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邊緣》：清華大學教授的一本書，講述了一個時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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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知道“格非”是誰，更不要說知道他的作品，以及他作為作家的身份。但是提到八十年代初期的“先鋒文學”，永遠繞不開作家格非。

八十年代出現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之後，八十年代中期由馬原所引發的另一種文學形式——先鋒文學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吳亮在他的《馬原的敘事圈套》中說：

“在我的印象裡，寫小說的馬原似乎一直在樂此不疲地尋找他的講故事方式。他確實是一個玩弄敘事圈套的老手，一個在小說中偏執的方法論者。”

所謂先鋒小說，泛指在文學發展過程中，一切具有超越既定法則，勇於進行新的藝術探索的小說。但在中國當代文學語境中，它特指八十年代出現的一批具有藝術探索精神的實驗小說。

先鋒文學的代表人物有餘華、馬原、蘇童、洪峰、格非，以及殘雪、北村、孫甘露、葉兆言等。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出生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文革中度過了自己的童年或者青年，執筆寫作的時候，趕上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同時也是最後一次文學大爆發。

餘華、蘇童、格非、馬原和洪峰被譽為先鋒文學的“五虎將”，新寫實主義的佈道者。在八十年代後期，格非、餘華等人在中國文壇上，嶄露頭角，聲名鵲起。

格非，本名劉勇，江蘇丹徒人，1981年進入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留校任教。1987年，格非發表成名作《迷舟》，1988年，格非發表的中篇小說《褐色鳥群》。

格非以學院派的清淡簡雅的文字風格和新銳奇詭的故事圈套，和餘華的《一九八六》、《往事與刑罰》，馬原的《虛構》以及蘇童的《罌粟之家》等作品，被冠以“先鋒文學”的稱謂。格非也因此和“先鋒文學”有了剪不斷的關係。

格非在意識到中國古典文學的重要性之後，開始沉入對古典敘事的追索，“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夢》和《春盡江南》的相繼問世，讓格非的文學創作走入了江南山水的奇幻與古典之中，更上一層樓。2015年，格非以“江南三部曲”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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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是清華大學的教授，正如劉震雲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的一樣，這樣的事實並非能夠增添他們作為一位作家頭上的光環；唯一能夠衡量一位作家的尺度應該是他的作品。毫無疑問的是，對於“學養深厚”和“著作等身”，兩位先生可謂少數能夠當之無愧的中國現代作家。

五四時期成長起來的那一批中國作家相繼離世之後，中國文壇也像當今的社會風氣一般，讓人產生一種昔盛今衰的感嘆。

從共和國的建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可以說整個中國文學界都被同一種氣氛籠罩住，談人性和歷史的作品漸漸銷聲匿跡。老一輩作家如鄧拓、老舍、傅雷、丁玲、沈從文等文壇巨匠的命運，至今提及仍舊不免讓後來者深感心酸落淚。

因為他們是作家，是文藝工作者，是人類靈魂的探索者，他們所遭受的迫害昭示了那一個時期內整個思想界人性的荒蕪。相對於魯迅、郁達夫、許地山、徐志摩等英年早逝的文學大家而言，更為年輕以至於經歷了民國和共和的他們更為不幸。

實際上從建國以來，五四新文學的影響已如強弩之末，五四遺風蕩然無存。直到流放農村的知識青年們以稚嫩的筆觸打破堅冰，一如五四時期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一聲劃破沉寂的黑夜的吶喊，整個中國文壇春雷陣陣，總算從枯死之木轉而為勃勃生機，一個新的時代緊隨改革開放的腳步，不僅是整個社會面貌發生巨大改變，就是整個文壇的氣象，也猶如萬木逢春，枝繁葉茂地發展壯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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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學的大量湧入，傳統文學的從新構建，繼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另一場全新的文學變革悄無聲息地開始蔓延。

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中國現當代作家，他們的成就並不遜色於他們的前輩——那一批在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當代中國作家。季羨林先生駕鶴西去之後，舉中國無復大師歟！

大師是五四時期的產物，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其實是像餘華、劉震雲、格非、蘇童等會講故事的大家。

擺脫了時代的鐐銬和侷限，他們筆下對於人性的拷問和挖掘，那種穿越歷史的對於人類靈魂的探索在他們的小說裡被再一次開啟，通過筆下人物潺潺如流水一般不驚不嘆的訴說，將讀者引入一個更為奇妙深邃的世界。

看過《邊緣》的導讀，輕而易舉地我就將它和餘華的《活著》聯繫起來，這是一本需要像讀餘華的《活著》一般，抱著一顆悲憫的心不斷糾纏於人性和歷史衝突，一點一點地感知苦難的堆積直到書中的最後一個字倏忽而逝，長舒一口氣彷彿從夢靨裡緩緩甦醒，只有這樣方不辜負作者苦心孤詣想要向人們揭露的人性的溫柔和歷史的冷漠，以及人，在宿命的掙扎中所表現的無賴式的樂觀主義和墮落精神。

我們甚至可以稱之為“荒謬的苦難美學”，在對於苦難的欣賞過程中感悟人性之花絢爛的開放和慘然凋謝。猶如推開古舊的教堂的門，又好像突然闖入一座無名的深山古剎。那是一種宿命的莊嚴和宗教的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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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講述了一個即將死去的老人回憶自己一生的故事，他躺在床上，渾身傷病，彷彿已經死去了，成為歷史。多麼像是福貴在訴說呢？餘華的《活著》裡的徐福貴，牽了一頭老牛，在柳樹下坐下來，開始講他一生的故事。

兩本書都是對於一個普通人在歷史的大變革下無法左右自我命運的普通中國人的敘寫。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還是民國時期，軍閥混戰，外族入侵，抗日救國，抗戰勝利，內戰爆發，國民黨戰敗，新中國建立，接著是土地改革，人民公社，上山下鄉，直到改革開放。

歷史從來都是帝王將相的歷史，成王敗寇，史不絕書。但是歷史對於任何一個普通人而言同樣關乎生死存亡，一個人在這樣的歷史浪潮的席捲之下，就如一粒草芥。

在上世紀的中國的農村，無數的普通人經歷了這樣的命運，《邊緣》和《活著》所講述的，只是這一個龐大集體的一兩個代表，或者說已經代表了那個時代所有普通人面對歷史時所必然遭受的命運。

他們沒有控訴，也沒有抱怨，只是默默地忍受著。其實他們並不知道，這是歷史所施加給他們的沉重的枷鎖。他們無聲地接受了，這是他們難以逃脫的苦難的宿命。

格非作為先鋒文學的虎將，也是江浙作家群代表，在故事的構建上精心佈置，環環相扣又看似毫無關聯，完全打亂了傳統的敘述模式，彷彿在流水裡凸出來的石頭上跳躍前進。

內容上，全書則以平穩的筆調和傷感的語言勾勒了整個故事的輪廓，然而在這不動聲色的敘寫中，卻又讓人感到難以抑制對於生死愛恨的哀思，瀰漫了江南水鄉獨有的婉轉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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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過程中，我彷彿都能看見一位病怏怏的老人躺在光線昏暗的破屋子裡展開回憶，由於精力的疲乏和內心的困頓，因此他的回憶顯得斷斷續續。

一個人在將死之時回憶一生漫長的時光，回憶那些曾經痛苦或者痛苦的片段，心中充滿了無言的懺悔。跪倒在耶穌受難的十字架之下，他將指引懺悔者看到一條怎樣的救贖之路？一生都在個人和歷史之間掙扎，到底還是失敗了。

“那條道路像是從一道山樑的背後閃了出來，沿著赤褐色的荒原伸向灰濛濛的天際。當時，我並不知道，這條光禿禿的道路實際上已經包含了我漫長而短促的一生中所有的祕密。”

——那些交織在父親、母親、小扣、杜鵑、徐復觀、胡蝶、仲月樓、花兒、宋癩子等人之間的看不見的蛛網，綁縛了“我”無法自主只能聽應天命的一生；麥村、東驛、信陽、越河，性愛、婚姻、戰爭、批鬥、平反……像一個個陷阱，讓“我”漫長而短促的一生停停走走，跌跌撞撞。

我們能夠讀到苦難，但又不僅僅是苦難；我們能夠讀到孤獨，但又不僅僅是孤獨。現代的人去目睹真實地發生的歷史，他們會覺得多麼不可思議；就像那些遭受迫害的老作家，他們能夠洞察人世的真理卻不能掌控自我的命運，在那樣一個黑白顛倒的年代，太多的人被人為造成的不幸所埋葬。

展現在書中的，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在中國的南方的那片土地上發生的真實的歷史，記錄了一個人的命運，他的命運即是一個時代裡所有中國人的命運。

書籍扉頁上寫著：“他們終其一生，掙扎在人生與歷史的邊緣”。他們平靜如水的訴說，只是告訴不明真相的我們在他們身上發生了什麼——他們怎樣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以血肉之軀承載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歷史。

參考文獻：

格非《邊緣》，格非作品系列，上海文藝出版社

陳文超，郭冰茹《中國當代小說敘事演變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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