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出土一本先秦史冊，專家看完後:堯舜禹還可以這樣禪讓？
堯、舜、禹三代禪讓的盛世，一直為後人津津樂道，一直到啟的出現，“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那種以賢明而擇君主的“禪讓制”，成為了主流的史學觀念，包括《史記》記載也是如此。但西晉時期，盜墓賊發現一古墓，其中出土的先秦古籍《竹書紀年》中，卻有著：堯舜禹之間，通過囚禁流放奪取權勢的記載，那麼事實究竟怎樣呢？
其實，堯舜禹禪讓的佳話，是有一定的人為因素的。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下為公”，這種美好的構想也吸引著歷代的仁人志士。可什麼是“天下為公”，總需要一個標準，幾乎沒有文字記載的上古時代，就成了塑造這種構想的最佳選擇。
《史記》成書於漢武帝年間，儒家早已成為有數的正統思想，對司馬遷本人有著深刻的影響。其次，對於缺乏史料的上古時代，司馬遷採用民間傳說作為借鑑依據之一。堯舜禹的“禪讓”，更多是人們口口相傳的結果。但對於司馬遷來講，秦代焚書形成的史料斷層，採用如此方式補全缺失，是無奈之舉也是最佳選擇。
可《竹書紀年》作為先秦時代的史書，對此記載截然不同：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也就是說堯晚年有荒唐的舉措，舜通過一些手段囚禁了堯，然後登上了權力頂峰。
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為何會出於史書之中呢？秦這個時代節點是關鍵，《竹書紀年》出自先秦戰國時代，而《史記》成書於漢武帝年間。前者代表的是分封制下的割據時代，後者代表的是郡縣制下的大一統時代。
有些標新立異的說法憑藉《竹書紀年》，攻擊《史記》正統地位，其實大可不必。因為他們的立腳點在於：越早的史料，越接近上古時代，真實性也越有保障。
乍一聽很有道理，可仔細一琢磨，這種論斷漏洞百出。甲骨文的出土使商朝，有了切實研究的文物基礎，而夏朝至今都缺乏豐富的文物佐證，更何況是飄渺的上古時代呢？其中間隔夏、商、週三代，對於堯舜禹時期的瞭解程度，不會有很大的偏差。司馬遷和《竹書紀年》編撰者，間隔堯舜禹時代的年限，都超出了可以實際考證的週期。
就像伽利略的比薩斜塔實驗也是有前提的：投擲物必須達到能夠自主下落的質量，不受空氣浮力影響。史料準確性驗證也是大同小異，如果《竹書紀年》編撰於夏商時代，可以準確接觸堯舜禹時代，那麼這種論斷可信度就很高。但戰國時代對於上古時代，不存在直接附屬關係，換句話說：《竹書紀年》編撰者也不能準確考證那段塵封的往事。
因此，以兩者有限的年代差，來區別兩者的準確性，其實就是利用人們的“慣性思維”，“五十步笑百步”式的偷換概念。既然過遠的年代都無法準確考證，那歷史研究的價值是什麼呢？
這個問題許多人都會疑惑，其一，無法確定不代表不能證實，其中需要一個必要的過程，就像甲骨文出土之前，商朝的記載也如“鏡中月，水中花”。而夏朝在內的更久遠的年代，需要一步步考察，必要文物出土之後才能證實，如此才符合史學研究的嚴謹性。
其二，考察一個時期和考證一個時期，存在根本性的區別。前者是根據文字、文物等資料，逐步探索的過程；後者則是文字、文物資源充足，足以拍板定案的階段。
因此堯舜禹階段的還原過程中，不能偏聽偏信。《竹書紀年》出自戰國年間，那個時代：禮樂崩壞，就是周王室的分封制即將崩潰，處於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其撰寫者作為魏國人士，眼見連年爭端，生靈塗炭，心中憤懣可想而知，堯舜禹依靠手段奪取權力也就解釋的通了。春秋無義戰，戰國尤甚之，對於一段難以考證的歷史，撰書人會將當前社會主流觀念帶入其中。
《史記》成書於西漢年間，儒家自此興盛，之前道家、法家盛行之時，儒家也是主流思想之一。因此司馬遷會受到儒家思想，潛移默化的影響。在他的筆下，無法考證的堯舜禹時期，依靠才能、互相推舉，也就成了上古時代的盛舉。
所以“禪讓”真相，要一分為二的看問題，其一，它不會像《竹書紀年》撰寫的那樣赤裸裸的殘忍；其二，它也不會像《史記》描繪，如此平和愜意。
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爭端，上古時代絕不會脫離人的範疇，必要的爭端一定會有。但文字記載能夠有效保存之前，人們依靠口口相傳的方式傳承文化，有兩個突出特點：其一，不會空穴來風，一種言論不會憑空產生；其二，不能全盤接受，同一件事物，傳播到第二個人時，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偏差。
《竹書紀年》、《史記》對於堯舜禹時期的記載，傳承於民間傳說，夾雜有時代背景。因此，前者堯舜禹互有齷齪屬實，後者描繪“禪讓”以賢任能，也有一定的基礎。
堯舜禹“禪讓”是在以賢任能的大時代基調下，存在一定齷齪舉動的。“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堯舜禹也不例外。一個人是脫離不了大時代基調的，三人之間或許會有齷齪，但上古時代以賢任能的時代基調不能否認。
以賢任能在上古時代紮根，在於人們落後的生產力，難以單獨生存在殘酷的大自然。部落需要英明的首領，帶領大家爭取生存的空間，人們都發自內心的擁護賢明的人。這就是“禪讓”制度存在的現實依據，一代代賢明首領帶領下，一個個部落才能繁衍生息。而試圖打破“公天下”的人，都會受到部眾的反噬。
啟能夠結束“禪讓”，建立夏王朝，開啟“家天下”的時代。在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一個個家庭或氏族，有了獨立生存的能力。堯舜禹三代之前，何止三代？“禪讓”整體上是一種舉賢任能的求存行為，紮根於群體部落的生活方式。
參考資料：
《史記.五帝本紀》、《竹書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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