臺對套路貸的司法意見，既是精準辦案、依法嚴懲之需，也是迴應社會關切之舉。
官方一錘定音，首次將套路貸中的暴力催收、欺詐等行為定性為涉黑涉惡，並非是普通的民間借貸糾紛，這為各地對互聯網金融貸款的集中打擊整飭提供了執法依據。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曾傑律師表示，涉黑涉惡高利貸最開始就發生在長三角、珠三角一帶，尤其是江浙特別嚴重。
2019年4月19日，浙江省掃黑除惡專項領導小組通報稱，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計打掉“套路貸”涉黑涉惡犯罪團伙343個，抓獲團伙成員3347人，破獲各類案件4888起。6月中旬，該領導小組又發佈消息稱，又打掉套路貸涉黑涉惡團伙53個。
長期規制失靈
以往各種套路貸通常用民事訴訟手段進行追債，借款人處於非常不利的民事地位。內地一些基層法院也因此自下而上進行制度創新，以規避可能的法律漏洞，如浙江台州法院推出職業放貸人黑名單制度，試圖從訴訟證據的真實性等方面考慮，給予借款人利益更多的保護。
職業放貸人黑名單制度目前在內地多省市法院已試點推廣，對狙擊涉黑涉惡高利貸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但職業放貸人黑名單制度只能是民事層面對借貸人的有限保護，還有很多顧慮，“剛開始推出放在法院網站時，還擔心放貸人來鬧，侵犯他們某方面權益之類，現在看來暫時還沒有。”法官陳巧峰說。
內地尚沒有專門的民間借貸法律，已有的正式立法也沒有對民間借貸的高利貸問題進行規制。傳統的民間借貸活動只針對特定區域展開，每一個民間借貸組織都有自己特定的客戶群。因非法集資獲刑的吳英案，當年也是基本在浙江金華東陽地區開展集資活動，但互聯網時代，借貸業務早已超過原有的地域範圍，勢必對民間借貸管理和運行機制提出更高的要求。
2018年全國兩會上，北京市房山區法院民二庭庭長厲莉等6名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在《刑法》中增設非法放貸罪。有許多學者也持相同觀點，北京聯合大學法學教授楊積堂撰文指出，應把民間借貸和高利貸加以區分，高利貸入罪具有理論上的合理性和立法上的合法性，將高利貸行為入罪並不意味著對民間借貸的制度性壓制，而是在保障市場主體的財產權利與融資自由權利的基礎上必要的制約。
不過，也有眾多反對聲音。很多人持高利貸助推經濟發展的積極論，認為高利貸入刑的問題要慎重，畢竟這種借貸形式是民企資金的重要來源，在目前經濟形勢下如果出臺高利貸入刑的規定，會給市場發出錯誤的信號。
“大量民企的運轉往往是民間高利貸在支撐的，高利貸撤了，很多企業資金鍊斷了會倒閉一大批。”長期在廣東執業的曾傑律師辦案中觀察到，珠三角放高利貸者除了社會人士外，還有不少是政府公務員。
除小額貸款公司外，內地從事民間放貸的基本無金融牌照，大多屬違法經營。2007年前後，人行出面擬訂了《放貸人條例》，明確民間借貸的法律定性、准入標準、利率管理、資金來源、資金用途和監測等，對民間借貸作出比較明確的規定，但由於各方利益訴求差異很大，難以權衡，該條例迄今未出臺，有消息稱今年有望經人大審議通過。
可以借鑑的是，歐盟成員國家的法律大多規定了貸款利率上限，由此對應不同的法律責任。美國大部分州也規定了最高利率限制，如佐治亞州規定，3000美元以下借款的通常最高法定月利率是16%，3000-250000美元月利率5%，使用單利計息。此外，加拿大、日本、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的法律也都不同程度地規定了利率上限。
而在陳巧峰所在的浙江玉環市人民法院，在經歷這輪打擊涉黑涉惡的套路貸案件運動後，他接收到一些樂觀的消息，“公安機關現在變被動為主動，積極到法院執行部門詢問高利貸案件的相關線索。”當地的一批高利貸產業鏈中的非法暴力催收公司也基本被連根拔除。
小貼士：
套路貸，是對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假借民間借貸之名，誘使或迫使被害人簽訂“借貸”或變相“借貸”“抵押”“擔保”等相關協議，通過虛增借貸金額、惡意製造違約、肆意認定違約、毀匿還款證據等方式形成虛假債權債務，並藉助訴訟、仲裁、公證或者採用暴力、威脅以及其他手段非法佔有被害人財物的相關違法犯罪活動的概括性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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