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張純音與顧準伯伯的交往'
徐方 勿食我黍
應《老照片》雜誌社約稿，對《母親》一文作了大幅修訂。本文在寫作過程中，老友關慎捷先生提出了很多建設性修改意見，使作者能夠大大拓展文章的廣度和深度，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徐方 勿食我黍
應《老照片》雜誌社約稿，對《母親》一文作了大幅修訂。本文在寫作過程中，老友關慎捷先生提出了很多建設性修改意見，使作者能夠大大拓展文章的廣度和深度，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母親攝於1960年代
母親張純音出身於書香門第。我的外曾祖父程樹德是近代著名中國法律史學家，上世紀初由清廷公派赴日本法政大學留學，歸國後任翰林院編修。其代表作《九朝律考》被翻譯成十幾國外文，是研究中國法律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我的外祖父張耀翔早年考取“庚款”留學，由清華學堂保送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20年獲心理學碩士學位後歸國，開創了中國心理學專業，並親任中國心理學會首任會長。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心理學第一人”我的外祖母程俊英是中國第一批女大學生，是李大釗、胡適的親灸弟子。她深受新思潮影響，積極投身五四運動，與廬隱、王世瑛、陳定秀等三位女性並稱為“五四四公子”正是在這種家庭環境的薰陶下，母親很早就具有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對各種問題都有獨到見解，從不苟同俗見、隨波逐流。
1943年，母親考取上海交通大學財務管理系。1956年經鄭振鐸推薦，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時年29歲。
初相識
徐方 勿食我黍
應《老照片》雜誌社約稿，對《母親》一文作了大幅修訂。本文在寫作過程中，老友關慎捷先生提出了很多建設性修改意見，使作者能夠大大拓展文章的廣度和深度，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母親攝於1960年代
母親張純音出身於書香門第。我的外曾祖父程樹德是近代著名中國法律史學家，上世紀初由清廷公派赴日本法政大學留學，歸國後任翰林院編修。其代表作《九朝律考》被翻譯成十幾國外文，是研究中國法律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我的外祖父張耀翔早年考取“庚款”留學，由清華學堂保送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20年獲心理學碩士學位後歸國，開創了中國心理學專業，並親任中國心理學會首任會長。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心理學第一人”我的外祖母程俊英是中國第一批女大學生，是李大釗、胡適的親灸弟子。她深受新思潮影響，積極投身五四運動，與廬隱、王世瑛、陳定秀等三位女性並稱為“五四四公子”正是在這種家庭環境的薰陶下，母親很早就具有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對各種問題都有獨到見解，從不苟同俗見、隨波逐流。
1943年，母親考取上海交通大學財務管理系。1956年經鄭振鐸推薦，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時年29歲。
初相識
1960年代 母親在經濟所辦公室
母親與顧準伯伯相識於1962年。顧於1958年被下放到農村勞改，4年後摘掉右派帽子，再次來到經濟所。當時經濟所的辦公地點在三里河經委大樓，管理得相當好，整潔而有序。母親所在的辦公室裡有一張白色木製單人床，上面鋪著雪白的床單，供研究人員午休用。顧準伯伯回到所裡第一天上班，在後勤人員的陪同下，到各辦公室轉轉，跟大家見見面。他走進母親的辦公室，環視了一下房間，高興地往床上一躺，說：“哈，沒想到我這個窮小子一跤跌到了青雲裡！”當別人介紹說：“這位是張純音同志”時，他說：“哦，你就是張純音啊。告訴你，我還是堅持我那篇文章的觀點!”母親年輕好勝，回了一句：“我也堅持我那篇文章的觀點”。
原來事情始於1956年，當時的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安排顧準去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簡稱綜考會）任副主任，並根據顧準自己的要求兼做經濟所的研究工作。而顧準在經濟所的研究工作，深入探討了當時的一些理論禁區，並撰寫了《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一文，發表在《經濟研究》1957年第2期上。該文主張通過經濟核算的手段來達到最大的經濟效果，提高效率，以市場價格、市場規律調節生產。文章指出“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由之路”，在此之前中國經濟學界還從未有人提出過這樣的觀點。
正是這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章，使顧準逝世二十年後，獲得了“中國市場經濟第一人”的美譽，而在當時卻被視為離經叛道的邪惡異端。1957年開展的反右運動中，《試論》一文中的觀點被定性為嚴重的右派言論，成了顧準的罪狀之一；另一項罪名是“反蘇”。他在綜考會時，參加了中蘇聯合考察隊，赴黑龍江探討兩國合作利用水力資源。
徐方 勿食我黍
應《老照片》雜誌社約稿，對《母親》一文作了大幅修訂。本文在寫作過程中，老友關慎捷先生提出了很多建設性修改意見，使作者能夠大大拓展文章的廣度和深度，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母親攝於1960年代
母親張純音出身於書香門第。我的外曾祖父程樹德是近代著名中國法律史學家，上世紀初由清廷公派赴日本法政大學留學，歸國後任翰林院編修。其代表作《九朝律考》被翻譯成十幾國外文，是研究中國法律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我的外祖父張耀翔早年考取“庚款”留學，由清華學堂保送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20年獲心理學碩士學位後歸國，開創了中國心理學專業，並親任中國心理學會首任會長。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心理學第一人”我的外祖母程俊英是中國第一批女大學生，是李大釗、胡適的親灸弟子。她深受新思潮影響，積極投身五四運動，與廬隱、王世瑛、陳定秀等三位女性並稱為“五四四公子”正是在這種家庭環境的薰陶下，母親很早就具有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對各種問題都有獨到見解，從不苟同俗見、隨波逐流。
1943年，母親考取上海交通大學財務管理系。1956年經鄭振鐸推薦，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時年29歲。
初相識
1960年代 母親在經濟所辦公室
母親與顧準伯伯相識於1962年。顧於1958年被下放到農村勞改，4年後摘掉右派帽子，再次來到經濟所。當時經濟所的辦公地點在三里河經委大樓，管理得相當好，整潔而有序。母親所在的辦公室裡有一張白色木製單人床，上面鋪著雪白的床單，供研究人員午休用。顧準伯伯回到所裡第一天上班，在後勤人員的陪同下，到各辦公室轉轉，跟大家見見面。他走進母親的辦公室，環視了一下房間，高興地往床上一躺，說：“哈，沒想到我這個窮小子一跤跌到了青雲裡！”當別人介紹說：“這位是張純音同志”時，他說：“哦，你就是張純音啊。告訴你，我還是堅持我那篇文章的觀點!”母親年輕好勝，回了一句：“我也堅持我那篇文章的觀點”。
原來事情始於1956年，當時的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安排顧準去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簡稱綜考會）任副主任，並根據顧準自己的要求兼做經濟所的研究工作。而顧準在經濟所的研究工作，深入探討了當時的一些理論禁區，並撰寫了《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一文，發表在《經濟研究》1957年第2期上。該文主張通過經濟核算的手段來達到最大的經濟效果，提高效率，以市場價格、市場規律調節生產。文章指出“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由之路”，在此之前中國經濟學界還從未有人提出過這樣的觀點。
正是這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章，使顧準逝世二十年後，獲得了“中國市場經濟第一人”的美譽，而在當時卻被視為離經叛道的邪惡異端。1957年開展的反右運動中，《試論》一文中的觀點被定性為嚴重的右派言論，成了顧準的罪狀之一；另一項罪名是“反蘇”。他在綜考會時，參加了中蘇聯合考察隊，赴黑龍江探討兩國合作利用水力資源。
顧準1960年代證件照
那時正值“一邊倒”時期，別人見到蘇聯專家一般都唯唯諾諾，唯命是從。可顧準為了維護祖國利益，在壩址的選擇上與蘇方針鋒相對，爭執得很厲害，還對蘇聯專家傲慢無禮的態度表示不滿。他的這些言行被人打了小報告。當時兼任文教系統領導的康生，在看到顧準的材料後，當眾惡狠狠地罵道：“顧準這種人不是右派，誰是右派？！”康生這一表態，把顧準劃成右派就成了不可更改的組織決定。①
1957年母親剛到經濟所不久，顧準就被劃成了右派。經濟所要對他的右派言論進行“消毒”，上方給母親佈置了一項任務:寫文章批判顧準的《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當時母親很年輕，剛三十出頭，屬於進步青年一類。很快，由她主筆寫出了一篇奉命文字，標題為《駁斥顧準關於價值規律的修正主義觀點》，刊登在《經濟研究》1957年第6期上。多年後，當母親和顧準伯伯一起回憶起母親寫的那篇批判文章，顧伯伯哈哈大笑說：“咱們真是不打不相識啊！”
顧準1962年回到經濟所後，被安排到政治經濟學組工作，恰好與母親同在一組。通過接觸，母親逐漸認識到顧準這個人非同凡響:他頭腦清楚、看問題敏銳、知識淵博。特別是他在治學方面刻苦認真的態度，給母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前顧準在翻譯西方經濟學名著時，常碰到一些數學公式。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經濟學理論，他借了一本很厚的高等數學，不厭其煩地一道道習題進行演算。這種刻苦治學精神在老幹部中殊不多見。②
給母親印象特別深的還有顧準那錚錚鐵骨。“文革”初期，顧準受到更大的衝擊，紅衛兵勒令他們這些“牛鬼蛇神”交代自己的罪行。別人都小心翼翼把寫好的交代材料貼到布告欄上；唯獨顧準只在一張稿紙上寫了兩個大大的字：“讀史”，便貼了上去。造反派將他痛打一頓，責問為何要這麼寫。他說：“因為最近什麼都沒幹，只讀了些史書。”事後他對母親講：“眼見那些紅衛兵到處打、砸、搶、抄家，這些將來都得寫進歷史。我倒要看看中國會變成什麼樣，中國向何處去……” 母親認為顧準在文革初期寫下“讀史”這兩個字，說明他當時就已經理性地看待文革。
據母親講：顧準做事非常講原則，從不畏懼強權。“文革”中他給前來外調的人和給本所的人先後寫了幾十萬字的交代材料。在這些材料中，每句話都實事求是，從不為了討好某人，或夾雜個人恩怨而寫不負責任的話。從1967年3月起，找顧準外調的人逐漸增多，1968年冬達到高潮，最多時一天就要應對三、四撥前來外調的人。當時如果不順著他們的口徑來講，就要吃苦頭。一次，有幾個紅衛兵來到經濟所，要求顧準寫一份材料，說明上海某人過去曾和國民黨有瓜葛。可他說從來不知道這件事。當時紅衛兵打了他一個耳光。他乾脆把臉送過去，讓紅衛兵一連串打了十幾個耳光。紅衛兵見顧準怒目而視，也就打不下去了。後來顧準給他們的材料仍然堅持寫不知道這件事。③
母親是個仗義豪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兩條：一是德，二是才。絕不因朋友的榮辱升降而有所改變。文革期間，孫冶方、駱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學者捱整，她曾多次暗中幫助過他們。顧準那剛直不阿的品質與淵博的學識令母親折服，跟他成為好友，直到他去世。
文革初期，顧準被隔離審查，存款凍結，每月只發給二十元生活費。母親想到他既要吃飯，又要抽菸，經濟上一定非常拮据。於是趁沒人的時候，偷偷在他辦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錢。當時八十元不是一個小數目，接近她一個月的工資。1972年他們從幹校回到北京後，顧準的經濟狀況略有好轉。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說：“這錢還給你。”母親覺得奇怪：“你怎麼知道那錢是我放的？”他說：“我當然知道，除了你不會有第二個人。”他還說：“這錢真是及時雨，當時 我都險些沒錢吃飯了，幾次想找你借，只是不好意思開口……”
1969年春節過後，顧準隨同其他監管對象，被押送到位於建國門外的學部大院接受隔離審查。他雖然在此之前已被迫與夫人汪碧離婚，子女又都跟他斷絕了關係，可內心深處無時無刻不惦記著他深愛著的妻子、兒女，幻想著有朝一日能與妻子破鏡重圓。
1969年11月初，學部正式宣佈要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幹校。經濟所作為“先遣隊”，將於11月16日出發。此時，顧準並不知道妻子已於一年多前自殺身亡，仍一再寫申請要求在走之前與妻子見上一面。對於所領導、工宣隊的支吾、搪塞，他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意識到他的秀（汪碧）或許已不在人世。他急迫地對連指導員楊清華保證：“無論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下去，二不影響改造。”領導這才對他說了實話。汪碧的死訊，對顧準猶如晴天霹靂，悲傷欲絕。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悽慘地寫到：“聞噩耗，既覺意外，也不覺意外……我此時只想知道她死時的情況。趙說，他們幫我找找，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④
顧準接下來懇求軍宣隊幫他找一下大女兒稖頭（顧淑林），希望在走之前跟她見一面，一起在外面吃頓飯，順便了解一下親人的消息。軍宣隊領導同意了，派人去和稖頭聯繫，可她竟拒絕會見。⑤孩子的絕情，對他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經歷幹校
學部下幹校，母親帶上了我。那年我只有15歲，還是個稚氣未脫的少年。母親為了讓我瞭解顧準伯伯，同她一道照顧這位老朋友，跟我講述了許多關於伯伯的事:他的人品、他的學問，以及他所遭遇的種種不幸。
母親說她第一次知道顧準這個名字，是在解放初期的上海。那時顧準任上海稅務局長，三天兩頭簽發關於稅收的公告，滿大街貼的都是署名“顧準”的告示，他被人們戲稱為“佈告局長”。沒想到這位“佈告局長”不久之後就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撤職，落難後兩度來到經濟所，再後來竟成為她的好朋友。
對於母親描述顧準這個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我一點兒也不覺得奇怪。她以前就曾跟我說過，右派分子往往是一些耿直且德才兼備的好人。你姨姥姥和舅公就是右派，他們不都是人品好、學問高的好人嗎？對於母親幫助落難學者，我更不感到意外。她的善良和樂於助人在親友、同事當中是有名的。
記得剛下幹校那會兒，一天夜晚下著小雨，母親開完會往宿舍走。這時，她看到老經濟學家駱耕漠被困在遍佈積水的泥路上。駱老是個知識分子老幹部，某些方面很像顧準伯伯:早年參加革命，沒上過大學，是自學成才的經濟學家。他解放後曾任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1958年因潘、楊事件受牽連，被削去職務，貶到經濟所。文革期間更被打成“走資派、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冠以“叛徒、特務”嫌疑，一直捱整，沒人敢跟他沾邊兒。他患有嚴重的青光眼，幾近失明。東嶽是粘土地，天一下雨，道路就變得異常泥濘。正所謂：下雨一泡膿，天晴一片銅。駱伯伯穿的是雨鞋，一腳踩到泥水裡，抬腿時腳出來了，鞋卻粘在地上。如果換了別人，自己可以把鞋子拔出來。可駱伯伯眼睛看不見，根本找不到鞋，在泥水中不知已經站了多久，卻無人相助。母親見狀，趕緊上前，幫他把鞋子從泥水中撈出，套在腳上。她知道駱老視力極差，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告訴他雨夜行走千萬別往亮處踩。因為亮處都是水，之所以發亮，是因為反射了月光。
九十年代初，駱老在接受《顧準全傳》作者高建國的採訪時談到這樣一件事：幹校期間，他因捱整被徹底孤立，沒有一個人敢跟他說話，只有張純音悄悄對他說：“我知道你的為人，絕不可能是叛徒、特務，你可千萬要挺住啊！”⑥幾年後，高建國見到筆者，談到那次採訪。他說駱老講那件事時老淚縱橫、激動不已，說：“當時我被整得昏天黑地，甚至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好人了。張純音的那句話對我是多大的安慰啊！”
剛下幹校時，政治氣氛左得出奇。顧準伯伯是監管對象，經常挨鬥，處境極為惡劣。而母親卻冒著受牽連的危險，繼續暗中與他來往。
顧伯伯的胞弟陳敏之在他故去後撰文這樣記述：“五哥生前就曾告訴過我：1969年11月經濟所從北京搬去河南息縣時，他正是剛剛獲悉五嫂（汪碧）去世已經一年多，稖頭拒絕和五哥會見，不僅是精神上受到最嚴重打擊的時候，也是生活上最艱苦的時候。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純音同志和他的女兒咪咪給予五哥最難得的關心和照顧……”⑦
幹校初期伙食特別差。母親考慮到顧伯伯身體不好，一定需要營養補充。而我們下來之前料到幹校生活會很艱苦，帶了不少奶粉、肉罐頭等食品。於是母親想到給顧伯伯送去一些。當時做這樣的事是非常危險的，一旦被抓住，扣上一頂與監管對象勾勾搭搭的帽子。在那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年代，輕則大小會點名批判，重則隔離審查，失去人身自由。於是母親想讓我去送，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不會像大人那麼惹眼。我那時已經懂事，對顧伯伯的種種遭遇深感同情，很願意做這件事。記得我每次送的時候都緊張得要死，心都快從嗓子眼兒裡蹦出來了，感覺像是地下黨在做接頭工作。
剛下幹校不久，顧伯伯來向母親借布票。當時買布除了要花錢，還得用布票。可伯伯自己平時積攢的布票有限，還差一些。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借張純音布票二尺，買維尼綸混紡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維尼綸混紡布，枕套被裡都是。這次整理起來的被服，大體可以用到我長辭人世之日。服喪從白，自古禮也……”⑧原來顧伯伯很想悼念亡妻汪碧。可在那個極左、高壓的政治環境下，他既不可能穿孝服，也不可能戴黑紗，於是想到多買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這種方式來寄託哀思。
母親曾跟我提到這樣一件事：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後，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黨內高級幹部傳達，然後是黨內普通幹部，最後到一般群眾。但對“牛鬼蛇神”還是保密。一天，母親要將一隻箱子送到火車站託運。她自己弄不了，請所裡派人幫忙，結果派來的人恰好是顧伯伯。他拉著一輛架子車，把箱子放在車上。一路上他們在邊走邊聊，母親趁此機會把林彪事件跟他講了。他說：“我對黨內派系鬥爭的來龍去脈很清楚，早就料到會有這一天。
亦師亦友
1972年10月，學部從幹校遷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學部大院八號樓二層。這是一座U字形兩層的筒子樓，過去是招待所。顧伯伯有家不能歸，也住在這一層樓上。本來跟他同住一室的還有經濟所李學曾。 李在北京大概還有其他住處，多數時間都不在，故那個12平方米的房間實際上是顧伯伯一個人住。自1966年文革開始他被隔離審查，到從幹回到北京，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間。他的住室在八號樓二層西側最南端，離我家非常近，出門沿過道往北走，經過幾個房門往東一拐就是我家。
位於八號樓南邊的七號樓，是一座一字型兩層的筒子樓，也用來安置從幹校回來的“無家可歸者”。錢鍾書先生與夫人楊絳就住在七號樓一層。他們家的後窗正對著我家的前窗，夏天的時候他們常打開後窗通風。我弟弟是智障者，不懂事，有時在家裡拉開喉嚨放聲高歌。每當這時，錢先生家的後窗很快就會關上，可他們從來不找我家提意見。一次我在大院裡碰到錢鍾書先生，他操著帶有無錫口音的普通話，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令弟的歌喉不錯啊！”聽得我差點兒憋不住笑出來。
這時運動重點是清查“五一六”，人們忙著打派仗，顧不上這些“死老虎”。顧準伯伯便利用這難得的安寧，開始著手他那龐大的探索研究。
徐方 勿食我黍
應《老照片》雜誌社約稿，對《母親》一文作了大幅修訂。本文在寫作過程中，老友關慎捷先生提出了很多建設性修改意見，使作者能夠大大拓展文章的廣度和深度，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母親攝於1960年代
母親張純音出身於書香門第。我的外曾祖父程樹德是近代著名中國法律史學家，上世紀初由清廷公派赴日本法政大學留學，歸國後任翰林院編修。其代表作《九朝律考》被翻譯成十幾國外文，是研究中國法律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我的外祖父張耀翔早年考取“庚款”留學，由清華學堂保送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20年獲心理學碩士學位後歸國，開創了中國心理學專業，並親任中國心理學會首任會長。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心理學第一人”我的外祖母程俊英是中國第一批女大學生，是李大釗、胡適的親灸弟子。她深受新思潮影響，積極投身五四運動，與廬隱、王世瑛、陳定秀等三位女性並稱為“五四四公子”正是在這種家庭環境的薰陶下，母親很早就具有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對各種問題都有獨到見解，從不苟同俗見、隨波逐流。
1943年，母親考取上海交通大學財務管理系。1956年經鄭振鐸推薦，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時年29歲。
初相識
1960年代 母親在經濟所辦公室
母親與顧準伯伯相識於1962年。顧於1958年被下放到農村勞改，4年後摘掉右派帽子，再次來到經濟所。當時經濟所的辦公地點在三里河經委大樓，管理得相當好，整潔而有序。母親所在的辦公室裡有一張白色木製單人床，上面鋪著雪白的床單，供研究人員午休用。顧準伯伯回到所裡第一天上班，在後勤人員的陪同下，到各辦公室轉轉，跟大家見見面。他走進母親的辦公室，環視了一下房間，高興地往床上一躺，說：“哈，沒想到我這個窮小子一跤跌到了青雲裡！”當別人介紹說：“這位是張純音同志”時，他說：“哦，你就是張純音啊。告訴你，我還是堅持我那篇文章的觀點!”母親年輕好勝，回了一句：“我也堅持我那篇文章的觀點”。
原來事情始於1956年，當時的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安排顧準去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簡稱綜考會）任副主任，並根據顧準自己的要求兼做經濟所的研究工作。而顧準在經濟所的研究工作，深入探討了當時的一些理論禁區，並撰寫了《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一文，發表在《經濟研究》1957年第2期上。該文主張通過經濟核算的手段來達到最大的經濟效果，提高效率，以市場價格、市場規律調節生產。文章指出“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由之路”，在此之前中國經濟學界還從未有人提出過這樣的觀點。
正是這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章，使顧準逝世二十年後，獲得了“中國市場經濟第一人”的美譽，而在當時卻被視為離經叛道的邪惡異端。1957年開展的反右運動中，《試論》一文中的觀點被定性為嚴重的右派言論，成了顧準的罪狀之一；另一項罪名是“反蘇”。他在綜考會時，參加了中蘇聯合考察隊，赴黑龍江探討兩國合作利用水力資源。
顧準1960年代證件照
那時正值“一邊倒”時期，別人見到蘇聯專家一般都唯唯諾諾，唯命是從。可顧準為了維護祖國利益，在壩址的選擇上與蘇方針鋒相對，爭執得很厲害，還對蘇聯專家傲慢無禮的態度表示不滿。他的這些言行被人打了小報告。當時兼任文教系統領導的康生，在看到顧準的材料後，當眾惡狠狠地罵道：“顧準這種人不是右派，誰是右派？！”康生這一表態，把顧準劃成右派就成了不可更改的組織決定。①
1957年母親剛到經濟所不久，顧準就被劃成了右派。經濟所要對他的右派言論進行“消毒”，上方給母親佈置了一項任務:寫文章批判顧準的《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當時母親很年輕，剛三十出頭，屬於進步青年一類。很快，由她主筆寫出了一篇奉命文字，標題為《駁斥顧準關於價值規律的修正主義觀點》，刊登在《經濟研究》1957年第6期上。多年後，當母親和顧準伯伯一起回憶起母親寫的那篇批判文章，顧伯伯哈哈大笑說：“咱們真是不打不相識啊！”
顧準1962年回到經濟所後，被安排到政治經濟學組工作，恰好與母親同在一組。通過接觸，母親逐漸認識到顧準這個人非同凡響:他頭腦清楚、看問題敏銳、知識淵博。特別是他在治學方面刻苦認真的態度，給母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前顧準在翻譯西方經濟學名著時，常碰到一些數學公式。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經濟學理論，他借了一本很厚的高等數學，不厭其煩地一道道習題進行演算。這種刻苦治學精神在老幹部中殊不多見。②
給母親印象特別深的還有顧準那錚錚鐵骨。“文革”初期，顧準受到更大的衝擊，紅衛兵勒令他們這些“牛鬼蛇神”交代自己的罪行。別人都小心翼翼把寫好的交代材料貼到布告欄上；唯獨顧準只在一張稿紙上寫了兩個大大的字：“讀史”，便貼了上去。造反派將他痛打一頓，責問為何要這麼寫。他說：“因為最近什麼都沒幹，只讀了些史書。”事後他對母親講：“眼見那些紅衛兵到處打、砸、搶、抄家，這些將來都得寫進歷史。我倒要看看中國會變成什麼樣，中國向何處去……” 母親認為顧準在文革初期寫下“讀史”這兩個字，說明他當時就已經理性地看待文革。
據母親講：顧準做事非常講原則，從不畏懼強權。“文革”中他給前來外調的人和給本所的人先後寫了幾十萬字的交代材料。在這些材料中，每句話都實事求是，從不為了討好某人，或夾雜個人恩怨而寫不負責任的話。從1967年3月起，找顧準外調的人逐漸增多，1968年冬達到高潮，最多時一天就要應對三、四撥前來外調的人。當時如果不順著他們的口徑來講，就要吃苦頭。一次，有幾個紅衛兵來到經濟所，要求顧準寫一份材料，說明上海某人過去曾和國民黨有瓜葛。可他說從來不知道這件事。當時紅衛兵打了他一個耳光。他乾脆把臉送過去，讓紅衛兵一連串打了十幾個耳光。紅衛兵見顧準怒目而視，也就打不下去了。後來顧準給他們的材料仍然堅持寫不知道這件事。③
母親是個仗義豪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兩條：一是德，二是才。絕不因朋友的榮辱升降而有所改變。文革期間，孫冶方、駱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學者捱整，她曾多次暗中幫助過他們。顧準那剛直不阿的品質與淵博的學識令母親折服，跟他成為好友，直到他去世。
文革初期，顧準被隔離審查，存款凍結，每月只發給二十元生活費。母親想到他既要吃飯，又要抽菸，經濟上一定非常拮据。於是趁沒人的時候，偷偷在他辦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錢。當時八十元不是一個小數目，接近她一個月的工資。1972年他們從幹校回到北京後，顧準的經濟狀況略有好轉。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說：“這錢還給你。”母親覺得奇怪：“你怎麼知道那錢是我放的？”他說：“我當然知道，除了你不會有第二個人。”他還說：“這錢真是及時雨，當時 我都險些沒錢吃飯了，幾次想找你借，只是不好意思開口……”
1969年春節過後，顧準隨同其他監管對象，被押送到位於建國門外的學部大院接受隔離審查。他雖然在此之前已被迫與夫人汪碧離婚，子女又都跟他斷絕了關係，可內心深處無時無刻不惦記著他深愛著的妻子、兒女，幻想著有朝一日能與妻子破鏡重圓。
1969年11月初，學部正式宣佈要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幹校。經濟所作為“先遣隊”，將於11月16日出發。此時，顧準並不知道妻子已於一年多前自殺身亡，仍一再寫申請要求在走之前與妻子見上一面。對於所領導、工宣隊的支吾、搪塞，他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意識到他的秀（汪碧）或許已不在人世。他急迫地對連指導員楊清華保證：“無論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下去，二不影響改造。”領導這才對他說了實話。汪碧的死訊，對顧準猶如晴天霹靂，悲傷欲絕。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悽慘地寫到：“聞噩耗，既覺意外，也不覺意外……我此時只想知道她死時的情況。趙說，他們幫我找找，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④
顧準接下來懇求軍宣隊幫他找一下大女兒稖頭（顧淑林），希望在走之前跟她見一面，一起在外面吃頓飯，順便了解一下親人的消息。軍宣隊領導同意了，派人去和稖頭聯繫，可她竟拒絕會見。⑤孩子的絕情，對他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經歷幹校
學部下幹校，母親帶上了我。那年我只有15歲，還是個稚氣未脫的少年。母親為了讓我瞭解顧準伯伯，同她一道照顧這位老朋友，跟我講述了許多關於伯伯的事:他的人品、他的學問，以及他所遭遇的種種不幸。
母親說她第一次知道顧準這個名字，是在解放初期的上海。那時顧準任上海稅務局長，三天兩頭簽發關於稅收的公告，滿大街貼的都是署名“顧準”的告示，他被人們戲稱為“佈告局長”。沒想到這位“佈告局長”不久之後就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撤職，落難後兩度來到經濟所，再後來竟成為她的好朋友。
對於母親描述顧準這個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我一點兒也不覺得奇怪。她以前就曾跟我說過，右派分子往往是一些耿直且德才兼備的好人。你姨姥姥和舅公就是右派，他們不都是人品好、學問高的好人嗎？對於母親幫助落難學者，我更不感到意外。她的善良和樂於助人在親友、同事當中是有名的。
記得剛下幹校那會兒，一天夜晚下著小雨，母親開完會往宿舍走。這時，她看到老經濟學家駱耕漠被困在遍佈積水的泥路上。駱老是個知識分子老幹部，某些方面很像顧準伯伯:早年參加革命，沒上過大學，是自學成才的經濟學家。他解放後曾任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1958年因潘、楊事件受牽連，被削去職務，貶到經濟所。文革期間更被打成“走資派、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冠以“叛徒、特務”嫌疑，一直捱整，沒人敢跟他沾邊兒。他患有嚴重的青光眼，幾近失明。東嶽是粘土地，天一下雨，道路就變得異常泥濘。正所謂：下雨一泡膿，天晴一片銅。駱伯伯穿的是雨鞋，一腳踩到泥水裡，抬腿時腳出來了，鞋卻粘在地上。如果換了別人，自己可以把鞋子拔出來。可駱伯伯眼睛看不見，根本找不到鞋，在泥水中不知已經站了多久，卻無人相助。母親見狀，趕緊上前，幫他把鞋子從泥水中撈出，套在腳上。她知道駱老視力極差，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告訴他雨夜行走千萬別往亮處踩。因為亮處都是水，之所以發亮，是因為反射了月光。
九十年代初，駱老在接受《顧準全傳》作者高建國的採訪時談到這樣一件事：幹校期間，他因捱整被徹底孤立，沒有一個人敢跟他說話，只有張純音悄悄對他說：“我知道你的為人，絕不可能是叛徒、特務，你可千萬要挺住啊！”⑥幾年後，高建國見到筆者，談到那次採訪。他說駱老講那件事時老淚縱橫、激動不已，說：“當時我被整得昏天黑地，甚至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好人了。張純音的那句話對我是多大的安慰啊！”
剛下幹校時，政治氣氛左得出奇。顧準伯伯是監管對象，經常挨鬥，處境極為惡劣。而母親卻冒著受牽連的危險，繼續暗中與他來往。
顧伯伯的胞弟陳敏之在他故去後撰文這樣記述：“五哥生前就曾告訴過我：1969年11月經濟所從北京搬去河南息縣時，他正是剛剛獲悉五嫂（汪碧）去世已經一年多，稖頭拒絕和五哥會見，不僅是精神上受到最嚴重打擊的時候，也是生活上最艱苦的時候。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純音同志和他的女兒咪咪給予五哥最難得的關心和照顧……”⑦
幹校初期伙食特別差。母親考慮到顧伯伯身體不好，一定需要營養補充。而我們下來之前料到幹校生活會很艱苦，帶了不少奶粉、肉罐頭等食品。於是母親想到給顧伯伯送去一些。當時做這樣的事是非常危險的，一旦被抓住，扣上一頂與監管對象勾勾搭搭的帽子。在那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年代，輕則大小會點名批判，重則隔離審查，失去人身自由。於是母親想讓我去送，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不會像大人那麼惹眼。我那時已經懂事，對顧伯伯的種種遭遇深感同情，很願意做這件事。記得我每次送的時候都緊張得要死，心都快從嗓子眼兒裡蹦出來了，感覺像是地下黨在做接頭工作。
剛下幹校不久，顧伯伯來向母親借布票。當時買布除了要花錢，還得用布票。可伯伯自己平時積攢的布票有限，還差一些。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借張純音布票二尺，買維尼綸混紡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維尼綸混紡布，枕套被裡都是。這次整理起來的被服，大體可以用到我長辭人世之日。服喪從白，自古禮也……”⑧原來顧伯伯很想悼念亡妻汪碧。可在那個極左、高壓的政治環境下，他既不可能穿孝服，也不可能戴黑紗，於是想到多買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這種方式來寄託哀思。
母親曾跟我提到這樣一件事：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後，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黨內高級幹部傳達，然後是黨內普通幹部，最後到一般群眾。但對“牛鬼蛇神”還是保密。一天，母親要將一隻箱子送到火車站託運。她自己弄不了，請所裡派人幫忙，結果派來的人恰好是顧伯伯。他拉著一輛架子車，把箱子放在車上。一路上他們在邊走邊聊，母親趁此機會把林彪事件跟他講了。他說：“我對黨內派系鬥爭的來龍去脈很清楚，早就料到會有這一天。
亦師亦友
1972年10月，學部從幹校遷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學部大院八號樓二層。這是一座U字形兩層的筒子樓，過去是招待所。顧伯伯有家不能歸，也住在這一層樓上。本來跟他同住一室的還有經濟所李學曾。 李在北京大概還有其他住處，多數時間都不在，故那個12平方米的房間實際上是顧伯伯一個人住。自1966年文革開始他被隔離審查，到從幹回到北京，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間。他的住室在八號樓二層西側最南端，離我家非常近，出門沿過道往北走，經過幾個房門往東一拐就是我家。
位於八號樓南邊的七號樓，是一座一字型兩層的筒子樓，也用來安置從幹校回來的“無家可歸者”。錢鍾書先生與夫人楊絳就住在七號樓一層。他們家的後窗正對著我家的前窗，夏天的時候他們常打開後窗通風。我弟弟是智障者，不懂事，有時在家裡拉開喉嚨放聲高歌。每當這時，錢先生家的後窗很快就會關上，可他們從來不找我家提意見。一次我在大院裡碰到錢鍾書先生，他操著帶有無錫口音的普通話，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令弟的歌喉不錯啊！”聽得我差點兒憋不住笑出來。
這時運動重點是清查“五一六”，人們忙著打派仗，顧不上這些“死老虎”。顧準伯伯便利用這難得的安寧，開始著手他那龐大的探索研究。
1972年12月 顧準攝於北京中山公園
這段時間是母親與顧伯伯交往最多的階段，幾乎每天都與他長談。伯伯白天去北京圖書館收集資料、寫讀書筆記，晚上跟母親談他的思想、他的寫作計劃、以及他對各種問題的看法。他說很喜歡這樣的談天，等於梳理思想。母親常對他的一些精闢見解讚歎不已，稱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對他學問的評價：一是博，二是深。有時母親不同意他的某些觀點，於是兩人爭執不休，面紅耳赤。甚至為某個字的讀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過，這些都只是學術之爭，絲毫不會影響他們之間的友情。
顧伯伯在思想上頗受基督教某些教義的影響，認為這個世界最終還是要實現大同，“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銘是：“寧可天下人負我，勿讓我負天下人”。正是本著這一原則，他對所有過去整過他、害過他的人，一律寬恕。母親對此頗不以為然，認為《聖經》中的那句話：“別人打了你的左臉，伸出右臉也讓他打”是奴隸主義哲學，不足取。她說：“我的觀點針鋒相對，即：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顧伯伯則爭辯道：“人類社會正是因為有強烈的報復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腳，才總是爭鬥不已。如果大家都懷有寬容仁愛之心，這個世界會好得多。”對於他們的討論，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顧伯伯隨即從書架上抽出一本中英文對照的《新約全書》（聖經），建議我讀一讀。這本書是他於1961年在北京王府井東安市場舊書攤上掏到的，上面有他的簽名。是他寫《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著作的重要參考書。他去世後，遵照他的遺囑，作為紀念品留給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徐方 勿食我黍
應《老照片》雜誌社約稿，對《母親》一文作了大幅修訂。本文在寫作過程中，老友關慎捷先生提出了很多建設性修改意見，使作者能夠大大拓展文章的廣度和深度，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母親攝於1960年代
母親張純音出身於書香門第。我的外曾祖父程樹德是近代著名中國法律史學家，上世紀初由清廷公派赴日本法政大學留學，歸國後任翰林院編修。其代表作《九朝律考》被翻譯成十幾國外文，是研究中國法律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我的外祖父張耀翔早年考取“庚款”留學，由清華學堂保送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20年獲心理學碩士學位後歸國，開創了中國心理學專業，並親任中國心理學會首任會長。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心理學第一人”我的外祖母程俊英是中國第一批女大學生，是李大釗、胡適的親灸弟子。她深受新思潮影響，積極投身五四運動，與廬隱、王世瑛、陳定秀等三位女性並稱為“五四四公子”正是在這種家庭環境的薰陶下，母親很早就具有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對各種問題都有獨到見解，從不苟同俗見、隨波逐流。
1943年，母親考取上海交通大學財務管理系。1956年經鄭振鐸推薦，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時年29歲。
初相識
1960年代 母親在經濟所辦公室
母親與顧準伯伯相識於1962年。顧於1958年被下放到農村勞改，4年後摘掉右派帽子，再次來到經濟所。當時經濟所的辦公地點在三里河經委大樓，管理得相當好，整潔而有序。母親所在的辦公室裡有一張白色木製單人床，上面鋪著雪白的床單，供研究人員午休用。顧準伯伯回到所裡第一天上班，在後勤人員的陪同下，到各辦公室轉轉，跟大家見見面。他走進母親的辦公室，環視了一下房間，高興地往床上一躺，說：“哈，沒想到我這個窮小子一跤跌到了青雲裡！”當別人介紹說：“這位是張純音同志”時，他說：“哦，你就是張純音啊。告訴你，我還是堅持我那篇文章的觀點!”母親年輕好勝，回了一句：“我也堅持我那篇文章的觀點”。
原來事情始於1956年，當時的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安排顧準去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簡稱綜考會）任副主任，並根據顧準自己的要求兼做經濟所的研究工作。而顧準在經濟所的研究工作，深入探討了當時的一些理論禁區，並撰寫了《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一文，發表在《經濟研究》1957年第2期上。該文主張通過經濟核算的手段來達到最大的經濟效果，提高效率，以市場價格、市場規律調節生產。文章指出“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由之路”，在此之前中國經濟學界還從未有人提出過這樣的觀點。
正是這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章，使顧準逝世二十年後，獲得了“中國市場經濟第一人”的美譽，而在當時卻被視為離經叛道的邪惡異端。1957年開展的反右運動中，《試論》一文中的觀點被定性為嚴重的右派言論，成了顧準的罪狀之一；另一項罪名是“反蘇”。他在綜考會時，參加了中蘇聯合考察隊，赴黑龍江探討兩國合作利用水力資源。
顧準1960年代證件照
那時正值“一邊倒”時期，別人見到蘇聯專家一般都唯唯諾諾，唯命是從。可顧準為了維護祖國利益，在壩址的選擇上與蘇方針鋒相對，爭執得很厲害，還對蘇聯專家傲慢無禮的態度表示不滿。他的這些言行被人打了小報告。當時兼任文教系統領導的康生，在看到顧準的材料後，當眾惡狠狠地罵道：“顧準這種人不是右派，誰是右派？！”康生這一表態，把顧準劃成右派就成了不可更改的組織決定。①
1957年母親剛到經濟所不久，顧準就被劃成了右派。經濟所要對他的右派言論進行“消毒”，上方給母親佈置了一項任務:寫文章批判顧準的《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當時母親很年輕，剛三十出頭，屬於進步青年一類。很快，由她主筆寫出了一篇奉命文字，標題為《駁斥顧準關於價值規律的修正主義觀點》，刊登在《經濟研究》1957年第6期上。多年後，當母親和顧準伯伯一起回憶起母親寫的那篇批判文章，顧伯伯哈哈大笑說：“咱們真是不打不相識啊！”
顧準1962年回到經濟所後，被安排到政治經濟學組工作，恰好與母親同在一組。通過接觸，母親逐漸認識到顧準這個人非同凡響:他頭腦清楚、看問題敏銳、知識淵博。特別是他在治學方面刻苦認真的態度，給母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前顧準在翻譯西方經濟學名著時，常碰到一些數學公式。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經濟學理論，他借了一本很厚的高等數學，不厭其煩地一道道習題進行演算。這種刻苦治學精神在老幹部中殊不多見。②
給母親印象特別深的還有顧準那錚錚鐵骨。“文革”初期，顧準受到更大的衝擊，紅衛兵勒令他們這些“牛鬼蛇神”交代自己的罪行。別人都小心翼翼把寫好的交代材料貼到布告欄上；唯獨顧準只在一張稿紙上寫了兩個大大的字：“讀史”，便貼了上去。造反派將他痛打一頓，責問為何要這麼寫。他說：“因為最近什麼都沒幹，只讀了些史書。”事後他對母親講：“眼見那些紅衛兵到處打、砸、搶、抄家，這些將來都得寫進歷史。我倒要看看中國會變成什麼樣，中國向何處去……” 母親認為顧準在文革初期寫下“讀史”這兩個字，說明他當時就已經理性地看待文革。
據母親講：顧準做事非常講原則，從不畏懼強權。“文革”中他給前來外調的人和給本所的人先後寫了幾十萬字的交代材料。在這些材料中，每句話都實事求是，從不為了討好某人，或夾雜個人恩怨而寫不負責任的話。從1967年3月起，找顧準外調的人逐漸增多，1968年冬達到高潮，最多時一天就要應對三、四撥前來外調的人。當時如果不順著他們的口徑來講，就要吃苦頭。一次，有幾個紅衛兵來到經濟所，要求顧準寫一份材料，說明上海某人過去曾和國民黨有瓜葛。可他說從來不知道這件事。當時紅衛兵打了他一個耳光。他乾脆把臉送過去，讓紅衛兵一連串打了十幾個耳光。紅衛兵見顧準怒目而視，也就打不下去了。後來顧準給他們的材料仍然堅持寫不知道這件事。③
母親是個仗義豪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兩條：一是德，二是才。絕不因朋友的榮辱升降而有所改變。文革期間，孫冶方、駱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學者捱整，她曾多次暗中幫助過他們。顧準那剛直不阿的品質與淵博的學識令母親折服，跟他成為好友，直到他去世。
文革初期，顧準被隔離審查，存款凍結，每月只發給二十元生活費。母親想到他既要吃飯，又要抽菸，經濟上一定非常拮据。於是趁沒人的時候，偷偷在他辦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錢。當時八十元不是一個小數目，接近她一個月的工資。1972年他們從幹校回到北京後，顧準的經濟狀況略有好轉。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說：“這錢還給你。”母親覺得奇怪：“你怎麼知道那錢是我放的？”他說：“我當然知道，除了你不會有第二個人。”他還說：“這錢真是及時雨，當時 我都險些沒錢吃飯了，幾次想找你借，只是不好意思開口……”
1969年春節過後，顧準隨同其他監管對象，被押送到位於建國門外的學部大院接受隔離審查。他雖然在此之前已被迫與夫人汪碧離婚，子女又都跟他斷絕了關係，可內心深處無時無刻不惦記著他深愛著的妻子、兒女，幻想著有朝一日能與妻子破鏡重圓。
1969年11月初，學部正式宣佈要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幹校。經濟所作為“先遣隊”，將於11月16日出發。此時，顧準並不知道妻子已於一年多前自殺身亡，仍一再寫申請要求在走之前與妻子見上一面。對於所領導、工宣隊的支吾、搪塞，他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意識到他的秀（汪碧）或許已不在人世。他急迫地對連指導員楊清華保證：“無論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下去，二不影響改造。”領導這才對他說了實話。汪碧的死訊，對顧準猶如晴天霹靂，悲傷欲絕。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悽慘地寫到：“聞噩耗，既覺意外，也不覺意外……我此時只想知道她死時的情況。趙說，他們幫我找找，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④
顧準接下來懇求軍宣隊幫他找一下大女兒稖頭（顧淑林），希望在走之前跟她見一面，一起在外面吃頓飯，順便了解一下親人的消息。軍宣隊領導同意了，派人去和稖頭聯繫，可她竟拒絕會見。⑤孩子的絕情，對他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經歷幹校
學部下幹校，母親帶上了我。那年我只有15歲，還是個稚氣未脫的少年。母親為了讓我瞭解顧準伯伯，同她一道照顧這位老朋友，跟我講述了許多關於伯伯的事:他的人品、他的學問，以及他所遭遇的種種不幸。
母親說她第一次知道顧準這個名字，是在解放初期的上海。那時顧準任上海稅務局長，三天兩頭簽發關於稅收的公告，滿大街貼的都是署名“顧準”的告示，他被人們戲稱為“佈告局長”。沒想到這位“佈告局長”不久之後就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撤職，落難後兩度來到經濟所，再後來竟成為她的好朋友。
對於母親描述顧準這個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我一點兒也不覺得奇怪。她以前就曾跟我說過，右派分子往往是一些耿直且德才兼備的好人。你姨姥姥和舅公就是右派，他們不都是人品好、學問高的好人嗎？對於母親幫助落難學者，我更不感到意外。她的善良和樂於助人在親友、同事當中是有名的。
記得剛下幹校那會兒，一天夜晚下著小雨，母親開完會往宿舍走。這時，她看到老經濟學家駱耕漠被困在遍佈積水的泥路上。駱老是個知識分子老幹部，某些方面很像顧準伯伯:早年參加革命，沒上過大學，是自學成才的經濟學家。他解放後曾任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1958年因潘、楊事件受牽連，被削去職務，貶到經濟所。文革期間更被打成“走資派、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冠以“叛徒、特務”嫌疑，一直捱整，沒人敢跟他沾邊兒。他患有嚴重的青光眼，幾近失明。東嶽是粘土地，天一下雨，道路就變得異常泥濘。正所謂：下雨一泡膿，天晴一片銅。駱伯伯穿的是雨鞋，一腳踩到泥水裡，抬腿時腳出來了，鞋卻粘在地上。如果換了別人，自己可以把鞋子拔出來。可駱伯伯眼睛看不見，根本找不到鞋，在泥水中不知已經站了多久，卻無人相助。母親見狀，趕緊上前，幫他把鞋子從泥水中撈出，套在腳上。她知道駱老視力極差，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告訴他雨夜行走千萬別往亮處踩。因為亮處都是水，之所以發亮，是因為反射了月光。
九十年代初，駱老在接受《顧準全傳》作者高建國的採訪時談到這樣一件事：幹校期間，他因捱整被徹底孤立，沒有一個人敢跟他說話，只有張純音悄悄對他說：“我知道你的為人，絕不可能是叛徒、特務，你可千萬要挺住啊！”⑥幾年後，高建國見到筆者，談到那次採訪。他說駱老講那件事時老淚縱橫、激動不已，說：“當時我被整得昏天黑地，甚至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好人了。張純音的那句話對我是多大的安慰啊！”
剛下幹校時，政治氣氛左得出奇。顧準伯伯是監管對象，經常挨鬥，處境極為惡劣。而母親卻冒著受牽連的危險，繼續暗中與他來往。
顧伯伯的胞弟陳敏之在他故去後撰文這樣記述：“五哥生前就曾告訴過我：1969年11月經濟所從北京搬去河南息縣時，他正是剛剛獲悉五嫂（汪碧）去世已經一年多，稖頭拒絕和五哥會見，不僅是精神上受到最嚴重打擊的時候，也是生活上最艱苦的時候。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純音同志和他的女兒咪咪給予五哥最難得的關心和照顧……”⑦
幹校初期伙食特別差。母親考慮到顧伯伯身體不好，一定需要營養補充。而我們下來之前料到幹校生活會很艱苦，帶了不少奶粉、肉罐頭等食品。於是母親想到給顧伯伯送去一些。當時做這樣的事是非常危險的，一旦被抓住，扣上一頂與監管對象勾勾搭搭的帽子。在那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年代，輕則大小會點名批判，重則隔離審查，失去人身自由。於是母親想讓我去送，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不會像大人那麼惹眼。我那時已經懂事，對顧伯伯的種種遭遇深感同情，很願意做這件事。記得我每次送的時候都緊張得要死，心都快從嗓子眼兒裡蹦出來了，感覺像是地下黨在做接頭工作。
剛下幹校不久，顧伯伯來向母親借布票。當時買布除了要花錢，還得用布票。可伯伯自己平時積攢的布票有限，還差一些。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借張純音布票二尺，買維尼綸混紡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維尼綸混紡布，枕套被裡都是。這次整理起來的被服，大體可以用到我長辭人世之日。服喪從白，自古禮也……”⑧原來顧伯伯很想悼念亡妻汪碧。可在那個極左、高壓的政治環境下，他既不可能穿孝服，也不可能戴黑紗，於是想到多買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這種方式來寄託哀思。
母親曾跟我提到這樣一件事：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後，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黨內高級幹部傳達，然後是黨內普通幹部，最後到一般群眾。但對“牛鬼蛇神”還是保密。一天，母親要將一隻箱子送到火車站託運。她自己弄不了，請所裡派人幫忙，結果派來的人恰好是顧伯伯。他拉著一輛架子車，把箱子放在車上。一路上他們在邊走邊聊，母親趁此機會把林彪事件跟他講了。他說：“我對黨內派系鬥爭的來龍去脈很清楚，早就料到會有這一天。
亦師亦友
1972年10月，學部從幹校遷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學部大院八號樓二層。這是一座U字形兩層的筒子樓，過去是招待所。顧伯伯有家不能歸，也住在這一層樓上。本來跟他同住一室的還有經濟所李學曾。 李在北京大概還有其他住處，多數時間都不在，故那個12平方米的房間實際上是顧伯伯一個人住。自1966年文革開始他被隔離審查，到從幹回到北京，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間。他的住室在八號樓二層西側最南端，離我家非常近，出門沿過道往北走，經過幾個房門往東一拐就是我家。
位於八號樓南邊的七號樓，是一座一字型兩層的筒子樓，也用來安置從幹校回來的“無家可歸者”。錢鍾書先生與夫人楊絳就住在七號樓一層。他們家的後窗正對著我家的前窗，夏天的時候他們常打開後窗通風。我弟弟是智障者，不懂事，有時在家裡拉開喉嚨放聲高歌。每當這時，錢先生家的後窗很快就會關上，可他們從來不找我家提意見。一次我在大院裡碰到錢鍾書先生，他操著帶有無錫口音的普通話，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令弟的歌喉不錯啊！”聽得我差點兒憋不住笑出來。
這時運動重點是清查“五一六”，人們忙著打派仗，顧不上這些“死老虎”。顧準伯伯便利用這難得的安寧，開始著手他那龐大的探索研究。
1972年12月 顧準攝於北京中山公園
這段時間是母親與顧伯伯交往最多的階段，幾乎每天都與他長談。伯伯白天去北京圖書館收集資料、寫讀書筆記，晚上跟母親談他的思想、他的寫作計劃、以及他對各種問題的看法。他說很喜歡這樣的談天，等於梳理思想。母親常對他的一些精闢見解讚歎不已，稱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對他學問的評價：一是博，二是深。有時母親不同意他的某些觀點，於是兩人爭執不休，面紅耳赤。甚至為某個字的讀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過，這些都只是學術之爭，絲毫不會影響他們之間的友情。
顧伯伯在思想上頗受基督教某些教義的影響，認為這個世界最終還是要實現大同，“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銘是：“寧可天下人負我，勿讓我負天下人”。正是本著這一原則，他對所有過去整過他、害過他的人，一律寬恕。母親對此頗不以為然，認為《聖經》中的那句話：“別人打了你的左臉，伸出右臉也讓他打”是奴隸主義哲學，不足取。她說：“我的觀點針鋒相對，即：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顧伯伯則爭辯道：“人類社會正是因為有強烈的報復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腳，才總是爭鬥不已。如果大家都懷有寬容仁愛之心，這個世界會好得多。”對於他們的討論，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顧伯伯隨即從書架上抽出一本中英文對照的《新約全書》（聖經），建議我讀一讀。這本書是他於1961年在北京王府井東安市場舊書攤上掏到的，上面有他的簽名。是他寫《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著作的重要參考書。他去世後，遵照他的遺囑，作為紀念品留給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顧準遺藏：中英文對照的《新約全書》扉頁、襯紙
一次，顧伯伯在談話中用了“飲鴆止渴”這個成語。他把“鴆”字讀成了chén,母親說：“你這個字讀錯了，應該讀zhèn，結果兩人爭執起來，互不相讓。這時顧伯伯從書架上抽出剛剛在內部發行的《現代漢語詞典》，查出“鴆”字果然讀zhèn。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說：“得，我認輸了。過去上學太少，到底不如你的文化底子好。”
那段時間，顧伯伯完全沉浸在學問當中，已經達到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大量閱讀，寫讀書筆記。每週讀的書能開出一個長長的單子。不過，對於天才與勤奮的關係，他跟母親的觀點倒驚人地一致。談到愛迪生，他說：“儘管愛迪生把成功歸結為99%的汗水加1%的靈感，可是若沒有那1%，他也就什麼都不是了。”有人說顧準恃才傲物，這倒不冤枉他。一次談到“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句語錄時，他半開玩笑地說：“我的看法反其道而行之：‘驕傲使人進步，虛心使人落後。’”
顧伯伯很注意跟上時代，站在學術最前沿。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須提及當時經濟所圖書館長宗井滔先生。宗先生過去在中央研究院（經濟所前身）就搞圖書管理，懂好幾國外文。他是個有心人，文革期間，其他單位圖書館大多陷於癱瘓，他卻敢於動用外匯，一直堅持購進國外最新圖書、期刊，當中只斷過一、兩年。據我所知，顧伯伯最後兩年讀的書當中，歷史學文獻大部分來自北圖；而經濟學文獻則大部分來自經濟所圖書館。宗先生不斷地進書，顧伯伯不斷地讀書，這種情景在文革期間極為罕見。可以這樣說，顧伯伯當年能夠及時瞭解並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經濟學，宗井滔功不可沒。
顧準伯伯討論問題的主要對象是巫寶三。巫先生是哈佛經濟學博士，師從著名教授柏拉克、熊彼德等。他知識淵博、學貫中西。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捱整，差點兒劃成右派，他的代理所長職務也丟了。顧準對巫先生評價非常高，認為他很瞭解西方經濟學流派，有真學問。當時經濟所的人大多認為巫先生從不談經濟思想，可顧伯伯卻跟吳敬璉叔叔說：“巫先生實際上一直跟蹤著世界經濟學的演變，對現代經濟學的源流十分清楚。只是由於政治原因變得很謹慎，絕口不談西方經濟學，而只談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如管子什麼的。”
巫先生經常向顧伯伯推薦一些新的經濟學著作和文章。在當時，凱恩斯主義受到二戰以來最嚴厲的挑戰，主流經濟學遇到了第二次危機。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正嶄露頭角，顧伯伯過去並不知道羅濱遜夫人（Joan Robinson）在經濟學流派中的地位，跟巫寶三討論了之後，瞭解到她那篇《經濟學的第二次革命》意義之所在，並隨後翻譯了羅濱遜夫人的《經濟論文集》。羅賓遜夫人是左翼凱恩斯主義學者，時稱“新劍橋學派”，她的學說與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美國凱恩斯主義為當時鼎足而立的一大學派，對於那個時候的中國學者來說，她的思想似乎更容易接受。⑨
徐方 勿食我黍
應《老照片》雜誌社約稿，對《母親》一文作了大幅修訂。本文在寫作過程中，老友關慎捷先生提出了很多建設性修改意見，使作者能夠大大拓展文章的廣度和深度，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母親攝於1960年代
母親張純音出身於書香門第。我的外曾祖父程樹德是近代著名中國法律史學家，上世紀初由清廷公派赴日本法政大學留學，歸國後任翰林院編修。其代表作《九朝律考》被翻譯成十幾國外文，是研究中國法律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我的外祖父張耀翔早年考取“庚款”留學，由清華學堂保送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20年獲心理學碩士學位後歸國，開創了中國心理學專業，並親任中國心理學會首任會長。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心理學第一人”我的外祖母程俊英是中國第一批女大學生，是李大釗、胡適的親灸弟子。她深受新思潮影響，積極投身五四運動，與廬隱、王世瑛、陳定秀等三位女性並稱為“五四四公子”正是在這種家庭環境的薰陶下，母親很早就具有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對各種問題都有獨到見解，從不苟同俗見、隨波逐流。
1943年，母親考取上海交通大學財務管理系。1956年經鄭振鐸推薦，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時年29歲。
初相識
1960年代 母親在經濟所辦公室
母親與顧準伯伯相識於1962年。顧於1958年被下放到農村勞改，4年後摘掉右派帽子，再次來到經濟所。當時經濟所的辦公地點在三里河經委大樓，管理得相當好，整潔而有序。母親所在的辦公室裡有一張白色木製單人床，上面鋪著雪白的床單，供研究人員午休用。顧準伯伯回到所裡第一天上班，在後勤人員的陪同下，到各辦公室轉轉，跟大家見見面。他走進母親的辦公室，環視了一下房間，高興地往床上一躺，說：“哈，沒想到我這個窮小子一跤跌到了青雲裡！”當別人介紹說：“這位是張純音同志”時，他說：“哦，你就是張純音啊。告訴你，我還是堅持我那篇文章的觀點!”母親年輕好勝，回了一句：“我也堅持我那篇文章的觀點”。
原來事情始於1956年，當時的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安排顧準去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簡稱綜考會）任副主任，並根據顧準自己的要求兼做經濟所的研究工作。而顧準在經濟所的研究工作，深入探討了當時的一些理論禁區，並撰寫了《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一文，發表在《經濟研究》1957年第2期上。該文主張通過經濟核算的手段來達到最大的經濟效果，提高效率，以市場價格、市場規律調節生產。文章指出“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由之路”，在此之前中國經濟學界還從未有人提出過這樣的觀點。
正是這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章，使顧準逝世二十年後，獲得了“中國市場經濟第一人”的美譽，而在當時卻被視為離經叛道的邪惡異端。1957年開展的反右運動中，《試論》一文中的觀點被定性為嚴重的右派言論，成了顧準的罪狀之一；另一項罪名是“反蘇”。他在綜考會時，參加了中蘇聯合考察隊，赴黑龍江探討兩國合作利用水力資源。
顧準1960年代證件照
那時正值“一邊倒”時期，別人見到蘇聯專家一般都唯唯諾諾，唯命是從。可顧準為了維護祖國利益，在壩址的選擇上與蘇方針鋒相對，爭執得很厲害，還對蘇聯專家傲慢無禮的態度表示不滿。他的這些言行被人打了小報告。當時兼任文教系統領導的康生，在看到顧準的材料後，當眾惡狠狠地罵道：“顧準這種人不是右派，誰是右派？！”康生這一表態，把顧準劃成右派就成了不可更改的組織決定。①
1957年母親剛到經濟所不久，顧準就被劃成了右派。經濟所要對他的右派言論進行“消毒”，上方給母親佈置了一項任務:寫文章批判顧準的《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當時母親很年輕，剛三十出頭，屬於進步青年一類。很快，由她主筆寫出了一篇奉命文字，標題為《駁斥顧準關於價值規律的修正主義觀點》，刊登在《經濟研究》1957年第6期上。多年後，當母親和顧準伯伯一起回憶起母親寫的那篇批判文章，顧伯伯哈哈大笑說：“咱們真是不打不相識啊！”
顧準1962年回到經濟所後，被安排到政治經濟學組工作，恰好與母親同在一組。通過接觸，母親逐漸認識到顧準這個人非同凡響:他頭腦清楚、看問題敏銳、知識淵博。特別是他在治學方面刻苦認真的態度，給母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前顧準在翻譯西方經濟學名著時，常碰到一些數學公式。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經濟學理論，他借了一本很厚的高等數學，不厭其煩地一道道習題進行演算。這種刻苦治學精神在老幹部中殊不多見。②
給母親印象特別深的還有顧準那錚錚鐵骨。“文革”初期，顧準受到更大的衝擊，紅衛兵勒令他們這些“牛鬼蛇神”交代自己的罪行。別人都小心翼翼把寫好的交代材料貼到布告欄上；唯獨顧準只在一張稿紙上寫了兩個大大的字：“讀史”，便貼了上去。造反派將他痛打一頓，責問為何要這麼寫。他說：“因為最近什麼都沒幹，只讀了些史書。”事後他對母親講：“眼見那些紅衛兵到處打、砸、搶、抄家，這些將來都得寫進歷史。我倒要看看中國會變成什麼樣，中國向何處去……” 母親認為顧準在文革初期寫下“讀史”這兩個字，說明他當時就已經理性地看待文革。
據母親講：顧準做事非常講原則，從不畏懼強權。“文革”中他給前來外調的人和給本所的人先後寫了幾十萬字的交代材料。在這些材料中，每句話都實事求是，從不為了討好某人，或夾雜個人恩怨而寫不負責任的話。從1967年3月起，找顧準外調的人逐漸增多，1968年冬達到高潮，最多時一天就要應對三、四撥前來外調的人。當時如果不順著他們的口徑來講，就要吃苦頭。一次，有幾個紅衛兵來到經濟所，要求顧準寫一份材料，說明上海某人過去曾和國民黨有瓜葛。可他說從來不知道這件事。當時紅衛兵打了他一個耳光。他乾脆把臉送過去，讓紅衛兵一連串打了十幾個耳光。紅衛兵見顧準怒目而視，也就打不下去了。後來顧準給他們的材料仍然堅持寫不知道這件事。③
母親是個仗義豪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兩條：一是德，二是才。絕不因朋友的榮辱升降而有所改變。文革期間，孫冶方、駱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學者捱整，她曾多次暗中幫助過他們。顧準那剛直不阿的品質與淵博的學識令母親折服，跟他成為好友，直到他去世。
文革初期，顧準被隔離審查，存款凍結，每月只發給二十元生活費。母親想到他既要吃飯，又要抽菸，經濟上一定非常拮据。於是趁沒人的時候，偷偷在他辦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錢。當時八十元不是一個小數目，接近她一個月的工資。1972年他們從幹校回到北京後，顧準的經濟狀況略有好轉。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說：“這錢還給你。”母親覺得奇怪：“你怎麼知道那錢是我放的？”他說：“我當然知道，除了你不會有第二個人。”他還說：“這錢真是及時雨，當時 我都險些沒錢吃飯了，幾次想找你借，只是不好意思開口……”
1969年春節過後，顧準隨同其他監管對象，被押送到位於建國門外的學部大院接受隔離審查。他雖然在此之前已被迫與夫人汪碧離婚，子女又都跟他斷絕了關係，可內心深處無時無刻不惦記著他深愛著的妻子、兒女，幻想著有朝一日能與妻子破鏡重圓。
1969年11月初，學部正式宣佈要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幹校。經濟所作為“先遣隊”，將於11月16日出發。此時，顧準並不知道妻子已於一年多前自殺身亡，仍一再寫申請要求在走之前與妻子見上一面。對於所領導、工宣隊的支吾、搪塞，他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意識到他的秀（汪碧）或許已不在人世。他急迫地對連指導員楊清華保證：“無論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下去，二不影響改造。”領導這才對他說了實話。汪碧的死訊，對顧準猶如晴天霹靂，悲傷欲絕。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悽慘地寫到：“聞噩耗，既覺意外，也不覺意外……我此時只想知道她死時的情況。趙說，他們幫我找找，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④
顧準接下來懇求軍宣隊幫他找一下大女兒稖頭（顧淑林），希望在走之前跟她見一面，一起在外面吃頓飯，順便了解一下親人的消息。軍宣隊領導同意了，派人去和稖頭聯繫，可她竟拒絕會見。⑤孩子的絕情，對他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經歷幹校
學部下幹校，母親帶上了我。那年我只有15歲，還是個稚氣未脫的少年。母親為了讓我瞭解顧準伯伯，同她一道照顧這位老朋友，跟我講述了許多關於伯伯的事:他的人品、他的學問，以及他所遭遇的種種不幸。
母親說她第一次知道顧準這個名字，是在解放初期的上海。那時顧準任上海稅務局長，三天兩頭簽發關於稅收的公告，滿大街貼的都是署名“顧準”的告示，他被人們戲稱為“佈告局長”。沒想到這位“佈告局長”不久之後就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撤職，落難後兩度來到經濟所，再後來竟成為她的好朋友。
對於母親描述顧準這個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我一點兒也不覺得奇怪。她以前就曾跟我說過，右派分子往往是一些耿直且德才兼備的好人。你姨姥姥和舅公就是右派，他們不都是人品好、學問高的好人嗎？對於母親幫助落難學者，我更不感到意外。她的善良和樂於助人在親友、同事當中是有名的。
記得剛下幹校那會兒，一天夜晚下著小雨，母親開完會往宿舍走。這時，她看到老經濟學家駱耕漠被困在遍佈積水的泥路上。駱老是個知識分子老幹部，某些方面很像顧準伯伯:早年參加革命，沒上過大學，是自學成才的經濟學家。他解放後曾任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1958年因潘、楊事件受牽連，被削去職務，貶到經濟所。文革期間更被打成“走資派、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冠以“叛徒、特務”嫌疑，一直捱整，沒人敢跟他沾邊兒。他患有嚴重的青光眼，幾近失明。東嶽是粘土地，天一下雨，道路就變得異常泥濘。正所謂：下雨一泡膿，天晴一片銅。駱伯伯穿的是雨鞋，一腳踩到泥水裡，抬腿時腳出來了，鞋卻粘在地上。如果換了別人，自己可以把鞋子拔出來。可駱伯伯眼睛看不見，根本找不到鞋，在泥水中不知已經站了多久，卻無人相助。母親見狀，趕緊上前，幫他把鞋子從泥水中撈出，套在腳上。她知道駱老視力極差，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告訴他雨夜行走千萬別往亮處踩。因為亮處都是水，之所以發亮，是因為反射了月光。
九十年代初，駱老在接受《顧準全傳》作者高建國的採訪時談到這樣一件事：幹校期間，他因捱整被徹底孤立，沒有一個人敢跟他說話，只有張純音悄悄對他說：“我知道你的為人，絕不可能是叛徒、特務，你可千萬要挺住啊！”⑥幾年後，高建國見到筆者，談到那次採訪。他說駱老講那件事時老淚縱橫、激動不已，說：“當時我被整得昏天黑地，甚至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好人了。張純音的那句話對我是多大的安慰啊！”
剛下幹校時，政治氣氛左得出奇。顧準伯伯是監管對象，經常挨鬥，處境極為惡劣。而母親卻冒著受牽連的危險，繼續暗中與他來往。
顧伯伯的胞弟陳敏之在他故去後撰文這樣記述：“五哥生前就曾告訴過我：1969年11月經濟所從北京搬去河南息縣時，他正是剛剛獲悉五嫂（汪碧）去世已經一年多，稖頭拒絕和五哥會見，不僅是精神上受到最嚴重打擊的時候，也是生活上最艱苦的時候。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純音同志和他的女兒咪咪給予五哥最難得的關心和照顧……”⑦
幹校初期伙食特別差。母親考慮到顧伯伯身體不好，一定需要營養補充。而我們下來之前料到幹校生活會很艱苦，帶了不少奶粉、肉罐頭等食品。於是母親想到給顧伯伯送去一些。當時做這樣的事是非常危險的，一旦被抓住，扣上一頂與監管對象勾勾搭搭的帽子。在那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年代，輕則大小會點名批判，重則隔離審查，失去人身自由。於是母親想讓我去送，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不會像大人那麼惹眼。我那時已經懂事，對顧伯伯的種種遭遇深感同情，很願意做這件事。記得我每次送的時候都緊張得要死，心都快從嗓子眼兒裡蹦出來了，感覺像是地下黨在做接頭工作。
剛下幹校不久，顧伯伯來向母親借布票。當時買布除了要花錢，還得用布票。可伯伯自己平時積攢的布票有限，還差一些。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借張純音布票二尺，買維尼綸混紡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維尼綸混紡布，枕套被裡都是。這次整理起來的被服，大體可以用到我長辭人世之日。服喪從白，自古禮也……”⑧原來顧伯伯很想悼念亡妻汪碧。可在那個極左、高壓的政治環境下，他既不可能穿孝服，也不可能戴黑紗，於是想到多買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這種方式來寄託哀思。
母親曾跟我提到這樣一件事：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後，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黨內高級幹部傳達，然後是黨內普通幹部，最後到一般群眾。但對“牛鬼蛇神”還是保密。一天，母親要將一隻箱子送到火車站託運。她自己弄不了，請所裡派人幫忙，結果派來的人恰好是顧伯伯。他拉著一輛架子車，把箱子放在車上。一路上他們在邊走邊聊，母親趁此機會把林彪事件跟他講了。他說：“我對黨內派系鬥爭的來龍去脈很清楚，早就料到會有這一天。
亦師亦友
1972年10月，學部從幹校遷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學部大院八號樓二層。這是一座U字形兩層的筒子樓，過去是招待所。顧伯伯有家不能歸，也住在這一層樓上。本來跟他同住一室的還有經濟所李學曾。 李在北京大概還有其他住處，多數時間都不在，故那個12平方米的房間實際上是顧伯伯一個人住。自1966年文革開始他被隔離審查，到從幹回到北京，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間。他的住室在八號樓二層西側最南端，離我家非常近，出門沿過道往北走，經過幾個房門往東一拐就是我家。
位於八號樓南邊的七號樓，是一座一字型兩層的筒子樓，也用來安置從幹校回來的“無家可歸者”。錢鍾書先生與夫人楊絳就住在七號樓一層。他們家的後窗正對著我家的前窗，夏天的時候他們常打開後窗通風。我弟弟是智障者，不懂事，有時在家裡拉開喉嚨放聲高歌。每當這時，錢先生家的後窗很快就會關上，可他們從來不找我家提意見。一次我在大院裡碰到錢鍾書先生，他操著帶有無錫口音的普通話，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令弟的歌喉不錯啊！”聽得我差點兒憋不住笑出來。
這時運動重點是清查“五一六”，人們忙著打派仗，顧不上這些“死老虎”。顧準伯伯便利用這難得的安寧，開始著手他那龐大的探索研究。
1972年12月 顧準攝於北京中山公園
這段時間是母親與顧伯伯交往最多的階段，幾乎每天都與他長談。伯伯白天去北京圖書館收集資料、寫讀書筆記，晚上跟母親談他的思想、他的寫作計劃、以及他對各種問題的看法。他說很喜歡這樣的談天，等於梳理思想。母親常對他的一些精闢見解讚歎不已，稱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對他學問的評價：一是博，二是深。有時母親不同意他的某些觀點，於是兩人爭執不休，面紅耳赤。甚至為某個字的讀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過，這些都只是學術之爭，絲毫不會影響他們之間的友情。
顧伯伯在思想上頗受基督教某些教義的影響，認為這個世界最終還是要實現大同，“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銘是：“寧可天下人負我，勿讓我負天下人”。正是本著這一原則，他對所有過去整過他、害過他的人，一律寬恕。母親對此頗不以為然，認為《聖經》中的那句話：“別人打了你的左臉，伸出右臉也讓他打”是奴隸主義哲學，不足取。她說：“我的觀點針鋒相對，即：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顧伯伯則爭辯道：“人類社會正是因為有強烈的報復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腳，才總是爭鬥不已。如果大家都懷有寬容仁愛之心，這個世界會好得多。”對於他們的討論，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顧伯伯隨即從書架上抽出一本中英文對照的《新約全書》（聖經），建議我讀一讀。這本書是他於1961年在北京王府井東安市場舊書攤上掏到的，上面有他的簽名。是他寫《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著作的重要參考書。他去世後，遵照他的遺囑，作為紀念品留給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顧準遺藏：中英文對照的《新約全書》扉頁、襯紙
一次，顧伯伯在談話中用了“飲鴆止渴”這個成語。他把“鴆”字讀成了chén,母親說：“你這個字讀錯了，應該讀zhèn，結果兩人爭執起來，互不相讓。這時顧伯伯從書架上抽出剛剛在內部發行的《現代漢語詞典》，查出“鴆”字果然讀zhèn。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說：“得，我認輸了。過去上學太少，到底不如你的文化底子好。”
那段時間，顧伯伯完全沉浸在學問當中，已經達到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大量閱讀，寫讀書筆記。每週讀的書能開出一個長長的單子。不過，對於天才與勤奮的關係，他跟母親的觀點倒驚人地一致。談到愛迪生，他說：“儘管愛迪生把成功歸結為99%的汗水加1%的靈感，可是若沒有那1%，他也就什麼都不是了。”有人說顧準恃才傲物，這倒不冤枉他。一次談到“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句語錄時，他半開玩笑地說：“我的看法反其道而行之：‘驕傲使人進步，虛心使人落後。’”
顧伯伯很注意跟上時代，站在學術最前沿。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須提及當時經濟所圖書館長宗井滔先生。宗先生過去在中央研究院（經濟所前身）就搞圖書管理，懂好幾國外文。他是個有心人，文革期間，其他單位圖書館大多陷於癱瘓，他卻敢於動用外匯，一直堅持購進國外最新圖書、期刊，當中只斷過一、兩年。據我所知，顧伯伯最後兩年讀的書當中，歷史學文獻大部分來自北圖；而經濟學文獻則大部分來自經濟所圖書館。宗先生不斷地進書，顧伯伯不斷地讀書，這種情景在文革期間極為罕見。可以這樣說，顧伯伯當年能夠及時瞭解並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經濟學，宗井滔功不可沒。
顧準伯伯討論問題的主要對象是巫寶三。巫先生是哈佛經濟學博士，師從著名教授柏拉克、熊彼德等。他知識淵博、學貫中西。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捱整，差點兒劃成右派，他的代理所長職務也丟了。顧準對巫先生評價非常高，認為他很瞭解西方經濟學流派，有真學問。當時經濟所的人大多認為巫先生從不談經濟思想，可顧伯伯卻跟吳敬璉叔叔說：“巫先生實際上一直跟蹤著世界經濟學的演變，對現代經濟學的源流十分清楚。只是由於政治原因變得很謹慎，絕口不談西方經濟學，而只談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如管子什麼的。”
巫先生經常向顧伯伯推薦一些新的經濟學著作和文章。在當時，凱恩斯主義受到二戰以來最嚴厲的挑戰，主流經濟學遇到了第二次危機。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正嶄露頭角，顧伯伯過去並不知道羅濱遜夫人（Joan Robinson）在經濟學流派中的地位，跟巫寶三討論了之後，瞭解到她那篇《經濟學的第二次革命》意義之所在，並隨後翻譯了羅濱遜夫人的《經濟論文集》。羅賓遜夫人是左翼凱恩斯主義學者，時稱“新劍橋學派”，她的學說與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美國凱恩斯主義為當時鼎足而立的一大學派，對於那個時候的中國學者來說，她的思想似乎更容易接受。⑨
顧準遺藏：羅賓遜夫人著《非完美競爭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顧準伯伯學術水平高，英文又好，所裡一些勤奮好學的中年人在這期間常向他請教。他跟我們開玩笑說：“最近收了幾個學生”。“牛鬼蛇神”收學生，在文革期間可是個稀罕事。就我所知，他的得意門生是吳敬璉，其他人還有趙人偉、周叔蓮、張曙光、林青松等，當然也包括我母親。他跟這些人討論問題，指導他們讀書、翻譯西方經濟學論文，對提高他們的學術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當時經濟所的這些研究人員由於與世界隔絕了幾十年，對西方經濟學幾乎完全不瞭解。1972年從幹校回到北京後，在顧準伯伯的帶領下，所裡幾位中年研究人員開始如飢似渴地研究和吸收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理念。
一次，顧伯伯從宗井滔先生那裡拿來一本美國經濟學會的高級學術刊物：《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從中選出幾篇最新的探索性經濟學論文分給吳敬璉叔叔、趙人偉叔叔和我母親，讓他們拿去翻譯，翻好之後由他來批改。
母親中學時代上的是上海中西女中和工部局女中。這是兩所教會學校，英語教學質量非常高，到了高中就開始讀《傲慢與偏見》等原版小說。可解放後國家一邊倒向蘇聯，同時政治運動不斷，她二十多年不用英語，有點兒生疏了。1971年7月，基辛格祕密訪華，之後中美雙方發表了聯合公告，宣佈美國總統尼克松將於1972年5月前訪華。這是個爆炸性新聞。當時還在幹校的母親，馬上意識到中美對峙了二十多年，關係終於出現了轉機。為了跟上時代變化，她決定重拾英語，找了些書開始複習。可這事很快就引起了上方的注意，連長靳某某在全所大會上不點名批判：“尼克松要訪華，有人就聞風而動學起英語來，她到底想做什麼？！”
母親有一次跟趙人偉叔叔談到顧準伯伯給她佈置的翻譯作業。她說：“我的英文水平過去是可以直接看懂好萊塢原版電影的，可老顧給我的論文卻怎麼也讀不懂。即便把每個字都查了詞典，仍不懂。可見不是英語水平問題，而是經濟學水平問題，我們對西方當代經濟學實在太隔膜了。”趙叔叔說：“我也有同感。老顧從《美國經濟評論》中選了鮑爾丁的《作為道德科學的經濟學》一文，對我說：‘這篇文章寫得太好了，你要學英文和經濟學，可以試著把它翻譯過來。’可我啃了一兩個禮拜都啃不下來。勉強譯了幾段拿給他看，他看了之後說：‘程度還是不夠’。”
聽趙人偉叔叔講，有一天他把翻譯好的論文交給顧伯伯。本來那天顧伯伯是要去北京圖書館查資料的，可為了幫趙叔叔改翻譯稿，他放棄了去北圖，邊批改邊講解，整整花了七個小時，用紅筆在稿紙的四周改得密密麻麻的。不但修改譯文的措辭，還詳細解釋為什麼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其內涵是什麼，講得非常透徹。如：“mechanism”這個詞要翻譯成“機制”而不是“機構”，因為它指的是機體的運作方式。
顧伯伯那段時間身體已經很不好了，可只要所裡這些中青年研究人員前來求教，他總是熱心相助。
八號樓二層東側有一個電視房，裡面擺放著一臺14寸黑白電視機。每天晚上7點，有人負責打開機櫃給大家放電視。這時全樓幾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那裡，享受這一點點有限的娛樂，整個樓一下子變得異常寂靜。母親和顧準伯伯從來不去看電視，他們正好利用在這難得的寧靜來探討各種問題。
一次他們談到孫冶方，母親不無憂慮地說：“冶方已被關了這麼多年，真擔心他在精神上垮了。聽說有的人被長期單獨監禁，最後變瘋了。”顧伯伯說：“不會的，我瞭解他，他是個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是不會發瘋的。”他還說：“冶方若放出來，他第一個要見的一定是我。”
據母親講，文革初期，孫、顧二人都被打成“黑幫”。紅衛兵“勒令”他們打掃樓道和廁所，他們每天故意去得特別早，趁樓裡還沒有人來，邊幹活邊交換思想，討論對“文革”的看法。1968年4月，孫冶方以“特務”、“裡通外國”的罪名被關進秦城監獄,長達七年之久。孫伯伯被關押之後，顧伯伯很想念他，經常談起他。遺憾的是，顧伯伯沒有等到孫伯伯出來就故去了，這當中僅僅差了幾個月，不能不說是個極大的遺憾。
徐方 勿食我黍
應《老照片》雜誌社約稿，對《母親》一文作了大幅修訂。本文在寫作過程中，老友關慎捷先生提出了很多建設性修改意見，使作者能夠大大拓展文章的廣度和深度，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母親攝於1960年代
母親張純音出身於書香門第。我的外曾祖父程樹德是近代著名中國法律史學家，上世紀初由清廷公派赴日本法政大學留學，歸國後任翰林院編修。其代表作《九朝律考》被翻譯成十幾國外文，是研究中國法律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我的外祖父張耀翔早年考取“庚款”留學，由清華學堂保送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20年獲心理學碩士學位後歸國，開創了中國心理學專業，並親任中國心理學會首任會長。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心理學第一人”我的外祖母程俊英是中國第一批女大學生，是李大釗、胡適的親灸弟子。她深受新思潮影響，積極投身五四運動，與廬隱、王世瑛、陳定秀等三位女性並稱為“五四四公子”正是在這種家庭環境的薰陶下，母親很早就具有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對各種問題都有獨到見解，從不苟同俗見、隨波逐流。
1943年，母親考取上海交通大學財務管理系。1956年經鄭振鐸推薦，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時年29歲。
初相識
1960年代 母親在經濟所辦公室
母親與顧準伯伯相識於1962年。顧於1958年被下放到農村勞改，4年後摘掉右派帽子，再次來到經濟所。當時經濟所的辦公地點在三里河經委大樓，管理得相當好，整潔而有序。母親所在的辦公室裡有一張白色木製單人床，上面鋪著雪白的床單，供研究人員午休用。顧準伯伯回到所裡第一天上班，在後勤人員的陪同下，到各辦公室轉轉，跟大家見見面。他走進母親的辦公室，環視了一下房間，高興地往床上一躺，說：“哈，沒想到我這個窮小子一跤跌到了青雲裡！”當別人介紹說：“這位是張純音同志”時，他說：“哦，你就是張純音啊。告訴你，我還是堅持我那篇文章的觀點!”母親年輕好勝，回了一句：“我也堅持我那篇文章的觀點”。
原來事情始於1956年，當時的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安排顧準去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簡稱綜考會）任副主任，並根據顧準自己的要求兼做經濟所的研究工作。而顧準在經濟所的研究工作，深入探討了當時的一些理論禁區，並撰寫了《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一文，發表在《經濟研究》1957年第2期上。該文主張通過經濟核算的手段來達到最大的經濟效果，提高效率，以市場價格、市場規律調節生產。文章指出“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由之路”，在此之前中國經濟學界還從未有人提出過這樣的觀點。
正是這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章，使顧準逝世二十年後，獲得了“中國市場經濟第一人”的美譽，而在當時卻被視為離經叛道的邪惡異端。1957年開展的反右運動中，《試論》一文中的觀點被定性為嚴重的右派言論，成了顧準的罪狀之一；另一項罪名是“反蘇”。他在綜考會時，參加了中蘇聯合考察隊，赴黑龍江探討兩國合作利用水力資源。
顧準1960年代證件照
那時正值“一邊倒”時期，別人見到蘇聯專家一般都唯唯諾諾，唯命是從。可顧準為了維護祖國利益，在壩址的選擇上與蘇方針鋒相對，爭執得很厲害，還對蘇聯專家傲慢無禮的態度表示不滿。他的這些言行被人打了小報告。當時兼任文教系統領導的康生，在看到顧準的材料後，當眾惡狠狠地罵道：“顧準這種人不是右派，誰是右派？！”康生這一表態，把顧準劃成右派就成了不可更改的組織決定。①
1957年母親剛到經濟所不久，顧準就被劃成了右派。經濟所要對他的右派言論進行“消毒”，上方給母親佈置了一項任務:寫文章批判顧準的《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當時母親很年輕，剛三十出頭，屬於進步青年一類。很快，由她主筆寫出了一篇奉命文字，標題為《駁斥顧準關於價值規律的修正主義觀點》，刊登在《經濟研究》1957年第6期上。多年後，當母親和顧準伯伯一起回憶起母親寫的那篇批判文章，顧伯伯哈哈大笑說：“咱們真是不打不相識啊！”
顧準1962年回到經濟所後，被安排到政治經濟學組工作，恰好與母親同在一組。通過接觸，母親逐漸認識到顧準這個人非同凡響:他頭腦清楚、看問題敏銳、知識淵博。特別是他在治學方面刻苦認真的態度，給母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前顧準在翻譯西方經濟學名著時，常碰到一些數學公式。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經濟學理論，他借了一本很厚的高等數學，不厭其煩地一道道習題進行演算。這種刻苦治學精神在老幹部中殊不多見。②
給母親印象特別深的還有顧準那錚錚鐵骨。“文革”初期，顧準受到更大的衝擊，紅衛兵勒令他們這些“牛鬼蛇神”交代自己的罪行。別人都小心翼翼把寫好的交代材料貼到布告欄上；唯獨顧準只在一張稿紙上寫了兩個大大的字：“讀史”，便貼了上去。造反派將他痛打一頓，責問為何要這麼寫。他說：“因為最近什麼都沒幹，只讀了些史書。”事後他對母親講：“眼見那些紅衛兵到處打、砸、搶、抄家，這些將來都得寫進歷史。我倒要看看中國會變成什麼樣，中國向何處去……” 母親認為顧準在文革初期寫下“讀史”這兩個字，說明他當時就已經理性地看待文革。
據母親講：顧準做事非常講原則，從不畏懼強權。“文革”中他給前來外調的人和給本所的人先後寫了幾十萬字的交代材料。在這些材料中，每句話都實事求是，從不為了討好某人，或夾雜個人恩怨而寫不負責任的話。從1967年3月起，找顧準外調的人逐漸增多，1968年冬達到高潮，最多時一天就要應對三、四撥前來外調的人。當時如果不順著他們的口徑來講，就要吃苦頭。一次，有幾個紅衛兵來到經濟所，要求顧準寫一份材料，說明上海某人過去曾和國民黨有瓜葛。可他說從來不知道這件事。當時紅衛兵打了他一個耳光。他乾脆把臉送過去，讓紅衛兵一連串打了十幾個耳光。紅衛兵見顧準怒目而視，也就打不下去了。後來顧準給他們的材料仍然堅持寫不知道這件事。③
母親是個仗義豪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兩條：一是德，二是才。絕不因朋友的榮辱升降而有所改變。文革期間，孫冶方、駱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學者捱整，她曾多次暗中幫助過他們。顧準那剛直不阿的品質與淵博的學識令母親折服，跟他成為好友，直到他去世。
文革初期，顧準被隔離審查，存款凍結，每月只發給二十元生活費。母親想到他既要吃飯，又要抽菸，經濟上一定非常拮据。於是趁沒人的時候，偷偷在他辦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錢。當時八十元不是一個小數目，接近她一個月的工資。1972年他們從幹校回到北京後，顧準的經濟狀況略有好轉。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說：“這錢還給你。”母親覺得奇怪：“你怎麼知道那錢是我放的？”他說：“我當然知道，除了你不會有第二個人。”他還說：“這錢真是及時雨，當時 我都險些沒錢吃飯了，幾次想找你借，只是不好意思開口……”
1969年春節過後，顧準隨同其他監管對象，被押送到位於建國門外的學部大院接受隔離審查。他雖然在此之前已被迫與夫人汪碧離婚，子女又都跟他斷絕了關係，可內心深處無時無刻不惦記著他深愛著的妻子、兒女，幻想著有朝一日能與妻子破鏡重圓。
1969年11月初，學部正式宣佈要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幹校。經濟所作為“先遣隊”，將於11月16日出發。此時，顧準並不知道妻子已於一年多前自殺身亡，仍一再寫申請要求在走之前與妻子見上一面。對於所領導、工宣隊的支吾、搪塞，他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意識到他的秀（汪碧）或許已不在人世。他急迫地對連指導員楊清華保證：“無論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下去，二不影響改造。”領導這才對他說了實話。汪碧的死訊，對顧準猶如晴天霹靂，悲傷欲絕。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悽慘地寫到：“聞噩耗，既覺意外，也不覺意外……我此時只想知道她死時的情況。趙說，他們幫我找找，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④
顧準接下來懇求軍宣隊幫他找一下大女兒稖頭（顧淑林），希望在走之前跟她見一面，一起在外面吃頓飯，順便了解一下親人的消息。軍宣隊領導同意了，派人去和稖頭聯繫，可她竟拒絕會見。⑤孩子的絕情，對他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經歷幹校
學部下幹校，母親帶上了我。那年我只有15歲，還是個稚氣未脫的少年。母親為了讓我瞭解顧準伯伯，同她一道照顧這位老朋友，跟我講述了許多關於伯伯的事:他的人品、他的學問，以及他所遭遇的種種不幸。
母親說她第一次知道顧準這個名字，是在解放初期的上海。那時顧準任上海稅務局長，三天兩頭簽發關於稅收的公告，滿大街貼的都是署名“顧準”的告示，他被人們戲稱為“佈告局長”。沒想到這位“佈告局長”不久之後就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撤職，落難後兩度來到經濟所，再後來竟成為她的好朋友。
對於母親描述顧準這個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我一點兒也不覺得奇怪。她以前就曾跟我說過，右派分子往往是一些耿直且德才兼備的好人。你姨姥姥和舅公就是右派，他們不都是人品好、學問高的好人嗎？對於母親幫助落難學者，我更不感到意外。她的善良和樂於助人在親友、同事當中是有名的。
記得剛下幹校那會兒，一天夜晚下著小雨，母親開完會往宿舍走。這時，她看到老經濟學家駱耕漠被困在遍佈積水的泥路上。駱老是個知識分子老幹部，某些方面很像顧準伯伯:早年參加革命，沒上過大學，是自學成才的經濟學家。他解放後曾任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1958年因潘、楊事件受牽連，被削去職務，貶到經濟所。文革期間更被打成“走資派、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冠以“叛徒、特務”嫌疑，一直捱整，沒人敢跟他沾邊兒。他患有嚴重的青光眼，幾近失明。東嶽是粘土地，天一下雨，道路就變得異常泥濘。正所謂：下雨一泡膿，天晴一片銅。駱伯伯穿的是雨鞋，一腳踩到泥水裡，抬腿時腳出來了，鞋卻粘在地上。如果換了別人，自己可以把鞋子拔出來。可駱伯伯眼睛看不見，根本找不到鞋，在泥水中不知已經站了多久，卻無人相助。母親見狀，趕緊上前，幫他把鞋子從泥水中撈出，套在腳上。她知道駱老視力極差，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告訴他雨夜行走千萬別往亮處踩。因為亮處都是水，之所以發亮，是因為反射了月光。
九十年代初，駱老在接受《顧準全傳》作者高建國的採訪時談到這樣一件事：幹校期間，他因捱整被徹底孤立，沒有一個人敢跟他說話，只有張純音悄悄對他說：“我知道你的為人，絕不可能是叛徒、特務，你可千萬要挺住啊！”⑥幾年後，高建國見到筆者，談到那次採訪。他說駱老講那件事時老淚縱橫、激動不已，說：“當時我被整得昏天黑地，甚至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好人了。張純音的那句話對我是多大的安慰啊！”
剛下幹校時，政治氣氛左得出奇。顧準伯伯是監管對象，經常挨鬥，處境極為惡劣。而母親卻冒著受牽連的危險，繼續暗中與他來往。
顧伯伯的胞弟陳敏之在他故去後撰文這樣記述：“五哥生前就曾告訴過我：1969年11月經濟所從北京搬去河南息縣時，他正是剛剛獲悉五嫂（汪碧）去世已經一年多，稖頭拒絕和五哥會見，不僅是精神上受到最嚴重打擊的時候，也是生活上最艱苦的時候。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純音同志和他的女兒咪咪給予五哥最難得的關心和照顧……”⑦
幹校初期伙食特別差。母親考慮到顧伯伯身體不好，一定需要營養補充。而我們下來之前料到幹校生活會很艱苦，帶了不少奶粉、肉罐頭等食品。於是母親想到給顧伯伯送去一些。當時做這樣的事是非常危險的，一旦被抓住，扣上一頂與監管對象勾勾搭搭的帽子。在那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年代，輕則大小會點名批判，重則隔離審查，失去人身自由。於是母親想讓我去送，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不會像大人那麼惹眼。我那時已經懂事，對顧伯伯的種種遭遇深感同情，很願意做這件事。記得我每次送的時候都緊張得要死，心都快從嗓子眼兒裡蹦出來了，感覺像是地下黨在做接頭工作。
剛下幹校不久，顧伯伯來向母親借布票。當時買布除了要花錢，還得用布票。可伯伯自己平時積攢的布票有限，還差一些。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借張純音布票二尺，買維尼綸混紡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維尼綸混紡布，枕套被裡都是。這次整理起來的被服，大體可以用到我長辭人世之日。服喪從白，自古禮也……”⑧原來顧伯伯很想悼念亡妻汪碧。可在那個極左、高壓的政治環境下，他既不可能穿孝服，也不可能戴黑紗，於是想到多買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這種方式來寄託哀思。
母親曾跟我提到這樣一件事：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後，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黨內高級幹部傳達，然後是黨內普通幹部，最後到一般群眾。但對“牛鬼蛇神”還是保密。一天，母親要將一隻箱子送到火車站託運。她自己弄不了，請所裡派人幫忙，結果派來的人恰好是顧伯伯。他拉著一輛架子車，把箱子放在車上。一路上他們在邊走邊聊，母親趁此機會把林彪事件跟他講了。他說：“我對黨內派系鬥爭的來龍去脈很清楚，早就料到會有這一天。
亦師亦友
1972年10月，學部從幹校遷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學部大院八號樓二層。這是一座U字形兩層的筒子樓，過去是招待所。顧伯伯有家不能歸，也住在這一層樓上。本來跟他同住一室的還有經濟所李學曾。 李在北京大概還有其他住處，多數時間都不在，故那個12平方米的房間實際上是顧伯伯一個人住。自1966年文革開始他被隔離審查，到從幹回到北京，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間。他的住室在八號樓二層西側最南端，離我家非常近，出門沿過道往北走，經過幾個房門往東一拐就是我家。
位於八號樓南邊的七號樓，是一座一字型兩層的筒子樓，也用來安置從幹校回來的“無家可歸者”。錢鍾書先生與夫人楊絳就住在七號樓一層。他們家的後窗正對著我家的前窗，夏天的時候他們常打開後窗通風。我弟弟是智障者，不懂事，有時在家裡拉開喉嚨放聲高歌。每當這時，錢先生家的後窗很快就會關上，可他們從來不找我家提意見。一次我在大院裡碰到錢鍾書先生，他操著帶有無錫口音的普通話，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令弟的歌喉不錯啊！”聽得我差點兒憋不住笑出來。
這時運動重點是清查“五一六”，人們忙著打派仗，顧不上這些“死老虎”。顧準伯伯便利用這難得的安寧，開始著手他那龐大的探索研究。
1972年12月 顧準攝於北京中山公園
這段時間是母親與顧伯伯交往最多的階段，幾乎每天都與他長談。伯伯白天去北京圖書館收集資料、寫讀書筆記，晚上跟母親談他的思想、他的寫作計劃、以及他對各種問題的看法。他說很喜歡這樣的談天，等於梳理思想。母親常對他的一些精闢見解讚歎不已，稱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對他學問的評價：一是博，二是深。有時母親不同意他的某些觀點，於是兩人爭執不休，面紅耳赤。甚至為某個字的讀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過，這些都只是學術之爭，絲毫不會影響他們之間的友情。
顧伯伯在思想上頗受基督教某些教義的影響，認為這個世界最終還是要實現大同，“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銘是：“寧可天下人負我，勿讓我負天下人”。正是本著這一原則，他對所有過去整過他、害過他的人，一律寬恕。母親對此頗不以為然，認為《聖經》中的那句話：“別人打了你的左臉，伸出右臉也讓他打”是奴隸主義哲學，不足取。她說：“我的觀點針鋒相對，即：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顧伯伯則爭辯道：“人類社會正是因為有強烈的報復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腳，才總是爭鬥不已。如果大家都懷有寬容仁愛之心，這個世界會好得多。”對於他們的討論，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顧伯伯隨即從書架上抽出一本中英文對照的《新約全書》（聖經），建議我讀一讀。這本書是他於1961年在北京王府井東安市場舊書攤上掏到的，上面有他的簽名。是他寫《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著作的重要參考書。他去世後，遵照他的遺囑，作為紀念品留給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顧準遺藏：中英文對照的《新約全書》扉頁、襯紙
一次，顧伯伯在談話中用了“飲鴆止渴”這個成語。他把“鴆”字讀成了chén,母親說：“你這個字讀錯了，應該讀zhèn，結果兩人爭執起來，互不相讓。這時顧伯伯從書架上抽出剛剛在內部發行的《現代漢語詞典》，查出“鴆”字果然讀zhèn。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說：“得，我認輸了。過去上學太少，到底不如你的文化底子好。”
那段時間，顧伯伯完全沉浸在學問當中，已經達到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大量閱讀，寫讀書筆記。每週讀的書能開出一個長長的單子。不過，對於天才與勤奮的關係，他跟母親的觀點倒驚人地一致。談到愛迪生，他說：“儘管愛迪生把成功歸結為99%的汗水加1%的靈感，可是若沒有那1%，他也就什麼都不是了。”有人說顧準恃才傲物，這倒不冤枉他。一次談到“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句語錄時，他半開玩笑地說：“我的看法反其道而行之：‘驕傲使人進步，虛心使人落後。’”
顧伯伯很注意跟上時代，站在學術最前沿。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須提及當時經濟所圖書館長宗井滔先生。宗先生過去在中央研究院（經濟所前身）就搞圖書管理，懂好幾國外文。他是個有心人，文革期間，其他單位圖書館大多陷於癱瘓，他卻敢於動用外匯，一直堅持購進國外最新圖書、期刊，當中只斷過一、兩年。據我所知，顧伯伯最後兩年讀的書當中，歷史學文獻大部分來自北圖；而經濟學文獻則大部分來自經濟所圖書館。宗先生不斷地進書，顧伯伯不斷地讀書，這種情景在文革期間極為罕見。可以這樣說，顧伯伯當年能夠及時瞭解並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經濟學，宗井滔功不可沒。
顧準伯伯討論問題的主要對象是巫寶三。巫先生是哈佛經濟學博士，師從著名教授柏拉克、熊彼德等。他知識淵博、學貫中西。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捱整，差點兒劃成右派，他的代理所長職務也丟了。顧準對巫先生評價非常高，認為他很瞭解西方經濟學流派，有真學問。當時經濟所的人大多認為巫先生從不談經濟思想，可顧伯伯卻跟吳敬璉叔叔說：“巫先生實際上一直跟蹤著世界經濟學的演變，對現代經濟學的源流十分清楚。只是由於政治原因變得很謹慎，絕口不談西方經濟學，而只談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如管子什麼的。”
巫先生經常向顧伯伯推薦一些新的經濟學著作和文章。在當時，凱恩斯主義受到二戰以來最嚴厲的挑戰，主流經濟學遇到了第二次危機。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正嶄露頭角，顧伯伯過去並不知道羅濱遜夫人（Joan Robinson）在經濟學流派中的地位，跟巫寶三討論了之後，瞭解到她那篇《經濟學的第二次革命》意義之所在，並隨後翻譯了羅濱遜夫人的《經濟論文集》。羅賓遜夫人是左翼凱恩斯主義學者，時稱“新劍橋學派”，她的學說與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美國凱恩斯主義為當時鼎足而立的一大學派，對於那個時候的中國學者來說，她的思想似乎更容易接受。⑨
顧準遺藏：羅賓遜夫人著《非完美競爭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顧準伯伯學術水平高，英文又好，所裡一些勤奮好學的中年人在這期間常向他請教。他跟我們開玩笑說：“最近收了幾個學生”。“牛鬼蛇神”收學生，在文革期間可是個稀罕事。就我所知，他的得意門生是吳敬璉，其他人還有趙人偉、周叔蓮、張曙光、林青松等，當然也包括我母親。他跟這些人討論問題，指導他們讀書、翻譯西方經濟學論文，對提高他們的學術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當時經濟所的這些研究人員由於與世界隔絕了幾十年，對西方經濟學幾乎完全不瞭解。1972年從幹校回到北京後，在顧準伯伯的帶領下，所裡幾位中年研究人員開始如飢似渴地研究和吸收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理念。
一次，顧伯伯從宗井滔先生那裡拿來一本美國經濟學會的高級學術刊物：《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從中選出幾篇最新的探索性經濟學論文分給吳敬璉叔叔、趙人偉叔叔和我母親，讓他們拿去翻譯，翻好之後由他來批改。
母親中學時代上的是上海中西女中和工部局女中。這是兩所教會學校，英語教學質量非常高，到了高中就開始讀《傲慢與偏見》等原版小說。可解放後國家一邊倒向蘇聯，同時政治運動不斷，她二十多年不用英語，有點兒生疏了。1971年7月，基辛格祕密訪華，之後中美雙方發表了聯合公告，宣佈美國總統尼克松將於1972年5月前訪華。這是個爆炸性新聞。當時還在幹校的母親，馬上意識到中美對峙了二十多年，關係終於出現了轉機。為了跟上時代變化，她決定重拾英語，找了些書開始複習。可這事很快就引起了上方的注意，連長靳某某在全所大會上不點名批判：“尼克松要訪華，有人就聞風而動學起英語來，她到底想做什麼？！”
母親有一次跟趙人偉叔叔談到顧準伯伯給她佈置的翻譯作業。她說：“我的英文水平過去是可以直接看懂好萊塢原版電影的，可老顧給我的論文卻怎麼也讀不懂。即便把每個字都查了詞典，仍不懂。可見不是英語水平問題，而是經濟學水平問題，我們對西方當代經濟學實在太隔膜了。”趙叔叔說：“我也有同感。老顧從《美國經濟評論》中選了鮑爾丁的《作為道德科學的經濟學》一文，對我說：‘這篇文章寫得太好了，你要學英文和經濟學，可以試著把它翻譯過來。’可我啃了一兩個禮拜都啃不下來。勉強譯了幾段拿給他看，他看了之後說：‘程度還是不夠’。”
聽趙人偉叔叔講，有一天他把翻譯好的論文交給顧伯伯。本來那天顧伯伯是要去北京圖書館查資料的，可為了幫趙叔叔改翻譯稿，他放棄了去北圖，邊批改邊講解，整整花了七個小時，用紅筆在稿紙的四周改得密密麻麻的。不但修改譯文的措辭，還詳細解釋為什麼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其內涵是什麼，講得非常透徹。如：“mechanism”這個詞要翻譯成“機制”而不是“機構”，因為它指的是機體的運作方式。
顧伯伯那段時間身體已經很不好了，可只要所裡這些中青年研究人員前來求教，他總是熱心相助。
八號樓二層東側有一個電視房，裡面擺放著一臺14寸黑白電視機。每天晚上7點，有人負責打開機櫃給大家放電視。這時全樓幾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那裡，享受這一點點有限的娛樂，整個樓一下子變得異常寂靜。母親和顧準伯伯從來不去看電視，他們正好利用在這難得的寧靜來探討各種問題。
一次他們談到孫冶方，母親不無憂慮地說：“冶方已被關了這麼多年，真擔心他在精神上垮了。聽說有的人被長期單獨監禁，最後變瘋了。”顧伯伯說：“不會的，我瞭解他，他是個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是不會發瘋的。”他還說：“冶方若放出來，他第一個要見的一定是我。”
據母親講，文革初期，孫、顧二人都被打成“黑幫”。紅衛兵“勒令”他們打掃樓道和廁所，他們每天故意去得特別早，趁樓裡還沒有人來，邊幹活邊交換思想，討論對“文革”的看法。1968年4月，孫冶方以“特務”、“裡通外國”的罪名被關進秦城監獄,長達七年之久。孫伯伯被關押之後，顧伯伯很想念他，經常談起他。遺憾的是，顧伯伯沒有等到孫伯伯出來就故去了，這當中僅僅差了幾個月，不能不說是個極大的遺憾。
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1976年攝於石林
顧準與孫冶方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們之間的友誼，可以追溯到抗戰期間。1939年，顧準從江蘇省職委調至文委，與孫冶方曾經在一起工作。五十年代中期，顧準到經濟所搞研究工作，再一次與孫冶方共事。他們在探討理論問題時，顧準認為：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五十年代能提出這樣的看法是非常難得的。正是受這一觀點的啟發，孫冶方撰寫了《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一文，發表在《經濟研究》1956年第6期上。文中深刻闡述了價值規律對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意義，並對按照主觀意志“不計盈虧”大辦工業等做法，提出了尖銳批評。1963年，他在一次關於經濟理論問題的辯論會(實為批判會)上,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氣慨衝口而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
孫冶方1975年出獄後，對價值規律進一步作了全面研究，確立了他在中國經濟學界領袖的地位。然而他在臨終前卻多次對吳敬璉等學生明確指出：“我於50年代提出價值規律，是受了顧準的啟發。今後再整理出版文集時，一定要在後記中註明這一點。① 孫冶方講這話時顧準已去世多年，如果他自己不說出來別人並不知道這些事，這充分體現了孫冶方先生的學術道德之高尚。
顧準伯伯為了節省時間，從不自己做飯，而是去食堂打飯來吃。每到吃飯時間，總會看到他拿個很大的白色搪瓷缸子，徑直朝食堂走去。學部食堂的大鍋飯營養倒是夠了，可味道實在不敢恭維。母親有時燒了比較可口的的菜，如紅燒排骨什麼的，就會分出一些讓我給顧伯伯端過去。即便如此，她還是對顧伯伯的健康憂心忡忡。一次，她跟老友駱耕漠說：“老顧身體這麼虛弱，卻整天埋頭讀書，缺少活動，咱們得想點兒辦法才好。”從那以後，駱老、江明，還有我母親，時不時會拉顧伯伯去附近的小飯館兒吃飯，並藉機陪他逛逛街，每次他都感到非常高興。
最後的夙願
顧準伯伯的肺部一直有問題，在幹校的時候就經常咳嗽，痰中帶血。去醫院看過幾回，有的醫生診斷為肺氣腫，也有的診斷為支氣管擴張。他認為這些都不是什麼要命的病，也就沒有放在心上。可是到了1974年10月下旬，他的病情突然惡化，大口吐血，每天咯血大半痰盂。經濟所領導看他實在撐不住了，才於11月2日把他送進協和醫院。剛開始醫院不收這個“極右派”，他只能躺在急診室外的走廊裡。雙目幾近失明的駱耕漠伯伯拄著柺杖為他四處奔走求助，找到當時剛剛獲得“解放”的中國醫學科學院黨委書記楊純，才使顧伯伯住進病房。這回醫生倒是比較重視，為他做了詳細檢查。結果發現他的痰中有癌細胞，X光分層造影也顯示，肺部長了一個雞蛋大的腫瘤。診斷結果是晚期肺癌。
當時國內醫生由於擔心癌症患者承受不了打擊，一般不會對病人講實情，只把診斷結果告訴家屬，所以顧伯伯最初並不知道他患的是肺癌。可幾位大夫查房的時候討論他的病，用了“cancer（癌）”這個詞。他們哪裡知到，這位患者精通英語，一聽心裡就明白了八、九分。顧伯伯為了弄清自己的病，趁午休時間跑到護士站，翻出他的病歷，從頭到尾仔仔細細看了一遍。
那時母親已經知道了他的病情。下午去醫院探視的時候，顧伯伯對母親說：“你知道我得的是什麼病嗎？是cancer!”母親心裡一陣絞痛，簡直不知該說什麼才好。更令母親傷感不已的是他接下來的話：“這下可好了，我快死了，孩子們總該來看我了吧? 患了絕症，首先想到的卻是孩子們就會來看他。而能換來孩子們的探訪，自己也就死不足惜了。可見他對孩子們的愛和思念有多麼的深。可悲的是，他的這點可憐願望竟然到死也沒實現。
顧伯伯的癌腫長得位置特別不好，頂在心臟與氣管之間，既不能做手術，也不能做放療。協和醫院的西醫大夫表示已無能為力。
顧伯伯一向只相信西醫，他曾跟母親探討過中、西醫的問題，說：“儘管我父親就是中醫，但還是不相信中醫能治病。就拿診斷來說，西醫靠的是物理的眼睛，如：X光透視、CT等；還有化學的眼睛，如：血液、尿液化驗。可中醫呢，光靠號脈就能查百病嗎？我根本不信!”
可是，母親還有顧準伯伯的六弟陳敏之，以及他的幾位老朋友都不甘心放棄治療，他們要窮盡一切方法來挽救他的生命。絕望之下，只好將目光轉向中醫。林裡夫伯伯找到一位自稱能治此病的老中醫。那人架子很大，一定要有小汽車接送，否則不肯出診。當時還沒有出租車，更沒有私人汽車，母親他們都是平民百姓，不可能有公家配給的車。她說：“我當時真恨不得給那姓李的老中醫跪下。”後來還是母親攙扶著眼睛幾乎看不見的駱耕漠伯伯，頂著寒風找他的老戰友——原鐵道兵兵團政委張崇文，才解決了車子問題。李大夫開出方子後，母親主動承擔了抓藥、煎藥的任務。待藥煎好，她把濃濃的湯汁端給顧伯伯，說：“喝了吧，對你的病有好處。”伯伯苦笑了一下，嘆了口氣：“唉，盛情難卻！”接著便一飲而盡。儘管他根本不相信中藥能治他的病，可是為了不拂逆老朋友的一片好心，不使他們過於失望，還是勉強把藥喝光。
為了照顧生命垂危的顧準伯伯，經濟所的幾位摯友自發輪流到醫院進行護理和陪夜。這些滿腔熱忱、不避嫌疑前來值班的人有：駱耕漠、吳敬璉、張純音、林裡夫、趙人偉、江明等。林裡夫伯伯還讓他的女兒林皎皎每天上午去醫院頂替陳敏之伯伯，免得他累垮了。
顧伯伯後半生是極其不幸的。他不斷捱整，家破人亡，孑然一身。在最需要親情的時候，親人卻都遠離了他。他常自嘲是“喪家之犬”；然而他又是非常幸運的。兩度遭難後，都是經濟研究所收留了他。這個高水平研究機構聚集了當時中國一代知識精英。老一輩的有：孫冶方、駱耕漠、張聞天、巫寶三、汪敬虞、狄超白……中青年學者有：吳敬璉、趙人偉、董輔礽、張純音、張卓元、周叔蓮……記得一次他跟母親談到經濟所，戲稱這個單位是“聚寶盆”。
顧準伯伯於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5月再度來到經濟所。他的老朋友——所長孫冶方為了使他能夠有一個良好的研究環境，讓他去政治經濟學組，並給他安排了一間單人辦公室。政經組人才濟濟、臥虎藏龍，吳敬璉、趙人偉、張卓元、我母親等都在這個組裡，組長是駱耕漠。駱老為人寬厚，倡導學術自由，從不壓制不同意見。顧伯伯在這裡如魚得水，他在“歷史自述”中寫道：“政經組的同志熱誠地對待我”，“我這個右派分子來到這裡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樣”，“我是那麼高興”!
多年來經濟所的一些同事給予了顧伯伯不是親情，卻勝似親情的關愛。使他能夠在極端殘酷的社會大環境中倖存下來，並將多年來經探索、研究形成的部分思想，以文字的形式留在人間。
顧伯伯最後的日子是在協和醫院度過的，同病房裡還住著人民藝術劇院著名導演焦菊隱。焦先生患的也是晚期肺癌，經過一個療程的化療，癌腫由原來拳頭那麼大，縮小到核桃那麼小，他和家人都非常高興。焦先生是個樂觀的人，時不時以自己的治療效果為例，給顧伯伯打氣。母親也從旁安慰：“現代醫學發展日新月異，說不定哪天就會有辦法治你的病。”可伯伯卻搖搖頭說：“我心裡很明白，這次得前門進，後門（指太平間）出了。人類征服疾病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你看，《聖經》裡面描述，耶穌摸了麻風病人，那人就好了。這故事說明，當時人們多麼渴望有辦法治癒麻風病。可兩千年過去了，這種病還在危害人類健康。至於癌症……”母親事後哀嘆：“顧準這個人頭腦太清楚了，連安慰他都很難。”
據母親講，顧伯伯在生命的最後幾天心情非常不好，傷心之極，甚至可以說是絕望。他後半生雖歷盡坎坷、飽受磨難，卻依舊熱愛生命，留戀這個世界。 希望籍自己的不懈研究，為國家、為人類做出貢獻。他對母親說：“生活畢竟是美好的! 我才59歲，真不願意死啊，我還有很多事沒做完……”他為沒來得及把已經日臻成熟的許多思想寫出來而痛心疾首！
顧準伯伯仍然苦苦期盼著孩子們來看他，時時刻刻等待著他們出現。他對前來探視的七弟聲音哽咽地反覆說：“我想他們（指他的孩子們）想得好苦啊！”他的六弟陳敏之為了讓他在臨終前能跟孩子們見上一面，不斷地做幾個孩子的工作。
為了避免面對面談話控制不住自己激動的情緒，陳敏之伯伯給顧伯伯的子女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歷史上有許多先驅者(社會、政治、哲學、自然科學各個領域)不被當代的人們所理解，被視為異端，這種情況並不罕見。你們的爸爸雖然還不能說是這樣的先驅者，但是據我所知，我敢斷言，他決不是一個反革命者，決不是一個反社會主義者。我敢同樣斷言，你們對你們的爸爸實際上一點不理解。他比我和你們的目光要遠大得多。許多年來，他不過是在探索當代和未來的許多根本問題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認為這樣的探索就是一種該死的異端，那他絕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有人以有他為辱，我卻以有他這樣的哥哥為榮。”
可是，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得到的答覆只有兩個字“不去”，理由是“怕受爸爸的影響”。大女兒稖頭（顧淑林）竟然說：“經濟所軍宣隊想甩包袱。”還說：“我已寫信給重之（顧準的小兒子），讓他不要來，理由是不合適。”儘管孩子們多年來對他是這樣的態度，可顧伯伯卻始終原諒他們，認為這一家庭悲劇是社會大環境使然，不應該責怪他們。就在臨終前十幾天，為了見到孩子們，他甚至忍受屈辱極不情願地在一份“認錯書”上籤了字，以換取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他的遺囑最後一句話還是：“祝福我的孩子們”。唉，可憐天下父母心! 這可真是父愛如海，深沉而寬厚。也正如他的老友陳易所說，他是“英雄肝膽，兒女情長”。
11月6日，經濟所黨內外群眾經過討論，同意給顧準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按說界限這個“障礙”這時已不復存在。可是，重之（顧準的小兒子）仍然不回來；稖頭（顧淑林）、小米（顧逸東）仍然不去醫院。
經濟所領導代表組織，多次給在內蒙插隊的顧準伯伯的小兒子顧重之寫信、拍電報，要他回來照看父親。在顧伯伯的心目中，重之對他還是有一定感情的。可他哪裡知道，跟孩子分別的八年間，這個孩子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1月24日，重之給陳敏之回了一封信，表示堅決不回來。信中說：“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麼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黨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絕不能跟著顧準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採取了斷絕關係的措施，我至今認為是正確的，我絲毫也不認為是過分。……我相信在我們的親屬中間也存在著嚴重深刻的鬥爭，這也是毫不奇怪的。”
大概現在的年輕人看來，這種無情近乎匪夷所思。其實在當年的政治氛圍中，人與人之間都要“親不親，階級分”。動不動就是“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砸爛階級敵人的狗頭”。誰要是不幸被指為階級敵人，確實是生不如死。那些“黑五類”的子女們要麼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要麼迫於壓力，與家長劃清界線，做出這樣絕情的事情在當時並不罕見。
顧伯伯的六弟陳敏之在他去世兩個月後，寫了一篇紀實文字《悼念五哥顧準同志》，詳細記述了顧伯伯生前最後一個月所發生的一切。他請人將此文用一臺老式打字機打出來，油印了十幾份，在很小的範圍內傳看，也給了我一本，一直保存至今。其中寫道：“11月27日，當他明確獲知重之最終不會來，其他幾個孩子也不肯來看他，情緒異常激動，連續四個小時都不能平靜。第二天，他對前來探視的三妹和七弟說:‘想不到過去寫的那個東西（指斷絕關係的聲明）竟有這麼大的效力啊！’從這天起，他的病情急轉直下，迅速惡化。僅僅過了不到5天，就永遠離開了人世。”
在生命的最後幾天，顧伯伯總是兩眼長時間直勾勾地盯著天花板，吃力地大口喘息，內心的苦楚難以訴說，他實在是心有不甘啊……
據母親生前回憶：死去的顧準，穿一身藏青色半舊中山裝。他兩眼不閉，嘴半張著，好像還有許多話沒講出來……
多年後，顧準伯伯的長子顧逸東，在接受《顧準全傳》作者高建國的採訪時說:“在父親遺體告別那天，我和姐姐淑林特意提早一個半小時就到了協和醫院，等著向父親的遺體告別。在那裡我見到了父親的許多朋友。一個老先生看了我一眼，眼光像刀子一般。張純音向我們走來，她緩緩地說，父親臨終前要她轉告我們: ‘我已經原諒你們了，也請你們原諒我吧。’” 顧逸東說到這裡，已經泣不成聲，他一邊哭，一邊痛悔地喊道：“而我們，我們當時竟然一句話也沒有!一點什麼也沒有表示啊……”
筆者最近見到吳敬璉叔叔，聽他說起顧準去世後，他們幾位摯友感到非常不捨，準備在醫院太平間舉行一個簡單的遺體告別儀式。正在佈置會場的時候，顧準的大兒子小米（顧逸東）、大女兒稖頭（顧淑林）在父親死後終於出現了。母親一見他們，氣憤地指著鼻子大聲斥責：“你們還有臉來？！你們太不像話了，父親病成這樣都不來!”吳叔叔當時感到非常錯愕，他說：“沒想到平日裡性格溫和的張純音，竟然會發這麼大的火……
1980年2月9日，顧準被恢復名譽，徹底平反。1982年，他的《希臘城邦制度》一書出版。他的弟弟陳敏之用該書稿費請顧伯伯的幾位生前好友在前門飯店吃了一頓飯，感謝大家過去對顧伯伯的種種照顧，我和我母親也應邀參加。席間，一位年輕人朝我走來。他說：“咪咪，讓我敬你一杯，我感到很慚愧，沒臉見你……”這個年輕人就是顧準伯伯的小兒子顧重之。我聽說他很優秀，是文革後恢復高考1979年北京市文科狀元。相信那時他已為過去對父親的所作所為後悔不已了。
顧伯伯在病重期間曾對母親說：“我們的友誼很純啊，今生我是無法報答你了，日後定‘銜環結草’”。兩年後，母親把這事講給我聽。我不懂“銜環結草”是什麼意思，她解釋說：這是兩個典故，意思是對生前有恩於自己的人，死後變成鬼去報答他。
顧準伯伯於1974年11月17日口述了一份遺囑，由他六弟陳敏之記錄，經他過目後簽字。這時距離他辭世僅僅只有19天。遺囑的內容都是如何安排一些身後事宜，一共四條。其中第三條是：“請六弟選擇一些紀念物品，代我送給張純音同志和她的女兒咪咪。”
母親後來對我講，她感到非常安慰，說明顧準很看重他們之間的友情。她說：“你還年輕，不懂得顧準這個人的學術思想、道德文章有多了不起! 我為一生中有這樣一位志同道合的摯友而感到驕傲……”她講這話是在1975年，當時中國還處於“文革”——那個最黑暗的歷史時期，世上真正理解顧準的人屈指可數。
徐方 勿食我黍
應《老照片》雜誌社約稿，對《母親》一文作了大幅修訂。本文在寫作過程中，老友關慎捷先生提出了很多建設性修改意見，使作者能夠大大拓展文章的廣度和深度，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母親攝於1960年代
母親張純音出身於書香門第。我的外曾祖父程樹德是近代著名中國法律史學家，上世紀初由清廷公派赴日本法政大學留學，歸國後任翰林院編修。其代表作《九朝律考》被翻譯成十幾國外文，是研究中國法律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我的外祖父張耀翔早年考取“庚款”留學，由清華學堂保送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20年獲心理學碩士學位後歸國，開創了中國心理學專業，並親任中國心理學會首任會長。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心理學第一人”我的外祖母程俊英是中國第一批女大學生，是李大釗、胡適的親灸弟子。她深受新思潮影響，積極投身五四運動，與廬隱、王世瑛、陳定秀等三位女性並稱為“五四四公子”正是在這種家庭環境的薰陶下，母親很早就具有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對各種問題都有獨到見解，從不苟同俗見、隨波逐流。
1943年，母親考取上海交通大學財務管理系。1956年經鄭振鐸推薦，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時年29歲。
初相識
1960年代 母親在經濟所辦公室
母親與顧準伯伯相識於1962年。顧於1958年被下放到農村勞改，4年後摘掉右派帽子，再次來到經濟所。當時經濟所的辦公地點在三里河經委大樓，管理得相當好，整潔而有序。母親所在的辦公室裡有一張白色木製單人床，上面鋪著雪白的床單，供研究人員午休用。顧準伯伯回到所裡第一天上班，在後勤人員的陪同下，到各辦公室轉轉，跟大家見見面。他走進母親的辦公室，環視了一下房間，高興地往床上一躺，說：“哈，沒想到我這個窮小子一跤跌到了青雲裡！”當別人介紹說：“這位是張純音同志”時，他說：“哦，你就是張純音啊。告訴你，我還是堅持我那篇文章的觀點!”母親年輕好勝，回了一句：“我也堅持我那篇文章的觀點”。
原來事情始於1956年，當時的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安排顧準去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簡稱綜考會）任副主任，並根據顧準自己的要求兼做經濟所的研究工作。而顧準在經濟所的研究工作，深入探討了當時的一些理論禁區，並撰寫了《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一文，發表在《經濟研究》1957年第2期上。該文主張通過經濟核算的手段來達到最大的經濟效果，提高效率，以市場價格、市場規律調節生產。文章指出“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由之路”，在此之前中國經濟學界還從未有人提出過這樣的觀點。
正是這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章，使顧準逝世二十年後，獲得了“中國市場經濟第一人”的美譽，而在當時卻被視為離經叛道的邪惡異端。1957年開展的反右運動中，《試論》一文中的觀點被定性為嚴重的右派言論，成了顧準的罪狀之一；另一項罪名是“反蘇”。他在綜考會時，參加了中蘇聯合考察隊，赴黑龍江探討兩國合作利用水力資源。
顧準1960年代證件照
那時正值“一邊倒”時期，別人見到蘇聯專家一般都唯唯諾諾，唯命是從。可顧準為了維護祖國利益，在壩址的選擇上與蘇方針鋒相對，爭執得很厲害，還對蘇聯專家傲慢無禮的態度表示不滿。他的這些言行被人打了小報告。當時兼任文教系統領導的康生，在看到顧準的材料後，當眾惡狠狠地罵道：“顧準這種人不是右派，誰是右派？！”康生這一表態，把顧準劃成右派就成了不可更改的組織決定。①
1957年母親剛到經濟所不久，顧準就被劃成了右派。經濟所要對他的右派言論進行“消毒”，上方給母親佈置了一項任務:寫文章批判顧準的《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當時母親很年輕，剛三十出頭，屬於進步青年一類。很快，由她主筆寫出了一篇奉命文字，標題為《駁斥顧準關於價值規律的修正主義觀點》，刊登在《經濟研究》1957年第6期上。多年後，當母親和顧準伯伯一起回憶起母親寫的那篇批判文章，顧伯伯哈哈大笑說：“咱們真是不打不相識啊！”
顧準1962年回到經濟所後，被安排到政治經濟學組工作，恰好與母親同在一組。通過接觸，母親逐漸認識到顧準這個人非同凡響:他頭腦清楚、看問題敏銳、知識淵博。特別是他在治學方面刻苦認真的態度，給母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前顧準在翻譯西方經濟學名著時，常碰到一些數學公式。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經濟學理論，他借了一本很厚的高等數學，不厭其煩地一道道習題進行演算。這種刻苦治學精神在老幹部中殊不多見。②
給母親印象特別深的還有顧準那錚錚鐵骨。“文革”初期，顧準受到更大的衝擊，紅衛兵勒令他們這些“牛鬼蛇神”交代自己的罪行。別人都小心翼翼把寫好的交代材料貼到布告欄上；唯獨顧準只在一張稿紙上寫了兩個大大的字：“讀史”，便貼了上去。造反派將他痛打一頓，責問為何要這麼寫。他說：“因為最近什麼都沒幹，只讀了些史書。”事後他對母親講：“眼見那些紅衛兵到處打、砸、搶、抄家，這些將來都得寫進歷史。我倒要看看中國會變成什麼樣，中國向何處去……” 母親認為顧準在文革初期寫下“讀史”這兩個字，說明他當時就已經理性地看待文革。
據母親講：顧準做事非常講原則，從不畏懼強權。“文革”中他給前來外調的人和給本所的人先後寫了幾十萬字的交代材料。在這些材料中，每句話都實事求是，從不為了討好某人，或夾雜個人恩怨而寫不負責任的話。從1967年3月起，找顧準外調的人逐漸增多，1968年冬達到高潮，最多時一天就要應對三、四撥前來外調的人。當時如果不順著他們的口徑來講，就要吃苦頭。一次，有幾個紅衛兵來到經濟所，要求顧準寫一份材料，說明上海某人過去曾和國民黨有瓜葛。可他說從來不知道這件事。當時紅衛兵打了他一個耳光。他乾脆把臉送過去，讓紅衛兵一連串打了十幾個耳光。紅衛兵見顧準怒目而視，也就打不下去了。後來顧準給他們的材料仍然堅持寫不知道這件事。③
母親是個仗義豪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兩條：一是德，二是才。絕不因朋友的榮辱升降而有所改變。文革期間，孫冶方、駱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學者捱整，她曾多次暗中幫助過他們。顧準那剛直不阿的品質與淵博的學識令母親折服，跟他成為好友，直到他去世。
文革初期，顧準被隔離審查，存款凍結，每月只發給二十元生活費。母親想到他既要吃飯，又要抽菸，經濟上一定非常拮据。於是趁沒人的時候，偷偷在他辦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錢。當時八十元不是一個小數目，接近她一個月的工資。1972年他們從幹校回到北京後，顧準的經濟狀況略有好轉。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說：“這錢還給你。”母親覺得奇怪：“你怎麼知道那錢是我放的？”他說：“我當然知道，除了你不會有第二個人。”他還說：“這錢真是及時雨，當時 我都險些沒錢吃飯了，幾次想找你借，只是不好意思開口……”
1969年春節過後，顧準隨同其他監管對象，被押送到位於建國門外的學部大院接受隔離審查。他雖然在此之前已被迫與夫人汪碧離婚，子女又都跟他斷絕了關係，可內心深處無時無刻不惦記著他深愛著的妻子、兒女，幻想著有朝一日能與妻子破鏡重圓。
1969年11月初，學部正式宣佈要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幹校。經濟所作為“先遣隊”，將於11月16日出發。此時，顧準並不知道妻子已於一年多前自殺身亡，仍一再寫申請要求在走之前與妻子見上一面。對於所領導、工宣隊的支吾、搪塞，他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意識到他的秀（汪碧）或許已不在人世。他急迫地對連指導員楊清華保證：“無論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下去，二不影響改造。”領導這才對他說了實話。汪碧的死訊，對顧準猶如晴天霹靂，悲傷欲絕。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悽慘地寫到：“聞噩耗，既覺意外，也不覺意外……我此時只想知道她死時的情況。趙說，他們幫我找找，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④
顧準接下來懇求軍宣隊幫他找一下大女兒稖頭（顧淑林），希望在走之前跟她見一面，一起在外面吃頓飯，順便了解一下親人的消息。軍宣隊領導同意了，派人去和稖頭聯繫，可她竟拒絕會見。⑤孩子的絕情，對他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經歷幹校
學部下幹校，母親帶上了我。那年我只有15歲，還是個稚氣未脫的少年。母親為了讓我瞭解顧準伯伯，同她一道照顧這位老朋友，跟我講述了許多關於伯伯的事:他的人品、他的學問，以及他所遭遇的種種不幸。
母親說她第一次知道顧準這個名字，是在解放初期的上海。那時顧準任上海稅務局長，三天兩頭簽發關於稅收的公告，滿大街貼的都是署名“顧準”的告示，他被人們戲稱為“佈告局長”。沒想到這位“佈告局長”不久之後就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撤職，落難後兩度來到經濟所，再後來竟成為她的好朋友。
對於母親描述顧準這個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我一點兒也不覺得奇怪。她以前就曾跟我說過，右派分子往往是一些耿直且德才兼備的好人。你姨姥姥和舅公就是右派，他們不都是人品好、學問高的好人嗎？對於母親幫助落難學者，我更不感到意外。她的善良和樂於助人在親友、同事當中是有名的。
記得剛下幹校那會兒，一天夜晚下著小雨，母親開完會往宿舍走。這時，她看到老經濟學家駱耕漠被困在遍佈積水的泥路上。駱老是個知識分子老幹部，某些方面很像顧準伯伯:早年參加革命，沒上過大學，是自學成才的經濟學家。他解放後曾任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1958年因潘、楊事件受牽連，被削去職務，貶到經濟所。文革期間更被打成“走資派、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冠以“叛徒、特務”嫌疑，一直捱整，沒人敢跟他沾邊兒。他患有嚴重的青光眼，幾近失明。東嶽是粘土地，天一下雨，道路就變得異常泥濘。正所謂：下雨一泡膿，天晴一片銅。駱伯伯穿的是雨鞋，一腳踩到泥水裡，抬腿時腳出來了，鞋卻粘在地上。如果換了別人，自己可以把鞋子拔出來。可駱伯伯眼睛看不見，根本找不到鞋，在泥水中不知已經站了多久，卻無人相助。母親見狀，趕緊上前，幫他把鞋子從泥水中撈出，套在腳上。她知道駱老視力極差，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告訴他雨夜行走千萬別往亮處踩。因為亮處都是水，之所以發亮，是因為反射了月光。
九十年代初，駱老在接受《顧準全傳》作者高建國的採訪時談到這樣一件事：幹校期間，他因捱整被徹底孤立，沒有一個人敢跟他說話，只有張純音悄悄對他說：“我知道你的為人，絕不可能是叛徒、特務，你可千萬要挺住啊！”⑥幾年後，高建國見到筆者，談到那次採訪。他說駱老講那件事時老淚縱橫、激動不已，說：“當時我被整得昏天黑地，甚至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好人了。張純音的那句話對我是多大的安慰啊！”
剛下幹校時，政治氣氛左得出奇。顧準伯伯是監管對象，經常挨鬥，處境極為惡劣。而母親卻冒著受牽連的危險，繼續暗中與他來往。
顧伯伯的胞弟陳敏之在他故去後撰文這樣記述：“五哥生前就曾告訴過我：1969年11月經濟所從北京搬去河南息縣時，他正是剛剛獲悉五嫂（汪碧）去世已經一年多，稖頭拒絕和五哥會見，不僅是精神上受到最嚴重打擊的時候，也是生活上最艱苦的時候。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純音同志和他的女兒咪咪給予五哥最難得的關心和照顧……”⑦
幹校初期伙食特別差。母親考慮到顧伯伯身體不好，一定需要營養補充。而我們下來之前料到幹校生活會很艱苦，帶了不少奶粉、肉罐頭等食品。於是母親想到給顧伯伯送去一些。當時做這樣的事是非常危險的，一旦被抓住，扣上一頂與監管對象勾勾搭搭的帽子。在那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年代，輕則大小會點名批判，重則隔離審查，失去人身自由。於是母親想讓我去送，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不會像大人那麼惹眼。我那時已經懂事，對顧伯伯的種種遭遇深感同情，很願意做這件事。記得我每次送的時候都緊張得要死，心都快從嗓子眼兒裡蹦出來了，感覺像是地下黨在做接頭工作。
剛下幹校不久，顧伯伯來向母親借布票。當時買布除了要花錢，還得用布票。可伯伯自己平時積攢的布票有限，還差一些。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借張純音布票二尺，買維尼綸混紡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維尼綸混紡布，枕套被裡都是。這次整理起來的被服，大體可以用到我長辭人世之日。服喪從白，自古禮也……”⑧原來顧伯伯很想悼念亡妻汪碧。可在那個極左、高壓的政治環境下，他既不可能穿孝服，也不可能戴黑紗，於是想到多買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這種方式來寄託哀思。
母親曾跟我提到這樣一件事：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後，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黨內高級幹部傳達，然後是黨內普通幹部，最後到一般群眾。但對“牛鬼蛇神”還是保密。一天，母親要將一隻箱子送到火車站託運。她自己弄不了，請所裡派人幫忙，結果派來的人恰好是顧伯伯。他拉著一輛架子車，把箱子放在車上。一路上他們在邊走邊聊，母親趁此機會把林彪事件跟他講了。他說：“我對黨內派系鬥爭的來龍去脈很清楚，早就料到會有這一天。
亦師亦友
1972年10月，學部從幹校遷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學部大院八號樓二層。這是一座U字形兩層的筒子樓，過去是招待所。顧伯伯有家不能歸，也住在這一層樓上。本來跟他同住一室的還有經濟所李學曾。 李在北京大概還有其他住處，多數時間都不在，故那個12平方米的房間實際上是顧伯伯一個人住。自1966年文革開始他被隔離審查，到從幹回到北京，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間。他的住室在八號樓二層西側最南端，離我家非常近，出門沿過道往北走，經過幾個房門往東一拐就是我家。
位於八號樓南邊的七號樓，是一座一字型兩層的筒子樓，也用來安置從幹校回來的“無家可歸者”。錢鍾書先生與夫人楊絳就住在七號樓一層。他們家的後窗正對著我家的前窗，夏天的時候他們常打開後窗通風。我弟弟是智障者，不懂事，有時在家裡拉開喉嚨放聲高歌。每當這時，錢先生家的後窗很快就會關上，可他們從來不找我家提意見。一次我在大院裡碰到錢鍾書先生，他操著帶有無錫口音的普通話，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令弟的歌喉不錯啊！”聽得我差點兒憋不住笑出來。
這時運動重點是清查“五一六”，人們忙著打派仗，顧不上這些“死老虎”。顧準伯伯便利用這難得的安寧，開始著手他那龐大的探索研究。
1972年12月 顧準攝於北京中山公園
這段時間是母親與顧伯伯交往最多的階段，幾乎每天都與他長談。伯伯白天去北京圖書館收集資料、寫讀書筆記，晚上跟母親談他的思想、他的寫作計劃、以及他對各種問題的看法。他說很喜歡這樣的談天，等於梳理思想。母親常對他的一些精闢見解讚歎不已，稱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對他學問的評價：一是博，二是深。有時母親不同意他的某些觀點，於是兩人爭執不休，面紅耳赤。甚至為某個字的讀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過，這些都只是學術之爭，絲毫不會影響他們之間的友情。
顧伯伯在思想上頗受基督教某些教義的影響，認為這個世界最終還是要實現大同，“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銘是：“寧可天下人負我，勿讓我負天下人”。正是本著這一原則，他對所有過去整過他、害過他的人，一律寬恕。母親對此頗不以為然，認為《聖經》中的那句話：“別人打了你的左臉，伸出右臉也讓他打”是奴隸主義哲學，不足取。她說：“我的觀點針鋒相對，即：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顧伯伯則爭辯道：“人類社會正是因為有強烈的報復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腳，才總是爭鬥不已。如果大家都懷有寬容仁愛之心，這個世界會好得多。”對於他們的討論，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顧伯伯隨即從書架上抽出一本中英文對照的《新約全書》（聖經），建議我讀一讀。這本書是他於1961年在北京王府井東安市場舊書攤上掏到的，上面有他的簽名。是他寫《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著作的重要參考書。他去世後，遵照他的遺囑，作為紀念品留給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顧準遺藏：中英文對照的《新約全書》扉頁、襯紙
一次，顧伯伯在談話中用了“飲鴆止渴”這個成語。他把“鴆”字讀成了chén,母親說：“你這個字讀錯了，應該讀zhèn，結果兩人爭執起來，互不相讓。這時顧伯伯從書架上抽出剛剛在內部發行的《現代漢語詞典》，查出“鴆”字果然讀zhèn。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說：“得，我認輸了。過去上學太少，到底不如你的文化底子好。”
那段時間，顧伯伯完全沉浸在學問當中，已經達到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大量閱讀，寫讀書筆記。每週讀的書能開出一個長長的單子。不過，對於天才與勤奮的關係，他跟母親的觀點倒驚人地一致。談到愛迪生，他說：“儘管愛迪生把成功歸結為99%的汗水加1%的靈感，可是若沒有那1%，他也就什麼都不是了。”有人說顧準恃才傲物，這倒不冤枉他。一次談到“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句語錄時，他半開玩笑地說：“我的看法反其道而行之：‘驕傲使人進步，虛心使人落後。’”
顧伯伯很注意跟上時代，站在學術最前沿。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須提及當時經濟所圖書館長宗井滔先生。宗先生過去在中央研究院（經濟所前身）就搞圖書管理，懂好幾國外文。他是個有心人，文革期間，其他單位圖書館大多陷於癱瘓，他卻敢於動用外匯，一直堅持購進國外最新圖書、期刊，當中只斷過一、兩年。據我所知，顧伯伯最後兩年讀的書當中，歷史學文獻大部分來自北圖；而經濟學文獻則大部分來自經濟所圖書館。宗先生不斷地進書，顧伯伯不斷地讀書，這種情景在文革期間極為罕見。可以這樣說，顧伯伯當年能夠及時瞭解並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經濟學，宗井滔功不可沒。
顧準伯伯討論問題的主要對象是巫寶三。巫先生是哈佛經濟學博士，師從著名教授柏拉克、熊彼德等。他知識淵博、學貫中西。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捱整，差點兒劃成右派，他的代理所長職務也丟了。顧準對巫先生評價非常高，認為他很瞭解西方經濟學流派，有真學問。當時經濟所的人大多認為巫先生從不談經濟思想，可顧伯伯卻跟吳敬璉叔叔說：“巫先生實際上一直跟蹤著世界經濟學的演變，對現代經濟學的源流十分清楚。只是由於政治原因變得很謹慎，絕口不談西方經濟學，而只談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如管子什麼的。”
巫先生經常向顧伯伯推薦一些新的經濟學著作和文章。在當時，凱恩斯主義受到二戰以來最嚴厲的挑戰，主流經濟學遇到了第二次危機。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正嶄露頭角，顧伯伯過去並不知道羅濱遜夫人（Joan Robinson）在經濟學流派中的地位，跟巫寶三討論了之後，瞭解到她那篇《經濟學的第二次革命》意義之所在，並隨後翻譯了羅濱遜夫人的《經濟論文集》。羅賓遜夫人是左翼凱恩斯主義學者，時稱“新劍橋學派”，她的學說與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美國凱恩斯主義為當時鼎足而立的一大學派，對於那個時候的中國學者來說，她的思想似乎更容易接受。⑨
顧準遺藏：羅賓遜夫人著《非完美競爭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顧準伯伯學術水平高，英文又好，所裡一些勤奮好學的中年人在這期間常向他請教。他跟我們開玩笑說：“最近收了幾個學生”。“牛鬼蛇神”收學生，在文革期間可是個稀罕事。就我所知，他的得意門生是吳敬璉，其他人還有趙人偉、周叔蓮、張曙光、林青松等，當然也包括我母親。他跟這些人討論問題，指導他們讀書、翻譯西方經濟學論文，對提高他們的學術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當時經濟所的這些研究人員由於與世界隔絕了幾十年，對西方經濟學幾乎完全不瞭解。1972年從幹校回到北京後，在顧準伯伯的帶領下，所裡幾位中年研究人員開始如飢似渴地研究和吸收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理念。
一次，顧伯伯從宗井滔先生那裡拿來一本美國經濟學會的高級學術刊物：《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從中選出幾篇最新的探索性經濟學論文分給吳敬璉叔叔、趙人偉叔叔和我母親，讓他們拿去翻譯，翻好之後由他來批改。
母親中學時代上的是上海中西女中和工部局女中。這是兩所教會學校，英語教學質量非常高，到了高中就開始讀《傲慢與偏見》等原版小說。可解放後國家一邊倒向蘇聯，同時政治運動不斷，她二十多年不用英語，有點兒生疏了。1971年7月，基辛格祕密訪華，之後中美雙方發表了聯合公告，宣佈美國總統尼克松將於1972年5月前訪華。這是個爆炸性新聞。當時還在幹校的母親，馬上意識到中美對峙了二十多年，關係終於出現了轉機。為了跟上時代變化，她決定重拾英語，找了些書開始複習。可這事很快就引起了上方的注意，連長靳某某在全所大會上不點名批判：“尼克松要訪華，有人就聞風而動學起英語來，她到底想做什麼？！”
母親有一次跟趙人偉叔叔談到顧準伯伯給她佈置的翻譯作業。她說：“我的英文水平過去是可以直接看懂好萊塢原版電影的，可老顧給我的論文卻怎麼也讀不懂。即便把每個字都查了詞典，仍不懂。可見不是英語水平問題，而是經濟學水平問題，我們對西方當代經濟學實在太隔膜了。”趙叔叔說：“我也有同感。老顧從《美國經濟評論》中選了鮑爾丁的《作為道德科學的經濟學》一文，對我說：‘這篇文章寫得太好了，你要學英文和經濟學，可以試著把它翻譯過來。’可我啃了一兩個禮拜都啃不下來。勉強譯了幾段拿給他看，他看了之後說：‘程度還是不夠’。”
聽趙人偉叔叔講，有一天他把翻譯好的論文交給顧伯伯。本來那天顧伯伯是要去北京圖書館查資料的，可為了幫趙叔叔改翻譯稿，他放棄了去北圖，邊批改邊講解，整整花了七個小時，用紅筆在稿紙的四周改得密密麻麻的。不但修改譯文的措辭，還詳細解釋為什麼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其內涵是什麼，講得非常透徹。如：“mechanism”這個詞要翻譯成“機制”而不是“機構”，因為它指的是機體的運作方式。
顧伯伯那段時間身體已經很不好了，可只要所裡這些中青年研究人員前來求教，他總是熱心相助。
八號樓二層東側有一個電視房，裡面擺放著一臺14寸黑白電視機。每天晚上7點，有人負責打開機櫃給大家放電視。這時全樓幾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那裡，享受這一點點有限的娛樂，整個樓一下子變得異常寂靜。母親和顧準伯伯從來不去看電視，他們正好利用在這難得的寧靜來探討各種問題。
一次他們談到孫冶方，母親不無憂慮地說：“冶方已被關了這麼多年，真擔心他在精神上垮了。聽說有的人被長期單獨監禁，最後變瘋了。”顧伯伯說：“不會的，我瞭解他，他是個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是不會發瘋的。”他還說：“冶方若放出來，他第一個要見的一定是我。”
據母親講，文革初期，孫、顧二人都被打成“黑幫”。紅衛兵“勒令”他們打掃樓道和廁所，他們每天故意去得特別早，趁樓裡還沒有人來，邊幹活邊交換思想，討論對“文革”的看法。1968年4月，孫冶方以“特務”、“裡通外國”的罪名被關進秦城監獄,長達七年之久。孫伯伯被關押之後，顧伯伯很想念他，經常談起他。遺憾的是，顧伯伯沒有等到孫伯伯出來就故去了，這當中僅僅差了幾個月，不能不說是個極大的遺憾。
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1976年攝於石林
顧準與孫冶方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們之間的友誼，可以追溯到抗戰期間。1939年，顧準從江蘇省職委調至文委，與孫冶方曾經在一起工作。五十年代中期，顧準到經濟所搞研究工作，再一次與孫冶方共事。他們在探討理論問題時，顧準認為：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五十年代能提出這樣的看法是非常難得的。正是受這一觀點的啟發，孫冶方撰寫了《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一文，發表在《經濟研究》1956年第6期上。文中深刻闡述了價值規律對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意義，並對按照主觀意志“不計盈虧”大辦工業等做法，提出了尖銳批評。1963年，他在一次關於經濟理論問題的辯論會(實為批判會)上,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氣慨衝口而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
孫冶方1975年出獄後，對價值規律進一步作了全面研究，確立了他在中國經濟學界領袖的地位。然而他在臨終前卻多次對吳敬璉等學生明確指出：“我於50年代提出價值規律，是受了顧準的啟發。今後再整理出版文集時，一定要在後記中註明這一點。① 孫冶方講這話時顧準已去世多年，如果他自己不說出來別人並不知道這些事，這充分體現了孫冶方先生的學術道德之高尚。
顧準伯伯為了節省時間，從不自己做飯，而是去食堂打飯來吃。每到吃飯時間，總會看到他拿個很大的白色搪瓷缸子，徑直朝食堂走去。學部食堂的大鍋飯營養倒是夠了，可味道實在不敢恭維。母親有時燒了比較可口的的菜，如紅燒排骨什麼的，就會分出一些讓我給顧伯伯端過去。即便如此，她還是對顧伯伯的健康憂心忡忡。一次，她跟老友駱耕漠說：“老顧身體這麼虛弱，卻整天埋頭讀書，缺少活動，咱們得想點兒辦法才好。”從那以後，駱老、江明，還有我母親，時不時會拉顧伯伯去附近的小飯館兒吃飯，並藉機陪他逛逛街，每次他都感到非常高興。
最後的夙願
顧準伯伯的肺部一直有問題，在幹校的時候就經常咳嗽，痰中帶血。去醫院看過幾回，有的醫生診斷為肺氣腫，也有的診斷為支氣管擴張。他認為這些都不是什麼要命的病，也就沒有放在心上。可是到了1974年10月下旬，他的病情突然惡化，大口吐血，每天咯血大半痰盂。經濟所領導看他實在撐不住了，才於11月2日把他送進協和醫院。剛開始醫院不收這個“極右派”，他只能躺在急診室外的走廊裡。雙目幾近失明的駱耕漠伯伯拄著柺杖為他四處奔走求助，找到當時剛剛獲得“解放”的中國醫學科學院黨委書記楊純，才使顧伯伯住進病房。這回醫生倒是比較重視，為他做了詳細檢查。結果發現他的痰中有癌細胞，X光分層造影也顯示，肺部長了一個雞蛋大的腫瘤。診斷結果是晚期肺癌。
當時國內醫生由於擔心癌症患者承受不了打擊，一般不會對病人講實情，只把診斷結果告訴家屬，所以顧伯伯最初並不知道他患的是肺癌。可幾位大夫查房的時候討論他的病，用了“cancer（癌）”這個詞。他們哪裡知到，這位患者精通英語，一聽心裡就明白了八、九分。顧伯伯為了弄清自己的病，趁午休時間跑到護士站，翻出他的病歷，從頭到尾仔仔細細看了一遍。
那時母親已經知道了他的病情。下午去醫院探視的時候，顧伯伯對母親說：“你知道我得的是什麼病嗎？是cancer!”母親心裡一陣絞痛，簡直不知該說什麼才好。更令母親傷感不已的是他接下來的話：“這下可好了，我快死了，孩子們總該來看我了吧? 患了絕症，首先想到的卻是孩子們就會來看他。而能換來孩子們的探訪，自己也就死不足惜了。可見他對孩子們的愛和思念有多麼的深。可悲的是，他的這點可憐願望竟然到死也沒實現。
顧伯伯的癌腫長得位置特別不好，頂在心臟與氣管之間，既不能做手術，也不能做放療。協和醫院的西醫大夫表示已無能為力。
顧伯伯一向只相信西醫，他曾跟母親探討過中、西醫的問題，說：“儘管我父親就是中醫，但還是不相信中醫能治病。就拿診斷來說，西醫靠的是物理的眼睛，如：X光透視、CT等；還有化學的眼睛，如：血液、尿液化驗。可中醫呢，光靠號脈就能查百病嗎？我根本不信!”
可是，母親還有顧準伯伯的六弟陳敏之，以及他的幾位老朋友都不甘心放棄治療，他們要窮盡一切方法來挽救他的生命。絕望之下，只好將目光轉向中醫。林裡夫伯伯找到一位自稱能治此病的老中醫。那人架子很大，一定要有小汽車接送，否則不肯出診。當時還沒有出租車，更沒有私人汽車，母親他們都是平民百姓，不可能有公家配給的車。她說：“我當時真恨不得給那姓李的老中醫跪下。”後來還是母親攙扶著眼睛幾乎看不見的駱耕漠伯伯，頂著寒風找他的老戰友——原鐵道兵兵團政委張崇文，才解決了車子問題。李大夫開出方子後，母親主動承擔了抓藥、煎藥的任務。待藥煎好，她把濃濃的湯汁端給顧伯伯，說：“喝了吧，對你的病有好處。”伯伯苦笑了一下，嘆了口氣：“唉，盛情難卻！”接著便一飲而盡。儘管他根本不相信中藥能治他的病，可是為了不拂逆老朋友的一片好心，不使他們過於失望，還是勉強把藥喝光。
為了照顧生命垂危的顧準伯伯，經濟所的幾位摯友自發輪流到醫院進行護理和陪夜。這些滿腔熱忱、不避嫌疑前來值班的人有：駱耕漠、吳敬璉、張純音、林裡夫、趙人偉、江明等。林裡夫伯伯還讓他的女兒林皎皎每天上午去醫院頂替陳敏之伯伯，免得他累垮了。
顧伯伯後半生是極其不幸的。他不斷捱整，家破人亡，孑然一身。在最需要親情的時候，親人卻都遠離了他。他常自嘲是“喪家之犬”；然而他又是非常幸運的。兩度遭難後，都是經濟研究所收留了他。這個高水平研究機構聚集了當時中國一代知識精英。老一輩的有：孫冶方、駱耕漠、張聞天、巫寶三、汪敬虞、狄超白……中青年學者有：吳敬璉、趙人偉、董輔礽、張純音、張卓元、周叔蓮……記得一次他跟母親談到經濟所，戲稱這個單位是“聚寶盆”。
顧準伯伯於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5月再度來到經濟所。他的老朋友——所長孫冶方為了使他能夠有一個良好的研究環境，讓他去政治經濟學組，並給他安排了一間單人辦公室。政經組人才濟濟、臥虎藏龍，吳敬璉、趙人偉、張卓元、我母親等都在這個組裡，組長是駱耕漠。駱老為人寬厚，倡導學術自由，從不壓制不同意見。顧伯伯在這裡如魚得水，他在“歷史自述”中寫道：“政經組的同志熱誠地對待我”，“我這個右派分子來到這裡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樣”，“我是那麼高興”!
多年來經濟所的一些同事給予了顧伯伯不是親情，卻勝似親情的關愛。使他能夠在極端殘酷的社會大環境中倖存下來，並將多年來經探索、研究形成的部分思想，以文字的形式留在人間。
顧伯伯最後的日子是在協和醫院度過的，同病房裡還住著人民藝術劇院著名導演焦菊隱。焦先生患的也是晚期肺癌，經過一個療程的化療，癌腫由原來拳頭那麼大，縮小到核桃那麼小，他和家人都非常高興。焦先生是個樂觀的人，時不時以自己的治療效果為例，給顧伯伯打氣。母親也從旁安慰：“現代醫學發展日新月異，說不定哪天就會有辦法治你的病。”可伯伯卻搖搖頭說：“我心裡很明白，這次得前門進，後門（指太平間）出了。人類征服疾病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你看，《聖經》裡面描述，耶穌摸了麻風病人，那人就好了。這故事說明，當時人們多麼渴望有辦法治癒麻風病。可兩千年過去了，這種病還在危害人類健康。至於癌症……”母親事後哀嘆：“顧準這個人頭腦太清楚了，連安慰他都很難。”
據母親講，顧伯伯在生命的最後幾天心情非常不好，傷心之極，甚至可以說是絕望。他後半生雖歷盡坎坷、飽受磨難，卻依舊熱愛生命，留戀這個世界。 希望籍自己的不懈研究，為國家、為人類做出貢獻。他對母親說：“生活畢竟是美好的! 我才59歲，真不願意死啊，我還有很多事沒做完……”他為沒來得及把已經日臻成熟的許多思想寫出來而痛心疾首！
顧準伯伯仍然苦苦期盼著孩子們來看他，時時刻刻等待著他們出現。他對前來探視的七弟聲音哽咽地反覆說：“我想他們（指他的孩子們）想得好苦啊！”他的六弟陳敏之為了讓他在臨終前能跟孩子們見上一面，不斷地做幾個孩子的工作。
為了避免面對面談話控制不住自己激動的情緒，陳敏之伯伯給顧伯伯的子女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歷史上有許多先驅者(社會、政治、哲學、自然科學各個領域)不被當代的人們所理解，被視為異端，這種情況並不罕見。你們的爸爸雖然還不能說是這樣的先驅者，但是據我所知，我敢斷言，他決不是一個反革命者，決不是一個反社會主義者。我敢同樣斷言，你們對你們的爸爸實際上一點不理解。他比我和你們的目光要遠大得多。許多年來，他不過是在探索當代和未來的許多根本問題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認為這樣的探索就是一種該死的異端，那他絕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有人以有他為辱，我卻以有他這樣的哥哥為榮。”
可是，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得到的答覆只有兩個字“不去”，理由是“怕受爸爸的影響”。大女兒稖頭（顧淑林）竟然說：“經濟所軍宣隊想甩包袱。”還說：“我已寫信給重之（顧準的小兒子），讓他不要來，理由是不合適。”儘管孩子們多年來對他是這樣的態度，可顧伯伯卻始終原諒他們，認為這一家庭悲劇是社會大環境使然，不應該責怪他們。就在臨終前十幾天，為了見到孩子們，他甚至忍受屈辱極不情願地在一份“認錯書”上籤了字，以換取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他的遺囑最後一句話還是：“祝福我的孩子們”。唉，可憐天下父母心! 這可真是父愛如海，深沉而寬厚。也正如他的老友陳易所說，他是“英雄肝膽，兒女情長”。
11月6日，經濟所黨內外群眾經過討論，同意給顧準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按說界限這個“障礙”這時已不復存在。可是，重之（顧準的小兒子）仍然不回來；稖頭（顧淑林）、小米（顧逸東）仍然不去醫院。
經濟所領導代表組織，多次給在內蒙插隊的顧準伯伯的小兒子顧重之寫信、拍電報，要他回來照看父親。在顧伯伯的心目中，重之對他還是有一定感情的。可他哪裡知道，跟孩子分別的八年間，這個孩子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1月24日，重之給陳敏之回了一封信，表示堅決不回來。信中說：“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麼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黨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絕不能跟著顧準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採取了斷絕關係的措施，我至今認為是正確的，我絲毫也不認為是過分。……我相信在我們的親屬中間也存在著嚴重深刻的鬥爭，這也是毫不奇怪的。”
大概現在的年輕人看來，這種無情近乎匪夷所思。其實在當年的政治氛圍中，人與人之間都要“親不親，階級分”。動不動就是“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砸爛階級敵人的狗頭”。誰要是不幸被指為階級敵人，確實是生不如死。那些“黑五類”的子女們要麼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要麼迫於壓力，與家長劃清界線，做出這樣絕情的事情在當時並不罕見。
顧伯伯的六弟陳敏之在他去世兩個月後，寫了一篇紀實文字《悼念五哥顧準同志》，詳細記述了顧伯伯生前最後一個月所發生的一切。他請人將此文用一臺老式打字機打出來，油印了十幾份，在很小的範圍內傳看，也給了我一本，一直保存至今。其中寫道：“11月27日，當他明確獲知重之最終不會來，其他幾個孩子也不肯來看他，情緒異常激動，連續四個小時都不能平靜。第二天，他對前來探視的三妹和七弟說:‘想不到過去寫的那個東西（指斷絕關係的聲明）竟有這麼大的效力啊！’從這天起，他的病情急轉直下，迅速惡化。僅僅過了不到5天，就永遠離開了人世。”
在生命的最後幾天，顧伯伯總是兩眼長時間直勾勾地盯著天花板，吃力地大口喘息，內心的苦楚難以訴說，他實在是心有不甘啊……
據母親生前回憶：死去的顧準，穿一身藏青色半舊中山裝。他兩眼不閉，嘴半張著，好像還有許多話沒講出來……
多年後，顧準伯伯的長子顧逸東，在接受《顧準全傳》作者高建國的採訪時說:“在父親遺體告別那天，我和姐姐淑林特意提早一個半小時就到了協和醫院，等著向父親的遺體告別。在那裡我見到了父親的許多朋友。一個老先生看了我一眼，眼光像刀子一般。張純音向我們走來，她緩緩地說，父親臨終前要她轉告我們: ‘我已經原諒你們了，也請你們原諒我吧。’” 顧逸東說到這裡，已經泣不成聲，他一邊哭，一邊痛悔地喊道：“而我們，我們當時竟然一句話也沒有!一點什麼也沒有表示啊……”
筆者最近見到吳敬璉叔叔，聽他說起顧準去世後，他們幾位摯友感到非常不捨，準備在醫院太平間舉行一個簡單的遺體告別儀式。正在佈置會場的時候，顧準的大兒子小米（顧逸東）、大女兒稖頭（顧淑林）在父親死後終於出現了。母親一見他們，氣憤地指著鼻子大聲斥責：“你們還有臉來？！你們太不像話了，父親病成這樣都不來!”吳叔叔當時感到非常錯愕，他說：“沒想到平日裡性格溫和的張純音，竟然會發這麼大的火……
1980年2月9日，顧準被恢復名譽，徹底平反。1982年，他的《希臘城邦制度》一書出版。他的弟弟陳敏之用該書稿費請顧伯伯的幾位生前好友在前門飯店吃了一頓飯，感謝大家過去對顧伯伯的種種照顧，我和我母親也應邀參加。席間，一位年輕人朝我走來。他說：“咪咪，讓我敬你一杯，我感到很慚愧，沒臉見你……”這個年輕人就是顧準伯伯的小兒子顧重之。我聽說他很優秀，是文革後恢復高考1979年北京市文科狀元。相信那時他已為過去對父親的所作所為後悔不已了。
顧伯伯在病重期間曾對母親說：“我們的友誼很純啊，今生我是無法報答你了，日後定‘銜環結草’”。兩年後，母親把這事講給我聽。我不懂“銜環結草”是什麼意思，她解釋說：這是兩個典故，意思是對生前有恩於自己的人，死後變成鬼去報答他。
顧準伯伯於1974年11月17日口述了一份遺囑，由他六弟陳敏之記錄，經他過目後簽字。這時距離他辭世僅僅只有19天。遺囑的內容都是如何安排一些身後事宜，一共四條。其中第三條是：“請六弟選擇一些紀念物品，代我送給張純音同志和她的女兒咪咪。”
母親後來對我講，她感到非常安慰，說明顧準很看重他們之間的友情。她說：“你還年輕，不懂得顧準這個人的學術思想、道德文章有多了不起! 我為一生中有這樣一位志同道合的摯友而感到驕傲……”她講這話是在1975年，當時中國還處於“文革”——那個最黑暗的歷史時期，世上真正理解顧準的人屈指可數。
顧準於1974年12月3日凌晨病故。這是當天晚上陳敏之寫給母親的條子，連同顧準部分遺物一併交給母親
徐方 勿食我黍
應《老照片》雜誌社約稿，對《母親》一文作了大幅修訂。本文在寫作過程中，老友關慎捷先生提出了很多建設性修改意見，使作者能夠大大拓展文章的廣度和深度，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母親攝於1960年代
母親張純音出身於書香門第。我的外曾祖父程樹德是近代著名中國法律史學家，上世紀初由清廷公派赴日本法政大學留學，歸國後任翰林院編修。其代表作《九朝律考》被翻譯成十幾國外文，是研究中國法律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我的外祖父張耀翔早年考取“庚款”留學，由清華學堂保送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20年獲心理學碩士學位後歸國，開創了中國心理學專業，並親任中國心理學會首任會長。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心理學第一人”我的外祖母程俊英是中國第一批女大學生，是李大釗、胡適的親灸弟子。她深受新思潮影響，積極投身五四運動，與廬隱、王世瑛、陳定秀等三位女性並稱為“五四四公子”正是在這種家庭環境的薰陶下，母親很早就具有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對各種問題都有獨到見解，從不苟同俗見、隨波逐流。
1943年，母親考取上海交通大學財務管理系。1956年經鄭振鐸推薦，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時年29歲。
初相識
1960年代 母親在經濟所辦公室
母親與顧準伯伯相識於1962年。顧於1958年被下放到農村勞改，4年後摘掉右派帽子，再次來到經濟所。當時經濟所的辦公地點在三里河經委大樓，管理得相當好，整潔而有序。母親所在的辦公室裡有一張白色木製單人床，上面鋪著雪白的床單，供研究人員午休用。顧準伯伯回到所裡第一天上班，在後勤人員的陪同下，到各辦公室轉轉，跟大家見見面。他走進母親的辦公室，環視了一下房間，高興地往床上一躺，說：“哈，沒想到我這個窮小子一跤跌到了青雲裡！”當別人介紹說：“這位是張純音同志”時，他說：“哦，你就是張純音啊。告訴你，我還是堅持我那篇文章的觀點!”母親年輕好勝，回了一句：“我也堅持我那篇文章的觀點”。
原來事情始於1956年，當時的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安排顧準去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簡稱綜考會）任副主任，並根據顧準自己的要求兼做經濟所的研究工作。而顧準在經濟所的研究工作，深入探討了當時的一些理論禁區，並撰寫了《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一文，發表在《經濟研究》1957年第2期上。該文主張通過經濟核算的手段來達到最大的經濟效果，提高效率，以市場價格、市場規律調節生產。文章指出“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由之路”，在此之前中國經濟學界還從未有人提出過這樣的觀點。
正是這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章，使顧準逝世二十年後，獲得了“中國市場經濟第一人”的美譽，而在當時卻被視為離經叛道的邪惡異端。1957年開展的反右運動中，《試論》一文中的觀點被定性為嚴重的右派言論，成了顧準的罪狀之一；另一項罪名是“反蘇”。他在綜考會時，參加了中蘇聯合考察隊，赴黑龍江探討兩國合作利用水力資源。
顧準1960年代證件照
那時正值“一邊倒”時期，別人見到蘇聯專家一般都唯唯諾諾，唯命是從。可顧準為了維護祖國利益，在壩址的選擇上與蘇方針鋒相對，爭執得很厲害，還對蘇聯專家傲慢無禮的態度表示不滿。他的這些言行被人打了小報告。當時兼任文教系統領導的康生，在看到顧準的材料後，當眾惡狠狠地罵道：“顧準這種人不是右派，誰是右派？！”康生這一表態，把顧準劃成右派就成了不可更改的組織決定。①
1957年母親剛到經濟所不久，顧準就被劃成了右派。經濟所要對他的右派言論進行“消毒”，上方給母親佈置了一項任務:寫文章批判顧準的《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當時母親很年輕，剛三十出頭，屬於進步青年一類。很快，由她主筆寫出了一篇奉命文字，標題為《駁斥顧準關於價值規律的修正主義觀點》，刊登在《經濟研究》1957年第6期上。多年後，當母親和顧準伯伯一起回憶起母親寫的那篇批判文章，顧伯伯哈哈大笑說：“咱們真是不打不相識啊！”
顧準1962年回到經濟所後，被安排到政治經濟學組工作，恰好與母親同在一組。通過接觸，母親逐漸認識到顧準這個人非同凡響:他頭腦清楚、看問題敏銳、知識淵博。特別是他在治學方面刻苦認真的態度，給母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前顧準在翻譯西方經濟學名著時，常碰到一些數學公式。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經濟學理論，他借了一本很厚的高等數學，不厭其煩地一道道習題進行演算。這種刻苦治學精神在老幹部中殊不多見。②
給母親印象特別深的還有顧準那錚錚鐵骨。“文革”初期，顧準受到更大的衝擊，紅衛兵勒令他們這些“牛鬼蛇神”交代自己的罪行。別人都小心翼翼把寫好的交代材料貼到布告欄上；唯獨顧準只在一張稿紙上寫了兩個大大的字：“讀史”，便貼了上去。造反派將他痛打一頓，責問為何要這麼寫。他說：“因為最近什麼都沒幹，只讀了些史書。”事後他對母親講：“眼見那些紅衛兵到處打、砸、搶、抄家，這些將來都得寫進歷史。我倒要看看中國會變成什麼樣，中國向何處去……” 母親認為顧準在文革初期寫下“讀史”這兩個字，說明他當時就已經理性地看待文革。
據母親講：顧準做事非常講原則，從不畏懼強權。“文革”中他給前來外調的人和給本所的人先後寫了幾十萬字的交代材料。在這些材料中，每句話都實事求是，從不為了討好某人，或夾雜個人恩怨而寫不負責任的話。從1967年3月起，找顧準外調的人逐漸增多，1968年冬達到高潮，最多時一天就要應對三、四撥前來外調的人。當時如果不順著他們的口徑來講，就要吃苦頭。一次，有幾個紅衛兵來到經濟所，要求顧準寫一份材料，說明上海某人過去曾和國民黨有瓜葛。可他說從來不知道這件事。當時紅衛兵打了他一個耳光。他乾脆把臉送過去，讓紅衛兵一連串打了十幾個耳光。紅衛兵見顧準怒目而視，也就打不下去了。後來顧準給他們的材料仍然堅持寫不知道這件事。③
母親是個仗義豪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兩條：一是德，二是才。絕不因朋友的榮辱升降而有所改變。文革期間，孫冶方、駱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學者捱整，她曾多次暗中幫助過他們。顧準那剛直不阿的品質與淵博的學識令母親折服，跟他成為好友，直到他去世。
文革初期，顧準被隔離審查，存款凍結，每月只發給二十元生活費。母親想到他既要吃飯，又要抽菸，經濟上一定非常拮据。於是趁沒人的時候，偷偷在他辦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錢。當時八十元不是一個小數目，接近她一個月的工資。1972年他們從幹校回到北京後，顧準的經濟狀況略有好轉。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說：“這錢還給你。”母親覺得奇怪：“你怎麼知道那錢是我放的？”他說：“我當然知道，除了你不會有第二個人。”他還說：“這錢真是及時雨，當時 我都險些沒錢吃飯了，幾次想找你借，只是不好意思開口……”
1969年春節過後，顧準隨同其他監管對象，被押送到位於建國門外的學部大院接受隔離審查。他雖然在此之前已被迫與夫人汪碧離婚，子女又都跟他斷絕了關係，可內心深處無時無刻不惦記著他深愛著的妻子、兒女，幻想著有朝一日能與妻子破鏡重圓。
1969年11月初，學部正式宣佈要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幹校。經濟所作為“先遣隊”，將於11月16日出發。此時，顧準並不知道妻子已於一年多前自殺身亡，仍一再寫申請要求在走之前與妻子見上一面。對於所領導、工宣隊的支吾、搪塞，他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意識到他的秀（汪碧）或許已不在人世。他急迫地對連指導員楊清華保證：“無論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下去，二不影響改造。”領導這才對他說了實話。汪碧的死訊，對顧準猶如晴天霹靂，悲傷欲絕。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悽慘地寫到：“聞噩耗，既覺意外，也不覺意外……我此時只想知道她死時的情況。趙說，他們幫我找找，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④
顧準接下來懇求軍宣隊幫他找一下大女兒稖頭（顧淑林），希望在走之前跟她見一面，一起在外面吃頓飯，順便了解一下親人的消息。軍宣隊領導同意了，派人去和稖頭聯繫，可她竟拒絕會見。⑤孩子的絕情，對他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經歷幹校
學部下幹校，母親帶上了我。那年我只有15歲，還是個稚氣未脫的少年。母親為了讓我瞭解顧準伯伯，同她一道照顧這位老朋友，跟我講述了許多關於伯伯的事:他的人品、他的學問，以及他所遭遇的種種不幸。
母親說她第一次知道顧準這個名字，是在解放初期的上海。那時顧準任上海稅務局長，三天兩頭簽發關於稅收的公告，滿大街貼的都是署名“顧準”的告示，他被人們戲稱為“佈告局長”。沒想到這位“佈告局長”不久之後就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撤職，落難後兩度來到經濟所，再後來竟成為她的好朋友。
對於母親描述顧準這個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我一點兒也不覺得奇怪。她以前就曾跟我說過，右派分子往往是一些耿直且德才兼備的好人。你姨姥姥和舅公就是右派，他們不都是人品好、學問高的好人嗎？對於母親幫助落難學者，我更不感到意外。她的善良和樂於助人在親友、同事當中是有名的。
記得剛下幹校那會兒，一天夜晚下著小雨，母親開完會往宿舍走。這時，她看到老經濟學家駱耕漠被困在遍佈積水的泥路上。駱老是個知識分子老幹部，某些方面很像顧準伯伯:早年參加革命，沒上過大學，是自學成才的經濟學家。他解放後曾任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1958年因潘、楊事件受牽連，被削去職務，貶到經濟所。文革期間更被打成“走資派、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冠以“叛徒、特務”嫌疑，一直捱整，沒人敢跟他沾邊兒。他患有嚴重的青光眼，幾近失明。東嶽是粘土地，天一下雨，道路就變得異常泥濘。正所謂：下雨一泡膿，天晴一片銅。駱伯伯穿的是雨鞋，一腳踩到泥水裡，抬腿時腳出來了，鞋卻粘在地上。如果換了別人，自己可以把鞋子拔出來。可駱伯伯眼睛看不見，根本找不到鞋，在泥水中不知已經站了多久，卻無人相助。母親見狀，趕緊上前，幫他把鞋子從泥水中撈出，套在腳上。她知道駱老視力極差，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告訴他雨夜行走千萬別往亮處踩。因為亮處都是水，之所以發亮，是因為反射了月光。
九十年代初，駱老在接受《顧準全傳》作者高建國的採訪時談到這樣一件事：幹校期間，他因捱整被徹底孤立，沒有一個人敢跟他說話，只有張純音悄悄對他說：“我知道你的為人，絕不可能是叛徒、特務，你可千萬要挺住啊！”⑥幾年後，高建國見到筆者，談到那次採訪。他說駱老講那件事時老淚縱橫、激動不已，說：“當時我被整得昏天黑地，甚至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好人了。張純音的那句話對我是多大的安慰啊！”
剛下幹校時，政治氣氛左得出奇。顧準伯伯是監管對象，經常挨鬥，處境極為惡劣。而母親卻冒著受牽連的危險，繼續暗中與他來往。
顧伯伯的胞弟陳敏之在他故去後撰文這樣記述：“五哥生前就曾告訴過我：1969年11月經濟所從北京搬去河南息縣時，他正是剛剛獲悉五嫂（汪碧）去世已經一年多，稖頭拒絕和五哥會見，不僅是精神上受到最嚴重打擊的時候，也是生活上最艱苦的時候。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純音同志和他的女兒咪咪給予五哥最難得的關心和照顧……”⑦
幹校初期伙食特別差。母親考慮到顧伯伯身體不好，一定需要營養補充。而我們下來之前料到幹校生活會很艱苦，帶了不少奶粉、肉罐頭等食品。於是母親想到給顧伯伯送去一些。當時做這樣的事是非常危險的，一旦被抓住，扣上一頂與監管對象勾勾搭搭的帽子。在那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年代，輕則大小會點名批判，重則隔離審查，失去人身自由。於是母親想讓我去送，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不會像大人那麼惹眼。我那時已經懂事，對顧伯伯的種種遭遇深感同情，很願意做這件事。記得我每次送的時候都緊張得要死，心都快從嗓子眼兒裡蹦出來了，感覺像是地下黨在做接頭工作。
剛下幹校不久，顧伯伯來向母親借布票。當時買布除了要花錢，還得用布票。可伯伯自己平時積攢的布票有限，還差一些。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借張純音布票二尺，買維尼綸混紡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維尼綸混紡布，枕套被裡都是。這次整理起來的被服，大體可以用到我長辭人世之日。服喪從白，自古禮也……”⑧原來顧伯伯很想悼念亡妻汪碧。可在那個極左、高壓的政治環境下，他既不可能穿孝服，也不可能戴黑紗，於是想到多買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這種方式來寄託哀思。
母親曾跟我提到這樣一件事：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後，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黨內高級幹部傳達，然後是黨內普通幹部，最後到一般群眾。但對“牛鬼蛇神”還是保密。一天，母親要將一隻箱子送到火車站託運。她自己弄不了，請所裡派人幫忙，結果派來的人恰好是顧伯伯。他拉著一輛架子車，把箱子放在車上。一路上他們在邊走邊聊，母親趁此機會把林彪事件跟他講了。他說：“我對黨內派系鬥爭的來龍去脈很清楚，早就料到會有這一天。
亦師亦友
1972年10月，學部從幹校遷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學部大院八號樓二層。這是一座U字形兩層的筒子樓，過去是招待所。顧伯伯有家不能歸，也住在這一層樓上。本來跟他同住一室的還有經濟所李學曾。 李在北京大概還有其他住處，多數時間都不在，故那個12平方米的房間實際上是顧伯伯一個人住。自1966年文革開始他被隔離審查，到從幹回到北京，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間。他的住室在八號樓二層西側最南端，離我家非常近，出門沿過道往北走，經過幾個房門往東一拐就是我家。
位於八號樓南邊的七號樓，是一座一字型兩層的筒子樓，也用來安置從幹校回來的“無家可歸者”。錢鍾書先生與夫人楊絳就住在七號樓一層。他們家的後窗正對著我家的前窗，夏天的時候他們常打開後窗通風。我弟弟是智障者，不懂事，有時在家裡拉開喉嚨放聲高歌。每當這時，錢先生家的後窗很快就會關上，可他們從來不找我家提意見。一次我在大院裡碰到錢鍾書先生，他操著帶有無錫口音的普通話，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令弟的歌喉不錯啊！”聽得我差點兒憋不住笑出來。
這時運動重點是清查“五一六”，人們忙著打派仗，顧不上這些“死老虎”。顧準伯伯便利用這難得的安寧，開始著手他那龐大的探索研究。
1972年12月 顧準攝於北京中山公園
這段時間是母親與顧伯伯交往最多的階段，幾乎每天都與他長談。伯伯白天去北京圖書館收集資料、寫讀書筆記，晚上跟母親談他的思想、他的寫作計劃、以及他對各種問題的看法。他說很喜歡這樣的談天，等於梳理思想。母親常對他的一些精闢見解讚歎不已，稱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對他學問的評價：一是博，二是深。有時母親不同意他的某些觀點，於是兩人爭執不休，面紅耳赤。甚至為某個字的讀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過，這些都只是學術之爭，絲毫不會影響他們之間的友情。
顧伯伯在思想上頗受基督教某些教義的影響，認為這個世界最終還是要實現大同，“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銘是：“寧可天下人負我，勿讓我負天下人”。正是本著這一原則，他對所有過去整過他、害過他的人，一律寬恕。母親對此頗不以為然，認為《聖經》中的那句話：“別人打了你的左臉，伸出右臉也讓他打”是奴隸主義哲學，不足取。她說：“我的觀點針鋒相對，即：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顧伯伯則爭辯道：“人類社會正是因為有強烈的報復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腳，才總是爭鬥不已。如果大家都懷有寬容仁愛之心，這個世界會好得多。”對於他們的討論，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顧伯伯隨即從書架上抽出一本中英文對照的《新約全書》（聖經），建議我讀一讀。這本書是他於1961年在北京王府井東安市場舊書攤上掏到的，上面有他的簽名。是他寫《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著作的重要參考書。他去世後，遵照他的遺囑，作為紀念品留給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顧準遺藏：中英文對照的《新約全書》扉頁、襯紙
一次，顧伯伯在談話中用了“飲鴆止渴”這個成語。他把“鴆”字讀成了chén,母親說：“你這個字讀錯了，應該讀zhèn，結果兩人爭執起來，互不相讓。這時顧伯伯從書架上抽出剛剛在內部發行的《現代漢語詞典》，查出“鴆”字果然讀zhèn。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說：“得，我認輸了。過去上學太少，到底不如你的文化底子好。”
那段時間，顧伯伯完全沉浸在學問當中，已經達到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大量閱讀，寫讀書筆記。每週讀的書能開出一個長長的單子。不過，對於天才與勤奮的關係，他跟母親的觀點倒驚人地一致。談到愛迪生，他說：“儘管愛迪生把成功歸結為99%的汗水加1%的靈感，可是若沒有那1%，他也就什麼都不是了。”有人說顧準恃才傲物，這倒不冤枉他。一次談到“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句語錄時，他半開玩笑地說：“我的看法反其道而行之：‘驕傲使人進步，虛心使人落後。’”
顧伯伯很注意跟上時代，站在學術最前沿。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須提及當時經濟所圖書館長宗井滔先生。宗先生過去在中央研究院（經濟所前身）就搞圖書管理，懂好幾國外文。他是個有心人，文革期間，其他單位圖書館大多陷於癱瘓，他卻敢於動用外匯，一直堅持購進國外最新圖書、期刊，當中只斷過一、兩年。據我所知，顧伯伯最後兩年讀的書當中，歷史學文獻大部分來自北圖；而經濟學文獻則大部分來自經濟所圖書館。宗先生不斷地進書，顧伯伯不斷地讀書，這種情景在文革期間極為罕見。可以這樣說，顧伯伯當年能夠及時瞭解並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經濟學，宗井滔功不可沒。
顧準伯伯討論問題的主要對象是巫寶三。巫先生是哈佛經濟學博士，師從著名教授柏拉克、熊彼德等。他知識淵博、學貫中西。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捱整，差點兒劃成右派，他的代理所長職務也丟了。顧準對巫先生評價非常高，認為他很瞭解西方經濟學流派，有真學問。當時經濟所的人大多認為巫先生從不談經濟思想，可顧伯伯卻跟吳敬璉叔叔說：“巫先生實際上一直跟蹤著世界經濟學的演變，對現代經濟學的源流十分清楚。只是由於政治原因變得很謹慎，絕口不談西方經濟學，而只談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如管子什麼的。”
巫先生經常向顧伯伯推薦一些新的經濟學著作和文章。在當時，凱恩斯主義受到二戰以來最嚴厲的挑戰，主流經濟學遇到了第二次危機。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正嶄露頭角，顧伯伯過去並不知道羅濱遜夫人（Joan Robinson）在經濟學流派中的地位，跟巫寶三討論了之後，瞭解到她那篇《經濟學的第二次革命》意義之所在，並隨後翻譯了羅濱遜夫人的《經濟論文集》。羅賓遜夫人是左翼凱恩斯主義學者，時稱“新劍橋學派”，她的學說與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美國凱恩斯主義為當時鼎足而立的一大學派，對於那個時候的中國學者來說，她的思想似乎更容易接受。⑨
顧準遺藏：羅賓遜夫人著《非完美競爭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顧準伯伯學術水平高，英文又好，所裡一些勤奮好學的中年人在這期間常向他請教。他跟我們開玩笑說：“最近收了幾個學生”。“牛鬼蛇神”收學生，在文革期間可是個稀罕事。就我所知，他的得意門生是吳敬璉，其他人還有趙人偉、周叔蓮、張曙光、林青松等，當然也包括我母親。他跟這些人討論問題，指導他們讀書、翻譯西方經濟學論文，對提高他們的學術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當時經濟所的這些研究人員由於與世界隔絕了幾十年，對西方經濟學幾乎完全不瞭解。1972年從幹校回到北京後，在顧準伯伯的帶領下，所裡幾位中年研究人員開始如飢似渴地研究和吸收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理念。
一次，顧伯伯從宗井滔先生那裡拿來一本美國經濟學會的高級學術刊物：《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從中選出幾篇最新的探索性經濟學論文分給吳敬璉叔叔、趙人偉叔叔和我母親，讓他們拿去翻譯，翻好之後由他來批改。
母親中學時代上的是上海中西女中和工部局女中。這是兩所教會學校，英語教學質量非常高，到了高中就開始讀《傲慢與偏見》等原版小說。可解放後國家一邊倒向蘇聯，同時政治運動不斷，她二十多年不用英語，有點兒生疏了。1971年7月，基辛格祕密訪華，之後中美雙方發表了聯合公告，宣佈美國總統尼克松將於1972年5月前訪華。這是個爆炸性新聞。當時還在幹校的母親，馬上意識到中美對峙了二十多年，關係終於出現了轉機。為了跟上時代變化，她決定重拾英語，找了些書開始複習。可這事很快就引起了上方的注意，連長靳某某在全所大會上不點名批判：“尼克松要訪華，有人就聞風而動學起英語來，她到底想做什麼？！”
母親有一次跟趙人偉叔叔談到顧準伯伯給她佈置的翻譯作業。她說：“我的英文水平過去是可以直接看懂好萊塢原版電影的，可老顧給我的論文卻怎麼也讀不懂。即便把每個字都查了詞典，仍不懂。可見不是英語水平問題，而是經濟學水平問題，我們對西方當代經濟學實在太隔膜了。”趙叔叔說：“我也有同感。老顧從《美國經濟評論》中選了鮑爾丁的《作為道德科學的經濟學》一文，對我說：‘這篇文章寫得太好了，你要學英文和經濟學，可以試著把它翻譯過來。’可我啃了一兩個禮拜都啃不下來。勉強譯了幾段拿給他看，他看了之後說：‘程度還是不夠’。”
聽趙人偉叔叔講，有一天他把翻譯好的論文交給顧伯伯。本來那天顧伯伯是要去北京圖書館查資料的，可為了幫趙叔叔改翻譯稿，他放棄了去北圖，邊批改邊講解，整整花了七個小時，用紅筆在稿紙的四周改得密密麻麻的。不但修改譯文的措辭，還詳細解釋為什麼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其內涵是什麼，講得非常透徹。如：“mechanism”這個詞要翻譯成“機制”而不是“機構”，因為它指的是機體的運作方式。
顧伯伯那段時間身體已經很不好了，可只要所裡這些中青年研究人員前來求教，他總是熱心相助。
八號樓二層東側有一個電視房，裡面擺放著一臺14寸黑白電視機。每天晚上7點，有人負責打開機櫃給大家放電視。這時全樓幾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那裡，享受這一點點有限的娛樂，整個樓一下子變得異常寂靜。母親和顧準伯伯從來不去看電視，他們正好利用在這難得的寧靜來探討各種問題。
一次他們談到孫冶方，母親不無憂慮地說：“冶方已被關了這麼多年，真擔心他在精神上垮了。聽說有的人被長期單獨監禁，最後變瘋了。”顧伯伯說：“不會的，我瞭解他，他是個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是不會發瘋的。”他還說：“冶方若放出來，他第一個要見的一定是我。”
據母親講，文革初期，孫、顧二人都被打成“黑幫”。紅衛兵“勒令”他們打掃樓道和廁所，他們每天故意去得特別早，趁樓裡還沒有人來，邊幹活邊交換思想，討論對“文革”的看法。1968年4月，孫冶方以“特務”、“裡通外國”的罪名被關進秦城監獄,長達七年之久。孫伯伯被關押之後，顧伯伯很想念他，經常談起他。遺憾的是，顧伯伯沒有等到孫伯伯出來就故去了，這當中僅僅差了幾個月，不能不說是個極大的遺憾。
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1976年攝於石林
顧準與孫冶方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們之間的友誼，可以追溯到抗戰期間。1939年，顧準從江蘇省職委調至文委，與孫冶方曾經在一起工作。五十年代中期，顧準到經濟所搞研究工作，再一次與孫冶方共事。他們在探討理論問題時，顧準認為：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五十年代能提出這樣的看法是非常難得的。正是受這一觀點的啟發，孫冶方撰寫了《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一文，發表在《經濟研究》1956年第6期上。文中深刻闡述了價值規律對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意義，並對按照主觀意志“不計盈虧”大辦工業等做法，提出了尖銳批評。1963年，他在一次關於經濟理論問題的辯論會(實為批判會)上,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氣慨衝口而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
孫冶方1975年出獄後，對價值規律進一步作了全面研究，確立了他在中國經濟學界領袖的地位。然而他在臨終前卻多次對吳敬璉等學生明確指出：“我於50年代提出價值規律，是受了顧準的啟發。今後再整理出版文集時，一定要在後記中註明這一點。① 孫冶方講這話時顧準已去世多年，如果他自己不說出來別人並不知道這些事，這充分體現了孫冶方先生的學術道德之高尚。
顧準伯伯為了節省時間，從不自己做飯，而是去食堂打飯來吃。每到吃飯時間，總會看到他拿個很大的白色搪瓷缸子，徑直朝食堂走去。學部食堂的大鍋飯營養倒是夠了，可味道實在不敢恭維。母親有時燒了比較可口的的菜，如紅燒排骨什麼的，就會分出一些讓我給顧伯伯端過去。即便如此，她還是對顧伯伯的健康憂心忡忡。一次，她跟老友駱耕漠說：“老顧身體這麼虛弱，卻整天埋頭讀書，缺少活動，咱們得想點兒辦法才好。”從那以後，駱老、江明，還有我母親，時不時會拉顧伯伯去附近的小飯館兒吃飯，並藉機陪他逛逛街，每次他都感到非常高興。
最後的夙願
顧準伯伯的肺部一直有問題，在幹校的時候就經常咳嗽，痰中帶血。去醫院看過幾回，有的醫生診斷為肺氣腫，也有的診斷為支氣管擴張。他認為這些都不是什麼要命的病，也就沒有放在心上。可是到了1974年10月下旬，他的病情突然惡化，大口吐血，每天咯血大半痰盂。經濟所領導看他實在撐不住了，才於11月2日把他送進協和醫院。剛開始醫院不收這個“極右派”，他只能躺在急診室外的走廊裡。雙目幾近失明的駱耕漠伯伯拄著柺杖為他四處奔走求助，找到當時剛剛獲得“解放”的中國醫學科學院黨委書記楊純，才使顧伯伯住進病房。這回醫生倒是比較重視，為他做了詳細檢查。結果發現他的痰中有癌細胞，X光分層造影也顯示，肺部長了一個雞蛋大的腫瘤。診斷結果是晚期肺癌。
當時國內醫生由於擔心癌症患者承受不了打擊，一般不會對病人講實情，只把診斷結果告訴家屬，所以顧伯伯最初並不知道他患的是肺癌。可幾位大夫查房的時候討論他的病，用了“cancer（癌）”這個詞。他們哪裡知到，這位患者精通英語，一聽心裡就明白了八、九分。顧伯伯為了弄清自己的病，趁午休時間跑到護士站，翻出他的病歷，從頭到尾仔仔細細看了一遍。
那時母親已經知道了他的病情。下午去醫院探視的時候，顧伯伯對母親說：“你知道我得的是什麼病嗎？是cancer!”母親心裡一陣絞痛，簡直不知該說什麼才好。更令母親傷感不已的是他接下來的話：“這下可好了，我快死了，孩子們總該來看我了吧? 患了絕症，首先想到的卻是孩子們就會來看他。而能換來孩子們的探訪，自己也就死不足惜了。可見他對孩子們的愛和思念有多麼的深。可悲的是，他的這點可憐願望竟然到死也沒實現。
顧伯伯的癌腫長得位置特別不好，頂在心臟與氣管之間，既不能做手術，也不能做放療。協和醫院的西醫大夫表示已無能為力。
顧伯伯一向只相信西醫，他曾跟母親探討過中、西醫的問題，說：“儘管我父親就是中醫，但還是不相信中醫能治病。就拿診斷來說，西醫靠的是物理的眼睛，如：X光透視、CT等；還有化學的眼睛，如：血液、尿液化驗。可中醫呢，光靠號脈就能查百病嗎？我根本不信!”
可是，母親還有顧準伯伯的六弟陳敏之，以及他的幾位老朋友都不甘心放棄治療，他們要窮盡一切方法來挽救他的生命。絕望之下，只好將目光轉向中醫。林裡夫伯伯找到一位自稱能治此病的老中醫。那人架子很大，一定要有小汽車接送，否則不肯出診。當時還沒有出租車，更沒有私人汽車，母親他們都是平民百姓，不可能有公家配給的車。她說：“我當時真恨不得給那姓李的老中醫跪下。”後來還是母親攙扶著眼睛幾乎看不見的駱耕漠伯伯，頂著寒風找他的老戰友——原鐵道兵兵團政委張崇文，才解決了車子問題。李大夫開出方子後，母親主動承擔了抓藥、煎藥的任務。待藥煎好，她把濃濃的湯汁端給顧伯伯，說：“喝了吧，對你的病有好處。”伯伯苦笑了一下，嘆了口氣：“唉，盛情難卻！”接著便一飲而盡。儘管他根本不相信中藥能治他的病，可是為了不拂逆老朋友的一片好心，不使他們過於失望，還是勉強把藥喝光。
為了照顧生命垂危的顧準伯伯，經濟所的幾位摯友自發輪流到醫院進行護理和陪夜。這些滿腔熱忱、不避嫌疑前來值班的人有：駱耕漠、吳敬璉、張純音、林裡夫、趙人偉、江明等。林裡夫伯伯還讓他的女兒林皎皎每天上午去醫院頂替陳敏之伯伯，免得他累垮了。
顧伯伯後半生是極其不幸的。他不斷捱整，家破人亡，孑然一身。在最需要親情的時候，親人卻都遠離了他。他常自嘲是“喪家之犬”；然而他又是非常幸運的。兩度遭難後，都是經濟研究所收留了他。這個高水平研究機構聚集了當時中國一代知識精英。老一輩的有：孫冶方、駱耕漠、張聞天、巫寶三、汪敬虞、狄超白……中青年學者有：吳敬璉、趙人偉、董輔礽、張純音、張卓元、周叔蓮……記得一次他跟母親談到經濟所，戲稱這個單位是“聚寶盆”。
顧準伯伯於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5月再度來到經濟所。他的老朋友——所長孫冶方為了使他能夠有一個良好的研究環境，讓他去政治經濟學組，並給他安排了一間單人辦公室。政經組人才濟濟、臥虎藏龍，吳敬璉、趙人偉、張卓元、我母親等都在這個組裡，組長是駱耕漠。駱老為人寬厚，倡導學術自由，從不壓制不同意見。顧伯伯在這裡如魚得水，他在“歷史自述”中寫道：“政經組的同志熱誠地對待我”，“我這個右派分子來到這裡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樣”，“我是那麼高興”!
多年來經濟所的一些同事給予了顧伯伯不是親情，卻勝似親情的關愛。使他能夠在極端殘酷的社會大環境中倖存下來，並將多年來經探索、研究形成的部分思想，以文字的形式留在人間。
顧伯伯最後的日子是在協和醫院度過的，同病房裡還住著人民藝術劇院著名導演焦菊隱。焦先生患的也是晚期肺癌，經過一個療程的化療，癌腫由原來拳頭那麼大，縮小到核桃那麼小，他和家人都非常高興。焦先生是個樂觀的人，時不時以自己的治療效果為例，給顧伯伯打氣。母親也從旁安慰：“現代醫學發展日新月異，說不定哪天就會有辦法治你的病。”可伯伯卻搖搖頭說：“我心裡很明白，這次得前門進，後門（指太平間）出了。人類征服疾病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你看，《聖經》裡面描述，耶穌摸了麻風病人，那人就好了。這故事說明，當時人們多麼渴望有辦法治癒麻風病。可兩千年過去了，這種病還在危害人類健康。至於癌症……”母親事後哀嘆：“顧準這個人頭腦太清楚了，連安慰他都很難。”
據母親講，顧伯伯在生命的最後幾天心情非常不好，傷心之極，甚至可以說是絕望。他後半生雖歷盡坎坷、飽受磨難，卻依舊熱愛生命，留戀這個世界。 希望籍自己的不懈研究，為國家、為人類做出貢獻。他對母親說：“生活畢竟是美好的! 我才59歲，真不願意死啊，我還有很多事沒做完……”他為沒來得及把已經日臻成熟的許多思想寫出來而痛心疾首！
顧準伯伯仍然苦苦期盼著孩子們來看他，時時刻刻等待著他們出現。他對前來探視的七弟聲音哽咽地反覆說：“我想他們（指他的孩子們）想得好苦啊！”他的六弟陳敏之為了讓他在臨終前能跟孩子們見上一面，不斷地做幾個孩子的工作。
為了避免面對面談話控制不住自己激動的情緒，陳敏之伯伯給顧伯伯的子女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歷史上有許多先驅者(社會、政治、哲學、自然科學各個領域)不被當代的人們所理解，被視為異端，這種情況並不罕見。你們的爸爸雖然還不能說是這樣的先驅者，但是據我所知，我敢斷言，他決不是一個反革命者，決不是一個反社會主義者。我敢同樣斷言，你們對你們的爸爸實際上一點不理解。他比我和你們的目光要遠大得多。許多年來，他不過是在探索當代和未來的許多根本問題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認為這樣的探索就是一種該死的異端，那他絕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有人以有他為辱，我卻以有他這樣的哥哥為榮。”
可是，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得到的答覆只有兩個字“不去”，理由是“怕受爸爸的影響”。大女兒稖頭（顧淑林）竟然說：“經濟所軍宣隊想甩包袱。”還說：“我已寫信給重之（顧準的小兒子），讓他不要來，理由是不合適。”儘管孩子們多年來對他是這樣的態度，可顧伯伯卻始終原諒他們，認為這一家庭悲劇是社會大環境使然，不應該責怪他們。就在臨終前十幾天，為了見到孩子們，他甚至忍受屈辱極不情願地在一份“認錯書”上籤了字，以換取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他的遺囑最後一句話還是：“祝福我的孩子們”。唉，可憐天下父母心! 這可真是父愛如海，深沉而寬厚。也正如他的老友陳易所說，他是“英雄肝膽，兒女情長”。
11月6日，經濟所黨內外群眾經過討論，同意給顧準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按說界限這個“障礙”這時已不復存在。可是，重之（顧準的小兒子）仍然不回來；稖頭（顧淑林）、小米（顧逸東）仍然不去醫院。
經濟所領導代表組織，多次給在內蒙插隊的顧準伯伯的小兒子顧重之寫信、拍電報，要他回來照看父親。在顧伯伯的心目中，重之對他還是有一定感情的。可他哪裡知道，跟孩子分別的八年間，這個孩子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1月24日，重之給陳敏之回了一封信，表示堅決不回來。信中說：“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麼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黨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絕不能跟著顧準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採取了斷絕關係的措施，我至今認為是正確的，我絲毫也不認為是過分。……我相信在我們的親屬中間也存在著嚴重深刻的鬥爭，這也是毫不奇怪的。”
大概現在的年輕人看來，這種無情近乎匪夷所思。其實在當年的政治氛圍中，人與人之間都要“親不親，階級分”。動不動就是“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砸爛階級敵人的狗頭”。誰要是不幸被指為階級敵人，確實是生不如死。那些“黑五類”的子女們要麼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要麼迫於壓力，與家長劃清界線，做出這樣絕情的事情在當時並不罕見。
顧伯伯的六弟陳敏之在他去世兩個月後，寫了一篇紀實文字《悼念五哥顧準同志》，詳細記述了顧伯伯生前最後一個月所發生的一切。他請人將此文用一臺老式打字機打出來，油印了十幾份，在很小的範圍內傳看，也給了我一本，一直保存至今。其中寫道：“11月27日，當他明確獲知重之最終不會來，其他幾個孩子也不肯來看他，情緒異常激動，連續四個小時都不能平靜。第二天，他對前來探視的三妹和七弟說:‘想不到過去寫的那個東西（指斷絕關係的聲明）竟有這麼大的效力啊！’從這天起，他的病情急轉直下，迅速惡化。僅僅過了不到5天，就永遠離開了人世。”
在生命的最後幾天，顧伯伯總是兩眼長時間直勾勾地盯著天花板，吃力地大口喘息，內心的苦楚難以訴說，他實在是心有不甘啊……
據母親生前回憶：死去的顧準，穿一身藏青色半舊中山裝。他兩眼不閉，嘴半張著，好像還有許多話沒講出來……
多年後，顧準伯伯的長子顧逸東，在接受《顧準全傳》作者高建國的採訪時說:“在父親遺體告別那天，我和姐姐淑林特意提早一個半小時就到了協和醫院，等著向父親的遺體告別。在那裡我見到了父親的許多朋友。一個老先生看了我一眼，眼光像刀子一般。張純音向我們走來，她緩緩地說，父親臨終前要她轉告我們: ‘我已經原諒你們了，也請你們原諒我吧。’” 顧逸東說到這裡，已經泣不成聲，他一邊哭，一邊痛悔地喊道：“而我們，我們當時竟然一句話也沒有!一點什麼也沒有表示啊……”
筆者最近見到吳敬璉叔叔，聽他說起顧準去世後，他們幾位摯友感到非常不捨，準備在醫院太平間舉行一個簡單的遺體告別儀式。正在佈置會場的時候，顧準的大兒子小米（顧逸東）、大女兒稖頭（顧淑林）在父親死後終於出現了。母親一見他們，氣憤地指著鼻子大聲斥責：“你們還有臉來？！你們太不像話了，父親病成這樣都不來!”吳叔叔當時感到非常錯愕，他說：“沒想到平日裡性格溫和的張純音，竟然會發這麼大的火……
1980年2月9日，顧準被恢復名譽，徹底平反。1982年，他的《希臘城邦制度》一書出版。他的弟弟陳敏之用該書稿費請顧伯伯的幾位生前好友在前門飯店吃了一頓飯，感謝大家過去對顧伯伯的種種照顧，我和我母親也應邀參加。席間，一位年輕人朝我走來。他說：“咪咪，讓我敬你一杯，我感到很慚愧，沒臉見你……”這個年輕人就是顧準伯伯的小兒子顧重之。我聽說他很優秀，是文革後恢復高考1979年北京市文科狀元。相信那時他已為過去對父親的所作所為後悔不已了。
顧伯伯在病重期間曾對母親說：“我們的友誼很純啊，今生我是無法報答你了，日後定‘銜環結草’”。兩年後，母親把這事講給我聽。我不懂“銜環結草”是什麼意思，她解釋說：這是兩個典故，意思是對生前有恩於自己的人，死後變成鬼去報答他。
顧準伯伯於1974年11月17日口述了一份遺囑，由他六弟陳敏之記錄，經他過目後簽字。這時距離他辭世僅僅只有19天。遺囑的內容都是如何安排一些身後事宜，一共四條。其中第三條是：“請六弟選擇一些紀念物品，代我送給張純音同志和她的女兒咪咪。”
母親後來對我講，她感到非常安慰，說明顧準很看重他們之間的友情。她說：“你還年輕，不懂得顧準這個人的學術思想、道德文章有多了不起! 我為一生中有這樣一位志同道合的摯友而感到驕傲……”她講這話是在1975年，當時中國還處於“文革”——那個最黑暗的歷史時期，世上真正理解顧準的人屈指可數。
顧準於1974年12月3日凌晨病故。這是當天晚上陳敏之寫給母親的條子，連同顧準部分遺物一併交給母親
顧準遺物之一，北京科學會堂出入證。顧準於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再次來到經濟所，此枚證件頒發於1964年
顧準伯伯去世後，一次他弟弟陳敏之來北京聯繫顧伯伯譯著出版事宜，順便到我家探望母親。當他們談起顧準的時候，我看到母親流淚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見到她落淚。她是個內心極為剛強的女性，生活中無論遇到多大的艱難困苦，哪怕是得知自己患了絕症即將離世，都從未掉過一滴淚。
就在顧準伯伯辭世的幾個月後，母親突患急性類風溼關節炎，大病了一場。身上多處關節變形，幾乎不能行走。醫生說這種病的一個可能病因是精神上受到強烈刺激。母親哀傷地對我說：“我知道為什麼會得這個病，因為顧準死了…”
母親與我
母親於1989年5月被發現患了子宮中胚葉肉瘤。這是一種惡性程度極高的腫瘤，早期很容易隨血液轉移擴散至全身。她很快住進醫院，接受了手術。可幾個月後，醫生告訴我母親的病已經到了晚期，癌腫已大面積轉移至肝、肺、骨。他們所能做的只是儘可能為她延長生命、減少痛苦……
我驚呆了，完全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淚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對母親，我沒有隱瞞，將病情一五一十地講了。她當然很震驚，卻出乎意料地平靜，說：“到底是我的好女兒，懂得我。謝謝你講了實情，讓我有比較充裕的時間安排身後之事。”我問能為她做什麼？她說只希望在生命最後的這些日子裡每天見到我。從那一刻起，我每天下班後直奔醫院，守在她的床前。
在我所認識的人當中，象我跟母親這種關係並不多見。記得在蘭大讀書期間，她每天都給我寫一封信。我功課忙，隔三差五地回一封。母親為了提高我的寫作能力，每次接到信，都用紅筆在上面勾勾劃劃地批改，甚至指出個別錯別字，然後再寄回來。班上有個負責開信箱的女同學，每天都會為我取回一封厚厚的信，信封上的落款兒為“北京張”。她跟我開玩笑說：“老實坦白，這個‘北京張’是你在北京交的男朋友吧？”我說：“才不是呢，這是我媽。”她說：“打死我也不信，哪有當媽的每天給孩子寫一封信的？！”
我曾對一位“閨蜜”講：我在這個世上最好的朋友就是母親，我們之間無話不談。她點點滴滴的教誨對我影響極大，深入骨髓。
眼見母親在癌病的折磨下苦苦掙扎，一天天萎頓下去，我心如刀割！我對她講：不能想象這個世上沒有她我還怎麼活……可她卻勸慰道：“傻孩子，千萬別這麼想，這個世界離開誰地球都照樣轉。”她還引用了劉禹錫的兩句詩：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母親說她感到很安慰，三十幾年來按照她的理想塑造了一個人。這個人無論是外貌還是內心都很像她，身上有她的基因，血管裡淌著她的血，是她生命的延續……
在母親最後的那些日子裡，她頭腦一直都十分清醒。我們每天長談，前後持續了三個月，話題涉及方方面面。她多次提到顧伯伯，說感到非常遺憾，沒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顧準的那些真知灼見為世人所瞭解。
今天，母親在天之靈一定感到十分欣慰。顧準伯伯的遺著《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歷盡坎坷，終於在他故去18年後的1992年出版。這部著作是他與胞弟陳敏之於1973--1974年間在通信中的學術討論筆記，是顧伯伯冒著生命危險，撰寫的一系列擲地有聲的醒世篇章，凝聚了他思想的精華。學者王元化在該書的序言中說：“這是近年來我所讀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氣橫溢，見解深邃，知識淵博，令人為之折服。許多問題一經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它們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並檢驗由於習慣惰性一直紮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1994年，《顧準文集》在貴州出版社出版，立刻在中國掀起了一波“顧準熱”。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人人爭談顧準。凡讀過他遺作的人，無不為其字裡行間所散發出來的真理之光所折服。李慎之先生稱讚顧準為中國六七十年代唯一一位像樣的知識分子。詩人邵燕祥這樣評價顧準著作的影響：只因他的文字變成了鉛字，一代知識分子才挽回了集體名譽。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老友關慎捷先生提出了很多建設性修改意見，使作者能夠大大拓展文章的廣度和深度。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①⑥⑩《顧準全傳》，作者：高建國，p.422，626，640，723，733
②③《我所認識的顧老》，作者：張純音
④⑧《顧準日記》，顧準著/陳敏之、丁東編，p.160，p.170
⑤⑦《送別—在顧準身邊的最後一個月》，作者：陳敏之
⑨《吳敬璉傳》，作者：吳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