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國六七十年代唯一像樣的知識分子

顧準 吳敬璉 孫冶方 政治 精物 精物 2017-09-28

顧準是中國六七十年代唯一一位像樣的知識分子。

——李慎之

在那“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年代,顧準一花獨放地創造著思想奇蹟。

——邵燕祥

幸虧有了顧準,才挽回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思想界在那個可恥年代的集體名譽。

——駱玉明

學者朱學勤講過一個故事:

在一次學術會議上,

一位境外學者質問內地同行:

“在六七十年代,你們有沒有稍微像樣一點的人物?”

面對這樣一個潛含挑戰的問題,

老學者李慎之佝僂而起,應聲作答:

“有,有一位,那就是顧準!”

他是中國六七十年代唯一像樣的知識分子

1

少年天才

1915年7月1日,

顧準出生於上海一個小商人家庭。

父親是做棉花生意的,

但不得其法,致使家道中落。

不得已,母親只好出去做雜工補貼家用。

1927年,顧準初中畢業後,

因家境清貧,無力繼續求學,

經校長推薦,便進了潘序倫創辦的上海立信會計事務所,

做了一名端茶倒水的練習生。

說到潘序倫,這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他年少時是一個紈絝子弟,

終日廝混賭場,拋金敗家。

沒想到而立之年竟幡然悔悟,

於是刻苦學習,拿下了美國哈佛大學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

回國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會計師事務所,

成為“中國現代會計學之父”。

顧準在這裡端茶倒水的同時,

也悄悄自學著會計學。

有一次,會計師們遇到了一個疑難問題,

不知道怎麼解決,於是發生了激烈爭吵。

顧準站起來:“這事可以這麼處理……”

潘序倫一聽,連聲讚歎:“好辦法。”

從此,他就喜歡上了顧準,

將一身學問傾囊相授。

他是中國六七十年代唯一像樣的知識分子

潘序倫與顧準

顧準實在是太聰明瞭。

16歲,他就編寫了《高級商業簿記習題詳解》,

這本書後來成為會計專業的必讀書目。

17歲時,他與潘序倫合寫了《政府會計》,

這本書理順與規範了政府的會計核算。

19歲時,他發現銀行會計學問題重重,

於是編寫了中國第一部銀行會計學專著《銀行會計》,

這本書,後被列為大學教材。

20歲時,他已兼任上海幾所大學的教授,

併成為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之一。

潘序倫稱讚他說:“弟之才,十倍於我。”

由於才華絕倫,顧準薪水連漲,

二十出頭,月薪便高達300大洋。

而當時,一個黃包車伕一月才掙兩個大洋。

這份薪水,不知多少人羨慕啊,

但卻留不住顧準了——因為1935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愛國的顧準便坐不住了,

他決定去抗日根據地支援經濟建設。

潘序倫太喜歡顧準了,萬分不捨:

“你別走了,我把立信會計學校交給你。”

這學校,當時是多賺錢啊,

但顧準拒絕了:“國家危難,匹夫有責。”

那天,送別,

素來堅強的潘序倫竟然掉下了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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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身革命

離開上海,顧準加入了新四軍。

接下來,他是“哪裡需要哪裡搬”:

做過蘇北鹽阜區財經處副處長,

做過淮海區財經處副處長,

做過延安會計幹部訓練班教員,

做過淮陰利豐棉業公司總經理,

做過蘇中區行政公署貨管處處長,

1949年,顧準接到一個重大任務——被任命為華東財政部副部長兼上海市財政局局長,接管上海,穩定經濟。

接管上海過程中,有兩個人名字最是響亮。

“一個是揚帆,因為他是公安局長。

槍斃壞人的告示上都是他的簽名。

另一個就是顧準,因為他是財政局長,

分管財政、地政、會計、審計等八部門,

所以各種經濟佈告上全是他的簽名。”

那時,上海工業已陷入半癱瘓狀態,

一萬多家工廠,只有三分之一開工。

企業家們人心惶惶,息工停火觀望著。

於是,顧準燒出了三把火:

一是重建上海徵稅制度,

二是重構上海產供銷體系,

三是驅趕不適應新經濟體制的外資公司。

三把火一燒,立馬穩住了上海。

顧準就這樣成為了上海的政治明星,

被政商兩界稱為“奇特的天才”。

顧準,的確是個天才。

他能一邊和人聊天,一邊雙手“打飛歸”,

就是兩隻手在兩個算盤上同時計算。

他當上海市財政局長時,

可以一邊主持會議,

一邊摘記“別人的精要發言”,

還一邊寫年度總結報告,

幹部們驚歎:“顧局長有三個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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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書生意氣

就在顧準意氣風發之際,

一場大難突發而至。

1952年2月29日,

上海市委召開幹部大會,領導當場宣佈:

“在‘三反’運動中,上海揪出了八隻大老虎,黎玉,顧準……予以撤職。”

坐著臺下的顧準,當場就懵了。

當晚,他在辦公室坐了整整一夜。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麼錯。”

第二天,天亮了,

他推開門,走了出去。

在《解放日報》上,他看見了自己被撤職的緣由:

“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違反黨的政策方針,在思想上、組織上與黨對抗……”

於是,大家開始瘋傳顧準的奇葩事:

●顧準任中共東路特委宣傳部長時,

當時東路的最高負責人是譚震林,

譚震林要在《東進報》上發表一篇縱論國際形勢的文章,

顧準一看這篇文章,書生病就犯了:

“這篇文章,把帝國主義國家的戰時經濟因資源枯竭造成的經濟恐慌,跟和平時期因生產過剩造成的經濟恐慌混為一談了。於是,我未經譚同意,就把文章刪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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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陳同生、劉曉與顧準

●1951年,中財部欲調他進京任預算司長,

陳毅問他意見:“想去北京嗎?”

顧準答:“不想去,我想留在上海。”

“為什麼不想去北京呢?”

“入了閣,就成了盆景,長不成喬木了。”

這樣的大實話,陳老總是理解的,

但很多人聽了就覺得:“顧準太狂了。”

●中財委欲在上海推行民主評議式徵稅,

顧準一聽,腦殼就炸了:

“搞民主評議,只能有兩種結果,

一是徵稅實額低於稅法規定的稅率,

這會使一些企業佔盡便宜,

二是徵稅實額高於稅法規定的水平,

這就會變成攤派,可能引發騷亂。”

於是顧準強烈反對,主張推行設點劃片收稅。

這些言行,雖然看起來很是囂張,

但其實都出於一個知識分子的公心和良知。

顧準為人就這樣——極真,不容自己說假話。

這些言行,雖然得罪了很多人,

但因出於公心,大家也不好死纏爛打。

可1951年底,“三反”運動開始了。

上海接到了指標——要打上千只老虎。

“上千,哪裡去湊這麼多人啊?”

於是,一些人不約而同想到了顧準。

“自以為是,目無組織。”

“與黨對抗,違反黨的政策方針。”

這些罪名,安到顧準頭上那可真是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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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成右派

對於這次處分,顧準是不服的。

他多次要求上級組織複查,

但皆被駁回:此事已有定論。

1955年,他進中央黨校學習時,

向學校提出要求:“請予複查。”

校領導回答:“學校不辦理此類事情。”

從此,顧準便對“經世致用”死了心。

不想當官了,那就去做學問。

1955年,顧準便去了中科院經濟研究所。

中科院領導深知顧準之能力,寄予厚望:

“希望你能擔任經濟研究所所長。”

但顧準想都沒想就拒絕了:

“我這個人,傲上剛愎,不是做官的材料,還是做些經濟研究工作比較好。”

顧准將業餘時間都用在了學數學上,

初等幾何,代數,微積分……

他沉浸在與人世無關的理性裡,

為那些數理中的邏輯欣喜若狂,

“沒想到在階級鬥爭之外竟然別有天地。”

在研究數學中,他突然又幡然大悟:

“邏輯只是工具,研究經濟一定要研究歷史。”

他開始全面研讀中國史和西方史以及經濟學和經濟史。

這樣的融匯貫通,讓他頭腦大開。

學者朱學勤說:“後來那一代知識分子未能取得顧準這樣的成就,是因為知識大限以及邏輯乏力拖住了他們的腳步。”

他是中國六七十年代唯一像樣的知識分子

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之際,

顧準發表了一篇文章——《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

此文一出,立馬引起軒然大波。

當時統一的經濟觀點是——加快推進計劃經濟體制。

而顧準的《試論》一文卻主張:

“應以市場價格的自由漲落來調節生產和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這不是與國家與中央唱反調嗎?

所以,想都不用想,

此文便被定性為經濟學界的“大毒草”。

顧準的思想實在是太超前了,

這個“離經叛道”的觀點,

直到2014年才被寫入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由此,顧準被譽為“中國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人”。

這一年7月,還發生了一件大事,

蘇聯專家前來黑龍江考察,擬修建大壩。

中科院便派竺可楨、顧準等人陪同考察。

考察中,蘇聯專家非常傲慢:

“大壩應該建在黑龍江上游。”

這個建法,對蘇聯有利,對中國不利。

竺可楨便說:“建在中下游比較公平。”

蘇聯專家盛氣凌人:“必須建在上游。”

顧準一聽,立馬就火了:

“憑什麼所有好處就是你們的,造成的損失就歸我們……”

於是,這次考察最後弄得不歡而散。

一回北京,有人就寫材料狀告顧準:

“頂撞蘇聯老大哥,太目中無人了。”

前面寫論文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這次頂撞老大哥再加上一條“反蘇”。

康生看了檢舉材料後,拍桌子罵道:

“顧準這種人不是右派,誰是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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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準與弟弟陳敏之

5 只信真理

1958年4月,顧準被打成右派,

開除黨籍,下放河北贊皇勞改。

勞動改造極其艱苦,

顧準在日記裡這樣寫道:

“左腳腫,今上午下糞塘子。”

“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難拿筆。”

“擔水擔糞已很久了,都用左肩,左股骨下挫。”

在這種情況下,其他人趕緊轉變態度,

不是低頭認罪,就是沉默不吭氣,

以求寬大處理,少捱整少幹髒活累活。

然而顧準不,他不僅不好好表現求寬恕,

還經常當眾“大放厥詞”:

“什麼大鍊鋼鐵?一場蠻幹罷了!”

“什麼趕英超美,睜眼說瞎話。”

當時,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被稱為新中國的“三面紅旗”。

顧準一聽就生氣:“純粹就是瞎整。”

於是,很多人跑去告狀。

調查隊來問:“你反對三面紅旗嗎?”

工友們替顧準打圓場:“他怎麼會反對呢?”

顧準站起來,大聲道:

“我不反對三面紅旗?胡說八道!我就是反對三面紅旗!”

作為知識分子,顧準的最大弱點正在於此:

“發現了社會的錯誤,看見了社會的不公,

讓我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昧著良心說假話,那不可能,

這樣不配稱知識分子,更沒臉在世上做人。”

在河南,顧準親歷了慘烈的大饑荒,

很多人餓死於家中路邊。

饑荒的慘烈以及人性的扭曲,

讓這個知識分子震驚、憤怒而羞愧,

顧準在日記裡寫道:“心臟一陣陣絞痛。”

他想起了魯迅的那句話——娜拉出走後怎麼辦?

這是1923年魯迅提出的一個命題,

意思就是——革命成功以後怎麼辦:政治和經濟向何處去?

顧準流著淚,握著拳頭,

一份深深的責任感湧上心頭:

“為這塊土地上活著的人尋找一條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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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準在八達嶺

6

再成右派

1962年,大饑荒終於結束了。

顧準也摘除了“右派”這個帽子,

重新回到了中科院經濟研究所。

不久,顧準去上海、東北兩地調查後,

寫了一篇《社會主義會計中的幾個理論問題》,

提出不應該把企業會計僅僅限制為“資金會計”。

上級領導一聽就怒了:“誰要是反對現行會計制度,誰就得戴上右派的帽子。”

顧準硬氣得很:“戴就戴。”

1960年,經濟所來了一位特殊人物——因支持彭德懷而被認定為“反黨集團副帥”的張聞天。

張被免職後,到經濟所做了特約研究員。

經濟所所長孫冶方、張聞天以及顧準,

都是實幹派,所以常聚一起討論問題。

1964年,張聞天寫了一篇調查報告,

上呈中央,提出開放集市貿易等建議。

沒想到卻被批為“資本主義復辟”。

顧準也因此而遭受牽連,

“被認為是張孫反黨聯盟的黑智囊。”

福不雙至,禍不單行。

顧準的外甥宋德楠和清華、北大同學,

自發組織的研究馬列主義的學生社團,

恰巧此時也被定性為“大學生反黨集團”。

於是顧準想當然地又被認定為“幕後操縱者”。

康生大怒,祕密下令:逮捕顧準。

這次的罪名更加嚴重——極右。

顧準就這樣成了全國唯一一個兩次被劃為“右派”的人。

顧準被捕後,其妻汪璧頓時慌了神。

她極度敏感,為了銷燬顧準的罪狀,

她把顧準熬更守夜撰寫的“探索市場經濟和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稿,

撕碎揉爛後扔進了抽水馬桶。

顧準探尋的“娜拉出走後怎麼辦”,

就這樣不見天日就打了水漂。

後來,顧準的朋友說:

“顧準知道後,很沮喪,一週沒說話。”

汪璧這次慌忙的銷魂罪證,

不僅毀了文稿,還惹火燒身。

由於文稿太多,竟然堵住了下水道。

在鄰居與調查隊的追查下,

汪璧只好老實交代,

於是落下了“銷燬顧準罪證”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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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 顧準

7

鐵血硬漢

顧準被捕後,被要求按指定“咬人”,

但顧準絕食抗爭,打死不開口。

對方怒了,狠狠扇過來一記耳光。

“你要打,行,我讓你打。”

顧準乾脆把臉送了上去,

對方打了十幾個耳光之後,

看著顧準的一臉不屑,竟然慫了。

易中天在《走進顧準》中有一段記敘:

不就是毒打嗎?

那好,乾脆把臉送過去,

讓你打個夠,反正打死也不就範。

不就是低頭彎腰”坐飛機“嗎?哼!”

你別看我前面的頭都快低到地面了,

其實,後面的尾巴快翹到天上去啦!

當其他“牛鬼蛇神”自己的“罪行”寫成大字報時,

顧準卻在一張白紙上寫下兩個大大的黑字“讀史”。

而且,還要親手貼到布告牌上,

貼上後還不走,還要像個參展的畫家似的,

一直守候著自己的“作品”,

泰然地望著逐漸聚攏的眾人。

鬥爭者罵顧準“反革命”,顧準不理。

罵顧準“罪該萬死”,顧準不理。

但在一次批判會上,

一個地頭指責顧準“偷奸耍滑”,

顧準一聽,就不幹了,冷笑道:

“我從來就不知道什麼叫‘偷奸耍滑’。”

左派們揪住他:“你還不服?”

顧準一挺胸:“就是不服。”

於是,雨點般的拳頭奔襲過來。

顧準迎著拳頭,怒喊道:“我就是不服。”

他的骨頭,硬如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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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準《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手稿

8

妻離子散

只有面對家人時,顧準的心會軟下來。

每次挨完批鬥,他擦一把臉,

埋頭就抓緊時間搞翻譯,

“想掙些稿費來補貼家裡。”

1966年1月18日,快春節了。

在周口店勞改的顧準獲准回家過年。

回到家,他眼淚就下來了。

妻子汪璧滿口的牙都已脫落,

嘴癟著,憔悴得讓人可怕。

當晚,汪壁流著淚提出:“我們離婚吧!”

顧準愣了一下,然後痛快地答應了。

他知道:“她都是為了孩子好。”

1967年,顧準實在是太想念孩子了,

捱不住相思,偷偷跑回家。

汪璧見到他,厲聲道:

“你,害人害得還不夠,還要來害人?”

顧準喉頭上下滾動,卻說不出一語。

停留半響,紅著眼走了。

冬天太冷,顧準寫信說:“我回來取衣服。”

一到家,發現所有衣物都放在門外。

家門緊閉,任他大喊都不開。

顧準蹲下身,把存摺和糧票從門下塞了進去。

一個月後,家裡終於來了一封信。

撕開信,顧準的手就開始發抖。

信裡裝著一紙聲明:與顧準斷絕父子關係!

約定“生不相見,死不相別”。

聲明最後,是四個孩子的簽名。

那一月,顧準常常半夜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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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準全家福

與顧準離婚,汪璧也是迫不得已。

“文革”爆發後,

她因受顧準牽連而連遭批鬥。

“你是個十足的走資派。”

“你是狗右派的臭婆娘。”

不但挨批鬥,還被開除了黨籍。

1968年4月8日,她終於熬不住了。

那天,她喝下了很多消毒用的來蘇水,

決絕自殺,死狀極慘。

汪璧自殺後,顧準一點不知道訊息,

直到1969年,他才聞悉真相。

知道汪璧死訊後,顧準就去打飯吃,

“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

從此,顧準日記裡,

便留下了多次夢裡“痛哭而醒”的記錄。

同樣被打成右派的同事駱耕漠回憶道:

“不久,顧準就買了一盞雙頭檯燈。

江明問他,為什麼買兩個頭的燈?

他只是沉默,不回答。

後來我們才知道,

他是為了紀念死去的汪璧,

點亮燈,他就覺得妻子坐在他對面。”

顧準弟子吳敬璉回憶說:

“在他生命最後一天,他跟我說過一句話:我這一輩子只愛過一個人。”

顧準在日記裡懷戀汪璧時寫道:

“此生所有歡樂場面,都是她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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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準的讀書卡片

9

點燃火把

妻子死後,顧準把精力全放在了做學問上。

他想求解——娜拉出走後怎麼辦?

弟子吳敬璉回憶道:

“每天清晨,他揹著一隻軍用書包,

內揣兩個冷饅頭,就去圖書館讀書,

黃昏歸來,點一盞孤燈繼續夜戰。

他常常劇烈地咳嗽,

痰中帶血,卻也並不在意。”

他讀希臘城邦、讀資本論、讀黑格爾……

如飢似渴地吸收著知識的營養,

為的就是從最源頭找到“娜拉的答案”。

顧準有一本中英文對照的《聖經》,

工作隊一干部訓斥他:“馬克思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你怎麼能看這樣的書?”

過幾天,顧準拿一本“正經書”問幹部:

“列寧說修正主義者為了紅豆湯出賣了長子權,是什麼意思啊?”

這位幹部答不上來。

顧準說:“這個典故出自《聖經》。你不讀《聖經》,就讀不懂列寧。”

從此,沒人敢去幹涉顧準看書。

看見他讀書,就繞著走。

他是中國六七十年代唯一像樣的知識分子

顧準藏書手跡

浩大的閱讀和孤獨的思考,

讓顧準變成了優秀的思想家。

在暗夜裡,他吐著血,

寫下了《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系列文章。

顧準提出了許多著名論斷,比如:

“所謂專制,就是堅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想法。”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麼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

…………

這些論斷,在80年代顧準平反之後一經出版,

便石破天驚,驚醒了很多人。

王元化說:“許多問題一經顧準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促使你去思考,促使你去反省並檢驗由於習慣惰性一直紮根在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

李銳說:“1959年以後,我也在思考。但是顧準的思考深得多廣得多,許多根本問題,於我來說,他是先知先覺。”

顧準的思想,就這樣啟發了很多人。

李慎之說:“顧準拆下肋骨做火把,照亮了很多前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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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準讀書批註

10 顧準之死

1974年11月11日,

吐血的顧準被確診為肺癌晚期,

腫瘤大如雞蛋,已經擴散。

顧準知道:“我已經時日不多了。”

他一邊奮力趕著文稿,

一邊盼望著完成一個心願——見兒女一面。

一次次聯絡,一次次託人傳話,

但是子女們沒有一個人來。

黑夜裡,顧準暗自流淚。

朋友們說:“你就認罪吧。”

顧準嘆氣,搖搖頭。

朋友們說:“你認罪,摘了帽,子女們就會來看你。”

聽完這句話,顧準含著淚,

用顫抖的手簽下了認罪書。

他哭著對駱耕漠、吳敬璉說:“真是奇恥大辱。”

但簽完,他又感嘆道:“這樣也許多少能夠改善一點子女的處境。”

但是,子女們還是一個都沒來。

1974年12月3日凌晨,

顧準在大風雪中離開了人世。

“我已經原諒了你們,希望你們也原諒我。”

這是他留給孩子的最後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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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準和李贄

11

堅守真理

在六七十年代,

顧準取得了在中國思想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

但是,這是否意味著顧準的思想高度不可超越?

當然不是。

新一代的好些思想家、經濟學人,

對中國未來理想圖景的認識,

早已超過了顧準當年的水準。

既然如此,那我們為什麼還要懷念顧準呢?

因為比顧準學術與思想更有價值的是——他的精神和靈魂。

懷念顧準,是要學習他堅守真理之精神。

1975年,孫冶方出獄,

回到經研所後,上面讓他寫反省材料。

孫冶方一昂頭,斬釘截鐵說:

“我跟顧準是一樣的人,

個人恩怨從不計較,

但理論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

符合真理的觀點一個也不放棄。”

不久,好友汪道涵來看孫冶方,

喝酒閒聊中,兩人說到了顧準。

汪道涵說:“老顧這個人,太恃才傲物,像陳毅老總那麼好脾氣的人都跟他吵架。”

孫冶方一聽,心裡就不爽了:

“這不叫恃才傲物,這叫堅守真理。”

對於一個知識分子來說什麼最重要?

陳寅恪先生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顧準的難能可貴之處,

在於他在一個絕對真理絕對權威籠罩一切的年代,

敢於說不——敢於用自己的腦筋獨立思考。”

他不認權威,只認真理。

他是中國六七十年代唯一像樣的知識分子

12

堅守道德

懷念顧準,是要學習他堅守道德之精神。

1964年,在批判“張孫反黨集團”大會上

其他人都忙著與兩人劃清界限及落井下石,

顧準卻站起身來,一揚眉說:

“我堅持自己的看法。”

1966年,“文革”爆發。

工作隊要他寫材料證明某人過去和國民黨有交往,

顧準不寫:“我不知道這件事。”

工作隊員狠狠扇了他十幾個耳光,

顧準依然說:“我不知道這件事。”

老戰友陳易被打成“反革命”後,

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但顧準不,我就要去看他。

不僅去看他,還要陪有病的陳易散步。

顧準的入黨介紹人是林裡夫,

林裡夫落難比顧準還早。

他被康生誣陷,打得神經紊亂。

也是人人避之,唯恐惹火燒身。

但顧準不,他就要去請他喝酒。

這個林裡夫,與顧準並非觀點契合之人,

不但不契合,而且看待問題時常相左,

以前,他曾多次激憤地斥責顧準。

但他落難後,顧準卻絲毫不計前嫌。

1970年,女兒來看林裡夫,

回家無錢,顧準送來20元錢。

1972年,林家母女生活艱難,

顧準又給林家送來40元錢。

要知道,顧準早已停發工資多年,

這些錢,是他從生活費裡一點點摳出來的。

顧準做人,始終堅守著道德底線。

知識固然重要,但人品更重要。

生命固然重要,但人格更重要。

所以他從不落井下石,從不出賣別人。

當很多知識分子明裡暗裡互相揭發時,

顧準卻自豪地說:“我手上沒有血。”

“你們手上都有血,而我沒有!”

這是顧準一生引以為傲的資本和財寶。

他是中國六七十年代唯一像樣的知識分子

13

堅守愛國

懷念顧準,是要學習他堅守愛國之精神。

抗戰爆發後,他捨棄富貴投身革命,

就是準備將整個生命獻給國家。

顧準不像很多公知,為了批判而批判。

他一生做學問,都是為了給中國找出路。

他所有的“不合時宜”,都是為了中國之復興。

1974年,顧準得悉自己是肺癌晚期後,

趕緊把弟子吳敬璉叫到了醫院,

他跟吳敬璉作了一次深深的長談。

長談最後,他鄭重地叮囑道:

“中國的‘神武景氣’一定會到來的,

但是什麼時候到來不知道。

所以我送你四個字:待機守時。

一定要繼續我們的研究工作。

為了抓住這個機會,

中國人必須要有自己的理論思維。

總有一天情況會發生變化,

那時,你要能拿得出東西報效國家。”

2001年,央視評選中國經濟年度十大人物,

吳敬璉赫然榮登榜首,

他被很多人稱為“中國市場經濟理論之父”。

顧準死的那天,是吳敬璉親手把他推進了太平間。

回家路上,吳敬璉號啕大哭。

但大哭之後,吳敬璉就勇敢上路了:

“回家路上,我覺得特別特別冷,

覺得那是一個冰冷的世界,

但想起顧準,心裡便有了溫暖。

他走了,但給我們留下了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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