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改革成本
作者：王東京 來源：學習時報 字數：1976
我在本專欄曾發表《改革40年回望》，該文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對中國改革歷程作了粗線條勾畫。改革今天已進入攻堅期，未來改革該怎樣推進？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要削減制度性成本”；並強調“要做好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準備”。我理解，改革需從制度成本與改革成本兩個角度謀劃，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改革方法論。
顧名思義，所謂制度成本不是生產成本，而是交易成本；具體到改革層面，則是指體制運行的交易成本。我們知道，任何一種體制運行都是有成本的。用計劃配置資源會產生交易成本，用市場配置資源也會產生交易成本，而一種體制是否需要改革，直接判據就是體制運行成本的高低。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說到底是計劃配置資源比市場配置資源的成本高。
馬克思早就指出：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要相適應。這是說，若一個國家出現了不可調和的階級衝突，表明上層建築已不適應經濟基礎，此時就應變革社會制度。從體制層面講，若一個國家體制運行成本過高，表明體制已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降低體制成本，就得進行體制改革。
是的，體制是否改革需看體制成本；而體制怎麼改，則要看改革成本。何為改革成本？簡單講是由改革產生的交易成本。改革要變革體制，勢必要對現存的利益關係作調整，在有人受益的同時，也難免會有人利益受損。受益者支持改革，受損者卻可能反對改革。為了減少改革阻力，就需要去說服、協調、安撫那些利益受損者，而由此產生的交易費用，便形成了改革成本。
應該追問的是，體制怎樣改為何要看改革成本呢？對此我們不妨從以往的改革實踐中去尋找答案。舉世公認，迄今為止中國的改革有三大特徵：一是以分領域改革為主，率先從農村突破；二是以漸進式改革為主，分步推進；三是摸著石頭過河，不斷試錯。想問讀者，我們的前期改革為何會具有上面三大特徵？我的看法，這一切皆與改革成本有關。何出此言？讓我分別作解釋。
在我看來，中國改革率先從農村突破，是因為土地承包的改革成本低。讀者想想，將土地承包給農戶，農民可以受益而其他人未受損，他人也就沒有理由反對。這種無“負外部性”的改革，經濟學稱為“帕累託改進”。既然是帕累託改進，改革成本當然會低。事實確也如此，從1979年到1982年，短短3年土地承包就推廣到了全國。
再看漸進式改革。中國選擇漸進式改革，其實也是因為改革成本。說得明確些，是改革成本太高無力一次支付，只好分期支付。舉國企改革的例子。要將國企改造成“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那麼就得允許企業減員增效，可改革之初我們不僅未建立社保體系，勞動力市場也未開放，企業要是從減員下手，阻力可想而知，改革成本一定會很高。
正是高成本約束，國企改革所以不得不分步推進。現在回頭看，當初政府從放權讓利起步，先讓企業搞承包經營，然後進行公司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再到今天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這樣一步步深化，不過是在分攤改革成本。由此想多一層，不單是國企改革，諸如價格體制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外貿體制改革等皆採取漸進方式，歸根到底也是為了分攤改革成本。
是的，改革成本高，改革就應該漸進。可改革為何要摸著石頭過河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某些領域改革成本不僅高，而且還具有不確定性。由於事前無法對改革成本作預估，逼不得已，改革只能邊改邊試，方向改對了繼續改，方向沒改對就退回來再作新的嘗試。
以政府機構改革為例，去年機構改革大獲成功，我認為是以往改革反覆試錯出的結果。早在十八大前，我們已經改了7次機構，可令人遺憾的是，每次改革後皆出現了機構越簡越臃腫、冗員越減越多的怪象。究其原因，是行政審批權在背後作祟。有鑑於此，十八大後中央釜底抽薪，大手削減行政審批。審批權小了，改革成本也就低了，於是才有了本次機構改革的完勝。
寫到這裡，讀者應該明白以往改革為何會有三大特徵。事實上，對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也可從體制成本與改革成本的角度去領會。如果說以往改革主要是分領域、漸進式和摸著石頭過河，而全面深化改革則主要是突出系統性和頂層設計。分領域改革八仙過海，改革往往不平衡，從而導致體制出現短板。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補短板，以進一步削減體制成本。
再從改革成本角度看，經過多年分領域改革，那些容易改、好改的都改了，現在剩下的是難啃的硬骨頭。隨著改革難度加大，改革成本升高，部門改革動力在遞減，甚至有部門已不願再改。然而問題在於，若不打通改革最後一公里，整個改革就有可能前功盡棄。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做好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準備。
最後來說頂層設計。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統、協同性改革，改革要系統、協同，當然離不開頂層設計。不過讀者要注意，頂層設計並不排斥基層試驗，前提是要把握好頂層設計與基層試驗的邊界。兩者的邊界何在？總的原則是：但凡不存在負外部性的改革，應鼓勵基層試驗；而具有負外部性的改革，則必須由中央頂層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