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古文運動的偉大旗手

文/鍾百超

一

安史之亂（755-763）之後，唐朝便進入中唐時期（762-827），大約65年的跨度，這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但是，唐代文學，到了貞元、元和年間卻出現了第二次高潮，除了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李紳等詩人外，還有韓愈、孟郊、柳宗元、劉禹錫、李賀等詩人和散文大家，可謂人才輩出，群星燦爛，蔚為壯觀。

在詩歌方面，白居易、李紳、元稹、張籍、王建等，倡導“新樂府運動”，推動詩歌發展；在散文方面，韓愈、柳宗元等提倡“古文運動”，推動散文發展。

“新樂府運動”有三個特徵：其一，自創新題，不借用古題；其二，關注當下，刺美見事；其三，不以入樂與否為衡量標準，體現了漢樂府的精神和風貌，或者說，是漢樂府的一次偉大復興。在新樂府運動的推動之下，誕生了許多優秀詩歌作品，有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詞》、《織婦詞》 ，張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謠》等。

在散文方面，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就。到了兩漢時期，司馬遷的《史記》等作品又把散文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可是，東漢以來，將辭賦寫作手法引進散文的傾向漸成風氣；到了魏晉，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體即駢文。駢文又稱駢體文、駢儷文或駢偶文，全篇以雙句（儷句、偶句）為主，講究華麗的藻飾、對仗的工整和聲律的鏗鏘，常用四六字句式，因而又稱“四六文”或“駢四儷六”，較多用典，追求形式，乃至技巧的完美。著名的駢文代表作，有南北朝時期著名文學家庾信的《哀江南賦序》、吳均的《與朱元思書》，以及初唐詩人王勃的《滕王閣序》等。

由於遷就句式，堆砌辭藻，影響思想的表達與發揮，韓愈、柳宗元等在前人的基礎上，推動古文運動，效法先秦兩漢時期的散文創作手法，打破駢文文體的束縛。在形式上嘗試奇句單行、不拒句式長短、自由抒寫的行文方式。

因此，可以這樣說，古文運動，實際上是對古代散文的一次迴歸。因此，無論是白居易推動的“新樂府運動”，還是韓愈倡導的“古文運動”，如同兩駕馬車，對於唐朝文學的發展，乃至儒家思想的傳承與弘揚都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其歷史功績彪炳千古，永載史冊。

二

但是，這場“古文”運動，其實質並非只是為了創作形式本身，那麼，究竟又是為了什麼呢？

韓愈在《原道》中指出：“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樑、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歸於墨；不入於老，則歸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周道衰落，孔子去世，秦始皇焚燒詩書，黃老學說盛行於漢代，佛教盛行於晉、魏、樑、隋之間，這是韓愈當時所面臨的社會現實。

作為儒家子弟，此時的韓愈該做出何種選擇？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指出：“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面對“道喪文弊，異端並起”，韓愈唯有高舉大旗，主動擔當起恢復孔孟儒家思想正統地位的歷史重任，於是“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是蘇軾對韓愈最好的評價。

因此，韓愈所提倡的古文運動，實際上就是將文風變革與儒學復興結合起來一場新文化運動。

三

對於儒學的復興，韓愈充滿信心，在《答李翊書》說：“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

這種自信來自於古文的底蘊和對聖賢的遵崇。為了弘揚儒學，恢復古文，韓愈苦下功夫，“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同時，讀聖賢書，立聖賢志，“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並且達到了“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境界。

學習古文創作，畢竟是一個艱難的過程。“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韓愈指出，內心產生一定想法，行之於筆的時候，要把一些陳舊的言詞去掉，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儘管如此，還是要下狠心把它們去掉。

在學習過程中，韓愈始終保持清醒頭腦，不迷失方向。“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以仁義作為學習目標，以《詩》《書》為學習源頭，不迷失道路，不斷絕源頭，這就是韓愈學習古文的態度和精神。

創作不是簡單的構思與行文，而是一種思想與道德的引領。用什麼理論來指導古文創作，使之達到一定的高度？韓愈在《答李翊書》指出：“將蘄（qí）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韓愈認為，要立言，首先，“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其次，“養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如果能夠養根加膏，就會達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的效果。

這裡又涉及一個核心概念，也就是養什麼根，加什麼膏的問題。顯而易見，韓愈所謂的根和膏，就是儒家思想和精神氣。

韓愈在《答李秀才書》一文中指出：“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又說：“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這裡的道，就是孔孟之道。

因此，把古文的迴歸與創作視為傳道的方式，將“文以明道”視為己任，把“處心有道，行己有方”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便是韓愈倡導古文運動的實質所在。

四

除了思想引領，韓愈還主張“氣盛言宜”作為散文創作的指導原則。在《答李翊書》中，韓愈指出：“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所謂氣，就是文章的氣勢，韓愈把這種氣比作水，把文字或言語比作浮在水面上的東西。水勢大，水面上的東西都能能漂浮起來。因而他認為，文章的氣勢和語言的關係也是如此，氣勢充足，語言的短長與聲音的揚抑都會各得其妙。

文章的氣，具體而言，又是什麼？是孟子的浩然之氣。孟子在《孟子·公孫丑上》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

韓愈以孟子的繼承者自居，因此，韓愈“氣說”，無疑就是孟子的浩然之氣。在《送王秀才序》中，韓愈稱：“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 …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在韓愈的散文中，這種浩然之氣，體現在一腔正氣，旗幟鮮明地維護和宣揚孔孟思想。在《原道》一文中，韓愈開門見山地指出：“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韓愈所堅持的道，是從堯傳給舜，舜傳給禹，禹傳給湯，湯傳給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傳給孔子，孔子傳給孟軻的儒家學說和思想。

正因為如此，在《與孟尚書書》一書中，韓愈誓言：“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在《爭臣論》一文中指出：“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因此，韓愈把自己視為儒家思想的傳人。

正是得益於孔孟思想之精華，在韓愈的文章中處處彰顯出浩然之氣。而浩然之氣，正是文章立命之基礎與高度之所在。

曹丕曾經提出“文氣說”。他認為“文以氣為主”。什麼是“氣”，曹丕沒有做出闡釋。但我們認為，所謂“氣”，應該是創作者個人所具備的思想境界、文化修養、個性特徵，以及人文情懷等。“文以氣為主”就是強調，無論自己創作，還是評價他人，都應該以“氣”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點。

可以說，韓愈的“氣盛言宜說”與曹丕的“文氣說”是一脈相承的，是兩根互相砥礪的文學支柱，撐起文學的天空。

韓愈的散文，得到了許多推崇和嘉許。唐代散文家皇甫湜在《皇甫持正·喻業》中給予高度評價：“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注，千里一道，衝飈激浪，流不滯。”宋代蘇洵在《上歐陽內翰第一書》中說也予以充分肯定：“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明代散文家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中也極力稱讚：“吞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風，常者山立，怪者霆擊，韓愈之文也。”

韓愈的散文創作，以傳承並弘揚儒家精神為己任，以古文為抒寫工具，使之成為有思想情懷，有沉雄豪邁氣勢，有強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作品而垂範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