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中洋毒的大臣，大清怎麼可能給他諡號？

中國明清兩代，高官死後，最大的哀榮是皇帝賜予諡號。賜何種諡號，非常有講究。

諡號，是以一個字或兩個字（明清對大臣多是兩字）對某人一生做出評價，這是皇帝的恩典，要帶進棺材，要留給子孫，是千秋萬代榮耀所繫，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就如今天高級官員逝世，訃告上是否稱“某某主義戰士”“某某某某某某家”，前面是否有“偉大的”“傑出的”作定語，那是親屬最為看重的。歷史上一些大臣被冤殺了，多年後平反昭雪一個重要的標誌是追諡，如明代的于謙先追諡為“肅愍”，萬曆年間改為“忠肅”，“愍”表示“在國遭憂”“在國逢難”，意指其悲慘遭遇，正能量不如“忠肅”。反之，一位大臣剛去世備極哀榮，予一個很高的諡號，但過了些日子被皇帝清算，重要的懲罰就是“奪諡”，如張居正諡“文忠”，後被萬曆帝褫奪。直到崇禎帝在位，明白張居正這樣的“救時宰相”太難得，又恢復了他的諡號。康老後來被中央撤銷其追悼詞，庶幾近乎“奪諡”。

曾國荃去世後，他長兄曾國藩的得意門生俞樾所送的輓聯下聯是：“鍾靈秀三湘七澤，予諡法者五，建專祠者四，晉贈太傅者二，數列代凌煙盛跡，玉璜金版，足冠千秋。”曲園先生特意點出曾氏一門兄弟父子五人死後獲得了諡號，其中曾國藩諡文正，曾國荃諡號忠襄，曾國華諡愍烈，曾貞幹諡靖毅，曾紀澤諡惠敏。

光緒十七年（1891），湘軍系大佬、中國首任駐外公使的郭嵩燾在長沙逝世，清廷沒有賜予他諡號，許多人為之不平，而清廷不予諡的根本原因，恐怕是他在清朝官場的形象已經被定格了：已中洋毒，且不知悔過。

考察清代予諡大臣，大約有三條標準，我以為郭嵩燾都夠得上。

第一條是級別。予諡的官職起點一般在朝廷為侍郎及以上，在地方為巡撫以上。這個標準也不是鐵定的，更高級別的官員如果因為受過處分也可能不予諡，如當過雲貴總督的劉嶽昭因“馬嘉理事件”被革職，死後沒有得到諡號。而有戰功的官員這一標準就會放寬。郭嵩燾做過署理廣東巡撫、兵部侍郎，職位的標準是夠的。

第二條是政績，尤重戰功。在崗位和戰場上殉職的，職位低於巡撫的予諡的很多，如羅澤南、王錱、曾國華、曾貞幹，不過是道員甚至知府的職銜，但他們是在戰場上或戰死，或病死，給這樣官員的諡號是為了表彰忠節。郭嵩燾也是有戰功的，雖然不是像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那樣指揮千軍萬馬與敵軍作戰，但他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隨僧格林沁親王幫辦軍務，後來長期為湘軍籌集糧餉。他舉薦過左宗棠，勸說曾國藩墨絰從軍，關鍵時刻做李鴻章的工作，告訴他只有跟著老師曾國藩才有前途。晚年曆風波萬里出使英、法，風險一點不亞於上戰場。

第三個加分項是科第出身。清代中後期不入翰林者很難諡“文”，當然也有例外，左宗棠以舉人出身諡“文襄”，那是因為他功勞太大了。如果說中進士是一個門檻，那麼入翰林是更高的門檻，而入值南書房（做皇帝的文字祕書）的門檻還要高，這三個門檻郭嵩燾都跨過了。他在咸豐六年以翰林編修身份充南書房行走，深得咸豐帝器重。

光緒元年，在長沙閒居近十年的郭嵩燾奉旨進京，朝廷想起用他。陛見太后和小皇帝之前，據其日記載：“內侍傳恭邸（即恭親王）命，至軍機處坐。佩蘅（軍機大臣寶鋆）相國讓座，予謝不敢。恭邸言：南書房舊人，何謙為！”

可見那個時代入值南書房是多麼耀眼的資本。

郭嵩燾的會試同年、好友李鴻章為此專門上疏皇帝，懇請朝廷將郭嵩燾宣付國史館立傳並賜予諡號，他重點指出郭嵩燾出使歐洲的功績：

光緒二年充出使英法大臣。遣使之初，人皆視為畏途，朝命特以充選。在西洋三年，考究利病，知無不言。英國於南洋開闢新嘉坡一島，閩、廣人流寓貿易工作者，不啻十萬，悉受制於英官。該侍郎據約力爭於英外部，乃設中國領事官，英埠設華官自此始。自是華人得官保護，遇事不至見陵。其品望最為西人敬服，去任後猶稱頌弗衰。

危難之中挺身而出，任公使期間向中國介紹西方，保護了在英國及其殖民地的華人利益，贏得了外國政界的尊重。這那一條都是硬邦邦的功績，當時李鴻章是文華殿大學士、一等伯爵、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為疆臣之首，位高權重。這麼重量級的大臣，清廷亦不給面子，皇帝下旨曰：“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著不準行。”

在出使英法時，他的副使劉鴻錫向朝廷打小報告，列舉他的幾大罪狀：

遊甲敦炮臺披洋人衣，即令凍死亦不當披。

見巴西國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主致敬？

柏金宮殿聽音樂屢取閱音樂單，仿效洋人之所為。

此類外交場合的常識，在清朝統治層，竟然是大逆不道的行為。郭嵩燾若不向公眾宣揚出洋的事，也就只被調回中國，不會有太大的風波。可他將出使外國的經歷寫成了一本書《《使西紀程》，抄錄一份寄給總理衙門（這是當時對出洋大臣的規定），爾後在同文館刻印出版，這一下捅了馬蜂窩了。

郭嵩燾若只誇讚洋人的器物比天朝上國先進，士林還能接受，畢竟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已經見識了西方人的槍炮和軍艦。可士大夫們心中還有一份軟實力方面的自信，我華夏雖然器物不如泰西，但是文明古國，是禮儀之邦，文教制度優於洋人。郭嵩燾在《使西紀程》中連這一點都否定了。他誇讚英國“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環海歸心”，說西方也有悠久的文明，“西洋以智力相勝，垂兩千年。麥西、羅馬、麥加迭為盛衰，而建國如故.......”並介紹英國的議會制度加以肯定。“都城有公會所（議會），內分兩所，一曰爵房（上院），一曰鄉紳房（下院）。爵房者，有爵位貴人及耶穌教師處之；鄉紳房者，由庶民推擇有才識學術者處之。國有大事，王諭相，相告爵房眾公議，參以條例，決其可否，復轉告鄉紳房，必鄉紳大眾（議員）允諾而後行，否則寢其事勿論。”

是可忍孰不可忍，這讓中國許多士大夫的心臟哪受得了？從軍機大臣以下，士大夫群起攻之，李鴻藻對此書非常不滿，湖南大學者、和郭嵩燾多有詩詞唱和的大學者王闓運說他“殆已中洋毒，無可採者”。翰林編修何金壽上了一份奏摺，參劾郭嵩燾崇洋媚外，“喪心失體，已堪駭異”，“挾以震駭朝廷”，“搖惑天下人心”。郭嵩燾被斥之為“勾通洋人”，近乎被西方思想洗腦的漢奸了。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清廷只能下詔將《使西紀程》列為禁書，毀版而不許印刷。

如果郭嵩燾在甲申易樞之前死去，軍機處由通曉洋務的恭親王主持，朝廷還可能給他一個諡號。而甲申易樞後，恭親王被逐出權力中樞，軍機處由一幫子保守而顢頇的人把持，怎麼可能給郭嵩燾的諡號？從這件小事亦可看出，四年後甲午之戰敗於日本，九年後而有庚子事變，二十年後清廷覆亡，也是毫不意外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