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甲子光年（ID:jazzyear）
責任編輯 | 包不同
1848年，數次失業的無業青年卡爾·馬克思正好30歲。而立之年，家有妻女，身無長物。
他畢生的敵人“資本主義”此時方興未艾，但已顯出了日後的毛病：週期性的經濟危機。
繼1825年英國發生世界第一次經濟危機之後，1847年，又爆發了全歐洲範圍的經濟危機。
其症狀和現在如出一轍：股票狂跌、銀行倒閉、信用收縮、商品滯銷，還有牽動每個人心絃的大事——失業。
由於被法國驅逐出境，1845年，馬克思丟掉了在《德法年鑑》的工作，帶著妻子燕妮和女兒流亡至比利時布魯塞爾。
僅在布魯塞爾的頭一年裡，生活窘迫的馬克思和家人就先後輾轉了7、8處住所，最終落腳一間並不寬敞的聯排別墅。
馬克思曾試圖謀求文員職位，但因為字太不羈，一般人看不懂，遂被殘忍拒絕。
電影《青年馬克思》描繪了馬克思在布魯塞爾的拮据生活。
但對馬克思的事業來說，1847年的經濟危機也是黎明前的黑暗。它刺激了第二年春天，席捲全歐洲的1848年革命。
正是在1848年革命初期，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了不朽著作《共產黨宣言》。當年6月，革命使普魯士政府收回了此前的政治驅逐令[2]，二人得以一起回到德國科隆，創辦了《新萊茵報》。
以現在的眼光看，馬克思是一個十分成功的“內容創業者”。在短暫的11個月“壽命”裡[3]，《新萊茵報》就達到了6000多戶訂閱數，一舉成為當時德國最具影響力的日報之一。
時勢與英雄互相成就，整個1848年革命也是人類歷史的重要轉折點。雖然這場革命以失敗告終，但它提出和推動的許多議題——廢除獨裁政府、追求普選制、建立有限責任制度等——深刻影響了後來的世界面貌和我們現在的生活。
蕭條不一定是絕路，也可能是偉大的肇始。
蕭條往往是世界線分叉的微妙時刻，在這一關鍵時期的方向選擇，是未來不同人生軌跡的關鍵伏筆。
所謂歷史，就是世界不斷分叉，強者自圓其擇。
風水輪迴，170年後的2018年，人類又迎來了一場全球範圍的經濟下行。
還是熟悉的劇情：資產狂跌、債務違約、信用收縮、消費疲軟，以及關係每個人的——失業。
在製造業，僅去年一年，西門子裁員近3000人，百年老店通用電氣裁掉了10000多人。路透社去年3月的一篇報道預測，大陸製造業未來兩到三年因產能過剩而裁員的人數可能達到500萬。
在零售業，家居巨頭宜家在去年底表示將在兩年內削減全球的7500個職位，集團總裁布勞汀說：零售業版圖正在轉變，規模和速度都前所未有。
在高薪人群聚集的金融業，超過30家國內上市券商在2018年前3季度的利潤同比下滑，部分下滑超5成，行業薪資和獎金大受衝擊。全球範圍內，雖然2019年才剛開始，但市場已傳來道富將解僱15%的高級管理人員，野村將在歐洲裁撤人員的消息。
連過去20年來最紅火的互聯網行業也流出許多“優化瘦身”傳聞：
知乎裁員幅度達到20%，有員工早上還在寫代碼，下午被告知走人；美團實施3分鐘裁員，無需交接，即籤即走；鬥魚連書面通知都沒下，口頭告知員工裁員消息後，寫字樓隨即斷水斷電。這份互聯網優化公司名單上的小夥伴還有滴滴、網易、騰訊……
在36氪於2018年發起的涉及527個樣本的職場調查中，超4成受訪者表示自己所在的公司在當年有裁員、凍薪和業務收縮現象。
脈脈於是超越探探，成了職場人士工作間隙最安耐不住的“開小差”去處。
流言蜚語，內部吐槽和官方闢謠密集撲來，有工作的為發展焦慮，失業的為著落焦慮，所有人都在為大環境和未來焦慮：往後的路該怎麼走？
近期接受《財經》雜誌採訪時，長期關注全球宏觀經濟的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里奧不無悲觀地說：
現在是非常微妙的時刻。
他認為歷史就像不斷運動的鐘擺。在奧巴馬時代，鐘擺的方向是全球化，而特朗普的上臺標誌著，此前寬鬆政策導致的貧富差距擴大正將全球推向民粹主義。橋水基金創建的“發達國家民粹主義指數”[4]（Developed World Populism Index）在去年12月中旬已處於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這意味著各國內部和國家間衝突的可能性正在提升。
達里奧判斷：
歷史同樣證明，這個鐘擺的擺動會帶來無序和痛苦，我們會看到更糟糕的情況和混亂。
2007年至2009年重演了1929年至1932年的歷史。現在我們所處的週期與1935年到1940年間的歷史最為類似：巨大的債務危機之下，緩解債務危機使利率趨零，又產生了新的債務危機。
*最新數值包含了美國特朗普、英國獨立黨（UKIP）、德國選擇黨（AfD)、法國國民陣線（Nationl Front）、西班牙“我們可以”黨（Podemos）和意大利的的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並未測算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和菲律賓的杜特爾特等新興經濟體的民粹傾向政黨/政客的情況。
此時的世界，鐘擺在轉向，道路在分叉。
全球政經格局正在分叉：一邊是守住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期望，一邊是國家間關係日益墜入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深潭。
行業選擇正在分叉：有人在消費升級與降級間尋求機會，有人在產業的深水區摸爬滾打。
商業模式正在分叉：一邊是仍在擴大的規模經濟，一邊是初見雛形的縱深發展。
地域發展正在分叉：一線城市依然聚集著最多的資源，而“孔雀西飛”和產業西部遷移的趨勢也再度回潮。
而以上諸多因素反應到個人抉擇上，便成為一個切切實實的老問題：
2019年，你到底應該做一份什麼工作？
目標是水上（虛擬經濟）還是水下（實體經濟）？穩住存量，還是拓展增量？固守已知，還是踏入未知？韜光養晦，還是中流擊水？追求舒適與穩定，還是擁抱變化與不確定？
這是一個關頭，每個人都需要回答“向左走”還是“向右走”。
《黑天鵝》有言：歷史和社會不會爬行。它們會跳躍。它們從一個斷層躍上另一個斷層，中間只有很少的搖擺。
歷史的跳躍性，會放大特定時間橫截面上個體選擇的重要性。
2019，正是重要的選擇之年。
這首先是因為，人力資本的相對重要性在上升，勞動者能力和認知的成長越來越重要。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5]中用19世紀以來的長期數據揭示了一個反直覺的現象：
蕭條時期，受影響最小，即相對而言“最受益”的群體其實是目前焦慮最外露的“中產”中的大多數——那些工資和資產水平都處於中間位置的人。
這是因為每當經濟下行，股票、房產等資產價格會出現暴跌，資本收入縮水明顯，勞動收入則相對穩定，受波及較小。
1870-2010年歐洲（英法德）的國民資本狀況
*表中數據是一國資本的累計存量（私人資本與公共資本之和）比上當年份國民收入的流量，它衡量了資本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
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和其前後的經濟危機對資本力量造成了巨大沖擊。
各國的收入結構又有一個共性——收入水平越高的人，資本收入在他們總收入中的重要性就越大，因而受經濟週期的影響也大；反而是勞動收入佔比較大，且具有一定技能的人群，在波動期能獲得更為穩定的成長期望。
1929年，美國前10%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構成
2007年，美國前10%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構成
*p90~95指第90百分位到95百分位的個體，p95~99指這之後的4個百分點，以此類推，p99.99~100指最後0.01個百分位的個體，即收入最高的0.01%個體的狀況。
從1929年到2007年，不變的是，收入越高，資本收入對總收入的貢獻就越大，所以資產（尤其是金融資產）價格暴跌其實對富豪的相對損益更大。
變化則在於，在當今世界，資本收入高於勞動收入的情況存在於更小的範圍內，即個體必須攀爬到更高的社會階層（從過去的前1%變成現在的前0.1%）才能無需勞動而不損失主要收入。這說明勞動對收入的重要性上升是一個長期趨勢。
而勞動收入又主要取決於個體的人力資本狀況，其決定因素是教育和技能。
換言之，大環境遇冷時，個體人力資本增長的重要程度會相對提升。寒冬裡最重要的就是強身健體，自我教育。
而另一個人們可明顯感受的現象也提示了在變革期做出選擇的重要性——從古至今，風流人物都是扎堆出現的，其成就和價值與“出道時間”強相關。
遠有春秋戰國諸侯並起、百家爭鳴，近有改革開放40年以來4代商業領袖的集中崛起。
其中“84派”、“92派”企業家都直接以時間為名號，這直觀地體現了時間機遇的重要性。
著名的84派企業家有魯冠球、任正非、柳傳志、張瑞敏、王石，他們在缺乏產權體系和企業制度的情況下，做了從無到有的開拓，其所創立、領導的企業，至今仍活躍在中國經濟前線。
92派則是“下海”一代。他們多為體制內公務員或研究人員。在鄧小平第二次南巡講話的激發下，他們放棄了鐵飯碗，投入了浪潮迭起、收益和風險都更大的商海沉浮。這一派的代表企業有陳東昇創立的泰康人壽，潘石屹創立的SOHO中國，馮倫領導的萬通控股，馮侖還參與了中國民生銀行的創立。
到90年代末，互聯網江湖登場，細數如今的第一梯隊BAT，它們成立的時間極為接近：騰訊成立於1998年，阿里誕生於1999年，百度則是2000年。
第四代新企業和企業家則出現在新千年中國入世後，其中一個大機遇是2012年前後萌芽的移動互聯網，這一批潮流中的佼佼者包括美團、小米、滴滴、頭條。
有意思的是，回憶中“群雄輩出”的時刻——1984、1992、1998、2012——往往在當時都是差年景。
1983年，保守主義回潮和全國嚴打讓改革開放遇到了第一個回灣；80年代末，準備不足的“價格闖關”引發了全國範圍的惡性通脹；90年代末則是互聯網泡沫的破滅和亞洲金融危機；2012之前，中國經歷了08年~09年的衰退，10年~11年的小反彈(4萬億和寬鬆貨幣政策的刺激)，但水大魚大的狂歡式增長已經過去。
而在當時的迷霧中，投身以上4次趨勢早期階段的人——不管是創業者、前期員工，還是趨勢的觀察者、服務者，都由此開啟了陡峭的個人增長曲線。
全球經濟衰退趨勢繼續發展的2019年，又是一個“差年景”，這很可能說明又到了“扎堆出道”的時刻，又到了被動者與主動者命運分叉的窗口期。
2019年及之後，做選擇的原則，應像狄蘭·托馬斯的那句詩：“Do not go gentle into the good night（不要溫柔地走進那個良夜）”。
你必須帶著以下視角，審慎、仔細地觀察眼前的黑夜和混亂：
第一，投資自己。
投資自己，然後收穫自己的增長曲線。
拆分來看，這包括：
（1）能力的增長：
敢於“淋大雨”，挽起袖子做實事，在實踐中錘鍊出稀缺的實幹能力；
（2）認知的增長：
主動選擇有深度思考、終生學習環境的工作，儘量減少“元無知”（對無知的無知），做一個“開源”的人，形成跨圈層、跨產業、跨代際、跨地域的視野。未來，learning curve（學習曲線）一定比簡歷更寶貴。
（3）新人脈的增長：
和未來的“rule maker”共事，而最值得信賴的人脈永遠來自“相識於微時”。
識時務者為俊傑，與其被時代牽著鼻子走，不如投資自己、中流擊水，讓自身和大勢同頻共振。
第二，在看待事物時，拉大時間尺度。
向前看歷史，向後看大勢，不和一兩年的回報較勁，不拘泥於眼前一城一池的得失。
重新思考事業方向時，好的提問方式是：20年之後，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那麼頭5年應該發生什麼變革？今天的我應該從哪裡努力？
時間尺度能幫人獲得“跨出舒適區”的冒險勇氣，也能幫人建立“待在難受區”的沉著定氣。
事實上，“局部最優解”永遠是偉大的敵人，切忌在一個又一個局部最優解中走向平庸。不要觀風口，要敢於認準一件事就長跑、帶著“鈍感”磕下去。
第三，一定要有想象力。
人很容易被慣性束縛，想象力的作用，就是幫人擺脫地心引力。
克里希那穆提說：“人腦一旦像電腦一樣不斷地存檔，它一定會變得機械化。數千年以來，你一直不斷地將各種譭譽經驗存檔。這便是我們的侷限，我們所謂的進步活動。”
按照榮格的說法：所謂命運，就是那些沒有進入意識的潛意識。人們在做抉擇時不知不覺地受到了這些並不明朗的潛意識影響，它不可名狀，難以抵抗，世人以為那是命運。
打破潛意識的設限，充分開發“腦補”能力，是有所成者的共同特徵。放下存量，嘗試歸零，某種意義上，這是“改變命數”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