鵝湖之會的促成者：呂祖謙
匡廬奇秀甲天下，廬山因雄、奇、險、秀聞名天下，也因五老峰南麓享有“海內第一書院”之譽的白鹿洞書院獨具異彩。
白鹿洞書院的光芒，來源於朱熹與陸九淵二位經學鉅子，要談白鹿洞，不得不談“朱陸”，要談“朱陸”，則不能不談中國文化史上的另一場盛世——鵝湖之會。而在談鵝湖之會前，我們先前往福建，朱熹的出生地，朱熹曾在此創辦白雲岩書院、武夷精舍、考亭書院等書院，講經傳理，培養了大批弟子，並由此創立“閩學”學派。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春天，“東南三賢”之一的呂祖謙前往福建武夷山會見朱熹，二人共同研讀周敦頤與二程的著作，編輯《近思錄》。一個多月之後，呂祖謙返程，朱熹送他一直送到了信州（今江西上饒）的鵝湖寺。那個時候，朱熹與呂祖謙在治學方面都已成規模，據《宋元學案》記載，“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
呂祖謙是“婺學”的創始者，治學“不私一說而兼取其長”，他創建的麗澤書院與嶽麓書院齊名，“四方之士爭趨之”，培養了大批學者，一直影響到明代的學風。甚至朱熹、張栻這樣的大師級人物，也都願意把子女送到呂祖謙門下就學，其學養與人格魅力可見一斑。
而黃宗羲所說的“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是指朱熹與陸九淵在理學觀點上的分歧。呂祖謙知道朱、陸二人的矛盾所在，便充當中間人的角色，邀請陸九齡、陸九淵兄弟來鵝湖一會，共同討論學術問題。
鵝湖之會上，朱、陸雙方圍繞“教人之法”展開了激烈爭辯，朱熹強調“格物致知”，主張多讀書，多觀察事物，往復學習，最終成為聖人；陸氏兄弟則從“心即理”出發，認為千秋萬代聖人的道理只是以心相傳，而不是傳之文字，主張先“明心”，再擴展到讀書問學。雙方各持己見，《陸九淵集》記載，陸九淵越辯越來勁，“更欲與元晦（朱熹）辯，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陸九齡）止之。”爭論了三天，朱、陸的觀點也未達成一致，甚至一度出現了相互詆譭的局面。
鵝湖之會的結果，是二陸稍占上風，《陸九淵集》記載當時情況稱：“（陸九淵）莫不悉破其（朱熹）說”，而朱熹三年之後才賦詩與陸九淵，寫道：“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指出陸學“脫離文字，直指根本問題”的缺陷。
鵝湖之會，朱熹與陸氏兄弟的碰撞產生了後世所說的“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後人為紀念這次盛會，在鵝湖建立書院，流傳至今。
鵝湖之會盛況
朱、陸間雖在“教人之法”上存有分歧，鵝湖之會後卻仍不斷書信往來，朱熹也曾告誡求學者，要借鑑“陸學”。
3年後，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省星子縣）知軍，一天他到白鹿洞書院廢址考察，舉目四望，頗感欣慰地說：“觀其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群居講學、遁跡著書之所。”於是著手重建白鹿洞書院，置田建屋，延請名師，充實圖書，並親臨講課，與學生質疑問難，成就了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話。
朱熹曾對太學做過一番論述：“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即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識漠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他批評追名逐利、工於考試的太學教育和科舉制度，認為“德行道義”，才是立學教人的本意。
朱熹主講書院，教材主要是儒家經典，他曾寫道：“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在如此的學序安排、諄諄教誨與其本人崇高道德品格的感染下，朱門高足輩出。
又過了3年，陸九淵到南康尋訪朱熹，朱熹藉機邀請陸九淵到白鹿洞書院講學。
《陸九淵集·語錄上》記載，有人問陸九淵：“陸先生教人何先？”陸答：“辨志。”那人又問：“何辨？”陸回答說：“義利之辨。”
“義利之辨”，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千古命題，也是陸九淵為學的一大宗旨，此次他應邀在白鹿洞書院講學，所授正是《論語》裡“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
陸九淵先進行了一番誠懇幽默的自我介紹，然後講解經文，他認為，儒家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其核心問題是“辨志”。因為人的認識來源於日常生活中的習染，而習染的結果卻決定於你的志向如何——志於“利”者，必被“利”所趨，志於“義”者，則以“義”為行為的準則，所以為學之要在於立志。
陸九淵此次講學，引起了巨大反響，人們紛紛前往聆聽。清人李紱輯在《象山先生年譜》裡記載陸九淵講學時的情景：“每開講席，學者輻輳，戶外履滿，耆老扶杖觀聽。”這一次，陸九淵更是震撼了朱熹。
梁漱溟手書：象山先生有言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經文梳理完畢，陸九淵將矛頭直指科舉弊端：“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隠，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慾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自我介紹時，在座的聽眾已經頗有感慨，而陸九淵話音至此，座下聽者已經聲淚俱下。這與朱熹對太學、科舉的批評何其相似，而陸九淵更進一步，提出只要士子們以“義利之辨”來決定“去就”，就可使科舉的“千載之弊”得而“反諸其正”。
陸九淵講畢，朱熹離座對眾人說：“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他又請陸九淵書寫了此次講義，刻在岩石上以作紀念。
從1167年的“朱張會講”到1181年的陸九淵白鹿洞書院講學，短短十幾年的時間，是中國書院發展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蓬勃期。張栻主講的嶽麓書院，朱熹主掌的白鹿洞書院，陸九淵講學的象山書院，大江南北有志於學的生徒風隨影從，謁拜求學者成百上千，理學因此迅速傳播，使中國文化進入漢唐盛世之後的又一個大繁榮期。
（原創自志道教育所屬雜誌《時代教育•人物》 楊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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