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匈奴進行了四十三年的戰爭之後，漢武帝終於痛苦的接受了這一事實，徹底降服匈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漢帝國已無力再戰。
漢帝國此時已陷入風雨飄搖之中。在此前兩年（前91），發生了震驚天下的“巫蠱之禍”，遭陷害而被迫發動政變的太子劉據兵敗自殺，皇后衛子夫也追隨兒子而去；第二年（前90），漢武帝后期最倚重的將領大將軍李廣利陣前投降匈奴，幾乎已宣告了劉徹武力解決匈奴問題的最後破產。
除了政治和軍事上的雙重挫敗之外，劉徹此時也敗光了文景之治積攢了幾十年豐厚家底，《漢書》中的說法是“海內虛耗”，“天下戶口減半”。
按照《資治通鑑》的說法，輪臺詔之前的三個月，漢武帝在泰山附近的封禪儀式上，據說還曾作過比輪臺詔更為深刻的自我批評：“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在司馬光看來，漢武帝所為已無限接近了秦始皇的暴政（“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給了一連串負面的四字評價，“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如果不是“晚而改過”的輪臺詔，漢武帝豈能“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
但無論如何，正是在司馬光的筆下，漢武帝才被加倍賦予了晚年幡然悔悟的政治形象。對此，史學界直至近年來還存在著諸多爭議。辛德勇先生在《製造漢武帝》一書中指出，司馬光刻意強化漢武帝晚年改過是帶有政治目的的，是為了和王安石“富國強兵”的變法唱對臺戲，隱隱有諷喻趙宋天子“改過”，早日與變法切割的意思。
陳蘇鎮先生在《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一書中更是認為，輪臺詔“並未全盤否定武帝數十年的開邊事業，更未否定其全部事業”；輪臺詔也不意味著武帝改變了原來的主張，“他只是推遲了征服匈奴的時間，放慢了經營西域的節奏”。
或許可以這麼說，漢武帝直至去世（前87年，輪臺詔之後兩年），也不會真正對一生的“赫赫武功”有所追悔，他悔悟的只是非原則性的細節，比如發動戰爭的節奏沒有把控好罷了。
漢武帝十六歲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執政的大多數時間都是烽火連天，東並朝鮮、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基本和周邊打了個遍。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漢武帝和乾隆是定義今日中國疆域最重要的兩位皇帝，前者如范文瀾所說“為現代中國的廣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礎”，後者則有收官意義。
但是，我還是想把“窮兵黷武”送給漢武帝，戰爭本身可能是中性的，但整個統治時代幾乎一直貫穿著戰爭卻是難以辯護的。漢武帝和秦始皇最大的共通點就是，他們都非常不擅於自我節制，無視國力民力的極限，任由開邊慾望無窮蔓延。
漢武帝給我最大的感覺就是，他不把國家打到崩潰邊緣，不把民力使用到極限，不把戰爭打到四面開花難以為繼，他是不會停下征伐腳步的。
就漢匈戰爭而言，雖然全過程漢武帝都是在“以本傷人”，享受著殺敵一萬自損八千式的勝利，但其間的確是有見好就收的時間窗口的。元狩四年（前119），在畢其功於一役的漠北戰役中，匈奴主力實際上已經被衛青霍去病重創，出現了“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的大好局面，漢高祖“白登之圍”的百年恥辱連本帶利地報了，匈奴再也已無法構成對漢帝國的軍事威脅。
漢武帝如果在此時結束戰爭，不糾結於他真實歷史中追求對匈奴問題的“徹底解決”，就等於提前輪臺詔了整整三十年，漢帝國有這三十年的休養生息，又何至於出現漢武帝后期的“海內虛耗”，“有亡秦之跡”。
如此，漢武帝的歷史評價也不至於那麼充滿糾結，在暴君與“漢武大帝”兩個極端間搖擺。
甚至漢武帝的直系子孫都心情複雜的審視著這位“大帝”。武帝去世後沒幾年，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開的鹽鐵會議上，從民間來的賢良文學就試圖全面否定武帝時推行的各項經濟政策；宣帝即位後的第二年（前72）圍繞祭祀武帝要不要增加廟樂，大漢朝廷又一次發生了分裂，大臣夏侯勝激烈攻擊了武帝，“人民相食”，“無德澤於民”，宣帝大怒將夏侯勝下獄，但之後又特赦出獄；漢哀帝時，朝臣甚至因為武帝過失太大，建議其廟“宜毀”，儘管最後保住了宗廟，但漢哀帝甚至一度持中立立場。
漢武帝曾有一段針對匈奴、無比雞血的發言：“寇可為，我復亦為；寇可往，我復亦往。”作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大有為”之君，漢武帝最大的問題可能就是不知道“有所為，有所不為”。只知道一味強橫，不知道見好就收。在這一點上，他遠遠不如自己的子孫——光武帝劉秀。
公元45年，西域諸國主動上書要求“內附”，希望東漢政權能夠出兵西域，否則他們就只能被迫投靠匈奴了。誰料劉秀對開疆拓土大好良機不為所動，明確拒絕稱，“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戰爭年代的劉秀是親冒矢石的馬上天子，論打仗比漢武帝更有發言權，但統一天下之後，那個昆陽之戰中的軍事冒險家迅速投身反戰主義陣營，“未嘗復言軍旅”，還發出“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的和平宣言。
魯西奇先生在《何草不黃》中寫到，“以帝王的威權與強大的國家資源，去成就豐功偉業，固然不容易，而更困難的卻是承認自己的錯誤，甚至是否定自己的豐功偉績，這種否定所需要的勇氣和力量，遠遠大於創建豐功偉業所需要的勇氣和力量”。
在懸崖邊緣，漢武帝為漢帝國，也為他自己，抓住了最後的時間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