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健/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8月22日《南方週末》國史新記·紀念新中國成立70週年系列報道之中國言者）
“歷史的探索，對於立志為人類服務的人來說，從來都是服務於改革當前現實和規劃未來方向的。”
顧準的骨灰，一半置於北京市萬安公墓，另一半遵照其遺囑，被撒在三里河地區一條小河裡。
暮年的顧準常兀自在那條河邊散步，不遠處就是他長期工作過的中科院。
1956年，顧準被調至中科院經濟研究所。在中科院大樓裡，他寫下《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一文，“破天荒”地提出社會主義的生產也可由市場規律自發調節的觀點。
那一年和顧準相識的吳敬璉，因此推崇他為“中國經濟學界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第一人”，“只有顧準鮮明地提出讓價格自發漲落，即真正的市場規律來調節生產”。
但顧準的探索遠不止於此。風雨如晦的十年間，他對歷史、哲學、政治等領域的研究也頗有建樹。
一個真實的故事在多篇紀念顧準的文章裡屢被提及。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境外同行問大陸學界：“在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代，你們有沒有可以稱得上稍微像樣一點的思想家？”面對這樣一個潛含挑戰與譏諷的問題，一位學界前輩起身應答：有，有一位，那就是顧準。
“喪家之犬”
說起顧準，人們總是驚歎他的天賦異稟。
1915年生於上海的顧準，少年適逢家道中落，初中學習兩年會計後輟學，12歲到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做練習生，通過自學成為專業人士，獲得事務所創辦者潘序倫的賞識。
16歲時，顧準被潘序倫邀請給立信夜校講課。3年後，顧準所著《銀行會計》面世，這是國內該領域的第一本教材，被各大學採用，顧準時年19歲。
這樣的稟賦從未隨時間淡去。
傳記作家羅銀勝是《顧準傳》的作者，曾輾轉京滬數十次，四處拜訪和顧準相熟者。最讓他將信將疑的故事是，據上海市財政局原局長顧樹楨回憶，顧準在上海任職時，做報告無需講稿，有一回做3小時的報告，一邊講一邊在臺上寫另一篇文章，報告結束時文章也寫好了。
天資聰穎的顧準，一生都在顛沛流離。
1930年，他離開故土，初次流亡北平。25歲起，先後輾轉蘇南、蘇中、山東、上海解放區，做地方財經工作，其間還曾進入延安黨校學習。1949年，顧準隨軍回上海，當年被任命為上海市財政局局長。
37歲那年，因“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顧準被免去上海市財政局長的職務。一年後，他被調至北京，任中央建築工程部財務司司長。
不久，他便進入中科院經濟研究所，後被下放至河北、河南等地。
作為全國唯一一個兩次被劃為“右派”的人，顧準的家庭是一個時代造就的悲劇。“文革”初期，妻子汪璧攜兒女與顧準劃清界限。1968年，汪璧自殺，此後子女們也始終和父親保持隔絕，顧準臨死都未能再見三個子女一眼。
但顧準對至親始終一往情深。有一次，老同事駱耕漠請顧準吃飯，飯畢，顧準提議從一條小路回去。那條路並不近，走到一座樓前，顧準凝望著樓上一扇窗，眼神默默停留許久。駱耕漠這才知道，顧準是特意到亡妻曾經的住所憑弔。
晚年時子女不在身側，心中難免抱憾。顧準借“喪家之犬”自嘲。
但在羅銀勝的敘述裡，顧準的晚年並不孤獨，他喜歡交談，喜歡結交朋友，一大批青年才俊圍繞在其左右。
“沒有像這一次 這樣費勁的”
1956年，是顧準從事經濟學研究的關鍵年份。那一年，計劃經濟已推行4年，但顧準卻發現自己有關計劃經濟的認知漸現紊亂。
解放前在山東當財政廳長時，顧準便意識到“國營企業財務管理是我們財政工作中尚未解決的問題”。這意味著，從一開始，他就對國營企業可能存在的管理弊端產生了警惕性。
1956年春天開始，顧準在日記裡頻繁展現了類似困惑。
1956年3月，顧準對斯大林有關社會主義經濟的論述提出質疑，“整個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體系，現在弄得支離破碎，既強調按勞計酬，又簡單不承認按勞計酬在商品貨幣價值形式中的作用”。
4月，他又在思考凱恩斯為資本主義開出的藥方是否會失效。他得出的答案是“不會”，但又惶惑“（蘇共）二十次大會的報告不是這樣說法”。
那是一個信奉權威的年代。當時的斯大林不僅是政治權威，也是理論權威。
顧準在日記裡規勸自己停止繼續思索這些問題，甚至自嘲，“過過家庭生活，滿足於幾間房子，積幾個錢買個收音機，老來準備結庵黃山拉倒了吧”。
但到了夏天，他在日記裡說“那篇文章已經開始寫起了”，甚至覺得，在自己的寫作生涯中“沒有像這一次這樣費勁的”。
這篇文章便是《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應通過價格來調節產品的生產和流通，該文後於1957年發表。
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常務理事鍾祥財，致力於顧準的經濟思想研究，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儘管在廣度和深度上，顧準未像現在這樣把整個社會體制定位成市場經濟，“但那個時代，計劃經濟尚未出現很大的現實異端，他已經從理論研究和早期工作事務中發現問題，認識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個好的計劃經濟應當是遵循市場價格信號的經濟體制，這是其深刻之處”。
“要恢復 顧準原來的面目”
此後十餘年間，顧準兩次被劃為“右派”，生活愈加艱辛，但思想在一點點掘進。
1968年，吳敬璉和顧準在河南一所幹校裡朝夕相處。他們一起讀史、翻譯，尤愛研究和探討希臘城邦制度——那是西方文明的緣起，顧準希望從中汲取養分。
顧準彼時形成的對希臘史的理解，成為後來所著《希臘城邦制度》中那些論述的濫觴。多年以後，吳敬璉追述顧準帶給自己的影響：“我是從他那受益極多的。”
不僅自己研究，顧準也勸勉弟弟陳敏之多讀西方史。他對弟弟說，“中國人對自己國家朝代的更迭、嬗變總是知道一些梗概的，但是你如果不懂西方歷史，也就很難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
1973-1974年，顧準和陳敏之書信往來密切，他們在信中討論彼此感興趣的歷史或現實問題。陳敏之將這些內容整理為《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筆記涉及歷史、經濟、政治、哲學等廣泛的領域。
正是在那段時期，顧準借魯迅的命題“娜拉走後怎樣”提出一個當代問題——關乎社會主義革命完成後，國家建設該往何處去。
這是顧準苦苦思索的疑問，“歷史的探索，對於立志為人類服務的人來說，從來都是服務於改革當前現實和規劃未來方向的。”
就在顧準潛心鑽研時，醫生髮現他罹患癌症。1974年一個冬日的午夜，顧準辭世，終年59歲。6年後，1980年2月9日，顧準獲“平反”，中科院為顧準和其妻汪璧召開了追悼會。
1994年，《顧準文集》終於出版。顧準“一步一步從地獄中趟過來”而拾得的筆記，像一顆顆珍珠被串起，彙編成集。
又過了5年，顧準的第一本人物傳記出版。
從1980年代末開始，在立信會計學院任教的羅銀勝便著手為顧準作傳。拜訪陳敏之時，羅銀勝得知陳敏之早有此意，目的是“要恢復顧準原來的面目”。
那個年代，因經濟體制改革，顧準的經濟思想逐漸得到認可。“但1990年代後對顧準整個思想體系的研究遠遠不夠，他在1950年代的文章較多被談及，現在應該重點研究他1960年代的歷史研究和1970年代的哲學研究。”鍾祥財補充道，“顧準的理論是一個整體，只有把三部分整合，我們才能完整理解顧準思想的深刻。”
迫近顧準的努力貫穿了羅銀勝整個青年時代。《顧準傳》完成20年後，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顧準的文字充滿動感和美感，是自然的，用心血凝成的。而那種探索真理的精神有穿越時空的力量。”
羅銀勝初到立信會計學院時，有些顧準舊時的學生、同事還健在。他們談起顧準，往往神采飛揚，但隨之又神色黯然，因為那個天才式人物“實在是過早地去世了”。
羅銀勝曾在採訪中搜集到一個細節。暮年的顧準曾對好友張純音說：“我就像一個老農啊，現在就等著開鐮收穫了。”
按計劃，顧準本打算用十年時間，“系統地研究（先是）西方的，（然後是）中國的歷史、哲學、經濟等等，在這個基礎上再作綜合比較，為的是尋找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規劃未來的方向”。
但這個恢弘、龐大的學術計劃隨著顧準的逝去戛然而止。
南方週末記者 湯禹成 南方週末實習生 朱靜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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